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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9-34937.htm

胡适与何炳松同为20世纪中国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们有不少有趣的共同之处,也有一些共同被人误解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有关他们的学术背景。胡适尝言:历史是我的训练。但其实胡适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出身,他的本专业是哲学,只是他一直研究哲学史。与胡适相比,何炳松向来被视为专业历史学家,誉为“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何炳松也不是历史学家出身。胡适和何炳松在美国受到的专业训练都不是历史。何学的是政治,他于191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比胡适早一年回国。但与胡适同时在1917年任教北大。

  尽管何炳松没有攻取博士学位,与胡适一样,他在美国的学位论文也是有关先秦的。他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政治,符合他的专业要求。回国之后,胡适与何炳松都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有不同程度的关系。胡适在1921年虽然没有接受邀请做编译所的所长,但推荐了王云五,并为之改革提出了参考意见,而何炳松则在1924年到编译所,以后又担任所长、总编辑等职,直到1935年出任暨南大学校长时才离开。更有意思的是,何炳松与胡适同样对章学诚有兴趣。胡适的《章实斋年谱》增订版出版时,何炳松为之作序。以后,何也发表了有关章学诚的论著。从他们回国到30年代中期,何与胡虽然交往不算多,但可谓气味相投,也曾在北大同事几年。直到1935年何炳松参与起草和发表“十教授宣言”,提倡中国文化本位,才与胡适的支持全盘西化的思想对立起来。但两人的关系并未恶化。〔1〕抗战开始后,胡在美国任大使,争取美援,而何则率领暨南大学的师生辗转于浙南、闽西等地,颠沛流离。两人没有来往。抗战结束,何已病入膏肓,一年不到就与世长辞了。

  何炳松与胡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胡适一直坚持西化的必要性,尽管他一生治学则以中学为主。而何虽然早年主持翻译西洋历史,成就卓然,但对如何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在中年之后有所改变,认为需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他们的不同,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何的“变 ”与胡的“不变”,更揭示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改造与民族主义情结的处理上不同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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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0-34885.htm

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 ”,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1]。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

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1]。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 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

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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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6-03-19-34883.htm

  现代浙东学术不同于传统浙东学术。传统浙东学人,因交通等因素,多在浙东活动;而近现代浙东学人,则多到外面活动,地域概念弱化了,学派观念也弱化了。不过,浙东学术的治学精神还保存着,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浙东学人。后代浙东学人,时不时会以浙东学人后继者自居。今天,在以宁波为首的浙东崛起全国之时,打捞浙东文化资源,自然也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史学一向是浙东学人的强项,这在20世纪中国同样有所体现。《现代浙东史学成就述略》拟选取已经过世的几位宁波籍史家,逐一向读者作介绍。张其昀是20世纪浙东最著名的学人之一,列入浙江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本文初撰于1998年,据《张其昀先生文集》诸材料而成,为市社联《浙东学术史专题研究》成果之一。今年上半年,笔者到台北作学术交流,得张其昀儿子、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境湖先生的接见,获赠张其昀著作一箱,大开眼界。现应本刊之邀,乃增补成此文,以饗读者。

            一、生平与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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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qjwj/2006-03-18-34871.htm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一说,在近代中国的学术史上,影响极其深远。这一理论为我们掌握中国思想学术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从康有为开始,中国近代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诠释和改造,都或多或少地与章学诚的史学、经学研究以及章所继承和归纳的清乾嘉以来的学术精神,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系。当然,根据钱钟书等人的考证,章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六经皆史”的人,但章学诚毫无疑问是将这一观点加以深入阐发和系统整理的集大成者。[1]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不但要求对六经作一历史的解读,而且希望通过这一历史的理解,对经典本身的含义及其所阐述的“道”作出一种诠释。

  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理论,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六经皆史”的提出代表了一个将史学与经学加以结合的企图。这一企图虽然在以前曾经出现过,但却是在清代的乾嘉学术中,得到了充分的强调。章学诚的说法与乾嘉学派的传统有关,因此有人将章视为清代学术的“殿军”。[2] 在章以后,中国的近代学人如清末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等人和民初五四的领导者胡适等人,都希望通过对古代经典的历史的解读,重新认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此看来,章学诚又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先启者。

  其次,除了上面的思想史的观察,我们还可以就章“六经皆史”说本身及其对古代文化的理解与诠释,作个别的专题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倪文孙(David Nivison)的《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The Life and Thouhgt of Chang Hsueh cheng)一书,就是一例。这种专题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对中国思想传统认识和诠释的独特性。本文的写作,就是想从经典诠释的角度出发,将章学诚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解读,与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发展,作一个比较研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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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16-34860.htm

摘要:本文主要是對1950年以來海峽兩岸三地,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進行全面性的回顧。除了詳閱各家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相關論述外,筆者還參酌張榮芳、陳識仁、謝保成、朱仲玉等先進的研究回顧論著,從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兩個方面,檢視195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二)史官、史家與史籍;(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研究集團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大陸地區以《史學史研究》期刊、白壽彝為中心引導,臺灣地區則以1985年以來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耀東、雷家驥等學者的研究為最顯著。

  1949年以來由於政治因素,雖造成兩岸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隔閡與差異,但隨1987年臺灣地區的解嚴,兩岸的史學史研究也開始產生交流。兩岸三地史學史研究由分道揚鑣到相互交流,正顯示歷史學研究是與時代並行並進,史學史研究趨勢更是時代發展息息相關。兩岸三地學者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雖有觀點上的差異,但筆者相信經由各個研究者對史料深度的分析,加上兩岸對峙局面的漸趨消融、網際網路的普及發達等,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情況應會有更全面且確切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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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14-34848.htm

傳統中國史學在19世紀中業以後日趨式微,由於新時代的需要,加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衝擊,現代中國史學隨著20世紀的到來而開展。

1903年梁啟超(1873─1929)提出「新史學」的主張,宣告了現代中國史學的誕生。在這前後,中國學界譯介了日本學者浮田和民(1859─1935)的《史學原論》、坪井九馬三(1858─1936)的《史學研究法》等著作,從中既了解到日本史學的情形,也間接地認識了19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1

以下介紹20世紀前期中國學界著譯的史學理論書籍,包括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和史學史著作,從而探討現代中國史學成立的經過,作為探索21世紀中國史學路向的參考。文中提到的著作,一部分至今仍可在坊間購買,一部分只能見於圖書館中;此外,筆者也參考了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中的提要,及蔣大椿、陳啟能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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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fxlwj/2006-03-13-34846.htm

摘 要:晚清以降,受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潮和国内变革要求的双重冲击,不合时宜的传统史学日暮途穷。在梁启超首倡下,新史学逐渐成长并不断完善,到五四时期,基本完成了史学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为观念层面和物化层面的巨大变化,前者的标志是由最初对西方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盲目信奉,变为择善而从,再到独立创造;后者的标志是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化为多种流派,以及新史学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备。

关键词:传统史学;新史学;转型

历史学在我国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自孔子笔削《春秋》以还,名家辈出,杰作接踵。然因汉武帝独尊儒术,加之学术分类不明,故在汉代,史学只能曲附于六艺之列。魏晋之际,海内鼎沸,经学卤灭诸学并兴,史书数量激增,史学遂由附庸蔚为大国不但摆脱经学获得独立,且由丙部升为乙部,奠定了经史子集顺序,渐成显学。迨至唐代,刘知幾作《史通》,为中国史学发展作一总结。“六家二体”之论不但对此前的史著体裁作了高度概括,也使此后史书基本不出纪传、编年畛域,即有变化,亦甚有限。史学繁华历代不绝,使史家沉醉于已有成就,守成有馀,创造不够,更毋庸说认识其不足了。其实,传统史著存在严重缺陷,最突出的一点为仅注重政治,于民生、文化、风俗、宗教等多所忽略,即使史林双璧——《史记》、《通鉴》也概莫能外。究其原因,除了如吕思勉所说与作者系士大夫有关外,更主要的是符合以“资治”为旨归的封建社会的需求。到了近代,中西思想文化碰撞造成的剧烈动荡和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中国传统史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难以为继,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或如经学般被抛弃,或脱胎换骨以求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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