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6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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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26-35013.htm

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学术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开风气之作,基本提供了一个相对全面的新学术典范,这是学界大致的共识。从今天的眼光看,胡适所为兼顾了继往开来的性质: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当时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无人能过之。不过,胡适最初是因提倡白话文而在社会上「暴得大名」,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时在上层精英学术领域内已树立起自己的地位。他在其任教的北京大学取得为许多学人所认可的领先学术地位,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97-247页)。在这一方面,胡适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那样立刻一鸣惊人。北大早期学生毛以亨回忆说,胡适到北大,「未曾一炮打响」。「胡先生在北大,于初到后数日,即于某晚在大礼堂讲墨学,到者百余人,反应不甚良好。我与傅斯年曾去听讲,回来觉得类于外国汉学家之讲中国学问。曾有许多观点,为我们所未想到,但究未见其大,且未合中国人之人生日用标准。胡先生后来在北大研究所,与马叙伦同任中国哲学讲[导?]师。马氏担任老庄,而胡氏则指导墨学。马氏首言,欲讲名法,不可不先讲老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而当时之胡先生,口才亦不甚好,遂使研究员十六人中,十五人皆随马氏研老庄。当时哲学系,班长为赵健,觉得不好意思,乃声称愿随胡先生研墨经,「藉以解围」。(注: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原载香港《天文台》,承王泛森先生提供复印件,特此致谢)毛氏与胡不甚相得,晚年记忆,或有不精确处,但揆诸其它信息,此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不仅学生开始不甚欢迎,胡适还面临着同事的挑战。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冯友兰在1962年回忆他当年在北大哲学门上课时的情景说:胡适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老师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地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注:本段及下段皆参见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全国政协文史数据委员会编《文史数据选辑》34辑,4页)。冯友兰的这段回忆是要说明当时在「哲学史」课程上的新旧观念转换,他在此文中并叙述说,在陈汉章之前是陈黻宸讲中国哲学史,「从前三皇、后五帝讲起,每星期四小时,讲了一个学期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像这样讲,甚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要讲不完就是讲不完。」后来才是陈汉章接着讲,基本上就是《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那一套"。到冯友兰晚年所撰的回忆录《三松堂自序》中,这两个故事再次出现,原来所述二陈的话均在,仅文字小有歧异,而均隐其名(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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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lxqwj/2006-04-13-34984.htm

提要:刘师培是晚清经学研究的重镇,刘家世代以研究《左传》而饮誉学林。本文拟集中探析刘师培前期的《左氏》学研究,以“问题”为中心,从三个层次梳理刘师培研究《左传》的学术成就:一、先秦诸子述《左传》;二、《左氏》学行于西汉;三、《春秋》三传的先后关系;最后概述刘师培治《左氏》的学术方法以及评价他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春秋 ;左传; 刘师培 ;中国近代学术史

《左传》的学术命运,往往与今古文经之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左传》传不传《春秋》,《左传》是不是刘歆伪造,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疑案。自汉刘歆倡古文经学之后,古文学日盛。由于刘歆的努力,《左传》曾在王莽时一度立于学官,至东汉又曾立于学官,旋即被废。但是东汉末以降至隋唐,古文经学终于成为学术的主流,《左传》“传”《春秋》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立。从此关于《左传》是否传《春秋》,《左传》是否为刘歆伪造,讨论的人愈来愈少[1]。至清代今文经学兴起,常州公羊学派的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他站在今文学的立场上对《左传》提出全面的质疑,“而近儒刘氏申受,作《左氏春秋考证》,谓《左传》‘《书》日’之文,皆刘歆所增益。即桐城姚氏姬传《九经说》,亦以《左传》全书,吴起之伦,各以私意附会”[2]。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久已熄迹的今古文之争因此书而死诙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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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07-34970.htm

王国维(1877-1927)与傅斯年(1896-1950)出生时间相差将近二十年,一位是清代遗老,一位是五四青年;一位声嘶力竭提倡保护传统文化的价值,一位是近代反传统的健将。他们的社会角色截然不同,他们的著作却有著相当微妙的关联。

这篇短文便想探讨王国维与傅斯年之间思想学术上的连系。我将先简略地介绍他们对学问的看法及对俗文学的态度,然后以王国维的古史观,尤其是《殷周制度论》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关系为重心进行讨论。在傅斯年的已刊及未刊文稿中,并未以专文方式讨论过王国维,这就使得后人要考索这一层因缘变得相当困难。本文主要是透过傅氏藏书中对王氏著作的一些眉批来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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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4-07-34971.htm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浙江海盐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 朱希祖的中国史学研究

朱希祖师承章太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考取官费生赴日留学,后肄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那时章太炎正东走日本,倡言革命。朱希祖与黄侃、钱夏、周树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共同受业于章氏,听他讲说文、音韵诸学。太炎先生自撰年谱,其宣统二年条云:“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对朱氏的史学素养给予称赞。袁世凯想称帝,章太炎力诋之,遭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奔走营护,对章氏可谓是情谊笃深。朱希祖治史,主张“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认为这是“史学主体之大用也”(注:朱希祖:《章太炎先生之史学》,《文史杂志》第5卷,第11、12期合刊,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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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lyfwj/2006-04-01-34949.htm

[摘要] 章太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其思考往往超越时代,即使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譬如他对“外熏”与“法自在性”的关系的思考便暗合当下学界对外缘现代性与自发现代性的划分。本文着重梳理章太炎对学术与政见、“独”与“群”、“外熏”与“法自在性”的关系以及对个性、道德等论题的深刻思考,以期对当下的思想文化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学术与政见;独与群;个性;道德;“外熏”与“法自在性”

一、学术与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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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04-01-34951.htm

摘要:伦理革命是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陈独秀伦理思想的来源主要是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伦理观;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在继承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此作了发展。他的伦理革命观具有时代意义和贡献,然而,其思想体系又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悖论和混乱。

关键词: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前期;伦理革命

新文化运动前期(以“五四”为分界线),陈独秀提出了“伦理革命”的口号,[1] 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以往,学术界对陈独秀伦理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和分析陈独秀批判儒家伦理道德和传播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具体内容及其反封建意义,而且,研究的力度不够。[2] 本文不拟对陈独秀“伦理革命”的思想作全面研究,只就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思想来源和在近代中国伦理变革中的历史定位这三个学术界研究不够或较少关注的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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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4-01-34952.htm

摘 要:考证与思想并不矛盾,考证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史学思想的方式,他们往往寓思想于考证之中,议论与考证相结合,把史学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实的学术基础之上。他们多能贯通经史,移治经之方法以治史,对于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不容忽视。在治学理念上,把考证与经世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关系,他们在解释、建构某种政治道德说教时,不脱离文献和历史本身。

关键词:历史考证;史学思想;钱大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历史考证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从事考证研究的史家穿穴经史,网罗文献,严密考订,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发空论,不仅在厘清史料、求得史实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史学思想方面也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来看,揭示历史考证学者的文献学贡献的成果甚丰,探讨历史考证学者的史学思想的成果则明显不足。不仅如此,人们还往往把考证与思想对立起来,忽视了考证背后的丰富的思想资源。实际上,只要翻检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表达史学思想的不同的方式,作为研究者,应该对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给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体察中国史学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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