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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9-28-35282.htm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过程,即50年代的相对寥落,60年代前期的活跃,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沉寂,以及70年代末至今的迅速发展。这50年中,有过一些教训,但终究取得了许多成就。当前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是需要有更多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论著问世,在认识上和成果上更好地发挥中国史学史的社会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三四十年代相比,显得比较寥落。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论者蜂起,百家争鸣,令人鼓舞。十年“文革”,它便沉寂下去,忠实而执着的研究者,也只能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坦途,中国史学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迎来了它的春天,步入了它的发展时期。概而言之,这5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活跃走向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远未终结,但其前景确实使人充满信心。

一 从寥落走向活跃: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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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09-25-35270.htm

摘 要: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起来。

关键词:清代;史馆;乾隆;文治;正统论;臣节

以文教施政治民,注意对社会精神生活的建设与引导,倡导文治,是古代高明的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采取的措施。文治所注重的是推行政治教化、巩固纲常道德、阐扬儒家学说、发展教育、整理典籍等等。总之,是通过兴办各项文化事业将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教化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使之不偏离当朝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需要。在清代诸帝王中,清高宗乾隆最重文治,而且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将推行文治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把设馆修史当作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这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有较高学术修养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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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09-22-35269.htm

胡适对自己的学术定位是最感兴趣于史学。他晚年曾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它各行的什么起专家。”[1] 然而,相对于研究成果丰硕的“胡适学”来说,学术界对作为史学家的胡适的思想研究则可以说是相当薄弱的环节了,不仅论文不多,专门的论著也很少;而在这有限的论著中,有关其方法论的研究又占了大部分。[2] 因此,本文结合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拟从胡适的历史观、史学认识论和价值论、史学方法论和史料观等方面对胡适的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

一、胡适的历史观

胡适虽然没有对历史的本质与构成、历史发展形式、历史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作过集中和系统的论述,但是我们通过他不同时期各类著述对这些问题零散的阐述,还是能够勾勒出胡适历史观的基本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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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zghwj/2006-09-07-35246.htm

记得当年老师曾说过这样的话:理科学生的书,是越读越少;文科学生的书,是越读越多。何以如此呢?因为数理化的书是逐步“淘汰”的,有了现在新出的书,前人(如阿基米德、毕德哥拉斯)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人文学科的书是不断积累的,不能因为今天有这么多的新书、新教材,前人的著作就可以不读了。近年来,民国年间人文学科学术著作的重印热销,似乎为此说提供了一个佐证。不过,旧著重印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前辈学者的一些学术名著,而对于他们所写的一些文史通俗读物、教科书,尚未能充分重视。其实,后者有不少都是前辈学者的精心之作,值得重印介绍。比如,吕思勉先生在七十余年前写的这部《本国史》(全称《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就很值得今天的文史学者和青年学生阅读参考。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一八八四年二月廿七日(甲申二月初一)。吕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童年时受的是旧式教育。后因家道中衰,不能延师教学,径由父母姐姐督学讲解。十五、六岁起,他自读了正续《资治通鉴》、《明纪》、《文献通考》,以及前四史和新旧唐书,并练习圈点和撰写史札笔记。这期间,他还得到家乡名宿丁桂徵、谢钟英、屠敬山的指教。尤其是历史学家屠敬山,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曾在常州城内“读书阅报社”讲元史,吕先生也前去听课,且受益非浅。因受屠敬山的民族史研究的启发,于是接读了《辽史》、《金史》、《元史》及其他诸史。到二十三岁时,吕先生已系统地把二十四史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

自少时起,吕先生就学写读史札记,成年后更订立了严格的工作计划。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史学研究与写作上,每天清晨起来,就埋头于阅读写作,一直工作到深夜,五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读了数遍,又参考其它史书以及经、子、集部等文献,将辑录的史料进行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写成一条条札记。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100 多万字。在当代史学家中,能够真正通读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学界的传奇人物,而吕先生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吕先生读二十四史,全书从头到尾都用红笔加了圈点或符号,如人名加【】,有用的重要史料圈点,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据学者的估计,对于二十四史,吕先生至少读过四遍以上,这种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蒿庐问学记》,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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