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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xglwj/2006-10-31-35349.htm

摘 要: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钱穆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他往往是以此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和中国史学精神。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主要包括中西史学关于历史中人与事关系的认识、史学的通变观、史学的体例和体裁、史学编纂方法、史学功用、史学发展形式等方面。钱穆的中西史学比较观在建立在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基础上的,意在为他的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它既有积极合理性,也表现出文化保守性和民族狭隘性。

关键词:钱穆 中西史学比较

钱穆(1895-199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人文主义史学家,他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建立了他的人文主义生命史学观。他认为,历史即文化,文化即历史,两者是合二而一的,历史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靠中国儒家文化,西方文化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的问题和危机也必须靠中国儒家文化才能解救。所以,他也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之一。为了阐明中国儒家文化优越性和普式性,他对中西历史文化进行了大量比较研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为他的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基本依据之一。目前,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对他的中西历史文化比较思想主要从整体上进行研究,[1]对他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则缺乏研究。再者,钱穆往往是通过对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来阐明史学的本质、方法、功用以及中国史学精神。因此,对他的中西史学比较思想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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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10-19-35321.htm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到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以前的十几间,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对变法维新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从对老师康有为思想的简单模仿与传播中转到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期间,梁启超的重要著述活动是给《新民丛报》写保皇立宪的政论文章,以及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他的一些人物传记,他的传记有两类:西方政治家的传记,中国政治家的传记。对中国人物的传记又可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当代政治家,如李鸿章、康有为及后来成书的“戊戌六君子”;第二类是古代的凿空、拓边、卫国者,如张骞、班超、郑和、袁崇焕等;第三类是古代的改革家,如管子、王安石。梁启超在第一类和第三类中国人物的传记中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和情感,管子、王安石与李鸿章、康有为,形成鲜明之对比,光彩之辉映。辛亥革命以后的梁启超顺着另一思路,即“纯”学术的思路进行了他的学术研究。其中的重要成果《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出版),是他戊戌以后辛亥以前这个时期的政治思想的总结。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启超治中国政治思想,盖在二十年前,于所谓《新民丛报》、《国民报》等,常作断片的发表。虽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之招,讲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毕。略赓前绪而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自序》,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

显然,他自认他在该书中所表述的思想“大致无以甚异于今日之所怀”,此书不过“略赓前绪而已”。那么二十年前他著述中的问题,不过有些“粗疏偏宕”。粗疏,是指不够系统,有些零乱;偏宕,是什么,就很难说了,笔者认为可能是他自认立宪保皇、所招致的非议,有自我辩解之嫌。当时已是民国十一年,共和制度已成定局,他本人也曾经历了护国之役和宣统复辟。所谓“偏宕”是出于对自己二十年前思想的检讨,还是在国人面前,表示自己对民主共和的诚意,也不得而知。我们要看到的是,梁启超对先秦政治思想的总结在基本思路上与二十年前没有大的差别。所以我们除去他“君主立宪 ”的政治主张上的前后差异,在对传统思想的理解、认识上,这二十年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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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10-17-35311.htm

  嚴先生安徽桐城羅家嶺人,名德厚[1]字耕望號歸田,以字行[2],所謂歸田者,取陶野人「歸園田居」之意[3],可見其心意指歸大抵在於恬淡自然、不與世事,觀其一生治學亦以躬自砥礪、勤耕不輟垂范後世,余英時謂其為史學界的「樸實楷模」[4],誠然也。先生論著精當,且卷帙煌煌,如《兩漢刺史太守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為現代學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學思想、研究路數從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學三書》,尤以示人治學門徑為己任,綜合數端,先生之史學可概而略述也。

  據先生自述其幼年對數理之學頗有天賦[5],又對地理學饒有興趣,後因機緣[6]而轉入史學之門,於民國二十六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章實齋有言「學問不可無宗主,但不可有門戶」,詳繹先生所撰《錢賓四先生與我》,可知先生之學實源于賓四先生。雖然耕望先生很早便專心於制度研究,大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即是《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編上卷出版,但真正為其日後治學方向做了決定性指導的,當是錢賓四先生來到武大後做的第一次講演: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便是行政制度[7]。縱覽耕望先生所成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為易簧後及門弟子李啟文所整理)當屬歷史地理;《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兩卷四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當屬後者;其他單篇佳作幾乎無一例外[8],晚年所編之論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與此同時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幾項研究計畫《唐代人文地理》、《國史人文地理》也是圍繞著歷史地理的方向繼續深入的[9]。對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師友門生也有共識[10]。

  賓四先生不僅為其點明了治學之路所在,還將一種「通識」的眼光傳授於他:「現在人太注重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一個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此種「磅薄」的氣象、「通識」的要求,正是所謂國學的精髓所在,近現代學人莫不以此為治學標的[11],而此種「通識」又是建立在專家之學基礎上的,賓四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要先專精某一斷代,然後來看通史,在這一基礎上重新認識此段歷史,續而再挑某一斷代大下力氣,回來再看通史,這樣一段一段延展開來,最終豁然貫通、渾然一體。蒙文通亦有類似的看法[12]。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氣去實踐了,他也是從秦漢入手--這一點頗有賓四先生之風,先生亦曾著有《秦漢史》一書,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對先秦之學未能深下功夫,于賓四先生學歷史必以《左傳》為柱石的觀點[13]稍有不同--寫出了《兩漢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續而又將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寫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後他又著有《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補了漢唐之間的制度研究空白,雖然他沒有寫出通史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編)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經體現了一定的通史眼光,從而在宋以前的區域內完成了從斷代到通史再到斷代的研究思路[14],這些都是大角度、全範圍的研究課題,而鴻篇巨制《唐代交通圖考》更是總結性地發揮了這一「專」與「通」、「精」與「博」的治學特色,寫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說:「蓋餘為學,既詳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廣被於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特以強毅沉潛,遵行計畫,深思慮、窮追索,不畏難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謂「夫子自道」。其《治史經驗談》第一篇第一節便是談「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見耕望先生對此是如何的「情有獨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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