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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sxlwj/2007-01-30-35452.htm

摘 要: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前辈学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单篇研究上,本文拟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繁荣的缘由,发展的趋势和编纂上具有的时代特点,做一初步的探索,期能引起学界对这一研究领域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缘由;趋势;特点

晚清是历史典籍极大发展的时期,纪事本末体史书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同晚清特定的历史背景相契合,纪事本末体史书出现了一些与传统史书截然不同的趋势和特点。本文拟用 “通识”的眼光,对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演变、发展的轨迹,编纂的特色,作一初步的梳理。不妥之处,敬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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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mwj/2007-01-30-35454.htm

[摘 要] 《资治通鉴》之所以博得古今称赞,关键在于其能于浩如烟海的史事中择取有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之事,以古鉴今,垂训将来。其中一百一十九篇“臣光曰”,作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全书的历史叙事提升到理性认识。它的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忧思,成为后世理解全书、认识历史的关键。

[关键词] 资治通鉴,臣光曰,内涵,忧思

《资治通鉴》成书后,在历史上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1](卷32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清朝开国名臣宁完我,曾给皇太极上奏折,提醒统治者重视此书,他说:“如要知古来兴废的事迹,则有《通鉴》一书。此等书实为最紧要大有益之书,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所当习闻明知,身体而力行者也”[2](卷中《请译四书五经通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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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sxlwj/2007-01-23-35434.htm

摘要: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

关键词:进化史观 《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 章节体学术史

一定的学术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戊戌变法的失败,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采西学新说”以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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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sxlwj/2007-01-19-35421.htm

摘要:历史观的变革是史学发展的根本变革,必然导致史学的深层次变化。西方进化论的传播,深刻地冲击着传统史书编纂的模式。中国的新史学思潮时期,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撰进行了具有成效的改造,出现了具有近代色彩的章节体历史教科书,和崭新的通史、学术史、地方志编纂方式。
关键词:进化史观 章节体历史教科书 通史 学术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出版。此书从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出发,将英国思想家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及其社会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糅合,在中国较为系统和深入地介绍了西方近代进化史观。严复宣传的社会进化论观点,适应了19世纪末中国形势的需要,它使立志改革和革命的人士有了新的思想武器,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欢迎。蔡元培先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i][p126]胡适也说过:“《天演论》出版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ii][p56] 西方进化论的传播,为戊戌时期的知识分子营造了崭新的理论氛围,它同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想结合,为新史学的诞生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理论准备。伴随历史观的变革,史家在进化史观的指导下对史书编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本文拟对此做一初步的探讨和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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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hfxwj/2007-01-09-35412.htm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陈以爱著,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版,另有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孙敦恒著,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创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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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hdrwj/2007-01-09-35414.htm

在我国方志编纂史上,全国性志书代有修撰,如隋有《隋区域图志》;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宋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元朝的全国性志书正式定名《大元一统志》,部帙达一千卷,明代仿其义例,纂成《大明一统志》;清代则纂有《大清一统志》[1]。《大清一统志》是历代一统志中最好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它曾经先后三次纂修,纂修时间历经康、雍、乾、嘉、道五朝,其中第二次纂修的主要任务是增修《大清一统志》的“西域新疆统部”,这是乾隆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一、《大清一统志》的先后三次纂修

清代最早倡议纂修《一统志》的是康熙年间的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他于康熙十一年(1671)上疏奏请:“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2]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各省施行,编纂地方志书。然而,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三藩之乱”起,战云密布,举国震荡,全力平叛为清廷首要之务,纂修《大清一统志》事暂被搁置。这是初修《大清一统志》经历的一大周折。平定“三藩之乱”后,各省又续修地方志书,为《一统志》准备资料。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又下令编纂《一统志》,兹因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久而未成。雍正帝继位后,继续督修《一统志》,又历时十余年,至乾隆五年十一月,《大清一统志》342卷告成[3],乾隆八年全书最终刊刻完成。这次编修,名为勒德洪、弘昼、蒋廷锡负责,实际由陈廷敬、徐乾学领其事,著名学者顾祖禹、阎若璩、黄仪、胡渭、齐召南等先后负责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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