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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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时,将史学纳入理学体系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史学思想。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史学价值的判断,即治史对个人、对当时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朱熹力图区别自己与“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 1)的浙学学者治史的异同,批评他们“只是读史传,说世变”( 2),“论事而不求理”,而自己治史是“要就事物上见得本来道理,即与今日讨论制度、较计权术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 3)显然,朱熹的治史价值论具有十分浓厚的理学色彩,表现出他力图把史学纳入理学轨道中去的愿望。朱熹将治史作为格物之一事,认为应该从中获知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天理是“善”,人欲则是“恶”,由此而存善去恶,换言之,即治史具有明理修身的价值。同时,朱熹还强调治史应该为当世之用,特别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两宋现实借鉴作用,即强调史学现实的社会价值。如此,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良莠并糅,具有两重性。遗憾的是,朱熹的治史价值论至今没有学者专门研讨,故笔者不擅愚陋,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治史以明理修身

  朱熹认为治史可以明理,对学者修身养性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即学者通过治史可以了解天理、人欲,以便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根本目的,这是他治史价值论中最鲜明的特点。他明确表示:古代圣贤著“六经以教后世”,六经中“义理之精微,古今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因此后人学六经可以明理修身;而汉代之后,史学崛起,“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考史以验时事之变,以至见闻感触有接于外而动乎中,则又或颇论著其说,以成一家之言,而简册所载、箧椟所藏,始不胜其多矣”,因此,“学者不欲求道则已,诚欲求之,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 4)由此可见,朱熹认为学者治史应该围绕着明天理、利修身这一根本目的而进行,从治史中了解为法为戒的天理和人欲,如此才能明天理、谨修养,以达到圣贤地步。

  朱熹曾说道:“既做秀才,未说道要他理会甚么高深道理,也须知得古圣贤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是如何?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是如何?从来古今人物议论如何?这许多眼前底都全不识,如何做士人!”显然,他将读史书、了解“古今盛衰存亡治乱事体”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最起码常识,因为历史上的吉凶存亡、为法为戒的“粲然之迹,必然之效”都“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 5)他在教育自己的学生读史时,在强调治史要明天理、谨修养的同时,也强调治史必须具有当世之用的意识:“今也须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见得周遍”,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职官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方浃洽通透”,如此“物格知至,方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无障碍。”( 6)这一节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朱熹治史对学者修身的关系、以及社会价值的观点。自然,基于他的理学观点,朱熹更加重视治史的修身明理作用,他用陂塘蓄水与溉田作比喻来论述己身修养与治史关系:“今人读书未多,义理未至融会处,若便去看史书,考古今治乱,理会制度典章”( 7),只有陂塘水满,才能滋殖田中禾稼;如果陂塘之水仅有一勺,那么决陂塘溉田,不但无益于田,而一勺之水也很快干涸,至于读书已多、义理已明,却不去看史书、考治乱、理会典章制度以去经世致用,则象陂塘之水已满,而不决以溉田。当然,朱熹也感到真正处理好治史与修身明理、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也是很难的事:“大率学者须更令广读经史,乃有可据之地。然又先非识得一个义理蹊径,则亦不能读,惟此处为难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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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浙江瑞安人。1878考取生员,1893年考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在考取功名的过程中,他基本上一直以教书为生,考中生员后的次年,他即设塾于家授徒,自1887年后直到1902年他又先后在乐清梅溪书院、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青山书院、三溪书院、上海速成学堂、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塾等处掌教、阅卷以及担任山长、监督 和 教授等职。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初,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1903年中进士后,先后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浙学堂总理、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等职,1913年后在北京大学 任史学 教授,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陈黻宸不仅是在教育方面成就卓著,在政治方面也颇有建树,1909年浙江咨议局成立后,他当选为正议长。武昌起义后,曾与他人一起组织民团准备响应,后被推举为浙江省民政部长,旋即辞职,转赴上海任世界宗教会会长。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曾严辞拒绝使北大师生上书劝进,后又弹劾总理段祺瑞,甚有气节。在学术方面,陈黻宸以史学而知名当世,是当时颇有成就的新派史家。其重要史学著作有《经术大同说》、《独史》、《地史原理》等数篇论文,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及《中国通史》等两种专著。其中《中国通史》最为重要。该书撰成于1913年,论次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迄于清世,全书由春秋、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四部分构成,共二十卷,提纲挈领,间发议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陈黻宸的史学成就。考陈黻宸史著的成书年代,皆在1900年至1917年之间,而此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时代巨子们风头正劲,因而尽管陈黻宸在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学界的地位并不显赫。故而当代史家在探讨二十世纪初年的史学发展状况时,多将注意力放在了引领时代潮流的那几个史学大家身上,鲜有关注一般史家者。就陈黻宸而论,近年来虽有学者予以表彰,但论文篇数既少,论述又多流于浮泛,显示出学界对当时一般史家的冷漠。而事实上,在这些一般史家的论著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在他们的言行背后往往还蕴含着当时史学发展的真实状况,故而颇有探讨之必要。为此本人打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黻宸的史学成就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尝试对当时史学发展的一般特征进行把握。


一、“物竞天演之论,虽百世无以易矣”


如所周知,自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在十九世纪未出版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很快便风行学界。处身于这样一学术背景下,为学一直求新求变的陈黻宸自然也深受影响。如他论及人类发展史时说:“人为进化之动物,由近古观中古,其进亦犹是耳。由中古观上古,其进亦犹是耳。我谓自有生人以降,积耳目之经验,知识之发生,天演之例□物竞之义欤?推而弥大,莫能抑遏,必不至迟之久,迟之又久,而文化稍稍萌芽之迹,乃遥遥然得之数十万年以后。”①[p616]他还具体探讨了人类历史上的优胜劣汰,所谓“自辟为大宇而人类以成。其始也兽化人,其进也人胜兽,其进也人胜人。相维相系,相感相应,相抵相拒,相竞相择,历数十年数百年数千数万年之递相推嬗,递相陶汰,莫不优者胜,劣者败,又莫不多者胜,少者败。”②[p679] 并总结说“物竞天演之论,虽百世无以易矣”。③[p784]从某种意义说,他的这些言论可视为读《天演论》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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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sxlwj/2007-05-18-35542.htm

摘要:《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一部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具有自身鲜明时代特色,作者通过成熟的编撰技巧,运用纪、传等形式,客观地反映出契丹民族历史的发展大势与各族人物活跃于民族交融历史舞台上的生动事迹。《契丹国志》客观记录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确立了自己特殊的地位。叶隆礼以敏锐的视角,在史著中大量记载了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具有强烈的历史“资鉴”意识。

关键词 :《契丹国志》;编纂特色;文化认同与汉化进程;皇朝盛衰

《契丹国志》是南宋末年叶隆礼所撰写的最早以契丹民族所建政权为记述主体的史书,是现在仅存的一部私修纪传体辽史,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叶隆礼字士则,号渔林,嘉兴人,宋理宗淳佑七年进士。十年十月,以承奉郎任建康西厅通判。十二年十月改除国子监簿。开庆元年十月调两浙转运判官,十一月一日以朝散郎直秘阁、两浙运判除军器少监,十一日再以两浙转运判官兼知临安府。闰十一月三日磨勘,转朝奉大夫。景定元年正月一日除军器监,兼职如故。二月六日除直宝文阁,知绍兴府。四月二十六日以次官离任。宋末谪居袁州。入元以后,声迹销昵。本文重点探讨《契丹国志》在历史编纂方面所具有的鲜明时代特色,以及它在客观记录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汉化进程和契丹皇朝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一得之见,以期专家、读者们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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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7-05-04-35529.htm

一、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方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方方面面的课题都涉及到了,已成为一块成熟的“领地”。不过,由于圈内学人“闭关锁国”倾向重,对研究视野的创新关注不够,自我反思不足,当今中西史学理论研究日新月异的光辉并没有照进史学史研究的殿堂。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略显保守、落后了些。

大陆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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