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70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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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學概論》作者張新科同志是當代《史記》研究一位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學者,有多種《史記》研究論著問世。《史記與中國文學》、《史記研究史略》均是成名作,而這部《史記學概論》則標志作者已進入當代《史記》研究前沿,更是一部代表作。

  何謂“史記學”?似乎人人都可以回答,不就是對《史記》研究的專門之學嗎?說具體一點,“史記學”就是指對司馬遷及其《史記》研究而形成的專門學術體系,但這仍然籠統。繼續追問,這“史記學”的“學術體系”如何建構,它的基礎理論、研究範圍、研究任務、研究方法、以往的研究過程與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現狀與未來的走向等等,都應包括其中,方能成為一門學科體系,回答起來就不那麼簡單了。10多年前,即20世紀90年代初,筆者曾提出這一課題,但至今未能顧及。公元2001年,中國史記研究會成立,由學會再次提出這一課題,希望中青年學者勇挑重擔,張新科同志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知難而上,在短短的兩年時間,拿出他的研究成果--《史記學概論》。該書分為七論十七章,全面闡述了“史記學”的範疇、價值、源流、本質、方法,以及“史記學”的生命力與研究者的素養等內容,第一次構建了“史記學”的模式與框架,是一部開創性的著作,填補了一項學術空白,奠定了“史記學”的基礎理論,值得慶賀。

  本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下面從兩個方面來說明。第一,本書適應當代《史記》研究的需要而作,是時代的產物。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是無與倫比的百科全書,它有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養育著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長。司馬遷的思想、精神、人格對中國知識階層、對中華民族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和強大的凝聚作用。因此,《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以來,有不可勝計的中外學者閱讀它、研究它。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史記》日益走向普及,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學習的基礎日益廣泛,越來越成為人民大眾的精神食糧與藝術欣賞品。在當今的書店裏,隨處可見《史記》及其相關的書籍,從學術論著到普及讀物,從全本《史記》的整理到選本《史記》的讀本,還有影視、光盤、繪畫、改編等等著作,年覆一年成為熱點。可以說當代《史記》研究正處於一個黃金時代,近20年來的研究成果,論著l00餘種,論文數千篇,研究隊伍2000多人。在這樣一個“史記熱”的環境中,“史記學”理論建構的任務便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一課題,處於目前《史記》研究的前沿陣地,對於引導《史記》研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第二,《史記學概論》系統地總結了兩千年來《史記》研究的成果,闡釋了這一學科的研究過程、研究方法、研究目標,賦予理論的昇華,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毫無疑問,將推動《史記》研究深入發展,減少盲目性,增強科學性。例如,作者論述《史記》的普及宣傳,提出要明確普及對象,並且要有多層次的普及內容。第一層次,是普及《史記》的人物、故事、內容,以及宣傳司馬遷,這只是初級的普及歷史知識。第二層次,是普及司馬遷的精神、人格、思想、《史記》的價值,這是深層的社會意義,是提高民族文化素養、建設新文化的內容了。第三層次,是普及研究成果,造成更深廣的社會影響。諸如大學《史記》課程的設定、《史記》研究成果的數字化,以及其他高科技手段的應用,屬於第三層次。經過作者這樣的概括,如何普及《史記》,就有了明確方向,有了具體內容。在第九章,作者闡釋“史記學”的特點,分為“多學科性”、“多層面性”、“現實性”、“世界性”四個方面的內容。在“多學科性”一目中,作者概括了兩千多年來《史記》的研究過程和研究成果,總括為35門、278目,展示了《史記》研究內容的豐富性,既是已往《史記》研究的總盤點,也是進一步拓展《史記》研究的出發點,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方法論問題,一直是《史記》研究中的重要問題,作者在第十二章就此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述,尤其指出了目前《史記》研究中的一些誤區,頗為中肯。關於今後《史記》研究的方向,作者在第十七章提出:走綜合化之路、以理論作統帥、多樣化的形式、立體化的研究、世界化的目標、生產化的方式,這樣的概括具有積極的理論指導意義。上述例證可以窺見作者的思想火花,以及用力之勤。《史記學概論》各章各節,充滿了對歷代以來《史記》研究工作條理性的概括與理論昇華,不一一具述,讀者讀其書,領其意,可以穫得多方面的啟迪,有助於自己的學習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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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7-09-13-35603.htm

摘要:设馆修史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传统,统治者为了垄断修史大权,往往通过设立史馆来掌控对历史的解释。因此,研究史馆制度就成了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海峡两岸的中国古代史馆制度研究,涉及自魏晋至清代各个时期史馆设置的状况,尤其是在史馆建置、史馆运行机制、设馆修史的利弊等重要问题上,研究较为深入。对唐、宋史馆的研究,成绩尤大。但是,史馆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会史、制度史、史学史、文献学等诸多学科,今后的研究还需将史馆置于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史学等的架构之中进行整体探讨,以史馆为纽结,以史馆修史与社会政治、史学发展为突破口,进行综合考察。

关键词:史馆制度;史官;史学;专制制度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书编纂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官修,一为私撰。而官修史书则主要通过设馆修史来完成。由此,史馆就成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史馆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史学史、制度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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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前,有人約稿,說是給青年學生推薦點文史類的經典,很多人寫,然後湊成一本書。寫什麼好呢?約稿人說,你就揀歷史方面自己覺得重要的書,隨便寫,字數在三千字左右,當然,最好通俗一點。我依命行事,臨動筆,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麼夠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萬選,未必合適,為穩妥起見,還是寫兩本我比較熟悉也比較喜歡的書吧,一本是《史記》,一本是《觀堂集林》。但文章寫成,沒有下文(眼下,這類書倒是大為流行)。最近,承張鳴先生不棄,要我為《新東方》奉獻小文,我素無積稿,翻箱倒櫃,只有這點東西在。現在拿出來,真不好意思。書是很普通的書,話是很普通的話,難免老生常談,重複別人講過的東西。說不定,還有什麼狐狸尾巴,讓人抓住,也保不齊。我只能這麼說,這兩篇舊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問題,我是認真想過,其中還是有一點心得體會。

  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楣,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敍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他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後世分類,主要屬於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澱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後世集部和子部中屬於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于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裏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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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司馬遷和《史記》

  前面我們說到,司馬相如的賦和司馬遷的《史記》,在表現時代意識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兩者在思想、藝術方面處于同樣高度。作爲宮廷文學侍從的司馬相如爲迎合君主趣味而寫作的賦,與雖作爲王朝的史官却保持相對獨立的學者立場的司馬遷所創作的《史記》,兩者之間不言而喻存在顯著差別。《史記》不僅具有雄偉的氣魄,而且反映出不斷强化的君主專制對于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壓迫,意識到這個時代的複雜的社會矛盾,體現了對人類社會歷史的深刻思考,這些是漢賦不可能具有的。事實上,《史記》不僅是漢代最偉大的著作,也是整個中國文化史上少數幾部最偉大的著作之一。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他對歷史與社會的理解

  司馬遷(前145—約前87)字子長,左馮詡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的父親司馬談是一個淵博的學者,對于天文、歷史、哲學都深有研究,所著《論六家要旨》一文,對先秦各家主要學說作了簡要而具有獨特眼光的評論。這對司馬遷的早期教育無疑有重要意義。將近十歲時,司馬遷隨就任太史令的父親遷居長安,以後曾師從董仲舒學習《春秋》,師從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一切都奠定了他的學問的基礎,二十歲那年,他開始廣泛的漫游。據《史記•太史公自序》,這一次游歷到達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江蘇、山東、河南等地,尋訪了傳說中大禹的遺迹和屈原、韓信、孔子等歷史人物活動的舊址。漫游回來以後,仕爲郎中,又奉使到過四川、雲南一帶。以後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而游歷了更多的地方。他的幾次漫游,足迹幾乎遍及全國各地。漫游開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使他接觸到各個階層各種人物的生活,並且搜集到許多歷史人物的資料和傳說。這一切,對他後來寫作《史記》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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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學以“入道見志”為基本原則,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史記》最初的書名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它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子書,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說他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了子家的立場。後世對司馬遷的褒貶不同的評價,可以由此得一解釋。



  諸子學與史學本各有其不同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劉知幾說:“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1](《史通•惑經》)章學誠說:“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2](《文史通義•原學下》)劉知幾又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1](《史通•敍事》)說明諸子學是主於思想、議論、博學多聞,史學是主於敍事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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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司馬遷與《史記》

西漢王朝到武帝時期臻於鼎盛,文學創作也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在政論散文和辭賦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歷史散文也出現了里程碑式的傑作,這就是由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代表了古代歷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魯迅稱它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要》)。《史記》是西漢散文由前期向後期轉變時出現的,其風格兼有前期的氣勢磅礡、感情激切和後期深廣宏富、醇厚典雅的特點;其內容既有前期歷史反思的餘緒,又有後期溝通天地人的嘗試。司馬遷是漢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揮灑自如的神來之筆,令後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載之下依然可以想見其雄風。

第一節 司馬遷與《史記》的成書

家鄉景觀與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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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講司馬遷《史記》。《史記》是中國第一部所謂的“正史”,此下接著還有二十四史。在司馬遷當時,大家只知有經學、子學、文學這些觀念而沒有史學的獨立觀念。所以《漢書•藝文志》裏,只有《六藝略》、《諸子略》、《辭賦略》,而司馬遷的《史記》則附在《六藝略•春秋門》。可見當時學術分類,史學還是包括在經學中,並未獨立成一門學問。但司馬遷卻能創造出第一部“正史”,為以後幾乎兩千年所沿用,這不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討論的問題嗎?依照現在人講法,司馬遷《史記》可說是一個大創造。司馬遷如何能完成這創造,這是一個大問題。

  上一堂講,中國歷史有三種體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別記下,像《西周書》。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著年代先後來編排,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歷史上一切動力發生在人,人是歷史的中心,歷史的主腦,這一觀念應說是從太史公《史記》開始。所以《史記》是一種“列傳體”,一人一人分著立傳,就是以人物為中心。我那年在美國耶魯講中國史,曾說歷史應把人物作中心,沒有人怎麼會有歷史?歷史記載的是人事,人的事應以人為主,事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來的。有一位史學教授特地和我討論,他說:歷史應該以人物為中心,為主腦,這層很有意思。但這人沒有事情表現,便跑不上歷史。我說:在這上,乃是東西方學術上一很大不同之點。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並無事情上的表現而成為歷史上重要人物的。諸位試把此觀點去讀二十四史,這樣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傳》兩百四二十年,裏面就沒有顏淵,豈不因他沒有事情表現,就不上歷史。但顏淵這一人在歷史上有他不可磨滅的地位,東漢以下人就特別看重顏淵。宋明時代人講理學,也特別看重顏淵。怎能說顏淵不是一歷史人物呢?既是一歷史人物,就該上歷史。所以司馬遷以人物來作歷史中心,創為列傳體,那是中國史學上一極大創見。直到今天,西方人寫歷史,仍都像中國《尚書》的體裁,以事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們寫歷史,也跟著西方化,如我寫的《國史大綱》,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為主。但此為求簡便則可。若進一層講,也可說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的階段,還沒有一個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於如《左傳》般一年一月這樣分著的,當然更沒有像《史記》之列傳體,這是史學上一極大問題。清代乾嘉時章實齋著《文史通義》,他講中國史學上盛行的是《左傳》與《史記》,分年分人,將來該發展《尚書》體,把事情作主要單位。那時西方新學還沒有來中國。道光以後,慢慢地來了,中國人讀他們的歷史,就覺得章學誠已先見到了,西方的史學就是這樣,所以特別在清末民初,大家認章學誠是中國史學一大師。但我們還得進一步講,這問題並不這樣簡單。在我看法,中國人從《尚書》演進到(春秋》《左傳》,又演進到《史記》,這是中國史學上的大進步。並不能說中國的(春秋》、《左傳》到《史記》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歷史體裁。這問題我雖今天只提起這樣一句話,不擬詳細講,但這話殊值諸位注意。

  今天我要講的是司馬遷怎樣會創造出這一種新的歷史體裁,就是列傳體來?他怎樣會提出一個新觀點、新主張,把人物為歷史中心?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學問總喜歡要能創造,能開新嗎?那麼太史公《史記》在史學著作上,他是一個極大的創造,開了一條極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這條路跑,繼續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請問司馬遷怎麼樣走上這條路?我們能不能在這裡用心研究一下呢?

  諸位要知道,我已經講過,做學問要懂得發生問題,這就是所謂“會疑”。有了問題才要求解決。諸位不願意摹仿,要創造,那應先懂得別人怎樣創造的。這問題不是一凌空的問題。司馬遷怎會能創造出史學上的新體裁?我們上面已講過,《西周書》和周公有關係,《春秋》則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創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來寫歷史,卻是一個新創造。孔子爲什麼來寫這部《春秋》?爲什麽要來一個新創造?我亦曾根據孟子書裏的幾句話來發揮孔子作《春秋》的大義。現在到了司馬遷,他作《史記》,他自己曾有一番詳細講法,在他《史記》的“自序”裡。諸位要懂得,讀一部書,先該注意讀這書的作者自序。這也就是一個新體。孔子《春秋》沒有序,序是後來新興的。如《莊子•天下篇》,敘述莊子為什麼要講這樣一套思想,作這樣一套學術?也就是莊子書的自序。但此序不是莊子自己所寫。又如《孟子》七篇,最後一段就等於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太史公自序這一體例,在孟子,莊子書中已經有了。以後人寫序,不放在最後,而放到最前來,這不是一重要問題。那麼我們要讀一人的著作,最好應該注意先讀他的“序”,他自己說怎樣又為什麼來寫這一部書,應有一講法,這部書的價值就在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幾句。如顧亭林《日知錄》、黃梨洲《明儒學案》開頭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於我們寫了書請人家來寫序,這又另當別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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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崇儒,抑或以正相反的“異端思想”爲指導(1),至令學術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看來猶有賸義可探,茲不揣譾陋,就崇儒的幾個問題,作一嘗試。



人所共知《史記》是對歷史編纂學的巨大貢獻之一,就是建立了由上古至西漢三千年的通史系統。它受什麼思想支配?主旨為何?這應是瞭解《史記》政治、學術傾向的一個主要關鍵。可是對此似乎未見有人留意。

我以為,《史記》通史系統之建立,反映了儒家思想的需要,其主旨在為西漢獨尊儒術的政策張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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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 將無同(胡寶國) 北大往復論壇轉載
《史記》在今天享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在較早的時期,它的命運卻並非如此。東漢班固曾經批評司馬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漢書•司馬遷傳》)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當然,我們注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注,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

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於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干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晉書•干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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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前面的話:這是我去年為道歉而寫的一段文字。事情是這樣的:某雜誌曾約我寫篇文章。我寫了,也寄給人家了,但心裏很怕,到現在都很怕,怕鬧笑話,因為文章涉及到了我不懂的領域。因為怕,所以就屢次反覆,一會兒跟編輯說可以發,一會兒又說不要發了。終於,最後把編輯惹惱了。編輯生氣了,我很後悔,覺得對不起人家,是死是活都拿去發吧,為了表示歉意,我匆忙之中又寫了這篇短文寄給編輯。所以說,這篇短文只是一個表示認錯的“姿態”而已,根本不能算是文章,寫得實在是太簡單了。不過大家也不要過於責備我,我們看商家搞“買一贈一”活動的時候,那“贈”的東西常常不是什麼好東西。這兩天,雲中君又出現在往復了,看上去很孤單,為配合他一下,把這個帖子貼出來,讓大家見笑了。最近正在生病,很難受,萬一有朋友要和我討論,我不一定回答了。】

幾年前,我撰寫《漢唐間史學的發展》時,翻閱最多的就是錢穆先生的《中國史學名著》。我也常常向別人推薦這本書,但是,若問我這本書究竟好在哪裡,似乎一時間又回答不上來。

這本書是根據錢穆給學生講課的內容整理而成的。因為是講義性質,所以書中有不少關於史家生平、史書內容的介紹,就此而論,它與一般的史學史著作並無不同。不過,除此之外,書中也畢竟還有很多能反映作者學術特點的地方。

錢穆在學術上的特點到底是什麼?我不懂近代以來的學術史,不清楚這方面的學者是怎樣概括的。從一個一般讀者的角度看,我覺得他的特點或許可以用一個“通”字來概括。從縱的方面看,自先秦到明清,他都可以寫出質量一流的著作來;從橫的方面看,經學、史學、文學、宗教諸多領域他都懂。這樣一種知識背景再加上他銳利的眼光,就使得他討論問題時總能縱橫馳騁,總有一種大視野、大氣魄。比如講到《春秋》,他並不就事論事,而是把著眼點置於先秦以來學術的大變化上面。錢穆一向非常注意所謂“王官學”與“百家言”的區分。他在此說:“在古人當時,不僅從周公到孔子,即下至戰國秦漢,在當時中國人腦子裏,還無所謂‘史學’一觀念。當時學術大分野,只有經學和子學。”所謂經學即是“王官學”,所謂子學即是“百家言”。寫《春秋》的事情本來屬於王官學,可孔子卻“以一平民身份而來做天子王官之事”,因此錢穆得一結論說:“這一部《春秋》正在王官學與百家言的過渡中間。”講到《隋書•經籍志》中經史子集四部的問題時,他還是把著眼點置於這個大變化上面。他說:“以前的學問,只有上下兩層。上面是王官之學,下面是百家之言,到現在則變成了經史子集四部了。”在這裏,他依然沒有就事論事,而是把關注的對象放在了一個很長的過程中來加以考察,寥寥數語就把從先秦到唐初的學術分合概括了出來,充分顯示出了駕馭大場面而不被細節淹沒的大家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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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第1集,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0月,六朝網轉載

  東漢後期,對歷史著作的注釋漸漸多了起來。延篤著有《史記音義》,服虔著有《漢書音訓》,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他們對史書的注釋如同對經書的注釋一樣,都是重在名物訓詁。在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方法一直延續著。直到南朝才發生了變化,出現了裴松之對《三國志》的新式注釋方法。對此,不論南北,都有人響應。不過,從總的方面看,舊式的、著重於名物訓詁的方法在裴注以後仍然佔據著主流的地位。以往對裴注的研究碩果累累,但研究者多局限于優劣評價或靜態描述,很少從變化的角度討論問題。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史學史上為什麼會有裴注出現?裴注為什麼難以為繼?

一、漢末魏晉時期對《漢書》的注釋

  漢末魏晉時期不少人對史書加以注釋。當時注釋家最感興趣的是《漢書》。顏師古在《漢書敘例》中開列的屬於這一時期的注釋家有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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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十年來.中國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績斐然,在資料、觀念、研究視角以及西方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頗具特色。本文分三個時期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就和特點作了評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屬40年代大陸風格的延續;至70年代中期後,始進入較大發展時期,研究隊伍擴大,視野日見開闊,方法上亦一破過去偏重文獻考證的路數,趨向於多元化;90年代以後,除研究廣度有顯著推進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變動而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點。

[關鍵字]香港;臺灣;中國史學文;外國史學史

[作者簡介]

胡逢祥(1951—),男,浙江省諸暨市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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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莽諸子與《太史公書》
研究生:朱浩毅
指導教授:李紀祥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90學年度碩士論文
論文頁數:
關鍵詞:太史公書 ; 續太史公書 ; 劉向 ; 揚雄 ; 班彪 ; 漢莽之際 ; 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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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名】 《史記》在明代的傳播與接受
【論文作者】 王齊
【作者專業】 中國古典文獻學 
【導師姓名】 郭英德 
【授予學位】 博士
【授予單位】 北京師範大學 
【授予時間】 2005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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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書と曲筆--史記「五宗世家」をめぐって 上田 武 新しい漢字漢文教育 2004 39號 27~43 1345-5885 全国漢文教育学会
翻刻『史記雕題』(5) 名和 敏光 (ナワ トシミツ) 山梨県立女子短期大学紀要 2004 37號 19~52 0385-0331 山梨県立女子短期大学紀要委員会
『史記』「平準書」における批判考察 岡部 美智子 (オカベ ミチコ) 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 2004 41 (文学(哲学・仏教)) 206~195 0289-0445 東洋大学大学院
斯道文庫所蔵明刻本『史記題評』書入れ『史記正義』佚文の研究(中) 須山 哲治 (スヤマ テツジ) 斯道文庫論集 2004 39號 331~361 0559-7927 慶応義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
『史記』に見える循環史観 佐川 繭子 (サガワ マユコ) 二松学舎大学論集 2004 47號 225~246 0286-7206 二松学舎大学文学部
『竹取物語』「竜の頸の珠」難題譚の方法--『史記』摂取の実相とその改変 伊澤 美緒 (イザワ ミオ) 愛知淑徳大学論集. 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 2004 29號 108~95 愛知淑徳大学文学部
『史記』の歴史観と叙述 藤田 勝久 (フジタ カツヒサ)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 人文学科編 2004 17號 53~80 1341-9617 愛媛大学法文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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