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80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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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的華夏民族很可能來自遙遠的西亞——“四海之內”最早當指兩河流域或阿拉伯半島的地理狀況,而像“神州”、“天子”、“神明華胄”一類的觀念亦與希伯來文化若合符節。這支神秘的民族將太陰曆、青銅器製作工藝以及一種雜糅祖先崇拜的原始一神教帶到了東亞,其遷徙路線由上古尋根文學《穆天子傳》可以推知大概。周人集華夏文化之大成,與猶太人相比一重禮法一重律法,儒象拉比,庠序國學則有類猶太學校。而周文作為民族宗教也和猶太教一樣在其子代異變為泯滅種族界限的世界宗教。華夏族應與蘇美爾人有很深的淵源,而猶太人的祖先則為蘇美爾化的閃族部落——儒和拉比大約即是蘇美爾教師之變種,這兩類人使各自文化的基因恒久不變,從而成為遠古兩河文明的活化石。華夏文化與本土文化就象青白尼羅河在喀土穆交流融彙,流衍為古典中國文明——予人印象似乎一出世便成熟有如白鬍子老人。“華夷之辨”本意蓋指華夏族與土著居民之種族區隔,這一界限隨著二者融合逐漸消失於無形。司馬氏世典周史——當大一統國家崛起之時,太史公以如椽巨筆將華夏族的歷史記憶延伸為中國民族的共同記憶。史部之籍只是副本而已——若將《史記》視同六藝一般的經典,便翻開了此書之名山藏正本。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叢。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尢。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五帝本紀》)。

從《史記》的記載看,華夏族似以遊牧為生,和蘇美爾人一樣有高山崇拜的習俗。三皇乃原住民首領,五帝則是華夏族首領——“帝”在世之時位格為天子,崩殂後亡靈即與昊天上帝相互混同,有如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本紀提到的涿鹿之戰影響歷史既深且巨——華夏族經此一役反客為主,開始作為征服氏族君臨土著居民。唐虞三代皆是貴族共和,仿佛兩河之蘇美爾時代;至戰國之世,隨著本土民族自我意識的蘇醒,中國文明才姍姍邁入阿卡德時代。“世家”主要折射前期的貴族社會,“列傳”則更多反映後期的平民社會。當“始皇帝”之名號出現時,征服氏族與土著居民終於融合為統一的民族。三代貴族每以古帝血胤自矜,到漢高祖那裏就無從得見高貴的出身。華夏族與後世華人的關係略類希臘人之於希臘化民族。華人每將自己混同於歷史上的華夏族,故以黃帝子孫自居——像朝鮮人同是華化民族,因為沒有生活在華夏族的歷史記憶中,只將始祖上推檀君。檀君當為血緣始祖,黃帝則更多是文化始祖。他的陵寢就像以色列的錫安山一樣成為民族意識的圖騰,而王船山在亡國之後以黃帝為認同符記闡發的民族主義思想亦與近代的猶太復國主義依稀相似。從人種上說,河洛一帶的居民與古華夏族最為相似——向以衣冠之族著稱。當其將居處命名“中原”時,或許仍在懷念原始故鄉美索不達米亞平原。五胡亂華之後衣冠南渡,中國文明的重心才逐漸移到了長江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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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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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批判內藤不像批判天皇主義者蓑田胸喜、白鳥庫吉那麽簡單易行。如果以天皇為中心繪出一圈圈同心圓,內藤遠在圈外。內藤也沒有和軍國主義沆瀣一氣,從而可以像整肅德富蘇峰、矢野仁一那樣予以發落。內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等人是飽學之士,正確評價他們的時代局限和個人意識,是複雜和困難的課題。池田誠寫過一系列研究內藤的文章[88],指出研究內藤史學不能無視明治時代後期的國民主義背景。池田誠說:“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是建立在內藤發揮的國民主義 (nationalism) 的延長線上的。”[89]池田在一系列文章中屢次講到,內藤是 “《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可以說是國民主義派的國粹主義政治論的中國版”[90],所謂《國民論》派的國粹主義,指的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等人和日本主義者陸羯南的主張。丸山真男曾將明治時期中產階級的國民主義分疏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三種[91],人們今天可以參照,並以池田誠的一系列文章作為出發點,再檢討內藤的國民主義言行。

  人作為個體的人,無不懸綴在社會的意義網絡之上。內藤生當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朝,正當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政治制度小變革時代。處在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軍國主義的“大陸進出”主張日益囂張的時代,他不可能不受時代氛圍的影響。一方面,他對中國文化因為研究深入而情有獨鍾,雖然看到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他並沒有因此而抹殺中國文化理性部分的價值,他始終認定中國文化為東亞文化的主流,給予極高的評價:另一方面,他並不是絕對的中國中心主義者,從他高度評價北畠親房的《神皇正統記》所開啟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獨立思想,可以瞭解內藤的立足點和他的全面的東亞文化觀[92]。此外,家教使內藤自幼深受日本實學的薰陶,他的究極關懷畢竟是日本的命運,關懷的結果使他不免趨同於國民主義。例如,內藤從歷史的角度論證風水流轉,在東亞,如今輪到日本該起領導作用的時刻;又如,老邁腐朽的中國已經失去了自我復興的能力,只有藉助於日本的引導和提攜,後來甚至提出武力介入,方能再生。諸如此類的言論,歸結起來無非是把當代中國視為應由日本拯救的對象。這必然在中國人心目中產生負面印象,影響中國史學界認真對待他的學術貢獻。但是,JoshuaA. Fogel和包弼德的觀察頗值得人們的注意。Fogel評述說:“對於像內藤這樣一位相信學當致用的人說來,日本為亞洲作決策的重任,絕不能只聽任職業政客和軍國主義人物一手把持。”[93]包弼德指出:“內藤從他的中國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是,貴族專制體制終將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障礙;這個對日本的殷鑒,看起來內藤在開始從事中國研究的時候就繫之於心。”[94]

  從中國人的立場出發,內藤參與現實的許多國民主義具體言行應受批判。然而,如果從時代的推移著眼,在考察過去的歷史事物時,人們既不可能擺脫今時今地的主觀局限,也不應忽視彼時彼地的實際情況。好在近年來,我們看到,內藤的成就終於在我國得到應有的重視,他的著作被陸續譯成漢文刊行,日本學者谷川道雄、山田伸吾等,我國學者夏應元、錢婉約等在這方面起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我國史學界也開始認真研究內藤史學,出版了論文和專著。中日關係之間溝壑難填的年代畢竟漸行漸遠了。內藤史學中何者是富有洞見的成果,何者是涉嫌為擴張張目的言論,儘管兩者往往糾結混淆,學者也開始注意加以分疏,畢竟越來越多的人學會了應該肯定的則加以具體肯定,應當否定的則予以具體的否定,不再一概而論。這有助於異國與本土的學術研究的互補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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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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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前半期歷史學家,兼具“部聘教授”與“中央研究院院士”兩項榮譽的,除陳寅恪外,唯柳詒徵一人。[1]《國史要義》則是“先生文史學之晚年定論。”

《國史要義》的寫作,緣起於抗戰內遷時期中央大學研究院“教授進修課程”的講授[2]。因為聽講者的特殊身份,柳先生放棄在名作《中國文化史》裡展示過的敘事之長,集數十年積累,匠心獨運,改用“十論”(史原、史權、史統、史聯、史德、史識、史義、史例、史術、史化),完成了對中國史學精義的深度闡釋,被譽為超越《史通》、《文史通義》的現代“命世奇作”。[3]。

全書將博學周瞻的優勢發揮至極點,歷溯二千年史書源流,遍收諸子百家名論,既有史學起源、演進方面史蹟的梳理,也不乏經史義理與史書編纂的精彩點評。獨創的以經證史,以史證經,有似江魚回游,從容而瀟灑。凡用以論證的史料,看似信手拈來,實為經久歷煉所致,貴如披沙瀝金。最難得的是,全書“博而能約,密而不碎”(熊十力語),有一種通貫的精神活潑潑地跳躍著。

著者於本書“題辭”後,附粘“熊十力函”,此舉深可玩味[4]。熊氏云“公精於禮,言史一本於禮”,是將先生神思一語道破。全書以禮釋史,竟能蝶化出各種現代涵義,亦嘆為觀止。諸如:禮起源於歷史,皆本於天然之秩敘,條舉人類之倫理,而典章制度節文等威由之而漸行制定,非一王一聖所創垂,實由民族之聰明所致(史原第一);吾國之禮,相當於外國之法,裁制君權,不亞於他國憲法(史義第七);人之平等者,惟在道德,禮之精髓,能合智愚賢不肖而平等(史化第十);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吾國以禮為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由以御之,而歸之人之理性(史原第一),等等。全書以“吾之人本主義,即王氏所謂合全國為一道德團體者。過去之化若斯,未來之望無既。通萬方之略,弘盡性之功,所願與吾明理之民族共勉之”終篇[5],將“禮”升華至哲學境界,歸之以理性治國平天下,寄語來葉,餘音繞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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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漢文(以作者姓氏的漢語拼音為序)
包弼德(Peter Bol)《美國宋代研究近況》,《新史學》第6卷第3期,1995年,185-205頁。
包弼德(Peter Bol)《唐宋變遷重探》,《歷史的饋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此文、此書均未得拜讀。
包弼德(Peter Bol)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63-87頁。
包偉民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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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に於ける歴史記述形態の変遷 / 貝塚 茂樹
東方学報. (通号 16) [1948.09]
4. 書紀の素材--文選・史記・漢書・後漢書との関係 / 小島 憲之
人文研究. 2(8) [1951.08]
5. 史記貨殖列伝について / 宇都宮 清吉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 (通号 2) [19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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