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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具)【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已)【也】。【古】者左史記(事者)【言】,右史(記言)【書事】(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于典謨,(商夏)【夏商】被于誥誓。洎周命惟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大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摽)【標】勸戒;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存亡)幽(隱)【祕】,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其後,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

  【及】至從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即】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至)【志】,甄序帝勣。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世家】以總侯伯,【列傳以錄卿士】,《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蹖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史】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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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寶述紀。

  黃本作「干寶」。《校證》:「馮本、兩京本、何允中本、日本活字本、梅本、淩本、梅六次本、鍾本、梁本、日本刊本、王謨本、張松孫本、《史略》『干』皆作『于』,汪本、佘本誤作『子』。令升之字,古書『于』『干』錯出,《廣韻》『于』『干』皆姓。」《考異》:「按:從《晉書》作『干』是。」《彙校》:「『于寶』,《御覽》作『干寶』。按『于』系『干』之形誤。」按《三國志•荀惲傳》裴注有「干寶《晉紀》」語。《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著《晉紀》,自宣帝訖於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作「干寶」是,依《御覽》、黃本改。

  以審正得序。

  黃校:「《御覽》(得)作『明』。」《校證》:「馮校云:『《御覽》得作明。』何校同。案《史略》亦作『明』。」按《荀子•議兵》篇:「百官得序,群物皆正。」《韓詩外傳》卷三:「天下得序,群物安居。」又《漢書•司馬遷傳》:「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作「得序」義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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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代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然我們當今研究上古文獻比起歷代學者顯然具有兩種條件讓我們能夠佔到某種優勢。其一是我們可以利用歷代前賢已有之成果,其二則是我們正處於考古發掘的簡帛文獻大量出土之際。自從王國維提出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即「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研究中國歷史之學者乃特別重視出土資料。基於王氏之認識,如李學勤、裘錫圭等當代名儒亦經常指出今日所出的簡帛古抄本之發掘正如過去孔壁中書、汲冢竹書的發現一樣,而我們當前對之所進行的整理工作亦好比西漢、西晉時儒者用此古文資料來與傳世的今文文獻相互校讎那樣。[2]眾所周知,西漢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書之律」而「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之後,當時通行文字已與秦以前的六國文字有所隔絕,且因「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之局面,而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3]到了孔壁書發現時,古文字學已為一種專門學問,用六國文字寫的古書必須加以隸定才可為一般學者所能讀,故《史記‧儒林列傳》形容孔安國之整理孔宅《尚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4]《漢書‧藝文志》形容稍後(宣帝時)的京兆尹張敞之古文特長則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5]此皆足以說明西漢時人讀古文字已相當困難(更何況西晉時)。[6]再及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求遺書於天下」後[7],劉向校中秘內外古今文書,而「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或「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8],此劉氏所見古今書間之假借及形近誤字的狀況,正如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一樣。然則前人對於先秦書籍的整理事業確實有的與我們今人對出土文獻之工作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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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峰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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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於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之出土資料大量問世,“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一度頻繁見諸報刊。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應予以審視和評價。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處,不應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證據法”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

近年來,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的出土資料不斷問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三大發現,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回的湖北楚簡。這些重大發現,使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之振奮。尤其20世紀末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問世之後,無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頻繁見諸報刊。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簡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態度的日趨冷靜,“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提法開始少見了。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現在已經到了予以重新審視、評價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除情緒的色彩,如何賦予科學的意義,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的問題,同時也是對今後的研究必然產生影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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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民國元年鄂官書處叢刊本)卷十三“周末風俗”條,原文為:“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2] 關於郭店楚簡的下葬時代,目前為止有兩種意見,一是戰國中期偏晩說,即西元前300年左右,“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之前,郭店楚簡的發掘整理者首倡此說,大部分學者同意這一說法,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種意見認為,不排除“白起拔郢”之後的可能性,以王葆玹、池田知久為代表。王葆玹的意見參見其《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簡的時代問題》(《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90頁),池田知久的意見參見《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0-151頁、第267-270頁。上博楚簡因屬盜掘,沒有確定下葬時代的依據。但一般認為接近郭店楚簡的時代;馬王堆漢墓的下葬時代不存在問題,在漢文帝前元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但對其中文獻成書時代的爭議頗大。以《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通稱《黃帝四經》)為例,有戰國中期以前、戰國中期左右、戰國晩期,乃至楚漢相爭時期到西漢初年各種說法。參見劉國忠《古代帛書》(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頁,以及張增田《黃老治道及其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7頁。

[3] 其他可參考者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及山東銀雀山漢簡《唐勒》、江蘇尹灣漢簡《神烏賦》、敦煌漢簡《風雨詩》等詩賦類作品。

[4] 其他可參考者有湖北荊州王家台秦簡《歸藏》、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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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芝 黃組周祭分屬三王的新證據與相關問題 1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肖良瓊 卜辭中的伊尹和伊尹放太甲 14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方述鑫 [師-帀]組卜辭斷代研究 24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彭裕商 歷組卜辭補論 68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王貴民 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 122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管燮初 從甲骨文的諧聲字看殷商語言聲類 136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趙誠 劉鶚對甲骨文研究的貢獻探索 154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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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題    目 始頁 出    處
大會秘書組 吉林大學古文字學學術討論會紀要 1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新華社 迅速改變古文字科研工作的落後狀況 9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現狀及展望 12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曾憲通 陳煒湛 試論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 23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于省吾 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40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唐蘭 殷虛文字二記 55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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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作者於2000年3月2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演講)

  爲什麽我會熱心於誰也不信仰、誰也不清楚的釋、道興起之前的中國宗教呢?原因很簡單,一是我的好奇,二是它的重要。好奇不必說。它重要在哪裡呢?這就是研究任何一種文化,都離不開它的宗教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一個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這個問題越突出(我記得是沙畹老前輩吧,他好像講過類似的話)。

  在《讀書》雜志上,我寫過兩篇小文章。我說,在二十一世紀,在我剩下不多的時間裏,我想研究中國古代的“現代化”。它包括三個小題目:“絕地天通”、“禮壞樂崩”和“兵不厭詐”,都是討論“中國特色”。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討論中國宗教傳統的特色。這兩篇文章是我爲我的小書《中國方術考》修訂版和《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將出)寫的前言,帶有自我廣告的性質,所以有點crazy(廣告都很crazy)。前者專講方術,後者兼談巫術和禮儀。它們構成了我討論中國早期宗教的三個不同視角。

  “絕地天通”的故事,是收於《國語•楚語下》。它是以重、黎分司天地講祝宗卜史一類職官的起源,特別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馬遷這一支的來源),因而涉及到宗教發生的原理。故事要講的道理是,人類早期的宗教職能本來是由巫覡擔任,後來開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劃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類職官,他們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馬、司工一類職官,他們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則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長期較量,最後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風。這叫“絕地天通”。在這個故事中,史官的特點是“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它反對的是天地不分、“民神雜糅”。可見“絕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絕不是“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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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寬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業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中國史”世紀學術回顧》的續篇。有關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新史學最初是以近代科學的姿態出現的,決定性的時間要到30年代後期。用科學主義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還原客觀的中國歷史(那時稱“重建中國歷史”),這是當時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與舊史學賴以區別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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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為近代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中國史學史”已經走過近一個世紀的歷程。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從事該學科研究的重要學者之間的師承關係,涉及到梁啓超、朱希祖、李大釗、何炳松、柳詒徵、蒙文通、朱謙之、金毓黻、劉節、白壽彝等眾多著名學者,對比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前後兩個階段的共同點、不同點,並指出其中的聯繫。

  關鍵詞:梁啓超;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術系譜

  中國史學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史學史”之因素很早就產生了,而且異常豐富。但是,作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學科,“中國史學史”則是在20世紀隨著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而產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國史學史”的名稱,最早在胡適1924年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1)中出現,雖然是指中國史學的歷史,但卻沒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意思。最早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是梁啓超。1926年至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門講述了“史學史的做法”,不僅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一詞,而且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中國史學史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建設,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成為在歷史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一個二級學科。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師承關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說20世紀前期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影響最大的是梁啓超,那麽,20世紀後期對這門學科貢獻最大的則是白壽彝。可以說,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可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和繁榮的兩個標志。21世紀,我們要開創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新局面,應該對我們的家底作一個盤點,理清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學術系譜。由於學術界對最近20年的史學史發展狀況一般比較熟悉,本文在論述上取“詳遠略近”之寫法。

  一、把梁啓超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是沒有異議的。筆者曾發表《梁啓超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拓性貢獻》,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此不贅論[1]。就師承關係而論,梁氏的學生中以研究史學史名家的有姚名達、陸懋德、衛聚賢、劉節等。他們都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聽過梁氏講課,得到過梁氏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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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guojingyun005.htm

史學博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在中國文化當中,名字常意指著具體的物質,即其思想資訊中內涵著完整歷史,第一位中國皇帝的稱號尤是如此。從他所選定的字號裡,可以理解當時許多的歷史與文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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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5-09-19332.htm

20世紀初是科學高歌行進的時代。五四時期的科學呐喊,爾後的科玄論戰,使科學在人生與文化領域展示了其普遍的涵蓋意義。隨著科學領地的日漸擴進,具體的學術與知識領域也往往經歷了一個科學化的進程;從史學研究中,我們不難看到這一趨向。

              一、存疑原則與古史解構

1923年,與張君勱以人生觀的演講拉開科玄論戰的序幕幾乎同時,顧頡剛發表了《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在該文中,顧頡剛大略地提出了關於古史的看法,其要義是把古史理解為一個“層累地造成”的過程。儘管文中的某些觀點此前已開始醞釀,但其明確的表述,則開始於此文。作為對歷史的一種理解,“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並不僅僅限於提供某種歷史演化的論點,它的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對傳統的古史系統提出新的詮釋,而這種詮釋一開始便是在科學的旗幟下展開的。顧頡剛曾自述,“我的性情竟與科學最近”,其理想則是以“現代科學家所用的方法”來治史。(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頁)正是以科學的方法為手段,顧頡剛對傳統古史觀大膽地提出了挑戰,並由此引發了關於古史的持久討論,而顧頡剛本人則成為古史辨中的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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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30-19307.htm
文章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1期

  摘 要: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起於三代,發達於秦漢以後,它與“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古代官修史系列,共同構成了有別於世界其他類型史學的獨特文化情趣,研究它的起源、運作方式和對史學發展的實際影響,是把握中國傳統史學特徵和治史理念的重要環節。

  關鍵字:史官制度;正史;史館;官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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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11-19292.htm

研究與撰述史學史,分期問題無法回避。近五十年來(1950——2000年),有關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研究,成果甚豐,分歧很大。綜覽各家觀點,評判得失利弊,對推進21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

一、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研究的兩次高潮

  五十年來,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研究,曾經有過兩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中前期,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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