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80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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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的第一種;「夏商周斷代工程」是 中國大陸「九五」期間的重大科研項目。這項工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要把夏商周時期的年代進一部科學化、量化,為深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更好的基礎。典籍中所得到公認的古代紀年,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要推求更早的年代,周武王克商之年即是重要的著手點。

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於這是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點,因而是年代學研究上不可迴避的。這一分界點的推定,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影響到王年數的估算;對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積年的起點,如陳夢家先生《殷墟卜辭綜述》所述:「在年代學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牽聯的,要求得殷代的絕對年代,首先要確定周代元年。」

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還在於這是一個可能的突口,由於伐紂係周朝建立之始,周又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周(包括春秋戰國)及其後文獻中關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敘述較多,而且含有若干曆日和天象的記錄,給運用天文曆法知識進行推算準備了一定的條件。這就使學者們能夠在沒有確定共和以上列王年數的情況下,直接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

  事實上,自西漢末年的劉歆開始,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這種推算的嘗試。因為文獻材料尚非充分,以及學者間對材料的理解有異,所採用的方法、角度也不相同,他們推出的武王克商之年彼此有相當大的懸殊。儘管如此,每位學者所走過的道路,總是有今天我們需要借鑒之處。只有在總結了前人的所有成果之後,我們才有希望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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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來中國大陸文史研究領域的一些新變化
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變化——二、常識的變化:關於重建學術研究的基礎——三、基礎的動搖與瓦解:以國家、傳統、現代為例——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實例——五、文史領域:關注重心與使用資料的變化——六、小結

【建議閱讀文獻】
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張永堂譯,載《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
丸山真男《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物件》,載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區建英譯,學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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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802161343.asp

左玉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 要】
中國古代沒有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學術分科,但並不意味著沒有自己的學術分類體系。從“孔門四科”到“儒學四門”,體現了中國傳統學術按照自身的歷史邏輯,開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學術門類演化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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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1期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234.html

  【摘 要】作為史學大家,司馬遷和班固的歷史記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態史的資訊。對於災異史的記錄和災異的理解,馬班也各有見解。通過對《史》、《漢》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學術個性的差異。班固對於災異的理解,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有關西漢生態保護意識的資料,《漢書》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資料對證,重要資料也並不是沒有遺漏。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近數十年則後一種意見明顯占上風。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得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結論。

  【關鍵字】生態觀;司馬遷;班固;《史記》;《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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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山東大學 文史哲研究院,山東濟南250100)

摘要:今本《竹書紀年》的原本出於唐代,是開元間整理國家藏書時,由當時所保存的古本《竹書紀年》不完本及歷來所積存的一些附錄性注釋資料,統加整理、改編和增補而纂輯成書的。其年曆主要依據僧一行的《大衍曆》推排確定,並加入了干支紀年。此即《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著錄的《竹書紀年》14卷本,而全書實未有定稿。宋代尚存此本,南宋乾道間編制的《中興館閣書目》著錄為《竹書》,而已複有殘缺。馴至明代,整理者合併其卷次,又將原本的附錄材料散入本文之下,遂成今本《竹書紀年》2卷。今本的史料多有增改,年代亦多有錯誤,但它的大部分內容條目還是承古本《紀年》而來的,且並未完全突破古本原載的夏、商、西周年代框架,因此在古史研究和上古年代學上仍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一、引言:以往的研究情況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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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zhangfuxiang001.htm

六、今本《紀年》對古本的改編和增補(丙):“殷商紀”部分

今本《紀年》的商代部分,除成湯、太戊、武丁、祖甲、帝辛的材料較之古本有所增補外,其餘諸王的條目在全書中最稱簡淨,文例尤“大似《春秋經》”,應該基本上是古本《紀年》的原文。可見其改動較少的證據如:(一)諸王名號,如小庚、開甲、馮辛、文丁,皆與《史記》所載不同,應出於更早的典籍。“小庚”或是“大庚”之訛;“開甲”當本於《世本》;“馮辛”與《漢書‧古今人表》同,疑亦為《世本》異文;“文丁”則與卜辭“文武丁”相合。又“庚丁”實為“康丁”之誤,商王無以兩日名相配為號者,而載籍皆寫作“庚丁”。(二)《晉書‧束皙轉》括述古本《紀年》“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曆”。今本於前者載太甲元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云云,於後者載“王殺季曆”,皆未改古本。又太甲元年下引“約按”:“伊尹自立,蓋誤以攝政為真爾。”七年下又引“約按”:“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以疑辭存舊文,大不同於“五帝紀”、“夏紀”部分的逕自刪除古本“舜囚堯”、“啟殺益”之類。(三)以祖乙為“中宗”,史籍無徵,唯近世出土的卜辭可證,是亦為今本忠實保存古本舊文的一例。(四)其有異文者,如陽甲“西征丹山戎”,祖甲“征西戎”,按《山海經‧大荒北經》注引《竹書》,或本為一事而兩歧,當亦承舊記而來。(五)今本記商代王年,均未用喪畢即位之說,也為後人的利用和考求減少了不少麻煩。總起來看,大概唐以前古本的“殷商紀”較少散佚,故今本整理者亦少有添加。《輯證》“殷紀”部分所錄古本佚文凡40目,幾乎皆見於今本,唯“帝辛受時,天大曀”一語不見,或是今本脫去。

古本與今本《紀年》的重大分歧之一在商之積年。今本“殷商紀”之末亦有概括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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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房玄齡等.晉書[M].二十五史(影印清武英殿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2]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M].四部備要[Z].上海:中華書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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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3/781.html
原刊於《文史》2005年第4輯

自東晉十六國始,因長期分裂,南北兩地在學術文化方面呈現出很多差異。這些差異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回顧以往的研究史,我們發現研究者對涉及南北差異的一些關鍵性史料的理解並不相同,比如對《世說新語》記載的一段有關“南人”、“北人”的對話,研究者的認識就有分歧。這些分歧不解決,進一步討論就很困難。

一 “南人”、“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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