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書名轉變的討論
《史記》，又稱《太史公》、《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原名為何？〈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是如何稱呼自己的這本著作？從司馬遷自己著作此書，到漢代時人對此書的議論，乃至漢末魏晉南北朝的書名稱謂改變，反映了怎樣的現象？再往後到唐人，稱「史書」為歷史之書。《漢書‧藝文志》載《太史公》百三十篇。試問：《漢書‧藝文志》或《漢書》〈藝文志〉的現代標點符號加上去，會影響我們對於「藝文志」的理解與否？
◎〈太史公自序〉的時代意義
作為〈序〉，〈太史公自序〉與先秦諸子到漢初諸家著作類似性質的文章，有何特殊之處？書前與書後，有何差別？對於往後相關自著的「自序」或「敘傳」，具怎樣的影響性？《史記》或名曰《太史公》，應著重於「司馬遷」，或「太史公」？
◎《漢書》是怎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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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白：
本學期有校內圖書館，與兩次校外圖書館的參訪，分別為國家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依正式活動規定，參訪時將要求同學們進行作業蒐集實習，並就出席情況進行點名。另一方面，本學期的授課過程，將稍作調整：〈伯夷列傳〉將為本學期首先討論的課題。
◎五體的問題
《史記》有五種體裁，為何一般人都從〈列傳〉開始讀？因為故事性強，吸引大家閱讀，項羽的失敗何以演戲？成功者如劉邦，為何看起來並未如此精彩？若觀看本學期指定教材的《史記會注考證》，最後所附的瀧川資言〈《史記》總論〉，對於五體有何基本看法？回到〈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又如何自我表述，關於五種體例的定義？
◎版本不同，造成閱讀《史記會注考證》差異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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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中文名 論文中文名稱 指導教授 學位類別 院校名稱 系所名稱
莊秀珠 郭店楚簡音系研究 柯淑齡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黃信彰 《韓非子》君德思想研究 王俊彥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曾叔瓊 《韓非子》體用觀之研究 陳勁榛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蘇芳蓁 詩經之女性研究 李德超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林聖傑 殷商至春秋時期金文人物名號研究 許錟輝 博士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吳瑞銀 仲長統《昌言》對漢代政治之評論及其意義 劉文起 碩士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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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中文名 論文中文名稱 指導教授 學位類別 院校名稱 系所名稱
張強 《史記》人物成敗因素析論 高禎霙老師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申寶峻 【郭店楚簡《老子》校理】 陳錫勇教授 碩士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施鴻琳 《左傳》戰爭研究-以晉國為中心之考察 胡楚生 碩士 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黃美樺 先秦形神思想研究─以道家為主 林文彬 碩士 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許嫚佳 《莊子》內篇畸人之研究 林文彬 碩士 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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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 論文中文名稱 指導 學位 院校名稱 系所名稱
楊欽棟 《春秋繁露》之君臣觀 王初慶 碩士 輔仁大學 中文系
謝偉先 政治權力對東漢君臣關係之影響 胡正之 碩士 輔仁大學 中文系
張厚齊 《春秋》王魯說研究 林慶彰 碩士 東吳大學 中國文學系
邱美慧 《淮南子》中理想帝王之形象 張端穗 碩士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陳健章 毛詩重言詞研究 呂珍玉 碩士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賴秋桂 馬承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商、西周青銅器銘文釋文及注釋》研究 朱岐祥 碩士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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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勇：《史記》所見“胡”與“匈奴”稱謂考 轉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727
《史記》中所見“胡”與“匈奴”兩種稱謂，其含義是有明顯差別的。戰國時匈奴及北亞草原各遊牧部落，大多以“胡”為名。“胡”的稱謂泛指或分指“諸胡”，“匈奴”的稱謂則專指匈奴。秦漢之際，匈奴在政治上統一了北亞草原，漢人的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胡”與“匈奴”兩種稱謂頻繁互換，出現了嚴重的混淆。“匈奴 ”的稱謂既指匈奴，也指漢朝北境“諸胡”。而《史記》以“匈奴”指代戰國“諸胡”的做法，正是司馬遷用漢人觀念解釋舊史的結果。
關鍵詞：《史記》、胡、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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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學位 學校 系所 年度
沈建章 先秦史官制度考略 趙鐵寒 碩士 文化大學 史學研究所 57
葉達雄 詩經史料分析 李宗侗 碩士 臺灣大學 歷史學研究所 60
馬先醒 漢代之長安與洛陽 勞幹,黎東方 博士 文化大學 歷史研究所 61
阮芝生 司馬遷的史學方法與歷史思想 --- 博士 臺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 62
章景明 周代祖先祭祀制度 --- 博士 臺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 62
杜正勝 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 沈剛伯,高去尋 碩士 臺灣大學 歷史研究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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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整理的總有掛一漏萬之慮
還請版友們若發現有漏掉的盡量補闕
這邊個人以年度來排序
另外
個人的原則是後代的人討論先秦兩漢的觀念或專書
如錢穆四書學這類的學術思想史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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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7021
張國剛(清華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0084)《河北學刊》2005年9月
從宏觀上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發展史，可以觀察到一個從否定傳統到呼喚回歸本土化的歷史變化過程。首先是西方學術的衝擊，中國學人作出過激的反應，用學術的現代化或西方化來否定本民族學術傳統。然後在民族的危機感和自信心的雙重作用下，又出現呼籲學術的本土化的趨向。但是，本土化並不是要簡單地否定西學、恢復舊學。達到這樣一種比較理性的認識，其實經歷了幾代學者的長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陳寅恪(1890—1969)、唐長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陳、唐、胡都是20世紀研究唐史的大家。他們身前死後的聲名與毀譽很不同，治學風格與個人性格也差異很大，但放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去審視，仍然可以從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中看到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對於中國學術獨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紀中國學術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傳統舊學與現代西學的關係，只是不同的時期這個問題會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來而已。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都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從而留下了自己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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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叢書》的第一種；「夏商周斷代工程」是 中國大陸「九五」期間的重大科研項目。這項工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要把夏商周時期的年代進一部科學化、量化，為深入探索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更好的基礎。典籍中所得到公認的古代紀年，只能上推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因此要推求更早的年代，周武王克商之年即是重要的著手點。
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於這是商周兩個朝代的分界點，因而是年代學研究上不可迴避的。這一分界點的推定，對其後的西周來說，影響到王年數的估算；對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積年的起點，如陳夢家先生《殷墟卜辭綜述》所述：「在年代學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牽聯的，要求得殷代的絕對年代，首先要確定周代元年。」
從年代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還在於這是一個可能的突口，由於伐紂係周朝建立之始，周又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周(包括春秋戰國)及其後文獻中關於這一重大事件的敘述較多，而且含有若干曆日和天象的記錄，給運用天文曆法知識進行推算準備了一定的條件。這就使學者們能夠在沒有確定共和以上列王年數的情況下，直接去推定武王克商之年。
事實上，自西漢末年的劉歆開始，已經有許多學者做過這種推算的嘗試。因為文獻材料尚非充分，以及學者間對材料的理解有異，所採用的方法、角度也不相同，他們推出的武王克商之年彼此有相當大的懸殊。儘管如此，每位學者所走過的道路，總是有今天我們需要借鑒之處。只有在總結了前人的所有成果之後，我們才有希望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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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來中國大陸文史研究領域的一些新變化
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變化——二、常識的變化：關於重建學術研究的基礎——三、基礎的動搖與瓦解：以國家、傳統、現代為例——四、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實例——五、文史領域：關注重心與使用資料的變化——六、小結
【建議閱讀文獻】
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張永堂譯，載《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
丸山真男《關於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範圍、物件》，載丸山真男《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區建英譯，學林出版社，上海，1992。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聯經出版事業公司，臺北，1976，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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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366
一、前言
《論語‧八佾》載孔子之言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古今文獻學者所推以為宗之名言。誠然，欲徵求乎前代之典章制度，圖借鏡於古人之歷史經驗，固非以其文獻為途徑不可。然古代文獻之不足徵者多矣，而其所以不足之故亦非一端。或以古籍既缺，而指津者亦寡；或以古文難曉，而今字乃乖戾；或以師徒相承，增益不休，而時序先後相混；或以歷代相傳，抄錯遺漏，而篇章不成文義。要之，今日所面對之傳代文獻，已遠非昔日所目睹之原作，而今人對古文之體會與理解，亦無法與古者相比。然而通過嚴謹的文字、音韻及訓詁等學門，再加以文本的校勘與句法的分析，庶幾古人之言與先聖之制尚可考徵其一二焉。
然我們當今研究上古文獻比起歷代學者顯然具有兩種條件讓我們能夠佔到某種優勢。其一是我們可以利用歷代前賢已有之成果，其二則是我們正處於考古發掘的簡帛文獻大量出土之際。自從王國維提出所謂「二重證據法」以來，即「紙上之學問賴於地下之學問」，研究中國歷史之學者乃特別重視出土資料。基於王氏之認識，如李學勤、裘錫圭等當代名儒亦經常指出今日所出的簡帛古抄本之發掘正如過去孔壁中書、汲冢竹書的發現一樣，而我們當前對之所進行的整理工作亦好比西漢、西晉時儒者用此古文資料來與傳世的今文文獻相互校讎那樣。[2]眾所周知，西漢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挾書之律」而「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之後，當時通行文字已與秦以前的六國文字有所隔絕，且因「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之局面，而武帝乃「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3]到了孔壁書發現時，古文字學已為一種專門學問，用六國文字寫的古書必須加以隸定才可為一般學者所能讀，故《史記‧儒林列傳》形容孔安國之整理孔宅《尚書》曰：「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4]《漢書‧藝文志》形容稍後（宣帝時）的京兆尹張敞之古文特長則曰：「《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5]此皆足以說明西漢時人讀古文字已相當困難（更何況西晉時）。[6]再及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求遺書於天下」後[7]，劉向校中秘內外古今文書，而「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或「以『夭』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8]，此劉氏所見古今書間之假借及形近誤字的狀況，正如我們今日所看到的一樣。然則前人對於先秦書籍的整理事業確實有的與我們今人對出土文獻之工作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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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峰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25010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3568
摘要：由於和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之出土資料大量問世，“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一度頻繁見諸報刊。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應予以審視和評價。出土文獻的確為改寫中國思想史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於出土文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獻研究的複雜性，使其所能發揮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經過長期的、艱苦的文本整理和復原，不能輕易用出土文獻來改寫中國思想史。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處，不應輕易否定傳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證據法”是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沒有多少可以指導具體研究的方法論成分。對“二重證據法”的過度推崇，滋長了輕率、粗糙的學風，導致了研究方法的簡單化。
近年來，與中國古代思想史研究相關的出土資料不斷問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三大發現，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1993年出土的湖北荊門郭店楚簡，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從香港古董市場購回的湖北楚簡。這些重大發現，使海內外從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學者為之振奮。尤其20世紀末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簡問世之後，無論是媒體還是學界，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之中，“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說法頻繁見諸報刊。然而，隨著學者們對簡帛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術態度的日趨冷靜，“出土文獻將改寫中國思想史”的提法開始少見了。這究竟是一個嚴肅的命題，還是一個供媒體使用的口號，現在已經到了予以重新審視、評價的時候。應該如何去除情緒的色彩，如何賦予科學的意義，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的問題，同時也是對今後的研究必然產生影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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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民國元年鄂官書處叢刊本）卷十三“周末風俗”條，原文為：“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2] 關於郭店楚簡的下葬時代，目前為止有兩種意見，一是戰國中期偏晩說，即西元前300年左右，“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之前，郭店楚簡的發掘整理者首倡此說，大部分學者同意這一說法，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種意見認為，不排除“白起拔郢”之後的可能性，以王葆玹、池田知久為代表。王葆玹的意見參見其《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簡的時代問題》（《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90頁），池田知久的意見參見《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0-151頁、第267-270頁。上博楚簡因屬盜掘，沒有確定下葬時代的依據。但一般認為接近郭店楚簡的時代；馬王堆漢墓的下葬時代不存在問題，在漢文帝前元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但對其中文獻成書時代的爭議頗大。以《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通稱《黃帝四經》）為例，有戰國中期以前、戰國中期左右、戰國晩期，乃至楚漢相爭時期到西漢初年各種說法。參見劉國忠《古代帛書》（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頁，以及張增田《黃老治道及其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7頁。
[3] 其他可參考者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及山東銀雀山漢簡《唐勒》、江蘇尹灣漢簡《神烏賦》、敦煌漢簡《風雨詩》等詩賦類作品。
[4] 其他可參考者有湖北荊州王家台秦簡《歸藏》、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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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玉芝 黃組周祭分屬三王的新證據與相關問題 1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肖良瓊 卜辭中的伊尹和伊尹放太甲 14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方述鑫 [師-帀]組卜辭斷代研究 24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彭裕商 歷組卜辭補論 68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王貴民 試釋甲骨文的乍口、多口、殉、葬和誕字 122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管燮初 從甲骨文的諧聲字看殷商語言聲類 136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趙誠 劉鶚對甲骨文研究的貢獻探索 154 《古文字研究》第21輯，中華書局，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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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題 目 始頁 出 處
大會秘書組 吉林大學古文字學學術討論會紀要 1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新華社 迅速改變古文字科研工作的落後狀況 9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現狀及展望 12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曾憲通 陳煒湛 試論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 23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于省吾 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 40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唐蘭 殷虛文字二記 55 《古文字研究》第01輯，中華書局，197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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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作者於2000年3月2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演講)
爲什麽我會熱心於誰也不信仰、誰也不清楚的釋、道興起之前的中國宗教呢？原因很簡單，一是我的好奇，二是它的重要。好奇不必說。它重要在哪裡呢?這就是研究任何一種文化，都離不開它的宗教理解。如果你不理解一個民族的宗教，也就不能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越是古老的文化，這個問題越突出(我記得是沙畹老前輩吧，他好像講過類似的話)。
在《讀書》雜志上，我寫過兩篇小文章。我說，在二十一世紀，在我剩下不多的時間裏，我想研究中國古代的“現代化”。它包括三個小題目：“絕地天通”、“禮壞樂崩”和“兵不厭詐”，都是討論“中國特色”。其中第一個問題就是討論中國宗教傳統的特色。這兩篇文章是我爲我的小書《中國方術考》修訂版和《中國方術續考》(東方出版社，將出)寫的前言，帶有自我廣告的性質，所以有點crazy(廣告都很crazy)。前者專講方術，後者兼談巫術和禮儀。它們構成了我討論中國早期宗教的三個不同視角。
“絕地天通”的故事，是收於《國語•楚語下》。它是以重、黎分司天地講祝宗卜史一類職官的起源，特別是史官的起源(包括司馬遷這一支的來源)，因而涉及到宗教發生的原理。故事要講的道理是，人類早期的宗教職能本來是由巫覡擔任，後來開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劃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類職官，他們是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馬、司工一類職官，他們是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則巫道不行，但巫和祝宗卜史曾長期較量，最後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風。這叫“絕地天通”。在這個故事中，史官的特點是“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它反對的是天地不分、“民神雜糅”。可見“絕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絕不是“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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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anbo.sdu.edu.cn/admin3/2008/guojingyun005.htm
史學博士
國立故宮博物院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在中國文化當中，名字常意指著具體的物質，即其思想資訊中內涵著完整歷史，第一位中國皇帝的稱號尤是如此。從他所選定的字號裡，可以理解當時許多的歷史與文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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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に於ける歴史記述形態の変遷 / 貝塚 茂樹
東方学報. (通号 16) [1948.09]
4. 書紀の素材--文選・史記・漢書・後漢書との関係 / 小島 憲之
人文研究. 2(8) [1951.08]
5. 史記貨殖列伝について / 宇都宮 清吉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 (通号 2) [19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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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子學以“入道見志”為基本原則，史學以“實錄”、“良史”為基本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史記》最初的書名為《太史公》或《太史公書》，它既是一部史書，也是一部子書，司馬遷兼有史家與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說他是以史家的內容體現了子家的立場。後世對司馬遷的褒貶不同的評價，可以由此得一解釋。
諸子學與史學本各有其不同原則，二者區別顯著。劉知幾說：“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1]（《史通•惑經》）章學誠說：“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2]（《文史通義•原學下》）劉知幾又說：“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為工，而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1]（《史通•敍事》）說明諸子學是主於思想、議論、博學多聞，史學是主於敍事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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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相關研究資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