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史學史研究回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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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30-19307.htm
文章原載《歷史教學問題》2005年第1期

  摘 要: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源起於三代,發達於秦漢以後,它與“二十四史”為代表的古代官修史系列,共同構成了有別於世界其他類型史學的獨特文化情趣,研究它的起源、運作方式和對史學發展的實際影響,是把握中國傳統史學特徵和治史理念的重要環節。

  關鍵字:史官制度;正史;史館;官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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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5-04-11-19292.htm

研究與撰述史學史,分期問題無法回避。近五十年來(1950——2000年),有關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研究,成果甚豐,分歧很大。綜覽各家觀點,評判得失利弊,對推進21世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

一、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研究的兩次高潮

  五十年來,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問題的研究,曾經有過兩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60年代中前期,第二次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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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是在對美國實地調查和收集史料的基礎上撰就而成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情況表明,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是認真的、系統的、連貫和深入的。來自中國的學者和華人學者曾在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進程中起過關鍵的作用。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特色。他們的研究表明,研究中國史學史要有世界眼光;研究中國史學史,要放到世界史學史發展的大背景中作比較的考察,要放到世界漢學家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背景中作比較的考察。關注同行研究,加強對話交流,是中國學者促進當代中國史學建設的重要途徑。

  【關 鍵 詞】20世紀;美國;中國史學史

  20世紀是美國對中國全面研究的世紀,也是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世紀。據筆者在美國的調查,發現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相當年頭,有系列的專著和成果。這裏,作初步的介紹和分析。

一 20世紀初的職業化進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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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起步期、繁榮期和深化期。從事此研究的人員可分為四個群體,即陳氏門人、老一輩學者、中青年學者以及港臺及海外學者。研究重點則相對集中在八個方面:史學、語言文學與宗教、晚年著作及心態研究、文化觀及知識分子觀、家族史研究、生平及與同時代人比較研究、治學方法研究以及詩歌箋注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陳寅恪及其學術思想重新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研究已經被稱為"陳學"。今天,陳寅恪研究正在向著更加冷靜、深刻、更富有學理性的方向發展。本文試圖對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給予簡要的回顧和評述,但限於資料,此評述主要根據大陸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但對特別重要的海外及台港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盡可能予以評述。

  一 關於陳寅恪研究階段的劃分、重要出版物及研究者群體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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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古」,即對古代歷史與古代文本表示懷疑,通過考證確認其「有無真偽」,是世界現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現象。此現象在中國與日本表現得特別突出。本文所要探討的是二十世紀10至20年代出現在日本學術界的一場疑古運動。這場運動規模大、參與者多,影響深遠,不僅是一場學術運動,也是一場思想運動,若要研究日本思想學術史,「日本的疑古史學」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在日本現代,疑古與「啟蒙」、「批判」這兩個概念有關。疑古,是啟蒙思想與批判主義在史學界的反映。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有兩次啟蒙思潮。其一在維新後不久;其二於明治、大正之交,即上世紀20年代前後。每次啟蒙主義思潮,都以介紹「西洋事情」,批判傳統思想為其特點。這樣,啟蒙思潮領先,批判思潮相隨,隨之導引相應的史學思潮,即啟蒙的批判主義史學躍上歷史的潮頭。作為日本「第二次啟蒙」1思潮中的活躍人物,著名史學家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創造出這個時候的批判主義疑古史學。

一 《崔東壁遺書》與日本批判主義史學前奏

  白鳥庫吉提出「堯舜禹抹殺論」,在日本史學界「掀起軒然大波」,成為日本疑古史學標誌性事件,揭開日本疑古的帷幕,繼承與發展這個思潮的則有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等人2。然而,探討日本疑古思潮,而試圖去尋找它的源流時,則會自然地想起那珂通世這個名字。可以說,從那珂通世到白鳥庫吉,再到津田左右吉、內藤湖南等,表現出日本現代疑古思潮演進的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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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對「京都學派」的疑義

  正如我們亦可以從本次會議的主持者之一,張寳三教授的大作《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研究論集》1之題目瞭解到的那樣:好像在從事中國學的研究者之間,「京都學派」這一學派的存在幾乎已作為自明之事實而為人所接受。不,不僅限於研究者,於媒體之類,常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指稱為「京都學派」,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同樣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讀書人中亦落實了吧。

然而,「京都學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體嗎?我對此甚懷疑問。因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學派」之一員,而我自身卻完全沒有這種自覺與歸屬意識。再者,在我的周圍,不用說「京都學派」,就連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與組織形態的學派集團的影子幾乎也看不到(當然,以學會與研究室為主體的學術雜誌多有刊行,此外所設置的共同研究會亦多得不勝枚舉。這些有一定的組織,並且各自具備一定程度的個別性特色——可以稱之為學風,此雖無法否定,但直接將其判定為學派並非妥當)。因此,現在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認存在著作為嚴密意義上的學派的「京都學派」。

如此而言,我想一定會有人提出如下意見吧:何必那樣嚴密地對學派進行定義呢?京都大學的學問一般都稱為京都學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樣廣寬的姿態,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也確實存在著一種猶如傳統的東西,所以將其稱之為「京都學派」就是了,沒有必要采取那樣嚴厲的態度。說實話,我平常也並不是那麽嚴密地考慮。本來,「京都學派」的存在與否,於我自身而言,無關緊要。只不過,作為學術史來論述「京都學派」的話,那樣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對輕易地濫用「京都學派」這一稱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沒有認真地讀過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顧研究者各自所處的種種情況、環境,無視各自的個性,不分青紅皂白,就想貼上「某某學派」的標籤,我厭惡這種輕易之擧。固然,我並不是說論及「京都學派」的各位都是那樣,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真摯地致力於研究的。但是,我想一部分人有這種輕易之擧,這是難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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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十年來.中國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績斐然,在資料、觀念、研究視角以及西方當代史學理論與方法的引入方面都頗具特色。本文分三個時期對20世紀50年代以來港臺地區的史學史研究成就和特點作了評述。指出.在60年代以前,其研究仍屬40年代大陸風格的延續;至70年代中期後,始進入較大發展時期,研究隊伍擴大,視野日見開闊,方法上亦一破過去偏重文獻考證的路數,趨向於多元化;90年代以後,除研究廣度有顯著推進外,更因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變動而顯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特點。

[關鍵字]香港;臺灣;中國史學文;外國史學史

[作者簡介]

胡逢祥(1951—),男,浙江省諸暨市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師範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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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7-08-17-35578.htm

近年来,史学界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出现了各种思考,如从整体观察,当然可视为当前史学界学术水平的集体反映。就具体而言,“21世纪中国史学”一词的认知与提法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本文就此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野人献曝,目的不在褒贬,而是希望能发挥一些澄清的作用。

关于21世纪的中国史学,我想从四方面来谈:(1)语意上的认知,(2)史学史的认知,(3)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4)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语意上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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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7-08-17-355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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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应从三个方面分别考察: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史;二、中国的历史观念史;三、中外史学交往史。然而,首先需要对中国的历史编纂学传统进行再研究。

第一,中世纪中国的历史编纂学.起点可以追述到孔子据鲁史改编的《春秋》。我不怀疑刘歆《七略》关于“《春秋》古经”在公元前一世纪末的西汉晚期尚存的记录。但传世的这部早期编年史,还在东汉初,便依附于《春秋》三传。由于迄今关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考古发现,没有《论语》、《春秋》等早期简牍的出土记录,而郭店楚墓出土的简牍,虽有后来见于《礼记》的若干残片,被学者断为孔孟之间百年的儒家著作遗存.却缺乏年代学的本证。因而孔子晚年返鲁笔削鲁史为《春秋》,至今仍限于孔子卒后三百年才相继出现的文献陈述,如《春秋》公毂二传、《春秋繁露》及《史记》等。两汉之际经古文学家笃信的《春秋左氏传》,虽被上世纪的疑古学派攻击是刘歆伪作,但屡经史家辩白,已可证明大概似为完成于战国初期的编年史著作,却因经传内容不相配合,记载下限也较《春秋》晚二十七年,致使经史学者愈来愈倾向于否定二者的亲子关系。同样,《诗》、《书》的若干篇章,早被中夏诸侯权贵当作神道设教或权力游戏的启示录,相传曾由孔子删节而成为古典文明的教科书。所以,“六经皆史料”,是合乎逻辑的判断。单看史料编纂形式,《左传》与《春秋》有同一性,而更凸显时间贯串各类记录的特色,可说是中国编年史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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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7-05-04-35529.htm

一、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方向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史学史方方面面的课题都涉及到了,已成为一块成熟的“领地”。不过,由于圈内学人“闭关锁国”倾向重,对研究视野的创新关注不够,自我反思不足,当今中西史学理论研究日新月异的光辉并没有照进史学史研究的殿堂。相对于其它学科而言,传统的史学史研究模式略显保守、落后了些。

大陆史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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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9-28-35282.htm

【内容提要】在20世纪的后50年中,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过程,即50年代的相对寥落,60年代前期的活跃,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沉寂,以及70年代末至今的迅速发展。这50年中,有过一些教训,但终究取得了许多成就。当前面临的任务,一方面是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是需要有更多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论著问世,在认识上和成果上更好地发挥中国史学史的社会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三四十年代相比,显得比较寥落。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论者蜂起,百家争鸣,令人鼓舞。十年“文革”,它便沉寂下去,忠实而执着的研究者,也只能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坦途,中国史学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迎来了它的春天,步入了它的发展时期。概而言之,这5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活跃走向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远未终结,但其前景确实使人充满信心。

一 从寥落走向活跃: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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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8-09-35203.htm

这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太贫乏而混乱了,史学方面尤甚。这一方面意义着现实的阴郁,与萧杀,一方面意义着中国目前新史学的理论尚未定型。

一部史学史的写作是相当艰苦,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学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紧的,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变成一本“垃圾堆”的!

在魏应麒氏中国史学史(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未问世以前,别人也曾经出版过三四种中国史学史的书籍,可是总不能使人满意首盲,不是史观的错误,就是史料的不确,最大的缺陷,是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没有把握到。那么,这本中国史学史的编制是怎样的呢?魏氏把全书分为上下二编:上编将中国史学史之特质分价值,中国史籍之地位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作一有系统的总括叙述。下编则分期叙述自远古到民国每一时代发展的情形,注意各种体制的因创,尤注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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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14-35060.htm

  摘 要:作为近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中国史学史”已经走过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该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从事该学科研究的重要学者之间的师承关系,涉及到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蒙文通、朱谦之、金毓黻、刘节、白寿彝等众多著名学者,对比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前后两个阶段的共同点、不同点,并指出其中的联系。

  关键词:梁启超;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学术系谱

  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对史学进行反思的“史学史”之因素很早就产生了,而且异常丰富。但是,作为一门近代意义上的学科,“中国史学史”则是在 20世纪随着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而产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国史学史”的名称,最早在胡适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①中出现,虽然是指中国史学的历史,但却没有“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意思。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是梁启超。1926年至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专门讲述了“史学史的做法”,不仅提出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史”一词,而且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中国史学史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和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成为在历史学系统中举足轻重的一个二级学科。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师承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 20世纪前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那么,20世纪后期对这门学科贡献最大的则是白寿彝。可以说,梁启超、白寿彝分别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时期和比较成熟时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可作为中国史学史学科诞生和繁荣的两个标志。21世纪,我们要开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新局面,应该对我们的家底作一个盘点,理清从梁启超到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学术系谱。由于学术界对最近20年的史学史发展状况一般比较熟悉,本文在论述上取“详远略近”之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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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14-35061.htm

20 世纪初,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 'Historiography',俄文'Историоrрафuа',法文'Historiographie',德文 'Historiographie'”(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10月号)。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见俞旦初:《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一、二节述“史之界说”和“中国史之范围”,又在《新民丛报》刊发《新史学》,第一、二章论“中国之旧史学”和“新史学之界说”。1922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第一章简略论述了“史这意义及其范围”之后,于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扼要地概述了200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以及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途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著述的开始。以后他又撰《补编》,界定“史学史”学科概念,就史学史有关内容作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并将史学史列为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学术史“最少要分四部:子、道术史——即哲学史;丑、史学史;寅、自然科学史;卯、社会科学史 ”,进一步提出“史学史做法”,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由此开创了“史学史编纂学”的新纪元。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门著作,姚名达于1925年曾欲撰《中国史学史》,用力二年,但未成书。有关史学史的论述,多与编译介绍日本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批判封建旧史学、探讨中国历史撰著体例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有关著述,除了梁启超之外,还有横阳翼天氏编《中国历史·首编》(1903年),吕瑞庭、赵征璧编《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7年),曹佐熙著《史学通论》(1909年)等。曹氏《通论》自称“究心史道,探颐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书凡七篇,目次为:史学之源流、史学之经纬、史学之繁难、史学之关系、史学之研究、史学之旁通、史学之未来,在诸家史论中较为系统(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还有卢绍稷、罗元鲲、胡哲敷等,亦都在其史学“通论”、“概论”中,论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综观所有论著,在思想和方法上,大多袭用了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与浮田和民的著作。

自1930年6月世界书局出版了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一书,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步入了专门学科的轨道,同时许多大学历史系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及相关课程。如卫聚贤在暨南大学、持志书院,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赵万里在西南联大,金毓黻在金陵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分别讲授“中国史学史”。还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史学通论”,范文澜在辅仁大学讲授“正史概念”,吕思勉在光华大学讲授《史通》,张尔田在燕京大学讲《文史通义》,陈垣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刘文典在清华讲授“ 校勘学”,傅振伦在北平女高师讲授“方志学”,等等。教学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著,编成数部讲义,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铅印本2种:持志书院 1932年刊本,暨南大学1933年刊本),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等。此外,朱谦之撰《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刊于《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撰著呈现出兴盛气象,先后有9部专著问世,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论》(史学书局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 年)、何炳松《中国史学史》(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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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0-34885.htm

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 ”,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1]。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

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1]。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 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

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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