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起步期、繁榮期和深化期。從事此研究的人員可分為四個群體,即陳氏門人、老一輩學者、中青年學者以及港臺及海外學者。研究重點則相對集中在八個方面:史學、語言文學與宗教、晚年著作及心態研究、文化觀及知識分子觀、家族史研究、生平及與同時代人比較研究、治學方法研究以及詩歌箋注等。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陳寅恪及其學術思想重新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有關研究已經被稱為"陳學"。今天,陳寅恪研究正在向著更加冷靜、深刻、更富有學理性的方向發展。本文試圖對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給予簡要的回顧和評述,但限於資料,此評述主要根據大陸本土學者的研究成果,但對特別重要的海外及台港學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盡可能予以評述。

  一 關於陳寅恪研究階段的劃分、重要出版物及研究者群體的界定

  給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劃分階段似乎並不困難,大致按照年代劃分即可,也就是說可以分為兩個十年,不過第二個十年似乎又可以分為前後兩個五年,進入新世紀後,則可視為第三個階段。至於理由,則參見以下的具體評述。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一大批受迫害的中國知識分子得以平反昭雪,對其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的研究也隨之有了可能,而陳寅恪研究可以說是起步較早並取得很大成就的一個領域。這裏說是起步,並不是說在此之前就沒有對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研究,而是說相對於此前(指1949年後,不包括更早時期)的帶有極左色彩的研究與批判,此時才算是開始真正的學術性研究,因此稱為起步期,其時段大致是從1980年到1989年。可以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陳寅恪文集》和1981年出版的蔣天樞先生之《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作為這一階段開始的標誌,因為它們的出版,不僅意味著陳寅恪的學術成果得到了承認,而且為研究者提供了當時所能提供的最權威和最齊全的研究文本。為此,學術界應該感謝蔣天樞先生所付出的艱辛勞動。這一時期所發生的另一重大事件就是海外的余英時與大陸的馮衣北就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心態展開的爭論,由於這次爭論發生于大陸學者與海外學者之間,且為文革後一次與政治關聯密切的論爭,因此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余英時隨後將這次爭論的有關內容及自己對陳寅恪詩文的研究心得結集為《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由臺灣的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於1984年出版。而大陸方面也將有關文章整理於1986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以下摘錄該書內容簡介中的一段,也許有助於理解當時雙方論證的背景和微妙之處:

一九八三至一九八五年間,香港報刊曾陸續發表余英時和馮衣北兩先生的文章,就陳寅恪晚年所寫的詩文進行了討論,對已故史學家這一時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和興趣。

  鑒於余英時先生的部分文章已於一九八四年結集出版,並擬於近期增訂再版;我們特將馮衣北先生的文章結集出版,並請作者增寫序跋,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辯。為著便於讀者統觀全貌,書後附錄了余英時的有關文章。 事後看來,雖然這次爭辯雙方都帶有情緒化色彩和濃厚的意識形態背景,但論辯本身的得以進行和論辯成果的有條件在國內出版問世,已經昭示出新時期開始後,國內的學術研究終於開始了艱難的起步。綜觀這一時期的陳寅恪研究,主要特點是起點雖高,但研究範圍比較狹窄,基本上限於其歷史和中國古典文學領域。此外,研究力量的相對薄弱和研究者之局限在少數專業人員範圍的事實,也直接導致對學術界影響的相對微弱,其研究成果不僅一般大眾很難理解和接觸,甚至在學術界也很難得到廣泛關注。至於具體成果,將在後面評述。

  陳寅恪研究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89年到二十世紀末,這是一個研究不斷深入、影響不斷擴大且研究成果十分豐富的階段,用"繁榮"一詞來形容是一點不過分的。這十年其實又可以分為前五年和後五年兩個階段。首先,是在1988--1989年,當陳寅恪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際,接連舉辦了幾個紀念陳寅恪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了紀念專集,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同年出版的《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前者收文48篇,後者收文34篇,所收錄論文質量之高,研究內容之廣泛以及手段之多樣化都是空前的,標誌著陳寅恪研究影響的擴大以及開始向著擴大外延、深化內涵的方向健康發展。

之後,伴隨著九十年代初的"國學熱"和對新儒家思想的介紹,對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研究無論是質量還是數量都有了進一步擴展。1994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永興主編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此書收入1990年清華大學舉辦的"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座談會"上提交的論文,共27篇。上述三種學術論文集,都是陳寅恪研究的重要資料,可惜印數均不滿千冊,有的只有數百冊,今天已很難得到。

  在這之前的1992年,江西的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學者汪榮祖的《陳寅恪評傳》,該書原名為《史家陳寅恪傳》,最初由香港波文書局於1976年出版,僅7萬字。後增為15萬字,改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最後由作者再次進行修改後擴充為20萬字在大陸問世,影響較大。同年,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吳學昭的《吳宓與陳寅恪》一書,連同此後出版的《吳宓自編年譜》和《吳宓日記》,為陳寅恪研究提供了很多珍貴的資料和研究課題,也是必備的參考書目。

  1994年9月,中山大學召開"紀念陳寅恪教授學術討論會",主要議題是"《柳如是別傳》與國學研究傳統",這是第一次對陳寅恪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柳如是別傳》進行專門研討的學術會議,有關論文於次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結集出版,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影響。同年,王永興的《陳門問學叢稿》一書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個人完成的陳寅恪研究專著,該書可能算是最早的一本。也是在1994年,江西省政協文史委和修水縣政協文史委聯合編輯出版了一本介紹陳寅恪家族的《一門四傑》,該書雖然是內部出版物,但從選材和編輯角度看,仍不失為一本有相當價值的參考書。

  在出版陳寅恪作品方面,三聯書店在此期間已開始籌備《陳寅恪全集》的出版事宜,並於1996年發佈了《陳寅恪先生作品徵集啟事》。但無論是出版社方面還是廣大研究者以及陳氏後人方面,也許都沒有想到,《陳寅恪全集》的出版竟會如此艱難,除了陳寅恪作品的難以搜集整理外,還有其他的種種干擾,以至該全集的問世竟然在20世紀沒有實現,而是拖到了2001年,而書名也因陳氏作品的難以全部收錄而不得不改為《陳寅恪集》。與全集的難以問世相比,倒是《陳寅恪詩集》的出版還算順利,該書於1995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不僅最大限度地收錄了陳寅恪的詩,而且收入其夫人唐筼的詩作,為從事陳詩研究者提供了很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不過,人們也許都沒有想到,真正使學術界乃至大眾傳媒對陳寅恪其人和學術研究產生濃厚興趣者,卻是一部由非專門研究人員撰寫的文學傳記,這就是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該書於199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後,立即在中國知識界、文化界激起強烈反響,並迅速引起大眾傳媒的注意,一時間有關陳寅恪的文章充斥各種媒體,陳寅恪一時竟成為所謂的焦點人物。由此也開始了陳寅恪研究的新的里程碑--由書齋開始走向大眾。該書的最大特點是充分利用當時能夠得到的有關陳寅恪的檔案材料和通過採訪陳寅恪親友所得到的第一手資料,運用文學手法向世人真實而生動地展示了陳寅恪晚年的生活和心態,謳歌了陳寅恪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堅守學術獨立原則、決不曲學阿世的精神,向人們展示出一個特立獨行的中國知識分子形象。由此書之問世開始至上個世紀末,短短五年間,關於陳寅恪的傳記、研究專著和各類文集的出版達到一個高峰,至於論文數量之多更是難以統計。其間影響比較大者在傳記方面還有以下幾種:

  《陳寅恪傳》,作者吳定宇,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18萬5千字。

  《國學大師陳寅恪》,作者劉以煥,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26萬8千字。

  《陳寅恪讀書生涯》,作者王子舟,長江文藝出版社1997出版,25萬字。

  《陳三立》(傳記、作品選),編著者劉納,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20萬字。

  其他介紹性和回憶性的文集有:

  《陳寅恪學術文化隨筆》,編者劉桂生等,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22萬字。

  《陳寅恪印象》,編者錢文忠,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24萬字。

  《解析陳寅恪》,編者張傑、楊燕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44萬8千字。

  《追憶陳寅恪》,編者張傑、楊燕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38萬2千字。

  以上各種,雖然質量參差不齊,但由於印數巨大,還是在引起社會關注、介紹陳寅恪學術思想方面起到了正面引導的作用,對於普通大眾理解陳寅恪,是有重大貢獻的。 隨著陳寅恪研究的深入和研究範圍的拓展,研究陳寅恪學術思想的專著開始出現,例如香港學者李玉梅女士的《陳寅恪之史學》,該書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對於該書的特點及不足,周一良先生為其書撰寫的序言概括的非常確切:

  此書最大特點亦最大優點,為窮盡材料,其表現則在繁富之腳註。敍述生平及思想兩章,舉凡海內外各方人士之回憶及紀念專文,以及寅恪先生遺聞逸事之散見於諸家著述者,無不一一爬梳摘剔,加以徵引。其論史學兩章,則中外學人中贊同或反對寅恪先生論點者,悉皆搜羅排比,以供參證。易言之,此書頗似有關寅恪先生之小型辭典,今後治義寧之學者當皆有取於斯。惟作者廣搜博采而矜慎有餘,吝於論斷。

  可惜該書在大陸較難得到,致使其學術影響受損。

  王永興的《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則第一次比較全面地從理論高度闡釋了陳寅恪的史學思想和學術體系,堪稱代表了當時陳寅恪研究的最高水平。茲引任繼愈先生為該書所寫之序中的一段作為對該書的評價:

  王永興同志這部書稿,既講到陳先生的史學方法,又講到別人忽略了的忠義家風的影響,他提出的見解是深刻的。陳先生的史學值得後代學人追蹤探索的很多,最主要的一點是應當看到陳氏史學是中國現代學人對古代傳統史學的總結,從陳氏起,也宣告了中國傳統史學的終結。

  此外如劉克敵的《陳寅恪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18萬字),試圖對陳寅恪的學術思想給以全景式的評價分析,並在陳寅恪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陳寅恪的知識分子問題研究、近代史研究和陳寅恪的治學方法探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由於種種因素,該書在出版時被刪掉近5萬字,致使其結構佈局和學術價值受到一定影響。

  必須介紹的還有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三聯書店1997年版,20萬8千字),該書是石泉20世紀40 年代受業于陳寅恪時撰寫的研究生論文,完成於1948年,卻在半個世紀後才得以問世。雖然受資料的限制今天看來有值得商榷之處,但其基本思路和主要觀點仍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由於此書是在陳寅恪直接具體指導下完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為陳寅恪有關中國近代史觀點的體現。

  1999年,是陳寅恪逝世三十周年。該年有關陳寅恪之最重要的學術活動就是中山大學於11月27-29日在廣州召開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聚集了國內外從事陳寅恪研究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共提交論文61篇。浙江人民出版社於2000年12月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這就是《陳寅恪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這本近60萬字的巨著。從該論文集之題目可看出它帶有總結二十世紀之陳寅恪研究的使命,同時在新世紀開始之際,向人們昭示出該如何把陳寅恪研究引向深入。其收錄之重要論文,將在後面介紹。

  綜觀第二個十年的陳寅恪研究,其特點首先在於研究範圍的擴大和研究內容的打通,例如在史學方面,已經開始對陳寅恪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給予關注,在文學方面,除了繼續對其古典文學領域的成就給予深入探討外,也對陳寅恪有關新文化運動的觀點進行研究分析,並從他與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的關係著手進行比較分析,取得了可喜的進展。第二,是開始對陳寅恪的整個學術體系進行綜合研究,並就其早年留學國外時所接受西方文化的具體情況進行個案研究。同時,人們重點關注的是陳寅恪的中國文化觀以及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看法,可以說這方面研究取得的成果最多,影響也最大。對陳寅恪的整體評價,除了稱他為學術大師、文化大師外,又增加了一個思想家的稱謂,並將他與顧淮並稱,視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此外,對陳寅恪獨特的治學方法和學術道路的選擇以及對其家世的研究,也逐漸成為該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他的學術思想不僅為學術界、文化界大多數人所認可、讚頌,而且由書齋走向大眾,並最終形成了所謂“陳寅恪熱",其中利弊,恐難以在短時期內給以清楚的判斷。

  進入新世紀以來,這種"陳寅恪熱"已經有所降溫,學術界開始以更加理智和冷靜的態度從事陳寅恪研究,其研究中的學理性更加突出,並開始嘗試新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專著方面,似乎是不約而同,關於陳寅恪之家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竟出版了三部,它們是:

  《陳寅恪的家族史》,作者張求會,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27萬4千字。

  《陳寅恪家世》,作者葉紹榮,華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38萬字。

  《陳三立一家與廬山》,作者劉經富,作家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16萬字。

  這三部專著,可以說各有特色。前兩部重在從陳氏家族史的角度,展示家族在中國歷史進程和社會結構與中國文化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並對陳氏家族的形成、繁榮和衰敗以及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的特殊作用給予科學的分析,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不過,葉氏一書可能由於作者本人是作家的緣故,文學意味稍濃,個別敍述有虛構之嫌,影響了其真實性和科學性。相比之下,張求會之書則學理性和理論性更強一些。至於劉經富的那本專著,從名人與名山的關係入手探討中國文化問題,選擇角度新穎別致,也是一個極富挑戰性的研究課題。從整體上看,此書還是寫的很有特色,作者在史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內容也很豐富。缺陷是理論分析方面稍嫌不足,但此書用意本不在此,因此不必苛求。

  在陳寅恪作品的出版方面,2001年1月,人們盼望已久的《陳寅恪集》終於由三聯書店出版,收入目前所能搜集的陳寅恪全部著作、讀書劄記、書信、詩歌和講義等,共計13種14冊。其中學術界比較關心的是書信、講義等以前未問世的部分,但首先與讀者見面的卻是《柳如是別傳》,該書首次印刷一萬冊,竟然在短短數月間銷售一空,不得不再次加印。反映出"陳寅恪熱"依然沒有完全消退,但也有學者對此感到擔憂,這種純粹的學術著作如此熱銷是否有些不正常?如此難讀的書究竟會有多少人真正去讀?看來新世紀的陳寅恪研究依然要在這種氛圍中接受考驗,既能耐得住寂寞,也要不受潮流的影響而堅持自己的方向。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從事陳寅恪研究的幾個學術群體,至於其具體成果,除專著已經在前面介紹外,其論文將在後面評述。

  首先是陳氏門人,其代表人物為蔣天樞、季羨林、周一良、王永興、卞僧慧和石泉以及現居台港海外的弟子等。作為當年在陳寅恪身邊學習和生活的學生,他們對陳寅恪之人格力量和學術成果的理解與闡釋有著他人不及的優勢,因此他們的研究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也比較能夠引起重視。雖然他們年事已高(有的已經謝世),但出於對陳寅恪的發自內心的景仰和崇拜之情,以及對現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崇高使命感,使他們仍在盡其所能地繼續從事陳寅恪研究,並不時有分量厚重的成果問世。

  其次是陳寅恪的同時代人以及一些新時期以來影響較大的著名學者,其代表人物有馮友蘭、俞平伯、王元化、李慎之、唐振常、傅璇琮、劉夢溪、胡守為等。他們研究陳寅恪的特點在於往往不局限於對某些具體問題的探討,而是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把陳寅恪研究與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和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研究結合起來,將陳寅恪研究置於中外文化交流與碰撞的歷史背景之中,以發現和闡釋陳寅恪之學術思想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化進程中的特殊地位與價值。

  第三個群體是近年來嶄露頭角的一些中青年學者,其代表人物有葛兆光、胡曉明、劉桂生、錢文忠、桑兵、吳定宇、張求會、朱新華、劉克敵等。由於這些人基本上都經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並有較好的知識儲備,因此他們在進入陳寅恪研究領域後,即迅速成為研究的重要力量,其成果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不可忽視,假以時日,他們必將成為陳寅恪研究的主體。

  第四個不可忽視的研究群體就是台港及海外學者。他們當中有些是陳寅恪的弟子或同時代人,有些是多年專門從事陳寅恪研究的學者。在大陸由於文革而中斷了陳寅恪研究的同時,他們可以繼續這方面的研究,且在資料的佔有方面,他們也有某種優勢,這些都使得他們的陳寅恪研究比較系統,成就斐然。其特點是重視資料,重視考證,學理性更強。雖然有些也帶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色彩,但從整體看,其研究水平是很高的。其代表人物有:余英時、汪榮祖、楊聯陞、牟潤孫、李玉梅等。

  此外,一些正在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青年才俊和自學成材者,也有不少開始在陳寅恪研究領域躍躍欲試,他們的加入,將使陳寅恪研究有著充滿活力與希望的未來。

  二 陳寅恪研究的內容和主要觀點綜述

  綜觀二十年來的陳寅恪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領域:

  1、對陳寅恪史學研究成就的評價

  2、對陳寅恪語言與文學研究成就的評價(包括對其宗教研究的考察)

  3、陳寅恪晚年心態及著作研究

  4、陳寅恪之文化觀及知識分子觀研究

  5、義寧陳氏家族史研究

  6、陳寅恪生平與學術道路及與同時代人關係研究

  7、陳寅恪治學方法研究

  8、陳寅恪詩歌箋注

  以下分別簡要評述。

  1、 史學領域

  學術界一般公認,陳寅恪史學方面的最大成就還是中古史研究,因此在研究其史學思想時,首先注重對其中古史研究的評價也是很自然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對陳寅恪之"種族與文化"思想的評價以及對中古社會政治制度形成原因的探討。王永興的兩部專著(參看上文介紹)應該說是迄今為止這方面最全面的研究。

至於其主要觀點,可以用他的《陳寅恪史學的淵源和史學思想述略稿》一文的內容提要來概括:陳寅恪史學並非如大多數學者所論的繼承乾嘉考據,而是直接繼承宋賢史學並有所發展。陳寅恪史學思想可分為求真實供鑒誡、民族與文化、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貶斥勢力尊崇氣節及重視社會經濟的重大作用等。此外,他的《在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和《楊隋氏族問題述要--學習陳寅恪現實史學的一些體會》等,都是不可不讀的重要論文。在這方面,劉夢溪的《"有教無類"--論陳寅恪的種族與文化觀點》、唐振常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學習筆記》盧向前的《陳寅恪先生之史法與史識--讀陳寅恪讀書劄記--舊唐書新唐書之部》以及袁英光的《略論陳寅恪對隋唐史研究的貢獻》等,也是比較有分量的論文。一般而言,學術界對陳寅恪的"種族與文化"思想多數是給予肯定性評價的,但對於李唐家族起源問題也有持不同觀點者,代表人物有朱希祖、岑仲勉等。至於陳寅恪的敦煌學研究,也有不少學者給以重視,例如陸慶夫等人的《陳寅恪先生與敦煌學》。在陳寅恪史學的其他領域,也有很多成果,例如蔡鴻生的《陳寅恪與中國突厥學》認為陳氏的突厥學研究不僅在當時有開拓性的價值,即使在今天也是重要的研究指導。此外,余英時的《陳寅恪史學三變》是他近年來在陳寅恪史學研究的新成果,值得關注。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由於陳寅恪自己曾表示不敢介入,因此過去人們對此注意不夠,但近年來已經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不過研究深度仍嫌不夠。這方面的較重要成果有:石泉整理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補)》,桑兵的《陳寅恪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劉克敵的《論陳寅恪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等。

  2、 語言與文學、宗教領域

  這又可以分為幾個方面:詩史互證問題、漢語特點問題、宗教與文學關係問題、佛教進入中國及與小說、彈詞等題材演變發展問題、中國古典小說之結構問題等。由於這方面的論文數量太多,無法具體評述,只好簡單列舉幾篇:首先,俞平伯的《讀陳寅恪〈秦婦吟校箋〉》一文值得重視。作為陳寅恪的生前好友和著名文學家,俞平伯對陳寅恪學術思想的理解顯然有獨到深刻之處。胡守為的《略談陳寅恪的詩文證史》以及其一系列論文,則對詩史互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是不可不讀的重要研究資料。錢文忠的《略論陳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則指出善於運用比較方法是陳寅恪在文學研究中得以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並就其對中國比較文學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此外,蔡鴻生的《從小說發現歷史--〈讀鶯鶯傳〉的眼界和思路》和姜伯勤的《史與詩--讀陳寅恪先生〈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文,都是在研究"詩史互證"方面的重要論文。褚孝泉的《從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談起》、劉克敵的《對對子與中國文化精神》等,則試圖探討陳寅恪對漢語特點的闡釋以及其中蘊涵的對中國文化特點的認識問題。香港李玉梅的《陳寅恪之史學》,在附錄中把多年來有關陳寅恪研究的論文,已儘量收入,其中最多者即史學和文學方面,可見一般研究者的重點所在。

  3、陳寅恪之晚年生活、心態及著作研究

  所謂晚年,一般指的是1949年以後,重點探討陳寅恪這一階段的生活、心理歷程與其學術研究之關係問題。至於陳寅恪之晚年著作,即《論〈再生緣〉》與《柳如是別傳》。

  首先是對《論〈再生緣〉》的研究。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余英時的一系列論文,後結集為《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一書,前面已經介紹。在單篇論文方面,數量不多,其中葛兆光的《晚年心事恰如謎--重讀陳寅恪〈論再生緣〉隨想》和楊慶辰的《陳寅恪彈詞研究的文化學思索--讀〈論再生緣〉劄記》值得關注。

  至於《柳如是別傳》,則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其研究的重點首先是集中在陳寅恪撰寫此書的用意方面,對此學術界至今多有異議,胡曉明曾總結為以下幾種觀點:

  一、辨誣說

汪榮祖在其《陳寅恪評傳》中認為書名由《錢柳詩箋證》而改為《柳如是別傳》,原因在於"寅恪于錢柳極為同情,甚覺未得歷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長篇幅為之洗刷煩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於仰慕。不僅讚美其才藝,更服其氣節。"文史家黃裳在一九八二年寫的《關於柳如是》一文,也認為這本書的性質屬於歷史人物評價的翻案著作,但又認為陳寅恪的辨誣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畢竟只是個放蕩不羈的風塵女子,她與陳子龍之間的關係不是基於愛情,而是基於名士與名妓的風流生活;而她最終歸錢牧齋,也不是基於愛情,而是由於經濟、政治地位的考慮。

  二、自遣自證說

汪榮祖又明確提出自遣自證說。他認為"寅恪投射一己於三百年前,猶如觀劇者與劇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際,傷古撫今,常常不能自已。因寅恪之思想雖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戀舊文化與舊社會,自五四以還即覺扞格不入。晚年社會與文化之變動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渾忘現實之痛苦。寅恪箋釋錢柳詩得以精神上之樂趣,自無可疑,自娛還有知性的一方面。汪說:"《柳如是別傳》集寅恪一生著述’筆法’之大成。寅恪欲借此書自驗學術之深淺以及留示後人其史學方法的範例。"

  三、復明運動史說

持這一說法的有明清史家王鍾翰、何齡修,唐史家王永興等。何齡修在《柳如是別傳讀後》中認為"第五章《復明運動》實際上是全書主旨所在。"何齡修評價說:關於復明運動,以往人們知道的只有其中個別的或少量的史實,單個人反清復明的思想情緒,個人或極少數人自發的反抗等局部活動,人們還知道各地規模不等的群眾武裝起義,卻沒有明確意識並提出過在清朝嚴酷統治下這種長期的、廣泛的、有組織的復明運動、民族抵抗運動的潛流,更不知道這種運動曾在’綢繆鼓瑟之小婦’推動下展開。"王永興說河東君雖堅持參加復明運動,而未能獲得成功,但陳寅恪不以成敗論英雄,尊崇氣節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現,也是她的立身之本。王鍾翰則在陳寅恪的基礎上繼續考辨,補充材料,認同陳寅恪關於錢柳因緣由言情之兒女,變而為愛國之英雄的說法。

  四、頌紅妝的女性史說

中山大學教授蔡鴻生、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等人持這種看法。因為《柳如是別傳》畢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對柳如是的情史與生活史進行了極為詳盡的爬梳考證。這些考證卻與復明運動應無直接的關係,陳寅恪為何要花這麼大的功夫來細辨河東君艱難處世、擇婿人海、為爭取婚姻幸福而鬥爭的過程呢?蔡鴻生、孫康宜等人從女性史的角度提出,這本書的宗旨乃在於陳寅恪先生晚年對於"紅妝"的關注。蔡鴻生更為看重的是氣質。所謂"胭脂淚中凝聚著民族魂","俠氣、才氣和骨氣,在柳如是身上,可說是三者合一","奇女志與遺民心的結合,使本書成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頌。孫康宜的重點在於從十六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女性文學的崛起與成熟這一背景來分析此書。總之,"頌紅妝的女性史"這一說法包容了"復明運動"說,既注重具性別特徵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視女性意義中呈顯出的精神價值與政治道德意義一面。

  五、知識分子史、人格心態史說

吳宓以及周勛初、姜伯勤等持此說。一九六一年,吳宓到廣州會見陳寅恪,談及《柳如是別傳》的寫作情況。吳宓在日記中記載:"寅恪細述其對柳如是研究之大綱。柳之愛陳子龍及其嫁牧翁,始終不離其民族氣節之立場、光復故物之活動。不僅其才高學博,足以壓倒時輩也。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以察出當時政治(夷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消閒風趣之行動也。"由於這段話具有當事人口述性質,所以在《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中披露之後,成為論者廣泛引用的權威性說法。這個含義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際有關文化與道德的基本命運的抉擇。

  六、明清文化痛史說

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劉夢溪教授在近年發表一系列研究陳寅恪的論文中,明確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說。內容涉及明清交替時期的經濟、政治、軍事、黨社、宗教、藝術、文學等各個方面,史事極為紛繁。陳寅恪綜合運用傳、論、述、證的方法,熔史才、詩筆、議論於一爐,將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貫徹全篇。作者更輝煌的學術目標是通過立傳來修史,更準確而寬泛一點說,應該是用血淚寫成的即撰寫一部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七、自喻自悔說

以余英時為代表,周一良近年來也開始同意此說。余英時認為,對於陳寅恪的晚年作品,應通過他晚年生活與價值系統才能求得相應的理解。而方法正在於透過陳寅恪晚年詩文的考釋,來理解陳寅恪的價值系統,然後通過這一系統,來理解《柳如是別傳》的主旨。據此,他認為此書的主人公錢、柳,正是陳寅恪對他自己與陳夫人的自喻,在此基礎上,他將此書說成是表達個人特定的身世與命運的一種傷悼與悔恨之作。

  八、"情史"說

胡曉明在討論了上述幾種說法後,提出了此說。他認為對於《別傳》主旨的理解,首先必須區分三個層面,一是事實的層面,一是意義的層面,三是文體層面。事實層面是基於此書的性質是一部學術著作,意義層面是基於此書含有陳寅恪個人的存在感受與思想寓意。文體層面看,《別傳》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亦文亦史(兼史學寫作與文學寫作於一身)的新文本。關於事實的層面,他認為需要在上述"辯誣"說、"復明運動"說、"人格史心態史"說以及"明清文化痛史"說等之外,補充一個很重要的"情史"說。關於意義層面,應高度重視與細心解讀陳寅恪自己在《緣起》中來說明此書作意的的詩歌。此外還應重視的是這本書的書名。從原名《錢柳詩箋證》到《別傳》,不僅表明作者對於寫作對象的事實層面的認識深化,而且表明意義層面的深化。《別傳》的核心是情史,但這個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

  其次,對於《柳如是別傳》的寫作方式、考證方法、錢柳因緣以及陳子龍生平等,都有專著和論文評述,其中香港學者李玉梅的《〈柳如是別傳〉與詮釋學》把西方的闡釋學理論與陳寅恪運用的考證方法進行比較研究,角度新穎。張榮芳、王川的《〈柳如是別傳〉與中國古代姓氏制度》一文,從姓氏學角度就陳寅恪考據柳如是等人姓名的方法進行了研究,指出陳寅恪這方面的研究探索,也是其學術成果的重要部分。最後,美籍華人學者孫康宜的《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中文簡體本於1998年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研究錢謙益等人生平的著作也有問世,此類專著的出版,對於理解陳寅恪的這部巨著,是很有幫助的。

  4、陳寅恪之文化觀及知識分子觀研究

  這是陳寅恪研究中近年來最引人注意和最容易引起爭議的的一個領域,主要爭論焦點集中在:陳寅恪究竟是怎樣評價中國傳統文化體系的?中國文化的特點和缺陷是什麼?又應該怎樣進行改造?他與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王國維以及新文化運動領導者等人的異同是什麼?他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是什麼?他對中國文化的未來持何種態度、悲觀還是樂觀?他是如何評價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這裏首先應該介紹著名學者王元化對陳寅恪的評價,這些評價見於他的《思辯隨筆》、《清園夜讀》等著作中,他對陳寅恪與曾國藩、張之洞思想的承繼關係的分析,對陳寅恪關於中國文化的有關思想的闡釋都是十分深刻的。李慎之雖然不是專門從事陳寅恪研究者,但他的《守死善道,強哉矯--讀〈吳宓與陳寅恪〉》、《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等,卻是不可不讀的重要文章,其中對陳寅恪思想、人格與學術的高度評價以及所涉及之對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評價,堪稱厚重精彩。他明確稱陳寅恪為"思想家",著眼點顯然不僅僅是在學術。劉夢溪的一系列論文,則在"文化托命"的高度探討陳寅恪的學術思想對現代中國文化的意義。季羨林近年來發表一系列論文,從愛國主義的角度深入淺出地闡釋陳寅恪思想,特別是陳寅恪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等。意蘊深刻、內涵豐富,耐人咀嚼,值得重視。傅璇琮的《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陳寅恪思想的幾點探討》則側重于從文化史角度探討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對於陳寅恪來說,文化史批評不是一種偶然性與局部性,而是一種根本觀點,那就是對歷史、對社會採取文化的審視,以接近它的本質。徐葆耕的《文化的兩難處境及其他--讀〈吳宓與陳寅恪〉》則以二人為範例,重點探討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與中國文化命運的關係問題。

  5、義寧陳氏家族史研究

  1982年,宗九奇發表《陳三立傳略》,引用戴遠傳《文錄》手稿,首次披露慈禧太后密旨賜陳寶箴自盡事。文章刊發後,引起學術界注意,但由於此係孤證,迄今未被認可。1999年,在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上,鄧小軍提交了《陳寶箴之死考》一文,嘗試運用陳寅恪的"以詩證史"方法,對陳三立有關詩作進行了認真的考證分析,對宗九奇之文提供了有力的佐證。這應該是陳寅恪家族史研究方面的新突破,也再次證明了陳寅恪"詩史互證"方法的科學性。此外,張求會的《陳三立與譚嗣同》,從他們二人同為"清末四公子"這個角度進行比較研究,對陳三立研究很有價值。這方面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怎樣發現新的史料,二是注意理論上的探索,例如怎樣從對其家族的研究中探討中國文化體系中的家族因素對社會與文化發展的影響?怎樣從對一個文化世家的研究中發見中國文化的傳承、演變與發展創新的特點?在現代社會,這類文化世家是否還有出現的可能?此外,陳寅恪自己在研究中非常看重名門望族在歷史變遷之際所特有的保存、傳承文化的作用,則他自己的家族歷史是否對其這種看法產生過潛移默化的影響?

  6、陳寅恪生平與學術道路及與同時代人關係研究

  這個領域的研究,應該說成就很大,但需要探討的問題依然很多。例如陳寅恪的留學生活究竟對其學術思想的影響如何?他的研究特別是早期研究在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怎樣?他的學術道路明顯有幾次轉變,原因何在?對此,張國剛的《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以及程美寶等人的《“虛席以待"的背後》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資料和論證。黃延復的《關於陳寅恪四十年代初滯港前後的一些史料》和吳定宇的《雲昏霧濕春仍好》,則對陳寅恪當年因戰爭無法赴英而滯留香港的詳細情況進行研究,彌補了對這一階段研究的空白。至於陳寅恪的晚年生活,由於受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影響,人們普遍認為陳寅恪的晚年心態始終是充滿悲觀色彩的。對此,王川的《陳寅恪在康樂園的生活情趣》利用史料進行了補充,指出晚年的陳寅恪,也有不少充滿歡樂的時光,對於理解陳寅恪的心理世界,有重要意義。他與同時代人如王國維、梁啟超、吳宓、胡適、陳垣等的比較研究雖然已經不少(其中以與吳宓的比較研究最多),但還是有繼續深化的必要。而對於他與其他一些同時代人例如楊遇夫、錢穆等人的比較研究,則顯然還是薄弱環節。這方面的重要論文有馮友蘭的《懷念陳寅恪先生》,馮友蘭此文中有一段經常被人引用的話,對王國維與陳寅恪之思想進行了生動而深情的比較分析,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不易之論: 靜安先生與寅恪先生為研究、瞭解中國傳統文化之兩大學者,一則自沉,一則突走,其意一也。靜安先生聞國民革命軍將至北京,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不忍見春之亡,故自沉于水,一瞑不視也。寅恪先生見解放軍已至北京,亦以為花落而春意亡矣。故突然出走,常往不返也。其義亦一也。一者何?仁也。愛國家,愛民族,愛文化,此不忍見之心所由生也。不忍,即仁也。孔子門人問于孔子曰:“伯夷、叔齊怨乎?"孔子回答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靜安先生、寅恪先生即當代文化上之夷齊也。

  汪榮祖的《胡適與陳寅恪》則對二人的文化觀、史學觀和治學方法進行了比較,認為他們是同時代而不同類型的學者兼知識分子,雖然他們涉入政治的程度不同,但事實上對現實政治的動向,未起什麼作用,可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無奈。胡曉明的《陳寅恪與錢鍾書:一個隱含的詩學範式之爭》從文藝美學和認識論的角度比較了陳寅恪與錢鍾書,認為他們二人代表了兩種詩學範式,分別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學術產生了重大影響。馬亮寬的《試論陳寅恪與傅斯年思想之異同》則認為陳寅恪與傅斯年思想意識方面最大的差異是對現實政治的態度,陳寅恪一生獻身學術,不過問政治,更不以學術附會、迎合政治。而傅斯年始終和現實政治保持密切關係,充當社會批判家的角色,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但骨子裏仍然是學者。這方面的論文還有王淵森的《傅斯年與陳寅恪》,可以與上文比較閱讀。

  此外,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較好的《陳寅恪年譜》問世,是令人遺憾的。雖然蔣天樞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對陳寅恪研究的開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並且劉桂生等又對此進行了增補,但由於時代的局限和其他因素,有不少內容是需要修改的。據說,卞僧慧先生正在撰寫《陳寅恪年譜》,我們期待著他早日完成。論文方面,劉正的《陳寅恪先生年譜研究序說》值得關注,該文更正了陳寅恪生平與研究中以訛傳訛的一些錯誤,並對海內外現有的關於陳寅恪生平的材料進行客觀的評價。

  7、陳寅恪治學方法研究

  陳寅恪所取得的學術成就,自然引起人們對其治學方法的研究興趣。究竟他的治學方法是獨一無二呢還是可以成為後人的借鑒?對此恐怕只有在經過認真慎重的研究後才能斷定。卞僧慧的《試述陳寅恪先生治學特點》可能是較早較全面探討這方面問題的論文,作為陳氏弟子,作者的論述既有經驗之談,又有理論概括。可惜因當時"陳寅恪熱"還未出現,此文影響不大。汪榮祖的《陳寅恪與乾嘉考據學》,著重對陳寅恪之治學與乾嘉派的治學進行比較分析,認為陳寅恪既精於考據,則不能不受乾嘉學派影響。但他不以考據為目的,而是從宏觀出發,從微觀入手,既重視分析,更重視綜合,因此成就大大超過乾嘉學派。季羨林的《從學習筆記本看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範圍和途徑》根據陳寅恪留下的64本筆記本,分析了陳寅恪為自己的治學進行知識準備的情形,特別是在語言和宗教、歷史方面,從中可以看出陳寅恪的治學方向,在當時是與世界學術界之潮流同步的,而後來的轉向,與陳寅恪回國後的中國社會變化和中國文化遭受的危機有關。劉克敵的《略論陳寅恪的治學觀》認為陳寅恪獨特的治學方法中蘊涵有豐富的思想,與其學術見解是互相呼應、互為影響的,不能孤立地就方法談方法。而且陳寅恪雖然借鑒吸收了大量的西方學術思想,但其研究方法卻完全是中國式的,陳寅恪是怎樣實現這種獨特轉變的,似乎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8、陳寅恪詩歌箋注

  陳寅恪的詩歌公認為隱晦難懂,因其中攙雜有太多的古典與今典,但對於人們理解其學術思想,其重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還是需要有人進行卓有成效的嘗試。余英時曾經在闡釋陳寅恪詩歌方面有獨特建樹,可惜後來他沒有繼續。如今,隨著《陳寅恪集》的問世,我們也期待著對其詩歌的箋注能夠早日完成。根據筆者掌握的材料,目前對陳詩進行系統箋注者有朱新華和程朝富等。但此二人均為業餘從事研究者,其難度可想而知。不過他們的工作已經有很大收穫,特別是朱新華,其成果常常以單篇文章方式見諸報刊。此外,分析陳寅恪詩歌的較重要單篇論文有周一良的《從〈陳寅恪詩集〉看陳寅恪先生》、李堅的《〈陳寅恪詩集〉中的悲觀主義色彩淺釋》、葛兆光的《最是文人不自由》等。

  應當說明的是,上述的劃分和評述,只是為了行文的方便,其實不少論文內容往往不限於某一具體方面,難以歸類。此外,還有不少重要論文無法介紹,限於篇幅,只好割愛,李玉梅的《陳寅恪之史學》和王子舟的《陳寅恪讀書生涯》均附有大量的陳寅恪研究論文目錄,可以作為瞭解此領域的重要資料。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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