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因為編輯《二十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一書,對帶有學術總結性看法的文字特別注意。近讀敝友許紀霖兄為楊念群兄的《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所寫的書評,在論及楊書出版的時代學術背景時認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史學界「風氣大變,轉向實證化、樸學化」,一言以蔽之,「到九十年代,乾嘉傳統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其史學觀是「相信歷史是一種客觀的實在,史學的使命就是通過對史料的發掘,盡可能真實地揭示這一實在」;而其具體的表現則是「史學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專業刊物上,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類或編年史框架的史學論文」。【1】這樣的乾嘉傳統當然已經被「現代化」了,若起乾嘉學者于地下,恐怕很難有人能識得這是他們創造的「傳統」。

  不過這不是我的問題所在。我感到疑惑的是,紀霖兄這樣的概括性描述是否真是90年代中國史學的實錄。因為我自己讀到的史學專著和各刊物的史學文章似乎多朝著另外幾乎相反的方向,實在看不出多少「乾嘉」的影響。這當然可能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即對何為「乾嘉」的概念不相接近),但也應該是可以討論的。即以楊著所屬的「三聯哈佛燕京叢書」而論,其中與史學沾邊者便無一可說是以「乾嘉傳統」為取向的(各書背面均有提示性的簡介,一看便知)。

  在各學術刊物的史學論文上,"非乾嘉"的特點表現得比專著更為充分。就中國史學而言,追求揭示歷史上人與事的"因果關係",是從20世紀初即開始的希望把史學弄得更"科學"的努力目標的最主要表現形式。以寫論文或專著的方式來表述研究成果,也是20世紀才興起的所謂"現代"史學研究的一個要素,最容易使人有意無意中試圖把人或事表述"完整",甚至通常還要"評價"(最後這一點在我們20世紀50到80年代的史學中特別明顯)。同時,我們的歷史研究者有一個傾向,即總帶點"蓋棺論定"的情結,希望自己的研究為某事某人"劃上一個完整的句號"(這已成今日媒體的慣用套語,每一電視頻道或報紙一天不說一句此語的極為少見),仿佛只有這樣才具有"歷史感"(其實歷史上的人與事都未必有徹底的終結,其後總有強弱不同的餘波,所以我個人主張在研究歷史時注重過程甚於"結果")。

  受這些因素的影響,我們的史學論文和專著通常都遵循原因、過程、結果、意義(或評價)這樣一種四步論式。在20世紀後期多數中國學術刊物對論文字數的限制到萬字以下時【2】,還要照顧敍述的完整性,便造成今日我們史學表述的一個顯著特徵,即空論甚多而實證甚少。而且這一因特定時空的影響從"論文"形式產生出的特點正日益波及"專著",各類充滿"語不驚人死不休"特色的標新立異專著已到舉目可見的程度,近日我們一些主流史學刊物突然發表不少"打假"書評便是明顯的旁證(最近學界已有出現王海一類"打假英雄"的勢頭,以我們學術刊物版面的珍貴和低劣出版物氾濫的懸殊比例,我個人認為正面提倡比負面批評更合乎今日的學術"國情")。

  表述出來的研究成果只是今日史學狀況的一個面相,各大學歷史系的教學同樣是可參考的另一重要面相。我不知道紀霖兄所在的上海師大歷史系的教學是否已轉而注重"乾嘉傳統"(我頗懷疑,因該系另有一些我認識的人,比如蕭功秦兄,也如紀霖兄一樣不欣賞"乾嘉"取向),從我所在的四川大學歷史系的教學看,不幸情形仍與紀霖兄所見相反。川大歷史系原本是以實證(非紀霖兄眼中今日這樣的"實證")見長的,可是敝系一些開"史學概論"一類課程的中青年同事現在卻極重詮釋,鼓勵學生多提"新觀點",而並不注重史料,更不強調資料的原始性。個人曾試圖扭轉這一趨勢,不過確如螳臂擋車,全無效果,徒顯不自量力而已(部分原因是敝系管理教學者是我的大學同學,通常以笑而遠之的方式"處理"拙見,但主要還是"大勢所趨"的學術語境所致)。

  其結果,敝系學生許多並不會做"通過對史料的發掘,盡可能真實地揭示歷史這一客觀的實在"這樣一種"形式化分類或編年史框架的史學論文"。他們會做並願做的恰是將紀霖兄提倡的"對歷史的主觀釋讀"發揮到最大限度的觀點論文(最近東北方面正編輯全國各"史學文科保護基地"的本科學生畢業論文集,讀者一看便知今日川大及其他學校歷史系學生所長何在)。且這一傾向並不僅限於本科生,許多研究生也走在大致相近的方向上;這也不僅限於敝系,某次我的一位學生在討論班上陳述其按照我"依據史料把事情講清楚"的原則所寫的論文,應邀出席的鄰近大學歷史系的師生均指出該文只是"就事論事",沒有講出多少歷史"意義",層次欠高。這裏所說的"意義"當然偏向於"對歷史的主觀釋讀",可知追求這一取向者實不少見。

  紀霖兄將其所見"對歷史的主觀釋讀被擠壓到最低的限度"的當前現象歸咎於"乾嘉傳統"(他本人主張"惟有史家的個人解讀、主觀闡釋,才能激活"死去的史料,"讓它們說話,構成一部活生生的史詩"),提示了一種歷史地思考現存問題的取徑。以乾嘉樸學為表徵的清代漢學正是在反抗理學專重"義理"的傾向中樹立起自己的學術正統地位的,到了道光咸豐時期,復因拙于"義理"而走向衰落。乾嘉大師戴震(及後來的焦循、阮元)雖有建立理論的努力,其理論卻終因漢宋學術認同的問題與其時代的主流學術脫節。且真要以"義理"為學術評判標準,則戴震等仍遠不如宋人。王國維指出,戴震、阮元的學說雖然是"我國最近哲學上唯一有興味之事",其學說之"幽玄高妙,自不及宋人遠甚"。【3】所謂"幽玄高妙",即"宋學"所長的"義理",也就是"漢學"家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道咸以降興起的今文經學、諸子學、佛學、理學、以至西學,都有一個清代漢學不具備的共同特點,就是講究"義理"。故道咸以降的學問大家(即使是宗"漢學"者)都特別重視義理。章太炎早年便主張"學問以語言為本質",故不能不講求小學;但更"以真理為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他批評清儒治諸子"惟有訓詁,未有明其義理者"。蒙文通也認為清儒"以治經之法治諸子",實不高明,遠不如中唐以後之"異儒"以"從事諸子之法"研讀六經,反能見經中的義理。他們雖然各受古文經學或今文經學的不同薰染,卻不約而同地一致認為義理的重要還在乾嘉學者最看重的語言文字之上。這正是關鍵所在,既然義理為重,以文字訓詁見道的"漢學"就不得不逐漸從中央退居邊緣了。【4】

  講究義理的傾向對20世紀初年中國史學的影響甚大,當時人多欲尋求對歷史的規律性解釋。1903年,日人浮田和民的《史學原論》不知為什麼突然在中國出版了至少六種譯本,足見其對當時中國史學界影響之大。《遊學譯編》雜誌在1903年第4期介紹該書的廣告中說:"吾國舊學界思想,視歷史為傳古信今之述作,而不知為現在社會生活之原因;研究歷史者,亦不過出於鉤稽事實、發明體例二途,而不知考求民族進化之原則。針膏肓而起廢疾,必在於茲。"【5】今日治史能"鉤稽事實"進而"發明體例"者,恐已非尋常之輩,但時人所要求的卻是"考求民族進化之原則",清晰地凸顯出當年"新史學"追求的境界。惟那樣的"原則"究竟如何,實相對空闊而有較多發揮的餘地,到今日也還很難說得清楚。

  20世紀初的"新史學"從一開始即以追求歷史規律為目標,這對整個世紀的中國史學有著雖或隱或顯但其實相當深入的影響。就是許多向被視為最重實證的民國考據史學大家如王國維、陳寅恪等,其實也處在"務為前人所不為"的道咸以降"新學"風氣籠罩之下,貶斥乾嘉而推崇宋學,更希望創立注重義理的"新宋學"。【6】不過,葉德輝已指出:學風的轉變"由實入虛易,由虛入實難"。【7】王、陳等人是"由實入虛",故能兼具漢宋兩學之長。但沒有實證基礎就直接進入"義理"階段的後輩學人,便很容易不自覺地走上游談不根之路。

  實證性的考據本身需要長久的基本功訓練,要有淵博的知識積累和心細如發的觀察力,實際做起來很不輕鬆。而"新宋學"所提倡的"幽玄高妙"標準卻不那麼明確清晰(許多看上去成體系的論說,其實際的高下真可以萬里計),故最為想像力豐富而基本功不足且創造欲甚強的少年所喜好。上焉者或如陳寅恪在1935年所見:"今日吾國治學之士,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為者。"【8】下焉者便如章太炎大約同時所說:因"史部繁富,躁人不及審觀,而又恥其不知,故不憚所為妄論以摧破之。"【9】

  太炎晚年在蘇州辦國學講習會時已注意到過分強調義理造成了避實就虛的負面影響,其課程設置"以經為最多",因為"諸子之學,在今日易滋流弊",只能少講;而對於民國新史家多較推崇的《史通》和《文史通義》,太炎感其"只以供人大言,而於歷史知識書不具",故史學僅選《通鑒紀事本末》為教材。【10】這兩項抉擇皆帶有明顯的由義理向實證回歸的意味,但在學術風氣形成之後,又處於聽眾決定立說者地位的民國趨新大勢之下,像章氏這樣的"舊人物"是無法獨力回天的。直至今日,中國史學的長處與不足恐怕都仍然多在"幽玄高妙"一面。

  對今日的學人來說,前述那些"新宋學"大家的學術不僅不"虛",恐怕已"實"到難以企及的程度。紀霖兄便注意到,如今一般人對陳寅恪多見其史料熟悉和考據本領了得,即是明證(紀霖兄自己則強調陳的高明在於其對歷史有"大識見")。研史者自然都知道提高史識要比積累史料更難,郭沫若等人當年大約自認有唯物史觀這一有力武器可勝過陳,所以才提倡年輕人在史料方面趕超陳寅恪。這其實也是五六十年代培養的史學研究者一個共同的感受,即他們與老一代學者相比,自己的長處在"理論"(通常專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而短處在史料的熟悉和掌握。

  稍聰明的學者當然都知道揚長避短,所以那一代多數史學研究者基本是在發揮"理論"長處的方向上努力。"以論帶史"(甚至"以論代史")觀念的提出及相當時期內對此的爭議(注意許多爭議側重的並非"是否"要以論帶史,而是"怎樣"以論帶史),都提示著重理論輕史料傾向的長期存在。此風至今猶存,不過所用的"理論"已不那麼單一了(基本仍是西來的)。今日研究評論王國維、陳寅恪者固多,真正學習其治學方法的實少。所以"史學評論者"對陳等的學術定位如何並不重要,關鍵還是其治學方式是否能夠傳承並由後之學者"變而後大"。依我僻陋的觀察,今日學人主動願學陳的"史識"者誠眾,而向陳的"史料"積累方面努力的甚少(當然,今人對"史識"的認知可能與陳寅恪的大不一樣)。

  針對當前全國學風的實際狀況,我們的史學仍鬚髮揚更老的前輩學者注重第一手資料(包括田野調查資料)的優良風氣,特別注重培養青年學者能落實到實證的扎實學風。具有較好的理論素養和所謂思辨能力固然是理想的,但對史學來說,尤其是對初入這一領域的年輕學人來說,任何時候都只有站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礎上才能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嘗試"由實入虛"不遲。在學術面向世界和與國際接軌越來越得到提倡之時,我們千萬不要只看到西方學者善於分析的長處,應注意別人寫一篇論文或一本專著的時間通常比我們要長許多許多(每篇論文的字數也多得多)。

  其實,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影響中國的西方史學本身就具有多歧性,當時西方史學在研究領域和應用方法上受到極大衝擊,尤其是各相關社會科學方法在治史上的運用,這導致從狄爾泰(Dilthey)、克羅齊到柯林伍德等人對史學自主性的強調,特別指出其與自然科學的不同。正是在這樣一個西方史學自身處於轉型和定位的關鍵時刻,具有多歧性的西方"史學方法"開始影響中國。【11】因此,對西方史學缺乏整體瞭解而又極欲獲得新知的中國史家多依據其各人的觀念和需要隨意摘取西方不同派別的史學方法中大致可以接受的部分(其中又多先有日本人的選擇、加工和再創造),揉合入他們所熟悉的治學方法中,而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史學風格和流派。

  有意思的是,克羅齊和柯林伍德是近年中國學者引用較多的西方史家(最近又較少了),但他們面對諸社會科學的衝擊而強調史學的自主性這一點從當時到現在都甚少為國人所注意。從梁啟超開始就注重史學對各社會科學的依靠(紀霖兄引用的呂思勉基本是重複梁的觀念),20世紀初年因為要寫"民史"和"群史"(對應於政治、軍事史),社會學的影響又特別大。但至少從北伐後的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開始,中國史學的一股主流又回復到尋求歷史規律的路徑之上,真正較大規模而嚴肅認真地借鑒各社會科學的方法在臺灣是從60年代後期開始,而大陸則晚到80年代了。所以紀霖兄眼中大陸的史學仍缺乏"史學之外的跨學科知識滋養",但臺北的杜正勝先生則認為近年史學界對社會科學的依賴或器重已較前減弱得多是史學界的"成熟"。【12】

  在後現代主義興起之前,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大致先後以所謂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為主要特徵,兩者都對歷史研究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對80年代的大陸史學影響尤其明顯。但一般中國史家在運用結構和功能來考察歷史時並未注意到這兩種取向在根本上帶有"反歷史"的傾向。雖然不少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曾大量運用歷史材料,但對他們來說,要認識和瞭解一個社會或族群,重要的是明白該社會的結構及其作用,或該社會各部門的功能及其運作。歷史可以提供材料,但似乎也僅此而已;時間的意義在結構與功能取向中本不那麼重要(當然是相對而言),而史家所注重的隨時間而變化的人與事的意義對他們來說似乎也視其與結構或功能的關係之緊密程度而定。

  不過,重視結構特別是有機結構意味著特定文化或社會中每一部分都是該整體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因而從邏輯上已預示了要關注社會或文化中每一因素,過去被忽視的文化和社會面相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就成為自然的發展了。在近二十年的西方,過去較少得到注意的社群今日已成史學的新寵。而在趨新的近代中國,新史學一開始即已有面向基層和大眾的傾向,20世紀初年的學人早就在提倡"民史"和"群史"。雖然當時的提倡者皆有強烈的政治關懷,他們似乎正是要寫後人所謂"沒有政治的歷史"。如果可以套用晚清"西學源出中國說"的老調,中國趨新史家注重下層似乎比西方的"下層史"(history from below)還要早得多。

  其實西方的"下層史"淵源甚早,中國人當初的"民史"和"群史"觀念即是受西方"文明史"派的影響。認為既存史書所論乃"君史"而非"民史",本是歐洲史家批評其本國史著的觀念(如影響中國人較多的巴克爾的《英國文明史》),不久傳到日本,福澤諭吉等也曾援例轉以攻擊日本自己的史書。中國人開始有與此近似的觀念約在19世紀的最後兩三年,但突然大量表述此類觀念則在20世紀開初的幾年,其思想資源部分得自斯賓塞(嚴復的譯文及引申),更多則是從日人處轉手西人的觀念。但與日本人一樣,中國讀書人得此觀念後所攻擊的對象已不再是歐洲或日本的舊史,而是中國的傳統史書。

  如果說提倡民史反對君史已成一百年前跨越歐亞兩大洲的一種史學趨勢,則中國學者當時尚頗能"預流"於國際學術界。但近代中國多破而少立的傾向在史學上同樣表現得非常明顯,許多趨新的中國學者往往摭拾西人攻擊彼國傳統的言論,幾乎原封不動地轉用於中國。這樣的盲目套用,有時不免出現無的放矢的現象。換言之,英國文明史派所針對的本是他們眼中英國既存史著的不足,未必放之四海而皆準;但中國人對此前的中西史學是否那麼一致,或在哪些方面一致,卻並未進行認真的思索,更乏具體的研究,這是導致真正側重"民史"的研究長期未能落到實處的一個重要原因。

  20世紀初的中國學人雖然競相提倡"民史"而反對"君史",但其內心似並未出現真正沿此方向的轉變。觀早年所出各史書中,夏曾佑所著《最新中學歷史教科書》最不講民史(但多言社會進化),恰最受各方讚賞;而那些真嘗試寫"民史"者雖然銷售不錯(如曾鯤化的《中國歷史》),卻少得著名學人稱讚。【13】可知精英學人在意識層面雖認識到撰寫"民史"的必要,但主要是側重於學術之外的宣傳,其真正欣賞的還是相對傳統的學術標準,史書的內容是否真以"民史"為主實際是放在第二位(甚至更後)的。

  此後相當時期的中國史學仍以政治史(逐漸包括經濟史)見長,特別是後來興起的左派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仍並未以"民史"為核心,即使在討論備受重視的農民戰爭時,也不過較多涉及經濟層面而已。這種狀況到1949年後有較大轉變,但仍偏於理論的主張(並屢有爭議),並可見明顯的意識形態干預的痕跡,即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不斷提出寫類似于"民史"者,而史家卻儘量設法"抵制"(這最可見真"民史"其實不為實際從事研究的史家所重視)。

  結果,除了30年代商務印書館那套差強人意的"中國文化史叢書"【13】中的一部分,像陳黻宸在其《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約1903年)提倡的"知民俗之原"和"證閭里之事"那樣的"民史",直到20世紀最後20年才受到真正較多的關注。具有詭論意味的是,即使在近一二十年,新舊之分傾向對史學的影響仍然嚴重,在"民"或"群"的範圍內,偏"舊"的群體通常便不在史家的關注之中。數量極大的纏足女性恐怕就是最為近代史家視而不見的一個群體(少數反纏足者卻頗受關注),廢科舉後逐漸被排除出鄉村教育領域的塾師群體,也被既存的近代中國社會史研究排除在視野之外。故真正的"民史"至今仍未能較成功地樹立起來,但早期的願望仍為近二十年的社會史興起埋下了伏筆。在某種程度上,將近年"社會史"在中國的復興看作20世紀初學人們反對"君史"而呼喚"民史"或"群史"的蕩漾餘波,似亦不為過。

  有意思的是,紀霖兄將"社會史"的復興視為"這些年中國史學界所流行的年鑒學派",儘管是已"被大大閹割過"並"被誤讀為'社會史'研究"的年鑒學派。我稍感驚訝的是,如果乾嘉傳統真的已"成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流",源自法國的年鑒學派(無論怎樣被"大大閹割",大體的外形總應相似)還可能同時在中國"流行"嗎?乾嘉學派當年並不以學術包容的雅量著稱,是改革開放時代使其變得對異國學說如此"大肚能容"嗎?我總感覺到這裏有點新型的西學源出中國說的意味。退而言之,即使我們把"中國式的年鑒學派"簡化為"社會史研究",這一取向似乎仍難與無論怎樣現代化了的"乾嘉傳統"劃上近似的等號,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學人所大聲疾呼反對的,正是中國舊史(當然包括乾嘉)對"社會"(當時也用"群")視而不見而僅重視君主和政治。

  紀霖兄從這些"所謂的'社會史'研究"中看到的仍是"支離破碎的事實瓦礫"(提示著"乾嘉傳統"的存在),這又與我之所見不同。我們近年的"社會史"雖然不乏排比史料的論文和著作,但其中更注重"理論"者如果不是主流,也決非支流(看看歷年社會史學術研討會的綜述便知)。我就見到不少為"社會史"正名的論文,認為要運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才可以算得上"社會史",否則便只能算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普通史學。注意這種畫地為牢的正名意識的基礎和分辨標準正是理論、方法而非所研究的具體"內容",這且不論。就說那些"所謂的社會史",以我稍熟悉的中國近代階段看,從各種"理論"入手來研究近代社會和社群的論文和專著實不少見。【14】雖然運用的"理論"已不一樣,昔年"以論帶史"的遺風仍是不呼已出。

  這樣,我看到的中國史學現狀與紀霖兄所見可以說恰恰相反,很可能我們都不過是盲人摸象,各"見"其所摸而已。實際上,我和紀霖兄所接觸到的"史學界"恐怕也真的不太一樣:紀霖兄所聽到的史學界對楊念群書的"議論"是"截然相反"的兩分看法,即"不是'好得很'就是'糟得很'";我個人的看法則介於兩者之間,而且我的史界朋友的看法亦多與我之見解相類。或許我們的史學界真的已像近代中國一樣,也有兩個或多個"世界"的區分了。【15】

  因此,紀霖兄因其眼中的"乾嘉傳統"的復興這一傾向而認為"當代中國的史學危機還遠遠沒有過去",似乎太過悲觀。好在紀霖兄認為楊念群書引起的爭議"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這一危機的深度,同時也預示著走出危機的可能性"。因為楊著"成功地證明了史學還有另外一種敍述的方法,太陽不是一個,而是多個"。而且其所代表的不僅是方法上的立異,同時也明確體現了"新一代"與前代的疏離:"作為新一代的史家,楊念群表現出的正是對正統史學的偏離"。

  關於"史學危機"的看法並非紀霖兄一人獨有,幾乎同時為楊念群兄大作寫書評的呂文江先生/小姐也認為:面對眾多歷史材料,"今天的中國史學界卻表現出其在運用理論進行分析上的無能為力。在虛假的'復原歷史真像'的意圖作用下,大量的研究作品不是僅僅究心於歷史細節的瑣碎考證,就是在歷史材料的剪裁鋪排中論述一般性的常識之見,甚至流於陳詞濫調,毫無真正的洞見卓識可言"。這樣一種他/她稱為"歷史知識生產的內卷化"已"成為最嚴重的危機",而"如何走出這種深刻的危機,如何反叛目前仍佔據主流地位的傳統史學,就成為新一代史學學者的當務之急"。正是在這一點上,楊著"從具體的研究中提供了示範性說明"。【16】

  除"史學危機"外,兩人的共同看法還包括"新一代"史家對"傳統"或"正統"有意識疏離以及楊著在這方面的"示範性"。其實以紀霖兄在近代史學界久享大名的現狀,他大可不必有這樣強的危機感。而且老一輩學人便未必不欣賞紀霖兄的治學取向,我願提供一次個人經歷證明紀霖兄其道不孤:某次在朋友座上遇到一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資深研究員,便久聞許紀霖之名而不知另一位近年刊發文章稍多的中年學者為何許人。該學者的文章其實不少即刊發於近代史所的所刊之上,似不應視而不見;大概因其文偏於實證,屬於不那麼重視"主觀詮釋"的一流,所以不受注意。以年齡論,這位資深研究員絕對比紀霖兄高一輩,但這並未影響其欣賞紀霖兄的研究取向,足證其道在老一輩中亦不孤,"危機"感可能產生於重實證的一邊還更合適些吧。

  至於"示範",我想念群兄固然不無紀霖兄所說的"野心",而且可能真有點"反叛"的意念,但他主觀上恐怕更多是在"探索"而不是"示範"某種新的研究方式。依我的陋見,楊著首要的新意在於將後現代主義提倡最力的空間概念引入我們中國通常為時間概念所"控制"的史學領域(若說思想史與社會史的關聯,侯外廬年輕時便已注意),這在念群兄後來討論其他題目的論文中也有明確體現。不論他這一努力是否成功(至少是部分成功的),這樣一種新視角必然大大拓寬我們的史學視野,在此新眼光下不僅是史家"處理"史料的能力會增強,實際上會有大量過去視而不見的史料會"湧現"在史家眼前。【17】這當然只是我個人的偏見,許、呂二人的書評便幾乎不提空間概念的引入,他們似乎更注重對"傳統"或"正統"史學的"偏離"或"反叛"這一立場,而相對(僅僅是相對而已)忽視其具體怎樣研究歷史。

  如果我們的史學界真的已有兩個或多個"世界"的區分,似乎意味著學術界或學術本身的多元化,至少我個人認為是比較理想的狀況,各種研究取向正不妨以"和而不同"的態度並存競爭,【18】似不必太強調什麼"偏離"或"反叛"(實際上他們所謂的"傳統"或"正統"究竟何指,也還有很大的討論餘地)。近代中國歷史給我們的最大教訓可能就是建設應重于破壞,立言者似以自覺地不輕言任何與破壞相近的取徑為好(必須指出的是,紀霖兄本意未必側重破壞,他特別提出了融彙古今而開創新路的主張)。

  本文前面也曾指出"現代"史學研究方式在中國的某些傾向性(或局限性,甚至可以明確說是弱點),但我並不主張因此就應該推翻或"顛覆"這樣的方式(將來是否會與別的表述方式並行甚或被別的方式取代尚不可知)。具體到研究結果的表述方式之上,或也可遵循"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的傳統取向,提倡在現行的論文專著方式這一"法度"之中作適當的調整。比如一篇論文不一定要有"完整"的四步論,或延長文章的長度到足以容納四步論式的程度等,都不是什麼根本的或大幅度的"改革",無非要求治史者(當然也包括學術刊物的編輯)的觀念稍作轉變,即可不必逾越現行的表述方式而改善我們歷史研究的品質。

  紀霖兄等之所以主張"偏離"或"反叛",或因為他們帶有較強的學術"憂患意識",頗類當年新文化運動群賢因感覺到傳統強大的壓力而反傳統。其實,當年新文化人眼中傳統的壓力有明顯的虛懸想像(imaginary)意味。胡適曾將文學革命總結為"文學的國語、國語的文學",而國語運動則是由清季官方(學部)倡導並經民初教育部極力推動的,在文學革命口號提出時正處於"上下一致"的全盛時期(兩者目標本來接近)。後來北京政府先後於1920年和1923年明令各小學和中學國文課本採用國語(胡適已注意及此),但更年輕的茅盾在1924年卻看到一年來"反動派卻令小學生讀文言做文言"的現象。【19】他們那強烈的憂患意識顯然與其虛懸想像的壓力有關,而類似的心態今日又在紀霖兄等人那裏得到"再生"。拙見以為,"乾嘉傳統"的優劣及其是否足以因應今日的學術需求是一回事,說它決非90年代中國史學的"主流"(就我看來連支流都算不上)恐怕不算過分。紀霖兄等似可以釋懷了吧。

注釋:

1.許紀霖:《沒有過去的史學危機》,《讀書》1999年7期,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

2.關於中國學術刊物限制論文字數對史學研究的影響,參見羅厚立《功夫在詩外?----學術刊物的社會定位與編輯的苦衷》,《讀書》1999年8期。

3.王國維:《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75頁。57.說詳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漢學研究》15卷2期(1997年12月)。

4.轉引自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收入其《愛國主義與近代中國史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頁。

5.參見羅志田《"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

6.《園書劄•與戴宣翹書》,長沙中國古書刊印社1935年《園全書》版,第20頁。

7.陳寅恪:《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9頁。

8.章太炎:《與鄧之誠論史書》,《制言》第51期,轉引自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下冊,第943頁。

9.章太炎復李續川書,引在厲鼎(火奎):《章太炎先生訪問記》,《國風》(南京),8卷4期(1936年4月),第132頁。

10.參見李弘祺:《泛論近代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意義》,收其《讀史的樂趣》,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220-221頁。

11.杜正勝:《史語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邁向新學術之路: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研討會,臺北1998年10月22-24日,第19頁。不過,在同一研討會上,臧振華先生則提出"社會科學取向的中國考古學",以區別於"歷史取向的考古學"(參見其《中國考古學的傳承和創新》,第19頁)。

12.如錢玄同於1904年讀曾鯤化書,"見其多民族主義之談,甚愛之,以為史籍教科書之佳本矣"。到1906年,他已轉變觀念,覺曾著雖然"體例未錯,而喜用新名詞,太遠國風,且考據多訛"。倒是劉師培的《歷史教科書》"取精用宏,體例亦不差,遠勝夏[曾佑]《歷史》矣"。但到其自編年譜時,又認為"平心而論,歷史教科佳者,首推夏氏,次則劉氏。若曾氏者,專務用新名詞,並造圖像,不率故常,實極可笑。"錢玄同:《錢玄同自編早年年譜(1987-1905)》,閻彤整理,楊天石審校,《天外集刊》,第3期(1997年7月),第73頁;錢玄同:《錢玄同日記(1905-1908)》,丙午(1906)年四月十一日,閻彤等整理,楊天石審校,《天外集刊》,第4期(1997年10月),第100頁。

13.傅斯年在1939年為商務印書館評審陳恭祿的《中國史》第一冊時說:"陳著大略一看,覺其人甚勤,而無史才。此雖通史,惟本冊既以先秦為限,茲就以先秦史所宜注重之點論之。治此一段史,必于經學、甲骨學、金文之學、考古學稍具根抵,然後方可有當也。陳君於此等學問,似不知讀書,疏淺之甚,並未深入,且時有妄言、武斷。"若與"貴館所出各書比類之,此書絕非夏曾佑書之比。夏書雖過時,然自有其獨到處,一時之傑作也。……如陳氏之書,實無任何優點可舉"。不過,如"比之貴館出版之"文化史"某某數種,則又無愧色"。傅斯年致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1939年11月30日,原件藏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檔案",承蒙王汎森先生提示、杜正勝所長批准使用。

14.有趣的是,作為今日西方社會學重鎮的美國社會學,因其理論和方法相對更實在具體,在我們的社會學研究中已甚少援用,遑論史學。史學界最近比較欣賞的是歐洲那種相對虛懸的什麼"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理論,其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歐洲以外不同時代的各類社會,實在還需論證。而且這一"民間社會"理論源自德國,與年鑒學派似無太多關聯。

15.關於近代中國的兩個或多個世界,參見羅志田《新舊之間:近代中國的多個世界及"失語"群體》,《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6期。

16.呂文江:《解釋儒學的一種新方式》,《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第137-138頁。

17.據我的瞭解,念群兄雖然採用後現代的觀念,並不完全認同於"後學"(特別是中國式的"後學"),而且他非常注重史料的廣泛搜集。

18.參見羅志田《提倡和而不同、多元開放的學術對話》,《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4期。

19.茅盾∶《進一步退兩步》(1924),《茅盾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45頁。

(原刊《開放時代》2000年1期) 論文來源:世紀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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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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