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是在對美國實地調查和收集史料的基礎上撰就而成的。將近一個世紀的情況表明,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是認真的、系統的、連貫和深入的。來自中國的學者和華人學者曾在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進程中起過關鍵的作用。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努力,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已經形成了一些特色。他們的研究表明,研究中國史學史要有世界眼光;研究中國史學史,要放到世界史學史發展的大背景中作比較的考察,要放到世界漢學家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背景中作比較的考察。關注同行研究,加強對話交流,是中國學者促進當代中國史學建設的重要途徑。

  【關 鍵 詞】20世紀;美國;中國史學史

  20世紀是美國對中國全面研究的世紀,也是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世紀。據筆者在美國的調查,發現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有相當年頭,有系列的專著和成果。這裏,作初步的介紹和分析。

一 20世紀初的職業化進程問題

所謂“職業化進程”,主要針對非職業化進程而言,這是提高學術品位、學術涵量的進程。20世紀以前,美國對中國史學和歷史文獻已經有研究,但尚不規範。

  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瞭解開始於19世紀30-40年代。一開始的工作是由傳教士進行的,他們不是職業史學工作者。他們對中國史學的介紹和研究,主要出於對中國歷史和傳統的瞭解。當時,美國傳教士派遣當局要求傳教士到中國,把他們所瞭解到的實際情況,及時向美國國內報告。[1]所以凡歷史、文化、社會、政治、經濟、軍事,都要如實稟報。史學當然成了他們瞭解的一個方面。裨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國叢報》(China Repository)中,有不少這方面的文章。如第3卷關於中國文化問題的介紹中,就有關於中國歷史文獻、中國歷史著作,以及中國神話、早期模糊歷史記錄、先人的歷史解說、歷史學原則等方面 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中國叢報》,有關於司馬談、司馬遷、司馬光、馬端臨的史學研究情況的介紹。1841年1月號的《中國叢報》,有關於中國歷史記載及其記載方法的文章。3月號的叢報中,有關於中國紀年方式、紀年內容和紀年特點的文章。11月號有關於中國歷史年表的文章等。《中國叢報》還有關於對魏源史學著作的介紹。第16期 (1850年)3月號載魏源1848年本《海國圖志》第12編的譯文;5月號有魏源《大清聖武記》的介紹文章。《中國叢報》還譯載過《大清一統志》、《八旗通志》等清代歷史典籍。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iams)的《中國總論——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教育、社會生活、藝術、宗教及其居民概觀》中,也有關於中國史學的介紹。1883年修訂版的《中國總論》下冊第17章的“中國的歷史及其年表”就涉及這些內容。這本著作的修訂序言還專門談到中國史學的編年問題,認為中國史學對有志於對其研究的學者,“是十分有趣的課題”。20世紀前的這些情況表明,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停留於一般介紹上。

  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的職業化道路不是偶然的,它和整個美國的中國學的職業化道路是同步的,和歐洲漢學的職業化進程有大體的類似性。法國的巴黎東方語言學校設立漢學課程是在1844年,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設漢學教授是在1876年。美國漢學的職業化進程大體開始於19世紀80年代。耶魯大學開始中國學教學是1876年,哈佛大學1879年開始聘請中國教師戈鯤化。這都標誌美國對中國的研究,跳出傳教士的觀察框架。20世 紀前後數10年,歐洲漢學家夏德(Fridrich Hirth)、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等重要學者對美國中國學的職業化進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美國對中國史學的職業化研究也大體在這時候醞釀,時間在20世紀20-30年代。其突出的代表性作品,是翻譯著作。最早的兩本著作,一是對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的翻譯,一是對班固的《漢書》的翻譯。前者是柔克義(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和夏德的合作成果,被認為是西方漢學的重要成果。《諸蕃志》1911年首次出版,1914年東京再版。其價值主要在於英文注釋,地名、物產的注釋量相當大,甚至超過本文,被認為是西方漢學的重要成果。後者是德效蹇(Homer H.Dubs)的代表成就。他以整三年的時間,在國會圖書館完成了這一任務。[2]是書翻譯嚴謹,考證也精,標誌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的關注進入實質性階段。

  其關鍵者,是對中國史學和文化史發展狀況和資料狀況的分析,這是在來自中國的一流史學家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從時間表上看,在美國,涉及中國史學或文獻學研究的比較早的學者,是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的洪業先生。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後應邀赴哈佛講學。由此在哈佛燕京學社主持引得編纂工作20多年,出版引得64種多。[3]洪業的工作,為美國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學基礎和方法論基礎,被譽為“20世紀上半葉研究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參考書之一”。[4]洪業還一直感興趣于《史通》的研究。他在30年代發表了《史通點煩篇臆補》,以後還撰寫關於《史通》的英文譯注。他強調《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統討論史學體例的著作,要讓西方人知道中國史學造詣之深、發展之早。[5]

  在美國,對中國史學通史介紹的最早的一本書,是嘉德納(Charles Gardner)撰寫的,叫《中國傳統史學》[6](1938),這是地道的西方人撰寫的中國史學史,也可以說是美國學者撰寫的第一本有關中國史學通史知識的專著。這本書的出現,可以認為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開始步入專業化的進程。1961年這部著作再版,哈佛大學楊聯陞教授作序,充分肯定了這本著作的開拓意義,認為在未來的若干年內,這本書還將會是一本必讀的著作。[7]耶魯大學芮沃壽(Arthur F.Wright)教授的書評也強調這本著作的開拓價值,認為是理解中國史學的指南,對青年學者的學術訓練有重要影響。[8]誠然,在今天看來,《中國傳統史學》有失于淺簡,但並不影響其在美國人對中國史學認識進程中的首創意義,是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職業化進程的標誌。

二 國際格局變化和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的發展

20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初,是整個國際局勢大變化的時代。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和反法西斯戰爭殊死搏鬥、贏得勝利的時期。美國人看到了中國在遠東的重要戰略地位。他們也從中國人民的抗戰中,看到中國並不是原先一些人所錯誤想像的那樣,意識到必須加強和與這個遠東戰略同盟聯繫。而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瞭解,任何情況下,首先是從對這個國家的歷史和文化的瞭解開始。

  二次大戰前夕,美國有過一次力度較大的對華基金的投入,主要來自洛克費勒基金會。中國是迄今唯一獨立存在的文明古國,優秀知識分子既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又是宣傳文化的載體。這成為他們中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建設的資助原因。[9]當時基金會資助了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翻譯、胡適的《中國思想史》的翻譯、魏特夫(K.A.Wittfogel)的《遼史》研究等。這裏所貫徹的思想還在於,讓美國人瞭解東方文化是當務之急,推進對於遠東和中國情況的瞭解。

  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也有同樣的歷史背景。這個由哈佛大學和燕京大學聯合成立的學術機構,一開始就強調中西文化溝通的宗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確定燕京目的,“在將中西學識,熔於一爐,各採其長,以求多獲益處”。(注:《在燕大師生大會上的講話》,1935年9月24日。)他促成了與哈佛大學聯合辦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1月5日所立章程定下的目標是:“進行及提供關於中國文化,以及(或者)亞洲別處,日本,以及(或者)土耳其與歐洲的巴爾幹半島的文化之研究、講習、出版活動”。當時,陳垣等中國學者參與了哈佛燕京學社的組建,陳寅恪等學者都到哈佛大學訪問過[10]。由中國和國際漢學界高手組建的哈佛燕京學社,很快成為國際漢學重鎮。

  《哈佛亞洲研究》最初的文章,都和中國史料學、中國文獻學的研究有關。這都是研究和瞭解中國的基礎工作。如鄧嗣禹與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著的《中國文獻選編題解》(1936)、畢乃德《東華錄和實錄的某些解釋》(1939)等。直接和中國史學史研究有關的論文,主要有薩金特(Clyde B.Sargent)《資治史學:班固和前漢歷史記錄》(1944)、姚善玉《<圖書集成>和<清史稿>中關於水和龍的數據》(1944)、伯儒(RheaC.Blue)《漢、魏、隋史:食貨志的爭辯》(1948)等。從篇幅看,這些都是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的重頭文章。是時,哈佛大學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好手還有楊聯陞。他也是當時很有影響的學者,楊聯陞撰寫了多篇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學術論文。如《中國傳統的編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稱呼之理論》(1947)、《古代中國歷史研究之發展》(1952)等。楊聯陞的著作,具體介紹了中國歷史學,他是繼洪業之後,又一位對中國史學史研究有很深造詣的學者。

  當時燕京培養的著名學者有畢乃德、鄧嗣禹、費正清、拉鐵摩爾(Owen J.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等,他們後來都成了著名漢學家。有趣的是,二次大戰中崛起的哈佛漢學家,很快成為美國現代中國學的重要奠基者。二戰前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有其必然的連貫性,中國在遠東重要的戰略地位決定了他們要重新審視其所有的對華關係。瞭解中國成了中美關係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所謂的區域研究和現代中國學,就是這樣的情況下被提出來的。費正清是積極的創導者、奠基者、實踐者。這裏所提的區域研究,包括對當時蘇聯、印度等國家和地區的研究,是更專門的、跨學科的、對特定地理區域的研究。1946年哈佛大學還成立了國際與區域研究委員會。而“現代中國學”,是相對歐洲“漢學”而言。費正清傾注一生精力,投身區域研究和現代中國學建設。[11]費正清從對清朝的研究入手,開始其對現代美國中國學的思考和建設。他相信對清代文獻的研究,是清史研究的必要和必須的基礎建設。1946年,費正清回到哈佛設立中國問題研討班,邀請鄧嗣禹、孫任以都、房兆楹等幾位學者幫助整理清代史料。[12])正是對中國文獻學、史料學乃至史學史研究的扎實工作,奠定了費正清現代 中國學的基礎,也促進了美國對中國文獻學、中國史料學和中國史學史的研究。

  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還出現一個新特點,就是關注當代中國史學的研究,注意中國史學發展最新動態。這些論文主要有:芮沃壽的《北京的漢學:1941-1945》(1947)、鄧嗣禹的《最近50年中國史學》(1949)、里昂的(Bayard Lyon)《評<當代中國史學>》(1950)等。芮沃壽的這篇文章十分重要,雖然只寫了5年漢學,但內容非常豐富,為後人留下了一段珍貴史料。鄧嗣禹的論文,對中國20世紀初50年史學的介紹相當全面。他還追溯了中國史學的起源。鄧嗣禹指出,中國史學有輝煌的過去,其質量和數量,只有歐洲現代史學可以相匹。其它國家如印度等的哲學、科學和藝術或可稱道,但若提史學,沒有一個可以聲稱具有和中國一樣悠久、光榮的編纂傳統。他強調西方學者應該知道和瞭解中國史學。里昂的文章,就是評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里昂認為美國學者對中國很不瞭解,如果他們早看到中國的這些著作,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誤了。[13]不過按照當時歐美漢學的嚴格界定,這些對當代中國研究的文章已不在漢學範疇之內。但恰恰這些文章,誠如里昂所言,對西方瞭解中國有重要作用。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 有很大的發展,研究者相對集中在哈佛大學。

三 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設

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是美國中國學界一直十分關注的事情,也是西方世界中國學界希望瞭解的。

對建國初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探討,主要集中于對翦伯贊主編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資料》彙編的研究和批評。當時的一些重要學者如費正清、劉廣京、芮瑪麗(MaryC.Wright)、鄧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寫了文章,評論翦伯贊主編的文獻集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撚軍”、“回民起義”、“中法戰爭”、“義和團”等。這是美國中國學界對當代中國史學的最早的系列評論,集中發表於1957年的《亞洲研究雜誌》。費正清和芮瑪麗為這套文集出版的研究寫了總的引論。這篇引論很值得關注和研究。可以認為,這代表了當時以費正清為代表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基本立場和基本看法。

  當時推進瞭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召開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研討會。這是由英國的《中國季刊》出面組織的學術會議。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是當時這份雜誌的主要負責人。據筆者從哈佛檔案館的瞭解,麥克法誇爾和當時在哈佛的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詳細討論了這次會議的籌備問題。會議在接近牛津的迪啟萊•曼諾(Ditchley Manor)舉行。時間是1964年9月6日 至12日。不過史華慈沒有出席這次會議。當時代表美國哈佛大學參加並主持會議的是費維剴(Albert Feuerwerker)教授。會議有論文集。[14]參加這次會議的,很多是美國學者。會議的論文,除對中國傳統史學研究外,還有對毛澤東的史學研究。當時美國的中國學家已注意到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其思想和方法對中國史學發展的影響。

  在此之前,費維剴已經出版了他主編的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論文集,題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1961)。他還主編了一本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情況的選編文集——《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國近代史研究》(1961)。這是油印本,二百五十八頁,一看就知道花了相當大的工夫。像郭沫若、呂振羽、範文瀾、翦伯贊、侯外廬、尚鉞、華崗、胡繩、何干之、胡喬木、胡華、吳晗、劉大年、白壽彝等學者的著作,都有詳細介紹。但這部講義所介紹的著作決不只限于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成果。此後,在1968年,費維剴又主編了論文集《共產黨中國的史學》。這篇論文集收集了包括中國劉大年在內的英國、荷蘭、蘇聯、澳大利亞、美國等多國學者在內的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研究的學術論文。

  筆者曾專門就此訪問了費維剴教授,瞭解當時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背景。費維剴強調兩個問題:一是美國學術界為什麼會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他說,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站住了,我們就應該研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是怎麼回事?馬克思主義如何研究史學?還有就是,費維剴說,研究艱難。主要是材料極少。“我們不得不通過香港來搜集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史料”,他說,這些資料是好不容易湊起來的,“哪有像現在這樣鋪天蓋地的史料”。[15]

  美國中國學界還出版過兩本重要的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專著。一本是詹姆斯•P•哈裏森(James P.Harrison)撰寫的《中國共產黨和農民戰爭》(1971),一本是杜克大學阿爾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起源,1919-1937》(1978)。哈裏森的著作主要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農民戰爭問題的理論進行研究。其研究具體到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對農民戰爭的領導和組織、口號和意識形態、作用和進展、特點和失敗原因等具體理論問題的探討。英國學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當代史學主要趨勢》的論著中,在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上,引用了哈里森的意見。德里克的著作主要對30年代中國社會史論戰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初步形成進行了研究,尤其注意探討當時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兩本誕生於20世紀70年代的著作,是美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比較有影響的成果。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十分重視歷史觀的研究,強調唯物史觀及其方法論,在其進程中,出現一些諸如“五朵金花”的討論[16],也出現像“文革”影射史學、陰謀史學這樣的歷史事件。這在美國對中國的史學研究中都有反映。約翰•麥思基爾(John Meskill)主編的《中國歷史的模式:循環、發展、停滯》,就是對中國歷史研究中的歷史觀模式的探討。[17]這部文集收的文章很廣泛,有司馬遷、劉知幾、馬端臨、鄭樵、顧炎武的,也有黑格爾、斯賓格勒、湯因比以及魏特夫的等。作者認為,為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的模式,不妨看看古代和近現代、東方和西方學者對此問題的見解。當時,針對“文革”的情況,還出現了研究吳晗的專著,出現了研究“文革”史學及其影響的專著。總的講,在美國中國學界,對中國“文革”史學的研究還不能說太多。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美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異乎尋常地熱鬧起來。突出的有三方面:一是注意對中國史學理論的研究。在中國農民戰爭研究方面,有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劉廣京的長篇論文,研究中國農民戰爭中的理論問題,題目《世界觀和農民反抗:後毛時代史學反思》(1981),這是著力很深的學術論文;亞細亞生產方式方面的研究也頗多,1989年,卜正明(Timothy Brook)主編了題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的論文集。[18]這部論文集收入的論文總共有12篇,引言是卜正明本人撰寫,其它刊登的主要是吳大坤、趙儷生、王敦書、胡鍾達等中國學者的文章。還收有中國學者1978-1988年間的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文目錄。在此之前,英國倫敦出版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科學和政治》(1981)一書。此書是文獻集,A.M.Bailey J.R.Llobera主編。這本書在美國頗受重視。阿爾夫•德里克教授在書評中強調了這本著作的文獻價值,認為主編和翻譯工作者作了重要的工作。[19]二是加強實地考察。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魏克曼(Frederic E.J.Wakeman)教授率領的美國中國明清訪問團,滿中國地跑,深入大學、科研機關、檔案館,瞭解新時期中國歷史學的走向。他們強調對中國的實地目擊,瞭解中國史學、史學家、史學機構的具體狀況。魏克曼主編明清訪問團文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明清研究》(1980)很詳細記載了代表團所見所聞。這是對當時中國史學界隊伍、資料、現狀的十分詳盡的文獻記錄。三是高度關注中國《史學情報》和《中國歷史學年鑒》的出版,評論其意義。《亞洲研究雜誌》等學術刊物都有這樣的評論文章。1978年,魏克曼還撰寫了《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國歷史學》,對中國史學的趨勢做了分析和展望。魏克曼引用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 )在中國“文革”發生初期說的一句話:“在世界發展的大潮中,中國將會再次加入”。[20]魏克曼接著列文森的話說,對於中國歷史學家來說,這個轉折已經來到。這是美國中國學家的期待,也是他們充滿信心的展望。

  美國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是美國對中國史學研究的重頭戲。近半個世紀的情況表明,他們做的工作主要有:(1)弄清家底,究明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基本現狀,學術帶頭人、著作和理論;(2)著重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歷史觀點探討,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農民戰爭問題理論等,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及其影響;(3)關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走向,尤其是改革開放後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

四 對中國史學的全方位研究問題

可以認為,整個20世紀美國對中國史學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所謂“全方位”,主要指對中國史學的全面研究:對古代和現代中國史學進行全面研究。

  毋庸諱言,華人學者有很關鍵的影響和作用。對中國史學通史的研究。一本是華人撰寫的,叫《中國史學綱要》,作者韓玉珊,1955年出版,洛杉璣加州大學歷史系教授。這本著作介紹了中國史學家的角色和地位,談了中國歷史編撰學存在的問題,對中國史學的若干問題如史評、金石學等相關學科作了分析,並對中國史學的分類狀況作了介紹。韓玉珊在1954年10月10日作的序中道:美國的第一本英語的中國史學史的出版已經有17年了,現在看來“基本的陳述方面還要增加些東西”。[21]韓玉珊解釋說,他希望在嘉德納著作基礎上做新補充。韓玉珊的書,現在看來大概太簡單了,但在50年代,確實屬於重要的入門之書。

  比較而言,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教授,在中國史學史和史學理論方面研究的成果突出。余英時關於思想史、史學史和史學理論的著作主要有《戴震和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1976)、《歷史和思想》(1976)等。《戴震和章學誠》是他認可的著作,著重提出應從“內在理路”來理解明清之際的思想轉變。他認為這是對理解這段思想史增加一個理解的層面,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援解釋。他說,“內在理路”可以解釋為儒學從“尊德性”向“道問學”的轉變,學術思想的變遷應該有其自主性,但也非絕對。《戴震與章學誠》1976年在香港出版了中文本,1996年增訂。他的著作還有《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1984)、《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1991)等。

  中國史學史研究不是輕易可以掌握的,需要對中國史籍、史料狀況的全面把握,需要對其蘊函的史學思想有深刻理解。這不是西方民族所能輕易做到的。在對中國史學長河的理解和認識中,華人學者的工作始終是關鍵的、不可忽缺的。洪業、楊聯陞、余英時等學者,對美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深入和發展,起了中堅和骨幹的作用。我們知道,在50年代,楊聯陞對《漢書》、《史記》的翻譯都有及時的書評,對翻譯內容及其正確性提出看法或商榷意見,[22]這些書評很見其中國史學史研究扎實功底。1949年,日本內藤虎次郎出版了《中國史學史》。楊聯陞也及時做了學術反饋,他認為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屬於經典性著作,嘉德納的《中國傳統史學》是唯一英文本中國史學史,內藤的《中國史學史》則是“近代學者撰寫的部頭最大的一部”[23]。50年代,洪業還撰寫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關於著書目錄的辯論》(1957)等重要學術論文。洪業60年代撰寫的論文主要有《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學編纂署》(1960-1961)[24]、《唐代史官的辭職信》(1969)等。

  美國學者十分關注歷來中國史學的發展特點問題的研究。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次重要學術會議是在耶魯大學舉行的。芮沃壽教授具體籌備了這次會議。1970年6月發出的會議文件顯示,他們很想對中國史學和比較歷史學的問題做深入探討。文件提出討論的第一項目就是關於中國和其他地區的歷史學家的社會角色問題。文件寫道:“我們將著重於這樣一些關鍵任務,即從漢代到宋代的史學,探討他們的社會背景,史料的支持,動機及其政治聯繫”,“我們但願在盡可能的理解下,看到不同時期的歷史學家的複雜性。”[25]文件還提出探討中國史學的史學觀等諸多問題。據筆者在哈佛的調查,耶魯方面對這次會議十分重視,芮沃壽曾經和哈佛的史華慈教授切磋商量多次,史華慈赴耶魯做了學術報告。

  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十分重視史學名著的翻譯。德效蹇的《漢書》後,又有方志彤對司馬光《資治通鑒》的翻譯、華茲生(Burton Watson)對司馬遷《史記》的翻譯,徐中約對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的翻譯、J.I.克倫坡(J.I.Crump)對《戰國策》的翻譯。《資治通鑒》的這套譯本共兩冊,為選譯本,洛克費勒基金會資助了這一項目,開始是在中國,日本侵略中國後,由方志彤帶到美國繼續進行,1952年燕京學社出版鉛字打印稿本。華茲生曾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在對《史記》翻譯前,撰寫過一本關於司馬遷的專著,由1958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對司馬遷的生平、思想、史學思想及《史記》做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礎上,1961年,他的《史記選譯》(兩冊)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撰寫了序言,強調《史記》是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最重要的歷史學文獻。《史記選譯》的出版是當時美國中國學界有影響的學術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內的一些學者撰寫了書評;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由徐中約翻譯,史華慈寫了序言,1959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誠然,美國學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表現在撰寫了一批關於中國史學家研究的專著。著名者有尼維森(David S.Nivison)的《章學誠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余英時的《戴震和章學誠》(1975)、鄧嗣禹的《王夫之對歷史和歷史學的研究》(1968)、畢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顧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顧頡剛和中國新史學——民族主義和對傳統的追求》(1971)、波納(Joey Bonner)的《王國維:一個學術傳記》(1986)、丹納里(Jerry Dennerline)的錢穆研究(1988)。對當代史學家吳晗的研究的著作也有,如《吳晗以及以古諷今》(1969)等。

  美國中國學界對人物傳的研究也頗重視。資料表明,60年代初,有過一次專門學術研討。商量中國傳統史學的人物傳研究、近代史學的人物傳研究、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人物傳研究等。這場討論是由著名傳記家包華德教授發起的。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表現在撰寫一些斷代的中國史學發展史,如元代史學研究、金代史學,這些研究成果要早於中國大陸。在美國學術界,還比較早地出現對中國佛教史學史的研究論文[26]。此外,專題研究如辛亥革命史學、義和團史學、中國勞工 運動史學、地方誌、哈爾濱城市史學的研究專著也有。

  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已發展到培養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博士生。一些博士生以中國著名史學家或史學現象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選題。迄今發現的比較早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朱士嘉的博士論文《章學誠對中國地方歷史編撰的貢獻》(1950年),他後來回國了。密西根大學司徒琳(Lynn Ann Struve)的博士論文也是比較早的,題目是《歷史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作用:清代史學中的南明》。這篇論文答辯於1974年,獲密歇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她的導師小組中有費維剴教授。波納的《王國維:一個學術傳記》也是博士學位論文。作者是哈佛的博士生,導師是史華慈教授。據筆者瞭解知,史華慈對波納的評價很高。他認為對於像王國維這樣的歷史專家的研究,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力和才華,以及對中國近代史的豐富知識和對歐洲近代哲學思潮的把握,包括對中國古典詩詞和詩詞理論的深刻理解,他說,波納的研究,顯示了這種“高水平的研究能力”。史華慈對波納的評價,與其說是對這位博士的肯定,不如說是他對史學史博士生培養的標準和要求。

  美國培養過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博士生的大學,主要有哈佛大學、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幾篇重要的博士論文出自這樣幾所大學。在美國,很難說有什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專職學者,也沒有這方面的專門教師。但是,幾乎每個重要大學,都安排有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課。

五 90年代以來美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特點問題

中國史學中,究竟有那些值得西方史學研究和取鑒的東西呢?多少年來,西方學者都認為中國是有史料而無史學,中國傳統史學是“剪刀加漿糊”。1995年,哈佛大學史華慈教授在題為《中國文化之歷史觀:若干比較性的思考》的論文中,就著重地分析了中國史學的研究特色問題。他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古代史學,認為中國史學最關注的是人的歷史與非人的歷史之間的關係;或者說,中國古代史學主要研究人與道的關係。他認為:“天或道的看法顯示出中國人還是相信歷史中存在著一些非個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認為象中國的勢、時、自然這類的詞彙,會令人聯想到我們的文化中那種有關自然發生、非個人的過程的觀念。”[27]這是他在1995年3月德國海德堡大學 組織的“中國史學之比較觀”的會議中提出的觀點。史華慈是美國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前輩。他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一書,被認為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古代思想解釋最好的著作之一。他在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提法的基礎上,闡發了自己“超越的時代”的觀點,所謂“超越的時代”,就是主張孔子和蘇格拉底對話、荀子和柏拉圖對話、墨子和霍布士對話。[28]他強調包括中國古代文化在內的人類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對所謂的“西方中心”取向。史華慈對整個中國古代哲學、史學和傳統文化的研究都建立於這樣的認知基礎上。史華慈的分析給人們留下了想像和思考的空間,他獨有的視角、理論分析促使人們進一步理解中國史學的發展特徵及其對西方史學的意義。

  關於史華慈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認為,史華慈所講的故事中,表明中國思想家正在不斷地和摩西、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對話,“史華慈將他所鍾愛的地方性知識小心翼翼地轉化成全球意義的話題”。[29]1994年2月,伊米拉學院的學者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在美國的一份著名史學理論刊物《歷史和理論》發表的題為《司馬遷的多重敍述:中國古代史學能否對現代西方史學有現實貢獻》的長篇論文,就是這樣的鮮明例子。哈代將司馬遷的觀點和海登•懷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學家的觀點做了比較。哈代認為,司馬遷的歷史研究方法提供了連貫的歷史方法的畫圖,為西方史家擺脫傳統歷史編纂模式提供了思路。此外,70至90年代弗吉尼亞州大學教授汪榮祖對中國傳統史學與近代史學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90年代的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點,就是對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中國史學的研究。其中的有影響的著作有費特勒(Demerie Paula Faitler)的《儒家史學和司馬光思想》(1991)、吳佩宜(Pei-yi Wu)的《儒學的影響:傳統中國的自傳》(1993)、斯泰芬•W•德朗特(Stephen W.Durrant)的《司馬遷之鏡》(1995)[30]等。費特勒的著作,主要研究司馬光的“禮”和“名分”觀,並對司馬光著作中的“道”和歷史闡釋模式進行探討。作者分析司馬光及其著作中的儒家思想及其變化,注意這些思想對整個編撰體系的影響。費特勒認為“禮”和“名分”觀,在司馬光的著作中得到了更大的強調。吳佩宜的著作是對中國自傳寫作的研究,其研究跨度從漢至清,包括年譜、家譜都在研究之列。作者的核心問題是對中西個人傳記的比較研究,指出研究旨趣和記載內容的極大差異性。美國學術界認為此書是對中國自傳體研究的開拓性研究,其影響會跨越傳統學科的藩籬,文學史、思想史、宗教史、社會史的學者都應該讀一下。此外,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Bol)教授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1992),雖然主要不是講史學史,但涉及對歐陽修、司馬光等歷史觀點的看法。[31]

  現在加州大學洛杉璣分校歷史系工作的斯卡伯格(David C.Schaberg)教授的《過去的模式:中國古代史學的模式和思想》,是近些年湧現的最有影響的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著作,2001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在他1995年博士論文《中國歷史學的創立:<左傳>、<國語>中的語言表述》的基礎上完成的專著。主要研究中國古代著作——《左傳》、《國語》。作者試圖通過對這兩本古代文本的探討,尋找中國史學的起源。斯卡伯格認為《左傳》和《國語》構成了古代中國歷史敍述的基本架構。他並認為,公元前的這兩本著作,以孔子的觀點解釋過去並為現實的人提供訓誡,顯示聰明的中國人知道如何來寫歷史;高教養的貴族利用語言形成記憶,尋求規範社會的準則。斯卡伯格在撰寫這本著作的時候,特別注意和西方史學尤其古代希臘史學傳統做比較的研究。斯卡伯格的著作獲得2003年美國亞洲協會的列文森獎,這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最高褒獎。這是列文森獎項所頒發的第一本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專著。為20世紀美國中國史學史研究劃了個大句號。

  90年代以來的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主要特徵可以用這樣兩個字概括:“比較”。專家們期待從中國史學內部尋找有價值的、可以和西方史學互補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斯卡伯格說過,研究中國早期史學有利於認識今天中國的理念,“中國越來越變得重要”,他在獲大獎後如是說。[32]

六 簡短的結語

筆者對20世紀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研究提出幾個問題,抛磚引玉,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意見。

  關於這一個世紀的情況,筆者以為,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是認真的,自始至終的,成果也是系列的,值得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者關注。從隊伍看,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骨幹學者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美國的“土生土長”的學者,一是來自中國的學者或華人學者[33]。這兩支力量都在發揮作用。但很顯然,兩支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在不同歷史階段的學術成就和學術影響也不一樣。有一點可以肯定,華人學者在美國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開始的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恐怕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華人專家和華人研究成果的影響會有那麼大。由於燕京學社的獨特性,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及其研究,始終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現象。包括中國五四以來的歷史學的發展,有些方面也要和美國這塊領域的骨幹和成果聯繫地加以考察。

  國際大格局的變化、美國國內政治和社會變動、中國國內政治和社會變動,以及國際學術思潮尤其史學思潮的變遷,都會影響美國中國學。由於中美兩國意識形態的差異,不難注意到,他們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也有很獨特的研究定位。

  世紀回顧也使我們發現,近數10年來,美國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出現一些新的思路和成果。有的研究選題和方法,我們不一定注意到,尤其中外史學比較研究這塊。東西方史學的比較研究,需要相對完整的知識結構,東西方兩方面的學術素養都強。美國的同行們,因為方法和視角的不同,已經做了一些迄今我們尚未涉及的課題,作為中國史學工作者,應及時地關注和把握。[34]

  據筆者調查,不僅美國,日本[35]、韓國[36]、英國[37]、德國[38]、法國[39]、荷蘭[40]、俄國[41]、澳大利亞[42]、加拿大[43]等很多國家,都對中國史學史有研究,有的國家還頗有些成果。史學史是歷史學科發展的基礎。國際上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是必然的,我們就此與國際學術界同行的交流和對話的發展也是必然的。所有這些,目的為了更好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

  注釋:

[1]Jonathan Goldstein:American Views China,American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p.69.

[2]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Introduction Note.P.3,Waverly Press.Inc,1938.

[3]編纂處整理了《二十四史》裏的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還出版了《二十四史》綜合藝文志(書目)及綜合食貨志(經濟)的引得,以及《藝文志二十種綜合引得》等。

[4](美國)陳毓賢:《洪業傳》,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5]余英時:《顧頡剛、洪業與中國現代史學》,《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8月號。

[6]嘉德納是哈佛大學博士,他的中國學基礎特別是文獻學基礎很強。曾經是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研究資料和搜集檢查主任,先後執教于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家裏收藏有一批珍貴中國典籍,臨終全部捐贈布朗大學東亞圖書館。

[7]Lien-sheng Yang:Foreword to the Second Printing,Chinese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by Charles S.Gardn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8]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ume 21,Issue 3(May,1962).

[9]這方面,中國社會科學院資中筠先生曾有專篇學術論文《洛克費勒基金會與中國》,載陶文釗《美國與近代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10]當時在哈佛和燕京學習和工作過的還有齊思和、林耀華、周一良、陳觀勝、蒙思明、王伊同、王鍾翰等。

[11]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費正清本人的自傳和加拿大學者保羅•伊文斯的著作《費正清看中國》中,都有詳細介紹。這兩本著作都已經有中文本:費正清《費正清自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保羅•埃文斯《費正清看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費正清與鄧嗣禹、孫任以都、房兆穎等人合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1839—1923)》(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的。這部文獻是其中的一部,其貫徹的突出思想就是“西方衝擊”論。

[13]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0,Issue 1(Nov.,1950).

[14]1964年在英國召開的這次中國共產主義歷史學編撰會議是西方的一次重要的關於中國現代史學的研究會議。會議論文有:《傳統中國歷史學和在共產主義下的改變》、《前中國歷史之發現》、《中國共產主義者對太平天國的解釋》、《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佛學對中國文化貢獻之評估》、《共產主義者對中國農民戰爭之處理》、《共產黨中國的中國近代經濟史》、《共產主義者歷史學中的唐代》、《共產主義中國的歷史教學》、《作為歷史家的毛澤東》、《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中華帝國創建的研究》、《中國共產主義者對19世紀中國外交關係的評估》等。

[15]筆者曾于2000年夏專門造訪密西根大學中國中心和費維愷教授,瞭解當時美國開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具體背景。費維剴向筆者具體介紹了有關情況。

[16]所謂“五朵金花”,即建國初的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封建所有制形式問題討論、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漢民族形成問題和民族關係問題討論。

[17]1973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艾爾文(Mark Elvin)《中國過去的模式》,也對中國歷史發展的模式問題作了探討。

[18]Timothy Brook:The Asian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M.E.Sharoe,Inc.1989.

[19]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49,Issue 3(Aug.,1990).阿爾夫•德里克的書評結尾道,主編和翻譯這本著作的專家是應該祝賀的,他們把這樣重要的問題帶到了海外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的面前。

[20]注:Joseph R.Levenson,Revolution and C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Chinese Stages (Berkley: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1971),p.55.

[21]Han Yu-shan: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taphy,Preface,W.M.Hawley Hollywood 46,California 1955.

[22]:LSY,The History of the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19,Issue 3/4(Dec.,1956);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

[23](注:Lien-Shen Yang,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2,Issue 2(Feb.1953),208-210.

[24]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

[25]耶魯大學和芮沃壽教授的這個文件,也可以在哈佛大學的檔案館查到。

[26]Tanya Storch: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37,March,1993.

[27]史華慈文收入《中國史學史研討會——從比較觀點出發論文集》,稻香出版社(臺灣),1999年12月。

[28]關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林毓生、林同奇先生的看法比較深入,可參見兩位發表在《世界漢學》2期(2003年)上的文章《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史華慈史學思想初探》等。

[29]《史華慈敍事的人文主義視界》,《世界漢學》2期(2003年)。

[30]此書作者現在是美國奧爾岡大學的教授,這本著作1995年由紐約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書名: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本文的中文名字是筆者根據著作的內容確定的。

[31]包弼德教授的這本著作的中文版已經問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另外,美國華裔史學家王晴佳教授在90年代發表多篇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論文。如《中國革命的詮釋:中美學者論中國農民造反》(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20:60,Sept.-Dec.1995,221-240)、《古代中國史學中的時間視角》(History ofHistoriography,28/1995,69-86)、《1949年以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史學》(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等。

[32]關於這方面情況,可以參考加州大學洛杉璣分校歷史系網頁。

[33]這裏暫且不對“華人學者”概念作具體的界定,需要斟酌和進一步研究。

[34]美國華裔史學家王晴佳教授在90年代發表多篇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論文。如《中國革命的詮釋:中美學者論中國農民造反》(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20:60),Sept.-Dec.1995,221-240)、《古代中國史學中的時間視角》(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1949年以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史學》(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等。

[35]日本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著作比較多,如內藤虎次郎的《中國史學史》(1949)等。

[36]韓國學者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專著也頗有,目前已經翻譯過來的著作主要有李潤和《中韓近代史學的比較研究》(1994)。

[37]英國的著作也頗有。英國倫敦大學亞洲和非洲研究院的專家就撰有關於司馬遷的《報任安書》的研究專著。

[38]如已經翻譯過來的羅梅君的《政治與科學之間的歷史編撰——30和40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又如法郎克•A•科蒙的關於司馬遷歷史編撰態度的研究專著等。

[39]據筆者瞭解,法國有學者專門研究司馬遷,並且和希羅多德做比較的研究。法國的一些中國學專家曾有專門論文探討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對中國歷史編撰學的研究。

[40]如曼斯費爾德•貝克90年代初撰有關於後漢文獻的研究專著,研究其資料、作者、內容及其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

[41]俄國有學者對中國史學史做專門的研究。1984年,蘇聯社會科學院歷史部.維特金(R.V.Viatkin)教授組織人員將《史記》翻譯成俄文本。這個事情在美國也有比較大的影響。賓州大學卜德(Derk Bodde)教授專門寫書評,發表在美國的《亞洲研究雜誌》。

[42]澳大利亞對當代中國史學研究這塊也比較強,有專門的研究成果。

[43]加拿大學者詹尼弗(Jennifer W.Jay)著有《紀念和官方的闡釋:宋代忠君者的史學》(1990),這是其專著《王朝之變:十三世紀中國的忠義問題》中的一章。作者從當時社會背景,分析了宋代忠義觀及其史學,以及對後世史學的深刻影響。作者認為文天祥的文集是這一特色史學的發端。

【《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4期】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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