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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桑兵 轉貼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文章錄入:admin ]

內容提要:傅斯年提出"近代史學只是史料學",始於《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完整的表述,卻是《史學方法導論》。該講義可能並未完稿,但其中重要的幾講已有傅斯年本人所寫的系統文本作為依據,有助於理解其近乎口號的觀念,避免斷章取義或隔義附會。以比較求得近真與頭緒,是將史學與史料學有機聯繫的關鍵;而把握擴張史料與新舊史料,整理材料與"聰明考證","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與"虜學"、"全漢",以及考訂與"大事"的關係,可以尋其本意,擴張積極效應。

關鍵詞:傅斯年 史料學 史學方法導論

自80年前傅斯年提出"史學只是史料學",雖然由此成就了歷史語言研究所,使得中國的史學研究在國際上獲得相當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標舉為所謂"史料學派"的盟主,卻也因此惹來諸多爭議。圍繞這一觀念,各方學人議論紛紛,贊成與反對者的態度尖銳對立,迄今為止,還是聚訟紛紜的公案。檢視眾多相關論著,似乎剩義無多,一些後來者的意見即使沒有落人前人窠臼,也掉進傅斯年相當不以為然的"辯論"俗套。所以還要再析,原因有三,其一,近年來新見的相關史料漸多,為解讀既有史料和史實,提供了必要的依據。其二,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的主張本旨,究竟如何理解,與其史學思想的整體關係如何,似還有未盡之義。以時間為線索,探究事實聯繫,即用傅斯年的辦法來研究傅斯年的想法,有助於厘清一些關鍵問題。其三,"史學只是史料學"對於歷史研究的積極作用,還有在傅斯年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的餘地。有鑒於此,再析不僅必要,而且可能。對於時下學術風氣的走向,不無借鑒意義。

一、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

傅斯年正式提出"史學只是史料學"的概念,始於1928年發表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文為:"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近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範域,自地質學以致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①這一表達,傅斯年先後還使用過"便是"、"本是"、"即"等等,意思大同小異。②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所認為"只是史料學"的史學,並非泛泛而言,而是指近代的歷史學。這種近代的歷史學不同於古典的史學,確切地說,是分科治學以後的史學。這樣的史學雖然以近代以來的歐洲為典範,在中國歷史上卻早已出現過。中國的歷史源遠流長,史學也發達較早。所以,所謂"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絕不是故作大言,而是傅斯年對於中西史學歷史變遷的理解與把握的濃縮。

要想完整理解"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最重要的文本是《史學方法導論》。該書不僅是傅斯年系統闡述其史學觀念的主要體現,也是其一生教學講授的基本教材。可惜全本迄未得見,目前各家引述的只是殘篇。據傅斯年所擬目錄,這份講義共分七講,依次為:第一講,論史學非求結論之學問;論史學在"敘述科學"中之位置;論歷史的知識與藝術的手段。第二講,中國及歐洲歷代史學觀念演變之綱領。第三講,統計方法與史學。第四講,史料略論。第五講,古代史與近代史。第六講,史學的邏輯。第七講,所謂"史觀"。③臺灣聯經版的《傅斯年全集》出版時,編者說明這是傅斯年任教北京大學時的講義,僅存第四講。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傅斯年全集》,照聯經版錄入。

儘管目前仍無法得窺《史學方法導論》的全貌,從新出史料還是可以更多地瞭解該書的內容,而這對於全面認識傅斯年的史學觀念,無疑相當重要。1995年12月刊登於《中國文化》第12期的傅斯年未刊稿《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是從三個方面加以討論的,一、中國歷代對於史學觀點之變遷,二、西歐歷代對於史學觀點之變遷,三、近代數種史觀之解釋。與《史學方法導論》的擬目比較,至少應當就是第二講的內容,並涉及第七講的一部分。④而據1933年度《國立北京大學一覽》的《<史學方法導論>課程綱要》,傅斯年為北大歷史系所開的這門必修課,只有三方面的內容,即"一、中國及歐洲史學觀點之演進。二、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係。三、史料之整理辦法。"⑤這與傅斯年的擬目差距較大,至少表明截至1934年,《史學方法導論》的框架仍不完整。

從其他蛛絲馬迹看,傅斯年似未將該講義完整寫出,例如第三講的統計方法與史學,傅斯年曾經說:"統計學應該是一個mathematical discipline,不該一節一段的亂猜。中國現在好幾本統計學,沒有一本說它是probabilities之應用的,這樣子的統計學不是科學……至於歷史與統計,更是笑話。歷史那裏有許多可供統計(科學的統計)的事實?我好引Rifferplaton的方法,'以字數統計證Dialogue之先後'。但這真是統計學的屑末而已。強謂統計與史學大有關係,亦幻想也。"顧頡剛指其"自謂算學很好,統計第一",傅斯年以"名譽攸關,不得不辯",還專門致函胡適,說是"此真笑話,我斷不至妄到這一步也"。⑥目前所見第四講《史料論略》一開始就說:"我們在上章討論中國及歐洲歷史學觀念演進的時候",而據傅斯年的擬目,討論中國及歐洲歷史學觀念的演進應是第二講,按照北京大學1933年度《<史學方法導論>課程綱要》,中間則夾著一講"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係",均未提及統計方法與史學。另外,史語所與社會學所有明確分工,前者並不涉足近代史①,這恐怕不僅是職責的差異使然,即使到1950年代,遷移到臺北的中研院籌建近代史所,史語所的一些先生仍持明確的反對態度。雖然那時傅斯年已經故去,但多少還是反映了這些有著相同或相近學術理念的學人的長期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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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②參見侯雲灝《"史學便是史料學"——記著名史學家傅斯年》,《歷史教學》1999年第9期,第21頁。
③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7頁。
④湖南教育出版社版《傅斯年全集》的編者已經指出該文與《史學方法導論》第二講的關係。
⑤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29頁。
⑥《致胡適(殘)》(1941年9月20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25—226頁。



由此可見,傅斯年《史學方法導論》的若干講,可能並未形成完整的文字。從上述情形判斷,傅斯年擬定的七講,應當不是平均用力,其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一、二、四、七各講。除第一講外,其餘各講已經有了傅斯年本人所寫的較為系統的文本作為依據,而第一講的基本內容,從傅斯年的各種相關文字中,也可以窺見大體。這為理解傅斯年的史學思想的基本系統,特別是全面地解讀一些近乎口號式的概念,提供了較為堅實的基礎,能夠有效地避免斷章取義或隔義附會。

《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也就是《史學方法導論》的第二講"中國及歐洲歷代史學觀念演變之綱領",可以說是從中外史學發展進程的角度來理解"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的關鍵。按照傅斯年的認識,"客觀史學方法,非歷史初年產物,而為後起之事。大概每一個民族歷史的發展,最初都是神話與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與史實的混合,經過此二階段後,歷史乃有單獨的發展"。這一通例,中外大體一律,只是中國文化發達甚早,史學的成熟也相對較早。《春秋》以下,已出現紀事編年系統。但《史記》並非客觀歷史,司馬遷非考訂家而是記錄家,將記事與記理溶於一爐,寓褒貶於著述,加入主觀思想,有其特殊見解,成一家之言,為綜合史體。其長處在於:(1)比較編年學之觀念之早現;(2)八書即中國古代的文化史;(3)紀傳體成立,與編年成史學兩派;(4)史始自成一派。所以《史記》為承前啓後的一大部著作。但自漢迄唐,史學競勝者只在文學與史法,到了宋代才風氣大變。宋代史學最發達,"最有貢獻而趨向於新史學方面進展者,《通鑒考異》、《集古錄跋尾》二書足以代表。前者所引之書,多至數百餘種,折衷於兩種不同材料而權衡之,後者可以代表利用新發現之材料以考訂古事,自此始脫去八代以來專究史法文學之窠臼而轉注於史料之搜集、類比、剪裁,皆今日新史學之所有事也。"至於《資治通鑒》、《五代史》、《新唐書》等,雖然於《春秋》的正統思想有莫大的解放,仍不能廓清主觀成分。儘管如此,北宋史學已遠超前代,可惜南渡後無進展,元明時生息奄奄。清朝史學家為避文網,不敢作近代史料之搜集編纂,而趨於考訂史料之一途,《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貢獻最大。"然而有清一代始終未出一真史家與真史書。現在中國史料由於地下之發掘與考古學之貢獻,日益加多,作史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學方法之運用與乎社會科學工具之完備,今後史學界定有長足的進展。"

這樣的觀點,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已經出現:司馬遷的《史記》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排比列國紀年,"若干觀念比十九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歐陽修的《五代史》不是客觀史學,而《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工夫"。歐陽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綱目》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司馬光的《通鑒》則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訂舊記。"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審,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照這樣進化到明朝,應可以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不幸因為胡元之亂,以及滿清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不僅不能開新進步,反而退步。②傅斯年和陳寅恪都十分推崇宋代史學,但具體標志,略有不同,《通鑒考異》是兩人共同標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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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3年1月15日傅斯年致朱家驊函:"原來在此[北]平時,弟感覺社會所之亦治史學也,曾與孟和商量,二人同意如下: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明、清兩代經濟史,以其經濟方面,或比史之方面為重,歸社會所;明、清以前者,以其史學方面比經濟方面為重,歸史語所。"(臺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後文凡未注明出處的傅斯年函,均出自該檔)
②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4頁。



《史學方法導論》稱:"在中國詳述比較史料的最早一部書,是《通鑒考異》。這裏邊可以看出史學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標準。在西洋則這方法的成熟後了好幾百年,到十七八世紀,這方法才算有自覺的完成了。"①

傅斯年雖然認為中國史學發達甚早,並將宋代史學的諸多特徵指為新史學,實際上卻是以歐洲近代的新史學作為標準,來反證中國的史學發展程度。他說:"中國學問,自古比西洋繼續性大,但最近千年來,反不如西洋之有繼續性,此亦中國近代文化落後之一原因。"歐洲希臘以前的史學,只是文學的附庸。羅馬教會成立以後,未經外力掃蕩,只有內部改革,不如中國經永嘉、靖康兩次南渡,歷代史籍,傳少失多,專家之學,不得傳承,許多學問,多成絕學。所以奧古斯丁以整齊方法敘述史實,以歷史證明有系統之神學,文藝復興時期,更由於對希臘古學的興趣和探究,形成脫離宗教色彩的新文學新史學,只是仍不以史為談事之對象,而以史學為表現文學之工具。近代歐洲史學的發展體現於兩方面,一是觀點變化,"近代史學觀點,與其謂為出於思想之變化,毋寧謂為事實之影響"。由於新大陸的發現等事實,從前上下古今一貫的學說根本動搖,"對於異樣文明,發生新的觀念、新解釋的要求,換言之,即引起通史之觀念、通史之要求"。二是方法改進,歐洲中世紀以來,各種類型的史料增多,"近代歷史學之編輯,則根據此等史料,從此等史料之搜集與整理中,發現近代史學之方法——排比、比較、考訂、編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學亦可說是史料編輯之學。此種史學,實超希臘羅馬以上,其編纂不僅在於記述,而且有特別鑒訂之工夫……過去史學與其謂史學,毋寧謂文學;偏於技術多,偏於事實少;非事實的記載,而為見解的為何。史學界真正有價值之作品,方為近代之事。""此二種風氣——一重文學,一重編輯史料——到後形成二大派別,一派代表文史學,一派代表近代化之新史學。"前者"不在史料本身之講求,而惟文學、主觀見解之是務",相關作品對世界影響雖大,終以文學價值為多;後者則重視記載之確實性,因所見史料超過前人,記載也較前人更加確實。"此外史料來源問題,亦使新史學大放異彩……由於史料之搜集、校訂、編輯工作,又引起許多新的學問。"尤其是考古學、語言學和東方學,近代均有大的發展。人們對於自身、世界以及其他文化歷史的認識大為擴張。正是基於上述事實,傅斯年斷言:"綜之,近代史學,史料編輯之學也,雖工拙有異,同歸則一,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實由事實之經驗。"②

周予同將現代中國史學大別為史料與史觀兩派的觀點影響深遠,傅斯年在被視為史料派代表的同時,似乎被剝奪了對於史觀的發言權。這一劃分後人大抵延續,且被不斷簡化和放大。實則儘管傅斯年對於史觀不能說毫無成見,卻的確下過功夫,加上長期留學歐洲的背景,瞭解的程度當在不少批評者之上,絕非一般的偏見。目前《史學方法導論》的第七講"所謂史觀"雖不可見,但《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的第三節"近代數種史觀之解釋",還是提供了傅斯年關於史觀的系統意見。他認為:"因人類接觸,發生世界史要求,以解決新問題,同時一般哲學家以為歷史無非事實之記錄,事實之演變,必有某種動力驅之使然,如能尋著某種動力之所在,則複雜之歷史,不難明其究竟,因是而有史觀之發生。所謂史觀,即歷史動力之觀察,觀點不同,推論即異。"傅斯年選擇最有勢力的三種史觀加以概述,即進化史觀、物質史觀和唯物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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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309頁。
②《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49—156頁。



一般關於進化論的描述,都說源於達爾文對生物學的考察,後來赫胥黎用於人類社會,形成社會達爾文主義。傅斯年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認為達爾文學說不出自生物學,而得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將馬氏的生存競爭思想用於生物界,得出自然淘汰的觀念,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思想由此生出。這一思想盛極一時,深深影響19世紀下半葉的學術界,連人文科學、物質科學亦大受其影響。進化論的優點,"在將整個時間性把握住,於史學演進給一新的觀點,同時文化人類學、人種學之興起亦有幫助",其流弊則是文藝復興以來的學術思想自由斷裂,人道主義趨於淘汰,武力主義逐漸抬頭。

所謂物質史觀,主要是以地理環境解釋人類的種族與文化發展差異,以英國的博克爾(T.H.Buckle)為代表,所著《英國文化史》包羅萬象,在19世紀前中期相當流行。後來雖然漸衰,實則許多思想已經演變為不言而喻的常識深入人心。20世紀法國的人文地理學派承其衣鉢,仍然盛行。該派認為,人類進化與天然影響成反比,其解釋對於歷史有幫助,但常有例外,馬克思對此曾有詳細的批評。

進化論和地理影響說曾經在近代中國發生過廣泛影響,在史學領域,夏曾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和梁啓超的一系列論著,可為代表。到了傅斯年的時代,這兩種觀念的影響已經內化為教科書的內容而趨於平淡,而唯物史觀逐漸興起並流行,尤其在青年學人和學生當中,漸成主導。傅斯年對此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馬克思在史觀方面的貢獻一是剩餘價值論對於人文地理學派多所批評,二是共產主義宣言。其弊端則為:一、將整個世界進展視作直線進程,各個歷史階段只是將黑格爾的橫斷發展變為縱斷發展。這種將歷史抽象化的做法,與天主教神學思想有關。二、根據工業革命前後史料,以歷史片斷現象而欲概括通有之歷史現象,是誠不可能。

傅斯年對於史觀尤其是唯物史觀的態度,不說是偏見,至少有些成見。不過,他的看法確有學理和時勢兩方面的思考。從學理的角度講,那一時期以歐洲為中心(並非地理上的,而是思維方式上的)的人類社會歷史認識,更傾向於整體上通盤解決,希望建立統一的系統,將各種文化排列其中。在進化論制導下,空間形態不同的文化被放置到同一時間序列中,而這樣的觀念被實踐進化論的西方列強用行動張開世界體系的大網,注入一切被網羅其中的其他文化系統承載者的精神世界,並反過來擴大和強化著觀念本身,認識幾乎等同於真理。可是,這種由歷史哲學發生出來的抽象化認識,並未得到歷史事實的充分支撑。甚至可以說是在罔顧或大量犧牲史實的前提下做出的推論。只是歐洲的歷史哲學與歷史學,有著學科分界和文化差異的糾葛,前者對後者的影響有限,或者說,史學專家比較能夠把握二者的分際。當李大釗將唯物史觀引進中國時,就把歷史理論與記述歷史加以分別,只承認前者是歷史科學。①後來被納入歷史學科的史學理論,也一般被認為與史學研究無關,因為既不能提供史學研究以利器,相關學人也往往不從事不擅長具體的史學研究。而將歷史哲學作為史學理論,多少有點強扭的瓜不甜的味道。時至今日,隨著研究的深入擴展和觀念的調整,建立在進化論基礎上的統一歷史觀及其發展階段,越來越受到挑戰。

就時勢而言,好講史觀者的確存在概念化教條化傾向,強事實以就我的情形相當普遍,令掌握史實較多而解讀史料能力較強的學人相當不以為然。1946年安志敏評剪伯贊的《中國史綱》第2卷,毫不客氣地批評道:"而於其內容,則覺錯誤累累,觸目皆是,不禁大失所望……著者用力之勤,固令人佩服,惜依據資料太少,未能充分利用考古資料,兼以個人主見甚深,致歪曲事實頗多,對中外學者研究之結果既未充分利用,而個人之見解又多無所根據,遂致虛耗精力,徒費篇幅,此古人所以深戒'不知而作'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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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守常:《史學要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頁。
②《燕京學報》第30期,1946年6月,第242—246頁。



史料與史觀的對立衝突不僅在民國時期使得學人劃分派系,即使到了後來,還演變為史與論的糾葛,長期困擾著史學界。無論是以論帶史、論從史出還是史論結合等等,雖有高下當否之別,都不能恰當解決二者的關係,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史學研究的深入,以及無助於史學研究的具體方法的探究。並不捲入史料與史觀之爭的陳垣曾批評專講史法者史學往往不好,雖然所謂史法是劉知幾、章學誠的編撰之法,並有暗射好講史學方法的胡適等人之意,但不著邊際的史觀當也在其機鋒所向。

在內心深處,傅斯年認為將全人類置於同一系統的抽象化過於主觀,儘管史學能否客觀尚無定論,但史料中可得之客觀知識甚多,如果不能限制主觀任意性,則無法求得客觀知識。他認為:"歷史這個東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談。古來思想家無一定的目的,任憑他的理想成為一種思想的歷史一歷史哲學。歷史哲學可以當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為沒有事實做根據,所以和史學是不同的。歷史的對象是史料,離開史料,也許成為很好的哲學和文學,究其實與歷史無關。"①在《<殷曆譜>序》中又說:"今固不乏以綜合自許者,不觸類而引申,憑主觀以遐想,考其實在,類書耳,教條耳。類書昔無持論之詞,今有之矣。教條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藝術文學之妙,若聖奧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論史是也。而今之教條家初於其辨證教條並未熟習,而強讀古史原料以為通論通史,一似《鏡花緣》中君子國之學究,讀'求之與抑與之與'竟成'永之興柳興之興'。是亦可以嘩眾取寵於無知之人,亦正為學術進步之障耳。"②這樣的見解他甚至放大到相關學科,他反駁有人指責淩純聲理論較弱時說:"彼不談'理論',亦唯其如此,方有實學;所謂'理論',自然總有一部分道理,然至徒子徒孫之手,則印版而已,非實學也。"③等而下之者往往喜歡用總有道理來自我標榜,流弊匪淺。所以傅斯年在《史學方法導論》中聲稱:從中西史學發展歷程看,"一、史的觀念之進步,在於由主觀的哲學或倫理價值論變做客觀的史料學。二、著史的事業之進步,在於由人文的手段,變做如生物學地質學等一般的事業。三、史學的對象是史料,不是文詞,不是倫理,不是神學,並且不是社會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藝術的建設,不是疏通的事業,不是去扶持或推倒這個運動,或那個主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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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古學的新方法》,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88頁。
②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43頁。
③1943年1月15日傅斯年致朱家驊函。
④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頁。



二、近真與頭緒



後人批評傅斯年,多從史料以外入手,雖然言之有理,卻不一定能當傅斯年的本意。而在傅斯年的邏輯之內,也還有許多空間,若能善用,史料與史觀其實相互連通而非彼此衝突。在將史料與史觀對立的學人看來,史料不過是立說的基礎或憑藉,只有史料,或者只強調整理史料,至多是文籍史實的考訂與編撰,何來史學?殊不知傅斯年的所謂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並非一般的考訂排比,或者說,考訂與排比遠非一般所以為的那樣簡單,尤其不是批判者眼中的瑣碎餖飣末學。的確,傅斯年對於考證相當偏愛,他甚至說:"最近百多年來,文士的學問趨向於考證;誠然,考證只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目的,但人類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別的。考證學發達的結果,小題大做,可成上品,大題小做,便不入流。"⑤所以文史之學的文章的理想是精,而社會科學則是通。求通的社會科學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不夠發達的緣故。但是傅斯年並不認為史學的目的與功能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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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發刊詞》,原載1950年4月《台大社會科學論叢》第1期,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68頁。



如前所述,傅斯年所謂近代史學為史料編輯之學,主要有兩層意思,其一,因史料供給之豐富,遂生批評之方式。其二,此種方式非抽象而來,實由事實之經驗。史料編輯之學,並非只是簡單地機械地將史料排列一起,史學便是史料學,最重要的是如何整理史料以及如何認識整理史料之於研究歷史的作用。具體而言,"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①

比較研究在今日已成時髦,而大都不能遵守基本原則,陷於望文生義的隔義附會。實則文史比較研究正是近代歐洲與中國古代文史之學的大道正途。今人關注傅斯年的史料學,著重於他所提出的八對範疇,即直接對間接,官家對民間,本國對外國,近人對遠人,不經意對經意,本事對旁涉,直說對隱喻,口說對著文,其實這八對範疇可以概略為一對,也就是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其餘均由此衍伸。而這樣的觀念,早在傅斯年任教於中山大學時已經形成並且實際講授。寫於那一時期的《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稱:"史料可以大致分做兩類,一、直接的史料;二、間接的史料。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如《周書》、《世本》、《明史》是間接史料,毛公鼎、卜辭、明檔案是直接史料。"有些間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記》所記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極端的相反,例如《左傳》、《國語》中所載的那些語來語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較最可信的,間接材料因轉手的緣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時某一種直接的材料也許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時間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歸納直接材料而得的,這個都不能一概論斷,要隨時隨地的分別著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歷史學家本領之高低全在這一處上決定。後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並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見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細密更確切的分辨力。"王國維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細密的綜合與分析,顧頡剛古史辨則專利用間接材料推陳出新。②

傅斯年強調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較不同的史料,更重要的還在於以下兩點,即"歷史的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止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這段文字雖然間有引用者,卻並未給與足夠的重視。而這兩點既是"史學只是史料學"的兩個層次,又是比較不同史料所能達到的兩個目的,也可以概括為:一、近真;二、頭緒。此言揭示歷史記錄與歷史事實的關係,以及如何尋求歷史事實的內在聯繫兩大命題,可謂深得史學研究之真味。儘管單一的近真取向不足以發揮其最大能量,但若達到這一境界,疏通或許反而多餘和無味。至於聯繫一層,更使得無數事實的關係無限延伸。

史學的本旨在於求真,這個本來天經地義的目標如今在不少人看來,是否存在,能否求得,大有疑問,甚至被根本否認。因為什麽是真,如何證明,似乎仍不脫離主觀。其實求真的意思有兩層,首先,史實為曾經發生過的事實,如何發生,情形怎樣,均為實有,不會因為任何後來因素而改變;其次,後人的求真,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永遠不會完全與事實重合,但是通過恰當的努力,可以逐漸接近。而作為史學,最主要的條件限制還在於史料,因為一個事件不止一個記載,將不同的記載加以比較,便可以接近事實的真相。為此,必須四面看山,避免以片面為整體,孤證不立無庸置疑,所謂無徵不信,實事求是,也是相對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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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頁。
②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43頁。



需要進一步探究的是,同一事件的不同記載如何發生,不同記載的主次輕重如何判別。傅斯年強調的是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的關係,講究的是包括真偽在內的材料的可信度問題。其實,史學雖以求真為要,但是真偽是否的問題,相對簡單。古史辨的層累叠加,為各民族上古史的普遍現象,若只疑及後來,且以為故意,則有失允當。而所謂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或主料與輔料,又或者一手材料與二手材料等等分別,雖有價值差異,傅斯年還是不斷強調只能相對而言,因時制宜。不過相對而言之下,八對範疇的區分,仍有一是非真偽的基本判斷,或者說,對於史料的鑒別,仍然以相對於史實是否真偽的程度為標準。這樣的判斷一般而言固然不錯,可是比照材料與事實之間的複雜性,還嫌表面。所有當事人關於本事的記錄,由於各自利害有別,除了最簡單的真偽是否之外,如何才是真的問題相當複雜。梁啓超即認為:"不能謂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謂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並指出近代史料不易征信近真的原因,一是"真迹放大"①,二是記載錯誤②。

將材料分為直接與間接,相當程度上與時間性相關。而深一層考慮,所謂第一手資料的真與對,也是相對而言。歷史上所有當事人關於本事的記錄,由於角度、關係、層面等客觀條件不同,以及利害有別等主觀因素,往往異同互見,千差萬別,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原因,在於立足點的遠近高低各不同,"羅生門"的現象因而具有相當廣泛的普遍性。古史辨所謂以漢還漢,只能剔除後人的迭加,不能區分當時的異見。就此而論,所謂真至少有兩個層次,即史事的真與記述史事的真。史事的真只有一種,但人們必須根據各種相關記述來還原史事,而即使親歷者關於史事的記述也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矛盾,間接材料的差異往往由此敷衍而來。當事人的記述無論由於客觀條件還是主觀因素的作用所產生的差異,間有放大或掩飾的故意,卻不一定是有意作偽,不僅所記大都是真(當然也有不同程度的失真),更重要的是,他們如此這般或那般記載這一史事,同樣是真。前者是他們的眼見為實,後者固然有部分隱晦,但他們如此記述,仍然是真實心境的寫照。研究歷史,一方面通過比較不同的記述逐漸接近史實,另一方面則要探究不同的當事人何以記述不同,尤其是為何會這樣而不是那樣記述。史事的真與相關人心路歷程的真相輔相成,只有更多地瞭解所有當事人記述的心路歷程,才有可能更加貼切地接近所記事件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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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專集》第1冊,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31、91頁。
②《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專集》第1冊,第6、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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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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