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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桑兵 轉貼自:《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文章錄入:admin ]

具體而言,既然當事人的記述各異,不可能與事實完全重合,則所謂第一手資料的權威性其實難以斷定,至少無法區分其中可信的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較為可信。所謂第一手資料所能證明的問題,大體上只是時間、地點、相關人物、大體過程等等比較簡單的部分,至於更為複雜的人際關係以及相關作用的詳情究竟如何,一般很難以哪一位當事人的記述為準。所以,所有類型的資料都只能部分地反映真實,只有盡可能完整全面地掌握相關記述,並且四面看山似地比較不同的記述,即所謂俱舍宗式地前後左右把握語境,理解文本,或許可以逐漸接近並且認識事實的真相。在此過程中,探究相關當事人何以如此記述與瞭解事實的真相相輔相成,史實永遠不可能完全還原,但是,隨著對相關史料的掌握逐漸增多以及瞭解各自記述差異的潛因逐漸深入,史實的真相可以多層面地逐漸呈現。就此而論,所謂重建史實,迄今為止,仍然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缺一不可。一再強調要將歷史學的研究自然科學化,尤其是生物學地質學化的傅斯年不得不承認:"凡事之不便直說,而作者偏又不能忘情不說者,則用隱喻以暗示後人。有時後人神經過敏,多想了許多,這是常見的事。或者古人有意設一迷陣,以欺後人,而惡作劇,也是可能的事。這真是史學中最危險的地域啊!"①正因為如此,高明的史家重建的史實,其實是重現歷史場景,所有歷史上的人時地再度復活,如演戲般重新表演一番,只是再現的途徑是嚴謹的考證,以實證虛,而非文學的創想。

對於好講理論者而言,比較不同史料的另一層次,即"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關聯的地方,更可以比較而得其頭緒",或許更有意思。頭緒實則史事的內在聯繫。批評傅斯年"史學只是史料學"口號者指責其否認史觀,無視規律,使得歷史研究只重個別史實。這樣的批評多少有些委屈了傅斯年。按照唯物辯證法,規律即事物發展的普遍聯繫,而所謂普遍聯繫,在自然科學的不同學科之間,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以及在一般人文學科與史學之間,表現不一,不可一概而論。傅斯年1935年所寫《閑談歷史教科書》,從編撰教科書的角度,對此有所闡述。他說:編歷史教科書與編算學、物理等教科書有絕不同之處,"算學與物理科學是可以拿大原則概括無限的引申事實的。這個憑藉,在地質、生物各種科學已難,在歷史幾不適用……物質科學只和百來種元素辦交涉,社會科學乃須和無限數的元素辦交涉,算學家解決不了三體問題,難道治史學者能解決三十體?若史學家不安於此一個龐氏所謂'天命'(龐加賚,Henri Poincare,認為可以重複出現的事實,如元素、種類,使科學得以發展),而以簡單公式概括古今史實,那麽是史論不是史學,是一家言不是客觀知識了。在一人著書時,作史論,成一家言,本無不可,然而寫起歷史教科書來,若這樣辦,卻是大罪過,因為這是以'我'替代史實了。物質科學中,設立一個命題,可以概括無限度的引申命題……大約有三個領導的原則。第一項,列定概括命題,以包涵甚多引申的命題與無限的事實。第二項,據切近於讀者的例,以喻命題之意義。第三項,在應用上著想。這些情形,一想到歷史教科書上,幾乎全不適用。第一項固不必說,歷史學中沒有這東西。第二項也不相干,歷史上件件事都是單體的,本無所謂則與例。第三項,歷史知識之應用,也是和物質知識之應用全然不同的。""沒有九等人品微分方程式和百行元素表,人物、行動只得一個個、一件件敘說。沒有兩件相同的史事,因果是談不定的。因果二詞,既非近代物理學所用,亦不適用於任何客觀事實之解釋,其由來本自神學思想出。現在用此一名詞,只當作一個'方便名詞',敘說先後關係而已,並無深意。"②

一般比較研究者,每每喜歡求同,落入隔義附會的俗套。而史學的比較研究,更加著重於見異。這並非排斥規律,歷史事實均為特殊、個別,不等於沒有聯繫,只是不能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原理來強求史料與史實的一律及連貫。1942年10月11日傅斯年復函好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吳景超:"歷史上事,無全同者,為瞭解之,須從其演化看去,史學之作用正在此。如以橫切面看之,何貴乎有史學?"③演化重在梳理事實聯繫,且有多種可能趨向。將史實每每相關聯的觀念無限延伸,可以說,人類歷史上沒有孤立的事件,所有的人事都是無限延續地普遍聯繫著,通過比較相互聯繫的史實,可以發現變化和發展。這種事實聯繫的比較,本來就是比較研究的正宗。不僅可見異文化傳通的聯繫與變異(如《趙氏孤兒》的西傳),也可探究同一文化系統內部不同區域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變化(如孟姜女等民間傳說的流變和政治制度的演化)。從普遍的聯繫中見異,正是史學探究人類歷史規律的重要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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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學方法導論》,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1頁。
②《教與學》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52—55頁。
③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267頁。



認識求真與近真的多重含義,對於理解史學的本質,避免淺學者的所謂無法求真、沒有本意等等,頗有意義。歷史上所有的真均為相對而言,後人的研究永遠不可能與史實完全重合,但不等於沒有真,無法求,求真的過程其實是對史家智慧能力的極大考驗,也是提高人類智力的重要途徑。注重事實聯繫,防止用後來外在觀念任意剪裁取捨解釋,這對於改變近代歷史研究的隔義附會的任意性極有效益。當然,限於史料和自身的能力,學人往往難以無限延伸地看到歷史事實之間的普遍聯繫,借助於某些規則定理,實際上是想衝過不連貫處的取巧做法。就此而論,治史猶如下棋,高手的段位差異,就在於所能預見的步數。看到的步數越多,能力則越強。只是治史要想看得遠,還須落在具體史事的實處,揭示實際的內在聯繫,而不能憑藉外力將事實牽扯到一起。事物的普遍聯繫即為規律,聯繫有不同層面,史家注意事實聯繫,所有人類歷史事實均可由無限延伸的聯繫紐帶相連接。這與一般套用定義以填充事實,或隔義附會以生拉硬拽的所謂規律大相徑庭。史學研究應於見異中探究事實聯繫的無限延伸,不宜脫離事實的聯繫隨意連接比附。

誠然,史學只是史料學的說法亦有其局限,有的前人已經反覆指出,有的雖經指摘,未必全是傅斯年的本意,有的則尚未道及。就本題應有之義而言,為害最大者,還是把一切文籍都當作材料。傅斯年明確宣稱:"總而言之,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西洋人做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脚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這一說法對於讀過書或讀完書的學人而言,或是從反對主觀成見的角度立論,或許不無道理。陳寅恪即主張史語所以購新資料為急圖,基本書籍從緩。但是對於一般後學者,遺患甚巨。傅斯年也承認:"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辨,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只是"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的寬些"。①如果不讀書只找材料,首先,勢必使得中國人變成外國人,讀不懂中國書,只能用外國觀念來理解中國書;其次,將各種文獻統統當作史實的客觀記錄,則作者的主觀不可見,同樣影響對文獻的理解,尤其是無法探究作者的心路歷程。再次,視所有文獻為材料,勢必導致否定書籍與學問的連帶關係。

無論對傅斯年的評價如何,後來治史大都用其觀念而無其底蘊,結果所有的文獻在人們眼中只是史料。這雖然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卻很難說不是其主張的流弊。其實,書應作為書看,報應當作報看,日記當作日記看,書信當作書信看,不能僅僅作為史料看。作書看須看作者本來的完整意思,作史料看則容易以己意從中摘取片斷,割裂作者原意,而組成另外的意思。此非原作者之本意,也不是歷史的本相,而是研究者心中的歷史。作書看還要由書見人,如吳宓日記反映其情感的偏執,朱自清日記可見其內心深處的自卑。同是日記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寫法,不同的習慣,不同的目的。按照傅斯年的標準,日記、書信等無疑是第一手資料,尤其是當事人的相關日記書信,往往成為判斷的依據。但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日記寫作時即為了給人看,或給皇帝看(李慈銘日記)、或給上司看(駐外使節呈交刊刻的日記)、或給後人看(胡適日記即是要留作史料);也有的日記寫給自己看,多記私密性瑣事,公事大事要事反而疏於記錄;還有的日記怕人看,所以只記事不議論,或事後加以删削。因此,要通過日記看清主人的風格習慣,有的不僅要看記什麽,更要留意不記什麽,為何不記。清季戊戌庚子間史料相對稀疏,日記尤為明顯,顯然因為清廷文網嚴密,朝野人士或事先留空,或事後處理。胡適則於日記中不記於其不利之事(或事後删削)。書信亦然。汪康年師友書札反映清季史事極多,但其人三教九流無所不交,給不同人寫信態度各異,須將同一時期關於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札前後左右看,才能把握汪康年本人的態度和作為。近代報刊多有黨派背景,還有編輯者的立場。檔案同樣如此,外交檔案涉及對方,常有誇張與掩飾,須將各方記錄比勘。其實檔案與其說是史料的一種類型,不如說是保存材料的一種方式。其中各類材料都有,官樣文章尤多。如果不能善用,反易為所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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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6頁。



以此為準,所有的史料都具相對性,傅斯年的區分可以提供基本的判斷,當然他也一再強調這只是相對而言。但若僅以史書為史料,雖然不受前人主觀影響,卻也不見前人心思所繫。如古史辨之於兩漢以上,不無道理,因此而不見經學對兩漢以下的作用,未免因噎廢食。傅斯年對宋史的評價頗具代表性,他說:"對於我們,每一書保存的原料越多越好,修理得越整齊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於近代史籍的要求的,我們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然則此兩書保存的生材料最多,可謂最好。"這與一般史家詬病《宋史》的紊亂眼界很不相同,而一般認為最能鍛煉的《新五代史》、《明史》,在傅斯年看來,因材料原來面目被改變,反而糟了。①如此,則《史記》難人高明,著述的例法等等,也完全不見其意義。這與中國無史論有著同樣的意思,都是有材料無史書。著述當然不僅是客觀敘述事實,同時也表達其主觀意願或期望,這樣的主觀對於所欲記錄的事實或許不足為法,但是卻能展現那時人們對於此類事實的看法及態度。而且,學人著述,心中潛在對象常有若干層面,究竟寫給誰看,哪些意思希望誰能理解,確有講究。

讀書與找材料不同,須既見事又見人,通過人的言行揭示或展現其性格作派思維,不僅可見這類言行屬於這一人物,而且可知這一人物才有這類言行。這在古代與晚近歷史的研究中尤其關鍵。因為古代史材料疏失較多,多重文化,晚近材料豐富,多重人事。今人所寫傳記,往往見事不見人,與只找材料不讀書不無關係。而人是歷史的中心,人的有意識活動與社會的有規律運動,構成歷史演化的內容。

讀書不僅可以瞭解作者,更可見"書中有學"。宋育仁和錢穆都批評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僅僅將書籍當作材料,而非學問的對象。"古學是書中有學,不是書就為學","學者有大義,有微言,施之於一身,則立身行道,施之於世,則澤眾教民……今之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不過欲逞其自炫之能力,以成多徒,惑亂視聽。既無益於眾人,又無益於自己。凡盤旋於文字脚下者,適有如學道者之耽耽於法術,同是一蠱眾炫能的思想,烏足以言講學學道,適足以致未來世之愚盲子孫之無所適從耳。"②錢穆則指出不把書籍作學問的對象,其實是過於主觀自信的表現。虛心讀書,積累系統知識,才是向學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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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0頁。
②問苯:《評胡造國學季刊宣言書》,《國學月刊》第16期,1923年,第49—53頁。



三、曲解與本意

在"史學只是史料學"這一宣言之下,傅斯年的一些相關主張多少有些口號式的意味,有時甚至故作驚人語,因而不免引起誤解,滋生流弊。批判較為深入者,可見錢穆的《新亞學報發刊辭》等論著。然而,若全面理解傅斯年,不以隻言片語立論,則可見傅斯年的許多主張,主要是為了標舉史語所的學風,而不是針對一般史學的全體。除了發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還不斷宣稱:"研究所的宗旨,一、到處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科學付給之工具)整理材料。""敝所設置之意,並非求繼續漢學之正統,乃欲以'擴充材料,擴充工具'為方術,而致中國歷史語言之學於自然科學之境界中……拙著《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標舉此意,以求勿為正統漢學者誤為同調。"①儘管他同時認為如此才算得上是高深的研究,才能在世界學術之林爭勝,畢竟只是少數人"上達"而非"下學"②的事業。他承認"近代史學,亦有其缺點,討論史料則有餘,編纂技術則不足。雖然不得謂文,但可謂之學,事實之記載則超前賢遠矣。"③而在歷史教育的層面,傅斯年認為意義有三,一、把歷史知識當作人學,瞭解人類及人性;二、國民訓練,培養愛國心民族性;三、認識文化演進之階段和民族形態之述狀,中國史更應注重政治、社會、文物三事之相互影響。④如此,則"史學只是史料學",雖然可以說是傅斯年史學的主導思想,卻不能完整地表達其全部觀念,至少有流弊匪淺的四點,未必緣於傅斯年的本意。

其一,擴張史料與新舊史料的關係。史學為綜合,須先識大體,由博返約,在整體下研究局部。若由點及面,從局部看整體,甚至將局部放大為整體,則難免偏蔽,導致盲人摸象,以偏概全。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突出強調擴張新材料和擴充新工具,擴大舊範圍,陳寅恪等人也主張以新材料治新學問的預流,影響了整個學界的風氣,不少後來者一味擴張人所不見的新材料而不讀基本書,引起有識之士的批評。賀昌群說:"大抵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風,一番新史料的發現,必有一番新學問的領域,能夠占在新學問的領域中利用這番新材料,就是學術上的前驅者,陳寅恪先生稱此為'入流',反乎此而不聞不問,自以為坐井可以觀天者,謂之'未入流'。但我想入流與不入流,有時亦不在以能獲得新材料為目的。近來學術界因為爭取發表新材料的優先權,往往令人有玩物喪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瞭學術研究的新趨向,然後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嚴密的組織,從習見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問題,所以學術思考上也有人流與不入流的問題。"⑤高明者應延續前賢未竟之業,若一味看前人未見史料,究前人未知問題,不僅細碎,所謂找罅縫,尋破綻,覓間隙,更可悲的是所得或許不過前人唾餘。

其實,無論傅斯年還是陳寅恪,都並非主張一味擴張新材料,其著重強調擴張新材料的前提,是已經讀過書並掌握了基本材料。《史學方法導論》明確指出:"必於舊史史料有工夫,然後可以運用新史料;必於新史料能瞭解,然後可以糾正舊史料。新史料之發見與應用,實是史學進步的最要條件;然而但持新材料,而與遺傳者接不上氣,亦每每是枉然。從此可知抱殘守缺,深固閉拒,不知擴充史料者,固是不可救藥之妄人;而一味平地造起,不知積薪之勢,相因然後可以居上者,亦難免於狂狷者之徒勞也。"⑥對此傅斯年很有心得。1931年2月18日胡適在日記中記到:"孟真來談古史事,爾綱也參加。孟真原文說:'每每舊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點,則登時變成活的。'此意最重要。爾綱此時尚不能承受此說。"⑦陳寅恪教書也有類似主張。他說:"必須對舊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為新材料是零星發現的,是片斷的。舊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於適宜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殘破的古畫,必須知道這幅畫的大概輪廓,才能將其一山一樹置於適當地位,以復舊觀。在今日能利用新材料的,上古史部分必對經(經史子集的經,也即上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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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29年10月6日致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1930年9月13日致王獻唐,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82、92頁。
②錢穆:《發刊詞》,《新亞學報》第1卷第1期,1955年,第6頁。
③《中西史學觀點之變遷》(未刊稿),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5頁。

④《閑談歷史教科書》,《教與學》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55頁。
⑤《賀昌群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l80頁。
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35頁。
⑦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1頁。



的舊材料)書很熟,中古以下必須史熟。"①不同研究領域的新舊材料還有所分別,如金石學:"自昔長於金石學者,必為深研經史之人,非通經無以釋金文,非治史無以證石刻。群經諸史,乃古史資料多數之所彙集,金文石刻則其少數脫離之片段,未有不瞭解多數彙集之資料,而能考釋少數脫離之片段不誤者。"②只抄舊材料或只用舊材料而予以牽強附會的新解釋,均不可取,"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舊派所作中國文化史……不過抄抄而已。其缺點是只有死材料而沒有解釋。讀後不能使人瞭解人民精神生活與社會制度的關係。新派失之誣。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甚危險。"③

識一字成活一片,至少也有兩層,其一,生材料得以連綴,其二,舊材料得以重組。前者因其片斷,無從聯繫解釋,後者雖有解釋,但加入主觀,與本事不能貼切。前者可以發現,後者更能進而發明。

其二,整理材料與聰明考證的關係。既然史料是對歷史事實的記錄,具有不完整性和片斷性,即使晚近史料繁多,對於事實的記載也不可能全面,不可能完整保存,不可能看法一致,那麽,沒有疏通,則難以連綴成篇。實事往往無實證,而有實證者又多為羅生門式的各說各話,只能前後左右,虛實互證。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我們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他們聯絡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多多少少也是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以假設可能為當然是不誠信的事。所以我們存而不補,這是我們對於材料的態度;我們證而不疏,這是我們處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內使他發見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④在《<史料與史學>發刊詞》中他又說,該所治史學"不以空論為學問,亦不以'史觀'為急圖,乃純就史料以探史實也","史料有之,則可因鈎稽有此知識,史料所無,則不敢臆測,亦不敢比附成式"。⑤傅的上述說法顯然有所局限。陳寅恪也有類似表述,陳守實記:"師於史之見解,謂整理史料,隨人觀玩,史之能事已畢。"⑥那麽,單純整理材料,如何能夠"合於今日史學之真諦"?⑦

或者誤解,以為整理材料只是一般抄錄拼凑,實則傅斯年對此批評甚嚴。他所強調的,是"'做實在工夫,勿作無謂辨[辯]論'及'虛心整理事實,勿復盛氣馳騁己見'"⑧,但反對笨伯的考證,而主張聰明的考證。他說:"天地間的史事,可以直接證明者較少,而史學家的好事無窮,於是求證不能直接證明的,於是有聰明的考證,笨伯的考證。聰明的考證不必是,而是的考證必不是笨伯的。"⑨抗戰期間傅斯年先後為中英庚款董事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審查歷史類的科學補助金,對於候選人的評議很能體現其史學觀念:如龍沅"雖送來三冊著作,然除緒論二葉外,皆抄撮成書,並無考辯。轉徙中能抄撮成篇,固為勤勉,然其著作之能力如何,無從懸揣。列為備取,置之最末,亦無不可。然此等情形,似永無補入之望,或亦徒然也。"盛朗西"《中國書院制度》一書,於抄撮常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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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蔣天樞:《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97頁。
②《楊樹迭積微居小學金史論叢續稿序》,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0頁。
③卞僧慧:《懷念陳寅恪先生》,引自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頁。
④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0頁。
⑤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35頁。
⑥陳守實:《學術日錄》(1928年1月5日),《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頁。
⑦陳寅恪:《<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6頁。
⑧1940年2月24日傅斯年致孫次舟[抄件]。
⑨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41頁。



外,亦無所表見也"。①列為乙等的李俊,"著作只是抄集,李劍農先生介紹之詞,似言過其實。惟如此一長題目(《中國宰相制度》),縱二千年,精練之史學家決不敢為之。作者雖不瞭解此問題中各時代之細點,但抄撮尚勤,亦頗扼要,在今日一般出版水準中,此書不算壞。以此書為例,則彼之計劃作'中國選士制度考',其結果亦必是此類之書,此雖不足名為研究,卻可作為一般人參考之資也。"②可見傅斯年對於以抄撮代著述的做法極不以為然。

雖然傅斯年後來多用考證表示整理資料,其經典的表述還是比較。唯有善於比較才是聰明的考證,而陳寅恪可謂聰明考證的代表,卞僧慧稱:"寅恪師史學之所以精深,在對隱曲性史料的發掘與闡發,開拓史學園地。蓋史料向來有直筆、曲筆、隱筆之別,一般史家率多直筆史料的述證,限於搜集、排比、綜合,雖能以量多見長,以著作等身自負,但因昧於史料的隱曲面,其實只見其表,未見其裏。有時難免隔靴搔癢之譏。惟寅恪師於人所常見之史料中,發覺其隱曲面……遂使人對常見的史料,發生化臭腐為神奇之感,不僅提供新史料,亦且指點新方法,實為難能罕有之事。"③1930年代初傅斯年聽陳寅恪"告以近中發見楊隋、李唐帝室之非漢姓,倘佯通衢,為之大快。弟自國難起後,心緒如焚,月餘之中,僅聞此事為之快意耳。弟當時最高興者,為聞兄找到證據之確切而又巧妙。歸來思之,此事關係極大,此一發明,就其所推類可及之範圍言,恐不僅是中國史上一大貢獻而已。吾等此日治史學誠不可定談世代之升沉,然時代之Gestalt確有不可忽略者。弟常自覺得,中國之國體一造於秦,二造於隋,三造於元。漢承秦緒,唐完隋業,宋又為唐之清白化,而明、清兩代,雖民族不同,其政體則皆是元代之遺耳。唐代為民族文化之大混合,亦為中國社會階級之大轉變,致此事件當非偶然。"④

按照嚴耕望的看法,證據確切而又巧妙的考證已經不是簡單地整理史料:"論者每謂,陳寅恪現實考證史事,'能以小見大'……此種方法似乎較為省力,但要有天分與極深學力,不是一般人都能運用,而且容易出毛病。"因而主張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為大"之法,即"聚集許多似乎不相干的瑣碎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一個大問題,大結論"。⑤他還以陳垣、陳寅恪為例,談及考證學的述證與辯證兩類別、兩層次。"述證的論著只要歷舉具體史料,加以貫串,使史事真相適當的顯露出來。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詳贍,與史料比次之縝密,再加以精心組織,能於紛繁中見條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結論。辯證的論著,重在運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達成自己所透視所理解的新結論。此種論文較深刻,亦較難寫。考證方法雖有此兩類別、兩層次,但名家論著通常皆兼備此兩方面,惟亦各有所側重。寅恪先生的歷史考證側重後者,往往分析人微,證成新解,故其文勝處往往光輝燦然,令人嘆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過分強調別解之病,學者只當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學;淺學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險。援庵先生長於前者,故最重視史料搜集,至以'竭澤而漁'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見,無人用過的史料,做出輝煌的成績……前輩學人成績之無懈可擊,未有逾於先生者。其重要論著,不但都能給讀者增加若干嶄新的歷史知識,而且亦易於追摩仿學。"⑥傅斯年對《資治通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的評價與陳寅恪間有不同,多少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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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40年6月(?)傅斯年致中英庚款委員會。
②1942年5月19日傅斯年致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
③翁同文:《追念陳寅恪師》,《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第61—62頁。
④1931年底(?)傅斯年致陳寅恪(抄件,殘)。
⑤嚴耕望:《治史經驗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94頁。
⑥嚴耕望:《治史答問》,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85—86頁。



了兩人史學觀念的差別。①而聰明的考證往往又能刺激豐富的聯想,傅斯年本人也難免情不自禁。只是連綴仍須以解讀史料為基礎,不能抽離材料的具體時空關係任意牽扯。

其三,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與虜學、全漢的關係。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儘管他同時指出著重四裔的漢學其實是"虜學",其具體計劃的求新材料,除考古發掘外,主要還是向西向南,要脫離純中國材料的範圍,借重虜學,考四裔史事,向四方發展。他宣稱:"此研究所本不是一個國學院之類,理宜發達我國所能歐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訂之類),以歸光榮於中央研究院,同時亦須竭力設法將歐洲所能我國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後國中之歷史學與語言學與時俱進。"②為了婉拒一些人事要求,他還不斷強調史語所的不同路徑:"入所一事,一時恐無辦法。蓋第一組之範圍,一部分為史學,一部分為文籍學(經、子等),後者規定僅當前者三分之一,今乃過之,不復能加人矣,而前者之古史一門,本所不提倡文籍中之辨論,乃願以甲骨、金文、器物及考古學解決問題也,故近十年中,未曾增治古史者一人。一機關應有其學風,此即本所之學風也。"③這些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造成廣泛的錯覺,紛紛以向西洋人借來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去做西洋的東方學者的拿手好戲為時趨。

不過,傅斯年骨子裏其實很有本位文化意識,他對中國文化西來說不以為然,夢想中國的東方必有異於西方之古代文化系,而強調文化內層的綱領。他在《<城子崖>序》中說:"一個人思想的路途,總受其環境之影響,而其成績正靠其特有之憑藉。請看西洋人治中國史,最注意的是漢籍中的中外關係,經幾部成經典的旅行記,其所發明者也多在這些'半漢'的事情上。我們承認這些工作之大重要性,我們深信這些工作成就之後,中國史的視影要改動的。不過同時我們也覺得中國史之重要問題更有些'全漢'的,而這些問題更大更多,更是建造中國史學知識之骨架。中國學人易於在這些問題上啓發,而把這些問題推闡出巨重的結果來,又是中國學人用其憑藉較易於辦到的。"④

這層意思不僅是傅斯年的理念,而且落實為他的工作計劃。1929年9月9日,傅斯年寫信給陳寅恪,希望這位當時中國最有資格同時也正在研究東方學的學者改頭換面,將主攻方向轉移到宋代。函謂:"來函敬悉。此事兄有如許興趣,至可喜也。此事進行,有兩路:一、專此為聘一人,二、由兄領之。弟覺專聘一人,實難其選。此時修史,非留學生不可(朱遏先、陳援庵亦留學生也),粹然老儒,乃真無能為役。然留學生之博聞,而又有志史學,而又有批評的意□在,鮮矣。算來算去,不過爾爾!故如吾兄領之而組織一隊,有四處尋書者,有埋頭看書者,有剪刀□者……則五、六年後,已可成一長篇之材料有餘矣。此時無論研究一個什麽樣的小問題,只要稍散漫,便須遍觀各書,何如舉而一齊看之乎?弟意,此一工作,當有不少之副產物,如全宋文(□詩詞)、全宋筆記、全宋藝文志(或即為新宋史之一部)等,實一快事!目下有三、四百元一月,便可動手。若後來有錢、有人,更可速進。如研究所地老天荒,仍可自己回家繼續也。且此時弄此題,實為事半功倍,蓋唐代史題每雜些外國東西,此時研究,非與洋人拖泥帶水不可;而明、清史料又浩如烟海。宋代史固是一個比較純粹中國學問,而材料又已淘汰得不甚多矣。此可於十年之內成大功效,五年之內成小功效,三年之內有文章出來者也。"⑤人員雖然非留學生不可,研究領域卻不要與洋人拖泥帶水。弄"半漢"之外國學人真正高明者屈指可數,且在整個西洋範圍內仍是旁支,以此為標的,難免等而下之。心高氣盛的傅斯年當然不會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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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寅恪與傅斯年關於宋代史學觀念的異同,另文詳論。
②1928年5月5日致蔡元培楊杏佛,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61頁。
③1944年8月15日傅斯年致楊向奎(抄件)。
④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235頁。原載1934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考古報告集》。
⑤1929年9月9日傅斯年致陳寅恪。



其四,考訂與大事的關係。傅斯年自求通貫,而指示後來者斷代,雖有專攻與博覽之分,畢竟高下有別。加上以考證代比較,很容易誤解為識小不識大,以考據為學問。近代學人從新漢學、史料派、考據學派等方面總結利弊得失,矛頭都指向傅斯年的口號。至少從傅斯年本人的學術實踐看,有失允當。他對以乾嘉樸學為代表的清代學術的主要批評,正是精研專題而忘卻整個立場,沒有大題目:"弟以為近千年來之實學,一炎於兩宋,一炎於明清之際。兩宋且不論,明中世後焦竑、朱謀垏、方密之實開實學之風氣。開風氣者能博不能精……若非有此諸君,亭林、西和諸人,亦焉能早歲便即從事樸學也?大約開風氣者,必有大力,必多誤謬,後人但執一件一件之事而評明賢,轉忘其整個的立場,所繫實大,斯後學者之過也。亭林、百詩謹嚴了許多,同時亦將範圍縮小了許多(亭林尚不如此。百詩死於一物不知,實則百詩比其朱、方諸人來見聞陋矣)。然此時問題仍是大問題,此時材料仍不分門戶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專題能精研之,而忘卻整個的立場。至於王、段諸人,而樸學觀止。此後如再開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際之風氣,擴大其範圍,認定大題目,能利用乾嘉樸學之精詣,而不從其作繭自縛之處。否則流為瑣碎,而不關弘旨;流為今文,而一往胡說。瑣碎固是樸學,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無聊也……膽大的人,而能精細,思想馳騁的人,而能質實,誠可憑乾嘉之所至,一返明清之際所認識之大題目。"①這與一般人們所描述的傅斯年反差相當明顯。

要在精研與整個立場之間求得統一,避免瑣碎與胡說,重要的原則就是陳寅恪所說既要具有統繫又須不涉附會,這也是整理史料與研究史學相一致的關鍵。②傅斯年的態度,可以從他為中英庚款董事會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審查歷史類補助金申請窺見一二。對於早年在厦門大學做社會經濟史,後來到中山大學跟隨朱謙之鼓吹現代史學的陳嘯江,傅斯年很不以為然:"此君之所計劃,弟早已見到,並親聽其解釋。覺其空洞無當,且不知何者為史學研究問題,故擬此怪題。"對於李文治,則認為"在此次送交審查全部著作中,僅此君之《晚明流寇》一書可稱為'史學的研究'。此君史學之訓練尚非盡善,其中頗有可以改善之點。但就大體言之,確已抓到一'史學的問題',而其處理之法,亦大致得當。"③其取捨標準,反對抄撮史料之外,問題把握的當否至為關鍵。

常言道:事實勝於雄辯。實際卻往往相反,即使在首重求真的史學領域,人們似乎也傾向於將理論與事實分離甚至對立,覺得事實不如雄辯有力,總希望用雄辯壓倒事實。而"史學只是史料學",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所謂"理論",所以同樣遭遇總有部分道理:其至徒子徒孫之手,便有了印版而已的尷尬。不過流弊畢竟不同於本意,批評前人,同時也是對自己見識功力的檢驗。要想超越傅斯年,也須先因而後創。若是但憑已見,發橫通之議論,非但難以超越,很可能不及其思維的水準,甚至重蹈其批評的覆轍。評議前人或他人思想,須將其所有文字乃至言行全面瞭解,切勿以一篇文章一本書甚至隻言片語、個別口號立論,以免誤讀錯解。否則,暢所欲言變成胡言亂語,自曝其短、貽笑大方事小,誤導眾生可就罪孽深重了。

[作者桑兵,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州,510275]

(責任編輯: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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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1年4月20日致王獻唐,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100—101頁。
②"近年中國古代及近代史料發見雖多,而具有統系與不涉傅會之整理,猶待今後之努力。"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61頁。
③1942年5月傅斯年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1942年5月19日傅斯年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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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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