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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歷史,貴有創見。在近代中國新史學發展過程中,日本史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在上個世紀初提出的唐宋時代觀,無疑是一項富有創見的發明。

  內藤湖南先生治學,志趣博大,在日本史和中國史方面成就精深。他通過統覽中國歷史的全局、考察中國歷史的潛運默移、疏理三千年來中國的紛繁史實,著重舉出了唐代和宋代的顯著差異。他強調發生在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經濟發展、學術文藝等各個方面的變革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關鍵性轉變,而唐宋之際正是這一轉變的契機。內藤將他這一出自宏觀視野的概括稱作“唐宋時代觀”,而人們通常稱之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此說打破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史體系,但更重要的是,內藤富於創見的這一學說,講學而有宗旨[1],為研究中國歷史提供了一條新的思路,有助於人們分梳紛如亂絲的史實,把握其中要領。

  古往今來,很多假說或學說的壽命難能長久。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則不然,作為中國近代史學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種假說,將近百年來,仍在服役,被人經常引用;作為富有宗旨的學說,它在今天依然帶動著學術研究。

  內藤生前,他的唐宋變革說啟發了他的門生對六朝、隋唐、唐末五代、兩宋直至清代的研究,促進了內藤史學和日本宋史研究特色的形成。內藤身後,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的見解得到了弟子們的進一步實證性的闡發,也引發了同行間的異議。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在日本,有所謂“歷史學研究會派”(簡稱“歷研派”,又稱“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意見的對峙,論爭涉及內藤說對各個方面的歷史內容的詮釋,課題因而不斷擴展,研究不斷深入。熱烈的辯難結出了碩果,產生了大批兼具實證性、思考性的卓越論文和專著。隨著史學家對各自專門領域的史實考察得日益深入,各家對於唐宋變革時期的諸多事象呈現(Vorstellungen)之中哪些屬於同質的延續,哪些屬於異質的斷裂,也辨析得越加分明。在日本的中國史學界,1945年前是唐宋並稱,而今天則是把宋元放在一起看待,這已經成為通識。唐宋變革說作為假說或學說,經過時代的檢驗,具體的內容有所改動,一些史實的詮釋得到訂正,但是,作為一種範式,仍在持續為人們研究和闡釋中國歷史提供豐富的啟示,推動學界進一步探討唐宋變革期、宋史本身以及宋元以後的歷史變革。

  流風及於歐美。在西方史學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愛的中國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學者把宋代呈現的種種新氣象比擬為中國近世的文藝復興,有的稱之為“新世界”[2]。這樣的評價,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內藤史學的宋代近世說的直接、間接影響。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曾有過白樂日(Étienne Balazs,1905-1963)主持的“宋史手冊計畫”(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為了實現這一計劃,白樂日曾於1957年親赴日本。非常遺憾,這一計劃由於白樂日的過早逝世而未能取得更大成果。1954年4月,美國“遠東學會”(Far Eastern Association)在紐約召開“傳統中國社會”討論會。其後日本學者宮川尚志以一種思辯概括(conceptualization)的方式為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做了英文提要,將內藤的“論說要旨”(Naitō’s thesis)冠以醒目的標題“內藤假說”(Naitō Hypothesis),並附以內藤門人宮崎市定的進一步闡釋和發揮,刊於美國最重要的亞洲史雜誌《遠東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1955年8月號上[3]。這大概就是內藤說在西方被稱為“內藤假說”的張本。1967年,Burton Watson譯出吉川幸次郎《宋詩概說》[4]。吉川書講解宋詩及其歷史背景,在英語世界普及宋代是中國的早期近代的觀點上所起的作用可能超過了歷史著作。1987年,谷川道雄刊出英文本的《關於日本學界對中國歷史分期的幾個問題》,進一步向西方介紹內藤學說在日本的運用[5]。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是由於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被介紹到西方學界,他的名字成為在西方研究前近代中國歷史著作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日本學者的名字。

  到了1980年代,唐宋變革說繼五六十年代的論爭之後受到了日、美學者又一輪的質疑,例如,寺地遵認為,二戰後宋代政治史研究陷於閉塞的傾向,遠因應從二戰後已經“化為比較類型論的唐宋變革說”中求之[6],因為唐宋變革說過於注重形式的比較而化約了複雜的歷史,不免欠缺對人的行為的理解; 包弼德(Peter K. Bol)認為,應當對內藤說的傳統理解進行更新,即認同內藤的時代分期,但要拋棄內藤說以宋代與西方近世相比擬,以歐美式近代為趨歸的目的論[7]。可以說,自從內藤說問世以來,無論是它的正面闡述,還是它引起的辯難和質疑,都有助於中國史研究趨向更加邃密深沉。

  人們看到,內藤說的生命力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由於這一唐宋變革說的論旨上昇到了思辯層次,它帶動了學者研究的課題意識。所以,儘管學者著手的具體課題細膩狹窄,但思路反而隨著研究的深入而更加開闊。人們看到,學者研究宋代不再局限於宋代自身,無論是研究不同地域的經濟結構的變化,還是深入分析社會階層的流動,或者是以君主專制制度和官僚政治為政治主體研究它們的運作實態,都注重考察宋代的以前和以後。具體地說,由於唐宋變革說的存在,雖然唐宋之間仍有某種因襲和延續[8],但是,學者都不再把唐宋兩代視為同質的因襲和延續而忽略從唐代尋求斷裂的源頭。同樣,由於唐宋變革說的存在,人們越來越注意宋元的延續,探索唐宋變革帶給元、明、清的後果。這好比中國歷史棋局上的棋子無論擺置得多麽密密麻麻,因為內藤提出這一創見,棋子覆蓋之下的棋路犁然分明。實際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學者很少不是以唐宋變革為預設而進行研究工作的。

  其次,由於內藤先生的這一發明,變革觀受到普遍重視。而今變革觀正在延展空間和時間雙維,時間範圍逐漸擴大考察宋元以後,空間範圍逐漸擴大及於當時的中心之外的邊遠地區。在日本和美國,專著往往冠以唐宋轉型(Tang-Song transformation)或唐宋變革(Tang-Song transition)的標題[9],論文題目有“唐宋變革”字樣的更不計其數。至於文章之內,“變革”二字,觸目皆是。不僅如此,有些論述更將考察變革的視野擴展到元明和明清時期[10],相應提出近世變革發生於明清不同時段的多種主張。近年,在我國史學出版物中,探討唐宋之際歷史變革的文章和專著也顯見地多了起來。其中對經濟史、社會史、思想史等方面的長時段的研究,更加明顯地表現出跨越唐宋朝代界限的趨勢。人們注意到,日本宋史學界當前關注的問題,也正是日本明清史學界關注的焦點課題,例如,國家權力的產生和再組,地域社會和中央集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國家與農村社會基層之間的中層環節,經濟交換在建構社會各種人與人之間關係上的作用,小農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育成和發展。從這一意義來說,內藤的唐宋變革說仍然是日本今天宋史學家的研究出發點[11]。或許人們可以這樣認為,從194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的“歷研派”(“東京學派”)與“京都學派”之間的論爭是內藤唐宋變革說影響的第一波; 1980年代以來,唐宋變革說導致研究時空的延展,明清研究或帝制晚期(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研究的一些焦點問題反向啟發思考宋代課題是該說影響的第二波。第一波是就唐宋轉折是中世還是近世的時代性質進行爭辯,沒有脫離唐宋時代本身; 第二波則超越唐宋變革說的思維定勢,注意借鑒研究帝制晚期的成果,如地域社會研究、專制國家與小經營者再生產體系研究,以回顧唐宋變革時期。

  再次,內藤在他的唐宋時代觀中提出宋代中國邁入了近世(早期近代),這一見解引發了多方面的反響,討論中國史的中世和近世的起迄問題不再僅僅是中國學界的課題。在西方,長期以來,至少從黑格爾以來,流行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和各種形態的中國歷史停滯論。而今內藤率先提出宋代近世說,開始扭轉有關中國發展停滯的論調。誠然,對於宋代高度發展以後的中國是否又陷於惰性的停滯問題,內藤沒做答復[12],但是,在打破長期以來的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說上,他首著先鞭。與此同時,內藤說的時代分期也誘發歷史學界一度熱烈討論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是否都遵循世界史統一發展規律,並促成學界對此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研究。如今回顧起來,內藤說提出之初,大概任何人在當時都不會想到,此說實際上也是從政治方面探討中國走向近世的現代化理論的最早表述。

  今天,關於唐宋變革之後的中國是進入了近世還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見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時過境遷,中外學者已經打不起精神,提不起興致再做時代性質的爭論。對待唐宋變革這一似乎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論述,或許由於耳熟能詳,人們也不再怎麽理會它的生成過程。實際上,溫故知新,回顧一番唐宋變革說的由來,對人們展望今後的研究路徑不無教益。

  此外,還有不應該忽略的一個方面是,內藤一生治學始終密切關注現實,他的宋代近世說與他對中國清末民初的時局觀察有密切的聯繫。密切關注現實,既是內藤的治學特色,也是他在政治上曾經為人詬病所自。關於內藤的時代局限性和他的一些明治後期國民主義言論,本文將放在內藤史學與現實關聯的章節中敍述。

  筆者近年閱讀了海內外一些有關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的論述,深受教益,本文中正確的地方都是得自這些論述。內藤唐宋變革說為什麽具有這麽持久的指導作用,個中情況,值得探討。但是,這一探討既需回顧百餘年前日本近代史學的成立過程,又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多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動態。面對這樣一個課題,筆者過目的書刊極其有限,瞭解的情況更是一鱗半爪。文中涉及的日本用語或許不盡符合日本實際情況,因為日本不同學派使用同樣的術語有時各有內涵,而筆者對此往往格義不清。筆者明明自知外行而仍斗膽妄陳陋見,區區私衷只是為了形諸文字,藉以就教於讀者。
 
一、內藤的唐宋變革說
 
1.1 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簡介

  內藤先生對中國史學的貢獻是多方面的[13],唐宋變革說的提出,只是他的重要貢獻之一。內藤提出此說,始自20世紀10年代。從1907年到1925年,內藤任教於日本京都大學,作為聲譽最高學問最深的大學教授,逐年開設“中國古代史”、“中國中古文化”、“中國近世史”等課程。他在這些課程的緒論中,另外還在他1914年刊行的政論性暢銷著作《支那論》第一講中,基於他的廣義文化史觀,即一種把社會、政治、經濟等都包括在內的文化史觀,將自草萊開闢直到明清的中國歷史劃分為上古、中世、近世三個階段,以唐末五代作為從中世到近世的過渡期,頻頻為唐宋之際的變革與此前此後的明顯差異做出了綜合表述和概括詮釋[14]。

  內藤對唐宋變革說所做的單獨成篇的系統表述,見於他1922年5月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5],而這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就是從他的《中國近世史》的緒論移植而來的。毫無疑問,與他分散發表的文字或講義相比,《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最集中最完整地反映了他的深思熟慮。看來,內藤此時此刻刊出此文,當是他確信以他“四庫全書的化身”[16]般的博覽強記和以他對中國學問的明敏透徹的瞭解為基礎,他對從古至今的中國歷史的概念性通盤思考已然成熟,他對唐宋之際的諸多變革及其時代性格的推勘已然就緒。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的主旨在於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17]。內藤所列舉的唐宋不同的顯著差異是: 在政治方面,(一) 在唐末至五代的過渡期,貴族政治沒落,讓位予君主獨裁制度;宋代君主成為絕對權力的主體,君權無限制地增長,到了明清時期,君主專制制度的形式臻於完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葉貴族政治最盛時代,政治屬於貴族全體專有,政權是君主與世家郡望的協議體,其後由於貴族沒落,君主不再歸貴族群體所共有,君主不再通過貴族而直接面對全體臣民。(三) 中國從來沒有人民的權力。在貴族政治時代,人民被認為是貴族全體的奴隸;隋唐時期,人們從貴族手下解放出來,農民是國家佃人,由國家直接統治;到唐代中期,租庸調制崩壞而改為兩稅法,人民擺脫了束縛於土地的佃農地位;進入近世,由於朝廷不再介入土地分配,平民有了處置土地收穫的自由,私有財產權得到承認。(四) 科舉普遍化,官吏的登用制度也發生變化,貴族政治過渡為官僚政治,高等官職由天子決定和任命,庶民也獲得除官的均等機會;(五) 政情不同,特別是朋黨從唐代以貴族為中心的權力之爭變化為宋代不同政見之爭。在經濟方面,(六) 在宋代,貨幣開始大量流通,貨幣經濟盛行。最後,在狹義文化方面,(七) 唐代中期以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而是啟動自我的思索進行新的詮釋;(八) 文學上六朝以來流行的四六駢文到了唐代中葉變為散文體的古文,文章由重形式變為重自由表達;唐詩之外,發展起來詩餘——詞,打破詩律格局,表達更加自由。(九) 六朝隋唐盛行彩色壁畫,五代兩宋變化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舞樂也是如此,原來服務於貴族,而今日益以迎合平民趣味為趨歸[18]。

  由此可見,內藤的唐宋變革說設定了中世貴族政治與近代君主專制政治相對立的概念。內藤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中闡發的這一要旨,另在不同的著作中做過或詳或略的反復敍述。但有一點需要留意,內藤的敍述在不同場合難免略有出入,如果要確切理解內藤有關貴族政治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與君主制的概括思考,自應盡可能搜集他前後所有的論說,加以比較。例如,關於貴族政治在不同時期的表現及其與君主制度的差異,他在《支那論》第一講論述得比較詳細。直到去世之前兩年,1932年7月,他在為弟子岡崎文夫的《魏晉南北朝通史》一書做序,又一次提綱絜領講到他的時代分期:“余嘗在大學,所講授禹域上世之史,以新莽為斷; 近代之史,晚唐至元為限。”[19]在這裏,按照內藤先生自己的說法,上古以新莽為斷; 近代之史以晚唐至元為限,與《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的時代斷限便不盡一致。

  內藤先生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篇幅不長,全文不過五千五六百字,但要言不繁,論次俱當事理。此文展現了他的包括社會、政治、經濟在內的廣義文化史觀的梗概。也許正因為如此,人們徵引內藤的唐宋變革說,多以此文為定本,兼顧他在《支那論》第一講中有關宋代進入近世的論證,而較少回應他此前此後的分散論述。上文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內藤的這一思考跨越國界,傳入西方,由於宮川尚志的介紹而被通稱為“內藤假說”。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蒲立本(Ed. G. Pulleyblank)、杜希德(D. Twitchett)等多人予以高度評價[20],西方學者在他們的著述中頻頻引用。由此看來,內藤說之獲得國際學界認可,無疑應當歸功於他卓越的洞察力和深入淺出的系統表述。

  人們也許會問,唐宋變革論這一歷史論域(historical discourse)或“假說”(hypothesis)何以最先產生於日本? 在中國,陳寅恪也發表了類似的見解:“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21]但是,時間上晚了很多。這一時間差的產生,揆其原因,當是由於中國和日本當時的學術生態不同。返觀19世紀末20世紀初,處在明治維新期間的日本,其語境已然大不同於中國。在日本,經過維新時期朝野上下的汲汲努力,西學知識體系很快跨過了格義階段,在幕末蘭學—洋學基礎上迅速移植於日本土壤。日本學界開始按照西方模式改革教育制度和學術研究體制,多方培育人才,建設近代學科。與全面譯介西方學術著作同步,日本從高等學術機關到民間,無不致力於建構自己的學術體系。以日本近代史學的成立為例,並僅就研究明治維新史的情況而言,在明治時期,官方除了太政官系和宮內省系修史之外,還有史談會系、彰明會系(藩閥系)、舊幕府系紛紛投入維新史和幕末史的編纂工作; 至於民間,則有立志社系、民友社系、憲政史系、唯物史觀系的大批學者致力於維新史學的研究[22],盛況空前。在史學繁榮景象之中,最關鍵的環節是西方的史學研究方法和敍事(narrative)體例被引入日本。同時,日本高等學府教師根據日本國際地位的變化提出倡議,經文部省再三斟酌,逐步建立日本史、東洋史、支那史(中國史)的教學和科研體制。僅此一端,已經鮮明地顯示了中日兩國學術生態的不同,而兩國學術生態的不同實際上反映的是兩國學術轉型的差距。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正是體現這一差距的一個案例。
 
1.2 從內藤的唐宋變革說看他的中國歷史時代分期的特點

  如上所述,內藤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是摘取他的《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緒論,加上唐宋時代觀的標題而單獨予以發表的,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留意。我們看到,他在此文一開頭就點出“唐代是中世的結束,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其間包含了唐末五代一段過渡期”[23],在文章的結尾,他再次特別關照讀者:“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24]顯然,內藤的唐宋變革說有他對中國史時代分期的通盤考慮為預設,他的唐宋變革說所反映的只是他通盤考慮中國歷史而對這一關鍵時段所作的表述。

  據內藤的授課講義,他為自草萊開闢以來直到明清的中國歷史做出一套上古、中世、近世的線性區分序列如下,過渡期嵌入其中[25],這是中國史學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種線性分期序列:

上古……… 從開天闢地到後漢中期 (前期中國文化形成,後期中國文化向外發展)

第一過渡期 ……… 從後漢後半期到西晉(中國文化暫時停止向外發展時期)

中世……… 從五胡十六國到唐中期 (外部種族勢力覺醒,力量反彈及於中國內部)

第二過渡期 ……… 唐末到五代 (外部文化力量在中國達到頂點時期)

近世前期……… 宋元時代

近世後期……… 明清時代

下面就讓我們對他的中國史時代分期的特點略做探討。

  一、就引進西方史學的時代分期作為參照系以研究東方歷史而言,內藤並不是日本首開風氣的人物。內藤之先和與內藤同時代的日本歷史學家大多追隨歐洲歷史學家,依據社會進化階段論而相信歷史基本上只有先進與落後的分別。他們之中有人還認為,歐洲各國和日本的歷史發展代表世界歷史的通則,而中國為例外。內藤與當時日本流行的歷史發展觀不同,很早就逐步形成自己的一套“坤輿文明論”的見解[26],他高度評價坤輿文明之內的東洋文明的“中核”——中國學術和中國文化,認定中國歷史的發展有自身的軌範,主張中國的時代分期應以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脈絡為依據。

  在時代分期的形式上,內藤無疑參照了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歷史分期範式。因為在內藤之前,早自明治時代之初起,日本已經開始接受從西方傳來的史學學風和方法,而從1886年創建東京帝國大學以來,人們又開始按照德國L. von Ranke學派的方式研究日本史和東洋史。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刊行的許多東洋史教本和著作擺脫了傳統史學的王朝分期,引進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史學的古代、中世(中古)、近世的歷史三分(tripartite periodization)斷代法。從這一意義上說,當內藤借用“近世”概念規定宋代的性質的時候,似乎無意中承認了西方歷史分期為中國歷史分期的準繩。但是,實際上,內藤的時代分期與西方歷史三分法只是貌似。一方面,他超越了中國傳統的王朝循環和朝代譜牒史的局限[27],以“時代”替置“朝代”; 另一方面,他的時代分期依據的準繩是廣義的中國文化發展史脈絡。內藤明確指出,仿效西方的時代劃分,對於研究中國文化發展史沒有意義[28]。他強調,“如果要做有意義的時代劃分的話,就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按照文化的時代特色而劃分時代”[29]。因此,他根據中國自身的內在發展脈絡考察中國的歷史,歸納若干王朝共性及其發展趨勢,整合之為若干中等時段,替置中國史上的“朝代”,這是他與各位先驅者劃分時代法最明顯的不同。他的斷代分期不可能完美無缺,在某些具體考量上,人們每每提出不同的看法與他商榷,但恰恰是這些商榷性的異議,反而見證了內藤的分期是基於他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從古到今的通盤理解,而不僅僅是機械地擷取西方史學的分期法作為外在的框架緣飾。

  至於內藤判斷宋代為中國的近世的論點,看來是得自研究日本史的同行的啟示。他說,“在日本也有有力的歷史學家主張”按西方意義的分期處理歷史的變革[30],他所說的有力的歷史學家,據後人研究,當指內田銀藏和原勝郎[31]。內田和原均畢業於東京大學,是Ludwig Reiss的弟子,具有深厚的西洋史知識。在京都大學,內田銀藏研究和講授日本史,原勝郎擔當西洋史講座,但也研究日本史。內田銀藏治國史學,擅長於史學理論,日本歷史著作中的 “近世” (西方學者均譯之為前近代/pre-modern)這一新詞,就是由內田銀藏首開風氣,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中率先用以處理日本歷史的。內田研究比較了鎌倉以後、江户以後、明治以後三段時期,得出了足利之末江户之初當是轉換期的結論。於是他使用近世一詞專指日本封建社會的晚期德川幕府時期(1616-1853),亦即日本史上經過政治的統一、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的成長、“町人 (市民) ”生活的繁榮過渡到近代的階段[32]。順便指出,內田銀藏參照西方史學體系研究國史,將“近世”一詞引入日本近世史的研究,時間上是在中國廢除科舉制度之前兩年的事情。內田銀藏後來的研究也擴大到中國,他在1909年版《日本近世史》緒論中稱,“宋元明的文物即近世中國的文化”[33]。緊繼內田之後,原勝郎在1906年出版《日本中世史》,在論定日本中世與近世的轉折時期上,內田和原兩人有共通之處。無待贅言,內藤在京大與內田銀藏和原勝郎是在職同事,當然互有影響。

  此外,在內藤的時代分期中,平民力量的“擡頭”是內藤的宋代近世說的重要指標之一,內藤在研究日本的應仁之亂(1467-1477)[34]的時候指出平民力量的上昇; 在研究唐宋轉折時候認為平民的某些私有權在宋代得到承認。重視平民,也是當時日本史學的時尚。平民的興起不僅是內田銀藏、原勝郎的研究對象,也早已是從田口卯吉的《日本開化小史》(全六卷,1877-1882)以及當時日本民權主義史學家,例如民友社史學家竹越與三郎、德富蘇峰、山路愛山等人著重闡發的內容[35]。內藤顯然受到這些史學家宣揚的概念的影響。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發表之前之後,內藤從他的日本、中國文化整體史觀出發而多次發表過類似如下的見解:“大凡歷史,從某個方面來說,總是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記錄。”[36]內藤正是從他的這一廣義文化史觀出發,在研究日本史時指出應仁之亂是大名華族取代公卿華族以及下層人民逐漸向上發展的歷史分水嶺;在論及中國史時,指出唐宋之際出現的變革具有由貴族向君主制過渡和平民勢力擡頭的劃時代性質。

  今天看來,研究歷史而做歷史時代區分,自是理所固然,不在話下。但是在百年之前,這是中國史學體例上的空前“突破”(breakthrough),因為中國傳統史學長期以來只以王朝更迭為綱維,跳不出朝代循環論的窠臼,而無所謂時代分期。近代西方哲學、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諸多學科的引進,促使中、日有見識的史學家對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進行思考,編纂新體例的史學著作。在中國人編纂的歷史著作中,內藤對夏曾佑的史識及其1904年刊出的中國古代史教科書評價甚高[37]。經過內藤和那珂通世、梁啟超、夏曾佑、劉師培等一大批中日學者共同努力,中國史學終於在體例上更新了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的傳統政治史和以《九通》為代表的傳統制度史。

  二、基於廣義文化史觀的內藤的時代分期借鑒了西方近代史學理論。就今所知,內藤不僅重視參照西方史學的年代分期,而且十分注意西方漢學進展和西方史學理論。

  關於西方漢學,內藤頗為留意法國研究中國歷史的情況。他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馬伯樂(Henri Maspero)有較多來往,並保持著書信聯繫,這有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中的書信為證。1927年,即內藤半退休後一年,馬伯樂的《古代中國》一書問世。內藤立即購置,急命長子內藤乾吉落座面前,聽乾吉口譯該書內容[38]。乾吉時年28歲,口述第一章節甫終,內藤即命乾吉打住。他放心了,他瞭解了馬氏對中國歷史的通識,無須更改自己的見解。由此可見,內藤對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進展情況,至為關心。

  至於對史學理論的關心,從內藤指導弟子丹羽正義的情況,人們可以略窺一斑。丹羽在1916年進入京都大學史學科。1917年,京大在東洋史之外設立中國史專業(支那史專攻科目),丹羽選入中國史專業,直接受內藤老師的指導。本科期間,1917年度,丹羽修習老師講授的中國史學史,1918年度,隨老師的實習課,演習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本科畢業,丹羽直昇研究院,導師仍然是內藤先生。丹羽畢業後,隔周見一次老師,期間,丹羽攻讀中國史料,鑽研Heinrich Rickert 的歷史理論[39]。明治時期以來,日本流行編寫歷史教科書[40]。1931年,內藤和丹羽合作,編寫了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內藤為該書寫了《緒言》。根據內藤湖南的第三子、愛知大學教授內藤戊申的記述,內藤湖南的“時代區分,在某種意義上是出於與丹羽正義的合作,丹羽氏提出理論,內藤氏提供史實”。內藤戊申說:“這一合作可以內藤氏的中等教科書《新制東洋史》為象徵。”[41]丹羽為了配合這部中等教科書還編寫了一部《解說東洋史》作為教學參考資料,《解說東洋史》雖然只編到中世的結束——唐代,但是被宮崎市定在《中國史入門》中推許到名著的程度[42]。

  丹羽正義的純粹史學理論反映在他的《歷史學概論》(1923年)一書中。他依據德國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的歷史哲學理論,參照章學誠的論述,依據價值的推移對歷史進行分期。對於中國歷史,丹羽重視《周禮》的理想價值,根據《周禮》理想這一價值如何實現、如何發展作為斷代的依據。因此,他以西周開始到後漢終結為中國的古代,是為“周禮國家”實現的時代;以五代始至清末終為中國的近世,是為脫離“周禮國家”價值而實現“普遍的文化”價值的時代;兩者之間的過渡時代構成中世[43]。與弟子相比,內藤沒有撰文像丹羽一樣專門論述時代分期的依據,但是,丹羽的歷史分期與內藤的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起迄一致。內藤說:“夫周秦以來,六藝九流之道所以牖民化俗,集大成於新莽,而後有東京禮俗之美;魏晉以後,擴以二氏之玄理,西域之工巧,亦集大成於南北二朝,而後有隋唐治教之盛。故中世之史,必以隋唐為歸墟。”[44]由此可見,內藤正是依據廣義的文化觀進行分期,丹羽得其神似。也正因為是這樣,人們在內藤的時代分期考慮中不會找到人們通常重視的因素,例如秦代的統一等政治因素、生產方式的決定性作用等經濟因素,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三、內藤的中國歷史分期,出自對中國廣義文化的深層次中起伏變化的考察。內藤在他的史學著作中用得最多的辭彙當是“變”字及其同義語,諸如“變化”、“變遷”、“變革”、“移遞”、“遞嬗”、“盛衰”、“衰亡”等等,這一類字眼在他的著述中可以說不一而足,俯拾即是。至於如何變化,內藤有種種比喻。例如,“史者,若言其意義,自當有如植物從種子而生發、而成長、而發育、而繁茂,有如動物之血統相續、子孫昌盛,保有它們的不可斷絕的系統。”[45]出於這種生態觀,內藤又經常用人從幼年經過成年而到老年的經歷形容一個國家的興衰過程。另外,內藤也常用河流作比喻:“必須觀察中國文化發展的浪潮所引起的形勢變化”; 中國文化發展與周邊民族之間的互動,“間歇有如波浪起伏(うねり)”(加重符號為內藤原文所有——筆者)[46]。“有如波浪起伏”一語,令人聯想及於孟子所說的“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和朱熹所注釋的“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也”[47],內藤對中國歷史理解的深刻,正表現在這裏:人們用長遠眼光觀察中國歷史,往往把表面上的相對平靜誤認為停滯,其實恰恰是這樣的平靜掩蓋著深刻的變化。他在《支那論》緒言中說得好:“表面上順逆混雜的流水,其基底的基底必循一定的方向推進。解決目前中國各種問題的關鍵,就在於看透這一潛流。”正是這樣,他研究中國史,不僅考察中國文化傳承的移形換步,更致力於審視數千年來中國歷史的自發動力和慣性的深層流脈的“緩、重、鈍、強的潛運默移”[48]。“潛運默移”四字,頻頻見諸內藤的筆端。甚至在他談到西方重視實驗或西方進化論、功利主義倫理學等場合,他也提醒人們不要忘記 “潛運默移” 蘊含的巨大力量[49]。內藤為岡崎文夫《魏晉南北朝通史》(弘文堂,1932年)寫的序中說:“……洽覽博稽,莫不折衷,而天數世道潛運默移之故,猶燃犀而燭照焉。”[50]在他看來,日本德川幕府三百年宗社的傾覆也是時勢的潛運默移在起作用[51]。“潛運默移”四字,直可以視為內藤的文化史觀的眼目。在內藤史學體系中,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既可用以闡釋歷史的過去搏動,也可用以預見未來的走向,過渡時期或轉折時期何以具有如此關鍵的意義,只有把握了內藤的廣義文化史觀的“潛運默移” 這一眼目纔能夠得其確解。顯而易見,如果內藤不是把唐宋轉折時期放置在中國整體歷史潛運默移的大框架中審視,如果他不是得力於他熟稔日本歷史“應仁之亂”導致的社會變動,深諳中國的中世貴族和宋代政治文化之不同,做出前後比照,他不可能覺察中國社會自身從中世轉向近世的關鍵變化,並從宋代概括出來中國近世的特徵。由此可見,內藤的時代分期及其唐宋變革說已經不再僅僅是基於個人學識淹貫、通方知類而做出的放言高論,其性質已屬於基於一定歷史理論而產生的歷史論說。這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新史學生態中對文化傳承的創新,是參照近代史學範式和分析框架而對中國歷史演變大勢所做的思想建構。

  四、內藤的時代分期特別強調過渡時期的重大意義,在內藤看來,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承上啟下,更是關鍵。從承上而言,唐代的貴族政治正是通過唐宋之際的這一過渡階段,轉換為宋代的君主專制體制; 從啟下而言,宋代以來千餘年的歷史趨向和平民勢力的增長預示著中國共和制的前途。關於貴族政治自然走向君主專制和一般民眾的勢力增長的趨勢,他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未得展開,但在《支那論》第一講中有詳細的論證。順便在這裏指出,《支那論》一書充分展示了內藤的歷史研究不僅敍述歷史現象的演進,而且探索歷史演進的基因[52]。綜觀內藤的中國史著作,可以說,唐宋變革說構成了他的中國史分期的關鍵。此說不僅在宏觀上涵蓋了中國的既往,貫穿上下脈絡,而且聯繫辛亥革命以來的現實,把握中國的當前脈搏跳動。內藤的宋代近世說從廣義的文化角度前瞻性地論證中國從君主制走向共和,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他個人對現實的關心,出於這種關心,他對中國從近世(日文史籍中的“近世”一詞,西方學者多譯作“前近代”/pre-modern)走向現代化(modernity) 國家做出了理論性的思考。
 
二、內藤唐宋變革說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觀的原因

2.1 內藤早期的自我培育

  內藤先生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學者。他一生的最高學歷只不過是在故鄉讀過兩年師範科[53],有賴他個人的勤奮好學,卓然成為一代宗師。這樣的資歷,躋身京都帝國大學,主持東洋史第一講座[54],在當時人才濟濟而又特別講究資歷的日本,可謂絕無僅有。在我國,只有比他年輕十一歲的王國維可以與他相互輝映。兩人都沒有受教於學院的經歷,都是在各自國家的學術轉型時期自學成才,內藤成為在大學殿堂開創學派的人物,王國維晚年同樣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為享有中外盛譽的國學祭酒。無獨有偶,王國維在1917年發表《殷周制度論》,指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內藤在1922年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指出“中國中世和近世的大轉變出現在唐宋之際,是讀史者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王國維與內藤湖南的自學成才和治學的異同,是極富旨趣的題目。

  內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以號見稱於世。在德川時代即將結束、明治維新前夕的慶應二年(1866),他誕生於日本本島西北端的陸奧國鹿角郡毛馬內,即今天的秋田縣鹿角市毛馬內町[55]。在地理位置上,他的出生地北近青森,遠離當時的政治中心——德川將軍府所在的江户和天皇御苑所在的京都。但是,在江户後期鎖國的時代,這一多山地帶卻是文化發達、學術昌盛、人才輩出的地區。這裏出了日本近代史學的兩位開派大師,一位是東京漢學派的那珂通世(1851-1908),另一位就是為京都史學開派的內藤湖南。

  內藤先生幼讀《四書》;年十二,熟讀賴山陽《日本外史》。賴山陽的卑賤者取代尊貴者的史觀,賴山陽的絕妙詩文對幼年內藤有極大影響,賴氏的許多詩文,內藤可以背誦如流。家教使他備受日本实學(じつがく)精神的熏陶,育成他的心理素質。源自實學的信念使他認定為學經世致用的取向,並隨著學識增長而強化他對現實的關懷;家教同時為他打下深厚的幕末漢學基礎,使他日後治學具備堅實的根柢。正是處於盛世的日本折衷學派向實學轉變的時代背景,明治維新後又大舉移植西學的學術生態環境,哺育出內藤這樣的人物。

  1887年,內藤辭去秋田郡綴子村小學校教師職務,不知會家長而出走(“脫走”)上京,經人介紹,投身新聞界,時年22歲。從此以後,內藤一生以1907年10月為界,明顯地分為兩大階段。從1887年 (22歲) 到1907年 (41歲) 的20年,是為置身新聞界階段。從1907年(42歲) 到1926年 (61歲) 退休的20年,是為在京都大學任東洋史學講座教授階段。

  內藤在1880年代末來到東京,其時已近明治中期。日本人仿效西方皮毛的熱潮開始降溫。日本朝野從一度急切歐化的狂熱中逐漸清醒,人們不再像早先鹿鳴館時期那樣熱衷於穿西服、打陽傘、吃西餐、開舞會等等。經森有禮、福澤諭吉等人於1873年發起,在1874年由最有名望的一些社會賢達和學界人士組成“明六社”。“明六社”在1870年代發行機關刊物《明六雜誌》,出版書籍,鼓吹開化、啟蒙。當時的報刊是知識人參與現實、發表政見,藉以影響、啟蒙群眾教化群眾的新型手段[56]。《明六雜誌》的內容涉及政治、國體、哲學、思想、經濟、教育、法律、宗教、自然科學、風俗、婦女等所有領域,西方思想開始在社會上發酵。西洋主義者福澤諭吉所著《西洋事情》在1866年出版之後,立即售出25萬冊[57]。1875年,福澤諭吉刊行《文明論之概略》,鼓吹“脫亞入歐”,倡導獨立意識,對明治精神和國民主義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西洋學術體系中的各門社會科學被迅速引進日本,啟蒙思潮和歐化取向培育了日本新的學術體系和價值體系。在這一背景下,從平民主義、攻擊 “有司專制”的自由民權運動到國民主義、國粹主義、皇國主義紛紛展現身影。

  內藤作為明治維新前夕出生的一代新人,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置身於新聞界的。在從業新聞界期間,內藤或任雜誌編輯,或任報刊政論記者,為東京、岡山、臺北、大阪多家新式傳媒——報紙和期刊撰寫“時論”[58]。內藤屬文,辭旨暢達,別具心裁,每有議論,博徵載籍,因而為時不久,聲譽鵲起,名孚輿論界。他作為沒有學歷但健筆縱橫的“魍魎窩同人”之一員,屢為主編捉刀代筆[59],間或涉足政界。1890年,他曾經參加1888年成立的國粹主義的文化政治團體“政教社”,未幾退出。“政教社”的領導人物有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名流十餘人,宗旨為革新傳統社會,但反對歐美文化入侵,因而反對當時明治政府推行的歐化主義政策及其促使日本文化西方化的路線,主張恢弘日本文化以及東方文化,宣揚日本在亞洲的興起,以新型的日本文化為世界做出貢獻。“政教社”刊行的報紙是《日本》,機關刊物是雜誌《日本人》(後更名為《亞細亞》)。從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兩年多時間內,內藤代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等人撰寫發在該刊上的社論。1894年至1896年,1900年至1906年,內藤兩度任職《大阪朝日新聞》,擔任論說,兼任高橋健三的秘書。在內藤結交的人物之中,有日益激進的人物,如最後成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幸德秋水,有曾任上海東文學社教習,因而當過在那裏學習的王國維的老師、引導王國維進入德國哲學領域的田岡嶺雲;有日本主義者,如陸羯南;有受過正統漢學教育、強調東洋文化的學者型“健筆家”,如西村天囚。總的說來,他交往的大多數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國粹主義的國民主義傾向[60]。“政教社”宣揚的國民主義、西村天囚主張的坤輿文明論和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東洋文化論,對於內藤史觀的形成大有影響。

  內藤從業之暇,不廢稽古,浸沉於《史》、《漢》,出沒於百家。他的多種歷史性質的著述是在任報刊記者和雜誌編輯時完成的。1894年,中日之間爆發甲午戰爭。內藤以此為契機,連續發表《所謂日本的天職》、《地勢臆說》、《日本的天職與學者》三文,陳述天時、地勢的變化觀,提出“文化中心移動說”,宣稱風水流轉,東亞的文化重心轉到了日本。1897年,他補訂《關西文運論》而成《近世文學史論》,同年發表《學變臆説》。

  日本在1894年甲午戰爭中戰勝了老大的中國後,開始以東亞的領導者自居,對待中國的態度陡變。日本關心此後中日在東亞的重新定位,開始出版大批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61]。1904年,日本繼又打敗帝俄,勢力進一步闌入中國大陸,不言而喻,日本從軍界、政界、財界、新聞界到學界更加關心戰後東亞局勢的走向。在此期間,隨著歐化風氣的盛行,社會上興起了貶低東方文化,特別是鄙薄中國文化的潮流。無論是福澤諭吉鼓吹的“脫亞入歐”,還是岡倉天心宣揚的“亞洲一體”[62],終究不脫論證日本文化獨特和優越的範疇。許多日本學者在追求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基於社會批判意識而用西方尺度作為普世性尺度,用來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並力圖把東方各國文化與中國區分開來。他們致力於判然剖分日本文化與中國思想[63],鼓吹日本精神不同於中國文化的異質性,把謳歌日本的特有精神和批判中國傳統思想視為“日本的天職”。一些學者大力提倡“東洋”的概念,藉以培養日本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理解[64]。當這些學者從“近代主義”出發,以“在中國外側設定的普遍的規准”批判中國文化的時候[65],其根本傾向自然不免流於全盤否定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因而被貶得一無是處。不言而喻,在他們看來,日本在脫逸中國文化的場域和融會東西文化的長處之後,必然躍居東方新興文化中心和領袖的地位。

  在誇耀日本——內藤名之為“國自慢”——和蔑視乃至憎惡中國的風氣之中,內藤通過反思,並受“政教社”及西村天囚的影響,逐漸形成自己的獨到見地。他感到某些一味追求西化的時人的學識不免流於淺薄空疏。人們知道,1921-1922年間,內藤對日本文化的起源和中日之間的文化關係做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他說,過去的學者把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釋成樹木,種子本來就有,只是由於中國文化的養分而成長起來,而他認為,昔日的日本文化好比豆漿,豆漿中有豆腐的成分,但需藉“他力”纔能使之凝聚成形,中國文化好比碱鹵 (ニガリ),日本文化之變成豆腐,因為有中國文化點鹵[66]。內藤的這一比喻,令人不禁聯想到Karl Jaspers的“樞紐時代論”所闡發的同樣道理。日本學者小川環樹評述說:“這在當時是大膽的發言,恐怕在今天也是。”[67]其實,內藤自己也非常清楚,當時日本的國史界是日本中心主義稱霸的天下,而他否定本國中心主義說,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見他1919年的演講《日本上古的狀態》中自我心情的描述[68]。內藤正是基於他對東方文化這樣的理解,纔提出研究西學不應忽視研究東亞自身的歷史、自身的文化,聲稱“我認為東洋文化歷來是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69],“余之所謂東洋史,就是中國文化的發展的歷史”[70]。針對流行的“日本的天職”說,他這樣評價中國文化:“不管怎麽說,中國文化的發展,對於其他種族、語言不同的國家,形成一個堂堂的有系統的、持續發展的歷史。從這一點看來,余之所謂東洋史是中國文化發展史的說法,並無不妥之處。”[71]他還在1894年指出:“中國是否真的是守舊的代表,未可遽爾斷言”,“三代以下到唐宋,世有隆汙,各代各有特色文明,變而遞移,如果這就是西人的所謂進步,則中國也當有進步。”[72]總之,他明確主張,研究東洋文化當以中國文化為主體,而中國文化不是存在於中國自身之外。此外,他還強調,研究中國問題應該充分究明各個具體問題的歷史複雜性。看来,內藤唐宋變革說的提出,有他長期以來對中國歷史的全盤瞭解和對中國文化主體性的評估為基礎,相關的思考當上溯到從業新聞界時期。

  1900年7月,他正式發表第一篇史學考證論文《明東北疆域辯誤》。在報業生涯的二十年間,內藤完成了自我培育,他的學成,除了個人勤奮之外,得益於實際磨煉和與同行的交往。交往也是一種成才方式。與有才能的同行交往,補償了他的現代學院正規教育之不足,組建了他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系統。
 
2. 2 內藤的遊歷中國和與中國學者的交往

  早在1899年9月至11月,內藤作為《萬朝報》的主筆,曾經遊歷華南華北各地三個月,寫成《燕山楚水》,名聲大噪。在遊歷華南華北期間,他通過面會筆談,結交了嚴復、文廷式、張元濟、羅振玉等,這是他與中國學者交往的開始。在內藤這次結交的中國友人中,與文廷式(1856-1904)一見如故,此後五年最稱莫逆。翌年,文廷式訪日,兩人屢屢晤面,內藤將那珂通世、白鳥庫吉、桑原騭藏介紹給文氏。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內藤撰《哭文芸閣》以寄哀慟[73]。這次遊歷,大概也是他注意中國問題的開始。內藤出於現實關懷,從此積極參預分析中國形勢,傾全力於研究中國。

  1902年10月,內藤被《大阪朝日新聞》社派遣考察中國東北、華北各地。1903年,日俄戰雲密佈,內藤持開戰論,做輿論導向。日俄戰爭期間,他痛感需要對東亞的政治發展和外交折衝具備更切實的知識。應日本外務省之命,他經常出差中國東北三省。1905年7月,他受外務省命,與大里武八郎再入東三省,調查日俄戰後日本滿洲軍佔領地行政狀況。同年11月,奉日本駐華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電召赴北京,作為顧問,為小村出謀獻策,翌年1月返國。1906年脫離《大阪朝日新聞》社,奉外務省命出差我國東三省。是年7月,偕同稻葉岩吉共同考察了朝鮮及東三省各地。

  內藤一生曾十次訪華[74],一次訪歐[75]。他在中國的足跡遍及華北、東北、長江流域。從1899年以來,內藤盡棄雜學,專心致志於蒐求漢籍史乘,研討中國問題。當他把清代學術分為高級和低級的時候,他大概已經確立了志向,做一個中國史學大家。他本來已有深湛的漢學造詣,經過多次遊歷中國,實地考察,結交文廷式、沈曾植、羅振玉、柯紹忞、劉鶚、王國維、李盛鐸、董康、張元濟、曹廷傑等中國朝野俊彥碩學,訪求罕見圖書寫本,發現奉天(瀋陽)的滿、蒙文藏經,參觀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和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調查奉天滿蒙文藏經和文溯閣《四庫全書》和東北史蹟,學識猛進,氣象與前更加不同。

  這時候,內藤名滿天下,獲得了第一流中國問題專家的盛譽。在他學會滿語、蒙語,能夠處理滿、蒙文獻之後,更以中國史、日本史兼東洋史家馳名史壇,巍然成為備受敬畏的日本的中國史學巨擘、滿蒙史長老。

  概觀他的前半生生涯,經世取向使他具備了現實意識,開闊的視野成就了他的業績,職業的實踐推動他進一步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通盤考察,並為他日後轉入教授歷史、研究歷史鋪平了道路。1907年,他受聘於京都大學,從此開始後半生教學與研究生活。從他1907年(41歲)任教於京大到1926年(61歲)退休,和他前半段生涯的時間一樣,也為期整整20年,在此期間,他確立了他作為日本研究中國史的一代宗師的地位。總括他的一生,可以說,作為時論記者,他擁有貫通古今的學者實力;作為學者,他具備操觚界聯繫現實的敏感。
 
2.3 內藤史學與現實的關聯

  內藤研究歷史,強調古今會通。他博覽群籍,非常注意發掘中、日兩國的學術資源。他注重司馬遷、杜佑、錢大昕式的通識,章學誠式的獨斷,富永仲基在《出定後語》中表現出來的開創性思考。他還欽佩顧炎武、黃宗羲的經世取向的學問,戴震等乾嘉樸學大家的成就。他非常熟悉中國史學史。在史學理論上,他無疑最服膺章學誠。正是內藤,先於胡適、姚名達,最早最全地發掘了章學誠的遺書,表彰了時已陷於黯淡的章學誠的業績。他的治學路數頗得章氏的教益,例如在“史纂”方面,他勤於排比整理史料,包括滿文、蒙文史料;在“史考”方面,他擅長於對文獻的廣博深入的參互搜討。最重要的是,他高度重視宏觀的綜合判斷和識鑒,符合章氏要求的“史學”的“獨斷”。在回答弟子有關章氏史學的問訊時,內藤先生一語破的:“章學誠的史學,今之社會學也。”(“章學誠の史學は、今の社會學のようなものだ”)[76]這樣富有洞見的話語只能出之於內藤先生,透露出他如何治學的消息。

  他在教學的同時,不廢實證研究。他冶教學與研究於一爐,以此而為建立日本的近代中國學、滿蒙學以及東洋史體系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內藤走進課堂二十年,反復講授的課程有: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的文化、中國近世史、清代史以及專史演習,另外特別開設的課程有中國史學史、中國繪畫史、中國目錄學史。這樣,除了明代沒有留下文字論述之外,他的富有原創性的教學概括了從古到今的中國。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著眼,《中國近世史》的首講內容之變為《概括的唐宋時代觀》,看來這只是截取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小片斷,但是,他正是用這一關鍵的片斷來反映他怎樣對中國歷史作出宏觀的全局考察和體現他的中國文化史觀的要義:他對於中國歷史,無論是對待它的內在價值,還是對待它的現實意義都從中國自身脈絡中加以考察。

  如前所述,他考察歷史不脫離現實,評述現實不脫離歷史。經世取向使他視野開闊,現實意識使他在對中國歷史的長期演變進行思考,根據歷史的潛運默移、古今因革,把握歷史的脈絡和動態之同時,不忘尋求過去歷史的當前意義。一言以蔽之,他不是純粹書齋學者。從會通古今這一意義上著眼,可以說,他的許多著作是他用他的學識干預現實的一種途徑或方式。

  清末民初,中國處在劇變之中,內藤正是以這樣的精神,關切中國的前途。從1907年起,他除了在京都大學連年講授中國史、清史之外,還在大學院牆內外多次發表演說和特別系列講演。例如,1911年10月10日中國發生武昌起義,內藤隨即於11月末12月初,連續三個星期五,以《清朝的過去與現在》為題,在京都大學做了特別講演。講演稿經過稍許修訂,於翌年3月以《清朝衰亡論》為題刊行。在這一系列講演中,內藤還沒有上溯到宋代,只是根據清朝一代的發展趨勢論證了辛亥革命的必然成功。1912年,清廷傾覆,民國肇建。面對中國的劇變,一時間,日本出版了更多的《支那論》[77],各種議論和主張紛紛登場,探討中國當前秩序的維持機制和中國動盪政局的前途。

  1914/5年,內藤也刊出了他從1912年就在運思寫作的《支那論》,這是他在1914年11-12月間集合五次演講稿而成的一部論著。與他撰寫《清朝衰亡論》時相比,內藤發覺,他先前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期對中國歷史進程所形成的瞭解既不充分,也不盡貼切。於是他在《支那論》中大大擴展了他的論證的時間範圍。他在《支那論》的《自敍》中說,《支那論》是“為中國人寫作的”,此書分析中國政局,意在為劇變的時局提供解決問題的關鍵。《支那論》共分五講,第一講的講題為《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正是在《支那論》的這一講中,他開宗明義,指出宋代為中國近世。近世以來,獨裁君主制度由於貴族的式微而加強,近世的基因——平民主義——早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已存在,這一早熟的近世文明只是因為進入了昏聵老年,從清代中葉開始顯現了衰敗。但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數千年來,人民的“巨大自發力量”和“國情的慣性”已超越了操控統治他們的大人物;宋代以來的歷史發展潛流具在,清末民初的演變由來有自,共和政治的結局實屬上千年來“大勢之必然,自然之所成”[78]。

  由此可見,內藤以研究中國學問、學以致用為職志,只要涉及中國,無論古代,還是當前,都在他的關注之列。關懷現實,可以說是日本許多歷史學者的共同特點,特別是學者所持史觀往往和現實政治密切關聯,這不獨內藤為然[79]。內藤與純粹的書齋學者不同處在於,他既具有觀今知古、鑒古知今的堅實功底,又為自己規定了這樣的學術角色:置身現實生活,追溯歷史背景,探討史地,有所述作,其用意近似唐代杜佑的“徵諸人事,施於有政,以經邦致用為根柢”[80]。自幼深受日本實學薰陶的內藤,一生重視“與我們的身體骨肉息息相關的”歷史。此語見於他的《談談應仁之亂》一文,他說,“應仁之亂以前的事,我們只會覺得和外國歷史一樣,而應仁之亂以後的歷史纔是與我們的身體骨肉息息相關的。真正瞭解了這一部分歷史,就可以說把日本歷史學會了。”[81]正是這樣,內藤運用他的中國文化和歷史傳統的知識,探討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當前政策以及日本在其中的角色[82]。

  內藤先生在演說中常常謙稱自己是學究,我們看到,恰恰相反,以學究自居的內藤,既長於考證,又兼擅時論,他的充滿了現實氣息的史學絕非學究史學。J. A. Fogel 說得好,內藤的學問既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也是方案性的 (prescriptive)[83]。他從唐宋變革說出發論證宋代為中國的近世,這是描述性的;針對現實而論證宋代以來平民主義趨勢導致共和,這是方案性的。日本學者渡辺信一郎講得也很確切,歷史區分時代有兩個側面,一個側面是,且先脫開現實提出的課題,探索歷史社會本身的變化,其方向是對這些變化做出總體的斷代區分,獲得全貌的認識:再一個側面是,“所認識的過去是與現在的變革聯繫著的(直接的)過去”,內藤的《支那論》是其典型[84]。大谷敏夫先生也有與J. Fogel 和渡邊信一郎相似的議論,認爲內藤既有他的中國文化論,也有他的政治論:內藤將中國歷史在總體上當作廣義文化史的發展來考察,並據以區分時代,特別將唐宋時代斷定為從中古到近代的展開或轉折期,這是內藤的文化論;內藤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國史,發表他的政治改革觀、辛亥革命觀、共和制度論、中日未來關係觀等等,這是他的政治論[85]。

二次世界大戰後,野原四郎、增井經夫、池田誠、五井直弘、增淵龍夫等多人曾撰文批判內藤出自國民主義的文化史觀的言論,指出這些言論為日本軍國主義塗脂抹粉,“在基底上”有助於為日本辯解侵略中國的行為。例如,1946年,野原四郎發表《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從馬克思主義立場出發,對內藤的《支那論》逐點做了批判。野原特別指出,內藤的從宋代以來平民權利就逐漸向共和制擴展一說,根本沒有科學性[86]。增淵龍夫對內藤的批判一直受人重視,見於他的內藤湖南與津田左右吉的兩篇比較論考。對於增淵的批判,加賀榮治、谷川道雄有所保留,對增淵的批判文章進行了再商榷[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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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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