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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講學而無宗旨, 即有嘉言, 是無頭緒之亂絲也。”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5]Tanigawa Michi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 1987, pp.150-168.
[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廣島：溪水社，1988年。參見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序論》，京都: 同朋舍，1990年，18頁。對寺地遵的這一意見，小林義廣略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僅就《概觀的唐宋時代觀》、《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而言，寺地氏這一對唐宋間的變革模式化的批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允當，但是，取閱《支那近世史》第二章以下，對於中國社會從唐末到宋元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內藤還是做了很認真的追溯的。也就是說，正像寺地氏不得不說的那樣，以模式化方式處理唐宋間的變化，更大的責任似應歸於二戰以後的唐宋變革論。見小林義廣《內藤湖南の中國近世論と人物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 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313頁。
[7]包弼德撰、劉寧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年，86頁。
[8]瞭解唐宋之間的差異，何者是同質的因襲和延續，何者為異質的突破或斷裂，需要微觀的考察和宏觀的評估。人們趨近一致的意見是，在唐宋之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民間信仰乃至對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確實呈現了許多變化。在這些歷史呈現中，在經濟方面，諸如租稅方面兩稅法的改革、農作技術的明顯改進、農業的進一步發達、水稻及茶等商品化作物的增長、燒瓷冶鐵等行業的長足進步，商業的繁榮取代律令制下的官市和關津貿易、貨幣流通的取代錢帛兼行、集市網絡支撐的城鎮的增多、大如華南小如蘇州撫州等大小社會經濟區域的形成、人口的激增、北方與南方在經濟重要性上的易位；在社會方面，四民社會層級的結構性鬆動、士大夫的場域流動及代際沉浮、地域社會和不同類型的精英的形成、多樣化的家族的出現、戶等的變化、官私賤民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蛻變、鄉村制度和村落秩序的形成；在政治方面，世家貴族權勢的失墜、君主獨裁制的興起、君權相權互動之下的君主專制化、律令制的瓦解、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消長、士大夫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政治主體意識的形成、科舉官僚體制的壯大、黨爭等政治文化的變貌、職役法和胥吏制的出現；在文化方面，由於科舉制度和朝廷右文政策導致的學術昌明和門類多樣、從注重注疏到注重修身養性導致新儒學的形成、文學與藝術新體裁的出現、城市發展促成藝術趣味的轉變和庶民文娛活動的繁榮、應用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顯著進步、印刷術的促進教育普及、羅盤的促進航海發展；凡此種種，有些雖有地域差別，但是，在時間上，莫不或前或後參差發軔於唐宋之際。或者說，宋代上述領域出現的新事物、新氣象，大多可以從唐代中期覓得端緒，驗得萌蘖。不僅這樣，在這些變化之中，有一些看來已經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後原來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傳統之內的變化（change in tradition），而應該是結構性範疇的變革。在這一點上，學者所持史觀（persuasions）或有不同，在局部問題上的估計或有出入，乃至於大有出入（例如對南宋以後江南農業發達程度的估計），但總體上看法趨近一致，至少在宋代中國既有更新（renovation）又有創新（innovation）這一點上取得了共識。可以說，在今天，唐宋變革說已被視為符合歷史實際的綜合判斷而為學界所接受。質言之，如果不涉及宋代是中國的中世還是近世這一時代性格的判斷問題，而單就唐宋之際曾經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點立論，似乎只有個別學者持審慎態度,而沒有哪位學者提出異議或相反意見。
[9]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年；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這是相繼將“唐宋變革”直接納入標題的專著。在美國，有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此書為1997年6月5-11日以美國歷史學家為主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召開的中國史之宋元明變遷國際研討會部分論文合集。此外，1993年 2月13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就發起召開了“宋明變革”討論會。
[10]谷井俊仁立足於分析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論著，從考察交通的發展著眼，提出《明清近世論》。岸本美緒氏從世界史的共時性、明末清初讀書人的歷史觀等角度著眼，使用“近世”一語指稱明末清初以後的時期。參看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觀》，《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55 [123]頁，同作者《時代區分論》五《明清知識人の時代觀》，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東京: 岩波書店，1998年，31-34頁。在日本研究明清時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中，近年顯示出按照“傳統―近代”兩個長時段進行研究社會史和重視明清時期變革的顯著傾向，見渡辺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47 [115]頁。
[11]佐竹靖彥等合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6年，及佐竹靖彥為此書寫的《總說》，3-42頁。參見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4。
[12]關於宋代以後中國社會又陷於停滯的看法，見佐伯有一《日本の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研究商品生產評價をめぐって——その學說史的展望》，鈴木俊、西嶋定生合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257-258頁。參見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4。西方很多學者, 如Arthur Wright（芮沃壽）、Endymion Wilkinson、Marius Jansen也有這樣的看法，見Fogel書，p.321, n.54。
[13]關於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貢獻，筆者的同窗師兄夏應元先生已有簡明扼要的歸納，請閱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編者前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2-5頁。更詳盡的介紹見錢婉約博士《內藤湖南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
[14]1907年10月，內藤湖南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根據松浦嘉三郎所作的《內藤先生京都大學講義目錄》，翌年(1908) 開設的課程是東洋史概論和清朝史。根據當時人們的回憶，內藤當時講授的東洋史概論是中國上古史。1909年昇任教授，多次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世史等課。在學生記錄的講義中，在內藤湖南的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有關唐宋變革和宋代為近世的論述有詳略的不同。這表明，內藤的唐宋史觀有一個發展過程。 根據內藤的長子內藤乾吉的考證，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最早形諸文字是在1909年，見於內藤1909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的緒言:“近世史應從什麽時代開始，當說是宋代以後。”（《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後記》,527頁）。1909年學生聽課筆記的緒言部分全文，現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內藤乾吉《後記》，527-530頁；參看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一書中《內藤湖南》章的內藤乾吉的有關發言,東京: 講談社，1976年，104-105頁。 1914年，內藤湖南在《支那論》一書的第一講《君主制乎？共和制乎？》的第一段落《支那の近世は何時に始まるか》，論證了宋代為中國近世，見《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8-309頁。其後，在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內藤對中國史做了全面分期。1921年，小島祐馬和內藤乾吉根據幾位聽講的學生的筆記，整理成為《中國上古史》，《緒言》中有中國史的時代區分。今天刊行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中的《中國近世史》，乃依據內藤湖南1925年的講課筆記整理而成。
[1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 (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5月，1-12頁；再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中之《東洋文化史研究》，1969年，111-119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18頁。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和學生記錄的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如今都有了漢譯。前者即上述黃約瑟譯文；後者見《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323-334頁。比較兩者，可以看到兩文之間只是在文句表達上略有出入。至於作者為什麽單獨抽出他的講義《中國近世史》的《緒論》，換上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這樣一個有些奇怪的題目單獨刊出，看來是考慮《歷史與地理》雜誌該期為《唐宋時代研究[專]號》的緣故。
[16]“四庫全書の化物”是狩野直喜對內藤湖南學問淵博的評價，見狩野直喜追悼文《懷念內藤君》(《内藤君を偲んで》)，《支那學》第7卷第3號，1934年。轉引自高木智見《內藤湖南の歷史認識とその背景》，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頁。
[17]《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18]內藤的唐宋時代觀的扼要的歸納，如上文所述, 見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p.538-539；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p.195-199；池田溫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2《三國～唐》，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年，《補說》36《唐宋變革期》，513-515頁；並請參閱池田溫編同書413－414頁《隋•唐代前期文化概觀》一節中有關時代分期的論述；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69－72頁。
[19]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20]Miyakawa Hisayuki上引1955年論文。礪波護《今なぜ內藤湖南か》，內藤湖南先生顯彰會編《湖南》第17號，1997年；再收於《京洛の學風》，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188頁。
[21]陳寅恪《論韓愈》，原刊《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再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6頁。在中國，也是陳寅恪首先表彰了內藤的學問，參看池田溫《陳寅恪先生和日本》，《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125頁。
[22]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東京: 吉川弘文館,1988年，373-375頁，《明治維新史學研究的發展系統圖》,對我們今天瞭解當時的發達概況十分有用。
[23]《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24]《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8頁。
[25]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12 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6頁。
[26]內藤的“坤輿文明論”，很可能是受到西村天囚的影響。詳見小野泰《內藤湖南同時代——日本天職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30-132頁。附帶一提，王國維曾為西村天囚的日譯《琵琶記》寫過序，從王國維所寫的序看，王國維並不大瞭解西村的宋學等學問底細。
[27]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揭出的“會通之旨”，備受內藤推崇，認為“單單以天子為中心，編纂歷代記錄，只不過是史料的整理，並非真正歷史。《漢書》以下的正史大體上都不脫史料之整理。鄭樵以‘通史’乃歷史本義，誠為卓見。”見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228頁。內藤贊同康有為的意見，認為“司馬遷之後，惟有鄭樵懂得歷史真諦”。同上，232頁。
[28]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11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4-5頁。
[29]《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頁。
[30]內藤湖南《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頁。
[31]增淵龍夫認為此處“有力的歷史學家”指的是原勝郎。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II）——内藤湖南の場合》,《思想》468，1963年，873頁；收於增淵氏《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 岩波書店，1983年；此處引文版本據增淵氏《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東京：《リキエスタ》の會，2001年，81-82頁。參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169；葭森健介《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255-259頁。
[32]朝尾直弘《日本とはなにか》，此文是朝尾直弘編《日本の近世》第1卷《世界史のなかの近世》(東京: 中央公論社，1991年) 的第1章，21-24頁；參看葭森健介上引文《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255-259頁；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38。
[33]參看上注引葭森健介文，259頁。
[34]日本史上的應仁之亂發生在1467(應仁元年)－1477(文明九年)。室町幕府末期，兩派守護大名因為各自支持將軍的不同後嗣而兵戎相見，此後十一年間，戰亂相尋。戰事集中於爭奪京都，京都幾乎全毀於兵燹。從此，莊園制度瓦解，地方武士勢力坐大，新起的大名互相殺伐，開啟日本史上直到1568年長達百年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應仁之亂期間，公卿大夫 (公家) 避難於地方，導致文化向地方的普及。內藤認為，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的根本轉折。
[35]Peter Duus, “Whig History, Japanese Style: The Min’yūsha Historians and the Meiiji Restor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3 ( May 1974), pp.415-436.
[36]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0-13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6-167頁。
[37]神田喜一郎說: “對於中國人寫的中國古代史，內藤先生高度評價夏曾佑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我在京都大學念書的時候，也別無此類書，先生因為推崇夏氏的識見，總是勸勉我們一讀。”見神田喜一郎《“內藤先生とシナ古代史の研究”三題》，《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7-8頁；再收入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 築摩書房，1983年，98頁。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87-88、99頁。 清末民初，梁啟超的新史學的發足和歷史觀的轉換來源於浮田和民等人的影響，對於這一點，現在人們已有清楚的認識。西方的歷史分期法，同樣也是通過日本歷史教本而影響中國的。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年商務印書館刊，即1933年商務印書館更名再版的夏著《中國上古史》)、劉師培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國學保存會光緒末年刊) 都參照了那珂通世、重野安繹等人著作，請參閱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第六節，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30-537頁。由於梁啟超、夏曾佑有關撰述的問世，中國史書的面貌為之一變，新體裁的中國通史首先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等若干期，再分章分節來寫作。夏曾佑書沒有寫到唐朝以後，也就沒有涉及唐宋轉折問題。 當時，日本出版了大批東洋史和中國史的教本。東洋史這一名稱及其理念是內藤的同鄉也是他的先輩那珂通世創始的。在引入中國的諸多教本中，那珂通世的五卷本《支那通史》(1888-1890) 和桑原騭藏受W.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影響而編寫的《中等教育東洋史》(1898年) 影響甚大，兩書均經羅振玉在上海主辦的東文學社印行。那珂書的刊行，引起了中國學界一定的震動。羅振玉在1899年介紹該書時慨歎說，我國歷史不出於國人之手，而有賴於他國之人，誠可恥也。羅氏此語為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所轉引，見故那珂通世博士功績紀念會刊《那珂通世遺書》，大日本圖書，1915年，27頁，此處轉引自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7；p.286, n.14。羅氏的這一感慨早於陳寅恪《北大學院己巳[1929]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同樣感慨“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三十年。 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出版後，經桑原原來在東大的同學、時任教於東文學社的藤田豐八的推薦，很快就有了東文學社學生樊炳卿的漢譯本。樊炳卿在東文學社的同窗王國維奉藤田老師之命為漢譯本撰寫了序文，王國維此序見陳鴻祥先生撰《王國維年譜》附錄二所收佚文，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12月，356-357頁。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漢譯本更名《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由羅振玉題簽，於翌年(1899年) 出版。 爾後到1906年，不出8年，桑原此書又有了3個漢譯本，見周予同上引文，568頁,第39注。當時，這一現象並不稀奇，日文新書一出，往往即時就有幾個漢譯本湧現。正如梁啟超所說，1898年戊戌政變後，繼以1900年庚子拳亂，清室日衰，國難孔亟。“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日本近在鄰境，赴者尤眾。壬寅癸卯 (1903-1904) 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的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的輸入，如火如荼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9節)。桑原書對中國史學的時代分期很有影響。據傅斯年1918年的見證，中國“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譯桑原氏為准，未見有變其綱者”。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3冊，臺北: 聯經，1980年；雷頤點校傅斯年史學文輯《史學方法導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53、54頁。傅氏所寫《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就是專門與桑原的分期法商榷的。
[38]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200.
[39]丹羽正義《內藤先生》，《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1- 4頁。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為德國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的接班人。
[40]有關明治初期日本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盛況，請參看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學之成立》第九章《明治初期的歷史教科書和明治維新》，《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274-290頁。
[41]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愛知大學文學論叢》IX，1954年，99頁，106頁注6；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536。內藤為這部與弟子共同編寫的《新制中等東洋史》（京都：永澤金港堂刊，1931年）執筆寫了《緒言》，其中列舉三點: 一，“歷史教育不在使[年少讀者]單單記憶各個時代發生的一個一個的連續事件，而在使之如實認識由於多數民族的綜合所形成的人類生命的經歷”，俾年少讀者一讀本書而領會歷史要諦。二，四十年來東洋史學進步顯著，“本書至少是建立在東洋史最新研究基礎之上，就這一點而言，自信經過了認真的準備”。三，“本書初稿由先前隨我講筵聽課、領會東洋史精神最為完整的現姬路高等學校教授丹羽正義君執筆，繼由我與丹羽君再三討論，增刪潤色而成”。此《新制中等東洋史•緒言》全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320頁。後丹羽正義赴歐遊學，內藤親筆擬函，將丹羽推薦給伯希和與馬伯樂。兩函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266頁。函中盛讚丹羽的學識，稱道丹羽精究遷固以下直至章學誠的史學義法，對泰西學者之說持故成理。
[42]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106頁。
[43]丹羽正義《歷史學概論》，1923年， 227-232頁。此據內藤戊申上引文99頁轉引。
[44]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45]內藤湖南《日本美術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3卷，394頁。
[46]“波のうねりの如く間歇的に來り”。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頁。夏應元譯《中國史通論》上冊，5頁。
[47]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盡心》章下。
[48]內藤湖南《支那論》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6頁。
[49]內藤湖南《倫理の学》，《內藤湖南全集》第1卷，297-298頁。
[50]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51]內藤湖南《支那改革說の二時期》，《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232頁。
[52]關於中國史上貴族政治之走向君主專制的論證，詳見內藤湖南《支那論》第一講《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325頁；關於中國史上與齊民百姓直接相關的各種勢力如父老、鄉官、鄉紳的簡述，見同書，325-329頁。
[53]1883-1885年，內藤18-20歲，就讀故鄉秋田師範學校兩年。師範生畢業後有在小學服務兩年的義務，內藤曾任北秋田郡綴子村小學首席訓導（相當於小學校長）兩年。在任首席訓導期間，內藤於史籍之外讀過佛經。在此期間，他還幾次讀過讓•雅格•盧梭的《民約論》日譯本。參看溝上瑛《內藤湖南》，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 大修館，1992年，57頁。
[54]1907年10月16日，內藤湖南正式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時年42歲。由於當時講究學院資格，而他是一位並無高等學歷可陳的人物，他在受聘京大教職上頗經歷了一番周折。幸而學術實力、名望具在，並靠大學文科長狩野亨吉的保薦和折衝，他終於得到京大聘任。內藤就職京大兩年後，1909年9月昇任京大文科大學教授，時年44歲。一年後，經大學總長推薦，獲得文學博士。1926年 4月，任帝國學士院會員。1926年，內藤依例自京大退休，但任課到1930年。
[55]內藤湖南口述、次子耕次郎筆受《我が少年時代の回顧》，《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699-714頁。虎次郎得名的由來，一是生於寅年；二是父親內藤十灣景仰“安政大獄”的遇害志士吉田松陰（1830—1859），松陰通稱寅次郎（虎次郎和寅次郎在日語中讀法沒有區別，都是torajirō），十灣屬望於自己的兒子異日有所作為，也一如往年的吉田松陰。內藤湖南本人也寫道：“生平吾仰慕吉田松陰之為人，寓居之坐間，懸以松陰的書字。”（《梁啟超が政變論を讀む》，《全集》第2卷，538頁）。內藤湖南字炳卿，取義如下：《易•革》九五爻：“大人虎變，未佔有孚，其文炳也。”孔穎達疏：“‘其文炳’者，意取文章炳著也。”他的號作湖南，以其出生地毛馬內位於十和田湖之南的緣故。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68頁。在德川時代，內藤家是世代仕於舊南部(Nambu)藩的重臣毛馬內館主櫻庭家的低級武士。江戶時代的武士正在經歷著蛻變過程。這一低級武士家族傳到虎次郎的祖父天爵和父親十灣，已經成為儒者。
[56]在近代，中日辦報均受西方影響，情況頗為相似。自王韜從1853年（咸豐三年）在香港刊行《遐邇貫珍》月刊以來，傳教士相繼在上海等地刊行多種月刊，繼之以報紙，如《字林西報》。鑒於西報的是非倒置，王韜決意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自行創刊《循環日報》。這是中國最早的由中國人自己經營、自己任主筆的報紙。他在報上發表的論說的精華結集為《弢園文錄外編》，1883年（光緒九年）刊行。同年，容閎也在上海創刊《彙報》。此後的梁啟超、章太炎、嚴復、汪康年的辦報，動機或有不同，但意在啟發民智則無二致。
[57]張灝《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8頁。
[58]1887年，內藤為佛教思想家和宗教活動家大內青巒居士主辦的佛教刊物《明教新誌》、《萬報一覽》、《大同新報》擔任編輯工作。1890年9月，入《三河新聞》社為記者，踏出從事新聞記者事業的第一步。自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任“政教社”發行的雜誌《日本人》（繼而更名為《亞細亞》）的編輯。1893年初再入新聞界，任《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三年，為高橋健三所倚重。1987年，入《臺灣日報》社，留臺灣八閱月。1898年返回東京，為《萬朝報》主筆。1900年，再入《大阪朝日新聞》社，擔任論說。1900-1906年，他是《大阪新聞》社成員之一。在《萬朝報》任職期間，內藤與田岡嶺雲、幸德秋水、內村鑒三、堺利彥等為同僚。
[59]屢為捉刀代筆的“操觚界的輿論導向人物”（opinion leader）有大內青巒、政教社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高橋健三等。
[60]例如《明教新誌》的大內青巒，任《秋田日報》主筆時期的犬養毅，“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高橋健三，《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陸羯南，“國民之友社”的德富蘇峰。在這些人物中，三宅雪嶺、陸羯南、德富蘇峰是明治中期的輿論界領袖。
[61]例如，民權主義史學家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民友社，1894年。若干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40頁。
[62]岡倉天心，東京美術學校校長。不耐歐化之風勁吹，辭去美校校長之職，與志同道合者創設日本美術院，大力鼓吹日本藝術的“再國民化”。由於美術院經營不善，失意而出走印度，浪跡印度期間喊出“アジアは一なり”（Asiatic unity、“亞洲一體”）的口號。岡倉天心在英國女學者Nivedita (M. E. Noble) 協助之下於1903年刊出英語本《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London: John Marray，1904；法譯本Les idéaux de l’Orient: Le réveil du Japon，traduction de Jenny Serruys，préface de Auguste Gérard，Paris: Payot，1917)，開篇第一句話是“亞洲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ある）。到了1938年，津田左右吉發表的文章的標題是《亞洲並非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はない》），顯然是針對岡倉的口號。津田意在運用批判意識和理性思維，建立獨特的日本民族形象。
[63]例如，津田左右吉 (1873-1961) 有關“中國思想與日本人的真實生活無大關係”(……支那思想が日本人の実生活にはさしたる関係が無かつた……) 的論述，見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260-265頁。茲據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11-12頁轉引。
[64]關於近代日本如何構築“東洋”概念和“東洋史”，見Stefan Tanakade專著論述: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65]增淵龍夫上引書，55頁。
[66]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一)、(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4、18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一)，《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年，7、10頁。
[67]小川環樹 《內藤湖南の學問とその生涯》，收於小川環樹責任編集《內藤湖南》，東京: 中央公論社，1971年，37頁。
[68]內藤湖南《日本上古の狀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23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上古的狀態》,《日本文化史研究》，15頁。
[69]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二),《日本文化史研究》，11頁。參看內藤湖南《唐代の文化と天平文化》，《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79-18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日本文化史研究》，61-62頁。
[70]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9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3 頁。關於內藤的文化史觀及其文化的內涵有廣義、狹義的不同，參看夏應元《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2期，3頁；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序言，p.xxii , p.285, n.8。
[71]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4 頁。
[72]內藤湖南《所謂日本の天職》(明治二七年/1894稿)，載《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133頁。
[73]《哭文芸閣》最先發表於1904年10月7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再刊於《書論》第13號，1978年秋季號，《內藤湖南全集補遺》，154頁。內藤湖南與文廷式交往的記載，散見於《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內藤致文廷式的書信見於《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參看神田喜一郎《內藤湖南先生と文廷式》,《圖書》第360號，1979年，32-37頁；劉方撰，高田時雄譯《文廷式と日本》，《月刊しにか》第2卷第13號，大修館，1991年，83-87頁。
[74]錢婉約博士已將他來中國的時間、經由城市和活動情況列為表格，見錢婉約《內藤湖南的中國行——“內藤湖南與中國”初論》，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199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此文中作來華九次；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69-71頁作來華十次，內藤1934年抱病出席偽滿洲國的日滿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是他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華之行。
[75]旅歐(1924年7月－1925年2月) 行程見內藤氏《航歐日記》，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474-506頁；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の歐洲紀行》，《湖南》第22號，2003年。
[76]貝塚茂樹《內藤史學の本質》，《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附錄《月報》5，3頁。
[77]在日本大正時期 (1912-1925)，持中日“並非他人”的同胞論的山路愛山，民本主義者吉野造作，國家主義者北一輝(1883-1937)、矢野仁一相繼刊出各自的支那論。參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38-141頁；關於內藤和山路愛山的意見分歧，見增井經夫《內藤湖南と山路愛山》，刊於竹內好、橋川文三合編《近代日本中國》，東京: 朝日新聞社，1974年。
[78]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下冊，721頁。
[79]參看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青木書店，1976年，涉及學者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事例，全書隨處可見；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第6節，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202-208頁。
[80]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第2卷第1期，1934年，155頁。
[81]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2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8頁。
[82]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序言，p.xxiv.
[83]同上序言, p.xxi，p.210.
[84]渡邊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第48卷第2號，1996年，50 [118] 頁。
[85]大谷敏夫《湖南の中國文化論と政治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73-104頁，特別是73-74頁；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 朋友書店，2002年，改編為第三部第二章《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291-228頁，請一併參看。
[86]野原四郎《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中國評論》第1卷第4號，1946年，35-42頁。參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 pp.190-192。
[87]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加賀榮治《內藤湖南》，東方書店，1987年；谷川道雄《戰後の內藤湖南批判について——增淵龍夫の場合》，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4-391頁。
[88]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立命館法學》第39.40合併號，1961年，285-327頁；又《辛亥革命と內藤湖南》，《現代中國》第37號，1962年，86-94頁；又《內藤湖南の袁世凱論》，《立命館法學》第44號，1963年，491-523頁；又《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13號，1963年，52-92頁；又《內藤史學にかんする私論》，《內藤湖南全集月報》11，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附錄》，1972年，1-5頁。
[89]池田誠《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54 頁，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195頁。
[90]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304、307頁。參看寺地遵上注引文，195頁。
[91]國民主義一語，是頗為複雜的概念。據丸山真男，國民主義包涵三種意義，即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和國家主義 (《政治學事典》1031-1035頁，《ナショナリズム》條)。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209頁，注3。
[92]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獨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24-12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的獨立》，《日本文化史研究》，146-150頁。
[93]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xxiv.
[94]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71頁，注8。
[95]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41頁。
[96]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東京: 岩波書店，1999年，305頁。“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一語的語義可能是唐代在時間軸上規範了宋代變革的大前提，宋代在空間軸上具體改變了唐代的規範。
[97]宮崎市定《前言》，《東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再刊於《アジア論考》上卷，朝日新聞社，1976年；又刊於《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50年，1992年；《東洋的近世》的漢譯文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53-241頁。很遺憾，漢譯本缺了原作的這一《前言》。
[98]礪波護、間野英二《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学の百年》，235頁。
[99]福原啟郎《內藤湖南の中世貴族成立の論理——“支那中古の文化”の分析を通して》，《內藤湖南の世界》，277-304頁。
[100]周一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序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6頁。
[101]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溫、菊池英夫、佐竹靖彥合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7年。
[102]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的領域》，《東光》第2號，1947年；《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32頁。二次世界大戰後，京都弘文堂為消除帶有蔑稱意味的字眼“支那”，將它一直為京都大學支那學社刊行的同仁刊物《支那學》改名為《東光》。
[103]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52-53.
[104]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維の挫折》，東京：築摩書房，1949年。參看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40。
[105]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宋元專號），1991年，197頁。
[106]濱口重國《中國史上古代社會問題札記》，《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91-92頁。
[107]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弁言》，v-vi頁。
[108]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東京大學出版會，1961年。
[109]谷川道雄撰、高明士譯《中國史時代區分問題——由現在的情況來省察》，初刊《大陸雜誌》第73卷5期，1986年；再收於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修訂四版，1996年，117-138頁。請一併參看高明士此書的第一篇《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新進展》，19-116頁。宮澤知之撰、游彪摘譯《唐宋社會變革論》，譯自谷川道雄編《戰後日本の中國史論爭》第五章，刊於《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
[110]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 同朋社，1990年,《序論》，10頁。
[111]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52-53.
[112]中村哲編《奴隸制•農奴制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の再構成——國家と農民》，文理閣，1983年；足立啟二《封建制と中國の專制國家》，《歷史評論》第464號，1988年，89-93頁；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專制國家と社會統合——中國史像の再構成II》，文理閣，1990年；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專制國家と社會經濟》，東京: 青木書店，1993年；中村哲《中國前近代史理論の再構成》，收於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專制國家と社會經濟》，15-50頁；中村哲編《東アジア資本主義の形成》，東京: 青木書店，1994年。參看該書53頁。
[113]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3.
[114]丸橋充拓《“唐宋變革”史の近況から》，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1號，2001年，149-169頁。
[115]足立啟二《專制國家史論——中國史から世界史へ》，東京: 柏書房，1998年。
[11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廣島：溪水社，1988年；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191-210頁。
[117]大谷敏夫《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先刊《他文化を受容するアジア》，和泉书院，2000年；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編為第三部第一章，特別請參看185-188頁有關1990年代和最近中國對內藤的研究部分。
[118]真鍋俊一《內藤湖南先生との出會い——政治と文化の接點として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問題を中心に》，《湖南》第17號，1997年。
[119]谷川道雄《序說》，《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5-34頁。
[120]James T. C. Liu and Peter J. 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Lexington，Mass.: D. C. Heath and Co.，1969，pp.4-8.
[121]E. A.Kracke Jr.,“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August 1955，pp.479-488.
[122]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365-442.
[123]Mark Elvin (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pe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13-199; Robert M. Hartwell,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6 A.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2, pp.153-162.
[124]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1-28.施堅雅研究中國帝制晚期 (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 地域社會，並用研究的成果回顧唐宋變革時期，即運用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形態產生的理論上溯考察宋代。他認為，由於前近代中國區域興衰周期的作用，從唐代到清代，人口劇增，可是政府結構和人員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帶來政府機能衰落和控制力的下降。參看施堅雅“美國亞洲學會”主席就職演說“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4.2, 1985, pp.271-292。參看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45-46。
[125]Robert M. Hartwell上引文，404頁。
[126]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北京: 三聯書店，2004年，8-9、15頁。
[127]Robert P.Hyme
[2]John Lee《有關唐宋變革的近年英語著作：議題和趨向》(Recent Studies in English on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Issues and Trends), 《國際中國學研究》第2輯, 漢城: 韓國中國學會, 1999年12月,“新世界”一語見於此文第365頁。引自Jacques Gernet, 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nd edition, translated by J. R. 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 pp.300-329.
[3]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 August 1955,pp.538-539。此文摘要收於James T. C. Liu（劉子健）和Peter J. Golas 合編的Change in Sung China,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and Co., 1969, pp.4-8。
[4]吉川幸次郎著、Burton Watson譯《宋詩概說》(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吉川依據內藤時代觀，論述宋詩時代背景及其與魏晉南北朝唐詩之不同。並請參看宮崎市定從景氣變動史觀所做的書評《吉川幸次郎著〈宋詩概說〉》，《東洋史研究》第22卷第1號，1963年。
[5]Tanigawa Michio,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Periodiz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21, 1987, pp.150-168.
[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序章》，廣島：溪水社，1988年。參見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序論》，京都: 同朋舍，1990年，18頁。對寺地遵的這一意見，小林義廣略有不同的意見。如果僅就《概觀的唐宋時代觀》、《支那近世史》第一章而言，寺地氏這一對唐宋間的變革模式化的批評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可謂允當，但是，取閱《支那近世史》第二章以下，對於中國社會從唐末到宋元經歷了怎樣的變化，內藤還是做了很認真的追溯的。也就是說，正像寺地氏不得不說的那樣，以模式化方式處理唐宋間的變化，更大的責任似應歸於二戰以後的唐宋變革論。見小林義廣《內藤湖南の中國近世論と人物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名古屋: 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01年，313頁。
[7]包弼德撰、劉寧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1卷第3期，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0年，86頁。
[8]瞭解唐宋之間的差異，何者是同質的因襲和延續，何者為異質的突破或斷裂，需要微觀的考察和宏觀的評估。人們趨近一致的意見是，在唐宋之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民間信仰乃至對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確實呈現了許多變化。在這些歷史呈現中，在經濟方面，諸如租稅方面兩稅法的改革、農作技術的明顯改進、農業的進一步發達、水稻及茶等商品化作物的增長、燒瓷冶鐵等行業的長足進步，商業的繁榮取代律令制下的官市和關津貿易、貨幣流通的取代錢帛兼行、集市網絡支撐的城鎮的增多、大如華南小如蘇州撫州等大小社會經濟區域的形成、人口的激增、北方與南方在經濟重要性上的易位；在社會方面，四民社會層級的結構性鬆動、士大夫的場域流動及代際沉浮、地域社會和不同類型的精英的形成、多樣化的家族的出現、戶等的變化、官私賤民的人身依附關係的蛻變、鄉村制度和村落秩序的形成；在政治方面，世家貴族權勢的失墜、君主獨裁制的興起、君權相權互動之下的君主專制化、律令制的瓦解、中央集權與地方勢力的消長、士大夫的文化主體意識和政治主體意識的形成、科舉官僚體制的壯大、黨爭等政治文化的變貌、職役法和胥吏制的出現；在文化方面，由於科舉制度和朝廷右文政策導致的學術昌明和門類多樣、從注重注疏到注重修身養性導致新儒學的形成、文學與藝術新體裁的出現、城市發展促成藝術趣味的轉變和庶民文娛活動的繁榮、應用科學和實用技術的顯著進步、印刷術的促進教育普及、羅盤的促進航海發展；凡此種種，有些雖有地域差別，但是，在時間上，莫不或前或後參差發軔於唐宋之際。或者說，宋代上述領域出現的新事物、新氣象，大多可以從唐代中期覓得端緒，驗得萌蘖。不僅這樣，在這些變化之中，有一些看來已經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後原來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傳統之內的變化（change in tradition），而應該是結構性範疇的變革。在這一點上，學者所持史觀（persuasions）或有不同，在局部問題上的估計或有出入，乃至於大有出入（例如對南宋以後江南農業發達程度的估計），但總體上看法趨近一致，至少在宋代中國既有更新（renovation）又有創新（innovation）這一點上取得了共識。可以說，在今天，唐宋變革說已被視為符合歷史實際的綜合判斷而為學界所接受。質言之，如果不涉及宋代是中國的中世還是近世這一時代性格的判斷問題，而單就唐宋之際曾經發生重大變革這一點立論，似乎只有個別學者持審慎態度,而沒有哪位學者提出異議或相反意見。
[9]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同朋舍，1990年；大澤正昭《唐宋變革期農業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6年。這是相繼將“唐宋變革”直接納入標題的專著。在美國，有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2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此書為1997年6月5-11日以美國歷史學家為主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召開的中國史之宋元明變遷國際研討會部分論文合集。此外，1993年 2月13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就發起召開了“宋明變革”討論會。
[10]谷井俊仁立足於分析內藤湖南和宮崎市定的論著，從考察交通的發展著眼，提出《明清近世論》。岸本美緒氏從世界史的共時性、明末清初讀書人的歷史觀等角度著眼，使用“近世”一語指稱明末清初以後的時期。參看岸本美緒《風俗と時代觀》，《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55 [123]頁，同作者《時代區分論》五《明清知識人の時代觀》，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世界史へのアプロ─チ》，東京: 岩波書店，1998年，31-34頁。在日本研究明清時代史和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中，近年顯示出按照“傳統―近代”兩個長時段進行研究社會史和重視明清時期變革的顯著傾向，見渡辺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48.2，1996年2月號，47 [115]頁。
[11]佐竹靖彥等合編《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6年，及佐竹靖彥為此書寫的《總說》，3-42頁。參見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4。
[12]關於宋代以後中國社會又陷於停滯的看法，見佐伯有一《日本の明清時代における研究商品生產評價をめぐって——その學說史的展望》，鈴木俊、西嶋定生合編《中國史の時代區分》，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57年，257-258頁。參見Joshua A. Fogel (傅佛果),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4。西方很多學者, 如Arthur Wright（芮沃壽）、Endymion Wilkinson、Marius Jansen也有這樣的看法，見Fogel書，p.321, n.54。
[13]關於內藤湖南對中國史學的貢獻，筆者的同窗師兄夏應元先生已有簡明扼要的歸納，請閱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編者前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2-5頁。更詳盡的介紹見錢婉約博士《內藤湖南研究》，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
[14]1907年10月，內藤湖南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根據松浦嘉三郎所作的《內藤先生京都大學講義目錄》，翌年(1908) 開設的課程是東洋史概論和清朝史。根據當時人們的回憶，內藤當時講授的東洋史概論是中國上古史。1909年昇任教授，多次講授中國上古史、中國近世史等課。在學生記錄的講義中，在內藤湖南的不同時期的著作中，有關唐宋變革和宋代為近世的論述有詳略的不同。這表明，內藤的唐宋史觀有一個發展過程。 根據內藤的長子內藤乾吉的考證，內藤的唐宋變革和宋代近世說最早形諸文字是在1909年，見於內藤1909年講授中國近世史的講義的緒言:“近世史應從什麽時代開始，當說是宋代以後。”（《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後記》,527頁）。1909年學生聽課筆記的緒言部分全文，現收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內藤乾吉《後記》，527-530頁；參看吉川幸次郎編《東洋學の創始者たち》一書中《內藤湖南》章的內藤乾吉的有關發言,東京: 講談社，1976年，104-105頁。 1914年，內藤湖南在《支那論》一書的第一講《君主制乎？共和制乎？》的第一段落《支那の近世は何時に始まるか》，論證了宋代為中國近世，見《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8-309頁。其後，在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內藤對中國史做了全面分期。1921年，小島祐馬和內藤乾吉根據幾位聽講的學生的筆記，整理成為《中國上古史》，《緒言》中有中國史的時代區分。今天刊行在《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中的《中國近世史》，乃依據內藤湖南1925年的講課筆記整理而成。
[15]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9卷第5號 (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年5月，1-12頁；再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中之《東洋文化史研究》，1969年，111-119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於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0-18頁。 《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和學生記錄的1920學年度《中國近世史》講義的第一章《緒論•近世史的意義》，如今都有了漢譯。前者即上述黃約瑟譯文；後者見《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323-334頁。比較兩者，可以看到兩文之間只是在文句表達上略有出入。至於作者為什麽單獨抽出他的講義《中國近世史》的《緒論》，換上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這樣一個有些奇怪的題目單獨刊出，看來是考慮《歷史與地理》雜誌該期為《唐宋時代研究[專]號》的緣故。
[16]“四庫全書の化物”是狩野直喜對內藤湖南學問淵博的評價，見狩野直喜追悼文《懷念內藤君》(《内藤君を偲んで》)，《支那學》第7卷第3號，1934年。轉引自高木智見《內藤湖南の歷史認識とその背景》，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頁。
[17]《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18]內藤的唐宋時代觀的扼要的歸納，如上文所述, 見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p.538-539；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p.195-199；池田溫編《世界歷史大系•中國史》2《三國～唐》，東京：山川出版社，1996年，《補說》36《唐宋變革期》，513-515頁；並請參閱池田溫編同書413－414頁《隋•唐代前期文化概觀》一節中有關時代分期的論述；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69－72頁。
[19]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20]Miyakawa Hisayuki上引1955年論文。礪波護《今なぜ內藤湖南か》，內藤湖南先生顯彰會編《湖南》第17號，1997年；再收於《京洛の學風》，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188頁。
[21]陳寅恪《論韓愈》，原刊《歷史研究》1954年第2期，再收於《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96頁。在中國，也是陳寅恪首先表彰了內藤的學問，參看池田溫《陳寅恪先生和日本》，《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125頁。
[22]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学の成立》,《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東京: 吉川弘文館,1988年，373-375頁，《明治維新史學研究的發展系統圖》,對我們今天瞭解當時的發達概況十分有用。
[23]《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111頁；黃約瑟譯《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0頁。
[24]《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18頁。
[25]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12 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6頁。
[26]內藤的“坤輿文明論”，很可能是受到西村天囚的影響。詳見小野泰《內藤湖南同時代——日本天職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30-132頁。附帶一提，王國維曾為西村天囚的日譯《琵琶記》寫過序，從王國維所寫的序看，王國維並不大瞭解西村的宋學等學問底細。
[27]鄭樵在《通志•總序》中揭出的“會通之旨”，備受內藤推崇，認為“單單以天子為中心，編纂歷代記錄，只不過是史料的整理，並非真正歷史。《漢書》以下的正史大體上都不脫史料之整理。鄭樵以‘通史’乃歷史本義，誠為卓見。”見內藤湖南《支那史學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228頁。內藤贊同康有為的意見，認為“司馬遷之後，惟有鄭樵懂得歷史真諦”。同上，232頁。
[28]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11頁；《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4-5頁。
[29]《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上冊，5頁。
[30]內藤湖南《支那論》,《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頁。
[31]增淵龍夫認為此處“有力的歷史學家”指的是原勝郎。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II）——内藤湖南の場合》,《思想》468，1963年，873頁；收於增淵氏《歷史家の同時代史的考察について》，東京: 岩波書店，1983年；此處引文版本據增淵氏《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東京：《リキエスタ》の會，2001年，81-82頁。參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p.169；葭森健介《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255-259頁。
[32]朝尾直弘《日本とはなにか》，此文是朝尾直弘編《日本の近世》第1卷《世界史のなかの近世》(東京: 中央公論社，1991年) 的第1章，21-24頁；參看葭森健介上引文《內藤湖南と京都文化史學》，255-259頁；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38。
[33]參看上注引葭森健介文，259頁。
[34]日本史上的應仁之亂發生在1467(應仁元年)－1477(文明九年)。室町幕府末期，兩派守護大名因為各自支持將軍的不同後嗣而兵戎相見，此後十一年間，戰亂相尋。戰事集中於爭奪京都，京都幾乎全毀於兵燹。從此，莊園制度瓦解，地方武士勢力坐大，新起的大名互相殺伐，開啟日本史上直到1568年長達百年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應仁之亂期間，公卿大夫 (公家) 避難於地方，導致文化向地方的普及。內藤認為，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上的根本轉折。
[35]Peter Duus, “Whig History, Japanese Style: The Min’yūsha Historians and the Meiiji Restor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3.3 ( May 1974), pp.415-436.
[36]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0-13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6-167頁。
[37]神田喜一郎說: “對於中國人寫的中國古代史，內藤先生高度評價夏曾佑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我在京都大學念書的時候，也別無此類書，先生因為推崇夏氏的識見，總是勸勉我們一讀。”見神田喜一郎《“內藤先生とシナ古代史の研究”三題》，《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7-8頁；再收入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 築摩書房，1983年，98頁。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87-88、99頁。 清末民初，梁啟超的新史學的發足和歷史觀的轉換來源於浮田和民等人的影響，對於這一點，現在人們已有清楚的認識。西方的歷史分期法，同樣也是通過日本歷史教本而影響中國的。夏曾佑編寫《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三冊，1904年商務印書館刊，即1933年商務印書館更名再版的夏著《中國上古史》)、劉師培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冊，國學保存會光緒末年刊) 都參照了那珂通世、重野安繹等人著作，請參閱周予同《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第六節，見《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30-537頁。由於梁啟超、夏曾佑有關撰述的問世，中國史書的面貌為之一變，新體裁的中國通史首先分為古代、中世、近世等若干期，再分章分節來寫作。夏曾佑書沒有寫到唐朝以後，也就沒有涉及唐宋轉折問題。 當時，日本出版了大批東洋史和中國史的教本。東洋史這一名稱及其理念是內藤的同鄉也是他的先輩那珂通世創始的。在引入中國的諸多教本中，那珂通世的五卷本《支那通史》(1888-1890) 和桑原騭藏受W. Swinton, 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影響而編寫的《中等教育東洋史》(1898年) 影響甚大，兩書均經羅振玉在上海主辦的東文學社印行。那珂書的刊行，引起了中國學界一定的震動。羅振玉在1899年介紹該書時慨歎說，我國歷史不出於國人之手，而有賴於他國之人，誠可恥也。羅氏此語為三宅米吉《文學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所轉引，見故那珂通世博士功績紀念會刊《那珂通世遺書》，大日本圖書，1915年，27頁，此處轉引自 Joshua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7；p.286, n.14。羅氏的這一感慨早於陳寅恪《北大學院己巳[1929]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同樣感慨“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三十年。 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出版後，經桑原原來在東大的同學、時任教於東文學社的藤田豐八的推薦，很快就有了東文學社學生樊炳卿的漢譯本。樊炳卿在東文學社的同窗王國維奉藤田老師之命為漢譯本撰寫了序文，王國維此序見陳鴻祥先生撰《王國維年譜》附錄二所收佚文，濟南:齊魯書社，1991年12月，356-357頁。桑原的《中等教育東洋史》漢譯本更名《東洋史要》(後改名《支那史要》)，由羅振玉題簽，於翌年(1899年) 出版。 爾後到1906年，不出8年，桑原此書又有了3個漢譯本，見周予同上引文，568頁,第39注。當時，這一現象並不稀奇，日文新書一出，往往即時就有幾個漢譯本湧現。正如梁啟超所說，1898年戊戌政變後，繼以1900年庚子拳亂，清室日衰，國難孔亟。“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日本近在鄰境，赴者尤眾。壬寅癸卯 (1903-1904) 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的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輒數家。新思想的輸入，如火如荼矣。”(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29節)。桑原書對中國史學的時代分期很有影響。據傅斯年1918年的見證，中國“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近年出版歷史教科書，概譯桑原氏為准，未見有變其綱者”。傅斯年《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傅斯年全集》第3冊，臺北: 聯經，1980年；雷頤點校傅斯年史學文輯《史學方法導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53、54頁。傅氏所寫《中國歷史分期之研究》，就是專門與桑原的分期法商榷的。
[38]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200.
[39]丹羽正義《內藤先生》，《內藤湖南全集月報》4，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11卷《附錄》，1969年，1- 4頁。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 為德國新康德學派的西南學派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 的接班人。
[40]有關明治初期日本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盛況，請參看大久保利謙《日本近代史學之成立》第九章《明治初期的歷史教科書和明治維新》，《大久保利謙歷史著作集》第7卷，274-290頁。
[41]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愛知大學文學論叢》IX，1954年，99頁，106頁注6；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p.536。內藤為這部與弟子共同編寫的《新制中等東洋史》（京都：永澤金港堂刊，1931年）執筆寫了《緒言》，其中列舉三點: 一，“歷史教育不在使[年少讀者]單單記憶各個時代發生的一個一個的連續事件，而在使之如實認識由於多數民族的綜合所形成的人類生命的經歷”，俾年少讀者一讀本書而領會歷史要諦。二，四十年來東洋史學進步顯著，“本書至少是建立在東洋史最新研究基礎之上，就這一點而言，自信經過了認真的準備”。三，“本書初稿由先前隨我講筵聽課、領會東洋史精神最為完整的現姬路高等學校教授丹羽正義君執筆，繼由我與丹羽君再三討論，增刪潤色而成”。此《新制中等東洋史•緒言》全文見《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320頁。後丹羽正義赴歐遊學，內藤親筆擬函，將丹羽推薦給伯希和與馬伯樂。兩函見《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266頁。函中盛讚丹羽的學識，稱道丹羽精究遷固以下直至章學誠的史學義法，對泰西學者之說持故成理。
[42]內藤戊申《東洋史の時代區分——學說史の展望》，106頁。
[43]丹羽正義《歷史學概論》，1923年， 227-232頁。此據內藤戊申上引文99頁轉引。
[44]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45]內藤湖南《日本美術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3卷，394頁。
[46]“波のうねりの如く間歇的に來り”。內藤湖南《支那上古史》，《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1頁。夏應元譯《中國史通論》上冊，5頁。
[47]朱熹《孟子集注》卷七《盡心》章下。
[48]內藤湖南《支那論》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306頁。
[49]內藤湖南《倫理の学》，《內藤湖南全集》第1卷，297-298頁。
[50]內藤湖南《魏晉南北朝通史序》，《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109頁。
[51]內藤湖南《支那改革說の二時期》，《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232頁。
[52]關於中國史上貴族政治之走向君主專制的論證，詳見內藤湖南《支那論》第一講《君主制乎? 共和制乎?》，《內藤湖南全集》第8卷，308-325頁；關於中國史上與齊民百姓直接相關的各種勢力如父老、鄉官、鄉紳的簡述，見同書，325-329頁。
[53]1883-1885年，內藤18-20歲，就讀故鄉秋田師範學校兩年。師範生畢業後有在小學服務兩年的義務，內藤曾任北秋田郡綴子村小學首席訓導（相當於小學校長）兩年。在任首席訓導期間，內藤於史籍之外讀過佛經。在此期間，他還幾次讀過讓•雅格•盧梭的《民約論》日譯本。參看溝上瑛《內藤湖南》，江上波夫編《東洋學の系譜》，東京: 大修館，1992年，57頁。
[54]1907年10月16日，內藤湖南正式就任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東洋史講座講師，擔任東洋史學講座，時年42歲。由於當時講究學院資格，而他是一位並無高等學歷可陳的人物，他在受聘京大教職上頗經歷了一番周折。幸而學術實力、名望具在，並靠大學文科長狩野亨吉的保薦和折衝，他終於得到京大聘任。內藤就職京大兩年後，1909年9月昇任京大文科大學教授，時年44歲。一年後，經大學總長推薦，獲得文學博士。1926年 4月，任帝國學士院會員。1926年，內藤依例自京大退休，但任課到1930年。
[55]內藤湖南口述、次子耕次郎筆受《我が少年時代の回顧》，《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699-714頁。虎次郎得名的由來，一是生於寅年；二是父親內藤十灣景仰“安政大獄”的遇害志士吉田松陰（1830—1859），松陰通稱寅次郎（虎次郎和寅次郎在日語中讀法沒有區別，都是torajirō），十灣屬望於自己的兒子異日有所作為，也一如往年的吉田松陰。內藤湖南本人也寫道：“生平吾仰慕吉田松陰之為人，寓居之坐間，懸以松陰的書字。”（《梁啟超が政變論を讀む》，《全集》第2卷，538頁）。內藤湖南字炳卿，取義如下：《易•革》九五爻：“大人虎變，未佔有孚，其文炳也。”孔穎達疏：“‘其文炳’者，意取文章炳著也。”他的號作湖南，以其出生地毛馬內位於十和田湖之南的緣故。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收於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68頁。在德川時代，內藤家是世代仕於舊南部(Nambu)藩的重臣毛馬內館主櫻庭家的低級武士。江戶時代的武士正在經歷著蛻變過程。這一低級武士家族傳到虎次郎的祖父天爵和父親十灣，已經成為儒者。
[56]在近代，中日辦報均受西方影響，情況頗為相似。自王韜從1853年（咸豐三年）在香港刊行《遐邇貫珍》月刊以來，傳教士相繼在上海等地刊行多種月刊，繼之以報紙，如《字林西報》。鑒於西報的是非倒置，王韜決意於1874年（同治十三年）自行創刊《循環日報》。這是中國最早的由中國人自己經營、自己任主筆的報紙。他在報上發表的論說的精華結集為《弢園文錄外編》，1883年（光緒九年）刊行。同年，容閎也在上海創刊《彙報》。此後的梁啟超、章太炎、嚴復、汪康年的辦報，動機或有不同，但意在啟發民智則無二致。
[57]張灝《思想的轉變和改革運動》，《張灝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128頁。
[58]1887年，內藤為佛教思想家和宗教活動家大內青巒居士主辦的佛教刊物《明教新誌》、《萬報一覽》、《大同新報》擔任編輯工作。1890年9月，入《三河新聞》社為記者，踏出從事新聞記者事業的第一步。自1890年12月到1893年1月，任“政教社”發行的雜誌《日本人》（繼而更名為《亞細亞》）的編輯。1893年初再入新聞界，任《大阪朝日新聞》社記者三年，為高橋健三所倚重。1987年，入《臺灣日報》社，留臺灣八閱月。1898年返回東京，為《萬朝報》主筆。1900年，再入《大阪朝日新聞》社，擔任論說。1900-1906年，他是《大阪新聞》社成員之一。在《萬朝報》任職期間，內藤與田岡嶺雲、幸德秋水、內村鑒三、堺利彥等為同僚。
[59]屢為捉刀代筆的“操觚界的輿論導向人物”（opinion leader）有大內青巒、政教社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高橋健三等。
[60]例如《明教新誌》的大內青巒，任《秋田日報》主筆時期的犬養毅，“政教社”的三宅雪嶺、志賀重昂、杉浦重剛、高橋健三，《日本》、《大阪朝日新聞》的陸羯南，“國民之友社”的德富蘇峰。在這些人物中，三宅雪嶺、陸羯南、德富蘇峰是明治中期的輿論界領袖。
[61]例如，民權主義史學家竹越與三郎的《支那論》，民友社，1894年。若干書名為《支那論》的著述，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40頁。
[62]岡倉天心，東京美術學校校長。不耐歐化之風勁吹，辭去美校校長之職，與志同道合者創設日本美術院，大力鼓吹日本藝術的“再國民化”。由於美術院經營不善，失意而出走印度，浪跡印度期間喊出“アジアは一なり”（Asiatic unity、“亞洲一體”）的口號。岡倉天心在英國女學者Nivedita (M. E. Noble) 協助之下於1903年刊出英語本《東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London: John Marray，1904；法譯本Les idéaux de l’Orient: Le réveil du Japon，traduction de Jenny Serruys，préface de Auguste Gérard，Paris: Payot，1917)，開篇第一句話是“亞洲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ある）。到了1938年，津田左右吉發表的文章的標題是《亞洲並非一體》（《アジアは一つではない》），顯然是針對岡倉的口號。津田意在運用批判意識和理性思維，建立獨特的日本民族形象。
[63]例如，津田左右吉 (1873-1961) 有關“中國思想與日本人的真實生活無大關係”(……支那思想が日本人の実生活にはさしたる関係が無かつた……) 的論述，見津田左右吉《支那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卷，260-265頁。茲據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11-12頁轉引。
[64]關於近代日本如何構築“東洋”概念和“東洋史”，見Stefan Tanakade專著論述: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65]增淵龍夫上引書，55頁。
[66]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一)、(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4、18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一)，《日本文化史研究》，北京: 商務印書館，1997年，7、10頁。
[67]小川環樹 《內藤湖南の學問とその生涯》，收於小川環樹責任編集《內藤湖南》，東京: 中央公論社，1971年，37頁。
[68]內藤湖南《日本上古の狀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23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上古的狀態》,《日本文化史研究》，15頁。
[69]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とは何ぞや》(其の二)，《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何謂日本文化》(二),《日本文化史研究》，11頁。參看內藤湖南《唐代の文化と天平文化》，《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79-181頁；儲元熹、卞鐵堅譯《唐代文化和天平文化》，《日本文化史研究》，61-62頁。
[70]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9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3 頁。關於內藤的文化史觀及其文化的內涵有廣義、狹義的不同，參看夏應元《內藤湖南的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81年第2期，3頁；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序言，p.xxii , p.285, n.8。
[71]內藤湖南《中國上古史》緒言，《內藤湖南全集》第10卷，10頁；夏應元譯，內藤湖南《中國史通論》上冊，4 頁。
[72]內藤湖南《所謂日本の天職》(明治二七年/1894稿)，載《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133頁。
[73]《哭文芸閣》最先發表於1904年10月7日的《大阪朝日新聞》，再刊於《書論》第13號，1978年秋季號，《內藤湖南全集補遺》，154頁。內藤湖南與文廷式交往的記載，散見於《燕山楚水》，《內藤湖南全集》第2卷；內藤致文廷式的書信見於《內藤湖南全集》第14卷。參看神田喜一郎《內藤湖南先生と文廷式》,《圖書》第360號，1979年，32-37頁；劉方撰，高田時雄譯《文廷式と日本》，《月刊しにか》第2卷第13號，大修館，1991年，83-87頁。
[74]錢婉約博士已將他來中國的時間、經由城市和活動情況列為表格，見錢婉約《內藤湖南的中國行——“內藤湖南與中國”初論》，馮天瑜主編《人文論叢》1998年卷，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此文中作來華九次；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69-71頁作來華十次，內藤1934年抱病出席偽滿洲國的日滿文化協會成立大會，是他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訪華之行。
[75]旅歐(1924年7月－1925年2月) 行程見內藤氏《航歐日記》，收於《內藤湖南全集》第6卷，474-506頁；參看礪波護《內藤湖南の歐洲紀行》，《湖南》第22號，2003年。
[76]貝塚茂樹《內藤史學の本質》，《內藤湖南全集》第7卷附錄《月報》5，3頁。
[77]在日本大正時期 (1912-1925)，持中日“並非他人”的同胞論的山路愛山，民本主義者吉野造作，國家主義者北一輝(1883-1937)、矢野仁一相繼刊出各自的支那論。參看山田伸吾《內藤湖南と辛亥革命——もう一つの“近代”》，《內藤湖南の世界》，138-141頁；關於內藤和山路愛山的意見分歧，見增井經夫《內藤湖南と山路愛山》，刊於竹內好、橋川文三合編《近代日本中國》，東京: 朝日新聞社，1974年。
[78]內藤湖南著、錢婉約譯《清朝衰亡論》，內藤湖南著、夏應元選編並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下冊，721頁。
[79]參看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青木書店，1976年，涉及學者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事例，全書隨處可見；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第6節，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202-208頁。
[80]周一良《日本內藤湖南先生在中國史學上之貢獻》,《史學年報》第2卷第1期，1934年，155頁。
[81]內藤湖南《應仁の亂に就いて》,《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32頁；儲元熹、卞鐵堅譯《談談應仁之亂》,《日本文化史研究》，168頁。
[82]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序言，p.xxiv.
[83]同上序言, p.xxi，p.210.
[84]渡邊信一郎《時代區分論の可能性——唐宋变革期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第48卷第2號，1996年，50 [118] 頁。
[85]大谷敏夫《湖南の中國文化論と政治論》，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73-104頁，特別是73-74頁；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 朋友書店，2002年，改編為第三部第二章《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291-228頁，請一併參看。
[86]野原四郎《內藤湖南支那論批判》，《中國評論》第1卷第4號，1946年，35-42頁。參看J. A. Fogel，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 ), pp.190-192。
[87]增淵龍夫《日本の近代史学史における中國と日本——津田左右吉と内藤湖南》。加賀榮治《內藤湖南》，東方書店，1987年；谷川道雄《戰後の內藤湖南批判について——增淵龍夫の場合》，内藤湖南研究会編《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364-391頁。
[88]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立命館法學》第39.40合併號，1961年，285-327頁；又《辛亥革命と內藤湖南》，《現代中國》第37號，1962年，86-94頁；又《內藤湖南の袁世凱論》，《立命館法學》第44號，1963年，491-523頁；又《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立命館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第13號，1963年，52-92頁；又《內藤史學にかんする私論》，《內藤湖南全集月報》11，東京: 築摩書房，《內藤湖南全集》第5卷《附錄》，1972年，1-5頁。
[89]池田誠《內藤湖南の國民的使命觀について——日本ナショナリズムの一典型》，54 頁，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1991年，195頁。
[90]池田誠《內藤湖南の辛亥革命論》，304、307頁。參看寺地遵上注引文，195頁。
[91]國民主義一語，是頗為複雜的概念。據丸山真男，國民主義包涵三種意義，即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和國家主義 (《政治學事典》1031-1035頁，《ナショナリズム》條)。轉引自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209頁，注3。
[92]內藤湖南《日本文化の獨立》，《內藤湖南全集》第9卷，124-129頁；儲元熹、卞鐵堅譯《日本文化的獨立》，《日本文化史研究》，146-150頁。
[93]J. A. Fogel, Politics and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ō Konan (1866-1934)，p.xxiv.
[94]包弼德撰、劉寕譯《唐宋轉型的反思——以思想的變化為主》，71頁，注8。
[95]前田直典《古代東亞的終結》，《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41頁。
[96]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東京: 岩波書店，1999年，305頁。“考察這一時代的坐標軸”一語的語義可能是唐代在時間軸上規範了宋代變革的大前提，宋代在空間軸上具體改變了唐代的規範。
[97]宮崎市定《前言》，《東洋的近世》，教育タイムス社，1950年；再刊於《アジア論考》上卷，朝日新聞社，1976年；又刊於《宮崎市定全集》第2卷，岩波書店，1950年，1992年；《東洋的近世》的漢譯文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53-241頁。很遺憾，漢譯本缺了原作的這一《前言》。
[98]礪波護、間野英二《宮崎市定》，《京大東洋学の百年》，235頁。
[99]福原啟郎《內藤湖南の中世貴族成立の論理——“支那中古の文化”の分析を通して》，《內藤湖南の世界》，277-304頁。
[100]周一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序言》，《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6頁。
[101]谷川道雄、堀敏一、池田溫、菊池英夫、佐竹靖彥合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7年。
[102]宇都宮清吉《東洋中世史的領域》，《東光》第2號，1947年；《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132頁。二次世界大戰後，京都弘文堂為消除帶有蔑稱意味的字眼“支那”，將它一直為京都大學支那學社刊行的同仁刊物《支那學》改名為《東光》。
[103]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52-53.
[104]島田虔次《中國における近代思維の挫折》，東京：築摩書房，1949年。參看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40。
[105]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號（宋元專號），1991年，197頁。
[106]濱口重國《中國史上古代社會問題札記》，《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1卷《通論》，91-92頁。
[107]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學•弁言》，v-vi頁。
[108]西嶋定生《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と構造》，東京大學出版會，1961年。
[109]谷川道雄撰、高明士譯《中國史時代區分問題——由現在的情況來省察》，初刊《大陸雜誌》第73卷5期，1986年；再收於高明士《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明文書局，修訂四版，1996年，117-138頁。請一併參看高明士此書的第一篇《日本對中國史研究的新進展》，19-116頁。宮澤知之撰、游彪摘譯《唐宋社會變革論》，譯自谷川道雄編《戰後日本の中國史論爭》第五章，刊於《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6期。
[110]佐竹靖彥《唐宋變革の地域的研究》，京都: 同朋社，1990年,《序論》，10頁。
[111]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52-53.
[112]中村哲編《奴隸制•農奴制理論》，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年；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史像の再構成——國家と農民》，文理閣，1983年；足立啟二《封建制と中國の專制國家》，《歷史評論》第464號，1988年，89-93頁；中國史研究會編《中國專制國家と社會統合——中國史像の再構成II》，文理閣，1990年；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專制國家と社會經濟》，東京: 青木書店，1993年；中村哲《中國前近代史理論の再構成》，收於中村哲編《東アジア專制國家と社會經濟》，15-50頁；中村哲編《東アジア資本主義の形成》，東京: 青木書店，1994年。參看該書53頁。
[113]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53.
[114]丸橋充拓《“唐宋變革”史の近況から》，中國史學會編集《中國史學》第11號，2001年，149-169頁。
[115]足立啟二《專制國家史論——中國史から世界史へ》，東京: 柏書房，1998年。
[116]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廣島：溪水社，1988年；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調》，191-210頁。
[117]大谷敏夫《内藤史学における中國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先刊《他文化を受容するアジア》，和泉书院，2000年；再收於氏著《清代の政治と文化》，京都：朋友书店，2002年，編為第三部第一章，特別請參看185-188頁有關1990年代和最近中國對內藤的研究部分。
[118]真鍋俊一《內藤湖南先生との出會い——政治と文化の接點としてのナショナリズム問題を中心に》，《湖南》第17號，1997年。
[119]谷川道雄《序說》，《内藤湖南の世界——アジア再生の思想》，15-34頁。
[120]James T. C. Liu and Peter J. 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Lexington，Mass.: D. C. Heath and Co.，1969，pp.4-8.
[121]E. A.Kracke Jr.,“Sung Society: Change within Tradi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XIV.4，August 1955，pp.479-488.
[122]Robert M.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365-442.
[123]Mark Elvin (伊懋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pe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13-199; Robert M. Hartwell, “A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Iron and Coal Industries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6 A.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1962, pp.153-162.
[124]G. William Skinner,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1-28.施堅雅研究中國帝制晚期 (the late imperial era/period) 地域社會，並用研究的成果回顧唐宋變革時期，即運用研究近代中國社會形態產生的理論上溯考察宋代。他認為，由於前近代中國區域興衰周期的作用，從唐代到清代，人口劇增，可是政府結構和人員卻沒有相應的增加，帶來政府機能衰落和控制力的下降。參看施堅雅“美國亞洲學會”主席就職演說“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44.2, 1985, pp.271-292。參看R.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P. J. Smith and R.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45-46。
[125]Robert M. Hartwell上引文，404頁。
[126]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冊，北京: 三聯書店，2004年，8-9、15頁。
[127]Robert P.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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