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為近代意義上的一門學科,“中國史學史”已經走過近一個世紀的歷程。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本文梳理了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過程中,從事該學科研究的重要學者之間的師承關係,涉及到梁啓超、朱希祖、李大釗、何炳松、柳詒徵、蒙文通、朱謙之、金毓黻、劉節、白壽彝等眾多著名學者,對比了中國史學史學科前後兩個階段的共同點、不同點,並指出其中的聯繫。
關鍵詞：梁啓超;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術系譜
中國史學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史學史”之因素很早就產生了,而且異常豐富。但是,作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學科,“中國史學史”則是在20世紀隨著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而產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國史學史”的名稱,最早在胡適1924年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1）中出現,雖然是指中國史學的歷史,但卻沒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意思。最早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是梁啓超。1926年至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門講述了“史學史的做法”,不僅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一詞,而且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中國史學史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建設,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成為在歷史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一個二級學科。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師承關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說20世紀前期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影響最大的是梁啓超,那麽,20世紀後期對這門學科貢獻最大的則是白壽彝。可以說,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可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和繁榮的兩個標志。21世紀,我們要開創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新局面,應該對我們的家底作一個盤點,理清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學術系譜。由於學術界對最近20年的史學史發展狀況一般比較熟悉,本文在論述上取“詳遠略近”之寫法。
一、把梁啓超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是沒有異議的。筆者曾發表《梁啓超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拓性貢獻》,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此不贅論[1]。就師承關係而論,梁氏的學生中以研究史學史名家的有姚名達、陸懋德、衛聚賢、劉節等。他們都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聽過梁氏講課,得到過梁氏的指導。
姚名達,字達人,1925年他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時即有意研究史學史,並向梁氏表示過這個意願,深得梁氏的喜歡。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就是梁氏在臺上講,周傳儒、姚名達記錄,後經梁氏略加整理而成的。梁氏在講課中說:“中國的史書既然那麽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現象。”此時在下面聽課的姚名達就有點不服氣。他在這段話下面加了一個案語:“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於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志,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唯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2]姚氏致力於中國史學史,擬定了宏大的著述計劃:(一)《中國史學叢書》12種,包括《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年表》、《中國史書所知表》、《中國史學家列傳》、《中國史學家論文集》、《中國史書目錄》、《史學溯源》、《史官制度考》(一名《史官制度史》)、《方志學史》、《傳記學史》、《史書要籍解題》、《史籍通考》。(二)《史家傳譜叢書》11種,如《劉知幾年譜》、《劉宗周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章實齋年譜》等。(三)《史法學叢書》21種,如《史學原理》、《史書目錄學》、《劉知幾史學》、《章實齋史學》、《史學與報學》等[3]。三類叢書,都是圍繞著中國史學史而設計的。姚氏著作刊印行世的有:《劉宗周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中國目錄學史》,以及增補胡適的《章實齋年譜》。據說他已撰寫了《史官制度史》、《史觀史》、《作史方法史》、《史書體例史》、《史學的起源》、《佛家史學史》等書稿。但由於他在抗日戰爭中犧牲,這些書稿均未刊行,也不知下落,可謂是中國史學史的重大損失。陸懋德20世紀30年代在北平師範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編有翔實的講義。他的中國史學史講義分為九章,分別是“歷史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學”、“春秋戰國的史學”、“兩漢的史學”、“魏晉的史學”、“南北朝的史學”、“隋唐的史學”、“宋元明的史學”、“清代的史學”,主要介紹史家和史書,對重要的史學活動略有論及。陸氏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以後,曾留學美國,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20世紀40年代出版《史學方法論》,融貫中西史學理論,頗有特色。衛聚賢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持志學院和暨南大學均開過中國史學史（2）。其講義內容有“定義”、“歷史的起源及演進”、“史學的分類及目錄”、“正史及史目”、“歷代的史官”、“歷代的史學家”。衛聚賢治學領域很廣,著有《古史研究》、《中國考古學史》、《歷史統計學》、《十三經概論》等,重視史學史和歷史研究法是其治學特點之一。陸懋德、衛聚賢20世紀30年代即在高等學校歷史系開設中國史學史,應該說,他們是較早從事該門課程教學的學者。
劉節也是出身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比姚名達晚一屆[4](P55)。新中國成立前他並未專注於中國史學史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到中山大學任教,20世紀50年代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史學史。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掀起了中國史學史理論問題的大討論,劉節教授表現活躍,在廣東省史學會積極組織研討會,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基本內容、分期、教科書的編寫等進行了研究。他發表的《談史料學與史學史》,是當時討論史學史基本理論問題比較有影響的文章。他撰寫了中國史學史的書稿,據施丁研究員說,該書稿曾交與人民出版社,因劉節被錯劃為右派,書稿沒有出版。1961年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登載了他的講義目錄,分為兩部分,即史料學目次和史學史目次。“四人幫”垮臺後,他的講義經他的學生整理,題名《中國史學史稿》,1982年由中州書畫社出版。該著在介紹每一個時期史學的基本面貌時,大致是按照史官制度、主要史家、主要史籍、史學發展概況的順序敘述,顯然是運用了梁啓超的理論。但劉節重視歷史哲學和史學思想,這是他發展其師的地方。
在20世紀30年代的史學理論著作中,受梁啓超思想影響的還有吳貫因的《史學概論》、胡哲敷的《史學概論》、楊鴻烈的《史學通論》等。它們對中國史學史的論說,大都承繼了梁啓超《新史學》中的觀點。
在梁啓超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前六七年,也就是1919—1920年間,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中國史學概論”,並編寫了講義,內容包括中國史學之起源、中國史學之派別、歷史哲學3篇。以後在其他大學講授此講義時,刪除了《歷史哲學》部分。從其內容看,該講義帶有中國史學史的性質,主要從史官、史書體裁變化兩個方面闡述了史學的成立和發展,勾勒出了中國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概貌。他運用了德國史學家蘭普勒‧希特德(Karl Lamprecht)的理論,開啓了以新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史學的先河。因此,朱希祖在研究中國史學史方面,亦有篳路藍縷之功[5]。朱氏之後,在史學史方面有成就的如金毓黻、姚從吾、傅振倫、朱傑勤等,當屬於朱氏系譜的學者。1936年,金毓黻從日本回到南京,到朱希祖任系主任的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授,1938年開始講授中國史學史[6](P4103)。他的《中國史學史》,幾經周折,1944年終於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該書在當時影響很大,被認為是考辨扎實、內容豐富之作,教育部指定它為大學教本。作者在《導言》中述說他撰寫該著時參考了梁啓超的“史學史的做法”,但對梁氏的論述,仍感“語焉不詳”。金氏運用了梁氏的史學史體系,但在史學史的基本理論方面,他又作了一些探索,也有自己的個性特點[7]。金氏在寫作是書時還參考了朱希祖的《中國史學概論》講義,並吸收了其中的觀點,特別是在《結論》部分,更是直接運用了朱氏的理論和論點。金毓黻曾致書朱氏,盛贊其史學成就,說:“近見吾師所著《濮族考》,可謂名世之文,前人未經道過。嘗謂吾師之史學,可在國內自樹一幟,發前人所未發者甚多。……近撰《史學史》,引用師說甚多,即緣此故。”[8](P196)金氏於1913年至1916年在北京大學國文門讀書,聽過朱希祖的課《中國文學史》。以後,他們在文獻搜求、考訂方面多有交往。金氏與黃侃關係密切,而朱氏與黃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無論是求學於北大,還是師承關係,金氏在史學史的研究上均可劃入朱氏之系譜。姚從吾是朱希祖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時期的學生。1923年,朱希祖建議學校選取文理科高材生,派送德國。文科留學生專攻史學方法、史學史等科目。姚氏留德11年(1923—1934年),是著名的蒙元史專家。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他也造詣很深。20世紀40年代初,曾在西南聯合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講課生動,深受學生歡迎[9]。傅振倫是北京大學的學生,1922年入北大預科,後升入北大史學系。當時朱希祖講授“中國史籍選讀”,首先講劉知幾的《史通》,對傅振倫影響很大。1927年10月,朱氏推薦傅振倫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讀研究生,親自輔導他研究《史通》。傅氏在這一時期寫成並出版《劉知幾之史學》(一名《史通之研究》),在此基礎上又編著了《劉知幾年譜》。他還寫了關於鄭樵、章學誠的論文多篇,成為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初研究史學史的一位新秀。研究所畢業後,他在大學裏講授“中國史學通論”。1944年在出版該著時,為了與其師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書名相區別,乃改成《中國史學概要》。該書論述中國史學的發展規律,受朱希祖的影響十分明顯;對鄭樵的批評,則與金毓黻的觀點相同。傅氏學術受朱氏提携較多,談及朱氏對他的鼓勵時,他說:“余每有專著,輒就正於先師”,“及閱《史通之研究》,推為研究劉知幾學說之津梁,論《劉知幾年譜》,曰搜集資料甚備”[10]。朱傑勤是朱希祖1932年南下廣州任教於中山大學時招收的研究生。當時朱傑勤沒有大學文憑,按照規定,不當錄取為研究生。但朱氏在評判朱傑勤的考卷時,對其史學功底扎實、文筆暢達很是贊賞,認為是“可造之才”,主張錄取[11](P74)。朱氏在中山大學開“史通研究”,“對於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和所舉的史實,每每有所駁正,引證贍博,聽之入神”[12]。朱傑勤當時跟朱希祖學習的是秦漢史,但受其師影響,他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也很用功,造詣頗深,60年代在暨南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史學史。1980年,他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結束後出版的第一本中國史學史專著。
以西洋史學史為借鑒,從事中國史學史之建設,這是何炳松研治中國史學史的特色。何氏曾留學美國數年(1913—1916年),對西洋史學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譯的《新史學》的出版,標志著20世紀初通過日本引進西洋史學理論的終結。1925年,何氏與郭斌佳開始合作翻譯美國紹特韋爾(James Thomso 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學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何氏在《譯者序》說,翻譯此書,意在為編撰中國史學史作借鑒。在他計劃編譯的《西洋史學叢書》裏,還有一部書是英國史學家古奇(Gooch)著的《十九世紀之史學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該書也是由郭斌佳協助翻譯,並完成過半,自謂“不期年當可脫稿”[13](《譯者序》)。大概是由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日本飛機轟炸,此書未能出版。何氏發表研究劉知幾、章學誠的文章多篇,還有通論性的文章《中國史學之發展》,著有《浙東學派溯源》,對中國史學史有貫通性的看法,30年代,商務印書館登出新書廣告,內有何炳松著的《中國史學史》(但不知何故,這書始終未見面世)。要之,何炳松對中國史學史學科也有開拓性的貢獻。郭斌佳是何炳松1925年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時的學生,好學深思,有志於史學,英文成績優異。他除協助何氏翻譯上述兩書外,他還獨自翻譯了弗領(Robert Fling)的《歷史哲學概論》(新月書店1928年版;黎明書店1934年版)。何氏系譜中還有一位盧紹稷,他是何氏在大夏大學授課時的學生,他著的《史學概要》在30年代比較有影響,該著的寫作得到了何氏的指導,其中涉及到中國史學史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據何氏的觀點寫成的。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設了“史學思想史”,《史學思想史》(講義)以歐洲近世重要史學家的思想說明了歷史觀的變化和發展,從思想史上論述了唯物史觀是科學的、進步的歷史觀。雖然它研究的不是中國史學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學的靈魂—歷史觀、歷史思想的歷史,所以,在中國史學史的早期開展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對以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24年他又出版了《史學要論》,這是第一本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寫成的史學概論,為中國馬克思主史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李大釗的史學觀念對當時的史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學理論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學史的內容,劉劍橫的《歷史學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學通論》(1933年版)、劉靜白的《何炳松歷史學批判》(1933年版)、李則綱的《史學通論》(1935年版)等,都明顯地接受和運用了李大釗的史學理論。應該說,他們都是屬於李大釗學術系譜的學者。
20世紀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學系,辦了多種史學雜志,如《史地學報》、《學衡》等,培養了大量史學人才,其研治史學,在國內獨樹一幟,被稱為“南高學派”。柳詒徵是這一派的核心人物。1926年,柳氏撰寫了一本《史學概論》,內分七章,分別是史學之範圍、古史、正史、近世史、編年紀事分類之史、地理、史學書。內容大都是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論述。這一年他還發表《中國史學之雙軌》,對中國史書的淵源流變進行了分析和歸類,是一篇有影響的史學史論文。在柳氏的學生中,鄭鶴聲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成績突出。鄭氏大學畢業時,以《漢隋間之史學》為題,撰成十幾萬字的論文,深得柳詒徵的稱贊。柳氏在其論文上批“一時無雙”四字,並推薦到《學衡》雜志上發表。1924年上海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前加柳詒徵題詞的單行本。鄭鶴聲大學畢業後,到雲南高師教書,編有《中國史學史》4冊作為講義。192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把它作為鄭氏叢書的一種予以出版[14](P237)。此外,他還撰有中國史學史的論文多篇,史家年譜多種。這些成果說明,作為一個青年學者,鄭鶴聲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佼佼者。
20世紀30年代在大學裏講授中國史學史的還有蒙文通、朱謙之等。蒙氏在四川大學講中國史學史,他是一位經學史家,師承經學家廖平、劉師培等,他的史學史研究,以明變為宗,在史學轉變處,著墨較多。他還認為史學與哲學關係密切:“哲學發達之際,則史著日精,哲學亡而史亦廢。”[15](P222)他的史學史成就,在20世紀40年代受到顧頡剛的高度評價,說“前四川省立圖書館館長現任華西大學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學史最有成就的一位,雖然他不長於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學史權威的方法”[16]。朱謙之20世紀30年代在中山大學講授過中國史學史,曾發表《中國史學之階段的發展》,綜合黑格爾、孔德、伯倫漢的理論,將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分為故事式的歷史、教訓的歷史、發展的歷史[17](P57)。他注意中西史學的對比和貫通,注意把史學史研究同當代史學的發展結合起來。
自20世紀20年代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問題後,史學史研究就成為歷史研究的一項內容,但在整個30年代,並沒有出版中國史學史的專門著作,史學史的內容,大都蘊含在史學理論著作中,如史學概論、史學通論等。史學史在這些書中的地位是附屬性的,是為論述史學理論服務的。到40年代,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40年代初,先後出版了魏應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魏應麒在抗日戰爭前旅居日本,1937年春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約,承撰《中國史學史》。抗戰爆發後回國,先後在南京國立編譯館、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及厦門大學任職,他的《中國史學史》是在輾轉播遷、流離奔徙的環境下,經過3年的努力才完成的。在該書自序中,魏氏提到了梁啓超、何炳松,說:“中國史學史,前無作者,梁啓超、何柏丞二先生皆有志為之。梁先生因多病不果,尋即下世;何先生以公務倥偬,亦未克躬自為此。”並說自己早有撰中國史學史之志,卻“無緣專獲登二先生之門有所請益;故今書中所述,皆余一人之己見”[18]。王玉璋1936年秋曾在北京任教,住北海北京圖書館附近,常去館中“批閱群書,恣意瀏覽”,在慨嘆“我國歷史著述之宏富”的同時,逐漸產生撰著“中國史學史”之念,並積稿20余萬字。抗戰爆發,文稿遺失。在大後方,他結識了金毓黻、蒙文通等,得到他們的指點,“俟後即以二先進之指示參以個人前此之所得,努力以致之”。“余為此篇,遠宗梁先生之大義,而略為去取,以救研述之方便。借靜庵先生搜羅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史觀之大義,而成一新系列”[19]。從學術繼承上看,魏應麒、王玉璋和金毓黻3人都重點提到了梁啓超關於“史學史的做法”中的觀點,並在撰寫過程中,自覺地參考它,所受梁氏理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3位作者,魏應麒與金毓黻、王玉璋似乎沒有聯繫。而金氏與王氏則是有聯繫的。王氏在寫作時參看了金氏的講義稿,個別地方襲用了金氏的材料乃至原文。在魏、王、金三氏的《中國史學史》出版以後,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蔣祖怡的《史學纂要》、方壯猷的《中國史學概要》、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周谷城的《中國史學之進化》等又先後出版。這些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也各有特色,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方壯猷和周谷城都注意區分“歷史”和“歷史學”。如周谷城說:“歷史為人類過去之活動,屬於生活之範圍;史學為研究此種活動之結果,屬於知識之範圍。”[20](P68)這種對歷史和歷史學的自覺區分,表明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的觀點已被學者運用於史學史的研究中,是史學史基礎理論進一步提高的表現。
二、新中國成立後,整個社會和學術文化都處在一個轉型時期。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沉寂期。1961年,以教育部召開的文科教材會議為契機,全國掀起了史學史基本問題的大討論,史學史的學科建設迅速開展起來。北京、上海、廣州、濟南、武漢、西安等地召開了多次學術座談會;學術刊物、報紙等也都熱忱宣傳和刊登討論會的盛況和問題爭鳴,有力地推動了史學史的普及,激發了史學界對史學史研究的興趣。根據教育部的决定,中國史學史教材由白壽彝和吳澤負責編寫。白壽彝負責古代部分,吳澤負責近代部分;西方史學史則由復旦大學的耿淡如負責,這樣在全國就逐步形成了幾個相對集中的史學史研究群體。
白壽彝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史學史研究室,編撰《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為編寫《中國史學史》教材作準備。這一階段,白壽彝發表論文較多,如《談史學遺產》、《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寓論斷於序事》等,都是影響比較大的文章。白壽彝曾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雲南大學開過中國史學史課程,並發表過對金毓黻著的《中國史學史》的書評,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時,對該著具有濃重的書目解題氣味也提出批評,但白壽彝自己也沒有找到編纂史學史的更好方法,並為此而困惑[21]。白壽彝早年在燕京大學從黃子通讀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新中國成立後,他接受唯物史觀,努力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史學問題,與侯外廬學術交往密切,學術上相互切磋,曾為侯氏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撰寫了“劉知幾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元代馬端臨進步的歷史思想”等章節。他對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重視,為中國史學史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改革開放以後,在這一領域成就比較突出的學者如陶懋炳、施丁、鄒賢俊、瞿林東等,就是他這一時期的進修學者或研究生。他寫出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從遠古時代寫到唐朝中期的劉知幾,這是他在這一時期的系統性成果。吳澤也招收了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如袁英光、桂遵義等,他們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中國近代史學史方面。吳澤早在新中國成立前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方面就有一定的影響,著有《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與呂振羽、剪伯贊等有密切的學術交往[22]。南開大學的楊翼驤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發表的《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裴松之與〈三國志注〉》、《劉知幾與〈史通〉》等都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他也招收了史學史方面的進修學者[23](P368)。楊翼驤畢業於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大學期間姚從吾為其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其史學史方面的論文作也親受姚氏指導[9]。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比較活躍的還有劉節、齊思和、師寧等。正當中國史學史學科開展得如火如荼、不斷取得成果的時候,“文革”爆發了。和其他學科一樣,這門學科被打入了冷宮,史學史專家大都挨批受整,以致長達10年沒有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以後,史學史的學科建設重新走向正軌。“文革”前,史學史在高校歷史系的教學科目中屬於選修課,20世紀80年代中期修訂教學大綱,該學科被列為必修課。1990年代,它與“史學理論”合並,成為一級學科“歷史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即“史學理論與史學史”。20多年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所發表的論文和專著超過了整個20世紀前80年的總和,教研隊伍進一步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培養,發展很快,專門從事史學史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學者基本上讀過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招收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或進修學者主要集中在素有史學史研究傳統的幾所高校和研究單位。它們是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開大學、蘭州大學、杭州大學(現與浙江大學合並,成為浙江大學的一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白壽彝、吳澤、楊翼驤、張孟倫、倉修良、尹達等是最早招收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的導師。其中,白壽彝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基本理論方面創獲最多,在學術組織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堪稱20世紀後期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一面旗幟”[24](P343)。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史學史領域做出顯著成績的學者大都出自上述幾位史學史專家的門下,並成為新一代的學科帶頭人,如北京師範大學的瞿林東、吳懷祺、陳其泰等,華東師範大學的盛邦和、胡逢祥、朱政惠等,南開大學的喬治忠、姜勝利等,都分別成為這些學校的史學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接過了老一代學者的接力棒。儘管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勵,但是“師友間的共同旨趣、師弟子相傳的學術傳統還是存在的”[25]。近10年來,這些學校培養的眾多研究生或進修學者分布到全國各高校歷史系,成為該學科研究的生力軍和教學骨幹,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普及。現在,國家教育部為了發展這門學科,在北京師範大學建立了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基地,設置重大課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招標,以促進國內史學史專家的相互合作與協同研究。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可以說是蒸蒸日上,前景廣闊。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長起來的學者數量眾多,而且他們的學術事業正處於發展中,因此對於這一時期的史學史學科的學術系譜,就不展開詳述了。
三、中國史學史學科在20世紀的發展歷程,大的方面,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上半期是一個階段,20世紀下半期又是一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基本理論進行自覺論述的主要是梁啓超,是梁啓超設計的史學史內容體系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無論是發表的論文還是出版的著作,所研究的內容基本上沒有超出梁啓超所提出的四項,即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所說的:“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與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2]這四部分內容,應該說都是史學史必須研究的基本內容。四部分之間,也有一定的邏輯關係,它們在史學史上是依次出現的,在對史學的發展上,有一種層層推進的作用。今天看來,這些內容仍然重要,有的還屬於史學史研究的薄弱環節。
但是,它的不足方面也是明顯的。首先,這個體系難以反映史學發展的階段性。因為這四個部分不是同一層面下界限分明的幾個方面,所以不易反映一個時代史學的全貌,這樣,史學發展的前後聯繫及階段性就可能反映不出來。其次,以史家為線索,很容易把史學史寫成孤零零的史家傳記或對其著作的解題式介紹,不利於將史學史寫成一個有機聯繫的發展過程。要而言之,不論積極的方面還是消極的方面,梁氏所設計的這個框架,對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都產生了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幾本中國史學史,基本上是在這個體系上寫成的,有的甚至沒有達到這個體系的要求。
20世紀後半期,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對史學史的基本理論又作了深入的探討,其中在理論方面最為系統的當屬白壽彝。白壽彝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理論特色,與他提倡研究史學遺產是分不開的。20世紀60年代,他發表《談史學遺產》;80年代,他又先後發表5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分別從歷史觀、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歷史文學等方面對中國的史學遺產進行總結,並在他主編的《史學概論》和撰著的《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逐步完善,從而形成了他的史學史理論體系。他說:“史學史,是指史學發展的客觀過程。”中國史學史,是“對於中國史學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論述”。按照這樣的任務,中國史學史論述的範圍,“包括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21](P29)。白壽彝認為,歷史理論、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等,是構成歷史學的基本方面。橫著看,任何一個史家或一部史著的史學思想,都在這四個方面有所反映,它們是構成史學的四個層面。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從縱的角度說,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各自的發展狀況,也都有它們那個時代所賦予的特定任務,從而構成從低級向高級相對獨立發展的歷史過程。由於這樣的客觀存在,因此,進而就能够提出總結史學發展的四個層面之理論。即是說,研究中國史學史,要以四個層面的理論為指導,有的放矢地進行。這樣,四個層面說就具有了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從史學的“四個層面”揭示史學的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是白壽彝多年探索的成果,也是他對史學史研究的一大貢獻。白壽彝認為研究史學史,還要研究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研究史學與社會現實的相互作用等,這就突破了學術專史的局限,避免了就史學著作論史學的狹隘。他重視史學思想,認為史學史是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學問,是比研究客觀歷史更高層次的學問。他關於史學史的學科理論,在許多方面,超出了梁啓超關於史學史學科的理論框架,代表了20世紀後期關於中國史學史基本理論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史學史的學科史上,梁啓超和白壽彝是代表20世紀前、後時代的兩座學術高峰。兩峰之間,綿延連續,層巒叠嶂,放眼望去,真是一派壯麗景象。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梁啓超,還是白壽彝,他們都把中國通史作為自己的最高學術追求,都主張用綜合性的體裁編纂大型的《中國通史》。梁啓超從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到1926年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他論述的核心問題都是中國通史的編纂問題。他號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分頭研治專史,以便將來集體編著通史,他本人擬有《中國通史目錄》,並寫出了一部分文稿。遺憾的是由於他去世過早,他的中國通史計劃沒有實現。白壽彝長期以來致力於中國通史的編纂,他通過研究中國史學史,創制了編纂中國通史的“新綜合體”。他與全國幾百名史學家合作,歷經20個春秋,終於在20世紀末完成了一部12卷22冊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實現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家的願望,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完成了梁啓超的未竟事業。梁、白二人均把中國通史的建設作為最高的學術追求,反映了中國史學史學中這兩座學術高峰的聯繫以及史學史與中國通史的密切關係。
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專史,但它又不是普通的專史,它關注著整個歷史學的發展,也必定影響著整個歷史學的發展。梁啓超、白壽彝這兩個史學史學科豐碑式人物的學術道路,清楚地向我們昭示了這一點。
注釋:
（1）文中說:“《讀書雜志》上顧頡剛、劉藜、錢玄同、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見《胡適文存》二集,第70頁,黃山書社,1996年。
（2）1961年12月編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第四號,登錄了陸懋德和衛聚賢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義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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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族研究》2005年第2期）
關鍵詞：梁啓超;白壽彝;中國史學史;學術系譜
中國史學的歷史源遠流長,作為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史學史”之因素很早就產生了,而且異常豐富。但是,作為一門近代意義上的學科,“中國史學史”則是在20世紀隨著中國史學的近代化而產生的。就本人所知,“中國史學史”的名稱,最早在胡適1924年發表的《古史討論的讀後感》一文（1）中出現,雖然是指中國史學的歷史,但卻沒有“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意思。最早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是梁啓超。1926年至1927年,梁啓超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專門講述了“史學史的做法”,不僅提出了學科意義上的“中國史學史”一詞,而且為中國史學史學科初步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後,中國史學史經過幾代人的探索和建設,發展到今天這個規模,成為在歷史學系統中舉足輕重的一個二級學科。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師承關係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說20世紀前期對中國史學史學科影響最大的是梁啓超,那麽,20世紀後期對這門學科貢獻最大的則是白壽彝。可以說,梁啓超、白壽彝分別是中國史學史學科建立時期和比較成熟時期的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可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誕生和繁榮的兩個標志。21世紀,我們要開創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新局面,應該對我們的家底作一個盤點,理清從梁啓超到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發展的學術系譜。由於學術界對最近20年的史學史發展狀況一般比較熟悉,本文在論述上取“詳遠略近”之寫法。
一、把梁啓超作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是沒有異議的。筆者曾發表《梁啓超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拓性貢獻》,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此不贅論[1]。就師承關係而論,梁氏的學生中以研究史學史名家的有姚名達、陸懋德、衛聚賢、劉節等。他們都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聽過梁氏講課,得到過梁氏的指導。
姚名達,字達人,1925年他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時即有意研究史學史,並向梁氏表示過這個意願,深得梁氏的喜歡。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就是梁氏在臺上講,周傳儒、姚名達記錄,後經梁氏略加整理而成的。梁氏在講課中說:“中國的史書既然那麽多,幾千年的成績,應該有專史去敘述他。可是到現在還沒有,也沒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現象。”此時在下面聽課的姚名達就有點不服氣。他在這段話下面加了一個案語:“民國十四年九月,名達初到清華研究院受業於先生,即有著《中國史學史》之志,曾向先生陳述,至今二年,積稿頗富,唯一時尚不欲草率成書耳。”[2]姚氏致力於中國史學史,擬定了宏大的著述計劃:(一)《中國史學叢書》12種,包括《中國史學史》、《中國史學年表》、《中國史書所知表》、《中國史學家列傳》、《中國史學家論文集》、《中國史書目錄》、《史學溯源》、《史官制度考》(一名《史官制度史》)、《方志學史》、《傳記學史》、《史書要籍解題》、《史籍通考》。(二)《史家傳譜叢書》11種,如《劉知幾年譜》、《劉宗周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章實齋年譜》等。(三)《史法學叢書》21種,如《史學原理》、《史書目錄學》、《劉知幾史學》、《章實齋史學》、《史學與報學》等[3]。三類叢書,都是圍繞著中國史學史而設計的。姚氏著作刊印行世的有:《劉宗周年譜》、《邵念魯年譜》、《朱筠年譜》、《中國目錄學史》,以及增補胡適的《章實齋年譜》。據說他已撰寫了《史官制度史》、《史觀史》、《作史方法史》、《史書體例史》、《史學的起源》、《佛家史學史》等書稿。但由於他在抗日戰爭中犧牲,這些書稿均未刊行,也不知下落,可謂是中國史學史的重大損失。陸懋德20世紀30年代在北平師範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編有翔實的講義。他的中國史學史講義分為九章,分別是“歷史的起源”、“夏商及周初的史學”、“春秋戰國的史學”、“兩漢的史學”、“魏晉的史學”、“南北朝的史學”、“隋唐的史學”、“宋元明的史學”、“清代的史學”,主要介紹史家和史書,對重要的史學活動略有論及。陸氏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以後,曾留學美國,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20世紀40年代出版《史學方法論》,融貫中西史學理論,頗有特色。衛聚賢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持志學院和暨南大學均開過中國史學史（2）。其講義內容有“定義”、“歷史的起源及演進”、“史學的分類及目錄”、“正史及史目”、“歷代的史官”、“歷代的史學家”。衛聚賢治學領域很廣,著有《古史研究》、《中國考古學史》、《歷史統計學》、《十三經概論》等,重視史學史和歷史研究法是其治學特點之一。陸懋德、衛聚賢20世紀30年代即在高等學校歷史系開設中國史學史,應該說,他們是較早從事該門課程教學的學者。
劉節也是出身於清華國學研究院,比姚名達晚一屆[4](P55)。新中國成立前他並未專注於中國史學史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到中山大學任教,20世紀50年代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史學史。20世紀60年代初,全國掀起了中國史學史理論問題的大討論,劉節教授表現活躍,在廣東省史學會積極組織研討會,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象、基本內容、分期、教科書的編寫等進行了研究。他發表的《談史料學與史學史》,是當時討論史學史基本理論問題比較有影響的文章。他撰寫了中國史學史的書稿,據施丁研究員說,該書稿曾交與人民出版社,因劉節被錯劃為右派,書稿沒有出版。1961年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登載了他的講義目錄,分為兩部分,即史料學目次和史學史目次。“四人幫”垮臺後,他的講義經他的學生整理,題名《中國史學史稿》,1982年由中州書畫社出版。該著在介紹每一個時期史學的基本面貌時,大致是按照史官制度、主要史家、主要史籍、史學發展概況的順序敘述,顯然是運用了梁啓超的理論。但劉節重視歷史哲學和史學思想,這是他發展其師的地方。
在20世紀30年代的史學理論著作中,受梁啓超思想影響的還有吳貫因的《史學概論》、胡哲敷的《史學概論》、楊鴻烈的《史學通論》等。它們對中國史學史的論說,大都承繼了梁啓超《新史學》中的觀點。
在梁啓超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前六七年,也就是1919—1920年間,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朱希祖在北京大學史學系講授“中國史學概論”,並編寫了講義,內容包括中國史學之起源、中國史學之派別、歷史哲學3篇。以後在其他大學講授此講義時,刪除了《歷史哲學》部分。從其內容看,該講義帶有中國史學史的性質,主要從史官、史書體裁變化兩個方面闡述了史學的成立和發展,勾勒出了中國史學產生和發展的概貌。他運用了德國史學家蘭普勒‧希特德(Karl Lamprecht)的理論,開啓了以新的觀點和方法研究中國史學的先河。因此,朱希祖在研究中國史學史方面,亦有篳路藍縷之功[5]。朱氏之後,在史學史方面有成就的如金毓黻、姚從吾、傅振倫、朱傑勤等,當屬於朱氏系譜的學者。1936年,金毓黻從日本回到南京,到朱希祖任系主任的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授,1938年開始講授中國史學史[6](P4103)。他的《中國史學史》,幾經周折,1944年終於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該書在當時影響很大,被認為是考辨扎實、內容豐富之作,教育部指定它為大學教本。作者在《導言》中述說他撰寫該著時參考了梁啓超的“史學史的做法”,但對梁氏的論述,仍感“語焉不詳”。金氏運用了梁氏的史學史體系,但在史學史的基本理論方面,他又作了一些探索,也有自己的個性特點[7]。金氏在寫作是書時還參考了朱希祖的《中國史學概論》講義,並吸收了其中的觀點,特別是在《結論》部分,更是直接運用了朱氏的理論和論點。金毓黻曾致書朱氏,盛贊其史學成就,說:“近見吾師所著《濮族考》,可謂名世之文,前人未經道過。嘗謂吾師之史學,可在國內自樹一幟,發前人所未發者甚多。……近撰《史學史》,引用師說甚多,即緣此故。”[8](P196)金氏於1913年至1916年在北京大學國文門讀書,聽過朱希祖的課《中國文學史》。以後,他們在文獻搜求、考訂方面多有交往。金氏與黃侃關係密切,而朱氏與黃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所以,無論是求學於北大,還是師承關係,金氏在史學史的研究上均可劃入朱氏之系譜。姚從吾是朱希祖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時期的學生。1923年,朱希祖建議學校選取文理科高材生,派送德國。文科留學生專攻史學方法、史學史等科目。姚氏留德11年(1923—1934年),是著名的蒙元史專家。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他也造詣很深。20世紀40年代初,曾在西南聯合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史,講課生動,深受學生歡迎[9]。傅振倫是北京大學的學生,1922年入北大預科,後升入北大史學系。當時朱希祖講授“中國史籍選讀”,首先講劉知幾的《史通》,對傅振倫影響很大。1927年10月,朱氏推薦傅振倫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讀研究生,親自輔導他研究《史通》。傅氏在這一時期寫成並出版《劉知幾之史學》(一名《史通之研究》),在此基礎上又編著了《劉知幾年譜》。他還寫了關於鄭樵、章學誠的論文多篇,成為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初研究史學史的一位新秀。研究所畢業後,他在大學裏講授“中國史學通論”。1944年在出版該著時,為了與其師朱希祖的《中國史學通論》書名相區別,乃改成《中國史學概要》。該書論述中國史學的發展規律,受朱希祖的影響十分明顯;對鄭樵的批評,則與金毓黻的觀點相同。傅氏學術受朱氏提携較多,談及朱氏對他的鼓勵時,他說:“余每有專著,輒就正於先師”,“及閱《史通之研究》,推為研究劉知幾學說之津梁,論《劉知幾年譜》,曰搜集資料甚備”[10]。朱傑勤是朱希祖1932年南下廣州任教於中山大學時招收的研究生。當時朱傑勤沒有大學文憑,按照規定,不當錄取為研究生。但朱氏在評判朱傑勤的考卷時,對其史學功底扎實、文筆暢達很是贊賞,認為是“可造之才”,主張錄取[11](P74)。朱氏在中山大學開“史通研究”,“對於劉知幾的史學理論和所舉的史實,每每有所駁正,引證贍博,聽之入神”[12]。朱傑勤當時跟朱希祖學習的是秦漢史,但受其師影響,他在中國史學史方面也很用功,造詣頗深,60年代在暨南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史學史。1980年,他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結束後出版的第一本中國史學史專著。
以西洋史學史為借鑒,從事中國史學史之建設,這是何炳松研治中國史學史的特色。何氏曾留學美國數年(1913—1916年),對西洋史學有深入的研究。1924年,他翻譯的《新史學》的出版,標志著20世紀初通過日本引進西洋史學理論的終結。1925年,何氏與郭斌佳開始合作翻譯美國紹特韋爾(James Thomso Shotwell)著的《西洋史學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何氏在《譯者序》說,翻譯此書,意在為編撰中國史學史作借鑒。在他計劃編譯的《西洋史學叢書》裏,還有一部書是英國史學家古奇(Gooch)著的《十九世紀之史學與史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該書也是由郭斌佳協助翻譯,並完成過半,自謂“不期年當可脫稿”[13](《譯者序》)。大概是由於1932年“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遭日本飛機轟炸,此書未能出版。何氏發表研究劉知幾、章學誠的文章多篇,還有通論性的文章《中國史學之發展》,著有《浙東學派溯源》,對中國史學史有貫通性的看法,30年代,商務印書館登出新書廣告,內有何炳松著的《中國史學史》(但不知何故,這書始終未見面世)。要之,何炳松對中國史學史學科也有開拓性的貢獻。郭斌佳是何炳松1925年在上海光華大學任教時的學生,好學深思,有志於史學,英文成績優異。他除協助何氏翻譯上述兩書外,他還獨自翻譯了弗領(Robert Fling)的《歷史哲學概論》(新月書店1928年版;黎明書店1934年版)。何氏系譜中還有一位盧紹稷,他是何氏在大夏大學授課時的學生,他著的《史學概要》在30年代比較有影響,該著的寫作得到了何氏的指導,其中涉及到中國史學史的部分,基本上是根據何氏的觀點寫成的。1920年,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史學系開設了“史學思想史”,《史學思想史》(講義)以歐洲近世重要史學家的思想說明了歷史觀的變化和發展,從思想史上論述了唯物史觀是科學的、進步的歷史觀。雖然它研究的不是中國史學史,但它研究的是史學的靈魂—歷史觀、歷史思想的歷史,所以,在中國史學史的早期開展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對以後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24年他又出版了《史學要論》,這是第一本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寫成的史學概論,為中國馬克思主史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李大釗的史學觀念對當時的史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學理論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學史的內容,劉劍橫的《歷史學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學通論》(1933年版)、劉靜白的《何炳松歷史學批判》(1933年版)、李則綱的《史學通論》(1935年版)等,都明顯地接受和運用了李大釗的史學理論。應該說,他們都是屬於李大釗學術系譜的學者。
20世紀20年代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學系,辦了多種史學雜志,如《史地學報》、《學衡》等,培養了大量史學人才,其研治史學,在國內獨樹一幟,被稱為“南高學派”。柳詒徵是這一派的核心人物。1926年,柳氏撰寫了一本《史學概論》,內分七章,分別是史學之範圍、古史、正史、近世史、編年紀事分類之史、地理、史學書。內容大都是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論述。這一年他還發表《中國史學之雙軌》,對中國史書的淵源流變進行了分析和歸類,是一篇有影響的史學史論文。在柳氏的學生中,鄭鶴聲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成績突出。鄭氏大學畢業時,以《漢隋間之史學》為題,撰成十幾萬字的論文,深得柳詒徵的稱贊。柳氏在其論文上批“一時無雙”四字,並推薦到《學衡》雜志上發表。1924年上海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前加柳詒徵題詞的單行本。鄭鶴聲大學畢業後,到雲南高師教書,編有《中國史學史》4冊作為講義。1928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把它作為鄭氏叢書的一種予以出版[14](P237)。此外,他還撰有中國史學史的論文多篇,史家年譜多種。這些成果說明,作為一個青年學者,鄭鶴聲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佼佼者。
20世紀30年代在大學裏講授中國史學史的還有蒙文通、朱謙之等。蒙氏在四川大學講中國史學史,他是一位經學史家,師承經學家廖平、劉師培等,他的史學史研究,以明變為宗,在史學轉變處,著墨較多。他還認為史學與哲學關係密切:“哲學發達之際,則史著日精,哲學亡而史亦廢。”[15](P222)他的史學史成就,在20世紀40年代受到顧頡剛的高度評價,說“前四川省立圖書館館長現任華西大學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學史最有成就的一位,雖然他不長於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學史權威的方法”[16]。朱謙之20世紀30年代在中山大學講授過中國史學史,曾發表《中國史學之階段的發展》,綜合黑格爾、孔德、伯倫漢的理論,將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分為故事式的歷史、教訓的歷史、發展的歷史[17](P57)。他注意中西史學的對比和貫通,注意把史學史研究同當代史學的發展結合起來。
自20世紀20年代提出建設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問題後,史學史研究就成為歷史研究的一項內容,但在整個30年代,並沒有出版中國史學史的專門著作,史學史的內容,大都蘊含在史學理論著作中,如史學概論、史學通論等。史學史在這些書中的地位是附屬性的,是為論述史學理論服務的。到40年代,這種情況就發生了變化。40年代初,先後出版了魏應麒、王玉璋、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魏應麒在抗日戰爭前旅居日本,1937年春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約,承撰《中國史學史》。抗戰爆發後回國,先後在南京國立編譯館、福建省政府教育廳及厦門大學任職,他的《中國史學史》是在輾轉播遷、流離奔徙的環境下,經過3年的努力才完成的。在該書自序中,魏氏提到了梁啓超、何炳松,說:“中國史學史,前無作者,梁啓超、何柏丞二先生皆有志為之。梁先生因多病不果,尋即下世;何先生以公務倥偬,亦未克躬自為此。”並說自己早有撰中國史學史之志,卻“無緣專獲登二先生之門有所請益;故今書中所述,皆余一人之己見”[18]。王玉璋1936年秋曾在北京任教,住北海北京圖書館附近,常去館中“批閱群書,恣意瀏覽”,在慨嘆“我國歷史著述之宏富”的同時,逐漸產生撰著“中國史學史”之念,並積稿20余萬字。抗戰爆發,文稿遺失。在大後方,他結識了金毓黻、蒙文通等,得到他們的指點,“俟後即以二先進之指示參以個人前此之所得,努力以致之”。“余為此篇,遠宗梁先生之大義,而略為去取,以救研述之方便。借靜庵先生搜羅之宏富,而取精用宏裁以自我史觀之大義,而成一新系列”[19]。從學術繼承上看,魏應麒、王玉璋和金毓黻3人都重點提到了梁啓超關於“史學史的做法”中的觀點,並在撰寫過程中,自覺地參考它,所受梁氏理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3位作者,魏應麒與金毓黻、王玉璋似乎沒有聯繫。而金氏與王氏則是有聯繫的。王氏在寫作時參看了金氏的講義稿,個別地方襲用了金氏的材料乃至原文。在魏、王、金三氏的《中國史學史》出版以後,傅振倫的《中國史學概要》、蔣祖怡的《史學纂要》、方壯猷的《中國史學概要》、顧頡剛的《當代中國史學》、周谷城的《中國史學之進化》等又先後出版。這些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也各有特色,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方壯猷和周谷城都注意區分“歷史”和“歷史學”。如周谷城說:“歷史為人類過去之活動,屬於生活之範圍;史學為研究此種活動之結果,屬於知識之範圍。”[20](P68)這種對歷史和歷史學的自覺區分,表明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中的觀點已被學者運用於史學史的研究中,是史學史基礎理論進一步提高的表現。
二、新中國成立後,整個社會和學術文化都處在一個轉型時期。20世紀50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沉寂期。1961年,以教育部召開的文科教材會議為契機,全國掀起了史學史基本問題的大討論,史學史的學科建設迅速開展起來。北京、上海、廣州、濟南、武漢、西安等地召開了多次學術座談會;學術刊物、報紙等也都熱忱宣傳和刊登討論會的盛況和問題爭鳴,有力地推動了史學史的普及,激發了史學界對史學史研究的興趣。根據教育部的决定,中國史學史教材由白壽彝和吳澤負責編寫。白壽彝負責古代部分,吳澤負責近代部分;西方史學史則由復旦大學的耿淡如負責,這樣在全國就逐步形成了幾個相對集中的史學史研究群體。
白壽彝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史學史研究室,編撰《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為編寫《中國史學史》教材作準備。這一階段,白壽彝發表論文較多,如《談史學遺產》、《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寓論斷於序事》等,都是影響比較大的文章。白壽彝曾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雲南大學開過中國史學史課程,並發表過對金毓黻著的《中國史學史》的書評,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時,對該著具有濃重的書目解題氣味也提出批評,但白壽彝自己也沒有找到編纂史學史的更好方法,並為此而困惑[21]。白壽彝早年在燕京大學從黃子通讀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新中國成立後,他接受唯物史觀,努力運用唯物史觀研究史學問題,與侯外廬學術交往密切,學術上相互切磋,曾為侯氏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撰寫了“劉知幾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元代馬端臨進步的歷史思想”等章節。他對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重視,為中國史學史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改革開放以後,在這一領域成就比較突出的學者如陶懋炳、施丁、鄒賢俊、瞿林東等,就是他這一時期的進修學者或研究生。他寫出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從遠古時代寫到唐朝中期的劉知幾,這是他在這一時期的系統性成果。吳澤也招收了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如袁英光、桂遵義等,他們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中國近代史學史方面。吳澤早在新中國成立前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方面就有一定的影響,著有《中國古代史》、《中國歷史研究法》等,與呂振羽、剪伯贊等有密切的學術交往[22]。南開大學的楊翼驤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績,發表的《我國史學的起源與奴隸社會的史學》、《裴松之與〈三國志注〉》、《劉知幾與〈史通〉》等都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論文,他也招收了史學史方面的進修學者[23](P368)。楊翼驤畢業於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大學期間姚從吾為其開設中國史學史課程,其史學史方面的論文作也親受姚氏指導[9]。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史學史研究方面比較活躍的還有劉節、齊思和、師寧等。正當中國史學史學科開展得如火如荼、不斷取得成果的時候,“文革”爆發了。和其他學科一樣,這門學科被打入了冷宮,史學史專家大都挨批受整,以致長達10年沒有研究成果。
改革開放以後,史學史的學科建設重新走向正軌。“文革”前,史學史在高校歷史系的教學科目中屬於選修課,20世紀80年代中期修訂教學大綱,該學科被列為必修課。1990年代,它與“史學理論”合並,成為一級學科“歷史學”下面的一個二級學科,即“史學理論與史學史”。20多年來,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所發表的論文和專著超過了整個20世紀前80年的總和,教研隊伍進一步擴大。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培養,發展很快,專門從事史學史研究和教學工作的學者基本上讀過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招收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或進修學者主要集中在素有史學史研究傳統的幾所高校和研究單位。它們是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開大學、蘭州大學、杭州大學(現與浙江大學合並,成為浙江大學的一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白壽彝、吳澤、楊翼驤、張孟倫、倉修良、尹達等是最早招收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的導師。其中,白壽彝在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基本理論方面創獲最多,在學術組織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堪稱20世紀後期中國史學史學科的“一面旗幟”[24](P343)。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史學史領域做出顯著成績的學者大都出自上述幾位史學史專家的門下,並成為新一代的學科帶頭人,如北京師範大學的瞿林東、吳懷祺、陳其泰等,華東師範大學的盛邦和、胡逢祥、朱政惠等,南開大學的喬治忠、姜勝利等,都分別成為這些學校的史學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接過了老一代學者的接力棒。儘管新中國成立以來,學派不再受到提倡和鼓勵,但是“師友間的共同旨趣、師弟子相傳的學術傳統還是存在的”[25]。近10年來,這些學校培養的眾多研究生或進修學者分布到全國各高校歷史系,成為該學科研究的生力軍和教學骨幹,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普及。現在,國家教育部為了發展這門學科,在北京師範大學建立了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基地,設置重大課題,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招標,以促進國內史學史專家的相互合作與協同研究。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可以說是蒸蒸日上,前景廣闊。由於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長起來的學者數量眾多,而且他們的學術事業正處於發展中,因此對於這一時期的史學史學科的學術系譜,就不展開詳述了。
三、中國史學史學科在20世紀的發展歷程,大的方面,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上半期是一個階段,20世紀下半期又是一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對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基本理論進行自覺論述的主要是梁啓超,是梁啓超設計的史學史內容體系占主導地位的時代。無論是發表的論文還是出版的著作,所研究的內容基本上沒有超出梁啓超所提出的四項,即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中所說的:“中國史學史,最少應對於下列各部分特別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與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2]這四部分內容,應該說都是史學史必須研究的基本內容。四部分之間,也有一定的邏輯關係,它們在史學史上是依次出現的,在對史學的發展上,有一種層層推進的作用。今天看來,這些內容仍然重要,有的還屬於史學史研究的薄弱環節。
但是,它的不足方面也是明顯的。首先,這個體系難以反映史學發展的階段性。因為這四個部分不是同一層面下界限分明的幾個方面,所以不易反映一個時代史學的全貌,這樣,史學發展的前後聯繫及階段性就可能反映不出來。其次,以史家為線索,很容易把史學史寫成孤零零的史家傳記或對其著作的解題式介紹,不利於將史學史寫成一個有機聯繫的發展過程。要而言之,不論積極的方面還是消極的方面,梁氏所設計的這個框架,對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都產生了影響。20世紀40年代出版的幾本中國史學史,基本上是在這個體系上寫成的,有的甚至沒有達到這個體系的要求。
20世紀後半期,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對史學史的基本理論又作了深入的探討,其中在理論方面最為系統的當屬白壽彝。白壽彝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理論特色,與他提倡研究史學遺產是分不開的。20世紀60年代,他發表《談史學遺產》;80年代,他又先後發表5篇《談史學遺產答客問》,分別從歷史觀、歷史文獻學、歷史編纂學、歷史文學等方面對中國的史學遺產進行總結,並在他主編的《史學概論》和撰著的《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中逐步完善,從而形成了他的史學史理論體系。他說:“史學史,是指史學發展的客觀過程。”中國史學史,是“對於中國史學發展過程及其規律的論述”。按照這樣的任務,中國史學史論述的範圍,“包括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21](P29)。白壽彝認為,歷史理論、史料學、歷史編纂學和歷史文學等,是構成歷史學的基本方面。橫著看,任何一個史家或一部史著的史學思想,都在這四個方面有所反映,它們是構成史學的四個層面。它們之間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從縱的角度說,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各自的發展狀況,也都有它們那個時代所賦予的特定任務,從而構成從低級向高級相對獨立發展的歷史過程。由於這樣的客觀存在,因此,進而就能够提出總結史學發展的四個層面之理論。即是說,研究中國史學史,要以四個層面的理論為指導,有的放矢地進行。這樣,四個層面說就具有了史學史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從史學的“四個層面”揭示史學的發展過程和發展規律,是白壽彝多年探索的成果,也是他對史學史研究的一大貢獻。白壽彝認為研究史學史,還要研究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研究史學與社會現實的相互作用等,這就突破了學術專史的局限,避免了就史學著作論史學的狹隘。他重視史學思想,認為史學史是對史學進行反思的學問,是比研究客觀歷史更高層次的學問。他關於史學史的學科理論,在許多方面,超出了梁啓超關於史學史學科的理論框架,代表了20世紀後期關於中國史學史基本理論的最高成就。
在中國史學史的學科史上,梁啓超和白壽彝是代表20世紀前、後時代的兩座學術高峰。兩峰之間,綿延連續,層巒叠嶂,放眼望去,真是一派壯麗景象。有意思的是,無論是梁啓超,還是白壽彝,他們都把中國通史作為自己的最高學術追求,都主張用綜合性的體裁編纂大型的《中國通史》。梁啓超從1901年發表《中國史敘論》、1902年發表《新史學》到1926年講《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他論述的核心問題都是中國通史的編纂問題。他號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學生分頭研治專史,以便將來集體編著通史,他本人擬有《中國通史目錄》,並寫出了一部分文稿。遺憾的是由於他去世過早,他的中國通史計劃沒有實現。白壽彝長期以來致力於中國通史的編纂,他通過研究中國史學史,創制了編纂中國通史的“新綜合體”。他與全國幾百名史學家合作,歷經20個春秋,終於在20世紀末完成了一部12卷22冊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實現了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家的願望,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完成了梁啓超的未竟事業。梁、白二人均把中國通史的建設作為最高的學術追求,反映了中國史學史學中這兩座學術高峰的聯繫以及史學史與中國通史的密切關係。
中國史學史是一門專史,但它又不是普通的專史,它關注著整個歷史學的發展,也必定影響著整個歷史學的發展。梁啓超、白壽彝這兩個史學史學科豐碑式人物的學術道路,清楚地向我們昭示了這一點。
注釋:
（1）文中說:“《讀書雜志》上顧頡剛、劉藜、錢玄同、胡堇人四位先生討論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萬字,經過了九個月,至今還不曾結束。這一件事可算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極可喜的事,他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亞於丁在君先生們發起的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見《胡適文存》二集,第70頁,黃山書社,1996年。
（2）1961年12月編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第四號,登錄了陸懋德和衛聚賢編寫的《中國史學史》講義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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