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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紀許多史學名家,從個體看,他們有的注重宏觀闡發,以縱攬大局取勝;有的則專擅實證,以具體而微見長。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寬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過編纂形式或個性風格,綜合其整體精神,圍繞的是同一主題,即面對現代化挑戰的壓力,重新認識中國。壓力轉化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使史學呈現出前此從未有過的蛻變,走過了為新史學艱辛創業的百年(注:本文為《走向世界與中國情懷——“中國史”世紀學術回顧》的續篇。有關世紀史學的主題及圍繞主題展開的思想路向,請參見上篇。文載《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新史學:對科學實證的追求

  新史學最初是以近代科學的姿態出現的,決定性的時間要到30年代後期。用科學主義的態度重新審視中國歷史,還原客觀的中國歷史(那時稱“重建中國歷史”),這是當時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與舊史學賴以區別的標誌。

  在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績最大。這倒不完全是指他個人在史學上的成就(如夷夏東西說、性命古訓辯證)。胡適對傅的評論最確,說“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遺著序》)。儘管今天的青年學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國現代史學史已經鄭重地記下:從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傾注于學術行政,創建並長期主持了中央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第一個史學研究專門機構,業績輝煌。據說他當時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長,那位先生不肯,且說:“第一流人做學者,第二流做教師,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當即大笑:“看來那只好由我自己來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學者,卻最後選擇了辦所。然而正是靠著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別是學術開拓、動議策劃的非凡識力,在他連任的22年裏(至1950年病逝止),彙聚並成就了近世實證最有成績的一大群史學名家。胡適說他是實行了英國培根所講的“集團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進國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國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還有一點也極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宣導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書面的、實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支配了大半個世紀實證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學路向,影響深遠。他是中國考古的偉業——安陽發掘和清內檔明清史料、《明實錄》整理等重大工程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他在上半個世紀確實無愧為中國史學界的領袖人物,中國新史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這樣的學術組織天才,能不能說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下結論或許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後的“實踐檢驗”了。

  但在此之前,還有一個情節、一位人物不應忘記,那就是對新史學的創建起過“清道夫”作用的顧頡剛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風波。

  以懷疑開道,是新學科產生的常規。懷疑不僅總與實證結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學革新的前提。有了懷疑,才激發起新的實證要求。在傅斯年創建史學“集團”之前,先有對“古史”真偽的一場大辯論,說明新史學的產生有其內在的邏輯。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論戰,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學誕育的陣痛期。

  顧的“疑古”,除了科學主義的外來思想背景外,還包含著關乎中國本土學術的重大突破:在中國歷來“經學即史學”的背景下,史學必須先叛離、擺脫經學的桎梏,才有重新審視和論析中國歷史的可能。假若還是剿襲“六經皆史”的陳說,不清理層累地積澱於國史裡的種種“意識形態”污染,後人最多只能在顧炎武這樣的舊史學的基地上加加減減,哪來超越?哪來新史學?圍繞著《古史辨》展開的那場論戰,雖然沒有“真正的結果”(頡剛語),但它無疑是一次史學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運動。

  明乎此,我們就沒有理由為“古史辨”派某事某書的論斷“過頭”,而對疑古這一宗旨大加懷疑。說實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發現比從前大大豐富了,我們仍然沒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對史作偽的事實。這類事後來的歷朝歷代也都有,如蘇洵的《辨奸論》、高拱的《病榻遺言》等等。否則,史家對史料鑒別這一基本環節,不就可以從史學中取消?!我很懷疑,有沒有“走出疑古時代”的一天?史學存在一天,懷疑包括質疑剛剛過去的“史實”永遠也不會了結。至於有人說偽書也有史料價值,這完全是另一個話題。反問:不明其偽書,何來另一層意義的“利用”?

  當時胡適、錢玄同,也還有傅斯年,都對顧頡剛的一系列疑古舉動予以特別的支持。傅斯年從歐洲寫回的信裏,給了頡剛的疑古綱領充分的肯定,稱“史學的中央題目,就是你這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以至認為“頡剛是在史學上稱王了”,“你們(指搞史學的朋友)無論再弄到什麼寶貝,然而以他所據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終不能不臣於他。”(《傅斯年選集》“與頡剛論古史書”)。

  大約在1926年歸國後,傅氏開始疏離“疑古”,路向一變,轉而專致於宣導科學實證。用他自己的話,叫做“從懷疑到重建”(1925年致顧頡剛信)。而這一轉折也正合著發生學的邏輯——由破壞到建設的節律,新史學就是在這一過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麼重建?當時的口號,就是胡適提出的“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這一主張在史學的真正實踐,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創辦史語所。科學主義是否能成功地解決對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獲得一個確定不移的客觀的、真的中國歷史?看起來,我們的前輩中有不少人曾是篤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當年有三句話震動一時:史學便是史料學,史學本是史料學,史學只是史料學。建國後,凡是附和這話頭的,無不挨批判。實際就在1928年建史語所的那個“綱領性檔”裏,傅“大炮”的火力還有比這更猛烈的。文末是這樣作結的:“我們高呼: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他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二、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傅斯年選集》)

  不瞞諸位,最初讀著這些已經陌生的話語,特別到“要把歷史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科學和精確)”,我私下曾不免發笑過:真天真!等讀到寅恪先生的教訓:“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方感受一種愧疚不安。

  為了說明這一層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說過的“學術”與“思想”的關係上來。史學總有兩個層面,客觀的和主觀的。新史學的創建,無疑地首先會帶上主體參與者的主觀色彩。這不僅是指他們史學研究的動機、價值取向,而且還包含了他們用什麼不同於前輩的觀念、方法,去質疑舊史,重估國史。

  說到治史的動機,在它的背後,或明或暗地總隱含著各自的價值評判標準。如此,世紀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帶進新史學的初建過程裏來,牽涉到“主義”之爭,或者像現在說的,牽涉進關於“西化”與“現代化”之類路向的爭論裏來。

  這種論戰實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會史”大同小異的兩種論戰。我覺得應該說明的,上述的爭論,聚訟的中心舞臺在“文化”、“社會”,而不在“歷史”;論戰的代表性人物對政治目標或“道路”取向的關心,遠過於學術建設。這只要翻一下羅榮渠主編的《從西化到現代化》論爭文選前三編,所謂“西化”論(如胡適、陳獨秀)、“本位文化論”(如梁漱溟),對中國歷史的論析,總喜歡一步直接進入“整體特徵”的把握。他們的“歷史通感”由於沒有經過嚴格的重新研究過濾,先入為主跟著自己的感覺走,不免容易把中國歷史(也包括西方歷史)的特徵說死。這也包括後來發展出來的“中國化”的一批學者,如張申府、艾思奇。這些人物,嚴格說絕大多數都不入史家之林。還有一點,是到很後才逐漸清晰起來的,就是幾次“文化史討論”都潛伏著一種隱患,開了直到今天還有極大影響的“文化決定論”的先河。“文化決定論”,究其實質也還是意識形態決定論。認定什麼都最終是由文化特性決定的,與意識形態高於一切、決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後者,是一條暢通無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這種論戰對新史學的影響,無疑也是不真實的。除了史家個人的政治傾向會或多或少影響到學術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論戰對峙雙方,從不同的方向都給中國史學術重建輸送了一系列的“問題意識”,“問題意識”則是史學創新意識不可或缺的能源。

  這些“問題”大概可歸納為:中國目前的落後,是“東西”不同,抑或“先後”不同?是中國歷史根性決定的,還是中國歷史變遷決定的?改變落後,是按著西方的面貌來個根本改造,還是循著中國歷史內在特性“舊邦維新”?中國走向現代化主要是靠外因,還是主要靠內因?假若說有內因,中國歷史能夠提供哪些根據?如此等等。

  重讀當年論戰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複經歷過的那樣,新舊名詞、概念滿天飛,各以“主義”爭勝,愈辯愈絕對化、極端化;時間長了,唱的人還在不停地唱,可聽的人就會因無甚新意而起厭倦和懷疑。中國歷史真的是像他們說的“一、二、三”那樣簡單嗎?在爭論“我”好與壞,“我”應該變成什麼之前,是不是應該先弄清究竟“我是什麼”?“我”是怎麼走過來的?即使舊史不可靠甚至有偽史的成份,那客觀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這個關節,史學家與政治家,以及那些隨時都想變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揚鑣就開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強等等),那趨向科學主義的史學家,更為看重“真”。蘇格拉底的“認識我自己”,就轉換成“認識我中國”。由此,關心的重點必轉向認識論,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尋求真史?他們不再滿足於演繹,而相信歸納法的運用或許更為可靠。

  傅斯年曾經是“五四”運動的一位學生領袖,參與了“火燒趙家樓”著名事件。但在留學歸來辦史語所時,他的心態已大變。許多生前友朋的追憶都說到他是因不滿政治而轉入學問一途的。在他的文集裏,能找到的最有力證據,便是1942年寫給胡適的回信。此時病中的傅斯年,大約躺在病床上曾經多次為自己“放過電影”。信中對老師說道:“病中想來,我之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進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門裏門外跑來跑去,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選集》“致胡適書”)信中“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與“不能忘此生民”兩語最堪回味。

  前面說的“國亡不亡”的情結,先是化為一陣狂風暴雨,急欲用行動找出一條路來。等到“五四”“火”的熱情褪盡,一大批人轉向學問,就像傅斯年那樣,很有點像現在說的“邊緣化”。這大概就是許多學科、包括史學到三十年代都有相當建樹的一個重要內因。

  自始至終跟隨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對所長的瞭解最深刻。提到傅氏辦所的心意,李濟這樣說:“他在中央研究院,創辦歷史語言所的中心目的,固然是由求純知識的觀點出發,但是潛在他的下意識內,所以幫助他推動這一學術事業的真正力量,還是一個愛字。因為他愛中國及中國的文化,他就先從研究中國的歷史開始;他想徹底地明瞭中國文化的本體,原先的長處與短處。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舊文化裏好的、燦爛的及有益於全體人類的一面。但是中國固有文化的長處在哪裡?短處在哪裡?卻不是單憑幾個主觀所能斷定的。這一類的判斷,若要作得準確可靠,必須建築在真正的知識上。他所以畢生的精力用功史學,並提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都是要找這一類的知識。並世的朋友,與他具同一理想,有同一見解的,當然不止他一個人;但在別人僅能托於空言,他卻能實際地把這一理想發揮出來。”(《傅斯年印象》)。

  明乎這種特定的情景,似乎可以為傅斯年先生的“史學就是史料學”作點辯解正名了。細讀先生的《旨趣》和相關史學方法論的其他文章,同後來批判者把這一主張簡單化地歪曲為“史料即史學”,是大相逕庭的。

  這裏不可能對這個話題作詳細的展開,從文本看,有兩詞最關鍵,使用頻率也最高,即“材料”和“工具”。按我的理解,要點有二:一是離開了史料(即“材料”),史學只能無中生有、形同胡說;離開了新史料的發現,史學的發展也就極為有限。二是離開了對史料搜集、整理、歸納、分析、綜合(也包括辨偽)的科學方法和新學科(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等一系列操作“工具”,史學也就沒有什麼過程可言。因此,史學就是由史料出發,經一系列操作“工具”,最後從史料推出結論的全過程。除此而外,別無史學可言。他還特別警惕觀察者主觀價值的介入帶來的“污染”。傅先生的第一句,即拒絕某些人為自己的“同志”,就是針對這種“主觀污染”而發的。這裏已經包含了後來爭論很大的“為科學而科學”、“為學問而學問”的意思。我想這就是“史學就是史料學”的本義。

  這一主張明顯來自於西方自然科學的觀念和方法,帶來濃厚的“科學實證主義”的色彩,但其目的是清晰的:科學地認識中國歷史。傅斯年還有一個志向,就是要由中國人自己建立起“中國學”,並擴展為“東方學”,與歐美“漢學”爭一高低。史語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裏,應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學,如李濟、董作賓、容庚)和明清內檔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風格。而在此時及其後,諸如斷代史(如陳寅恪、徐中舒、勞榦、許倬雲)、政治制度史(如嚴耕望)、社會經濟史(如全漢升)、人文地理(如嚴耕望)等方面的成績,雖然諸學者治學都有其各人的個性特點,考察視域和學術包容也越來越開闊,但無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實證風氣下的煌煌成果。稱史語所為“史料派”,雖然不盡貼切,但極重史料搜索考辨,窮盡所能,以小見大,治史講求精深而有新解,確實是以史語所為代表的一種鮮明風格,並為中國史學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史語所的這一治學路向,在當時及以後,在史學界不是都全盤認同,沒有爭論、沒有批評的。這裏且不去說史學能不能做到像自然科學那樣,就說中國史學本身治學的風格,也有多種。對此,作為他們後輩的嚴耕望、余英時在回顧性質的相關文論裏都有涉及。讀者可詳細查閱《治史三書》和《錢穆與中國文化》。

  我個人覺得嚴耕望先生在評論呂思勉時說的一番話,很可以拿來作為對上述科學實證風格的一種總結。他說近代(指本世紀前半期)史學風尚,一是偏向尖端發展。一方面擴大新領域,一方面追求新境界。這種時尚,重視仄而專的深入研究與提出新問題,發揮新意見,對於博通周瞻但不夠深密的學人就不免忽視。二是近代史學研究,特別重視新史料——包括不常被人引用的舊史料。史學工作者向這方面追求,務欲以新材料取勝,看的人也以是否用新材料作為衡量史學著作之一重要尺度。而主要取材於正史,運用其他史料甚少,更少新史料,雖博通周瞻能成系統者也不免被低估。我想,正因為嚴先生治學出入於兩者之間,對科學實證一派的長短俱有體驗,故方能出此公允之論。

  史學作為一門現代學科,講求實證,講求專深,朝分化、細密、深入的方向發展,既是近代學科發展普遍性的標誌,也是中國史學本身求發展、求完備的需要。這一路向,在本世紀上半葉無疑是秉承了牛頓經典力學時代的方法論風格;但即使在今日也仍然應該成為史學事業建設的基調。在此基礎上,才能伴奏出多音調、多色彩的交響樂來。

  詮釋:史家與時代的對話

  上面所說的科學實證一路的史學,很容易給我們一個感覺,似乎他們對史學的時代主題是偏離的。或者說他們採取一種“邊緣化”的立場,是不是疏淡了史學回應時代的功能?因此,當歷史詮釋學觀念強化後,對這一路向的批評也就必不可免地要產生。

  去年恰逢史語所建所70周年,臺灣有關方面出版了《紀念文集》。其中現任所長杜正勝撰有一文,題名《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先生》。沈剛伯,我是從讀他追思故友傅校長(台大)的文章始識大名,知道他對傅氏的人格極為推重,文中也看得出他們之間史識有岐異,儘管只是一筆帶過(《傅斯年印象》)。正勝先生的文章,則明白告訴我們,沈先生早在1968年史語所40周年所慶的演講中,從史學的取向再次發表了頗與故校長相左的意見。兩位好友屬“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爭論絕非個人間事。

  兩位先生之間意見的岐異,涉及到百年史學的一些重要關節,很具有代表性。所以在這裏,我特地把正勝先生的介紹綜合一下,備錄於下:

  一是沈先生強調史學的內在理路是講“通變”,反對一味講“專深”。他認為歷史就理論上講,應該是整體的,因為沒有古就沒有今,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所以嚴格而論,只有通史才是真正的歷史。很懷疑傅一味宣導崇尚專深,弄不好,就成了“象牙塔”、“餖飣之學”。傅則認為“通史的作法不會造就知識性的突破”。這一點我還可以引錢穆《傅斯年》作旁證。錢先生也說傅“不主張講通史”,說有“某生專治明史,極有成績”,傅先生卻不許他上窺元代,下涉清世。錢穆不以為然,認為若不能“上溯淵源,下探究竟”,怎麼可能“真於明史有所得?”所說之事是否為真,我無處證實,但錢、傅“專”與“通”相互對峙,嚴、余兩弟子相關憶述甚多,這是沒有問題的。

  二是沈先生強調必須講求史學的外緣即意義和作用。這也可以分成兩部分。

  首先是從學理上說。沈先生說他不敢相信人類的歷史也同自然界的歷史一樣,可以“成為一門完全信而有征的科學”。也不同意傅氏主張“不以史觀為急圖,純就史料以探史實”,所謂“存而不補”、“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沈先生認為,事實上史料無一不是經過寫作人主觀的選擇與主觀的組織而成的,無論他存心如何公正,寫出來的東西總是表現他個人的思想與識見,絕不能說是客觀的。史書所載只是“史事”而不能說是“史實”。史學是史家與史料的互動的結果。歷史所研究的過去不是死了的過去,而是在某種意義上,仍然活到現在的過去。

  第二則是從史學外緣的意義和作用,亦即與時代的關係上說。沈先生認為史學必須跟著環境的轉變而不斷變化,“世變愈急,則史學變得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歷史著作之所以不斷求新求變,因為“我們大都抱著鑒往知來的目的去讀歷史,一逢世變,便想從歷史中探尋世變之由;求之不得,自然就不滿意於現有的史書,而要求重新寫過。於是乎每一個新時代必有好些根據其時代精神所改修過的新史書。”他不贊成所謂純史學,史家成為象牙塔內的玄思冥想者。他認為傅先生關於歷史研究的定位和寫作的形式已經過時,那是蘭克時代的產物。他擔心:與時代隔離的純之又純的史學,如何維持不斷的創新力以免於枯竭?又如何得以接受外界不斷的刺激而產生新觀念,寫作新史書,以完成新史學呢?所以沈先生主張史學還是要回歸於社會,回應時代,尤其是史家對時代和社會的看法。

  沈先生關於治史的觀念,大約是因為和我前幾年的思路比較吻合,感到特別地親切。但在我因為要做這項回顧性質的工作,前賢的書讀得稍多之後,覺得問題比較複雜,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這裏實際包括了兩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一是史家與時代的關係;一是史家治史的史觀和史學方法,也包括“通”與“專”等不同的學術風格。從學術史回顧角度,第一個問題比較重大,關係到百年史學的評估;後一問題,見仁見智,只能共存共容,我看不必求同。

  關於史學與時代的關係,從百年過程來說,恰恰不像沈先生所憂慮的那樣(當下怎樣,又是另一個問題)。正如第一節所述,由於特殊的情結,中國新史學與時代的關聯實在是非常緊密的,有時緊密得離了譜,產生了負面的效果。這方面,反顯出了史語所的某種“獨立人格”。自然,正因為“救亡”的情結強烈,新史學在對中國歷史整體認識方面所作的努力是艱辛的,爭議多,所積澱的成果也不少,以致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不斷咀嚼,不斷重複。

  歷史學永遠是現在(懷抱著未來追求的現在)與過去的對話。這不是什麼人的特別發明,而說的是一個事實,自有史學以來就存在的事實。所謂孔子“春秋”筆法,一字褒貶,不也是史實的“靈魂”在與“過去”對話?史家首先關心的應該是“歷史事實”,這是他工作的物件,他的獨特資源;接著,他必然要思考這些“歷史事實”背後的“意義”,並訴諸閱讀物件,發揮社會功能,這是他工作的目的,體現其價值之所在——他絕不會或者絕不甘心把自己降格為實錄文書的“史官”。這些在史家群體裏應該是不需共識的共識。

  在20世紀,恐怕史學家中很少有人認為中國社會不需要“變革”。胡適在總結傅斯年一生思想演化軌跡時,便說“從他《新潮》時代以來三十多年中,只有一句話,就是希望國家近代化。反過來說,就是反中世紀主義”(《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問題是變什麼,怎麼變?正是由於對現實變革所持的觀念和所取的路徑不同,由此而返觀過去的中國歷史,通過跟過去的重新對話,對中國歷史的整體認識,就必歧異多姿。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把傅斯年為代表的科學實證派說得過於簡單。其實他們自己何嘗沒有主觀意識的滲入,最多只是比別人淡薄些、警惕些(即他們所說的“客觀”些)就是了。

  或許更關鍵的,還不完全在自己主觀的“價值取向”,因為一個真正的史家都有起碼的職業道德,不以自己的所好去“作偽歷史”(可惜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容後再議)。從史學本身來說,最關鍵的是用什麼樣的參照系統,來幫助我們透過史實、串聯史實,達到分析、認識中國歷史整體特徵的目的。純粹的事實歸納,最多只能描述過程,比《紀事本末》、《十通》做得更細密些,在西方也仍屬於“傳統史學”。何況當時的中國,對“意義”的關心何等強烈:歷史發展到今日的中國,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為什麼會這樣?等等都是懸念。沒有比較的參照系統,就無所謂中國歷史的特質、特點,也無所謂用廢取捨、變革保守,我想,這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為如此,我覺得傅斯年當初關注的“科學工具”有狹隘的弱點,當時和後來的史家都必然要超越他的“新工具”論。歷史,人類的歷史,不可能像分析一塊石頭、一種地層那樣明白乾脆。“社會”,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人群“集合方式”,這是中國舊史學中從不曾有過的概念,到了新史學手裏,變成了必須首先面對的大問題。人類學,狹義的體質人類學,只解決中國人種本土產生,還是西來;而廣義的人類學,就轉化為文化學、社會學——這時候,人文社會學科與自然科學的差異就不可回避。這時候,新史學所要採取的“工具”,就必須從語言學、考古學擴展開去,更多地仰賴於越趨分化的人文社會多學科(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文地理學等等)的幫助。還有一點不能忽視,就是必須依靠外國歷史的比較座標——那時主要是西歐北美的歷史。順便說一下,傅斯年自己也意識到了遺漏“社會”一項研究目標的不妥,他在《清代學問的門徑書幾種》一文提出後人應做的幾項工作,第三即為“中國古代的社會學正待發明”(參《傅斯年印象》趙天儀文)。

  新史學與“西學東漸”的關係,是一目了然的。中西歷史、文化的比較更是熱點。問題是待到我們的史學接納西學的人文社會學科資源的時候,“西學”已經分化為對峙的兩支。這就使百年的史學在借鑒“西學”以透析中國歷史時,產生了嚴重的路向分化。

  針對當時中國落後於世界潮流,企求現代化的歷史走向,在新史學裏,以批判的態度重新估量歷史,應該說是主流、大趨勢。批判過頭,才會有另一種聲音出來,但也不能說他們就沒有批判性的思維。但批判的主要資源似有兩大類別:

  一種是以西方現代社會為參照座標,以自由主義為主流的歐美思想觀念和方法論切入批判,重新界定中國歷史的特質。這在新史學創建的前期,曾經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趨向。例如中國社會歷史是一個以家族為核心的宗法社會,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高度集權,專制主義,國家利益至上,沒有獨立的個人價值;有國家而沒有社會,沒有中間階層(晚近又增加了“公共空間”的概念),沒有公民意識或公民權利;是“人治”社會,人情大於法,不重法治;以農為本,主靜、主和諧,發展比較滯遲;重實用,不重形式邏輯,不關心抽象思維,以及輕視工商和科技等等。這些見解也常見於社會文化各界的議論和通論(如胡適、陳獨秀、梁漱溟、馮友蘭等),並非完全出於史學家。但無疑它們都是基於中國史實,通過中西比較而得出的中國歷史特質的認識。中西歷史意韻的不同,其中最膾炙人口的,要數錢穆《國史大綱》“引論”說的:“西洋史正如幾幕精彩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轉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

  另一種是“以俄為師”,以社會主義的“蘇式”思想觀念和方法論切入批判的。以社會主義為路向的,批判的領域就更為開闊:業已存在過的社會,無論東西方、傳統的或現代的社會,都必須為社會主義所取代,均屬於批判的物件。因此,這一路向的歷史學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五種社會形態“普遍規律”情有獨鐘,不自主地放棄對中西歷史文化比較的深入思考,精力專注於“社會性質”、“階級定性”、“階級壓迫”、“階級鬥爭”等共性概念層面上,對本國歷史文化自身缺乏深沉考察和開拓深挖,而與政治的過度關聯又或多或少影響到他們的求實求真,生搬硬套的毛病很突出。

  但是,我覺得需要指出的,即使在本世紀前半葉,社會主義思想對史學家的影響面要比我們現在想像的寬得多,包括後來分化到另一陣營裏的人物,這種影響也還存在。且不說陶希聖,傅斯年就一直自稱他是自由社會主義者(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這種影響從史學角度說,主要是促進了兩方面的進步:一是關心國計民生和下層百姓的生活,對社會不公正的揭示;二是重視社會經濟對歷史進程的作用。無論是中國古代、還是西方人文傳統裏,文化形態史觀是彌漫性地佔據著優勢,高度重視社會經濟的作用,是歷史考察視角的重大轉換。有識力的史學家一般都能敏感到這種方法的價值,並不一定與個人的政治傾向相關。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呂思勉先生。在新史學裏,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這一路向的推動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這方面作出較深入研究而富創見的,則要到熟悉西方經濟學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學者手裏,突出的如全漢升、楊聯陞等。

  在本世紀諸史學大家中,呂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學心態最平心靜氣的一個。這與他淡泊寧定,素不喜結交知名之士,“埋頭枯守、默默耕耘”(《呂思勉先生編年事輯》)的為人風格極相契合。誠之先生治史多取材於常見正史,運用新史料很少,所以不容易被傅氏科學實證派看重。等到嚴耕望先生關於“四大史家”(二陳、呂、錢,見《治史三書》)一說出,他的地位才陡然升格。嚴耕望的不拘門戶、慧眼識賢,令人敬佩。但先生博通周瞻(二十四史、《三通》熟讀數遍)、著述極富(不少於五、六百萬言),以及第一個用語體文寫出通史(四冊《白話本國史》,1920年起寫作,1922年出版),開風氣之先等等,亦屬實至而名歸。

  誠之先生受家學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學一路,或者也可以說是自學成材。雖然也有許多論者以為他與其家鄉常州今文經學關係至深(他教中學時的學生錢穆就這樣說),但對先生一生影響最深遠的只是康有為的“大同希望及張三世之說”,至於今文經學只是他辨析史料時選擇參考的方法,後來更兼采“今古”兩家,左右旁通,決無舊經學的門戶之習。讀先生遺著遺文,很難見到有像前述諸賢那樣關於民族興亡的大議論。其中與先生的個性秉賦不無關係,此處暫不討論。但必須指出,先生決不是“兩足書櫃”,對國禍民憂無所動心的“書齋學究”。最近先生《遺文集》問世,讀其時文書信,有兩個特點可說:(一)先生極具平民意識。此與寅恪、賓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別。先生十分關注民間社會的生計,大至水利、賦役、吏治,小至百姓飲食起居,所到之處,必細為調查,對物價波動尤其敏感,至幾元幾分,均一一載錄;更為難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細心詢問農家生活,對他們收支負擔,作了許多紀實性的報導。先生眼睛向下,關注民間基層生活,重視社會經濟研究,在同輩史家中恐少有與之匹儔的。(二)對社會進化向持樂觀向前的心態。他信從社會進化的觀點,認為制度的變遷最為緊要,隨經濟而進,勢異則事備,制度的不斷變遷,是一定的。這同寅恪的悲觀成鮮明對比,似與郭沫若相近。但從其主張自然演進(“自然”者,非偃苗助長之意)的立場看,與郭之激進,更像“同床異夢”(有一點殊可注意,先生論著絕不提及郭,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經歷“三次變化”:由欽佩康梁嚮往大同,進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後轉而服膺馬克思學說。先生辛亥後,因不滿“政黨作風”,“遂與政治卒無所與”,一生也絕少參與社會活動。因此,作為他的後輩,對其服膺馬克思學說如此之早,實著有些驚詫。細想之後,似乎也不突兀。如將1930年有關遺文《沈遊通信》與晚年《自述》互讀,即知理想大同(“於此主義,深為服膺,蓋予夙抱大同之願”)與重視社會經濟(“馬克思之說……大抵抹殺別種原因為非,然生計究為[社會發展]原因之最大者”)實為先生服膺的兩大內在因素,而平民意識則為更深層的心理根據,與前此的思想路向實一脈相承。難得的,他之接納,出諸學術追求,不沾激進情調。例如他從不主張中國有奴隸制社會,對歷史上的貴族政治、民主政治持論公允不偏,也不贊成“階級鬥爭”、“階級專政”之說,俱與郭沫若相違。至此,我方始領悟寅恪先生所言“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見解,再研究學術”的真諦。這絕不是要情緒性地排拒馬克思學說,而是說必須基於自身獨立思考的基點之上,信則信,疑則疑。因此他晚年對把馬克思主義弄成教條十分反感,也是自然的事。

  誠之先生因參編《古史辨》第七冊,後人也有誤派他為“疑古派”的。先生與顧氏出發點最大的不同,是一心旨在“建設”。入至近世,編著新式通史,呂先生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者和開拓者。他不僅留下了兩部通史,四部斷代史實際也是先生計畫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份。先生自雲,他是以“理亂興亡”和“典章制度”兩個板塊構成他通史的大框架。兩者相較,史家共識,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給我們的財富最堪珍貴。今之講史、治史者仍時時翻閱,受惠不已。這固然是潛心積累、鍥而不捨所得慧果,但決非只是抄書。治史者都有體會,制度研究,特別是貫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淵源沿革,從細瑣繁複、茫無頭緒的材料中梳理出線索脈絡,沒有分析綜合、比較鑒別的功力,決難摸到邊際。先生於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議論,知道他實得益於對社會學、人類學等新知識的吸收,社會經濟、社會組織、社會生活都進入了他的中國通史,實為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先驅。先生治史獨立特行,不屑追逐時勢。例如他一方面頗推重今文經學“三世說”,懷抱“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方面又認同法家的“督責之術”,以為可以有用於節制資本與權力之無限。在《先秦史》的結論一節,特別說到老子“邦治之世”、孔子“大同理想”,從其追求的人類境界有“不可移易”的道理,但“徒存其願,而不知其所由至之途”,實在是“說食而不能獲飽”,墜入空想,所以研究考察社會制度變遷所須條件和必不可少的過程特別重要。後來的“農業烏托邦”實踐,證明誠之先生確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具有歷史的預見性。

  對於要不要運用社會科學理論於歷史研究,也有許多批評。嚴耕望先生在《治史三節》裏多次說到,他贊同運用各種社會科學方法與理論作為治史工作的輔助工具。但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在史學的運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為萬應靈丹。他特別反感每一論題大體都先有了一個結論或意念,這個結論或意念是由他們奉為神聖的主義思想推演出來的,然後拿這個結論或意念作為標準,在史書中搜錄與此標準相合的史料,來證成其說。中國史書極多,史料豐富,拿一個任何主觀的標準去搜集材料,幾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來證成其主觀意念,何況有時還將史料加以割裂與曲解。這一批評在今日仍當為我們治史的人時時警惕,而其所指俱有事實根據,毋需例證。前即硬指西周為“奴隸社會”,後則有“四人幫”評法批儒,發展到了極致,參與其中的不少亦是名忝史林的人。

  對社會科學理論的誤用,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也多半有功利之心的污染,久處鮑魚之肆,平時弄習慣了,不以為非。隨手就可舉出一例。現行的許多《通史》在每一大王朝末,必大書階級矛盾尖銳,以作農民起義爆發的背景。到大明王朝,萬曆皇帝為三皇子婚禮動用戶部銀二千四百萬兩,敕令湖廣、山東、河南三省撥田四萬頃於福王,這兩項都是必寫的。黃仁宇就揭穿兩事俱不實。前者是皇帝故意出難題,要知道這二千四百萬的數字,等於整整三年半全國的收入銀兩的總數,稍用腦就知道怎麼可能?當時也果然把戶部尚書楊俊民嚇死在任所,萬曆帝總算達到了報復朝臣力阻他想立常洵為太子的目的,出了一口惡氣。後者先沒有弄清這是給“佃金”(由地方政府所交的官田現金津貼),而不是直接賜給由其自己管理的“莊田”,這數字又是皇帝漫天叫價,明知也達不到;福王實際年收入是二萬兩,離此“指標”遠甚(詳參《放寬歷史的視界》“明《太宗實錄》的年終統計”)。久治中國古代史的不會不知道,我國古來對數字沒有概念,成千成萬大而化之說的不少。“千百萬”,是千萬還是百萬?說的人嘴無遮攔,無非極其形容。例如崇禎時堵允錫上奏,說“長沙、善化兩邑,舊額百萬畝,令人藩封者,且七八十萬畝”,日本學者清水泰次在1928年就作文考證,證明堵純屬“信口胡說”(《投獻考》,轉引自黃仁宇前書)。數字不顧史實隨己意誇大,也包括了很權威的所謂“封建社會中國農民要交地租七成、八成”說法,到了我接觸地方經濟史時,才弄明白這是一種“數字遊戲”(專題研討時會說到)。為什麼會鬧這麼多的笑話?就是先入為主,屈從風氣,見了這等材料,不假思索就用上,甚至不惜在數位上做手腳。這種“以論代史”,在“文革”前就已經很厲害,不是到了“四人幫”時期才這樣。

  余英時也介紹過楊聯陞先生在這方面的一些見解。楊先生為清華經濟系出身,早年對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史有濃厚興趣,後來擴展到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恰好40-50年代,史學和社會學科合流在美國蔚然成風尚,先生原有的治學傾向也因此發揮到淋漓盡致。他的《侈靡論》從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史上發掘出一種近乎現代凱恩斯以來所強調的關於消費的理論。到60年代,在歐美“漢學界”主張以社會學科代替漢學的人逐漸多起來,並在《亞洲學報》上展開熱烈爭論。楊先生始終守住一條,“訓詁治史”是治史的基本立場,如果解釋與事實之間發生衝突,則必然尊重事實,放棄解釋。他對美國“漢學”後起之秀往往富於想像力,抓著幾條感興趣的史料便急著運用,“誤認天上的浮雲為地平線上的樹木”,妄發議論,提出了不客氣的批評(參《錢穆與中國文化》“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這種風氣,據我所知,現在的美國“漢學”研究中還時有發生。我們也應以此為戒。

  這些都說明“實證”與“詮釋”,並不註定是相互對立的,關鍵在史家必須遵循基本的史德。它們理應成為一對好朋友,互濟互補。我們很難舍割任何一方。

  除了上面說的基本路向外,也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治史路線,其中以錢穆、陳寅恪最具影響,我想陳垣先生亦當屬於這一類型。現在一般有稱之為“民族本位論者”的,也有呼之為“文化保守主義”的,還須仔細推敲。他們的研究,一方面也接受了來自西學的影響,實證的、邏輯的論述方法,以及人文觀念的關照,都有許多與古賢迥異的新識見,另一方面卻極端反感對本國歷史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和淺薄狂妄的進化觀,以及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譴”(將我們當今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推諉於古人),力持對本國已往的歷史必須有“溫情與敬意”(以上為錢穆《引論》所言)。強調“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1929年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對於他們,典型的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都視之為“保守”,自在情理之中(如胡適就譏諷寅恪先生頗有“遺少”氣味)。時至今日,這種印象仍磨滅不去,如認定“陳氏史學是中國現代學人對古代傳統史學的總結,從陳氏起,也就宣告了中國傳統史學的終結”(任繼愈為《陳寅恪先生史學述略稿》所作“序”),或者說“陳寅恪是繼王國維之後的唯一中國文化亡靈守護人”(李劼語)。我知道後者與前者的意味南轅北轍,決不可相混,但有一點是明白的:我們今天當如何評估這一類型的學者,仍是一個未有確論的懸案。個人的認識已寫在《歷史檢討的視域及其多義性》一文中,此處不再重複(載《中西文化交流》1999年集刊)。

  餘話

  “回顧”行將結束。很明顯,這裏給出的只能是極為粗略的輪廓,主要著眼於本世紀史家的治史路向。有關諸史家具體的研究成果以及諸多精警的學術創見,待到相關專題討論時,將盡自己所知,酌情地再作推薦。

  20世紀史家的各種治史路向說明,從重估中國歷史的同一源頭出發,沖出的卻是兩條河床:一種是實證的、邏輯的、工具性的,他們關注的重點在“我們的歷史是什麼”;一種是價值的、體驗的、批判性的,他們關心的是“歷史給了我們什麼”。正因為如此,要說20世紀史學的精彩,正來源於這種內在的緊張,才顯得出它多姿多彩,特別耐人尋味。一旦這種緊張,因外在的或內在的原因消失,史學也就會失去它的光彩。

  在我看來,史學的這種兩難景況,恰好與歷史的實相是非常吻合的。歷史,人類的歷史,總不離“歷史領著我們走”,或是“我們領著歷史走”兩大路向,似乎歷史就生存在這兩種對峙的張力構成的“物理場”裏。任何想擺脫約束,執著一種路向獨斷孤行,結果都被重新拉回到“歷史場”裏來。在這種時候,不能不使人正視:歷史的真諦究竟是什麼?我們是不是真正領悟了它的真諦?

  有人說,史學不應該與哲學相摻和,因為歷史是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客觀存在,實證才是它的真正本色。但我卻總好喜歡往反方向去想:史家假若沒有了對人類命運的根本性關懷,沒有了對人性的深刻反省,我們是不是很容易被歷史的沉重拖到海底,再浮不到海面上,向世人說清楚:大海的故事究竟精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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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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