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見[清]顧炎武著、[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民國元年鄂官書處叢刊本)卷十三“周末風俗”條,原文為:“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

[2] 關於郭店楚簡的下葬時代,目前為止有兩種意見,一是戰國中期偏晩說,即西元前300年左右,“白起拔郢”(西元前278年)之前,郭店楚簡的發掘整理者首倡此說,大部分學者同意這一說法,參見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前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另一種意見認為,不排除“白起拔郢”之後的可能性,以王葆玹、池田知久為代表。王葆玹的意見參見其《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簡的時代問題》(《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390頁),池田知久的意見參見《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0-151頁、第267-270頁。上博楚簡因屬盜掘,沒有確定下葬時代的依據。但一般認為接近郭店楚簡的時代;馬王堆漢墓的下葬時代不存在問題,在漢文帝前元十二年(西元前168年),但對其中文獻成書時代的爭議頗大。以《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通稱《黃帝四經》)為例,有戰國中期以前、戰國中期左右、戰國晩期,乃至楚漢相爭時期到西漢初年各種說法。參見劉國忠《古代帛書》(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149頁,以及張增田《黃老治道及其實踐》(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7頁。

[3] 其他可參考者有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詩經》。及山東銀雀山漢簡《唐勒》、江蘇尹灣漢簡《神烏賦》、敦煌漢簡《風雨詩》等詩賦類作品。

[4] 其他可參考者有湖北荊州王家台秦簡《歸藏》、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周易》。

[5] 其他可參考者有甘肅武威磨嘴子漢簡《儀禮》。

[6] 其他可參考者有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論語》、《儒家者言》、《哀公問五義》、《保傅傳》。

[7] 其他可參考者有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太公》、《文子》;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莊子》雜篇;張家山漢簡有與《莊子‧盜蹠》相關內容。

[8] 其他可參考者有湖南慈利楚簡《國語‧吳語》、《逸周書‧大武》。上博楚簡中史書類有二十多種,未發表篇目參見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273-276頁。

[9] 其他可參考者有山東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地典》等,兩部兵法的出土證明了《孫臏兵法》並非偽書,《漢書‧藝文志》所載《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兵法》確為兩部書。未發表的兵家篇目參見前引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第369-270頁。張家山漢簡有定名為《闔廬》的兵家書籍。

[10] 兩種《陰陽五行》中有一種後改名為《式法》正式發表。

[11] 其他可參考的術數、方技類有以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為代表的時令材料;包山楚簡卜筮祭禱簡為代表的卜筮祭禱材料;以睡虎地秦簡日書為代表的各種日書;這類資料數量多、內容雜,前引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有較好分類,參見第401-417頁。

[12] 其他值得重視的子類著述還有河南信陽長台關楚簡《申徒狄》;山東銀雀山漢簡《尉繚子》、《晏子春秋》、《六韜》及與《管子》相關內容;湖南慈利楚簡《寧越子》等。

[13] 馬王堆帛書並不自稱《老子》,分為兩篇,“德”在前,“道”在後,可以稱為《德道經》。

[14] 郭店楚簡並不自稱《老子》,整理者根據竹簡形制和筆跡將其分為甲乙丙三篇。

[15] 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本無篇題,是整理者所定。

[16] 馬王堆帛書《周易》本無篇題,是整理者所定。

[17] 上博楚簡《周易》本無篇題,是整理者所定。有缺損,剩餘內容和三十四卦相關。

[18] 尚未公佈的上博楚簡《武王踐阼》很可能可以與今本《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相對照。

[19] 但郭店楚簡本是節選本,還是形成中的文本,目前還有爭議。

[20] 但《周易》傳文在戰國中期是否已經定型,目前還有爭議。

[21] 《考古學報》1975年1期,第7-21頁。

[22] 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龐樸和李學勤。參見龐樸《孔孟之間》,《中國哲學》第二十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5頁。以及李學勤《孔孟之間和老莊之間》,《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第6輯,2005年6月,第10-13頁。

[23] 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是日本池田知久。參見前引《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與《五行》、《窮達以時》、《孔子詩論》相關之論文。

[24] 陳鼓應認為郭店楚簡《忠信之道》也是呈現出儒道交融而又接近老學一系的作品,參見《郭店楚簡所呈現的重要哲學問題》,收入《九州學林》,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201頁。

[25] 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26] 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對此問題有過討論。

[27] 參見廖名春《出土文獻與先秦文學史的重寫》,收入姚小鷗主編《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頁。

[28] 參見崔仁義《荊門楚墓出土的竹簡〈老子〉初探》,《荊門社會科學》1997年5期,第34頁。

[29] 參見劉彬徽《關於郭店楚簡年代及相關問題的討論》,《簡帛研究2001》上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7-54頁。又收入氏著《早期文明與楚文化研究》,嶽麓書社2001年版,第232-238頁。

[30] 參見前引《試論郭店楚簡各篇的撰作時代及其背景——兼論郭店及包山楚簡的時代問題》。此外,王葆玹《郭店楚簡的時代及其與子思學派的關係》(載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編《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44-649頁),《再論郭店楚簡之時代及其文化背景問題》(“古典學の再構築”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六卷,2003年版,第25-31頁),《郭店竹書時代新證》(《中國出土資料研究》第七號,2003年版,第25-36頁),也討論過這一問題。

[31] 參見前引《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

[32] 李承律《郭店一號楚墓より見た中國“考古類型學”の方法論上の諸問題と“白起拔郢”の問題》,“古典學の再構築”東京大學郭店楚簡研究會編《郭店楚簡の思想史的研究》第六卷,2003年版,第3-23頁。

[33] 相關見解參見朱淵清、廖名春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中討論《魯邦大旱》的多篇論文。

[34] 郭沂《郭店楚簡〈天降大常〉(成之聞之)篇疏證》,《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後收入氏著《郭店楚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卷之“肆 《大常考釋》”,第208-229頁。不過按照出土文獻整理慣例,即便最初整理者的定名有誤,篇名也不可能再作更改。因此學界仍稱此篇為《成之聞之》。

[35] 薑廣輝《郭店楚簡與〈子思子〉》,《哲學研究》1998年第7期,第56-61頁。

[36] 陳劍《上博簡〈子羔〉、〈從政〉篇的竹簡拼合與編連問題小議》,《文物》2003年第五期,第56-59頁。又見簡帛研究網www.jianbo.org,2003年1月8日。

[37] 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安徽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及季旭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對各家編聯作了匯總,參照劉書第281-284頁,季書第2頁。

[38] 這段話的釋文與整理者有所不同,參見曹峰《魯邦大旱初探》,收入朱淵清、廖名春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38頁。

[39] 如俞志慧《〈魯邦大旱〉句讀獻疑》(簡帛研究網,2003 年1月27日),廣瀨薰雄《關於〈魯邦大旱〉的幾個問題》(《武漢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第506-510頁)。

[40] 金谷治《楚簡〈性自命出〉的考察》,龐樸主編《儒林》第二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9-60頁。

[41] 詳見趙生群《關於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關係的幾點看法》,臺灣大學哲學系等編“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年3月25日-26日,第十篇,第5-6頁。

[42] 三晉地區歷史上出有“汲冢竹書”,但大部分已佚失,留存下來比較可靠的資料有《穆天子傳》和王國維輯佚的《古本竹書紀年》。

[43] 如前所述,山東省臨沂市出土有銀雀山漢簡,多兵家文獻,及和行政、法律相關內容。

[44] 前引劉信芳《孔子詩論述學》,黃懷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詩論〉解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集中了各家之解釋。

[45] 《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原載《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後收入裘錫圭《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參見該書第8-12頁相關論述。

[46] 這方面的詳細論證可參見楊春梅《去向堪憂的中國古典學》(《文史哲》2006年第2期),池田知久、西山尚志《出土資料研究同樣需要“古史辨”派的科學精神——池田知久教授訪談錄》(《文史哲》2006年第4期),李揚眉《“疑古”學說“破壞”意義的再估量——“東周以上無史”論平議》(《文史哲》2006年第5期),以及李幼蒸《顧頡剛史學與歷史符號學——兼論中國古史學的理論發展問題》(《文史哲》2007年第3期)。

[47] 參見楊寬《三個新學派興起的巨大影響》(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頁。前引裘錫圭《中國古典學重建中應該注意的問題》,第5頁。

[48] 《郭店竹簡〈老子〉論考》(齊魯書社2002年版)對“三重證據法”有所介紹,參見第63-64頁。也有學者認為“三重證據法”指的是“二重證據法”再加史學理論,詳見江林昌《中國上古文明考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緒論》第二章第三節中“三、郭沫若與‘三重證據法’”,第37-38頁。

[49] 黃釗和李若暉都曾指出“一切以帛書《老子》為準繩”、“帛書《老子》將會取代今本《老子》”這種命題在思想史上其實意義不大。黃釗《關於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方法論思考》(《中國哲學史》2001年第3期),第34-36頁;前引李若暉《郭店竹簡〈老子〉論考》,第67頁。

[50] 陳淳對此有詳細論述,參見其《疑古、考古與古史重建》,《文史哲》2006年第6期。

[51] 這種傾向在中國古代邏輯史學界最為嚴重,參見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學研究的新路向》,《山東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52] 裘錫圭曾指出,匆忙為《列子》、偽古文《尚書》翻案是不合適的。參見前引《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論》第12-14頁。

[53] 參見邢文《帛書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54] 裘錫圭《“古史辨”派、“二重證據法”及其相關問題》,《文史哲》2007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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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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