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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文史》2005年第4輯

自東晉十六國始,因長期分裂,南北兩地在學術文化方面呈現出很多差異。這些差異歷來為研究者所關注。但是回顧以往的研究史,我們發現研究者對涉及南北差異的一些關鍵性史料的理解並不相同,比如對《世說新語》記載的一段有關“南人”、“北人”的對話,研究者的認識就有分歧。這些分歧不解決,進一步討論就很困難。

一 “南人”、“北人”

《世說新語‧文學》篇: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針對這段對話,唐長孺先生曾經解釋說:“從來引這一段來說明南北學風的都以為褚裒、孫盛和支道林所說的南北就相當於以後南北朝的界限。我覺得在東晉時可能範圍有些出入。褚裒(季野)為陽翟人,孫盛(安國)是太原人,所謂南北應指河南北。東遷僑人並不放棄原來籍貫,孫褚二人的對話只是河南北僑人彼此推重,與《隋書‧儒林傳序》所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雖同是南北,而界限是不一致的。”[1]

唐先生關於“南北”地域界限的推測相當有分寸,只是說“可能範圍有些出入”,而沒有把話說死。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的確沒有過硬的史料可以支持這一推測。《晉書》卷六二《祖逖傳附祖納傳》:

時梅陶及鐘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

唐先生試圖用這條史料證成己說。他說:“祖納為范陽人,鐘雅為潁川人,這又是河南北人的彼此詆毀,與褚孫的相互推重事雖不同,而同以河南北相對比則一。”范陽在河北、潁川在河南,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問題是當時人鐘雅、祖納所使用的稱謂恰恰不是“南人”、“北人”,而是“汝潁之士”、“幽冀之士”。此外,唐先生還引了盧毓《冀州論》中的一段文字:“冀州,天下之上國也。尚書何平叔、鄧玄茂謂其土產無珍,人生質樸,上古以來,無應仁賢之例,異徐、雍、豫諸州也。”唐先生解釋說:“何晏的貶抑冀州也許意在貶抑河內之司馬氏。但盧毓為涿郡人,何晏、鄧颺都是南陽人,盧毓為漢代經學世家,何晏則新興玄學之創始人,這裏的徐、豫與冀州也是河南北的對比,雍州只是作為陪襯而已。”[2]這裏的問題與上面的例子相同,盧毓等人使用的也是具體政區的稱謂而非“南北”。

對於幽冀地區,除“幽冀”外,當時人也常用“河北”來指稱。《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曰“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武帝紀》載曹操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晉書》卷七一《陳頵傳》載,解結問僚佐:“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這樣的例子很多,但未見將“河北”省稱為“北”的例證。

對於大河以南地區,當時人也並不以“南”視之。《三國志》卷三五《諸葛亮傳》注引《魏略》曰:

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遊學,……後公威思鄉裏,欲北歸,亮謂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歸故鄉邪!”

《晉書》卷六五《王導傳》:

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

《晉書》卷七三《庾亮傳》載庾亮上書曰:

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

《晉書》卷一○○《陳敏傳》:

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

以上如汝南孟公威、譙國桓彝、潁川庾亮籍貫均在大河之南。又《陳敏傳》前云“京師”,後稱“中州”,據此可知當時人對大河以南地區習慣上是稱“中州”,或稱“中國”。[3]與此相適應,對該地之人則多稱“中州士人”、“中州之士”、“中州人”等,如陳壽書稱:“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全)琮居者以百數”,[4]華譚致顧榮信中云:“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5]孫盛《晉陽秋》曰:“吳人以中州人為傖。”[6]類似的例證很多,不一一列舉。

關於“南人”、“北人”的含義,史籍中是有明確記載的。《三國志》卷五六《呂範傳》注引《九州春秋》:

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于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

《世說新語‧排調》篇: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為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晉書》卷五七《吾彥傳》:

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

以上諸條中的“南人”顯然都是指江南之人。又,《晉書》卷五四《陸雲傳附傳》:“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敕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同書卷六五《王導傳》載王導語:“顧榮、賀循、紀贍、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同書卷六八《薛兼傳》:“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以上“南士”、“南土之秀”、“南金”中的“南”,與所謂“南人”之“南”含義完全一致。我們再看有關“北人”的記載。《晉書》卷六七《郗鑒傳》載郗鑒咸康五年(338年)臨終語:

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

郗鑒是兗州高平人,率領著北方流民來到南方,所以他說“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又,《世說新語‧德行》篇:

鄧攸始避難,於道中棄己子,全弟子。既過江,取一妾,甚寵愛。歷年後訊其所由,妾具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業,言行無玷,聞之哀恨終身,遂不復畜妾。

鄧攸是平陽襄陵人。平陽郡屬司州。鄧攸之甥稱“北人”。此“北人”與郗鑒所云“北人”含義相同,都是指北方之人。

總之,分析魏晉人用語習慣,可知“南人”就是指南方人,“北人”就是指北方人,與大河南北沒有關係。

二 “淵綜廣博”與“清通簡要”

關於南人、北人學術上的差異,東晉褚、孫的討論實際上並不是第一次,至少在東漢末年就已經有過討論。《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注引《吳書》:

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

孫策與中州士大夫的討論也涉及到了南北學風的差異,只是沒有用“南人”、“北人”的稱謂,而是以“中州士大夫”、“東方人”相稱。按孫策語,中州士大夫認為東方人學問不博,言外之意當然是認為自己學問淵博了,這與褚季野所謂“北人學問淵綜廣博”正可呼應,說明“北人”的確是指北方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兩次討論都是在“學問”上比較南北差異。那麼,什麼是“學問”呢?一般而論,“學問”當然是泛指各種知識而言,不過東漢人所說的“學問”往往是專指經學上的學問。《後漢書》卷二二《馬武傳》:

帝后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

《太平御覽》卷二二八引《東觀漢記》:

周澤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山野,不汲汲于時俗。

《後漢書》卷四四《徐防傳》注引《東觀記》載防上疏曰:

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六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三國志》卷四九《士燮傳》:

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

以上都是東漢人以經學為“學問”的例子。魏晉人也常常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學問”。《後漢書》卷八二上《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魚豢《魏略》稱:“(嚴)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長安巿儈有劉仲始者,一為巿吏所辱,乃感激,蹋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 [7]又,《三國志》卷一八《李典傳》注引《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群書。”陳壽在本傳中的描述是:“典好學問,貴儒雅。”

“學問”含義既然如此,我們就有必要著重從經學的角度考察南北學風的異同。東漢時期,北方很多著名學者在經學上都有“博通”的特點,如杜林“博洽多聞,時稱通儒”,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賈逵“博物多識”,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崔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許慎“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 ’”,周舉“博學恰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延篤“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荀淑“博學而不好章句”,潁容“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蔡邕“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應劭“少篤學,博覽多聞”。[8]當然,南方也有博覽多通的學者,如王充“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又如胡廣“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9]不過比較而言,這樣的學者在南方似乎不多,而且從王充的經歷可以知道他的學問其實主要是來自於北方。

北方崇尚“博通”的風氣可能與東漢古文經學的發展有關。上述“博通”的學者基本都是古文經學家或傾向於古文經學的學者。相反,今文學家中像楊震那樣“明經博覽,無不窮究”[10]的學者卻較少見到。《三國志》卷四二《尹默傳》:“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11]尹默認為今文經學“不博”,所以要學“古學”,由此可以看到“博通”與古文經學家的關係了。

北方的學術思潮對南方影響不大。一直到漢魏之際,南方一流的學者所學的依然是今文經學。《三國志》卷五七《虞翻傳》注引《翻別傳》載虞翻上奏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說,世傳其業,至臣五世。

虞翻家族五世相傳的《孟氏易》屬於時人認為“不博”的今文經學。按其本傳載,虞翻除《易注》外,“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這在吳地學者中大概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孫策認為虞翻“博學洽聞”,希望他能去北方“折中國妄語兒”。除虞翻外,吳地陸績也是《易》學大家,按唐長孺先生考證,陸績專以象數說經,也是今文學家。[12]

古文經學在南方未能流行,南方學者“學問不博”,這些或許與南方的地理條件有關。我在討論東漢家學的衰落時曾指出,所謂“家學”是指累世傳一經,學者若想學通五經,就勢必要突破家學的限制,甚至也要突破地區的限制。[13]受這個因素影響,所以東漢一代遊學之風日盛,鄭玄回憶自己學習經歷說:“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並、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 [14]與此不同,在偏遠地區,受地理條件制約,遊學就不那麼容易了,當時南北文化交流可能還是很困難的。《後漢書》卷四九《王充傳》李賢注引《袁山松書》稱:“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按此,《論衡》自寫成後直到東漢末年才得以傳至中土,可見當時北方與南方還是相當隔絕的。南方士人要想學習,求諸家內是最現實的選擇。這可能是南方家學得以長期維持的一個重要原因。

虞翻最終未去北方,只是將自己的著作寄給了孔融。據《虞翻傳》載,“翻與少府孔融書,並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睹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孔融在讚美虞翻,但讚美之中依然明顯地流露出對南方學術的輕視。《三國志》卷四七《吳主權傳》注引《吳書》曰:

(趙)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答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采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

這段發生在魏、吳建國後的故事說明當時北方人仍然看不起南方人的學問。《三國志》卷二《文帝紀》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他的傲慢不無理由。有趣的是,替吳王辯解、且“博聞多識”的趙咨卻不是吳國本地人,而是原屬北方的南陽人。[15]趙咨並不是唯一出使北方的北方人,據《三國志》卷四七《吳主權傳》注引《吳書》記載,“博覽眾書”的汝南人陳化也曾“為郎中令使魏”,潁川人中大夫馮熙也曾為吳王“使於魏”。這些零碎的歷史片斷似乎都可以在中州士人輕視南方學術的背景下加以考慮。

總之,漢魏以來崇尚“博通”的學者多在北方,而世傳今文經學的南方學者依然是固守家學。

以上關於南北學問博通與否的討論,都是局限在經學範圍之內。如果不局限於此,而是著眼於一個更廣闊的知識領域,我們就會感受到東漢魏晉時期,北方地區士人對博與通的追求有愈來愈超出經學範圍的傾向。[16]前引東漢古文經學家除經學外,常常還通“百家之言”。對此,古今學者都曾注意到。顏之推就章句之學的衰敗說:“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17]余英時先生在分析東漢士風轉變時發現:“東漢中葉以降士大夫多博學能文雅擅術藝之輩,如馬季良、蔡伯喈、邊文禮、酈文勝、禰正平等皆是也。”[18]漢晉之際,此風猶在。應劭“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19]王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20]鍾會“博學精練名理”,[21]吳質“才學通博”[22],杜預“博學多通”,[23]張華“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24]其時玄學名士中也不乏博通之士,如阮籍“博覽群籍”,[25]嵇康“博覽無不該通”。 [26]

必須指出,漢晉時期南方士人在經學領域之外,也有向博通方向發展的趨勢,如陸績“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不該覽”,[27]謝沈“博學多識,明練經史”,[28]葛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29]賀循“博覽眾書,尤精禮傳”。[30]但是,這樣的學者在南方可能並不多,所以未能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人對南方士人學問的評價,“淵綜廣博”依然被褚裒等人看作是北人學問的特徵。

關於“南人學問清通簡要”一說,向來缺乏詳細討論。研究者大都以為“清通簡要”就是指玄學而言。唐先生之所以要把“南人”中的“南”解釋成河南地區,也正是因為他把“清通簡要”等同於玄學了,而玄學思潮恰恰是興起於河南地區的。我認為這樣的解釋還是有些可疑。固然玄學有求“簡要”的傾向,但這並不是玄學所獨有的,追求簡要本是東漢以來具有普遍性的學術思潮。余英時先生曾指出:“論魏晉玄學者,又謂其為對儒學之直接反動,則亦未能得持論之正。儒學之簡化既早已蔚成運動,與玄學之尚虛玄至少在發展之趨向上,並行不悖,則二者之間似不應為正與反之關係。何晏、王弼皆儒道雙修,並未叛離儒門,此點近人已有定論。故就一部分意義言,玄學正是儒學簡化之更進一步之發展,所謂‘千里來龍,至此結穴’者是也。”[31]受余英時先生觀點的啟發,我曾發現東漢魏晉時期在史學領域內也存在著追求簡化的潮流。[32]既然如此,既然經學、史學的簡化在前,而玄學在其後發生,我們當然就不能說凡有“簡要”特徵的學問就一定是指玄學、就一定是受了玄學影響。事實上,魏晉經史學家大都是排斥玄學的。[33]

在我看來,孫盛所說的“清通簡要”既然是相對於“淵綜廣博”而言,那麼其含義就不應該是指玄學。我們來看劉孝標的解釋。他針對支道林所謂“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解釋說:“支所言但譬成孫、褚之理也。然則學廣則難周,難周則識闇,故如顯處視月;學寡則易核,易核則智明,故如牖中窺日也。”按劉孝標的解釋,南人之所以能夠“清通簡要”,就在於知識少,因少而精,即所謂“學寡則易核。”他並沒有將其與玄學聯繫起來。余嘉錫先生在褚、孫對話條下解釋說:“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34]他也沒有將“清通簡要”解釋為玄學。我以為這些解釋是符合孫盛原意的。唐長孺先生文中引虞預《晉書‧賀循傳》曰:“時朝廷初建,動有疑義,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唐先生就此說:“據《晉書》卷六九《刁協傳》,及卷七五《荀崧傳》東渡禮儀為二人所定。荀崧為潁川荀氏,荀彧的玄孫,乃經學世家;刁協也以諳練故事著稱,但剖析疑義卻不能不徵求南士賀循的意見。”賀氏家族世代傳禮,賀循的事蹟或許正可說明南人的學問自有精妙之處,“清通簡要”並非過譽之詞。

以上我們嘗試著解釋了“北人學問淵綜廣博”與“南人學問清通簡要”。但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應該說明。據《晉書》褚裒本傳,褚裒死於永和五年(349年)。按此,褚、孫對話時間不會晚過此年。據《晉書》孫盛本傳,孫盛“避難渡江”時年齡只有十歲。褚裒死時年僅四十七歲,過江時年齡當與孫盛相仿佛。他們少年時期過江,不大可能對北方原來的學術狀況有什麼瞭解和記憶,而他們過江後一直到永和五年,北方政局不穩,戰爭不斷,南北幾乎沒有什麼交往。[35]既然如此,他們是如何瞭解到“北人學問淵綜廣博”的呢?我推測,褚裒、孫盛討論中所說的“北人”,並不是指當時還在北方的北人,而應該是指已經過江的北人,也就是帶領他們過江的父輩以及他們自身。據《晉書》載,東晉初年王敦稱周顗、戴淵為“南北之望”。[36]周顗是汝南人,戴淵是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按此,他們雖同在南土,但各自的“南”、“北”身份並未改變。從以後的歷史看,過江北人的“北人”身份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南朝,南方內部北來僑人與南方本地人的區別依然存在,《宋書》卷六五《杜驥傳》:

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捲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

《宋書》作者沈約是吳興人,屬南方土著,他稱過江較晚的北方人為“晚渡北人”。所謂“晚渡”當是相對著“早渡”而言的,可知在沈約心目中,北方過江較早者也還是“北人”,只不過是早渡而已。而在北來僑人眼中,南方土著也還是“南人”。《宋書》卷八一《顧覬之傳》:

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

《南齊書》卷三三《張緒傳》:

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啟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為準則。”上乃止。

顧覬之、張緒都是吳郡人,屬南方土著;袁淑是陳郡人,王儉是琅邪人,褚淵是河南人,屬北來僑人。雖然他們的家族南渡已久,但他們仍將顧覬之、張緒看作是與己不同的“南人”、“南士”。從這個角度看,東晉褚裒、孫盛所說的“南人”與“北人”也應該是指南方境內的南人與北人。

從長過程看,南渡北人的學術最終勢必會與南方本地的學術融為一體,但在過江之初還不可能。相反地,當大量北人突然出現在南方,並與南人近距離接觸時,南北學術上的差別反而會變得格外醒目,得到格外的強調。褚、孫的對話或許正是面對著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情景而來的。

原載《文史》2005年第4輯

[1]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年版,361頁。

[2]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362頁。

[3]《三國志》卷五四《魯肅傳》注引《吳書》曰:“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按此,“中州”、“中國”所指相同。

[4]《三國志》卷六○《全琮傳》。

[5]《晉書》卷一百《陳敏傳》。

[6]《世說新語》卷六《雅量》篇注引《晉陽秋》。

[7]《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注引《魏略》。

[8]分見《後漢書》各本傳。

[9]《後漢書》卷四四《胡廣傳》注引《謝承書》。

[10]《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

[11]按今文經學均崇尚章句,此傳謂“不崇章句”,“不”字疑衍。

[12]唐長孺:《讀<抱樸子>推論南北學風的異同》,《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13] 胡寶國:《漢代的家學》,載《中國古史論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4]《後漢書》卷三五《鄭玄傳》。

[15]南陽屬南方的荊州,但從文化上看,南陽應屬中州區域。我在《漢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一文中有詳細討論,讀者可以參看。該文收入《漢唐間史學的發展》一書。

[16]湯用彤先生曾經說:“漢代經學依於文句,故樸實說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後,學尚玄遠,雖頗乖於聖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論乃較為自由。漢人所習曰章句,魏晉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隨文飾說,通者會通其義而不以辭害意。”(《言意之辨》,《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7-218頁)按此,湯用彤先生早已注意到魏晉學者尚通的風氣,不過他的理解與本文的理解有所不同。湯先生似乎是用漢代今文家的章句之學概括了漢代經學的全部,而忽略了古文家追求博通的學術風尚,所以他將尚通的風氣僅僅視之為魏晉時期的學術特徵。按本文上面所論,東漢魏晉,尚通之風從來如此,只是所通之內容有愈來愈廣的傾向。

[17]《顏氏家訓》卷三《勉學》。

[18]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294頁。

[19]《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注引華嶠《漢書》。

[20]《三國志》卷二一《王粲傳》。

[21]《三國志》卷二八《鍾會傳》。

[22]《三國志》卷二一《吳質傳》注引《魏略》。

[23]《晉書》卷三四《杜預傳》。

[24]《晉書》卷三五《張華傳》。

[25]《晉書》卷四九《阮籍傳》。

[26]《晉書》卷四九《嵇康傳》。

[27]《三國志》卷五七《陸績傳》。

[28]《晉書》卷八二《謝沈傳》。

[29]《晉書》卷七二《葛洪傳》。

[30]《晉書》卷六八《賀循傳》。

[31]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頁。

[32]胡寶國:《三國志裴注》,《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33]胡寶國:《史論》,《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34]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216頁。

[35]參閱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第一篇第四節:《關於“不與劉、石通使”問題》。

[36]《晉書》卷六九《周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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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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