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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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fting，Editing and Textural Researching of the Modern Text of Bamboo Annals

Zhang Fuxi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Modern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first appeared in the Tang dynasty, sorted out, revised and supplemented from the fragmentary edition of the Ancient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and some appended annotating information stored throughout the ages when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books were sifted and catalogued during the Kaiyuan (one of the titles of the reign <712-756>of Li Longji, the emperor of the Tang dynasty) Years (713-741). The calendar in the Modern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is mainly calculated, retrieved and ascertained on the basis of Monk Yi Xing’s Dayan Calender, with the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tiangan dizhi) supplemented as a way of designating the years. And this edition is actually the Bamboo Annals in 14 volumes recorded in Jingjizhi of Jiutangshu (Old Book of Tang) and Yiwenzhi of Xintangshu (New Book of Tang), but not the final text. This edition was handed down to the Song dynasty when it was recorded fragmentarily as Zhushu (Bamboo Book) in Zhongxing Imperial Library Catalogues, which was edited in the Qiandao Years (1165-1173)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was not until the Ming dynasty that the compliers combined the volumes together and included the former appended information in the original text, thus is the Modern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in two volumes. Some modific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errors in chronological order can be traced in the Modern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however,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Modern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is still based on the Ancient Version of Bamboo Annals and partly connected with the Xiao-Shang-Zhou chronological framework recorded in the ancient edition, and consequently the modern version is of great value in history studies and chronology research of ancient history.

Key words: Bamboo Annals; Jizhong Bamboo Slips; Dayan Calender; chronology; historical studies

此文已刊登于《文史哲》200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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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陳夢家先生嘗列舉民初王國維先生以前治理《紀年》的著作二十種，並大別之為三派，計有：任啟運《紀年證傳》十三卷（原未錄卷數）、孫之騄《考定竹書》十三卷、董豐恒《竹書紀年辨正》二卷並《補遺》一卷、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十二卷、張九鐔《竹書紀年考證》一卷、張宗泰《竹書紀年校補》二卷、陳詩《竹書紀年集注》二卷、趙紹祖《校補竹書紀年》二卷、韓怡《竹書紀年辨正》四卷、鄭環《竹書紀年考證》（未刊）、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四十八卷並《補遺》二卷（以上整理考校今本而或兼為補遺）；黃奭《竹書紀年》一卷（輯本）、洪頤煊《校正竹書紀年》二卷、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十四卷、雷學淇《竹書紀年義證》四十卷、林春溥《竹書紀年補正》四卷並《後案》一卷（另有《本末》一卷）（以上將一切今本失載的佚文完全補入今本各條之內）；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陳先生原錄其書名作《竹書紀年存真》）二卷並《周年表》一卷、王國維《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王國維《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以上輯校古本二種及注疏今本竄補來源一種）。見陳夢家《六國紀年表敘》，《尚書通論‧外二種‧六國紀年》，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8－470頁。《中國叢書綜錄‧史部‧編年類》尚錄有王仁俊輯《竹書佚文》一卷、任兆麟選輯《竹書紀年》一卷、王曰睿輯《竹書紀年雋句》一卷，陳先生沒有列入。《四庫全書》收有今本《紀年》（內府藏本）及徐文靖《竹書統箋》，又以孫之騄《考定竹書》入存目；《四部叢刊初編》收有明天一閣所刊今本《紀年》的影印本，為現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四部備要》和《叢書集成初編》則收有洪頤煊的校本。王國維先生的《古本竹書紀年輯校》和《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下簡稱《輯校》和《疏證》）特為學者所重，有《王國維遺書》本（上海書店1982年版）通行；今人的校訂著作，則最被常用的是范祥雍《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簡稱《訂補》）和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初版及2005年修訂本，下簡稱《輯證》）。方、王二先生的《輯證》後出，搜輯全備而疏證謹嚴，且附有王國維先生的《疏證》，便於使用。本文所用古本、今本《紀年》即采此書，同時參考《王國維遺書》第七、八冊所收的《輯校》和《疏證》本。

【2】清代治今本《紀年》的學者，事實上原大都不認為此本是偽書，所以王國維先生的《疏證序》曾談及“近三百年學者疑之者固多，信之者亦且過半”。其中信之者，陳逢衡的《竹書紀年集證》實集前此諸家之大成；而王國維先生為今本作《疏證》，乃謂“懼後世復有陳逢衡輩為是紛紛”，不免言之過重。今本《紀年》還在19世紀已有英、法文譯本，西方學者一向以為是不偽的。今美國漢學家夏含夷教授(Edward Shaughnessy)提出一種觀點，認為《竹書紀年》原有兩個版本（即一般所說荀勖、和嶠的初次整理本和束皙的重訂本），今本《紀年》可能與其中的一個屬於同一個系統，不一定是偽書（見所作《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文史》第29輯，中華書局，1988年）。近年楊朝明先生亦致力於此，屢為文以證今本《紀年》“非偽書可比”，而以為此本是南朝沈約在《紀年》舊本的基礎上加工的結果（見所著《周公事蹟研究》附篇一《<今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初議》及附篇二《沈約與<今本竹書紀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25頁）。

【3】四庫館臣此語見於《四庫全書》所收《穆天子傳》卷前所附的提要原稿，《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所收《穆天子傳》提要已經刪改，無此語。

【4】按：雷氏所說“疑即楊慎《丹鉛錄》所稱”，意謂楊氏所徵引的《竹書紀年》可能即元明間刊本，而楊氏實未談及所用之本為何本。

【5】陳夢家先生已指出，《束皙傳》所錄汲冢竹書有名題者凡十六部、六十九篇，並七篇無名題者共七十六篇，較之傳中所說“大凡七十五篇”多出一篇。此蓋“因《隋書‧經籍志》附《竹書同異》一卷于《紀年》下，故增多一篇，非也”。見前引《尚書通論‧外二種‧六國紀年‧汲冢竹書考》，第606頁。

【6】《修文殿御覽》的纂修原以《華林遍略》為主要憑藉，近世發現的一份敦煌石室唐抄本類書殘卷，羅振玉以為係《修文殿御覽》的遺文（見所編《鳴沙石室佚書》，1913年），洪業則以為其原書應是《華林遍略》（見所作《所謂<修文殿御覽>者》，《燕京學報》第12期，1932年）。參見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0－54頁。

【7】《崇文總目》修成後，學者已批評其“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録者”（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三十四）。如《師春》一書，據《玉海》卷四十七引《中興館閣書目》：“《汲冢師春》一卷。案杜預云，‘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今雜敘諸國世系及律呂、諡法，末載變卦、雜事。嘉祐中蘇洵編定《六家諡法》，其表謂‘采《汲冢師春》’者，即此書所載諡法。”是知其書在嘉祐以前已有官本，而《崇文總目》亦未錄。《紀年》的情況可能與《師春》相仿，皆屬“誤棄不錄”者。

【8】按：“十五部、八十七卷”之說當有誤。《隋志》所說“十五部”當是僅指十五種有題名的汲冢書，而不計其中的“雜書十九篇”在內；所說“八十七卷”則疑為“六十七卷”之誤，六十七卷加無名題者七卷及《竹書同異》一卷，仍共得七十五卷。

【9】此處十字，《四庫全書》文淵閣本作“一紀年，一紀今應，二雜事”，今改從《玉海》注（見下）。

【10】《通雅》卷三十一引《法書苑》：“楚昭王墓在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冢，得古竹簡，沈約得數篇，示劉繪，曰：‘《周禮》逸文也。’”此為相傳沈約與出土古簡書有關的唯一事例，而今本《紀年》中的“沈約注”亦與此無涉。

【11】左徹故事不見於今本《抱朴子》。《博物志》（四庫全書本）卷八《史補》云：“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九引《博物志》，又有“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廟而四時祠之”等語。

【12】按：帝舜十四年“命禹代虞事”之說，當由今本“夏紀”末所見“禹立四十五年”推出。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云：“按《竹書》，帝舜十四年壬申命禹代虞事，至舜五十載戊申，凡三十七年舜陟，而己酉、庚戌、辛亥三年喪畢，禹即位，元年壬子，八年己未，凡四十五年。”則此“四十五年”乃不計禹為舜服喪的三年在內，若一併計之，則前後共有48年（壬申至己未）。“禹立四十五年”之文見於《太平御覽》卷八十二所引《紀年》，疑本為古本整理者所加的按語，非是古本正文。帝舜十四年命禹事又見於《尚書大傳》（《路史‧發揮五》注引稱《虞傳》），當亦晚出，而為《宋書‧符瑞志》所本。

【13】今本《紀年》載堯在位一百年，舜在位五十年，而舜、禹又分別為堯、舜服喪三年後始即位，是禹之元年上距堯之元年共有156年。禹之元年，今本《紀年》作壬子，由壬子上推156年，則正為丙子年。今本《紀年》中的夏、商干支紀年，皆基於周武王始伐紂之年為庚寅年的預設，而此年在現存文獻中始見於《新唐書‧曆志》所引的唐一行《大衍曆議》，故堯之“元年丙子”亦合於《大衍曆》。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疑“丙子”二字為“荀勖、和嶠等所增”，無據，各家所輯古本《紀年》佚文亦全未有干支年（唯或以此丙子、庚寅年入之）。

【14】王國維先生《疏證》云：“案《隋書‧地理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此附注如出沈約，不當有‘今海州’語。考《困學紀聞》五云：‘蒼梧山在海州界。’此作偽者所本。”按：王應麟所考係據北宋所修《九域志》，今《元豐九域志》卷5載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捍海堰”，則蒼梧山在海州之說不始於王應麟。《太平寰宇記》卷22“東海縣”云：“蒼梧山在縣東北二裏。古老相傳，此元在海中，後飛至此。”又云：“東捍海堰在縣東北三里，西南接蒼梧山。”是為《元豐九域志》所本，而《寰宇記》又當本於唐人所記。

【15】此所謂“十七世”，實指自禹至桀共有十七王；若以世系言之，凡兄弟相繼為王者只為一世，則夏王室共有十四世。

【16】按：王先生此處綜計的“三百七十三年”之數當是誤計，由上錄夏王在位年數合計，實得363年。以是差之，若從夏積年為471年之數，則當言所謂“無王”階段應有108年，而少康卒時亦已130歲。不過這個統計未將夏王的所謂“服喪期”計算在內，還不是今本《紀年》所記夏積年的實數，詳下。

【17】按：自此“丙寅”至下“乙巳”諸干支年名，今本《紀年》原皆為小注。

【18】《路史‧後紀》十四《夏后紀下》注謂“並窮、寒四百七十二年”，即是將夏王在位年數與“無王”階段的40年合計的，只不過所取夏王在位年數從《漢書‧律曆志下》所載《世經》，以432年為定數。《世經》謂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係據《三統曆》推排，而較《易緯稽覽圖》所記多出一年；然《世經》又謂“自伐桀至武王伐紂六百二十九歲”，則商湯伐桀之年有前屬與後屬之異。蓋《世經》或以此年屬之夏，故謂夏積年為432年；《稽覽圖》則以此年屬之商，故謂夏積年為431年。《新唐書‧曆志‧日度議》亦引述“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

【19】《晉書‧束皙轉》括述古本《紀年》“夏年多殷”，歷來不得其解，因為古本實記夏積年為471年，而商之積年又有496年之文（此非實數，有關說明詳下節）。實則古本“夏紀”始於“禹代虞事”，“殷商紀”則止於文丁十一年（即文丁殺季曆之年，其下則入於“周紀”，亦詳後）。如是，若以成湯稱王為分界，則“夏紀”含455年，“殷商紀”含461年。大約束皙看到的本子已改以夏亡為分界，而“殷商紀”仍止於文丁十一年，故致“夏紀”含471年，“殷商紀”僅含445年，是謂“夏年多殷”。

【20】《世經》推算周武王伐紂在西元前1122年，下及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滅國，則合兩周言之，共歷867年。

【21】《易緯稽覽圖》出於漢代，其作者自不可能見到汲冢出土的《紀年》。若以為《稽覽圖》的此類積年之數為後人所添加，則又證明添加者亦必本於《紀年》，否則別無依據。

【22】見《孟子‧公孫丑上》、《尚書‧無逸》、《禮記‧文王世子》、《史記‧周本紀》、《呂氏春秋‧制樂》篇等。

【23】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及王國維《輯校》尚有“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一條，見於《太平御覽》卷八七八所引“史記”，而《輯證》未收，入於《存疑》。

【24】按：該文中討論《紀年》，偶有與本文不一致之處，以本文為準。

【25】史籍不知共和期間仍承續厲王紀年，以為37年為厲王的實際在位年數，並以之下接共和的14年，則又無端多出了14年。

【26】今本平王名號下有按語云：“自東遷以後始紀晉事，王即位皆不書。”此當是荀、和等整理古本時所加的按語。今本仍存此按語，而又補書各王元年。

【27】如劉知幾《史通‧模擬》篇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自注：“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又《史記‧田世家》司馬貞索隱云：“《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十二月，宣公薨，於周正為明年二月。”此則特別提示《紀年》用夏正，不可混同于周正。一般地說，周正建子，以冬至所在之月（今農曆十一月）為歲首；殷正建丑，夏正建寅，歲首相繼延後一月（即今農曆十二月、正月）。不過上古曆法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甚為複雜，夏、商、西周不盡用陰陽合曆，且同一朝代亦不盡建寅、建丑或建子。

附按：司馬貞援引的《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事，《水經‧瓠子水注》詳引之，自“田悼子卒”至“田布敗逋”云云，共48字，繫於晉烈公十一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齊宣公五十一年。今本《紀年》尚存此條，其文與《水經注》所引同（僅末句“田布”作“田師”），而置於周威烈王十七年下，另起一行，頂格書寫。疑今本整理者所見《紀年》之本，此條已佚去繫年，遂誤抄於威烈王十七年下。司馬貞索隱又云：“按《紀年》：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世）本》及記史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世）本‧系（世）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唯只十代；若如《紀年》，則（有）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乃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如所引，則古本《紀年》原又有田莊子卒、田悼子立及田和立諸條，而今本皆無。古本“田悼子卒”條後，大約又以“十二月，宣公薨”單為一條，今本亦不存。

【28】《日度議》另有夏“太康十二年戊子”一條，與今本《紀年》不合，今本《紀年》載太康元年癸未，在位僅4年。按：《日度議》下文實辯仲康“季秋月朔”日食事，疑此處“太康十二年”乃“仲康二年”之誤書。今本《紀年》載仲康有2年“服喪期”，又以己丑年為仲康元年；若去此“服喪期”，以丁亥年為仲康即位之年，則戊子年即為仲康二年。

【29】唐開元間搜訪和整理圖書事，散見於新舊《唐書》及《唐會要》等書。綜合的敘錄，可參《玉海》卷五十二《唐乾元殿四部書》至《唐十二庫書》諸條。

【30】唐開元間整理圖書的目錄，曾於開元九年十一月總編為《群書四部錄》二百卷，其後毋煚又簡化、修正、補充為《古今書錄》四十卷（見《舊唐書‧經籍志》總序）。《古今書錄》大約成書於開元末，已較《群書四部錄》增加新整理圖書六千餘卷，《舊唐書‧經籍志》即據《古今書錄》著錄，《新唐書‧藝文志》則在舊志的基礎上又增入唐人的著作。就《紀年》的干支年系統皆本於《大衍曆》而言，兩《唐志》所錄應該是《古今書錄》新增之書，非《群書四部錄》所原有，因而《紀年》的整理也應在開元九年之後。

【31】《隋志》又有《周書》10卷，注云“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新唐志》則徑錄為《汲冢周書》10卷，恐只是以汲冢“雜書”中論楚事的《周書》添入傳世《逸周書》的混編之作；《舊唐志》不錄《汲冢周書》，則其書原不見於《古今書錄》。另有《穆天子傳》6卷，郭璞注，諸史志皆見錄，今存，則合汲冢原書5篇及“雜書”中的“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而成。劉知幾謂汲冢所得書到唐初已僅存《紀年》、《瑣語》及《師春》，蓋以《周書》與《穆天子傳》視同一般古籍，而不以為是汲冢原本。

【32】關於補亡，請參拙作《宋代文獻學研究》第九章第二節《輯佚起源於補亡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95－603頁。

【33】《瑣語》的情況當亦與《紀年》、《師春》相近。《玉海》卷四十七引顏之推雲：“《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非本文也。”則其書在唐以前已有竄補。《隋志》及兩《唐志》皆著錄《瑣語》四卷，當亦經過唐人的整理。

【34】《宋史‧鄭樵傳》：“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劄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請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寢其事。” 又陸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石鼓文辨〉》：“予紹興庚辰、辛巳間，在朝路識鄭漁仲。好古博識，誠佳士也，然朝論多排詆之。時許至三館借書，故館中尤不樂云。”按：鄭樵居夾漈山，又遊歷四方訪書，而數十年不得窺見朝廷秘藏。晚年以入為樞密院編修官機會，請修金正隆官制，實欲盡見館閣藏書，然終因受館臣輕視而為所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