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周口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1期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234.html
【摘 要】作為史學大家，司馬遷和班固的歷史記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態史的資訊。對於災異史的記錄和災異的理解，馬班也各有見解。通過對《史》、《漢》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學術個性的差異。班固對於災異的理解，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有關西漢生態保護意識的資料，《漢書》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資料對證，重要資料也並不是沒有遺漏。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近數十年則後一種意見明顯占上風。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得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結論。
【關鍵字】生態觀；司馬遷；班固；《史記》；《漢書》
以《史記》、《漢書》為標本進行司馬遷和班固思想的比較，歷來多有論著發表。如果我們認識到生態也是秦漢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生態觀也是秦漢思想值得重視的內容，則不妨試就這兩位史學大家的生態觀進行比較研究。
進行這樣的研究，不僅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考察司馬遷和班固思想的個性，也可以探討兩漢生態觀的時代差異，進而有助於說明漢代思想史和生態史的相關問題。或許由此又可以切入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史和生態史的交點，獲得有意義的新發現。
【一】關於先秦時期人與生態關係的追述：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一
對於生態環境之作用和意義，以及人與生態環境之合理關係的自覺認識，是在歷史前進至於一定階段方才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的生成，應當看作文明發生和進步的標誌之一。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說到軒轅黃帝功德，有“治五氣，蓺五種”的說法，其文意其實涉及社會進步與生態條件的關係。司馬遷又寫道，軒轅以軍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實現了“萬國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其事蹟又包括：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學者指出，這段話，“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1]
我們還應當看到，這段文字之中，還表露了積極的生態意識。如所謂“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體現出順應自然的原則。所謂“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2]，也體現出與自然相親和的傾向。關於所謂“節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為孔子所肯定的。張守節《正義》引《大戴禮》云：“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榮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馬遷所論先古聖王與“節用水火材物”相關事蹟，又有：
（帝顓頊）養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財而節用之。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又引錄范蠡的話：“節事者以地。”司馬貞《索隱》：“《國語》‘以’作‘與’，此作‘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司馬貞的解釋強調了人與“地”，即人與自然的關係，提示應當有節制地開發和使用自然資源。[4]這樣的說法，可能比較接近司馬遷所記述范蠡語的原意。
班固《漢書》作為以漢代歷史為主題的斷代史，並不直接記錄遠古時代的傳說，因而沒有與《史記》“節用水火材物”，“養材以任地”，“取地之財而節用之”一類內容。《漢書》屢見“節用”一語，但是已經大多並非取與“地”有關的強調節約生態資源的意義，而只是就經濟角度言財富。[5]當然，其中有些作為西漢人言辭，不能完全歸結於班固的認識。
不過，我們看到，《漢書》其實也有間接涉及傳說時代相關現象的內容。如《律曆志上》：“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6]“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7]又如：“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也。’”也都說到黃帝時代人與自然生態關係的和諧。
《漢書》中“黃帝”凡134見，出現頻率不可謂不高。但是班固筆下的黃帝及其言行已經神化，對於黃帝事蹟的解說也已經神學化，與司馬遷所謂“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8]，得自於民間所傳誦，因而富於自然氣息有明顯的不同。
又如《漢書‧郊祀志上》寫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說，“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與自然生態之關係的歷史記載的片段遺存，但是這樣的記載已經為濃重的五行學說的色彩所塗抹，歷史的本色已經被掩蓋了。
【二】關於災異史的記錄：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二
對於以農耕為主體經濟形式的社會來說，自然災異無疑形成對安定和發展的極大威脅。
《史記‧六國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關災異的記錄，我們現在看到的有22例。遠較周王朝和其他六國密集。[10]確實可以證實有的學者曾經提出的《六國年表》主要依據《秦記》的說法。[11]其中5例涉及與生態形式相關的災異，即秦躁西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絕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動，壞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對於最後一例，《史記‧秦始皇本紀》寫作：“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以及《十二諸侯年表》中又可見《六國年表》未記載的災異。如《秦本紀》記載：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饑”；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孝公十六年（前346）“桃李冬華”；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魚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凍，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動”；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動，……民大饑”；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謂秦穆公十四年“秦饑”，《秦本紀》中有相應的記載：“（十三年）[12]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驇。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秦饑”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後，因“晉旱”而“饑”推想，“秦饑”很可能也是因為旱災所導致。
至於所謂秦獻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華”，所記當為一事，年代之異，當有一誤。
關於秦史的災異記錄，是《史記》包涵生態史記錄因而具有特殊歷史文獻價值的證明。[13]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司馬遷對災異史的記錄是相當重視的。當然，班固對秦史中的災異，記載不如司馬遷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斷代史專著《漢書》記述的對象。此外，我們又應當注意到，班固《漢書》對於秦史災異其實也並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對於司馬遷《史記》記錄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寫道：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所謂“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見於《史記》，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至於“渭水赤”的情狀及原因，我們目前還不能明瞭。[14]《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則有關記錄，是：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
此事也未見於《史記》。
《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班固《漢書》的“志”，是司馬遷《史記》之後的新創史書文體。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記》“書”的影響。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則皆為班固新創。[15]《漢書》的“志”，公認內容“博贍”[16]、“該富”[17]，有學者評論說，“超過了《史記》八書，可謂後來者居上。”[18]以往以為其“蕪累”的指責[19]，或許是將優異看作缺失了。
至於漢初史事記述的比較，“《漢》紀比《史》紀增補了一些史實，是應該肯定的。”如“《漢》紀比《史》紀增寫了一系列詔、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漢書》所立《惠帝紀》，其中有的史家所謂“記惠帝七年間四十三條大小不等的雜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現象與災異”等。[20]
有學者評論馬班優劣，說到《史記》和《漢書》敍事的特點：“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敍事處互有疏密。”[21]就災異史的記錄比較《史》《漢》，確實可以說是“互有疏密”。而以為《史》《漢》“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的意見[22]，從記錄災異史的角度說，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評價。
【三】關於災異的理解：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三
司馬遷對於歷史遺存中的災異現象，是取審慎的態度的。
《史記‧天官書》說：西周晚期以來，星氣陰陽之說盛行，“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23]《太史公自序》又寫道：“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儒林列傳》中記錄了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斥董著《災異之記》“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驚嚇，“不敢復言災異”的故事[24]，也表明了這種態度。有的學者說，董仲舒的災異學說恰與最高權力者漢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為什麼《史記》不錄《天人三策》，除取裁側重點與他書（如《漢書》）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馬遷對於這種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結合，採取輕蔑的態度也是不可忽視的。”[25]這樣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絕對地斷定司馬遷完全排斥災異之說。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封禪書》之言祥瑞災異之說，令人確信司馬遷是相信天人對應關係的。”[26]
《漢書‧五行志》中有比較集中的災異記錄。我們看到，班固對於災異的分析，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理解不同，大多帶有明顯的神秘主義的色彩。[27]
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托於雲，猶君托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對人事的警告。《漢書‧敘傳下》說：“《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務於“王事”，作為“告往知來”的歷史鑒誡。如劉知幾所說，“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於是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徒有解釋，無足觀采”之處。[28]其論說，有的學者認為，是運用“陰陽五行說”“將自然災異、儒家經傳、社會政治攪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義的解釋”。於是斷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觀的大暴露。”[29]
如果人們注意到漢代文化的時代風格，或許會同意這種批判的嚴厲性應予減緩。應當看到，這種現象是有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具體的說，是西漢中期以來天人感應學說的盛起和兩漢之際讖緯思潮的氾濫，在影響社會文化總體的同時，也消弱了史學的科學性。
當然，通過對《史》《漢》關於災異解說之差異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學術個性的不同。雖然《漢書‧五行志》動輒標榜《春秋》之義，但是就史學理念而言，也許《史記》繼承《春秋》的原則還要更多一些。有學者分析說，“孔子對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態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記有怪異現象，如‘六鷁退飛過宋都’之類，但沒有加以神秘化。後來的公羊家記災記異，不絕於書，但也沒有把災異與治亂聯繫起來。司馬遷比孔子更有科學頭腦，在史料的抉擇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對於司馬遷和班固的比較，多有學者專注於史事記錄的詳略和繁簡，有人則指出：“愚以為班馬之優劣更繫於識而非徒繫於文。”[32]強調更應當在史識的比較方面用心。對比司馬遷和班固的災異觀，確可發現差距。但是，儘管班固《五行志》中關於災異的認識多有非科學的謬說，“然而他羅列的歷史上的種種異常的自然現象……，卻是歷史上的事實，為後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33]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34]
【四】關於生態條件同社會經濟的關係：馬班生態觀異同之四
《禹貢》是中國早期地理學的名著。大致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這部地理書[35]，有值得珍視的對於各地生態狀況的考察記錄，例如有關各地土壤、植被、水資源和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礦業物產的記載多有重要價值，於是成為上古生態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史記‧夏本紀》引錄了《禹貢》。《漢書‧地理志》也引錄了《禹貢》。都體現出對生態狀況考察的重視。
司馬遷《史記》秉承《禹貢》所代表的先秦學術重視實證、重視實用、重視實利的傳統，在總結生態條件同社會經濟的關係方面又有新的學術推進。
在這一方面集中體現司馬遷史學新識的論著，是《史記‧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對於基本經濟區的劃分，是最早的區域經濟研究的成就。司馬遷在綜述各地物產時說：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
這裏所說的“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也就是秦漢時期農業和畜牧業的四個基本經濟區。其中說到的生態條件的地理分佈，司馬遷是以經濟的眼光，作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資財富”，作為“人們奉生送死的物質生活資料分佈”[36]予以考察和認識的。
“山西”的重心區域是關中。我們可以以對關中生態的分析為例，嘗試比較《史記》和《漢書》作者的生態意識。
關中平原號稱沃野，傳統農業在這裏有悠久的歷史。《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關中之富足，首先在於以“膏壤沃野千里”為條件的農耕事業的發展。不僅由於農業先進，礦產及林業、漁業資源之豐盛也是重要原因。有關論述，同樣見於《漢書》。《漢書‧地理志下》有沿襲《史記‧貨殖列傳》體例的內容，而且佔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寫道：“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歷經后稷、公劉、大王、文王、武王的經營，“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並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司馬遷筆下的“大關中”概念，“關中”指包括巴蜀在內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區。[37]
關於巴蜀地方，司馬遷寫道：“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漢書‧地理志下》也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
關於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馬遷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漢書‧地理志下》：“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
大致看來，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38]，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其說從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為瞭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對於《史記‧貨殖列傳》關於生態條件作用的肯定，有學者分析說，“《貨殖列傳》對我國劃分經濟地區作了嘗試。地理因素可能不恰當地被誇大了，……。”[39]
但是，就對西漢時期關中地區具體的生態形勢而言，班固其實有更為詳細的記述。《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漢武帝準備在盩厔和鄠縣、杜陵一帶擴建上林苑時，東方朔曾加以諫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班固在《兩都賦》中，雖然“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對關中地區形勝和物產也大加讚譽，稱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有“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肯定關中“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40]
《史記》對於經濟生活的重視，史無前例。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貨殖列傳》“蓋開《漢書》以下《食貨志》之先河”。[41]又有人稱讚《貨殖列傳》說，“若《食貨志》，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將生態環境與經濟形勢相聯繫以分析歷史，可能正是《貨殖列傳》特有的優長之處。有的學者於是曾經發表“以自然主義籠罩一切經濟主義”的評價，並讚美其中對“各地的環境”的重視，從而感歎道：“美哉《貨殖傳》！美哉《貨殖傳》！”[43]
【五】關於生態保護：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五
對於“大關中”的地理特徵，班固在司馬遷附論巴蜀地區和天水、隴西、北地、上郡之外，還說到武都地區和“自武威以西”地區。對於後者，《地理志下》寫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風雨時節”句，“其俗”之後似有缺文。
所謂“風雨時節”，是漢代民間對理想生態的習慣表達形式。《淮南子‧覽冥》說到“風雨時節，五穀豐孰”。《漢書‧地理志下》說到地方地理人文條件“有和氣之應”時，也使用了“風雨時節，谷糴常賤”的說法。漢鏡銘文中常見“風雨時節五穀孰”，“風雨時節五穀熟”的文句，或者又寫作“風雨常節五穀熟”，“風雨時，五穀孰，得天力”，“風雨時節五穀成，家給人足天下平”等，都表達了對氣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後漢紀》卷二二載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劉淑對策，以“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為主題，也體現了同樣的社會願望。《史記‧樂書》：“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張守節《正義》：“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天事也。風雨有聲形，故為事也。若飄灑淒厲，不有時節，則穀損民饑也。”
在“風雨”是否“時節”的天運面前，當時的人只能完全被動地順從，對於創造“風雨時節”的形勢其實是無能為力的。司馬遷曾經利用農耕社會久已普及的“風雨時節”的思想，闡發了對於維護生態條件的深刻認識。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44]所謂“天道”“四時”，不僅不能“弗順”，而且應當“大順”。又《史記‧龜策列傳》禇少孫補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這樣的文句，其實也是照應了司馬遷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在一定限度內影響生態，改變生態。這首先應當認識自然規律，理解自然規律。
《漢書‧晁錯傳》記錄晁錯對策，其中有反映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的內容：
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所謂“動靜上配天，下順地”，“四時節”，“風雨時”諸語，和上文引錄的司馬遷“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謂“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中，則體現出生態保護的意識。特別是將有關措施和“國家大體”、“治國大體”聯繫起來，應當說在生態保護史上，發表了一種開明的見解。儘管這是在傳統天人關係背景下形成的思想，還不能說是一種自覺的意識。
這是一段對於討論生態思想史極有意義的文字，然而《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並未載錄。這或許也可以作為上文引述《史記》“殘闕蓋多”之說的一條佐證。
據《漢書‧文帝紀》，漢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這是一種“順四時”的舉動，而司馬遷《史記》也沒有記載。
古來有以“四時”為原則的禮俗制度，以調整和確定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秩序。其規則通常稱之為“月令”，《逸周書》的《周月》、《時訓》、《月令》等篇，《禮記‧月令》，《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等，都有相應的內容。《漢書•魏相傳》記載，漢宣帝時，御史大夫魏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張順應陰陽四時執政，他說：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屮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導政策，可能在西漢中期以後更為明確。《漢書‧宣帝紀》記錄元康三年（前63）六月詔：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其中所謂“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正是《月令》所強調的保護生態環境的禁令。如《禮記‧月令》：“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詔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頒佈的詔書也說道：“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顏師古注：“‘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漢書‧成帝紀》記載：陽朔二年（前23）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對於所謂“多違時政”的指責，顏師古注：“李奇曰：‘時政，《月令》也。’”漢哀帝初即位，李尋就“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發表意見，以為“四時失序”，與“號令不順四時”有關。他說：“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45]李尋的論點，也強調了《月令》的權威。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月令》有關生態保護的原則未必不對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發生影響，而《史記》未見直接的記錄，可能有多種原因。或許在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盛行之前，最高執政集團並未發佈有關的宣傳。或許司馬遷更為關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護。[46]
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班固在漢宣帝以後的歷史記錄中雖然有多則涉及生態保護，但是依然有所遺漏。例如近年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牆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其中有關於生態保護的內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九行）“‧毋撻剿。‧謂剿空實皆不得撻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一○行）“‧毋殺□蟲。‧謂幼小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一一行）“‧毋殺孡。‧謂禽獸、六畜懷任有孡者也，盡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鳥。‧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謂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盡九月。”（一四行）“‧毋卵。‧謂蜚鳥及雞□卵之屬也，盡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澤，□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魚，盡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謂燒山林田獵，傷害禽獸□蟲草木……〔正〕月盡。”（二七行）“季春月令”有：“‧毋彈射蜚鳥，及張網，為他巧以捕取之。‧謂□鳥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獵。‧盡八（？）月。……”（四二行）等等。開篇稱“大皇大后詔曰”，日期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確是作為詔書頒佈，然而卻並不見於《漢書》。或說“《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48]，或說“《史記》宏放，《漢書》詳整”[49]，或比較《史》《漢》，指出“班掾《漢書》，嚴密過之”[50]，而“詳”“密”之中竟然也有我們今天看來不應當出現的遺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經評價班固《漢書》，謂“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固似繁而實簡也”。[51]而其“刪削”之選，也是可以體現著者的觀念傾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就彼此相互制約。”[52]如果否認自然史對於人類史的“制約”作用，只承認人類史對於自然史的影響，以為無視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認識人類史的進程，掌握人類史的規律，則顯然難以使歷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學術理想，對於其真實意義，解說者甚多，眾議紛紜，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們從自然史和人類史“密切關聯”、“相互制約”的關係的角度來理解所謂“天人之際”，或許可以從一個新的層面認識司馬遷的思想。
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53]，近數十年則抬高司馬遷、貶低班固的意見明顯占上風。論者多從階級性角度進行評價。有人說：“司馬遷和班固的政治態度不一樣，歷史態度也不一樣。”“政治態度和歷史態度的不同，是馬班異趣中一個最大的區別。”[54]這樣的結論也許還有討論的必要。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記闡要‧班馬優劣》中的話：“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馬得而班失者，亦有馬班同得者，且有馬失而班得者。”
--------------------------------------------------------------------------------
[1]李學勤：《論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頁。
[2]“蟲蛾”，即“蟲蟻”。
[3] 司馬貞《索隱》：“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
[4]裴駰《集解》引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馬貞《索隱》以為“韋昭等解恐非。”
[5]如《武帝紀》“景公以節用”，顏師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節財。”《食貨志上》“節用而愛人”，顏師古注：“不為奢侈，愛養其民。”（《漢書‧王嘉傳》也有同樣的文句，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節用儉服，以惠百姓”，說的大致是同樣的意思。又《晁錯傳》：“親耕節用，視民不奢。”（顏師古注：“‘視’，讀曰‘示’。”）《司馬遷傳》：“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循吏傳‧黃霸》：“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節用”語義，都未能明確指定自然資源。
[6]顏師古注：“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
[7]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曆，曆終而複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又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
[8]《史記‧五帝本紀》。
[9]顏師古注：“鬯與暢同。”
[10]《六國年表》中關於周王朝和其他六國災異的記錄，合計只有韓莊侯九年（西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西元前359年）“星晝墮，有聲”，魏襄王十三年（西元前322年）“周女化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西元前298年）“河、渭絕一日”4例。其中所謂“河、渭絕一日”，雖然列入魏國欄中，其實也是秦國災異。
[11]金德建說：“《史記》的《六國年表》純然是以《秦記》的史料做骨幹寫成的。秦國的事蹟，只見記於《六國年表》裏而不見於別篇，也正可以說明司馬遷照錄了《秦記》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記〉考征》，《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頁至416頁。參看王子今：《〈秦記〉考識》，《史學史研究》1997年1期；《〈秦記〉及其歷史文化價值》，《秦文化論叢》第5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2]據《十二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參看王子今：《秦史的災異記錄》，《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記曰”，拙文《秦史的災異記錄》誤作“《史記》曰”。是不應當出現的疏誤。陳直先生曾經論證，《太史公書》正式改稱《史記》，“在東漢桓靈時代”。“王國維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謂《史記》名稱，開始於曹魏時王肅，這是千慮的一失。”《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司馬遷與〈史記〉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頁。
[15]〔韓〕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頁。
[16]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龍‧史傳》：“其十‘志’該富。”
[18]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頁。
[19]《史通‧外篇‧漢書五行志錯誤》：“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
[20]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頁，第215頁。
[21]黃淳耀：《史記論略‧高帝本紀》。
[22]《史通•鑒識》。
[23]張守節《正義》：“顧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見也’。案：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並圖籍，凶吉並不可法則。故孔子論六經，記異事而說其所應，不書變見之蹤也。”
[24]《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25]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頁。
[26]鐘宗憲：《〈史記•天官書〉的天象占候及其禮治思想》，《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頁。
[27]有學者認為，“司馬遷的天地觀”，是“樸素的唯物的自然觀”。霍有光：《司馬遷與地學文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頁。認識司馬遷的災異觀，還可以參考以下論述，只是其中對於司馬遷反迷信思想的自覺性的肯定，不免過度拔高之嫌，似乎還可以商榷：“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實際上是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陰陽五行禁忌學說相對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結合起來，標榜‘天人感應’，司馬遷卻要把它們分開。”“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把自然現象的天和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分開，並把迷信學說的歷史來源、迷信活動的歷史過程加以揭露，是對漢武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一個打擊，本質上是和正統的統治階級思想對立的。”白壽彝：《〈史記〉新論》，求實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頁，第30頁。以客觀的視角分析，有的學者注意到“司馬遷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興海：《司馬遷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學刊》1988年2期。有的學者提醒我們，分析司馬遷有關天人關係的思想，應當考察“中國史官的天人文化傳統”的兩條線索，“其一是經驗的線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術數方面的天官職能；其二是理論的線索，又可分為《周易》的天人宇宙觀和陰陽五行學說、春秋公羊學的宇宙論及其歷史哲學這兩個方面。”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頁。
[28]《史通‧外篇‧漢書五行志錯誤》。
[29]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頁。
[30]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被看作這種識見的表現。
[31]論者舉例說：《刺客列傳》寫豫讓行刺趙襄子未遂，豫讓要求擊襄子的衣服然後自殺。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馬貞《索隱》在“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下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吳汝煜：《司馬遷與孔子治史態度的比較》，《史記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頁。
[32]蔣中和：《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二《馬班異同議》。
[33]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頁。
[34]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說，太史公紀事，“其間殘闕蓋多”，以致有“詞省”、“事核而文微”的特點，“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而《漢書》成書晚，“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眾賢，群理畢備”。就災異史料的集中而言，確實如此。
[35] 史念海曾經對於《禹貢》著作年代進行過研究。他認為《禹貢》的成書當出於魏國人士之手，其成書年代可能在西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間。這一期間，魏惠王上承晉國舊風，積極圖霸。“《禹貢》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國人士在這期間於安邑撰著成書的，是在魏國霸業基礎上設想出來大一統事業的宏圖。遷都大梁之後，也許還繼續有所增刪修訂。”不過其著作年代至遲不能晚於西元前334年。這一年魏齊兩國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認霸業。這顯示魏國霸業的衰落，大一統事業已經無從說起。史念海：《論〈禹貢〉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391頁至第434頁。
[36]張大可：《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述論》，《史記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頁。
[37]《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分關中為四國”，“分關中為漢”，《項羽本紀》：“巴、蜀亦關中地也。”
[38]據劉朝陽統計，《史記‧天官書》中占候之事關於年之豐歉者多至49則，僅次於用兵，在總計18類中，占總數的15.86％。劉朝陽：《史記天官書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第7卷第73、74期合刊本，1929年。這一情形，也說明司馬遷對於天象影響經濟生活的重視。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司馬遷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司馬遷把人對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聶石樵：《司馬遷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40頁，第139頁。
[39]徐朔方：《讀〈史記‧貨殖列傳〉》，《史漢論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9頁。
[40]《後漢書‧班固傳上》。
[41]楊啟高：《史記通論》，清山閣．1926年7月版，第269頁。
[42]趙汸：《讀貨殖傳》，《明文衡》卷四六。
[43]論者對《史記‧貨殖列傳》有關“環境”記述的評價是：“《史記》裏頭別的文章，講的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事情，或是就一件事說，惟有《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事情，且一一說明他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潘吟閣：《史記貨殖傳新詮》，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編者弁言》。
[44]是為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語。司馬遷的思想與其相合。
[45]《漢書‧李尋傳》。
[46]《史記‧酷吏列傳》記載，王溫舒任河內太守，捕殺郡中奸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春月禁止殺伐，也是《月令》的原則。
[47]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8月版，第4頁至第8頁。
[48]《朱子全書》卷六。
[49]王鏊：《震澤長語》卷下。
[50]茅坤：《史記鈔‧序》。
[51]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一五《史記辨惑》。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20頁。
[53]《史通‧鑒識》。又《通志‧總敘》又有“尊班而抑馬”之說。
[54]白壽彝：《司馬遷和班固》，《人民日報》1964年1月23日。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234.html
【摘 要】作為史學大家，司馬遷和班固的歷史記述都保留了若干生態史的資訊。對於災異史的記錄和災異的理解，馬班也各有見解。通過對《史》、《漢》相關內容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到作者學術個性的差異。班固對於災異的理解，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傾向不同，多有神秘主義的色彩。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有關西漢生態保護意識的資料，《漢書》所提供的要更多一些。但是以考古資料對證，重要資料也並不是沒有遺漏。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近數十年則後一種意見明顯占上風。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得出“馬班二史互有得失”的結論。
【關鍵字】生態觀；司馬遷；班固；《史記》；《漢書》
以《史記》、《漢書》為標本進行司馬遷和班固思想的比較，歷來多有論著發表。如果我們認識到生態也是秦漢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生態觀也是秦漢思想值得重視的內容，則不妨試就這兩位史學大家的生態觀進行比較研究。
進行這樣的研究，不僅可以從一個新的視角考察司馬遷和班固思想的個性，也可以探討兩漢生態觀的時代差異，進而有助於說明漢代思想史和生態史的相關問題。或許由此又可以切入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史學史和生態史的交點，獲得有意義的新發現。
【一】關於先秦時期人與生態關係的追述：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一
對於生態環境之作用和意義，以及人與生態環境之合理關係的自覺認識，是在歷史前進至於一定階段方才產生的社會觀念。這種觀念的生成，應當看作文明發生和進步的標誌之一。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中說到軒轅黃帝功德，有“治五氣，蓺五種”的說法，其文意其實涉及社會進步與生態條件的關係。司馬遷又寫道，軒轅以軍事政治的突出成就，實現了“萬國和”的局面，“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其事蹟又包括：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
有學者指出，這段話，“表現出早期文明的特點。”[1]
我們還應當看到，這段文字之中，還表露了積極的生態意識。如所謂“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體現出順應自然的原則。所謂“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2]，也體現出與自然相親和的傾向。關於所謂“節用水火材物”，似乎也是為孔子所肯定的。張守節《正義》引《大戴禮》云：“宰我問於孔子曰：‘予聞榮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司馬遷所論先古聖王與“節用水火材物”相關事蹟，又有：
（帝顓頊）養材以任地。[3]
（帝高辛）取地之財而節用之。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又引錄范蠡的話：“節事者以地。”司馬貞《索隱》：“《國語》‘以’作‘與’，此作‘以’，亦‘與’義也。言地能財成萬物，人主宜節用以法地，故地與之。”司馬貞的解釋強調了人與“地”，即人與自然的關係，提示應當有節制地開發和使用自然資源。[4]這樣的說法，可能比較接近司馬遷所記述范蠡語的原意。
班固《漢書》作為以漢代歷史為主題的斷代史，並不直接記錄遠古時代的傳說，因而沒有與《史記》“節用水火材物”，“養材以任地”，“取地之財而節用之”一類內容。《漢書》屢見“節用”一語，但是已經大多並非取與“地”有關的強調節約生態資源的意義，而只是就經濟角度言財富。[5]當然，其中有些作為西漢人言辭，不能完全歸結於班固的認識。
不過，我們看到，《漢書》其實也有間接涉及傳說時代相關現象的內容。如《律曆志上》：“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6]“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7]又如：“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曆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曆，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曆之過也。’”也都說到黃帝時代人與自然生態關係的和諧。
《漢書》中“黃帝”凡134見，出現頻率不可謂不高。但是班固筆下的黃帝及其言行已經神化，對於黃帝事蹟的解說也已經神學化，與司馬遷所謂“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8]，得自於民間所傳誦，因而富於自然氣息有明顯的不同。
又如《漢書‧郊祀志上》寫道：“秦始皇帝既即位”，有人說，“夏得木德”，“草木鬯茂。”[9]也可以看作文明初期人與自然生態之關係的歷史記載的片段遺存，但是這樣的記載已經為濃重的五行學說的色彩所塗抹，歷史的本色已經被掩蓋了。
【二】關於災異史的記錄：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二
對於以農耕為主體經濟形式的社會來說，自然災異無疑形成對安定和發展的極大威脅。
《史記‧六國年表》中秦史的部分有關災異的記錄，我們現在看到的有22例。遠較周王朝和其他六國密集。[10]確實可以證實有的學者曾經提出的《六國年表》主要依據《秦記》的說法。[11]其中5例涉及與生態形式相關的災異，即秦躁西元年（前435）“六月雨雪”；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民大疫”；秦昭襄王九年（前298）“河、渭絕一日”；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地動，壞城”；秦始皇帝四年（前243）“蝗蔽天下”。對於最後一例，《史記‧秦始皇本紀》寫作：“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
此外，《秦本紀》與《秦始皇本紀》，以及《十二諸侯年表》中又可見《六國年表》未記載的災異。如《秦本紀》記載：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饑”；秦獻公十六年（前369）“桃冬花”。《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孝公十六年（前346）“桃李冬華”；秦悼武王三年（前308）“渭水赤三日”；秦始皇帝七年（前240）“河魚大上”；秦始皇帝九年（前238）“（四月）是月寒凍，有死者”；秦始皇帝十一年（前236）“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秦始皇帝十五年（前232）“地動”；秦始皇帝十七年（前230）“地動，……民大饑”；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前226）“大雨雪，深二尺五寸”；秦始皇帝三十一年（前216）“米石千六百”。
所謂秦穆公十四年“秦饑”，《秦本紀》中有相應的記載：“（十三年）[12]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驇。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為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秦饑”在著名的“泛舟之役”之後，因“晉旱”而“饑”推想，“秦饑”很可能也是因為旱災所導致。
至於所謂秦獻公十六年“桃冬花”和秦孝公十六年“桃李冬華”，所記當為一事，年代之異，當有一誤。
關於秦史的災異記錄，是《史記》包涵生態史記錄因而具有特殊歷史文獻價值的證明。[13]
我們由此可以看到，司馬遷對災異史的記錄是相當重視的。當然，班固對秦史中的災異，記載不如司馬遷完整，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秦史本不是第一部斷代史專著《漢書》記述的對象。此外，我們又應當注意到，班固《漢書》對於秦史災異其實也並非完全未曾涉及。
例如，對於司馬遷《史記》記錄秦悼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一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寫道：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所謂“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事，未見於《史記》，卻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至於“渭水赤”的情狀及原因，我們目前還不能明瞭。[14]《漢書‧五行志中之下》中另一則有關記錄，是：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
此事也未見於《史記》。
《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班固《漢書》的“志”，是司馬遷《史記》之後的新創史書文體。其中有六篇“志”受到《史記》“書”的影響。而《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則皆為班固新創。[15]《漢書》的“志”，公認內容“博贍”[16]、“該富”[17]，有學者評論說，“超過了《史記》八書，可謂後來者居上。”[18]以往以為其“蕪累”的指責[19]，或許是將優異看作缺失了。
至於漢初史事記述的比較，“《漢》紀比《史》紀增補了一些史實，是應該肯定的。”如“《漢》紀比《史》紀增寫了一系列詔、令，有的很值得注意”，又如《漢書》所立《惠帝紀》，其中有的史家所謂“記惠帝七年間四十三條大小不等的雜碎之事”，就包括“自然現象與災異”等。[20]
有學者評論馬班優劣，說到《史記》和《漢書》敍事的特點：“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耳，其敍事處互有疏密。”[21]就災異史的記錄比較《史》《漢》，確實可以說是“互有疏密”。而以為《史》《漢》“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的意見[22]，從記錄災異史的角度說，也可以看作中肯的評價。
【三】關於災異的理解：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三
司馬遷對於歷史遺存中的災異現象，是取審慎的態度的。
《史記‧天官書》說：西周晚期以來，星氣陰陽之說盛行，“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23]《太史公自序》又寫道：“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儒林列傳》中記錄了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斥董著《災異之記》“下愚”，致使董仲舒大受驚嚇，“不敢復言災異”的故事[24]，也表明了這種態度。有的學者說，董仲舒的災異學說恰與最高權力者漢武帝的政治需要相合，“為什麼《史記》不錄《天人三策》，除取裁側重點與他書（如《漢書》）不同方面的原因外，司馬遷對於這種政治思想上的彼此結合，採取輕蔑的態度也是不可忽視的。”[25]這樣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絕對地斷定司馬遷完全排斥災異之說。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封禪書》之言祥瑞災異之說，令人確信司馬遷是相信天人對應關係的。”[26]
《漢書‧五行志》中有比較集中的災異記錄。我們看到，班固對於災異的分析，與司馬遷自然主義的理解不同，大多帶有明顯的神秘主義的色彩。[27]
如《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史記秦二世元年，天無雲而雷。劉向以為雷當托於雲，猶君托於臣，陰陽之合也。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是歲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一曰，易震為雷，為貌不恭也。
史記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將兵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京房《易傳》曰：“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秦連相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罔密而刑虐，加以武伐橫出，殘賊鄰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天戒若曰，勿為刻急，將致敗亡。秦遂不改，至始皇滅六國，二世而亡。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圖書，秦居渭陽，而渭水數赤，瑞異應德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君湎於酒，淫于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流水赤也。”
天象被看作對人事的警告。《漢書‧敘傳下》說：“《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征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可知班固著作《五行志》的宗旨，是服務於“王事”，作為“告往知來”的歷史鑒誡。如劉知幾所說，“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誡將來”，於是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徒有解釋，無足觀采”之處。[28]其論說，有的學者認為，是運用“陰陽五行說”“將自然災異、儒家經傳、社會政治攪拌在一起，予以唯心主義的解釋”。於是斷言：“《五行志》是班固唯心史觀的大暴露。”[29]
如果人們注意到漢代文化的時代風格，或許會同意這種批判的嚴厲性應予減緩。應當看到，這種現象是有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具體的說，是西漢中期以來天人感應學說的盛起和兩漢之際讖緯思潮的氾濫，在影響社會文化總體的同時，也消弱了史學的科學性。
當然，通過對《史》《漢》關於災異解說之差異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馬遷和班固學術個性的不同。雖然《漢書‧五行志》動輒標榜《春秋》之義，但是就史學理念而言，也許《史記》繼承《春秋》的原則還要更多一些。有學者分析說，“孔子對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態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記有怪異現象，如‘六鷁退飛過宋都’之類，但沒有加以神秘化。後來的公羊家記災記異，不絕於書，但也沒有把災異與治亂聯繫起來。司馬遷比孔子更有科學頭腦，在史料的抉擇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對於司馬遷和班固的比較，多有學者專注於史事記錄的詳略和繁簡，有人則指出：“愚以為班馬之優劣更繫於識而非徒繫於文。”[32]強調更應當在史識的比較方面用心。對比司馬遷和班固的災異觀，確可發現差距。但是，儘管班固《五行志》中關於災異的認識多有非科學的謬說，“然而他羅列的歷史上的種種異常的自然現象……，卻是歷史上的事實，為後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寶貴的資料。”[33]這是應當予以肯定的。[34]
【四】關於生態條件同社會經濟的關係：馬班生態觀異同之四
《禹貢》是中國早期地理學的名著。大致成書於戰國時期的這部地理書[35]，有值得珍視的對於各地生態狀況的考察記錄，例如有關各地土壤、植被、水資源和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礦業物產的記載多有重要價值，於是成為上古生態史研究的重要資料。《史記‧夏本紀》引錄了《禹貢》。《漢書‧地理志》也引錄了《禹貢》。都體現出對生態狀況考察的重視。
司馬遷《史記》秉承《禹貢》所代表的先秦學術重視實證、重視實用、重視實利的傳統，在總結生態條件同社會經濟的關係方面又有新的學術推進。
在這一方面集中體現司馬遷史學新識的論著，是《史記‧貨殖列傳》。
《史記‧貨殖列傳》對於基本經濟區的劃分，是最早的區域經濟研究的成就。司馬遷在綜述各地物產時說：
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
這裏所說的“山西”、“山東”、“江南”、“龍門、碣石北”，也就是秦漢時期農業和畜牧業的四個基本經濟區。其中說到的生態條件的地理分佈，司馬遷是以經濟的眼光，作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資財富”，作為“人們奉生送死的物質生活資料分佈”[36]予以考察和認識的。
“山西”的重心區域是關中。我們可以以對關中生態的分析為例，嘗試比較《史記》和《漢書》作者的生態意識。
關中平原號稱沃野，傳統農業在這裏有悠久的歷史。《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孝、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關中之富足，首先在於以“膏壤沃野千里”為條件的農耕事業的發展。不僅由於農業先進，礦產及林業、漁業資源之豐盛也是重要原因。有關論述，同樣見於《漢書》。《漢書‧地理志下》有沿襲《史記‧貨殖列傳》體例的內容，而且佔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寫道：“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歷經后稷、公劉、大王、文王、武王的經營，“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並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桀則遊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過度。”
司馬遷筆下的“大關中”概念，“關中”指包括巴蜀在內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區。[37]
關於巴蜀地方，司馬遷寫道：“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漢書‧地理志下》也說：“巴、蜀、廣漢本南夷，秦並以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阨。”
關於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馬遷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漢書‧地理志下》：“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
大致看來，在關注生態和經濟的關係以及生態和民俗的關係時，司馬遷比較重視前者[38]，而班固似乎更為重視後者。而班固對民俗的關注，似乎是從強化政治管理的動機出發的。其說從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為瞭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對於《史記‧貨殖列傳》關於生態條件作用的肯定，有學者分析說，“《貨殖列傳》對我國劃分經濟地區作了嘗試。地理因素可能不恰當地被誇大了，……。”[39]
但是，就對西漢時期關中地區具體的生態形勢而言，班固其實有更為詳細的記述。《漢書‧東方朔傳》記載，漢武帝準備在盩厔和鄠縣、杜陵一帶擴建上林苑時，東方朔曾加以諫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
班固在《兩都賦》中，雖然“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對關中地區形勝和物產也大加讚譽，稱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有“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肯定關中“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40]
《史記》對於經濟生活的重視，史無前例。正如有的學者所說，“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貨殖列傳》“蓋開《漢書》以下《食貨志》之先河”。[41]又有人稱讚《貨殖列傳》說，“若《食貨志》，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將生態環境與經濟形勢相聯繫以分析歷史，可能正是《貨殖列傳》特有的優長之處。有的學者於是曾經發表“以自然主義籠罩一切經濟主義”的評價，並讚美其中對“各地的環境”的重視，從而感歎道：“美哉《貨殖傳》！美哉《貨殖傳》！”[43]
【五】關於生態保護：馬班生態觀異同之五
對於“大關中”的地理特徵，班固在司馬遷附論巴蜀地區和天水、隴西、北地、上郡之外，還說到武都地區和“自武威以西”地區。對於後者，《地理志下》寫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關東下貧，或以報怨過當，或以悖逆亡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屮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為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谷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風雨時節”句，“其俗”之後似有缺文。
所謂“風雨時節”，是漢代民間對理想生態的習慣表達形式。《淮南子‧覽冥》說到“風雨時節，五穀豐孰”。《漢書‧地理志下》說到地方地理人文條件“有和氣之應”時，也使用了“風雨時節，谷糴常賤”的說法。漢鏡銘文中常見“風雨時節五穀孰”，“風雨時節五穀熟”的文句，或者又寫作“風雨常節五穀熟”，“風雨時，五穀孰，得天力”，“風雨時節五穀成，家給人足天下平”等，都表達了對氣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後漢紀》卷二二載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劉淑對策，以“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為主題，也體現了同樣的社會願望。《史記‧樂書》：“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張守節《正義》：“寒暑，天地之氣也。若寒暑不時，則民多疾疫也。”“風雨，天事也。風雨有聲形，故為事也。若飄灑淒厲，不有時節，則穀損民饑也。”
在“風雨”是否“時節”的天運面前，當時的人只能完全被動地順從，對於創造“風雨時節”的形勢其實是無能為力的。司馬遷曾經利用農耕社會久已普及的“風雨時節”的思想，闡發了對於維護生態條件的深刻認識。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44]所謂“天道”“四時”，不僅不能“弗順”，而且應當“大順”。又《史記‧龜策列傳》禇少孫補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為仁義，或為暴強。暴強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這樣的文句，其實也是照應了司馬遷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夠通過自己的行動在一定限度內影響生態，改變生態。這首先應當認識自然規律，理解自然規律。
《漢書‧晁錯傳》記錄晁錯對策，其中有反映生態環境保護思想的內容：
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眾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祅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所謂“動靜上配天，下順地”，“四時節”，“風雨時”諸語，和上文引錄的司馬遷“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所謂“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中，則體現出生態保護的意識。特別是將有關措施和“國家大體”、“治國大體”聯繫起來，應當說在生態保護史上，發表了一種開明的見解。儘管這是在傳統天人關係背景下形成的思想，還不能說是一種自覺的意識。
這是一段對於討論生態思想史極有意義的文字，然而《史記‧袁盎晁錯列傳》並未載錄。這或許也可以作為上文引述《史記》“殘闕蓋多”之說的一條佐證。
據《漢書‧文帝紀》，漢文帝元年（前179）三月，“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這是一種“順四時”的舉動，而司馬遷《史記》也沒有記載。
古來有以“四時”為原則的禮俗制度，以調整和確定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秩序。其規則通常稱之為“月令”，《逸周書》的《周月》、《時訓》、《月令》等篇，《禮記‧月令》，《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淮南子‧時則》等，都有相應的內容。《漢書•魏相傳》記載，漢宣帝時，御史大夫魏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主張順應陰陽四時執政，他說：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屮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
以《月令》指導政策，可能在西漢中期以後更為明確。《漢書‧宣帝紀》記錄元康三年（前63）六月詔：
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其中所謂“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正是《月令》所強調的保護生態環境的禁令。如《禮記‧月令》：“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呂氏春秋‧孟春紀》：“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
《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元帝初元三年（前46）六月，以“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詔令：“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又永光三年（前41）十一月頒佈的詔書也說道：“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顏師古注：“‘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漢書‧成帝紀》記載：陽朔二年（前23）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所奏請多違時政。傳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對於所謂“多違時政”的指責，顏師古注：“李奇曰：‘時政，《月令》也。’”漢哀帝初即位，李尋就“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發表意見，以為“四時失序”，與“號令不順四時”有關。他說：“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45]李尋的論點，也強調了《月令》的權威。
在司馬遷生活的時代，《月令》有關生態保護的原則未必不對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發生影響，而《史記》未見直接的記錄，可能有多種原因。或許在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盛行之前，最高執政集團並未發佈有關的宣傳。或許司馬遷更為關注的，是人的生命的保護。[46]
另一方面，我們還看到，班固在漢宣帝以後的歷史記錄中雖然有多則涉及生態保護，但是依然有所遺漏。例如近年敦煌懸泉置漢代遺址發掘出土的泥牆墨書《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其中有關於生態保護的內容。如“孟春月令”有：“‧禁止伐木。‧謂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盡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當伐者。”（九行）“‧毋撻剿。‧謂剿空實皆不得撻也。空剿盡夏，實者四時常禁。”（一○行）“‧毋殺□蟲。‧謂幼小之蟲、不為人害者也，盡九〔月〕。”（一一行）“‧毋殺孡。‧謂禽獸、六畜懷任有孡者也，盡十二月常禁。”（一二行）“‧毋夭蜚鳥。‧謂夭蜚鳥不得使長大也，盡十二月常禁。”（一三行）“‧毋麛。‧謂四足……及畜幼小未安者也，盡九月。”（一四行）“‧毋卵。‧謂蜚鳥及雞□卵之屬也，盡九月。”（一五行）“中春月令”有：“‧毋□水澤，□陂池、□□。‧四方乃得以取魚，盡十一月常禁。”（二六行）“‧毋焚山林。‧謂燒山林田獵，傷害禽獸□蟲草木……〔正〕月盡。”（二七行）“季春月令”有：“‧毋彈射蜚鳥，及張網，為他巧以捕取之。‧謂□鳥也……”（三二行）“孟夏月令”有：“‧毋大田獵。‧盡八（？）月。……”（四二行）等等。開篇稱“大皇大后詔曰”，日期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47]，明確是作為詔書頒佈，然而卻並不見於《漢書》。或說“《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48]，或說“《史記》宏放，《漢書》詳整”[49]，或比較《史》《漢》，指出“班掾《漢書》，嚴密過之”[50]，而“詳”“密”之中竟然也有我們今天看來不應當出現的遺缺，是值得注意的。有人曾經評價班固《漢書》，謂“固記事詳備而刪削精當”，“固似繁而實簡也”。[51]而其“刪削”之選，也是可以體現著者的觀念傾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寫道：“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史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密切相聯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就彼此相互制約。”[52]如果否認自然史對於人類史的“制約”作用，只承認人類史對於自然史的影響，以為無視自然史的背景亦可以真正認識人類史的進程，掌握人類史的規律，則顯然難以使歷史學成為真正的“科學”。
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的學術理想，對於其真實意義，解說者甚多，眾議紛紜，至今莫衷一是。如果我們從自然史和人類史“密切關聯”、“相互制約”的關係的角度來理解所謂“天人之際”，或許可以從一個新的層面認識司馬遷的思想。
歷來學者進行馬班的比較，或“甲班而乙馬”，或“劣固而優遷”[53]，近數十年則抬高司馬遷、貶低班固的意見明顯占上風。論者多從階級性角度進行評價。有人說：“司馬遷和班固的政治態度不一樣，歷史態度也不一樣。”“政治態度和歷史態度的不同，是馬班異趣中一個最大的區別。”[54]這樣的結論也許還有討論的必要。其實就生態觀念的比較而言，或許可以借用邱逢年《史記闡要‧班馬優劣》中的話：“馬班二史互有得失，有馬得而班失者，亦有馬班同得者，且有馬失而班得者。”
--------------------------------------------------------------------------------
[1]李學勤：《論古代文明》，《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1頁。
[2]“蟲蛾”，即“蟲蟻”。
[3] 司馬貞《索隱》：“言能養材物以任地。《大戴禮》作‘養財’。”
[4]裴駰《集解》引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生；事不究，不可彊成。”司馬貞《索隱》以為“韋昭等解恐非。”
[5]如《武帝紀》“景公以節用”，顏師古注引如淳曰：“仲尼曰政在節財。”《食貨志上》“節用而愛人”，顏師古注：“不為奢侈，愛養其民。”（《漢書‧王嘉傳》也有同樣的文句，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行志下之下》“節用儉服，以惠百姓”，說的大致是同樣的意思。又《晁錯傳》：“親耕節用，視民不奢。”（顏師古注：“‘視’，讀曰‘示’。”）《司馬遷傳》：“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循吏傳‧黃霸》：“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谷馬。”“節用”語義，都未能明確指定自然資源。
[6]顏師古注：“孟康曰：‘律得風氣而成聲，風和乃律調也。’臣瓚曰：‘風氣正則十二月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
[7]顏師古注引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節會，察寒暑，致啟分，發斂至，定清濁，起五部。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氣物分數，皆敘曆之意也。”又孟康曰：“合，作也。黃帝作曆，曆終而複始，無窮已也，故曰不死。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之清濁也。五部，謂五行也。天有四時，分為五行也。氣，二十四氣也。物，萬物也。分，歷數之分也。”又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聖德，與神靈合契，升龍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史記曰‘名察宿度’，謂三辰之度，吉凶之驗也。”
[8]《史記‧五帝本紀》。
[9]顏師古注：“鬯與暢同。”
[10]《六國年表》中關於周王朝和其他六國災異的記錄，合計只有韓莊侯九年（西元前362年）“大雨三月”，魏惠王十二年（西元前359年）“星晝墮，有聲”，魏襄王十三年（西元前322年）“周女化為丈夫”，魏哀王二十一年（西元前298年）“河、渭絕一日”4例。其中所謂“河、渭絕一日”，雖然列入魏國欄中，其實也是秦國災異。
[11]金德建說：“《史記》的《六國年表》純然是以《秦記》的史料做骨幹寫成的。秦國的事蹟，只見記於《六國年表》裏而不見於別篇，也正可以說明司馬遷照錄了《秦記》中原有的文字。”金德建：《〈秦記〉考征》，《司馬遷所見書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15頁至416頁。參看王子今：《〈秦記〉考識》，《史學史研究》1997年1期；《〈秦記〉及其歷史文化價值》，《秦文化論叢》第5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2]據《十二諸侯年表》，事在秦穆公十三年。
[13]參看王子今：《秦史的災異記錄》，《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學第五屆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4]“史記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者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三日。”其中“史記曰”，拙文《秦史的災異記錄》誤作“《史記》曰”。是不應當出現的疏誤。陳直先生曾經論證，《太史公書》正式改稱《史記》，“在東漢桓靈時代”。“王國維先生《太史公行年考》，謂《史記》名稱，開始於曹魏時王肅，這是千慮的一失。”《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司馬遷與〈史記〉論集》，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222頁。
[15]〔韓〕樸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中國文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07頁。
[16]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班氏最有高名”，“唯十‘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
[17]《文心雕龍‧史傳》：“其十‘志’該富。”
[18]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7頁。
[19]《史通‧外篇‧漢書五行志錯誤》：“班氏著志，牴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
[20]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11頁，第215頁。
[21]黃淳耀：《史記論略‧高帝本紀》。
[22]《史通•鑒識》。
[23]張守節《正義》：“顧野王云‘禨祥，吉凶之先見也’。案：自古以來所見天變，國皆異具，所說不同，及家占物怪，用合時應者書，其文並圖籍，凶吉並不可法則。故孔子論六經，記異事而說其所應，不書變見之蹤也。”
[24]《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為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25]楊燕起：《〈史記〉的學術成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98頁。
[26]鐘宗憲：《〈史記•天官書〉的天象占候及其禮治思想》，《紀實與浪漫——史記國際研討會論文》，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年3月版，第249頁。
[27]有學者認為，“司馬遷的天地觀”，是“樸素的唯物的自然觀”。霍有光：《司馬遷與地學文化》，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69頁。認識司馬遷的災異觀，還可以參考以下論述，只是其中對於司馬遷反迷信思想的自覺性的肯定，不免過度拔高之嫌，似乎還可以商榷：“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實際上是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陰陽五行禁忌學說相對立的。董仲舒把天和人結合起來，標榜‘天人感應’，司馬遷卻要把它們分開。”“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把自然現象的天和陰陽五行的迷信說法分開，並把迷信學說的歷史來源、迷信活動的歷史過程加以揭露，是對漢武帝封建專制主義政權的一個打擊，本質上是和正統的統治階級思想對立的。”白壽彝：《〈史記〉新論》，求實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1頁，第30頁。以客觀的視角分析，有的學者注意到“司馬遷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徐興海：《司馬遷天人思想的模糊性》，《唐都學刊》1988年2期。有的學者提醒我們，分析司馬遷有關天人關係的思想，應當考察“中國史官的天人文化傳統”的兩條線索，“其一是經驗的線索，即史官所履行的天文術數方面的天官職能；其二是理論的線索，又可分為《周易》的天人宇宙觀和陰陽五行學說、春秋公羊學的宇宙論及其歷史哲學這兩個方面。”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頁。
[28]《史通‧外篇‧漢書五行志錯誤》。
[29]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4頁。
[30]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先進》），“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被看作這種識見的表現。
[31]論者舉例說：《刺客列傳》寫豫讓行刺趙襄子未遂，豫讓要求擊襄子的衣服然後自殺。襄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司馬貞《索隱》在“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下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吳汝煜：《司馬遷與孔子治史態度的比較》，《史記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19頁。
[32]蔣中和：《眉三子半農齋集》卷二《馬班異同議》。
[33]施丁：《馬班異同三論》，《司馬遷研究新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5頁。
[34]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說，太史公紀事，“其間殘闕蓋多”，以致有“詞省”、“事核而文微”的特點，“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而《漢書》成書晚，“所以條流更明，是兼采眾賢，群理畢備”。就災異史料的集中而言，確實如此。
[35] 史念海曾經對於《禹貢》著作年代進行過研究。他認為《禹貢》的成書當出於魏國人士之手，其成書年代可能在西元前370年至前362年之間。這一期間，魏惠王上承晉國舊風，積極圖霸。“《禹貢》這篇地理名著就是魏國人士在這期間於安邑撰著成書的，是在魏國霸業基礎上設想出來大一統事業的宏圖。遷都大梁之後，也許還繼續有所增刪修訂。”不過其著作年代至遲不能晚於西元前334年。這一年魏齊兩國在“徐州相王”。“相王”是互相承認霸業。這顯示魏國霸業的衰落，大一統事業已經無從說起。史念海：《論〈禹貢〉的著作年代》，《河山集》二集，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391頁至第434頁。
[36]張大可：《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述論》，《史記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第404頁。
[37]《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分關中為四國”，“分關中為漢”，《項羽本紀》：“巴、蜀亦關中地也。”
[38]據劉朝陽統計，《史記‧天官書》中占候之事關於年之豐歉者多至49則，僅次於用兵，在總計18類中，占總數的15.86％。劉朝陽：《史記天官書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週刊》第7卷第73、74期合刊本，1929年。這一情形，也說明司馬遷對於天象影響經濟生活的重視。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司馬遷重視社會物質利益，重視財富”，“司馬遷把人對生活利益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聶石樵：《司馬遷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40頁，第139頁。
[39]徐朔方：《讀〈史記‧貨殖列傳〉》，《史漢論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9頁。
[40]《後漢書‧班固傳上》。
[41]楊啟高：《史記通論》，清山閣．1926年7月版，第269頁。
[42]趙汸：《讀貨殖傳》，《明文衡》卷四六。
[43]論者對《史記‧貨殖列傳》有關“環境”記述的評價是：“《史記》裏頭別的文章，講的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的事情，或是就一件事說，惟有《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事情，且一一說明他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潘吟閣：《史記貨殖傳新詮》，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編者弁言》。
[44]是為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語。司馬遷的思想與其相合。
[45]《漢書‧李尋傳》。
[46]《史記‧酷吏列傳》記載，王溫舒任河內太守，捕殺郡中奸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春月禁止殺伐，也是《月令》的原則。
[47]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8月版，第4頁至第8頁。
[48]《朱子全書》卷六。
[49]王鏊：《震澤長語》卷下。
[50]茅坤：《史記鈔‧序》。
[51]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卷一五《史記辨惑》。
[5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版，第20頁。
[53]《史通‧鑒識》。又《通志‧總敘》又有“尊班而抑馬”之說。
[54]白壽彝：《司馬遷和班固》，《人民日報》1964年1月23日。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漢書相關研究資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