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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剛(清華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100084)《河北學刊》2005年9月

從宏觀上看20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發展史,可以觀察到一個從否定傳統到呼喚回歸本土化的歷史變化過程。首先是西方學術的衝擊,中國學人作出過激的反應,用學術的現代化或西方化來否定本民族學術傳統。然後在民族的危機感和自信心的雙重作用下,又出現呼籲學術的本土化的趨向。但是,本土化並不是要簡單地否定西學、恢復舊學。達到這樣一種比較理性的認識,其實經歷了幾代學者的長期探索,其中就包括陳寅恪(1890—1969)、唐長孺(1911—1994)和胡如雷(1926—1998)。

陳、唐、胡都是20世紀研究唐史的大家。他們身前死後的聲名與毀譽很不同,治學風格與個人性格也差異很大,但放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去審視,仍然可以從他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中看到某種共同的東西,那就是對於中國學術獨特品格的不懈追求。20世紀中國學術史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傳統舊學與現代西學的關係,只是不同的時期這個問題會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來而已。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都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回答了這個問題,從而留下了自己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先說陳寅恪。

在20世紀前期,陳寅恪所面臨的是如何處理民族學術傳統與外來學術思潮的關係問題。甲午戰爭以後,西學洶湧而入,“新史學”、白話運動、文學革命,都在批判傳統中開闢了自己的道路,五四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更達到了一個高潮。但是,有人否定傳統,就有人捍衛傳統。20年代前後就有一些人從反傳統到回歸傳統,梁啟超的《歐遊心影錄》、杜亞泉的論戰以及“學衡派”的出現都是其表現。此時步人史學殿堂的陳寅恪,自然也要回答這一時代的中心問題。

陳寅恪二十多歲就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與名滿天下的梁啟超、王國維和哈佛博士趙元任比肩而立。但我們無須人為地拔高或神化陳寅恪,似乎陳寅恪十四歲留學東洋、二十來歲遊學歐美就已經抱著如何宏大的理想和志願,這未必入情入理。出國留學當時是讀書人嚮往的時代潮流,陳寅恪只是“預流”者之一。至於陳寅恪為何選擇梵文和佛典翻譯文學、西北史地為自己的主攻方向,因緣際會的可能性最大。也許為晚清以來興起的邊疆史地研究風氣所激勵,也許受到海外東方學研究的影響,等等。當然,也可能陳寅恪覺得自己在這個領域能夠博取中西新舊學術之長而補彼此之短。但是,陳寅恪在國外學的這身絕技,回國並沒有“用武之地”,蓋資料不足也,清華國學研究院內響應者寥寥!陳寅恪轉而治中古史實有多方面原因。

陳寅恪唐史研究的名著當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及《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陳寅恪如今已經成為學術經典或標籤。他睿智的片言隻語不僅足以成為後來學者支援自己觀點的根據:你看,陳寅恪都如此說;而且也為做翻案文章的人提供靶子,以顯示自己文章的“創新價值”:你看,陳寅恪都講錯了。但是,陳寅恪真正的學術意義決不僅僅是對某一具體問題作出的研究結論,而在於開創了中國中古史研究的新時代。更進一步說,陳寅恪通過他的中古史研究實踐,表明了自己處理民族學術傳統與外來學術理論關係的態度和方法。大家發現,陳寅恪論著的形式很傳統,提出的問題卻很現代,而處理問題的手法則中西合璧,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陳寅恪試圖創造一個紮根於中國歷史實際的學術範式和方法,那就是他總結王國維所說的“二重證據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即在學術研究中要做到考古與文獻資料的互相釋證;中文與外文資料的互相補證;西方理論、概念與本國歷史記載的互相參證。這樣的總結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方法論結晶。如果說前兩點主要表現為史料範圍的擴大,是對自古以來特別是乾嘉以來傳統考據學的總結、昇華和超越,那麼關鍵的第三點“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就表現為史學觀念的根本變革和更新,是一種曠古未有的全新的方法論(格義佛學與此不類)。因為,域外文獻利用與現代考古學方法的引進和地下資料的發現,固然與西方學術的影響難解難分,但是,只有外來觀念即理論、範式、概念的引進並用之於解釋傳統史料,才導致了近代史學區別於傳統史學的根本特徵。陳寅恪運用文化史觀解釋中國中古歷史,試圖構建中古史學的新框架。所謂關隴集團,所謂胡漢分野看文化不看血統,都是引進外來觀念參證中古歷史的嘗試。陳寅恪說:“其真能於思想史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1](p252)這樣一種處理傳統學術與外來理論關係的正確態度和方法,使他成為時代的翹楚!

再看唐長孺。

唐長孺比陳寅恪年輕二十多歲。他的研究範圍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與陳寅恪先生類似。在唐長孺精力最充沛的20世紀40—60年代,中國社會的政治面貌和文化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論是家庭教養還是師承受業,唐長孺所受的都是舊式教育,但在他盛年從事研究工作時卻不能不面對新社會的意識形態環境。因此,對於他這一代知識份子而言,如何處理好舊史料與新思想的關係是個嚴峻的挑戰。如果說,陳寅恪那裏“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還是一個廣泛的概念的話,那麼,在唐長孺這裏就特定地被教條化了的唯物史觀,或者說被蘇聯過濾了的“馬克思主義”所指代。如何處理這個特定的外來理論與民族之本位的關係,是唐長孺那一代學者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唐長孺們確實在努力學習唯物史觀,他在1954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跋語》裏說:“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慚愧,從解放到現在經過了五年的學習,然而一接觸到問題的本質,面對著一大堆資料就常常會束手無策,不能作深入的追尋。”唐長孺這裏流露的思想是很真實的。一方面,真誠地希望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之於學術研究;另外一方面又深切地覺得“學不到家”。因為唯物史觀用之於具體學術研究,只能得其意而不能隨便貼標籤。唐長孺不會也不願意削足適履,生搬硬套,所以,有時會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這充分體現了唐長孺襟懷坦蕩,雖然不甘落後於時代的潮流,但仍忠於自己的學術良知。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受到陳寅恪的讚賞,陳寅恪收到贈書後回信對唐長孺說:“今日奉到來示與大著。寅恪於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獨頌尊著,輒為心折。”[2](p23)唐長孺雖然是“魏晉封建說”的支持者之一,在這方面的理論探討並不多。他晚年的作品《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試圖總結他關於中古歷史的一些理論思考,提出了所謂“中國是一個亞洲型的國家,奴隸社會帶有亞洲的特徵,封建社會也帶有亞洲型特徵”[3](p18),也基本上只有結論而缺少論證。倒是他對魏晉隋唐史的具體探索,仍然嫺熟地運用了實證研究方法,很少“以論帶史”(“文化大革命” 期間一些“評法批儒”文章除外)。他的重要代表作如《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唐書兵志箋正》、《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山居叢稿》、《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以及其他散見的論文等,都體現了微觀入手、宏觀著眼的學術境界。他在這些學術論著中顯示的問題意識、研究思路、論證方法,都是對陳寅恪同時代學者所提倡的引西學人中學的研究理路的進一步發展。所以,陳寅恪用“心折”來表達對唐長孺學術貢獻的讚賞。融新舊學問於一爐的實證研究,正是唐長孺獲得中外學術界尊敬的一個重要原因。

於是,我們發現在唐長孺所處的時代,整個學術界都被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所籠罩,王國維、陳寅恪等宣導的學術傳統被徹底邊緣化了。於是,物極必反,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乃是唐長孺所作的傳統學問。這樣的實證研究更具有“興滅繼絕”的價值。儘管唐長孺也在學習馬列著作,探索所謂亞洲型社會的特徵,但是,他的學術成就和受人尊敬的原因卻不在這個方面。

最後談胡如雷。

胡如雷的命運就不同了。胡如雷從年紀上看比唐長孺小十幾歲,所受到的教育卻完全不同。像胡如雷這樣在北伐戰爭時出生,新中國成立時二十來歲的歷史學者,他們大都在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上下過很深的工夫,也確實被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所震撼。在全國上下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年代裏,他們接受了蘇聯式的馬克思主義和唯物史觀,由於年富力強,所受影響也最大。

胡如雷的代表作是《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此外。唐史方面的著作有《李世民傳》、《唐末農民戰爭》以及晚年由散篇論文結集而成的《隋唐五代社會經濟史論稿》、《隋唐五代政治史論稿》等。胡如雷的論文選題反映了5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的熱點問題,他積極參與了“五朵金花”中土地問題、農民戰爭問題的討論。胡如雷超出他的同輩人的是,別人也許只是撰寫了若干理論型論文,只有他花十餘年時間獨立撰寫了一部功力深厚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專著。毋庸諱言,這部著作受到《資本論》等著作的影響和啟發,作者嘗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地關係、地租形態和地主經濟等。我們也可以說,這是接著陳寅恪在繼續做“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嘗試之一;也可以說它就是唐長孺引據郭沫若的話所說的那種能夠把馬克思主義“ 學到家”的理論著作;或者說是唐長孺“亞洲型社會”的理論化論證。難怪唐長孺等自歎學馬列學不到家的老一輩學者對胡如雷等這一代新人的理論水準始終抱著激賞的態度。當然,胡如雷等對於唐長孺一輩學者的功底也是常懷羡慕之心。20世紀50—80年代的中國史學主要是這樣兩代人佔據史壇的主角位置,他們彼此互補,彼此推賞!

今天,我們站在21世紀初葉,重新回顧20世紀的歷史學發展,就很容易看出陳、唐、胡這三代史學家的學術演變軌跡。陳寅恪著作中的一些具體結論在今天也許已經難以服眾,但是,他圓融無礙地引西學入中學,以文化史觀解讀中古歷史奧秘的探索精神和方法卻具有垂范意義。真所謂“先生之著作容或可商”,而先生之精神卻“與三光而永光”(陳寅恪悼王國維語)。唐長孺自詡為陳寅恪的私淑弟子,用實證的研究業績把陳寅恪等開創的以西學治中學的做法不漏痕跡地加以發揚光大,從而避免了陷於50年代風行的教條主義的泥淖。

至於胡如雷的貢獻則要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儘管如今很少有人評價或者引用胡如雷的《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因為人們對於如何定義中國歷史時期的社會形態有了分歧的看法。但是,胡如雷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理論,並不是單純地在追求經典作家理論的普適性,他在書中的處理方式實際上是在探索一個能夠解釋和說明中國歷史發展獨特道路的理論框架。不管這個框架是否合適,其中的許多理論探索(比如關於地主經濟的一些分析)仍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尤其在今天,當我們呼籲尋求中國學術本土化道路的時候;我們不能不重視前輩學者所作的探索,其中,不僅包括陳寅恪和唐長孺,而且也包括胡如雷。因為胡如雷的研究其實也構成了中國史學本土化探索道路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我們今天評價陳、唐、胡等先賢學術論著及其貢獻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張弓.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的“亞洲型”特徵——讀唐長孺師論著筆記[A].張國剛.中國中古史論集[C].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3]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張國剛(1956—),男,安徽省宿松縣人,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和中西文化關係史研究。]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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