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五、《後漢書》列傳著錄傳主所著文辭篇數與文集編纂

《後漢書》列傳在著錄傳主著述時，最後大多著錄傳主所著文辭的總篇數。這一體例也是淵源有自的。如本文第二節所述，《史記》著錄傳主著述，有的著錄篇數，如卷 74《孟子荀卿列傳》；有的著錄字數或連帶著錄篇數和字數，如卷63《老子韓非列傳》。而東漢時劉向整理古文獻，每書均作敘錄，更是詳敘文獻典籍的篇數，如《晏子書錄》云：

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章。除複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144】

班固《漢書》因有劉向《別錄》可資參照，因此更是詳列傳主著述篇數，除前引《董仲舒傳》以外，又如《賈誼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枚皋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等【145】。

史書著錄作家著述的篇數，實際上可視為作家著述編定成集的一個可靠證明。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章學誠（1738-1801）認為：

（范曄《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146】

而余嘉錫（1884-1955）則認為：

故西漢以前無文集，而諸子即其文集。……故疑西京之末，已有別集，班固錄揚（雄）、劉（向）之文，即就本集采掇之耳。【147】

按，據本文第二節引錄《漢書》卷65《東方朔傳》所謂“劉向所錄朔書”云云，可見西漢末年雖無別集之名，已有別集之實，余嘉錫所言為是，而章學誠失於深考。至於《隋書‧經籍志》說：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148】

《四庫總目提要‧別集總敘》也說：

集始于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張融（444-497）《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444-505）有《前集》、有《後集》……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是始也。【149】

二書所論，如果是就別集之名而言，則大體正確；如果是就別集之實而言，則顯然有誤。

而且，《後漢書》按文體著錄傳主著述，既是魏晉以降文人編集實踐的反映，實際上也為後人分體編撰文集作了初步的準備。以文類區分，按部就班地編纂集子，這是魏晉南北朝時編集的通例。別集如前引《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記載：

景初（237-239）中詔曰：“……撰錄（曹）植（192-232）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150】

總集如摯虞編《文章流別集》，採取的也是“類聚區分”的體例【151】，《隋書‧經籍志》說：

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152】

可見，受《文章流別集》的影響，分體別類成為六朝總集編纂的基本體例【153】。

魏晉六朝時期這種分體編撰文集的方式，與當時類書體例的確立不無關係。《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記載：

帝（曹丕）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154】

同書《劉劭傳》也記載：劉劭在黃初（220-226）中“受詔集五經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155】。如果說，類書“隨類相從”、“以類相從”的編纂體例，為集部文獻的分體編纂，提供了一種行之有效的範型；那麼，《後漢書》對傳主著述的著錄，則為別集的編纂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六朝人鮮明的文體歸類意識、文體辨析觀念和文集編纂觀念。


六、結 論

本文經過統計，在范曄《後漢書》列傳中，有48篇傳記著錄了傳主的著述情況。這48篇傳記資料，既不是縷列傳主單篇著述情況，也不是概述傳主著述的編集情況，而是以文體統括傳主的著述，並綜合說明傳主著述的篇數，形成別具一格、較為規範的著述體例。

在列傳中詳細著錄傳主各種文體著述的情況，這並不是《後漢書》的首創。在兩晉時，史著在列傳中詳細著錄傳主各種文體著述的情況已成定例，這正是《後漢書》著錄傳主著述的淵藪。當然，《三國志》等史著並不像《後漢書》那樣大量採用這一體例，因此，使這一體例成為史書人物傳記的著述規範，這無疑是《後漢書》的一大創舉和貢獻。

《後漢書》對傳主所著文辭的著錄，包括所著各種文體及未歸入各體的雜出篇章。這表現出中國古代文體歸類，大致採用“因文立體”的路數。這種通過歸納法而產生文類的思路，恰好與西方文體分類慣用的演繹法的思路形成鮮明的對照。

《後漢書》列傳傳主著述的著錄次序，一般先經、史、子著述，後文辭著述。就現存的歷史文獻而言，從東漢中期起，人們已開始自覺地將經學與文辭相對稱，顯示出經學之外文辭的獨立性，這正是文學自覺觀念的最初表現。《後漢書》著錄傳主的著述，區分經、史、子與文辭，正是東漢中期以來經學與文辭相對稱的時代觀念的延續和強化。而《後漢書》分立《儒林傳》與《文苑傳》，也是同一時代觀念的產物。

綜考《後漢書》48條著錄傳主著述的傳記資料，共著錄了44 類文體。《後漢書》對傳主所著各種文體的著錄次序，一般先詩、賦、碑、誄、頌、銘、贊、箴等“有韻之文”，後表、奏、論、議、令、教、策、書、記、檄、說等“無韻之筆”。這一著錄次序，表現出從漢末至劉宋區分文筆的文體辨析觀念已趨於明朗。

《後漢書》列傳在著錄傳主著述時，最後大多著錄傳主所著文辭的總篇數。這一體例也是淵源有自的。史書著錄作家著述的篇數，實際上可視為作家著述編定成集的一個可靠證明。而且，《後漢書》按文體著錄傳主著述，實際上也為分體編撰文集作了初步的準備，並從一個側面體現出六朝人鮮明的文體歸類意識、文體辨析觀念和文集編纂觀念。

2001年6月30日初稿
2003年12月15日二稿
2004年9月6日三稿

附記：筆者參加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先秦兩漢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1年10月10-14日），宣讀論文《〈後漢書〉著錄傳主著述論略》，後刊載於香港大學中文系《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臺北：大安出版社，2001年12月）。其後又撰《〈後漢書〉列傳著錄文體考述》一文，刊載於《文史》2002年第3輯（8月）。本文即以前二文為基礎，詳加改定而成。其中若干論述與前二文略有出入，當以此文為據。
　

【1】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69《范曄傳》，頁1818-1820。

【2】 司馬彪《續漢書》83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宋史‧藝文志》僅載劉昭補注《後漢志》30卷，不載司馬彪《後漢書》。然則時至宋代，《續漢書》僅餘八篇志，全書已佚失。參見宋雲彬：《校點說明》，范曄撰：《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首，頁 1-2。

【3】 這18人是：杜篤、王隆、史岑、夏恭、夏牙、傅毅、黃香、李尤、李勝、蘇順、曹眾、劉珍、葛龔、王逸、崔琦、邊韶、趙壹、張超。

【4】 這30人是：卷14劉睦、劉騊駼，卷28桓譚、馮衍，卷35曹褒，卷36賈逵，卷37桓麟，卷40班彪、班固，卷42劉蒼，卷43朱穆，卷44胡廣，卷 52崔駰、崔瑗、崔寔、崔烈，卷54楊修，卷57劉陶，卷59張衡，卷60馬融、蔡邕，卷63李固，卷64延篤、盧植，卷65皇甫規、張奐，卷70孔融，卷79衛宏、服虔，卷84班昭。

【5】 《後漢書》，卷28上，頁961。

【6】 《後漢書》，卷40下，頁1386。

【7】 《後漢書》，卷52，頁1724。

【8】 《後漢書》，卷59，頁1939-1940。

【9】 《後漢書》，卷60上，頁1972。

【10】 《後漢書》，卷60下，頁2006-2007。

【11】 《後漢書》，卷80上，頁2618。

【12】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3，《文集》篇，頁296。

【13】 參見王瑤：《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見其《中古文學史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84-101；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二章第三節《漢魏六朝文體辨析觀念的產生與發展》，頁75-93。

【14】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17，頁3073。

【15】 《史記》，卷63，頁2147。

【16】 《史記》，卷74，頁2343。

【17】 《史記》，卷63，頁2141。

【18】 《史記》，卷74，頁2348。

【19】 《史記》，卷121，頁3127-3128。

【20】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56，頁2525-2526。

【21】 《漢書》，卷65，頁2873。

【22】 《漢書》，卷87，頁3583。

【23】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3《經籍志》，著錄為143卷。吳樹平：《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輯錄為22卷。該書始撰於明帝（劉莊，28-75，58-75在位）永平年間（58-75），終於獻帝（劉協，181-234，189-220在位）初平（190-193）年間，為本朝人撰本朝史。

【24】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54《吳書‧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載孫權語，頁1275；又見同書卷64《吳書‧孫峻傳附留贊傳》裴松之注引《吳書》，頁1445。

【25】 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卷4，頁285。

【26】 《東觀漢記校注》，卷14，頁550。

【27】 《東觀漢記校注》，卷15，頁606。按，《北堂書鈔》卷98、《藝文類聚》卷55引《東觀漢記》，“書記”作“詩書”，並見吳樹平，頁606該條校注。晉謝承《後漢書》卷3載：“曹褒博雅疏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劄，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見周天遊：《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2。《後漢書‧曹褒傳》與謝書文字悉同（《後漢書》，卷35，頁 1201-02），當本於謝書。

【28】 《東觀漢記校注》，卷16，頁656。

【29】 《東觀漢記校注》，卷18，頁829。

【30】 《東觀漢記校注》，卷19，頁839。

【31】 《宋書》，卷69，頁1820。

【32】 見《隋書》，卷33，頁954。周天遊《八家後漢書輯注》，輯錄了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沈、張瑩、袁山松、張璠等八家後漢史著述的佚文。

【33】 汪文台：《七家後漢書》（光緒八年【1882】鎮江【今屬江蘇】林氏刊本）中謝承《後漢書》輯本，卷5列傳目《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獨行》，卷6列傳目《方術》、《逸民》、《列女》，其中《文苑傳》見頁10B-12A。此書列傳目，實據范曄《後漢書》列傳目推演而成，但據佚文內容分析，似有所據。

【34】 《三國志》，卷9《魏書‧何晏傳》，頁292。

【35】 《三國志》，卷21《魏書‧王粲傳》，頁599。

【36】 《三國志》，卷21《魏書‧王粲傳附應瑒、劉楨傳》，頁601。

【37】 《三國志》，卷42《蜀書‧郤正傳》，頁1041。

【38】 《三國志》，卷53《吳書‧張紘傳》，頁1246。

【39】 《三國志》，卷53《吳書‧薛綜傳》，頁1254。

【40】 《後漢書》，卷42，頁1441。

【41】 《三國志》，卷19，頁576。引文中頓號為我所加。按，曹植卒於魏明帝（曹叡，205-239，227-239在位）太和六年（232），明帝景初年號凡三年（237-239），所謂“景初中”當即景初二年（238）。

【42】 《三國志》，卷19，頁560。

【43】 常璩著，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84），《前言》，頁2。

【44】 《華陽國志校注》，卷10，頁750。可參看《後漢書》卷80《李勝傳》：“（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頁2616）

【45】 《華陽國志校注》，卷11，頁838。按，《三國志》卷42《蜀書》十二注引《華陽國志》，作：“（文）立章、奏、詩、賦、論、頌凡數十篇。”（頁1032）

【46】 《華陽國志校注》，卷11，頁882。

【47】 傅剛：《論漢魏六朝文體辨析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文學遺產》1996年第6期，頁24；又見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76-77。當然，我們不能忽視蔡邕《獨斷》一書所體現的文體辨析觀念，但該書主要是論述禮制典章、考釋事物名稱的著作，所論並非“文”或“文章”，參見劉躍進：《〈獨斷〉與秦漢文體研究》，載《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頁11-25。

【48】 《後漢書》，頁2277、頁2652。按《後漢書‧禰衡傳》：“（黃）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後漢書》，卷 80下，頁2657。據此，碑文即刻於碑上之文，省稱為碑。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列“碑”，而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則作“碑文”，亦可為旁證。見《文體明辨序說》，《文章辨體序說 文體明辨序說》，頁52，頁144。

【49】 《後漢書》，頁2108。

【50】 《後漢書》，頁2792。

【51】 《後漢書》，頁2007、頁2613、頁2137。按《說文》：“祝，祭主贊詞也者。”《釋名》：“祝，屬也。以善惡之詞相屬著也。”《玉篇》：“祝，祭詞也。”祝之本訓為祭官，引申為祭神祈福之辭，故亦作“祝文”。范文瀾云：“祝亦通作禱。”並引前賢之說以為證，參見《文心雕龍注》，卷2，頁179。

【52】 《後漢書》，頁1731，頁2652。按《周禮‧春官‧小宗伯》：“禱祠於上下神示（祇）。”注：“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則祠亦禱也。又《禮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薦亦禱、祝之類也。

【53】 《後漢書》，頁1329，頁2792。按《論衡‧對作篇》：“上書謂之奏。”見王充著、劉盼遂集解：《論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卷 29，頁577。《文心雕龍‧奏啟》：“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文心雕龍注》，卷5，頁422。據此，奏事即奏，亦稱上書或上疏。

【54】 《後漢書》，頁2137，頁1386、頁1437、頁1731、頁1790。按《文心雕龍‧書記》：“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公幹箋記，麗而規益……”。《文心雕龍注》，卷5，頁456-457。黃侃《文心雕龍劄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說：“案箋之於記，隨事立名，義非有別。觀《文選》所載阮嗣宗《奏記詣蔣公》，誠為公府所施；而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箋》，則亦公府也。故知漢來二體非甚分析也。”

【55】 《後漢書》，頁1851。按條教，原意為條文、教令，《漢書‧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幾百二十三篇。”《漢書》，卷56，頁 2525。後多指郡守等地方長官所下的教令，《後漢書‧史弼傳》李賢注引《續漢書》：“（史）敞為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後漢書》，卷64，頁2108。簡稱“教”，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見蕭統：《文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3），卷36注引，頁505。按今本《獨斷》無此語。

【56】 《後漢書》，頁1972、頁2089、頁2144，頁2279。按兩漢之“策”或稱“策文”，細分之，可分為“射策”與“對策”，見《文心雕龍‧議對》，《文心雕龍注》，卷5，頁439；及《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顏師古注（《漢書》，卷78，頁3272）。

【57】 《後漢書》，頁1441。

【58】 《史記》，卷8，頁389。

【59】 《漢書》，卷30，頁1754。

【60】 《宋書》，卷100，頁2459。

【61】 《後漢書》，頁2609、頁2617、頁2618、頁2635。

【62】 《文心雕龍注》，卷3，頁256。

【63】 《文心雕龍注》，頁269，注【31】。

【64】 《後漢書》，頁1240、頁2617、頁1731。

【65】 《後漢書》，頁1441。

【66】 《後漢書》，頁2007、頁2137、頁2144。

【67】 《後漢書》，頁2089。

【68】 《後漢書》，頁2007、頁2279。

【69】 《後漢書》，頁1386。

【70】 《後漢書》，頁2089、頁2108、頁2137、頁2279。

【71】 《後漢書》，頁1386，頁1437，頁1731，頁1790。

【72】 《後漢書》，頁2007、頁2279、頁2583、頁2618。

【73】 《後漢書》，頁1003。

【74】 《後漢書》，頁1441。

【75】 《後漢書》，卷103，頁3285。

【76】 《漢書‧藝文志》“詩賦”類，以“歌詩”與賦體並列（《漢書》，卷30，頁1754-55），實為《文心雕龍》所本。而《隋書‧經籍志》著錄《梁武帝雜文集》10卷、謝沈《文章志錄雜文》8卷及闕名《雜文》16卷、《梁代雜文》3卷（《隋書》，卷35，頁1076、頁1082、頁1086），可知梁人習以雜文為文類名稱。

【77】 這13篇傳記是：卷28下《馮衍傳》，卷40下《班固傳》，卷52《崔駰傳》、《崔瑗傳》，卷59《張衡傳》，卷60下《蔡邕傳》，卷79《服虔傳》，卷80上《杜篤傳》、《史岑傳》、《夏恭傳》、《傅毅傳》、《李尤傳》、《崔琦傳》。

【78】 《後漢書》，頁1722，頁1724，頁1940，頁2613，頁2616。

【79】 《隋書》，卷36，頁1086。參見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282。

【80】 《後漢書》，卷40下，頁1386。

【81】 《文選》，卷48，頁682-685。

【82】 《文心雕龍注》，卷5，頁394。

【83】 《後漢書》，卷52，頁1731。按《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25載崔寔《答譏》，頁459-460。

【84】 《文選》，卷45，頁633-36。

【85】 《文心雕龍注》，卷3，頁255。

【86】 按《應譏》亦同於《後漢書》卷64《延篤傳》中的《應訊》，李賢注云：“訊，問也。蓋《答客難》之類。”（《後漢書》，頁2108）又，卷59《張衡傳》的雜出篇章有《應閑》（《後漢書》，頁1940），亦為此類。《應閑》，亦即《應間》（間為閑之俗寫），《文心雕龍‧雜文》說：“張衡《應間》，密而兼雅 ”，《文心雕龍注》，卷3，頁255。

【87】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文章辨體序說 文體明辨序說》，頁78。

【88】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183-184。文中說：“該書共收文體八十五類”，誤，應為八十四類，同書第215頁即作：“《文章緣起》共分八十四類”。

【89】 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185-192。

【90】 見《文章辨體序說 文體明辨序說》。

【91】 參見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160-162。

【92】 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1939-）將文類研究分為歸納與演繹兩種方法，見Tzvetan Todorov：“Literary Genres，”Vassilis Lambropoulos and David Neal Miller，eds. Twentieth-Century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Albany：State U of New York P， 1987），p.191。參看錢倉水：《文體分類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頁173-193。

【93】 亞理斯多德：《詩學》（Poetics，羅念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頁3-10。

【94】 黑格爾：《美學》（Aesthetics, 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第3卷，下冊，頁96-102。

【95】 韋勒克（René Wellek）、沃倫（Austin Warren）：《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劉象愚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4），第十七章《文學的類型》，頁268。

【96】 可參看烏爾利希‧威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文學體裁研究》（“The Study of Literary Genres”），盛寧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研究組：《比較文學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頁278-300。莫•卡岡（Μ.Κагн）：《藝術形態學》（МОРФОЛЛОГИЯ ИСКУССТВА，淩繼堯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頁418-433。

【97】 陶東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51；童慶炳：《文體與文體的創造》（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頁110-18。

【98】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歷史》（Aesthetic as Science of Expression and General Linguistic, 王天清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285。

【99】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頁20。

【100】 《獨斷》收入《四庫全書》子部十雜家類二雜考之屬，《釋名》收入《四庫全書》經部十小學類一訓詁之屬。

【101】 王應麟：《玉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1。

【102】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1，頁1427。

【103】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7），《全晉文》卷77。

【104】 《隋書》，卷35，頁1089。

【105】 《宋書》卷100《沈子亮傳》云：“所著詩、賦、頌、贊、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箋、表、簽、議一百八十九首。 ”（頁2452）《沈林子傳》云：“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箋、書、記、白事、啟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頁2459）《沈璞傳》雲：“所著賦、頌、贊、祭文、誄、七、吊、四五言詩、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頁2465）

【106】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這14篇是：卷19中《任城王雲傳附彝兄順傳》，卷20《安豐王猛傳附子延明傳》，卷32《封懿傳附軌子偉伯傳》，卷36《李順傳附希宗弟騫傳》，卷38《刁雍傳》，卷40《陸俟傳附凱子恭之傳》，卷48《高允傳》，卷52《趙逸傳》，卷54《高閭列傳》，卷 55《遊明根列傳附子肇傳》，卷55《劉芳列傳附從子懋傳》，卷62《李彪列傳》，卷65《李平列傳》，卷67《崔光列傳》。

【107】 按，《漢書‧劉向傳》云：“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漢書》，卷36 ，頁1928。又同書《東方朔傳》云：“（東方）朔之文辭，此二篇（指《答客難》和《非有先生論》）最善。”《漢書》，卷65，頁2873。《後漢書‧崔瑗傳》稱：“（崔）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後漢書》，卷52，頁1724。這裏所謂“文辭”，皆指經、史、子著述之外的文章詩賦，略近於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含義。本文即用此意。參見興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る文學観の展開——ジャンル論を中心に》，見其《中國の文學理論》（東京：築摩書房，1988），頁9-17。

【108】 這15人是：劉睦、劉騊駼、桓譚、賈逵、班彪、班固、胡廣、劉陶、張衡、馬融、蔡邕、延篤、衛宏、服虔、劉珍。

【109】 《胡廣傳》云：“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吊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後漢書》，卷44，頁1511。《劉珍傳》云：“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後漢書》，卷80上，頁2617。

【110】 《後漢書》，卷36，頁1240。

【111】 《後漢書》，卷57，頁1851。

【112】 《後漢書》，卷79，頁2576。

【113】 《後漢書》，卷80上，頁2617。

【114】 《後漢書》，卷6，頁261。

【115】 《後漢書》，卷44，頁1506。參見同書《左雄傳》錄陽嘉元年（132）左雄上書云：“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後漢書》，卷61，頁2020。

【116】 “文吏”與“儒者”對稱始見於西漢後期，《漢書‧何武傳》記載：（何武【約前73-後3】）“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參驗。”《漢書》，卷86，頁3485。但此處尚未明言二者所掌握的不同知識和技能。

【117】 《後漢書‧胡廣傳》注引《漢雜事》曰：“凡群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後漢書》，卷449，頁1506。

【118】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成都：巴蜀書社，1991），卷3，頁87-90。

【119】 這8條是：

（1）《劉蒼傳》：“詔告中傅，封上（劉）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范曄，卷42，頁1441）

（2）《朱穆傳》：“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卷43，頁1473）

（3）《崔烈傳》：“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卷52，頁1732）

（4）《崔寔傳》：“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卷52，頁1731）

（5）《劉陶傳》：“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卷57，頁1851）

（6）《李固傳》：“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卷63，頁2089）

（7）《杜篤傳》：“所著賦、誄、吊、書、贊、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卷80上，頁2609）

（8）《蘇順傳》：“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卷80上，頁2617）

按，其中（3）、（7）、（8）3條仍以詩或賦居首。

【120】 逯欽立《說文筆》已先發此論，見逯欽立遺著、吳雲整理：《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頁347-348。

【121】 曹丕：《典論‧論文》，《文選》，卷52，頁720。按《典論‧論文》始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冬，見曹融南、傅剛：《論曹丕曹植文學價值觀的一致性及其背景》，《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1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頁220-21；林田慎之助：《〈典論‧論文〉和〈文賦〉》，張連第譯，《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1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頁110。

【122】 參見林田慎之助：《〈典論‧論文〉和〈文賦〉》，《古代文學理論研究》（叢刊）12輯，頁117；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38-42。

【123】 《三國志》，卷21，頁602。

【124】 見逯欽立：《〈文賦〉撰出年代考》，原載《學原》2卷1期（1948年6月），頁61-64；後收入《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頁421-434。有人認為《文賦》撰於永康元年（300）之春月，見姜劍雲：《〈文賦〉撰年疑案新斷》，《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頁57-61。

【125】 陸機：《文賦》，《文選》，卷17，頁241。

【126】 參見興膳宏：《六朝期におけゐ文學觀の展開——ジャンル論を中心に》，見氏著《中國の文學理論》，頁23-28；羅宗強：《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07；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頁101-06。

【127】 《宋書》，卷75，頁1959。按《南史‧沈慶之傳》亦載，沈慶之對顏峻說：“君但當知筆劄之事。”《南史》，卷37，頁956。

【128】 《宋書》，卷59《范曄傳》，頁1830。

【129】 鐘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頁337。

【130】 弘法大師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鏡秘府論校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天卷，頁93。

【131】 黃侃：《文心雕龍劄記》，頁112-113。按，梁元帝蕭繹之說，見《金樓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立言篇》。

【132】 《後漢書》，卷80上，頁2609。

【133】 《後漢書》，卷80上，頁2616。

【134】 《後漢書》，卷80上，頁2613。

【135】 《文心雕龍注》，卷9，頁655。

【136】 關於南北朝時期的“文筆說”，參見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頁3-7，頁106-113；黃侃：《文心雕龍劄記》，頁210-215；逯欽立：《說文筆》，《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頁312-371；郭紹虞：《文筆說考辨》，見其《照隅室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下編，頁295-350；王運熙、楊明：《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頁189-206；曹道衡《南朝文風和〈文選〉》，《文學遺產》1995年第5期，頁 38-64；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81-89。

【137】 “六言”，見卷40下《班固傳》（《後漢書》，頁1386），卷70《孔融傳》（頁2279）；“七言”，見卷42《劉蒼傳》（頁1441）、卷52《崔瑗傳》（頁1724）、《崔寔傳》（頁1731），卷59《張衡傳》（頁1940），卷60上《馬融傳》（頁1972），卷80上《杜篤傳》（頁2609）、《崔琦傳》（頁2623）。

【138】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晉詩》，卷1，頁573。

【139】 《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5，頁667。

【140】 《藝文類聚》，卷56，頁1018-1019。又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77。

【141】 摯虞：《文章流別論》，《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晉文》，卷77。

【142】 《文心雕龍注》，卷2《明詩》，頁67。直到唐代李白還說：“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孟棨《本事詩》引。

【143】 參見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70-71。關於先秦至六朝的雅俗之辨，參見村上哲見：《雅俗考》，顧歆藝譯，《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423-441；于迎春：《“雅”“俗”觀念自先秦至漢末的演變及其文學意義》，《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

【144】 晏嬰：《晏子春秋》（《四部叢刊》影印明活字本），卷首，頁1A。

【145】 依次見《後漢書》，卷48，頁2265；卷51，頁2367。

【146】 《文史通義校注》，卷3，《文集》篇，頁296。

【147】 余嘉錫：《古書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2，《明體例第二》，頁52，頁69。

【148】 《隋書》，卷35，頁1081。

【149】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148，頁1271。

【150】 《三國志》，卷19，頁576。

【151】《晉書‧摯虞傳》：“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晉書》，卷51，頁1427。

【152】 《隋書》，卷35，頁1089-90。

【153】 參見王瑤：《文體辨析與總集的成立》，見其《中古文學史論》，頁84-101；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34-41。

【154】 《三國志》，卷2，頁88。

【155】 《三國志》，卷21，頁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