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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2008年第8期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關於現代中國史學的舊著終於出了中譯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連讀才是其姓氏，但漢語寫作講究要能上口誦讀，此姓氏讀起來卻像是在稱其全名，而頻頻稱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書，似難以行遠；下面姑簡稱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鄉隨俗，曲諒此不敬之稱。 施耐德在德國波鴻大學讀書凡十二年，從那裏畢業後曾任教於海德堡大學，二○○○年起任荷蘭萊頓大學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前六年還擔任那裏漢學院的院長。歐洲大學多實行“教授治校”，一個專業或學科(略近於我們官定的二級學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學科的“學科主任”，地位較美國大學教授更高，但要承擔不少學術管理工作；就治學而言，恐已是“治多於學”。若教授而兼院長，基本上就是以奉獻為主、治學為輔了。而施教授從二○○三年起還擔任一個“中日近代史學”項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這是個一百五十萬歐元的大專案，所謂PR也要承擔大量的專案管理工作，非長於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漸回歸到研究者生涯中來，下一本關於民國史學與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與施教授相識有年，現在已不記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見，但那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卻記憶猶新——他當時正關注著好些不那麼趨新的民國史家，那些人在我們(中外皆然)的歷史記憶中已經形影朦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來也比較關注一些歷史論述中相對不受注意的人物，他們中不少人當年其實很有影響，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謂“無名之輩”，卻非常有助於我們瞭解和認識其所處的時代。
中國史學本有此傳統，多少帶有古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之意。大概從漢代以後，每一朝代的人都盡可能記錄下有關自身的材料，留待後人修史之用。人們似乎都相信：即使這個朝代滅亡，也不會在歷史的敍述中消失，後世總會有人根據所留材料為這個朝代修史。反過來說，新的王朝建立後，對於所滅王朝，仍須留給它歷史上的一席之地。這既是前人對後人的一種信任，也成為後人對前人的一種責任。用現在的歷史眼光來看，這種“興滅繼絕”的傳統，便是對歷史記憶的尊重；無論是一國、一地，乃至一個人，都可以留下適當的記錄，讓後世知道這個國或這個人的存在。
施教授這本《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論述的兩位史家陳寅恪和傅斯年當年也曾近於“失憶”(本書出版於一九九五年，撰寫更早)，如今至少在中國內地早已被另眼相看。這樣，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史學趨向的變遷。不過，關注不一定意味著研究的深入。如近年大陸討論傅斯年史學的人並不少見，但王汎森先生關於傅斯年的專著已出版逾八年，卻幾乎很少被這些研究者所提及，彷彿大家都在平地新建高樓。陳寅恪近年尤其受到關注，甚至已經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陸所謂“陳寅恪熱”，其“熱”的似非其史學；陳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間藝術中一個常見人物鍾馗，被他人藉以打鬼而已。
儘管本書出版較早，其論述對絕大多數中國讀者仍非常新穎。首先因為原書是以德文撰寫出版，而中國史學界能讀德文者實在少，這些少數人中研究現代中國史學者更是少之又少。我自己就感覺到，若能更早讀到此書，此前關於現代中國學術的有些論述或許就可以更簡略了。不僅如此，施教授曾明言他想要糾正一些“西方對中國研究的片面”因素，而我們認知的“西方”，其實主要是英語世界的(包括那些被譯成英語的非英語作品)。讀者會從書中看到，不少施教授藉以抗衡和修正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中國研究”的既存論著，都出自德文以及法文。這些大量的非英文引文可以告訴我們，“西方”及其中國研究有多麼豐富。
據施教授的考察，在本書撰寫的時代，西方絕大多數關於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著作都把重點放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之上，以非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為題的論著，似乎只有關於顧頡剛和錢穆的。關於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胡適等重要知識份子的論著雖多，但大都局限在他們有關政治和哲學方面；在少數論及其史學問題的著作或章節中，也多局限在具體的內容方面，而甚少注意其史學和史學理論。因此，本書的一個貢獻即填補了西方研究中的這個空缺，其價值固不僅在於以德文著述向中國讀者揭示或印證“西方中國研究”的豐富性也。
所謂歷史實由勝利者所書寫，今人早已耳熟能詳，大致也是人類多數社會普遍存在的事實。但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裏，意思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在傳統中國，前述那種“守先待後”的信任和責任可能是其他社會少有的一個特點。不過，今日我們所說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書寫”，卻基本是“勝者王侯敗者賊”那一類意思；用比較西式的表述，即勝利者有意無意間會根據自己的意願有選擇地陳述歷史。
即使從後一意思看，這情形也有更繁複的含義。人們說這話時，多數時候其實有一個預設的空間範圍，即在被“寫”的歷史所處的地域(通常是今日被強調的所謂“民族國家”)之內。但若把視野放開，我們會看到一個相當意味深長的現象：當某一地域的歷史被陳述——有時是在意識形態對立的狀況下當做“他人”的歷史來陳述——時，研究者有意無意間仍會“主動”尋求探索和詮釋“勝利”的一方。那種試圖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何以發生並怎樣完成”的後見之明在好幾十年裏曾有力地影響著西方的近代中國研究，直至近些年側重“吃喝玩樂”型的史學逐漸壓縮政治、軍事、經濟等以前的史學“重鎮”。但中國史學或學術史這一在西方向處邊緣的領域卻仍反映著當年史學“重鎮”的傾向，與近年“吃喝玩樂”對“重鎮”的挑戰迥異其趣，這一禮失求諸野的現象相當發人深省。
這裏所謂“吃喝”是較為接近“玩樂”的那個層面，即今日人們口中“拉動消費”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提到的那種基本生存意義的“吃喝”。後者，特別是那種以資料分析模式為主的社會經濟史論著，在較長時間裏也是既存研究的重鎮之一。另一方面，與其說是“吃喝玩樂”型史學直接擠壓了解釋中共勝利的研究取向，不如說是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和歐洲扭轉了西方學界的思路，“吃喝玩樂”型史學或不過因利乘便而已。兩極化世界的終結也導致對黑白分明之簡潔論述模式的反思，史事本身和史學詮釋的豐富性因以彰顯。而近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似乎又在衝擊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恐怕用不了多久還會出現一次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導致對近代中國史的再次重估。
當年不僅西方研究題目的選擇有所側重，就是不少具體內容的論述，有意無意間也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如本書所引施維葉(Yves Chevrier)關於中國傳統史學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便是一例。施維葉認為中國古代存在寫史和論史的兩種傾向，寫史的原則是據實記述，論史的原則是褒貶。這樣的對應性區分，大體也是存在的，但此文似隱約可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內地關於史論關係之持續爭辯的痕跡，而當年爭辯者口中的“論”本是特指而非泛指，引申到古代，或可能引起誤會(也不排除這裏有我自己的誤會，因施維葉的論文是用法文寫作，我所知者皆出自施耐德教授的引述。從中文到法文再到德文又回到中文，輾轉變化之間，文意的移易可能已相去較遠了)。
現在年輕些的讀者可能已不熟悉當年的爭論了，那時辯論的重點是究竟應採取“以論帶史”(後來有些對此不滿的人徑稱為“以論代史”)還是“論從史出”，以及後來居上也更圓融的“史論結合”取向。這裏的“論”基本是特指馬克思主義(含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而“史”則顯然更多是指“史料”而非“史學”。那是一個大家都已不提傅斯年的時代，而且很多人向不贊成傅先生關於“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說法，但“史”在這一持續爭論中那似乎不言自明的指謂卻非常明顯地揭示出該主張潛在而深入的影響。
施教授最近在北大的演講，便非常強調中西關於“史”和“史學”的認知可能從一開始就與西方不同，尤其中國史官相當側重記錄。這的確是個睿見，古人不論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還是後來的“實錄”，都強調史官當下的記錄或記載功能。為什麼記和記什麼，當然也會體現記者所處時代的觀念以及記者本人對時代觀念的理解，可以肯定那不會是多麼“客觀”的記錄。但以“記”為宗旨和以“寫”為宗旨，在體現秉筆者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仍可以說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後來史官記下來的東西稱“實錄”，雖免不了有意的選擇、刪略和改寫，相對而言，仍在刻意降低執筆者的主觀意旨，較少“創作”成分。而所謂“寫史”，則通常帶有較明確的作者意圖。
今日國人喜拾西人牙慧，不僅外國有的辭彙我們都要有，且一旦“引進”就推廣泛用。如近年不少人動輒好說什麼“歷史書寫”，並泛用於“詮釋”古今中國史學，卻不知西人之“書寫”乃是指謂一個作者意圖(authorship)明顯的過程。中國的傳統史官本可能是“記”而不是“寫”，在其“書寫”時的褒貶也更多是“替天行道”，雖實際不能避免作者意圖的體現，在立意上卻不強調甚或力圖禁抑作者自身的意圖。而直到最近，絕大多數中國史家仍以“求真”和“還其本來面目”為治史目標，具有明顯的通過禁抑作者意圖來追求“客觀”甚至“科學”的心態。他們雖以“書寫”的動作來褒貶往昔或表述其研究心得，在做此動作時卻未必承載著今日西人“書寫”所涵蓋的立意。這個大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說得清楚的，我們期待著施教授在下一本書中對此的處理。
不過，無論是施維葉還是施耐德，他們之所以強調寫史和論史的關聯，其實是要凸顯中國史學那學術之外的承擔：中國文化從很早就側重人世本身，故“子不語”的彼岸世界不那麼受重視；在道(或真理)不必從超人之神所出的背景下，當“天聽”也表現在“民聽”且理想社會就在早期的三代時，史學不僅是接近和認識真理的一種主要途徑，也是朝廷及具體帝王將相之作為是否體現了“天命”和倫常的判決者(前者還須界定在此視角下史學與經學的關係，後者的確是史學的“專利”)。這樣一種與政治正當化問題密不可分的聯繫，到二十世紀仍是中國史學的一個特徵，故現代中國史學其實承載著遠超出“求真”、“還原”等學術追求之外的重負。就像本書所指出的：
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史學家的任務極富挑戰性：他們必須尋求一種對於中國歷史的新的理解，以使中國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並使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是平等的成員之一。同時，他們還必須維護歷史的延續性從而為中國認同提供基礎——而這一歷史在“延續”過程中則經常發生顯著的變化。他們對歷史的書寫還要滿足讓中國能與西方比肩(如果不是高於西方)的要求。最後，所有這些只能在歷史傳統和當時環境之雙重背景下實現，使得歷史以及歷史學家處於一種特別的政治性地位，由於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答案而因此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238—239頁)
這確實不是輕微的負擔，雖然也可以成為推動史家的動力。用施教授自己的話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就是兩位在這樣的壓力下“為中國尋找現代認同”的史家。這似乎是本書的主題，即現代中國史學不論有多少“為學術而學術”的追求，實際卻與確立中國及其文化在世界上與什麼地位這一整體努力密切關聯。這樣，對陳寅恪和傅斯年的史學進行分析和解釋，不僅要認識其學術本身，也要說明這兩位史家的世界觀、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使讀者在瞭解特定時期特定學者的史學思想和史學實踐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認識和理解“現代中國”那飽含困窘卻又不斷努力的豐富含義。
熟悉二十世紀西方中國研究的讀者在這裏會自然聯想到列文森(Joseph Levenson)那著名的“歷史”與“價值”衝突的模式，即每個人都在情感上忠實於歷史而在理念上信守價值，並總欲使二者結合。然而在近代中國，歷史和價值在很多讀書人心中被撕裂了。如梁啟超便從理念上異化出傳統，向西方尋求“價值”；但在情感上又離不開傳統，為“歷史”所左右。故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努力通過緩和歷史與價值之間的衝突來平息情感和理念問的緊張，以確認中國與西方在“價值”上的對等。
列文森這一解釋模式影響相當廣遠，也長期受到批評。大部分批評者都認為他把“(中國)歷史”與“(西方)價值”的對立和衝突處理得太過絕對也太簡單化，尤其凡時人述及“傳統”便往往被牽連到“情感”之上，實難以呈現和詮釋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複雜面相。但列文森確實提出一個值得長久思考的問題，那種中西新舊之間的緊張的確縈繞在很多近代中國讀書人心中。特別是那些趨新之人，雖處處努力以西方標準衡量中國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嚮往之，終不能完全擺脫羈絆，到達彼岸。這樣一種讀書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行為準則與其意識層面的思想取向之差距，與個人和國家民族的認同都密切關聯，造成一種難以化解的心態緊張，常常不得不做出自己未必心安的抉擇。
胡適自己在一九一八年便坦承他一身兼有“中國的我”和“西洋二十世紀的我”，兩者之間的“是非得失，最難決定”。他的學生傅斯年在一九一九年也說，“我們自以為是有新思想的人，別人也說我們有新思想”；但“慚愧”的是，“就境界上和習慣上講去，我們只可說是知道新思想可貴的人，並不是徹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舊思想的人”。因為“我們生理上、心理上，馱著兩三千年的歷史——為遺傳性的緣故；又在‘中國化’的灰色水裏，浸了二十多年；現在住著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廟祝周旋揖讓”。
那是“五四”前後，當時兩人的出身、境遇和受學經歷都還相當不同，然而感觸卻驚人的相似。這樣的心態似乎並未因時局的遽變和個人境遇的轉換而更易，十年後，自己也已留學八年又回國服務的傅斯年對胡適說：“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以為傅斯年“此論甚中肯”。雖然時過境遷，兩人的同感卻仍持續。
又十多年後，類似的困惑仍與傅斯年不即不離。如施教授注意到的：“在紀念五四運動的一些文章裏，他常帶著一種矛盾心情。”(51頁)在一九四三年的“五四”二十四周年時，傅斯年提出了“文化的積累”說，強調“積累文化猶如積山，必不除原有者，而於其上更加一層，然後可以後來居上，愈久愈高。若將舊者拆去，從新自平地建設起來，則人類之文化，絕不會‘後人勝過前人’的”。簡言之，若“將來”要建立在“現今”之下，則“現今”必須建立在“過去”之上。
但到下一年，他一方面堅持“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是必要而“不容懷疑的”，“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須樹立的”；同時又說：“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運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故“滌蕩傳統的瑕穢”同樣是必要而不容懷疑的。即使“對於傳統的物事重新估價”因“感情策動”而產生“過分的批評”，也是激流之下的漩渦，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遠看更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蓋“與其自信過去，而造些未曾有的歷史奇跡，以掩護著誇大狂”，不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地做我們建國的努力”。
這是對日抗戰最困難的年代，傅斯年雖做出了明確的選擇，但其必須承認兩方面都很“必要”，恰凸顯出那不得不有所捨棄的無奈。傅斯年很早就認為，“中國現在的時代被他的前因支配”著，是其難以投入“世界潮流”的困窘所在。他曾說，“現在的中國人遠遠地望著了曙光，然而身上穿著袁世凱的祭服，要去跳進世界流去”，既不協和，也至為困難。傳統既然被視為阻礙前行的包袱而非資源，似乎掃清障礙是必不可少的程式。
但歷史是否可以人為切斷，其實還充滿了疑問。更可能的是，不論在意識層面怎樣努力，那支配現在人的“前因”恐怕都揮之不去，中國人可能永遠都不能不背負著“前因”跳進世界流去，並同樣背負著“前因”在世界流中遊行。這大概就是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實，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轉移”的，即時代的弄潮兒不一定將所背負的“前因”僅僅視為負擔，因為那也可能是獲得智慧和產生力量的資源。
進而言之，若真按“邏輯”思考，既然已明確了朝前看而非朝後看的方向，何以對往昔“過分的批評”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呢?就像施教授已指出的，現代中國史家似乎有必要“維護歷史的延續性以為中國認同提供基礎”。若回到傅斯年一年前的思路，在卸除歷史的重負後，“現在”還能存在嗎?一張白紙或許真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若立足於一個“不國不故”(傅斯年早年用語)的現在，能夠憑空建立一個新國嗎?傅先生在“邏輯”上或能自解，內心恐並不那麼肯定。
不論傅斯年想要追尋和建立的“新”是什麼，那“價值”確實偏向西方，而“歷史”則已明確被概括為“四千年的垃圾箱”了。從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考慮，選擇“滌蕩傳統的瑕穢”以利前行似乎對很多“五四”人都是自然的。而對一個史家來說，懷抱著“歷史”等於“四千年的垃圾箱”這樣的“邏輯”進行研究，大概只能像聞一多所說，“雖然身在故紙堆中，卻並非一個蠹魚，而是‘殺蠹的芸香’”。問題是，當這“四千年的垃圾箱”實即該史家的“本國歷史”時，這樣“殺蠹”式的研究真能使其心安理得嗎?用施教授的話說，中國史家其實承擔著“使中國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一部分”的責任，要以其研究“使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是平等的一個成員”。這一任務的沉重感，或許並不亞於“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
為了超越自身與其研究物件的先天共性，傅斯年採取了一種現代式的“述而不作”取向，即把史學建設成和地質學、生物學一樣的“科學”，而史家對史料也僅整理而不疏通，似可最大限度地體現研究者的中立。但不論史家用怎樣“客觀”的態度來規範其研究，近代中國“學術”不僅不是一個可以和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這一“現實”區分開來的獨立領域，它本身就是那“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執筆報國”的形式可以林林總總(包括“殺蠹的芸香”)，但所有新穎的“現代表述”之下仍潛伏著士人那不可推卸的傳統責任。
列文森解釋模式的魅力正在於此。不論其受到多少質疑，絕大多數近代中國讀書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類似的心態緊張和兩難傾向。施教授以為，“因要從概念上掌握研究物件，故概括是必要的”。且“只要不把概括本質化和當成是觀察到的事實看待，那麼概括對研究而言就不會有害”(3頁)。把一種解釋模式運用得太過絕對和太簡單化當然是不合適的，但若不把它當成是“觀察到的事實”看待，而將其視為一種提示性的思路，或許便有著歷久而彌新的生命力。本書似乎就是這樣處理和回應著列文森的見解，既有所質疑，也提出進一步的思考，展現了真理與歷史之間那開闊的認知空間。
在近代中國，若一個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士人同時又是一個史家，其心中“歷史”與“價值”之間的緊張，應該說比一般人更為深邃而激切。也正是在這裏，歷史的積澱落實在也表現在史家的身上。一個曾自視為天下之中的文化遺留下的驕傲和自負其實是長遠的，儘管可能在一定時段裏以自卑或自我批判的方式表述出來。這樣未必有意的遮蓋可能模糊一般人的視線，卻不能逃過史家那長程的眼光。
陳寅恪和傅斯年身上，都特別顯著地體現了中國文化幾千年積澱的自負，雖然其表現方式可能相當不同而多樣。本書將這兩位個人懷抱遠逾史學但其專業表述又甚有分寸的史家合併研究，很能體現作者睿智的眼光。除上述通過具體史家以認識現代中國這樣一種“知人論世”的取向外，本書對陳、傅二人史學本身的探討，也新見迭出。如海峽兩岸研究現代中國史學史者，常喜歡提到德國“蘭克史學”(比我年長一輩者尤樂道之)，而相當一部分既存研究把陳、傅兩人都看做“蘭克史學”在中國的代表，施教授則成功地梳理並說明了兩人治史取向與“蘭克史學”的基本差異。
陳、傅兩人自身在史學認識(即施教授所說的“史學理論”)上，也有一些明顯的差異。本書側重考察了兩人主要使用什麼樣的史料，以辨析其治史取向的異同。施教授特別提出從“認識論型術語”(即某種方法在認識論上所處的地位)的使用來觀察史學家如何指明與確認某一既成的事實及意義之關係；並以對這些術語的統計分析為基礎，認識和區分具體史家的研究方式。據本書統計，在“解釋性術語”和“經驗性術語”的使用比例方面，陳寅恪為213：273，而傅斯年為82：260；由此可以看出，陳對歷史詮釋的重視遠甚于傅。
在研究方向的選擇和具體題目的處理上，兩人卻有非常相近之處，並時相唱和。如陳寅恪曾提倡“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傅斯年在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也說“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而傅斯年早年就曾強調隋唐的“半虜”性質，十多年後陳寅恪曾三論“李唐氏族”問題，結論亦近此；傅先生聞知後“徜徉通衢，為之大快”，以為“此事關係極大，此一發明，就其所推類可及之範圍言，恐不僅是中國史上一大貢獻而已”。
有些不熟悉這一研究方式的人或許會覺得上面的統計是否有些虛懸，其實劉師培早就提出，一時代的學術特徵，當從其所思考所討論的問題、所依據和處理的典籍，以及所運用的治學方法等方面求之。施教授上述取向亦頗類此。實際上，不僅陳寅恪因主張“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著稱，也恰是“史料”的變化促成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轉變。施教授敏銳地注意到，正是北伐後考古發掘的“新材料”促動了傅斯年的轉變，雖然這一轉變的完成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了(163—164頁)。
本書出版於十多年前，然中譯本的兩篇附錄則寫作較晚，尤其第二篇關於梁啟超後期史學的討論代表著施教授的近期看法，其中一些見解在他快要完成的新著中會更充分地展開。另外，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始終關注和思考史學的基本問題，並嘗試用非歐洲的中國史學來檢驗Jöm Rüsen和Hayden White等提出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史學理論。通常越是基本的問題，越容易引起史學工作者的反思，相信很多非近代中國學術史的研究者也會從中獲益。
(《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施耐德著，關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八年即出)
原載《讀書》(京)，2008．6．85～95
《歷史學》2008年第8期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關於現代中國史學的舊著終於出了中譯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連讀才是其姓氏，但漢語寫作講究要能上口誦讀，此姓氏讀起來卻像是在稱其全名，而頻頻稱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書，似難以行遠；下面姑簡稱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鄉隨俗，曲諒此不敬之稱。 施耐德在德國波鴻大學讀書凡十二年，從那裏畢業後曾任教於海德堡大學，二○○○年起任荷蘭萊頓大學的中國近現代史教授，前六年還擔任那裏漢學院的院長。歐洲大學多實行“教授治校”，一個專業或學科(略近於我們官定的二級學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學科的“學科主任”，地位較美國大學教授更高，但要承擔不少學術管理工作；就治學而言，恐已是“治多於學”。若教授而兼院長，基本上就是以奉獻為主、治學為輔了。而施教授從二○○三年起還擔任一個“中日近代史學”項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這是個一百五十萬歐元的大專案，所謂PR也要承擔大量的專案管理工作，非長於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漸回歸到研究者生涯中來，下一本關於民國史學與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與施教授相識有年，現在已不記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見，但那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卻記憶猶新——他當時正關注著好些不那麼趨新的民國史家，那些人在我們(中外皆然)的歷史記憶中已經形影朦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來也比較關注一些歷史論述中相對不受注意的人物，他們中不少人當年其實很有影響，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謂“無名之輩”，卻非常有助於我們瞭解和認識其所處的時代。
中國史學本有此傳統，多少帶有古語所謂“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之意。大概從漢代以後，每一朝代的人都盡可能記錄下有關自身的材料，留待後人修史之用。人們似乎都相信：即使這個朝代滅亡，也不會在歷史的敍述中消失，後世總會有人根據所留材料為這個朝代修史。反過來說，新的王朝建立後，對於所滅王朝，仍須留給它歷史上的一席之地。這既是前人對後人的一種信任，也成為後人對前人的一種責任。用現在的歷史眼光來看，這種“興滅繼絕”的傳統，便是對歷史記憶的尊重；無論是一國、一地，乃至一個人，都可以留下適當的記錄，讓後世知道這個國或這個人的存在。
施教授這本《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論述的兩位史家陳寅恪和傅斯年當年也曾近於“失憶”(本書出版於一九九五年，撰寫更早)，如今至少在中國內地早已被另眼相看。這樣，本書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史學趨向的變遷。不過，關注不一定意味著研究的深入。如近年大陸討論傅斯年史學的人並不少見，但王汎森先生關於傅斯年的專著已出版逾八年，卻幾乎很少被這些研究者所提及，彷彿大家都在平地新建高樓。陳寅恪近年尤其受到關注，甚至已經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陸所謂“陳寅恪熱”，其“熱”的似非其史學；陳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間藝術中一個常見人物鍾馗，被他人藉以打鬼而已。
儘管本書出版較早，其論述對絕大多數中國讀者仍非常新穎。首先因為原書是以德文撰寫出版，而中國史學界能讀德文者實在少，這些少數人中研究現代中國史學者更是少之又少。我自己就感覺到，若能更早讀到此書，此前關於現代中國學術的有些論述或許就可以更簡略了。不僅如此，施教授曾明言他想要糾正一些“西方對中國研究的片面”因素，而我們認知的“西方”，其實主要是英語世界的(包括那些被譯成英語的非英語作品)。讀者會從書中看到，不少施教授藉以抗衡和修正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中國研究”的既存論著，都出自德文以及法文。這些大量的非英文引文可以告訴我們，“西方”及其中國研究有多麼豐富。
據施教授的考察，在本書撰寫的時代，西方絕大多數關於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著作都把重點放在馬克思主義史學之上，以非馬克思主義中國史學為題的論著，似乎只有關於顧頡剛和錢穆的。關於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胡適等重要知識份子的論著雖多，但大都局限在他們有關政治和哲學方面；在少數論及其史學問題的著作或章節中，也多局限在具體的內容方面，而甚少注意其史學和史學理論。因此，本書的一個貢獻即填補了西方研究中的這個空缺，其價值固不僅在於以德文著述向中國讀者揭示或印證“西方中國研究”的豐富性也。
所謂歷史實由勝利者所書寫，今人早已耳熟能詳，大致也是人類多數社會普遍存在的事實。但在不同的時空環境裏，意思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在傳統中國，前述那種“守先待後”的信任和責任可能是其他社會少有的一個特點。不過，今日我們所說的“歷史是由勝利者所書寫”，卻基本是“勝者王侯敗者賊”那一類意思；用比較西式的表述，即勝利者有意無意間會根據自己的意願有選擇地陳述歷史。
即使從後一意思看，這情形也有更繁複的含義。人們說這話時，多數時候其實有一個預設的空間範圍，即在被“寫”的歷史所處的地域(通常是今日被強調的所謂“民族國家”)之內。但若把視野放開，我們會看到一個相當意味深長的現象：當某一地域的歷史被陳述——有時是在意識形態對立的狀況下當做“他人”的歷史來陳述——時，研究者有意無意間仍會“主動”尋求探索和詮釋“勝利”的一方。那種試圖解釋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何以發生並怎樣完成”的後見之明在好幾十年裏曾有力地影響著西方的近代中國研究，直至近些年側重“吃喝玩樂”型的史學逐漸壓縮政治、軍事、經濟等以前的史學“重鎮”。但中國史學或學術史這一在西方向處邊緣的領域卻仍反映著當年史學“重鎮”的傾向，與近年“吃喝玩樂”對“重鎮”的挑戰迥異其趣，這一禮失求諸野的現象相當發人深省。
這裏所謂“吃喝”是較為接近“玩樂”的那個層面，即今日人們口中“拉動消費”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演說中提到的那種基本生存意義的“吃喝”。後者，特別是那種以資料分析模式為主的社會經濟史論著，在較長時間裏也是既存研究的重鎮之一。另一方面，與其說是“吃喝玩樂”型史學直接擠壓了解釋中共勝利的研究取向，不如說是一九八九年後中國和歐洲扭轉了西方學界的思路，“吃喝玩樂”型史學或不過因利乘便而已。兩極化世界的終結也導致對黑白分明之簡潔論述模式的反思，史事本身和史學詮釋的豐富性因以彰顯。而近年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似乎又在衝擊西方思想界和學術界，恐怕用不了多久還會出現一次中國研究的典範轉移，導致對近代中國史的再次重估。
當年不僅西方研究題目的選擇有所側重，就是不少具體內容的論述，有意無意間也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如本書所引施維葉(Yves Chevrier)關於中國傳統史學一篇非常精彩的論文，便是一例。施維葉認為中國古代存在寫史和論史的兩種傾向，寫史的原則是據實記述，論史的原則是褒貶。這樣的對應性區分，大體也是存在的，但此文似隱約可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中國內地關於史論關係之持續爭辯的痕跡，而當年爭辯者口中的“論”本是特指而非泛指，引申到古代，或可能引起誤會(也不排除這裏有我自己的誤會，因施維葉的論文是用法文寫作，我所知者皆出自施耐德教授的引述。從中文到法文再到德文又回到中文，輾轉變化之間，文意的移易可能已相去較遠了)。
現在年輕些的讀者可能已不熟悉當年的爭論了，那時辯論的重點是究竟應採取“以論帶史”(後來有些對此不滿的人徑稱為“以論代史”)還是“論從史出”，以及後來居上也更圓融的“史論結合”取向。這裏的“論”基本是特指馬克思主義(含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而“史”則顯然更多是指“史料”而非“史學”。那是一個大家都已不提傅斯年的時代，而且很多人向不贊成傅先生關於“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說法，但“史”在這一持續爭論中那似乎不言自明的指謂卻非常明顯地揭示出該主張潛在而深入的影響。
施教授最近在北大的演講，便非常強調中西關於“史”和“史學”的認知可能從一開始就與西方不同，尤其中國史官相當側重記錄。這的確是個睿見，古人不論所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還是後來的“實錄”，都強調史官當下的記錄或記載功能。為什麼記和記什麼，當然也會體現記者所處時代的觀念以及記者本人對時代觀念的理解，可以肯定那不會是多麼“客觀”的記錄。但以“記”為宗旨和以“寫”為宗旨，在體現秉筆者個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仍可以說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後來史官記下來的東西稱“實錄”，雖免不了有意的選擇、刪略和改寫，相對而言，仍在刻意降低執筆者的主觀意旨，較少“創作”成分。而所謂“寫史”，則通常帶有較明確的作者意圖。
今日國人喜拾西人牙慧，不僅外國有的辭彙我們都要有，且一旦“引進”就推廣泛用。如近年不少人動輒好說什麼“歷史書寫”，並泛用於“詮釋”古今中國史學，卻不知西人之“書寫”乃是指謂一個作者意圖(authorship)明顯的過程。中國的傳統史官本可能是“記”而不是“寫”，在其“書寫”時的褒貶也更多是“替天行道”，雖實際不能避免作者意圖的體現，在立意上卻不強調甚或力圖禁抑作者自身的意圖。而直到最近，絕大多數中國史家仍以“求真”和“還其本來面目”為治史目標，具有明顯的通過禁抑作者意圖來追求“客觀”甚至“科學”的心態。他們雖以“書寫”的動作來褒貶往昔或表述其研究心得，在做此動作時卻未必承載著今日西人“書寫”所涵蓋的立意。這個大問題不是這裏可以說得清楚的，我們期待著施教授在下一本書中對此的處理。
不過，無論是施維葉還是施耐德，他們之所以強調寫史和論史的關聯，其實是要凸顯中國史學那學術之外的承擔：中國文化從很早就側重人世本身，故“子不語”的彼岸世界不那麼受重視；在道(或真理)不必從超人之神所出的背景下，當“天聽”也表現在“民聽”且理想社會就在早期的三代時，史學不僅是接近和認識真理的一種主要途徑，也是朝廷及具體帝王將相之作為是否體現了“天命”和倫常的判決者(前者還須界定在此視角下史學與經學的關係，後者的確是史學的“專利”)。這樣一種與政治正當化問題密不可分的聯繫，到二十世紀仍是中國史學的一個特徵，故現代中國史學其實承載著遠超出“求真”、“還原”等學術追求之外的重負。就像本書所指出的：
中國知識份子，尤其是史學家的任務極富挑戰性：他們必須尋求一種對於中國歷史的新的理解，以使中國歷史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並使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是平等的成員之一。同時，他們還必須維護歷史的延續性從而為中國認同提供基礎——而這一歷史在“延續”過程中則經常發生顯著的變化。他們對歷史的書寫還要滿足讓中國能與西方比肩(如果不是高於西方)的要求。最後，所有這些只能在歷史傳統和當時環境之雙重背景下實現，使得歷史以及歷史學家處於一種特別的政治性地位，由於必須提出解決問題的答案而因此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238—239頁)
這確實不是輕微的負擔，雖然也可以成為推動史家的動力。用施教授自己的話說，陳寅恪和傅斯年就是兩位在這樣的壓力下“為中國尋找現代認同”的史家。這似乎是本書的主題，即現代中國史學不論有多少“為學術而學術”的追求，實際卻與確立中國及其文化在世界上與什麼地位這一整體努力密切關聯。這樣，對陳寅恪和傅斯年的史學進行分析和解釋，不僅要認識其學術本身，也要說明這兩位史家的世界觀、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使讀者在瞭解特定時期特定學者的史學思想和史學實踐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認識和理解“現代中國”那飽含困窘卻又不斷努力的豐富含義。
熟悉二十世紀西方中國研究的讀者在這裏會自然聯想到列文森(Joseph Levenson)那著名的“歷史”與“價值”衝突的模式，即每個人都在情感上忠實於歷史而在理念上信守價值，並總欲使二者結合。然而在近代中國，歷史和價值在很多讀書人心中被撕裂了。如梁啟超便從理念上異化出傳統，向西方尋求“價值”；但在情感上又離不開傳統，為“歷史”所左右。故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努力通過緩和歷史與價值之間的衝突來平息情感和理念問的緊張，以確認中國與西方在“價值”上的對等。
列文森這一解釋模式影響相當廣遠，也長期受到批評。大部分批評者都認為他把“(中國)歷史”與“(西方)價值”的對立和衝突處理得太過絕對也太簡單化，尤其凡時人述及“傳統”便往往被牽連到“情感”之上，實難以呈現和詮釋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複雜面相。但列文森確實提出一個值得長久思考的問題，那種中西新舊之間的緊張的確縈繞在很多近代中國讀書人心中。特別是那些趨新之人，雖處處努力以西方標準衡量中國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嚮往之，終不能完全擺脫羈絆，到達彼岸。這樣一種讀書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行為準則與其意識層面的思想取向之差距，與個人和國家民族的認同都密切關聯，造成一種難以化解的心態緊張，常常不得不做出自己未必心安的抉擇。
胡適自己在一九一八年便坦承他一身兼有“中國的我”和“西洋二十世紀的我”，兩者之間的“是非得失，最難決定”。他的學生傅斯年在一九一九年也說，“我們自以為是有新思想的人，別人也說我們有新思想”；但“慚愧”的是，“就境界上和習慣上講去，我們只可說是知道新思想可貴的人，並不是徹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舊思想的人”。因為“我們生理上、心理上，馱著兩三千年的歷史——為遺傳性的緣故；又在‘中國化’的灰色水裏，浸了二十多年；現在住著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廟祝周旋揖讓”。
那是“五四”前後，當時兩人的出身、境遇和受學經歷都還相當不同，然而感觸卻驚人的相似。這樣的心態似乎並未因時局的遽變和個人境遇的轉換而更易，十年後，自己也已留學八年又回國服務的傅斯年對胡適說：“我們的思想新信仰新；我們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處，我們仍舊是傳統的中國人。”胡適以為傅斯年“此論甚中肯”。雖然時過境遷，兩人的同感卻仍持續。
又十多年後，類似的困惑仍與傅斯年不即不離。如施教授注意到的：“在紀念五四運動的一些文章裏，他常帶著一種矛盾心情。”(51頁)在一九四三年的“五四”二十四周年時，傅斯年提出了“文化的積累”說，強調“積累文化猶如積山，必不除原有者，而於其上更加一層，然後可以後來居上，愈久愈高。若將舊者拆去，從新自平地建設起來，則人類之文化，絕不會‘後人勝過前人’的”。簡言之，若“將來”要建立在“現今”之下，則“現今”必須建立在“過去”之上。
但到下一年，他一方面堅持“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是必要而“不容懷疑的”，“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須樹立的”；同時又說：“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運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故“滌蕩傳統的瑕穢”同樣是必要而不容懷疑的。即使“對於傳統的物事重新估價”因“感情策動”而產生“過分的批評”，也是激流之下的漩渦，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遠看更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蓋“與其自信過去，而造些未曾有的歷史奇跡，以掩護著誇大狂”，不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地做我們建國的努力”。
這是對日抗戰最困難的年代，傅斯年雖做出了明確的選擇，但其必須承認兩方面都很“必要”，恰凸顯出那不得不有所捨棄的無奈。傅斯年很早就認為，“中國現在的時代被他的前因支配”著，是其難以投入“世界潮流”的困窘所在。他曾說，“現在的中國人遠遠地望著了曙光，然而身上穿著袁世凱的祭服，要去跳進世界流去”，既不協和，也至為困難。傳統既然被視為阻礙前行的包袱而非資源，似乎掃清障礙是必不可少的程式。
但歷史是否可以人為切斷，其實還充滿了疑問。更可能的是，不論在意識層面怎樣努力，那支配現在人的“前因”恐怕都揮之不去，中國人可能永遠都不能不背負著“前因”跳進世界流去，並同樣背負著“前因”在世界流中遊行。這大概就是所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現實，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轉移”的，即時代的弄潮兒不一定將所背負的“前因”僅僅視為負擔，因為那也可能是獲得智慧和產生力量的資源。
進而言之，若真按“邏輯”思考，既然已明確了朝前看而非朝後看的方向，何以對往昔“過分的批評”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呢?就像施教授已指出的，現代中國史家似乎有必要“維護歷史的延續性以為中國認同提供基礎”。若回到傅斯年一年前的思路，在卸除歷史的重負後，“現在”還能存在嗎?一張白紙或許真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若立足於一個“不國不故”(傅斯年早年用語)的現在，能夠憑空建立一個新國嗎?傅先生在“邏輯”上或能自解，內心恐並不那麼肯定。
不論傅斯年想要追尋和建立的“新”是什麼，那“價值”確實偏向西方，而“歷史”則已明確被概括為“四千年的垃圾箱”了。從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考慮，選擇“滌蕩傳統的瑕穢”以利前行似乎對很多“五四”人都是自然的。而對一個史家來說，懷抱著“歷史”等於“四千年的垃圾箱”這樣的“邏輯”進行研究，大概只能像聞一多所說，“雖然身在故紙堆中，卻並非一個蠹魚，而是‘殺蠹的芸香’”。問題是，當這“四千年的垃圾箱”實即該史家的“本國歷史”時，這樣“殺蠹”式的研究真能使其心安理得嗎?用施教授的話說，中國史家其實承擔著“使中國歷史成為世界歷史一部分”的責任，要以其研究“使中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是平等的一個成員”。這一任務的沉重感，或許並不亞於“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
為了超越自身與其研究物件的先天共性，傅斯年採取了一種現代式的“述而不作”取向，即把史學建設成和地質學、生物學一樣的“科學”，而史家對史料也僅整理而不疏通，似可最大限度地體現研究者的中立。但不論史家用怎樣“客觀”的態度來規範其研究，近代中國“學術”不僅不是一個可以和國家民族的生存發展這一“現實”區分開來的獨立領域，它本身就是那“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執筆報國”的形式可以林林總總(包括“殺蠹的芸香”)，但所有新穎的“現代表述”之下仍潛伏著士人那不可推卸的傳統責任。
列文森解釋模式的魅力正在於此。不論其受到多少質疑，絕大多數近代中國讀書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著類似的心態緊張和兩難傾向。施教授以為，“因要從概念上掌握研究物件，故概括是必要的”。且“只要不把概括本質化和當成是觀察到的事實看待，那麼概括對研究而言就不會有害”(3頁)。把一種解釋模式運用得太過絕對和太簡單化當然是不合適的，但若不把它當成是“觀察到的事實”看待，而將其視為一種提示性的思路，或許便有著歷久而彌新的生命力。本書似乎就是這樣處理和回應著列文森的見解，既有所質疑，也提出進一步的思考，展現了真理與歷史之間那開闊的認知空間。
在近代中國，若一個以澄清天下為己任的士人同時又是一個史家，其心中“歷史”與“價值”之間的緊張，應該說比一般人更為深邃而激切。也正是在這裏，歷史的積澱落實在也表現在史家的身上。一個曾自視為天下之中的文化遺留下的驕傲和自負其實是長遠的，儘管可能在一定時段裏以自卑或自我批判的方式表述出來。這樣未必有意的遮蓋可能模糊一般人的視線，卻不能逃過史家那長程的眼光。
陳寅恪和傅斯年身上，都特別顯著地體現了中國文化幾千年積澱的自負，雖然其表現方式可能相當不同而多樣。本書將這兩位個人懷抱遠逾史學但其專業表述又甚有分寸的史家合併研究，很能體現作者睿智的眼光。除上述通過具體史家以認識現代中國這樣一種“知人論世”的取向外，本書對陳、傅二人史學本身的探討，也新見迭出。如海峽兩岸研究現代中國史學史者，常喜歡提到德國“蘭克史學”(比我年長一輩者尤樂道之)，而相當一部分既存研究把陳、傅兩人都看做“蘭克史學”在中國的代表，施教授則成功地梳理並說明了兩人治史取向與“蘭克史學”的基本差異。
陳、傅兩人自身在史學認識(即施教授所說的“史學理論”)上，也有一些明顯的差異。本書側重考察了兩人主要使用什麼樣的史料，以辨析其治史取向的異同。施教授特別提出從“認識論型術語”(即某種方法在認識論上所處的地位)的使用來觀察史學家如何指明與確認某一既成的事實及意義之關係；並以對這些術語的統計分析為基礎，認識和區分具體史家的研究方式。據本書統計，在“解釋性術語”和“經驗性術語”的使用比例方面，陳寅恪為213：273，而傅斯年為82：260；由此可以看出，陳對歷史詮釋的重視遠甚于傅。
在研究方向的選擇和具體題目的處理上，兩人卻有非常相近之處，並時相唱和。如陳寅恪曾提倡“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傅斯年在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也說“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而傅斯年早年就曾強調隋唐的“半虜”性質，十多年後陳寅恪曾三論“李唐氏族”問題，結論亦近此；傅先生聞知後“徜徉通衢，為之大快”，以為“此事關係極大，此一發明，就其所推類可及之範圍言，恐不僅是中國史上一大貢獻而已”。
有些不熟悉這一研究方式的人或許會覺得上面的統計是否有些虛懸，其實劉師培早就提出，一時代的學術特徵，當從其所思考所討論的問題、所依據和處理的典籍，以及所運用的治學方法等方面求之。施教授上述取向亦頗類此。實際上，不僅陳寅恪因主張“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著稱，也恰是“史料”的變化促成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轉變。施教授敏銳地注意到，正是北伐後考古發掘的“新材料”促動了傅斯年的轉變，雖然這一轉變的完成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了(163—164頁)。
本書出版於十多年前，然中譯本的兩篇附錄則寫作較晚，尤其第二篇關於梁啟超後期史學的討論代表著施教授的近期看法，其中一些見解在他快要完成的新著中會更充分地展開。另外，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始終關注和思考史學的基本問題，並嘗試用非歐洲的中國史學來檢驗Jöm Rüsen和Hayden White等提出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史學理論。通常越是基本的問題，越容易引起史學工作者的反思，相信很多非近代中國學術史的研究者也會從中獲益。
(《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施耐德著，關山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八年即出)
原載《讀書》(京)，2008．6．8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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