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7-08-17-35578.htm
近年来，史学界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出现了各种思考，如从整体观察，当然可视为当前史学界学术水平的集体反映。就具体而言，“21世纪中国史学”一词的认知与提法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本文就此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野人献曝，目的不在褒贬，而是希望能发挥一些澄清的作用。
关于21世纪的中国史学，我想从四方面来谈：(1)语意上的认知，(2)史学史的认知，(3)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4)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语意上的认知
“21世纪中国史学”由“21世纪”、“中国”、“史学”三个词汇组成，这三个词汇本身以及彼此联结时出现了一些歧义，有待厘清。
“史学”与“历史”的区别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我想不必辞费，这里讲的史学当然是指探索历史的这门学术，而非指被探索的历史现象。史学一词虽可定义，但实际指涉范围往往有广狭之别，它可以泛指与历史知识有关的各方面的内容，除了历史知识本身，也包括影响历史知识的各种因素，如教育、制度、风气等；它也可以窄一点，指历史研究的各方面的具体成绩；它还可以更窄一点，专指与历史认识有关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流派等方面的内容。如果采第一义，它的范围甚广，包括了史学界的种种，像学术风气、人才培养、学术制度等都可纳入；如果采第二义，它的思维重点常是统计式的，表现的方式往往是目录学式的，例如各种或繁或简的史学年鉴、研究概况综述等；如果采第三义，即所谓狭义的史学，就像大家说“新史学”时所指的“史学”，它的思维重点在掌握史学的求新与突破，想表述的是历史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流派等方面的内容与特色。逻辑上广义可涵盖狭义，实际上取舍轻重有别，自然指内涵有所不同。在各式各样有关21世纪中国史学的论述中，其所谓的史学，分别对应或笼统涉及上述三义的情况都存在。例如有些人谈到营造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就属第一义；有些人讲到未来应注重发展哪些历史研究领域，多属第二义；有些人说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特色，便涉及第三义。史学涵义指涉不同，关心的问题自然就不一样。
“中国史学”的“中国”，可以指中国的文化，也可以指中国的现实存在状态，当然也可以兼指两者。所谓“中国史学”，可以指“中国式”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它是深具文化识别意义的专有名词，常与“西方史学”对立使用；它也可以仅指史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形，在类如国际历史学年鉴的资料中作为“中国之部”；它还可以含糊地兼容并包，既指现实状态也指文化类别，既泛指中国的史学状况也专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第一义的重点在区分与掌握史学的文化特质，所谓中国史学，是指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第二义不强调史学的文化识别问题，以为时至今日，史学内涵已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就是史学，所谓中国史学只是在讲中国史学界的种种，非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至于兼容两义的第三义，它的问题很清楚，就是含糊其义，指涉不够明确。
“21世纪”本来只是时间单位，指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但它也是一个时代名词，这就牵涉复杂的世界史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当它连接中国史学，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这样的复合名词时，它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指20世纪中国史学后续百年的发展，其视野将不出当下中国史学的现实与趋势；它也可能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认知，以及对人类史学发展的认知，指的是中国史学在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处境与表现，将“21世纪中国史学”置于宏观的时代观念中思考，这样问题就复杂得多，对于什么是21世纪中国?什么是21世纪史学?什么是21世纪中国史学?都有重新提问的空间。
学术名词往往不只是字面上的当然之义，它蕴含了认知与诠释上的种种可能，对于“21世纪中国史学”而言，不同的认知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问题意识反映不同的认知，这正是我要强调的。
史学史的认知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21世纪中国史学，存在跨文化与异时性的问题；跨文化实际主要指的是跨中国与西方，异时性指的是从传统到当代。拿19世纪以前任何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正在发展中的21世纪中国史学相比，其中“中国史学”四字的文化意涵实大不相同；前者是单一文化体的传统中国史学，后者则可能是跨文化的当代史学，也可能只是西化了的史学。不论是跨文化的还是单一文化体的史学，讨论起来都需要跨文化的与异时性的考察，从跨文化的比较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来看，可以将传统与当代的中西史学作如下的组合与区分：
1．传统中国史学与传统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2．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3．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4．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5．当代史学的意涵。
这样的对比未必周延，但有助于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史学史意涵。这里用“传统”与“当代”这两个词形容史学，很难严格定义，主要取一般性和相对性的意思。传统是相对于当代而言，传统西方实际包括古典、中世纪以及近代，传统中国则指与西方接触以前。传统中国史学与传统西方史学是不曾交流各自发展的史学，是不同文化下的史学，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这是异时又异文化的对比。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学，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关系，但是当代中国史学西化甚深，实际并非一脉相承，存在类如嫁接的关系。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同为当代，但实际西方史学居于强势的地位，当代中国史学在西化之余，正努力想保有或创造一些自我。当代史学，理应包含中、西以及其他文化的史学，但是如果不加以定义，它实质上通常与当代西方史学同义。
史学系因人对过去的认识而产生，人对过去的认识是一种意识、一种态度、一种思维，与产生它的文化不能分割，它本身也就是那个文化的构成分子。简单地说，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史学；同样追求真实，讲求证据，古代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便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希腊人的真，近于抽象与真理；中国人的真，近于现实与道德；希腊人的证据，近于法庭辩诘之结果，中国人的证据，贵在引经据典。很多人主张，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它的史学传统与特色理应继续存在，乃至发扬光大，因此谈到21世纪中国史学，很强调传统、遗产、民族及固有文化的问题，他们所说的中国史学显然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而且也坚信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仍有其生命力。不过，也有人认为时至今日，知识爆炸，信息迅捷，学术文化交流日盛，中西史学已经合流，当代的史学已是一种共同的学术，有共同的学术观念、规范与语境，史学已跨出文化畛域与此合而为一，成为普遍性的“新”史学，在这种认知下，谈21世纪中国史学，主要是“史学在中国”的问题，而不必强调“中国式史学”的问题。
所谓“史学在中国”，意谓：
1．中西史学合流后已发展出当代史学共同的学术语言与标准，讲到中国的史学即用此语言与标准去检视，例如编一本国际史学年鉴的中国之部。
2．史学在中国除了研究中国历史，也能研究其他历史课题，并达到前述标准。
3．这共同的标准有多少中国式的史学内涵并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排除史学在中国有新的研究典范与学派的可能性。
而所谓“中国式史学”，则意谓：
1．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特质。例如：由于相信历史能够或应该如实书写，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编纂、书法、修史制度；历史理论与历史的知识论似乎相对薄弱等等。传统中国史学的文化特质仍然影响21世纪的中国史学。
2．当代中国史学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能否展现自身文化特质?所谓自身的文化特质是指什么?是传统特质的保持与发扬还是新特质的建立?
3．无论如何中国史学一定要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史学在中国”并未排除有中国史学特色的可能，“中国式史学”则以中国史学特色为思考前提，两者差异明显，但经常被混为一谈。21世纪的中国有史学，中国有21世纪的史学，这都不是问题；但有没有一种既“21世纪”又“中国”的史学，则是另一问题。
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关注21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就是世界性史学史观点的构建，否则眼光投射之处不免各说各话，跳脱不出20世纪以来中西史学交会后的种种框架。所谓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就是用宏观与客观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的史学，它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东方的，只有这样才能符合21世纪的时代概念与史学发展。当然，这个世界性观点尚待构建，而且很不容易，个人浅见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点：
(一)史学史课题观念的辩证。史学史的第一层意思是学术史，即重视史家、史籍、修史制度等所谓目录学式的史学史。史学史的第二层意思是由学术史到思想史，即重视史学的思想内涵及相关的内、外缘因素。史学史的第三层意思是由思想史到文化史，即重视史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意涵。①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应能包括和反映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二)跨文化的比较。史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史学的比较自然与文化的比较有关，怎样进行跨文化的史学比较?茹森(Jörn Rtisen)在一篇题名为《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趋向》②的论文中曾经提出以下的问题：(1)为什么要理论，(2)什么样的理论，(3)比较历史学的几个论点，(4)应比较些什么，(5)同时性比较的展望，(6)关于历时性比较的一些问题，(7)新的问题。并且对共时性比较与历时性比较作了具体的说明，共时性比较包括：(1)历史记述的文化习俗类型，(2)史学著述的类型，(3)形成历史意识的条件，(4)形成历史意识的内在策略及运作方式，(5) 历史意义的格言，(6)历史学的表现手段、形式及种类，(7)历史定向性功能；历时性比较则强调建立具普遍性功能的分期标准，例如以时间观念与史实证据观念为核心标准所划分出的史前、历史、史后三期，及传说、示范、发展、批判四型。他的论点集中在历史意识的各种表现，值得参考。总而言之，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才能认识人类历史意识与史学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建立宏观而客观的史学史视野。
(三)重视史学本身真实的历史，建立清晰的史学观念史与明确的史学语言。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不断发展的，有异文化之别，也有古今之别，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应统而观之，将与史学有关的观念、思想、理论、方法等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态度条理澄清，对每一个与史学有关的思想单元都能指出它的历史位置与意义，对重要的史学现象、史家、史著等，也能在上述前提下提供宽阔的视野与周延的解释。例如刘知几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于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③，“如《榖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④这种史料鉴别观念似与19世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重视史料区分的观念已十分相近。又如明代已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数千百年之登场者，编贯之；更聚数千百年之观场者，同异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大抵钩描绩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愤发抒，借古人以自写者居半。”⑤这种论点似已接近后现代思潮对文本的观念。又如格兰特•哈迪(Grant Hardy)对司马迁的研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一篇题名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能对现代西方理论有所贡献吗?——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⑥的论文中，他指出《史记》五体与西方传统史学的编纂方法十分不同，从不同的视角不止一次的叙述同一事件，而且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史家看来，这似乎对历史真相有某种程度的忽略，可是司马迁在他的叙述中又经常显示对事实真相的关注。格兰特•哈迪的解释是：与西方史学一元化的叙述相比较，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在许多方面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过去。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念是承认史家和证据的局限，提出多重解释的可能，并集中于道德的省察，对西方人来说，这是混合而陌生的，司马迁的叙事理论也许为那些寻求逃避传统史学著作模式的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同时他还提到尽管司马迁的叙事方法看上去经得起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结构主义理论的检验，但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一部植根于非西方历史编纂传统的著作终究并不恰当。这些例子对世界性史学史观点的建立应有所启发。
经由跨文化的比较与史学自我辩证形成的世界性史学史观点，是21世纪史学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人类的史学史，包括其中的中国史学。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才刚进入21世纪，要展望未来整个世纪的史学发展，以今日世变之速，恐怕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言只是个人对几个问题的响应。
有些人强调中国史学国际化的问题。毫无疑问，21 世纪全球化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国际文化交流日盛，中国史学很难故步自封，必须走出去，在国际史坛上争一席之地，这样，它要融入国际，就要与国际接轨，又必须能与国际史坛互动。因此，第一，21世纪中国的史学不能只研究中国历史，它也能研究世界史以及各种史学课题，并且达到国际标准。第二，它的重要研究成果能以国际通行的语言与方式传播，简言之，不只是要翻译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也要翻译中国的史学作品到国际上去，形成真正的交流。第三，能经由中西史学的对话建立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与论述，赋予中国传统史学应有的地位，反思中国当代史学的角色扮演。中国的整体条件日益进步，教育与学术制度也渐与国际接轨，兼以思想相对的开放，网络时代的来临，中国史学的国际化是可期的。
许多人关心中国史学特色的问题。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做一个激烈的提问：在人们生活日趋全球化的21世纪，如果中国越来越全球化而越来越不“中国”了，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可言?如果史学已经不中国了，还有什么中国式史学?当然，传统中国文化有它的特色，传统中国史学也有它的特色，但这是过去。类似的看法并不陌生，在200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卜正民 (Timothy Brook)教授即说“现在的中国史学还保持了中国传统吗?从全球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没有”⑦。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史学从观念、语境到书写形式都已相当程度的西化或“全球化”了。史学的特色植根于文化，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中国文化又将如何呢?宏观一点地看，人类的历史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到 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在变化的，21世纪面临全球化与世界史的重构是很难避免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21世纪的中国将会如何?中国的史学又将会如何?这是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传统中国史学有特色，但是它与当代史学的关系是断裂的、延续的、质变的?还是蜕变的?可能这四种情形都有。从传统中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新认识，重新诠释，赋予新的生命，这是有些人正在努力的工作。成果如何尚难论定，但不失为值得鼓励的尝试。不论是面对全球化还是传统中国，21世纪的中国都需要一些自我的新特色，或者说新传统。中国史学的新传统或新特色，最后还是要由具指标意义的大师与学派来呈现。真正的大师走的往往是条与众不同的路，在他出现之前，实在也不知他在何处。
学风问题也是经常被提到的热点。直接的原因，是对现况的反思以及半世纪以来的感叹，学术风气最重要的是端正，然而现实中常有些不良的学风。风气问题有点抽象，也有点复杂，往大处说，与时代风气有关；往小处说，与学术社群的自律有关。大家能看到与感受这个问题，但探究原因与解决的方法似乎谈的不够，往往只能谈到学术制度与学术纪律，即使这样，也是一言难尽。学风包括很多，从最低的法律规范、道德门槛到风习、风尚、风格乃至所谓志气都是，良好学风的树立真是谈何容易?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即使有典范，也只能令少数人景从；在价值数据化的社会里，质与量正在做不公平的竞争；在价值物质化的社会里，精神要战胜物质也太难了。风气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价值观与社会条件、时代氛围有关，学术风气要超越时代风气，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恐怕很不容易找。
史学由史家创造，史学的盛衰与人才有绝对关系，因此人才培养的问题也常被讨论。史学是一种积累性的学术，就是有天才也需要培养，史学工作者先要学会做一个工匠，能操作史学的规矩方圆，然后随他的资质与造化看看能否成家。关于如何培养人才与建立培养环境，史学界已有许多意见，但最后要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瞿林东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21世纪中国史学人才的憧憬，似可作一代表：“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式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这个论述主要还是着眼20世纪中国史学人才的优缺点所作的反思，反映了对现实情况的关注。瞿先生并未具体谈到人才培养的方法，但是乐观地相信“富有追求德、才、学、识之优良传统的中国史学，一定会创造出来这样的人才局面”⑨。如果21世纪中国的史学人才在制度上能有此局面，当然是可喜的现象。我个人则除此之外，对能开宗立派的大师仍有所期待。
结语
史学的发展与整个时代条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与史学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有关，更与史学工作者对以上两类因素的响应有关。时代条件、社会背景包括很多，举其大者如经济生活基本情况、教育文化整体水平、信息传播交流条件、学术思想自由程度、国际合作交流管道、学术发展政策品质等都是，在21世纪之初，衡量这些条件，能看到的多较过去的半个世纪令人乐观，这些条件的正面发展可以维持史学发展的基本面。史学本身的辩证发展，意思是史学反映时代的需要、反映前一阶段史学留下来的问题及后续发展，反映史学工作者对史学不停的各式各样的思考。它一半是客观的，问题摆在那儿等着去解决；一半是主观的，有赖史学工作者的自觉，当然，史学工作者自觉水平的条件本身也是主、客观因素参半。这个问题牵涉复杂，但主要还是史学史的视野问题，21世纪中国史学，它要反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它要响应20世纪中国史学留下来的问题，它要思考它在世界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史学工作者的响应，指的就是史学工作者与历史对话并对他的时代提问，特别是具有史学史意识的提问。史学工作者能不能提问与前述两大类因素都有关，这里将它独立出来，是强调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性，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伟大的史家与一般的史学工作者提问能力还是不同的。史学的路途是长远的，路途上的里程碑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有人去建立的。迈入21世纪，在管理思维挂帅的学术评鉴制度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想什么?除了致力专业、撰写论文、争取项目、指导学生之外，对史学的憧憬与理想是什么?是否禁得起史学史的检验?
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个人以为还是要回归到史学史的立场与观点来讨论，史学是人对过去的态度与认知，史学史是人对认知过去的再认知过程，中国史学史是中国人对认知过去的再认知过程，21世纪中国史学在追求与当代世界史学同步发展之际，是否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应该从整个人类的史学史去考量。我们不妨设想，将来的史学史写到21世纪，“中国”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一般国家地区的史学发展概况呢?还是必须予以特殊处理的文化史课题呢?
注释：
①有关史学史课题观念演变的问题，我在拙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书写结构取向的演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已有引证与论述，此不赘。
②Jörn Riisen：《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趋向》，收入魏格林、施耐德主编《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76页。
③《史通•史官建置》。
④《史通•申左》。
⑤钟惺：《史怀•邹序》，万历刻本。
⑥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 tribute to Modem Western Theory?in History and Theory， February 1994．译文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0页。
⑦卜正民：《西方史学在中国的遗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5)。
⑧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5期。
⑨瞿林东：《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历史学》2007．4）
近年来，史学界对21世纪的中国史学出现了各种思考，如从整体观察，当然可视为当前史学界学术水平的集体反映。就具体而言，“21世纪中国史学”一词的认知与提法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本文就此提出几点个人的看法，野人献曝，目的不在褒贬，而是希望能发挥一些澄清的作用。
关于21世纪的中国史学，我想从四方面来谈：(1)语意上的认知，(2)史学史的认知，(3)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4)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语意上的认知
“21世纪中国史学”由“21世纪”、“中国”、“史学”三个词汇组成，这三个词汇本身以及彼此联结时出现了一些歧义，有待厘清。
“史学”与“历史”的区别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我想不必辞费，这里讲的史学当然是指探索历史的这门学术，而非指被探索的历史现象。史学一词虽可定义，但实际指涉范围往往有广狭之别，它可以泛指与历史知识有关的各方面的内容，除了历史知识本身，也包括影响历史知识的各种因素，如教育、制度、风气等；它也可以窄一点，指历史研究的各方面的具体成绩；它还可以更窄一点，专指与历史认识有关的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流派等方面的内容。如果采第一义，它的范围甚广，包括了史学界的种种，像学术风气、人才培养、学术制度等都可纳入；如果采第二义，它的思维重点常是统计式的，表现的方式往往是目录学式的，例如各种或繁或简的史学年鉴、研究概况综述等；如果采第三义，即所谓狭义的史学，就像大家说“新史学”时所指的“史学”，它的思维重点在掌握史学的求新与突破，想表述的是历史思想、观念、理论、方法、流派等方面的内容与特色。逻辑上广义可涵盖狭义，实际上取舍轻重有别，自然指内涵有所不同。在各式各样有关21世纪中国史学的论述中，其所谓的史学，分别对应或笼统涉及上述三义的情况都存在。例如有些人谈到营造历史研究的社会环境与条件，就属第一义；有些人讲到未来应注重发展哪些历史研究领域，多属第二义；有些人说到继承发扬传统史学特色，便涉及第三义。史学涵义指涉不同，关心的问题自然就不一样。
“中国史学”的“中国”，可以指中国的文化，也可以指中国的现实存在状态，当然也可以兼指两者。所谓“中国史学”，可以指“中国式”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它是深具文化识别意义的专有名词，常与“西方史学”对立使用；它也可以仅指史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形，在类如国际历史学年鉴的资料中作为“中国之部”；它还可以含糊地兼容并包，既指现实状态也指文化类别，既泛指中国的史学状况也专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第一义的重点在区分与掌握史学的文化特质，所谓中国史学，是指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第二义不强调史学的文化识别问题，以为时至今日，史学内涵已放诸四海而皆准，史学就是史学，所谓中国史学只是在讲中国史学界的种种，非谓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至于兼容两义的第三义，它的问题很清楚，就是含糊其义，指涉不够明确。
“21世纪”本来只是时间单位，指20世纪之后的一百年；但它也是一个时代名词，这就牵涉复杂的世界史概念，代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当它连接中国史学，成为“21世纪中国史学”这样的复合名词时，它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指20世纪中国史学后续百年的发展，其视野将不出当下中国史学的现实与趋势；它也可能包含了对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认知，以及对人类史学发展的认知，指的是中国史学在人类历史新阶段的处境与表现，将“21世纪中国史学”置于宏观的时代观念中思考，这样问题就复杂得多，对于什么是21世纪中国?什么是21世纪史学?什么是21世纪中国史学?都有重新提问的空间。
学术名词往往不只是字面上的当然之义，它蕴含了认知与诠释上的种种可能，对于“21世纪中国史学”而言，不同的认知产生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问题意识反映不同的认知，这正是我要强调的。
史学史的认知
从史学史的角度看21世纪中国史学，存在跨文化与异时性的问题；跨文化实际主要指的是跨中国与西方，异时性指的是从传统到当代。拿19世纪以前任何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与正在发展中的21世纪中国史学相比，其中“中国史学”四字的文化意涵实大不相同；前者是单一文化体的传统中国史学，后者则可能是跨文化的当代史学，也可能只是西化了的史学。不论是跨文化的还是单一文化体的史学，讨论起来都需要跨文化的与异时性的考察，从跨文化的比较与史学史自身的发展来看，可以将传统与当代的中西史学作如下的组合与区分：
1．传统中国史学与传统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2．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3．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4．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两者的意涵与彼此关系。
5．当代史学的意涵。
这样的对比未必周延，但有助于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史学史意涵。这里用“传统”与“当代”这两个词形容史学，很难严格定义，主要取一般性和相对性的意思。传统是相对于当代而言，传统西方实际包括古典、中世纪以及近代，传统中国则指与西方接触以前。传统中国史学与传统西方史学是不曾交流各自发展的史学，是不同文化下的史学，有很大的文化差异。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这是异时又异文化的对比。传统中国史学与当代中国史学，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关系，但是当代中国史学西化甚深，实际并非一脉相承，存在类如嫁接的关系。当代中国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同为当代，但实际西方史学居于强势的地位，当代中国史学在西化之余，正努力想保有或创造一些自我。当代史学，理应包含中、西以及其他文化的史学，但是如果不加以定义，它实质上通常与当代西方史学同义。
史学系因人对过去的认识而产生，人对过去的认识是一种意识、一种态度、一种思维，与产生它的文化不能分割，它本身也就是那个文化的构成分子。简单地说，不同的文化孕育不同的史学；同样追求真实，讲求证据，古代希腊人与古代中国人便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希腊人的真，近于抽象与真理；中国人的真，近于现实与道德；希腊人的证据，近于法庭辩诘之结果，中国人的证据，贵在引经据典。很多人主张，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它的史学传统与特色理应继续存在，乃至发扬光大，因此谈到21世纪中国史学，很强调传统、遗产、民族及固有文化的问题，他们所说的中国史学显然是指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而且也坚信这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史学仍有其生命力。不过，也有人认为时至今日，知识爆炸，信息迅捷，学术文化交流日盛，中西史学已经合流，当代的史学已是一种共同的学术，有共同的学术观念、规范与语境，史学已跨出文化畛域与此合而为一，成为普遍性的“新”史学，在这种认知下，谈21世纪中国史学，主要是“史学在中国”的问题，而不必强调“中国式史学”的问题。
所谓“史学在中国”，意谓：
1．中西史学合流后已发展出当代史学共同的学术语言与标准，讲到中国的史学即用此语言与标准去检视，例如编一本国际史学年鉴的中国之部。
2．史学在中国除了研究中国历史，也能研究其他历史课题，并达到前述标准。
3．这共同的标准有多少中国式的史学内涵并不重要，当然这并不排除史学在中国有新的研究典范与学派的可能性。
而所谓“中国式史学”，则意谓：
1．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史学，传统中国史学有非常明显的文化特质。例如：由于相信历史能够或应该如实书写，因此特别重视历史编纂、书法、修史制度；历史理论与历史的知识论似乎相对薄弱等等。传统中国史学的文化特质仍然影响21世纪的中国史学。
2．当代中国史学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能否展现自身文化特质?所谓自身的文化特质是指什么?是传统特质的保持与发扬还是新特质的建立?
3．无论如何中国史学一定要有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史学在中国”并未排除有中国史学特色的可能，“中国式史学”则以中国史学特色为思考前提，两者差异明显，但经常被混为一谈。21世纪的中国有史学，中国有21世纪的史学，这都不是问题；但有没有一种既“21世纪”又“中国”的史学，则是另一问题。
21世纪应有的史学史观点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关注21世纪中国史学，最重要的就是世界性史学史观点的构建，否则眼光投射之处不免各说各话，跳脱不出20世纪以来中西史学交会后的种种框架。所谓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就是用宏观与客观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的史学，它不只是西方的，也不只是东方的，只有这样才能符合21世纪的时代概念与史学发展。当然，这个世界性观点尚待构建，而且很不容易，个人浅见至少应包括以下三点：
(一)史学史课题观念的辩证。史学史的第一层意思是学术史，即重视史家、史籍、修史制度等所谓目录学式的史学史。史学史的第二层意思是由学术史到思想史，即重视史学的思想内涵及相关的内、外缘因素。史学史的第三层意思是由思想史到文化史，即重视史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意涵。①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应能包括和反映这三个层次的问题。
(二)跨文化的比较。史学既是文化的产物，史学的比较自然与文化的比较有关，怎样进行跨文化的史学比较?茹森(Jörn Rtisen)在一篇题名为《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趋向》②的论文中曾经提出以下的问题：(1)为什么要理论，(2)什么样的理论，(3)比较历史学的几个论点，(4)应比较些什么，(5)同时性比较的展望，(6)关于历时性比较的一些问题，(7)新的问题。并且对共时性比较与历时性比较作了具体的说明，共时性比较包括：(1)历史记述的文化习俗类型，(2)史学著述的类型，(3)形成历史意识的条件，(4)形成历史意识的内在策略及运作方式，(5) 历史意义的格言，(6)历史学的表现手段、形式及种类，(7)历史定向性功能；历时性比较则强调建立具普遍性功能的分期标准，例如以时间观念与史实证据观念为核心标准所划分出的史前、历史、史后三期，及传说、示范、发展、批判四型。他的论点集中在历史意识的各种表现，值得参考。总而言之，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才能认识人类历史意识与史学思维的广度与深度，建立宏观而客观的史学史视野。
(三)重视史学本身真实的历史，建立清晰的史学观念史与明确的史学语言。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不断发展的，有异文化之别，也有古今之别，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应统而观之，将与史学有关的观念、思想、理论、方法等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态度条理澄清，对每一个与史学有关的思想单元都能指出它的历史位置与意义，对重要的史学现象、史家、史著等，也能在上述前提下提供宽阔的视野与周延的解释。例如刘知几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于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③，“如《榖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乎?”④这种史料鉴别观念似与19世纪兰克以来西方史学重视史料区分的观念已十分相近。又如明代已有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数千百年之登场者，编贯之；更聚数千百年之观场者，同异之；作者、述者互在存亡疑信之中……大抵钩描绩藻，古人借之以不死者居半；感愤发抒，借古人以自写者居半。”⑤这种论点似已接近后现代思潮对文本的观念。又如格兰特•哈迪(Grant Hardy)对司马迁的研究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在一篇题名为《一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能对现代西方理论有所贡献吗?——论司马迁的多重叙事》⑥的论文中，他指出《史记》五体与西方传统史学的编纂方法十分不同，从不同的视角不止一次的叙述同一事件，而且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也并不完全一致，在西方史家看来，这似乎对历史真相有某种程度的忽略，可是司马迁在他的叙述中又经常显示对事实真相的关注。格兰特•哈迪的解释是：与西方史学一元化的叙述相比较，司马迁自相矛盾的叙述在许多方面能更加准确地反映过去。司马迁特有的历史观念是承认史家和证据的局限，提出多重解释的可能，并集中于道德的省察，对西方人来说，这是混合而陌生的，司马迁的叙事理论也许为那些寻求逃避传统史学著作模式的现代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同时他还提到尽管司马迁的叙事方法看上去经得起路易斯•明克(Louis Mink)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结构主义理论的检验，但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一部植根于非西方历史编纂传统的著作终究并不恰当。这些例子对世界性史学史观点的建立应有所启发。
经由跨文化的比较与史学自我辩证形成的世界性史学史观点，是21世纪史学发展应该努力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看待人类的史学史，包括其中的中国史学。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展望
才刚进入21世纪，要展望未来整个世纪的史学发展，以今日世变之速，恐怕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言只是个人对几个问题的响应。
有些人强调中国史学国际化的问题。毫无疑问，21 世纪全球化的趋势将持续下去，国际文化交流日盛，中国史学很难故步自封，必须走出去，在国际史坛上争一席之地，这样，它要融入国际，就要与国际接轨，又必须能与国际史坛互动。因此，第一，21世纪中国的史学不能只研究中国历史，它也能研究世界史以及各种史学课题，并且达到国际标准。第二，它的重要研究成果能以国际通行的语言与方式传播，简言之，不只是要翻译西方与非西方的史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也要翻译中国的史学作品到国际上去，形成真正的交流。第三，能经由中西史学的对话建立世界性的史学史观点与论述，赋予中国传统史学应有的地位，反思中国当代史学的角色扮演。中国的整体条件日益进步，教育与学术制度也渐与国际接轨，兼以思想相对的开放，网络时代的来临，中国史学的国际化是可期的。
许多人关心中国史学特色的问题。要谈这个问题，不妨先做一个激烈的提问：在人们生活日趋全球化的21世纪，如果中国越来越全球化而越来越不“中国”了，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可言?如果史学已经不中国了，还有什么中国式史学?当然，传统中国文化有它的特色，传统中国史学也有它的特色，但这是过去。类似的看法并不陌生，在2005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中，卜正民 (Timothy Brook)教授即说“现在的中国史学还保持了中国传统吗?从全球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没有”⑦。事实上当代中国的史学从观念、语境到书写形式都已相当程度的西化或“全球化”了。史学的特色植根于文化，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中国文化又将如何呢?宏观一点地看，人类的历史从古代、中世纪、近代到 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在变化的，21世纪面临全球化与世界史的重构是很难避免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21世纪的中国将会如何?中国的史学又将会如何?这是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传统中国史学有特色，但是它与当代史学的关系是断裂的、延续的、质变的?还是蜕变的?可能这四种情形都有。从传统中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新认识，重新诠释，赋予新的生命，这是有些人正在努力的工作。成果如何尚难论定，但不失为值得鼓励的尝试。不论是面对全球化还是传统中国，21世纪的中国都需要一些自我的新特色，或者说新传统。中国史学的新传统或新特色，最后还是要由具指标意义的大师与学派来呈现。真正的大师走的往往是条与众不同的路，在他出现之前，实在也不知他在何处。
学风问题也是经常被提到的热点。直接的原因，是对现况的反思以及半世纪以来的感叹，学术风气最重要的是端正，然而现实中常有些不良的学风。风气问题有点抽象，也有点复杂，往大处说，与时代风气有关；往小处说，与学术社群的自律有关。大家能看到与感受这个问题，但探究原因与解决的方法似乎谈的不够，往往只能谈到学术制度与学术纪律，即使这样，也是一言难尽。学风包括很多，从最低的法律规范、道德门槛到风习、风尚、风格乃至所谓志气都是，良好学风的树立真是谈何容易?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即使有典范，也只能令少数人景从；在价值数据化的社会里，质与量正在做不公平的竞争；在价值物质化的社会里，精神要战胜物质也太难了。风气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价值观与社会条件、时代氛围有关，学术风气要超越时代风气，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恐怕很不容易找。
史学由史家创造，史学的盛衰与人才有绝对关系，因此人才培养的问题也常被讨论。史学是一种积累性的学术，就是有天才也需要培养，史学工作者先要学会做一个工匠，能操作史学的规矩方圆，然后随他的资质与造化看看能否成家。关于如何培养人才与建立培养环境，史学界已有许多意见，但最后要培养出怎样的人才呢?瞿林东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对21世纪中国史学人才的憧憬，似可作一代表：“21世纪的中国史学，要造就出一批能够同世界各国史学家对话的新型的史学家，这些新型的史学家，应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式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述水平和外国语水平，应善于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⑧这个论述主要还是着眼20世纪中国史学人才的优缺点所作的反思，反映了对现实情况的关注。瞿先生并未具体谈到人才培养的方法，但是乐观地相信“富有追求德、才、学、识之优良传统的中国史学，一定会创造出来这样的人才局面”⑨。如果21世纪中国的史学人才在制度上能有此局面，当然是可喜的现象。我个人则除此之外，对能开宗立派的大师仍有所期待。
结语
史学的发展与整个时代条件、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与史学本身的辩证发展过程有关，更与史学工作者对以上两类因素的响应有关。时代条件、社会背景包括很多，举其大者如经济生活基本情况、教育文化整体水平、信息传播交流条件、学术思想自由程度、国际合作交流管道、学术发展政策品质等都是，在21世纪之初，衡量这些条件，能看到的多较过去的半个世纪令人乐观，这些条件的正面发展可以维持史学发展的基本面。史学本身的辩证发展，意思是史学反映时代的需要、反映前一阶段史学留下来的问题及后续发展，反映史学工作者对史学不停的各式各样的思考。它一半是客观的，问题摆在那儿等着去解决；一半是主观的，有赖史学工作者的自觉，当然，史学工作者自觉水平的条件本身也是主、客观因素参半。这个问题牵涉复杂，但主要还是史学史的视野问题，21世纪中国史学，它要反映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它要响应20世纪中国史学留下来的问题，它要思考它在世界史学史与中国史学史中的地位。史学工作者的响应，指的就是史学工作者与历史对话并对他的时代提问，特别是具有史学史意识的提问。史学工作者能不能提问与前述两大类因素都有关，这里将它独立出来，是强调史学工作者的主体性，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伟大的史家与一般的史学工作者提问能力还是不同的。史学的路途是长远的，路途上的里程碑并非自然发生，而是有人去建立的。迈入21世纪，在管理思维挂帅的学术评鉴制度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在想什么?除了致力专业、撰写论文、争取项目、指导学生之外，对史学的憧憬与理想是什么?是否禁得起史学史的检验?
关于21世纪中国史学的问题，个人以为还是要回归到史学史的立场与观点来讨论，史学是人对过去的态度与认知，史学史是人对认知过去的再认知过程，中国史学史是中国人对认知过去的再认知过程，21世纪中国史学在追求与当代世界史学同步发展之际，是否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应该从整个人类的史学史去考量。我们不妨设想，将来的史学史写到21世纪，“中国”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一般国家地区的史学发展概况呢?还是必须予以特殊处理的文化史课题呢?
注释：
①有关史学史课题观念演变的问题，我在拙作《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通史书写结构取向的演变》(《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已有引证与论述，此不赘。
②Jörn Riisen：《跨文化比较史学的一些理论趋向》，收入魏格林、施耐德主编《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76页。
③《史通•史官建置》。
④《史通•申左》。
⑤钟惺：《史怀•邹序》，万历刻本。
⑥Grant Hardy，Can an Ancient Chinese Historian Con- tribute to Modem Western Theory?in History and Theory， February 1994．译文见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1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0页。
⑦卜正民：《西方史学在中国的遗绪》，《“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交流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2005)。
⑧瞿林东：《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5期。
⑨瞿林东：《我看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求是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历史学》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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