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ds.cass.cn/Article/20050914144920.asp

20年代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尤其是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否定了旧有的古史系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时隔7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件事情,仍能感受到它所带有的强烈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尽管当时有人曾论及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学术意义,但后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它的社会意义,对它的学术价值,反而未给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作一探讨,以抛砖引玉。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之所以能够产生那样轰动的社会效应,显然是由于它触及了那一时代的思想脉搏。具体说,他揭示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靠,动摇了长期以来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古代圣贤的信仰。这就顺应了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潮流。特别是他的古史观点从学术的角度,为人们怀疑,进而推翻旧思想、旧文化的权威提供了支持,这有利于增加新文化运动的理性力量。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顾颉刚本人对他所生活时代新的思想观念的承受和把握。然而,如果细心梳理顾颉刚的思想脉络,就会发现,他的研究决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社会潮流而从事的应景之作,其观点也不是为了震人耳目引起轰动效应而随意想像、附会的产物。他的古史研究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西方新思想新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是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史学界出现的新史学潮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一)

顾颉刚一生治学,涉及古史、古籍、民俗学和历史地理等几个方面。古籍和古代历史地理的研究都可以归入古史范围。这两个方面实际上也是顾颉刚古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民俗学是五四以后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学科,顾颉刚为这个学科的建立做过很大贡献,但他研究民俗学的目的很大程度也是为了研究古史。因而可以说,古史研究是顾颉刚一生治学的中心。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是从整理古代典籍开始的。

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在胡适的帮助下,留在本校图书馆工作。由于对胡适的敬佩,他把自己所做的《清代著述考》稿本送给胡适参考。胡适看后很欣赏,认为这书已抓住了清代三百年来学术研究的中心思想,并由此对顾「沼辛艘欢ǖ牧私狻4耸保收谌μ岢灾泄逞跛枷牒投浴耙磺泄サ奈幕贰苯小爸匦缕琅小钡恼砉使ぷ鳌K霉蓑「詹渭拥秸砉实墓ぷ髦欣矗龈浪甑闱宕д咭屎愕闹鳌豆沤裎笔榭肌贰9蓑「占改昵霸凉豆沤裎笔榭肌罚虼撕芨咝私邮苷庀罟ぷ鳌K挥邢氲揭屎愕恼獗拘∈榫够峋龆怂簧闹窝Х较颉?o:p>

开始,顾颉刚认为,仅仅标点这样一本自己早已读过的小书,并不是什么难事,便心血来潮,决定在标点的同时,给这部书加上注释。他以为这点事不过20几天就能完成。谁知投入工作后,却产生了许多问题。因为要注释,就要翻阅一些相关书籍。那些书有的查不到,有的虽查到了,却又涉及了其他的书,好比一棵老树,根上又有根,枝上又生枝,很不容易追出个究竟来。

一本小书涉及到了许多书,不但自己的书不够用,连学校图书馆的书也不够用了。顾颉 刚不得不天天到京师图书馆去。这样忙乎了一二个月,注释竟没有做成。这真是顾颉刚始料不及的事。然而,经过这么一番搜寻工作,他却了解到古往今来在著书一事上的许多造伪和辨伪的人和事。这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要对前人辨伪的成绩做一番整理和总结。于是,他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编辑《辨伪丛刊》方面,想要把历代辨伪的文字整理后逐集出版。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谈到自己准备在《伪书考》跋文中做5个表,分别列出伪书所托的时代、造伪书的时代、宣扬伪书者、辨伪书者,以及根据伪书而造成的历史事实。

“我想第五表很重要。中国号称有四千年(有的说五千年)的历史,大家从《纲鉴》上得来的知识,一闭目就有一个完备的三皇五帝的统系,三皇五帝又各有各的事实,这里边真不知藏垢纳污到怎样!”[1]

他自信这一篇文章做好了,“便是在中国史上起一个大革命——拿五千年的史,跌到二千年的史。”[2]


在整理前人辨伪成果的过程中,顾颉刚的工作逐步深入:由开始的辨伪书很自然地进到了辨伪事、辨伪史;所辨的伪书逐渐由“子”书扩大到了“经”书;整理的辨伪著作也由姚际恒的扩展到了崔述、郑樵的,以至东汉王充的著作。对前人辨伪成果的整理,激起了他自己推翻伪史的信心。1921年6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讲述了自己对整理中国古史的意见。他说:“我们的意思,要把中国的史重新整理一下,现在先把前人的怀疑文字聚集,排比,做我们的先导。辨伪事的固是直接整理历史,辨伪书的也是间接整理。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的历史,自三皇以至夏周,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3]他在《古史辨》第1册的《自序》中也说:“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后,经过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

1922年经胡适的推荐,顾颉刚接受了商务印书馆邀他编辑《现代中学本国史教科书》的工作。他决定把近几年研究古籍和对古史的一些见解加以整理,贯彻到教科书的写作中,把这部书编成一部活的历史,使读者通过读此书能够真正认识全部历史,得到一种历史的观念。旧的古史系统靠不住,新的上古史由于材料的缺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顾颉刚认为最好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古史辨自序》)按照这一思路,在比较三书的古史观念时,他发现一个大问题,这就是尧、舜、禹3人,“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1923年2月,钱玄同致信顾颉刚,约他为北大的《国学季刊》写稿。顾颉刚在回信中谈了自己对古史的这些思考和新想法。4月,在上海养病的胡适又约他为《读书杂志》写稿。顾颉刚因给钱玄同的信没有回音,就想借此机会催一催,便把给钱玄同信中有关讨论古史的部分整理出来,作了按语,一并交给《读书杂志》,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名义发表在该刊的第9期上。

在信中,顾颉刚指出: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人们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很多民族公认的始祖。”从《诗经》上可以推知,东周初年只有禹;从《论语》上可以看到,东周末年才有尧、舜,排在禹的前面。“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得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有了这许多篇,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于是春秋初年号为最古的禹,到这时真是近之又近了。”由此可见,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在这里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一个全新的观念,是对以往旧的古史系统的质疑和挑战。此信的公开发表,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钱玄同也及时发表了赞同这一观点的文章,支持顾颉刚对古史的大胆质疑。同时,也有人对顾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学术界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古史的大讨论。顾颉刚把讨论中的文章和通信编辑成书,名为《古史辨》,于1926年出版。他因此成为“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

自己的古史观点一经提出便得到社会和学界如此关注,这使顾颉刚很受鼓舞。他很快又确立了一些新题目,并开始搜集资料进行研究。他的笔记本中的内容几乎成了“古史清一色”,其研究也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而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他说:“向时所要求而未得实现的‘由博返约’‘执简御繁’的境界到这时竟实现了,有了一种新的眼光再去看书时就满目是新材料了;我真是想不尽的喜乐,把身上的疾苦一起丢向九宵云外去了!”[4]

顾颉刚在古史讨论中崭露头角,特别是《古史辨》一书出版后,社会上和学术界都把他看作是一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于是一些大学邀请他去讲授中国古代史。他深知自己虽然发表了几篇文章,在古史方面还只做了一些零碎的不系统的研究,因此还不具备开一门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条件,而照用以前的旧系统讲授古史,又是他所不愿意做的。但当1927年秋,他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学校已为他安排了“中国上古史”一课,他不得不勉为其难。为了备课,他把一批上古史资料进行了编印、梳理,将其分为五种:甲种是“上古史的旧系统”;乙种是“甲种的比较材料”;丙种是“(一)虚伪的古史材料;(二)古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活动的记载”;丁种是“古史材料的评论”;戊种是“预备建立上古史的新系统的研究文字”。

1929年,顾颉刚受聘到北京燕京大学任教,他把原来印的上古史材料进一步加以整理,计划分为“旧系统的古史”、“新旧史料的评论”和“新系统的古史”3编。其中第一编,他准备作4个考:《帝系考》,考辨古代帝王的系统及年历、事迹;《王制考》,考辨三代文物制度的由来及其相互间的异同;《道统考》,考辨帝王的心传及圣贤的学派;《经学考》,考辨经书的构成及经学的演变。他把这4个考称为《古史考》,以与刊载零碎文字的《古史辨》“相辅而行”。他深信这部《古史考》倘能做好,旧系统下的伪史也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了。尽管由于计划庞大,内容繁多,他用了一年时间,也没有编完这篇《古史考》,但他把古史研究的重点放在对旧古史的考辨方面这一方向已经十分明确。在其后几年中,他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方面,并相继写出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三皇考》、《三统说的演变》、《禅让说起于墨家考》等论文。

此外,为了做《王制考》,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开设恕啊渡惺椤费芯俊币豢危黄黄亟捕痢渡惺椤罚运行奈掌渌矫娴牟牧稀J率瞪希蓑「赵缭?SPAN lang=EN-US>1923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谈过自己对《今文尚书》的看法。他认为全书28篇可分3组。第一组:《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13篇是可信的;第二组:《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12篇,有的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所以或是后世的伪作,或是史官追记,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不能确定。他估计这12篇可能是东周间的作品。第三组:《尧典》、《皋陶谟》、《禹贡》3篇,肯定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因其内容与那时诸子的学说有关系。由于研究古史的需要,《尚书》作为经学的材料,一直受到顾颉刚的重视。30年代中,他对《禹贡》研究的提倡,虽与抗日救亡有关,但也没有离开学术研究的范围。到了晚年,他把最后的精力集中于《尚书》的考证,力求从中整理出一些古代的史实来。

总而言之,从对旧古史系统的大胆质疑和考辨,到通过考证《尚书》中周代的史事,为新古史的建设提供可信的资料――顾颉刚一生的古史研究正是循着这样一个脉胳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评价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是“始于疑终于信”[5],是不无道理的。

(二)

由上可知,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是20年代“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形成和提出阶段;第二阶段是20年代末到30年代,对中国古史进行总的思考和实际考辨阶段;第三阶段当是对《尚书》继续深入研究阶段。

学术界在评价顾颉刚学术时,一般倾向于把他看作一个注重考辨古代史料,陷于零碎史事的考辨,而忽略对古史的整体认识,对新古史缺乏建设性意见的学者,因而认为他是一个古史史料考证学家,或是古籍研究专家。事实上,顾颉刚古史研究的价值并不局限于此。

显而易见,顾颉刚从提出自己的古史观,到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等文,再到从事《尚书》研究,这三个阶段他所研究的内容看似不太相同,实际上却贯穿着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在“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念指导下,对中国旧古史系统进行考证和辨伪。这体现了他对中国上古历史具有的一种独特理解和认识。并且,这种理解和认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明确。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顾颉刚对旧的古史系统及其形成过程的概括。它有三个意思:

“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

“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6]

上述第一、二两点,是顾颉刚对旧的古史系统的总看法。他显然明确地指出了旧的古史系统是在传说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经过后人的创造而层累地造成的。他认为,后人对古史上人物的事迹进行着不断的创造,在创造的同时也赋予了古史上人物创造者所处时代的观念。他通过对《尚书》中关于古史的部分的比较,“知道西周人的古史观念实在是神道观念,这种神道观念和后出的《尧典》等篇的人治观念是迥不相同的”。用政治观念的变迁“来看古史的结构的层次,便可以得到一个亲切的理解”。[7]

不仅如此,他还分析了造成这种层累地堆积的古史系统的原因,指出那是因为上古史没有留下文献记载,人们缺乏确实可信的材料,不能了解真实的古史是什么样子。他指出,这种创造开始时是无意的,到后来发展到有意地根据政治、文化等需要伪造和附会。这说明,“创造”古史的目的在于适应某种社会需要。

上述的第三点是提出要对古史传说的经历,即旧的古史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一梳理,一层层地考证出古史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也就是利用较为可靠的材料考证出“战国时的东周史”,“东周时的夏商史”。这样梳理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切实指出旧古史系统是怎样一层层地累积起来的,同时又可能发现某一时期人们在古史中累积新内容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或目的。

顾颉刚的这些分析固然可以说是来自对古文献的考证辨伪,但他由此有力地论证了旧的古史不可靠、不真实,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旧的古史系统产生的过程及其所以产生的原因。尽管他在疑辨推论中也犯了诸如把禹说成是一条虫之类的牵强错误,但是,他指出上古历史实无可靠证据证明这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任何诚实的史家,从此不会毫无顾忌地大讲“自从盘古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人们要重新确认禹、舜、尧、五帝……的真实性,就要拿出可靠的证据来!这一论证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古史开辟了道路。它的价值当然超越了文献考证,古籍研究,琐碎研究的范围。

此外,顾颉刚的上述观点在史学认识论的意义上,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其一,区别了文献记载的历史与客观历史。

顾颉刚认识到传说中的古史与客观存在的古史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历史与真正发生过的历史是不同的。文献记载的历史由于受到时代和人们的种种影响和限制,很容易掺杂进记载者本人的情感、习俗文化和道德评判标准等主观的因素。时代的不同,观念的变化都会在记载的历史中留下痕迹。既然如此,那么,“从古书上直接整理出古史迹来”,便不是“妥稳的办法”;那种“相信经书是信史,拿经书上的话做标准,合的为真,否则为伪”的作法,便是不足取的。因为无论其他古代的记载,还是被古人奉为圣典的经书,在建立古代的信史方面还都不能算作完全可信的史料。顾颉刚的这一认识对于纠正以往古史研究在这方面的错误认识是很有意义的。前人之所以会相信古书或经书是信史,误把记载的历史认为是真的客观的历史,就在于他们不能认识到记载的历史与客观存在的历史不同。

明确记载的历史与客观历史是有区别的,这是本世纪20年代初史学界在史学认识论方面的一大进步。在当时能够谈论这一问题的学者只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缪凤林和北京大学的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缪首次谈到这个看法是1921年11月;李首次谈秸庵挚捶ㄊ?923年4月。他们都是在谈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时,提出这个观点的。但顾颉刚却可以说是把这一认识最早运用于具体历史研究的人。

其二,提出了研究古史传说演变经历的新观念。

顾颉刚提倡研究古史在传说中的演变经历,亦即客观的古史在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观念中,不断地发生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研究历史真相本身。这与以往的研究者很不相同。历史研究总是以求真为目的的,尽管这种真实的目的对于缺乏各种材料的上古史来说是很难达到的,但以往的研究者总是认为经他们的努力,可以得到古史的真相。他们还认识不到或不愿承认研究上古史真相的难度。顾颉刚则不然。他认为,上古史的真相是很难求得的,尽管如此,文献记载中的关于上古史,以及古史在这种记载中由于时代和观念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却是可以研究的。

顾颉刚的这一思考反映了他对史学真谛的多维度理解和层次性认识。在他看来,研究古史固然是实物材料最有说服力,但在实物考古材料缺乏的情况下,不能坐等发掘,放弃研究,而应合理地运用保存下来的现有文献材料。只是由于文献资料是有局限性的,对其运用要慎重;不能象古人那样对古代留下的材料不加考证地相信和使用,也不能像古人那样把经书作为判别古代史迹真伪的标准。应当承认实物材料缺少,文献材料又不尽可靠,研究中国上古史是缺乏条件的,是难以做到真实客观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辨明古史,只能是“看史迹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也就是说,在研究中不必注重整理历史事实,而应注重考察古史传说的经历。这是他发现了古史的虚伪和了解了证出真实古史的艰难之后,提出的在现有条件下人们怎样了解古史的一种思路。这是前人不曾想到的一个全新的思路。这种对古史在传说中的演变经历的考察,因其并非追求古史真相的本身,固然不会直接带给人们对客观古史的认识,但是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过去的古史系统是怎样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反映了人们的观念是怎样的变化和为何发生那样的变化。它为缺乏史料情况下的古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为古史研究增添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新内容。这是在旧的史学观念支配下不可能产生的新观念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观念中所反映出的上述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理论认识,在促成中国史学由旧向新转变过程的完成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代表了当时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水平。

(三)

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概括地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并对旧的古史系统进行了分析。由于他所预计的《某古书中的古史》没有作成,而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则是一封书信,字数和文体形式都有限,只是简单的把他认识到的旧古史系统的一些观点大意提了出来,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哉夥庑胖泄赜诠攀返囊槁郏细竦厮抵皇且黄趼畚牡墓8牛顾悴簧弦黄暾难趼畚摹5孀叛芯康募绦梗墓攀饭垡仓鸾ネ晟坪统墒炝恕U庵滞晟坪统墒熘饕逑衷诹礁龇矫妫阂皇嵌孕碌慕饭墼诠攀分性擞玫慕徊娇隙ǎ欢嵌匝芯抗攀反档摹袄费萁姆椒ā钡慕徊绞匝楹吞崃丁?SPAN lang=EN-US>

顾颉刚在回答古史讨论中人们提出的不同意见时,对自己的古史观点所作的阐述主要集中在古史研究要注意对新观念的运用方面。他表示他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疏漏是有的,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个意思是不能轻易认为是错的。因为这是根据进化的历史观念对古史进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运用进化观念研究中国的古史,自应分出古史中的信史和非信史两部分。对于信史的建设,他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以河南为中心的商民族的来源不可考,此期的历史应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中去寻找史料;而对于夏民族的研究,因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于“神话”与“传说”之间,以等待将来史料的发现。对于非信史,就要推翻它。在推翻伪信史时,他提出了四项推翻伪信史的标准:一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8]他所提出的四项推翻伪信史的标准,可以说都是人们有了历史进化的观念之后对古史得出的新认识。

在这里,顾颉刚一方面强调了信史的建设必须要有可靠的史料。对于夏代这样缺乏可靠的实物材料证明的古史,只好等待新史料的出现。也就是说真正的信史的建设是不可依主观的愿望去强求。另一方面,他提出要运用进化观念破坏伪古史。他认为,在信史建设无法进行时,推翻伪古史的工作却是可以做的。因为对于伪古史的破坏可以依照历史进化的原则来进行。根据这个原则来考察和破坏伪古史,可以把原古史中不符合此原则的地方查出来,认定其为伪古史。从历史进化的理论分析,古代民族既不出于一元,地域也不统一,古史是神化的,古代也不是黄金时代,那么,“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古史人化”,以及“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便不符合历史进化的原则,古史中有这些观念的叙述就可以被断定是不可信的。

显然,过去的古史研究者头脑中是缺乏这种进化观念的,古史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不可置疑的信史,古史系统也都是他们所信仰的。既然认识不到古史中有伪造的、不可信的部分,那也就谈不上去破坏旧的伪古史。对于运用进化的历史观念破坏旧的伪古史,顾颉刚的态度十分坚决,那就是,既然认识到了旧古史系统的不可靠,那就要打倒它。在这一点上,顾颉刚对自己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的理论,以及运用新观念破坏旧古史的工作是充满自信的。

顾颉刚对新观念和自己古史研究的方向加以阐述和肯定后,便对自己研究古史传说的方法,或说一条研究古史的新路径,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试验。那就是貉芯抗糯肥卵荼涞木ü疾觳煌贝哂胁煌勰畹娜嗣嵌怨攀返拇丛旌透交幔锏蕉哉庖还攀反邓母魇贝氖贝瘛⒚袼追缑病⑽幕勰畹鹊鹊纳钊肓私狻?SPAN lang=EN-US>

顾颉刚说,他注意对古史传说经历的研究得益于研究故事的方法的启发。这一方面是受胡适在小说考证和古史考证方面方法的影响,一方面得益于他在歌谣、戏剧等民俗方面的兴趣和研究。他说:胡适的《井田辨》和《水浒传考证》二文,性质上虽有史事与故事的不同,但所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由此,他知道研究古史也完全可以采用研究故事的方法。早在他的古史观提出之前,他曾为北大歌谣研究会搜集歌谣,从中感受到了歌谣在民间的流传和演变。胡适的启发和他自己对歌谣研究的感受,使他对古史产生了新的看法。他认识到了民间歌谣、故事和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从形式到内容都会有变化,有的甚至最后连意思都变了。“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时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藉了民众的情感和想像而发展。”[9]把这种思路运用到古史研究中,用故事演变的眼光去看古史,“能把万想不通的地方想通,处处发见出它们的故事性”;“试用这个眼光去读古史,它的来源,格式,与转变的痕迹也觉得非常清楚”。[10]

“用了‘故事’的眼光去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去研究古史,使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认识有了很大的飞跃。他认为:“一件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但是我们要看它的变化的情状,把所有的材料依着时代的次序分了先后,按部就班地看它在第一时期如何,在第二时期如何,……这是做得到的,而且容易近真的。”[11]

古史讨论之后,顾颉刚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对民间流传的孟姜女故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1924年11月他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发表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考察了孟姜女故事演变的过程。这一故事在春秋时代的《左传》上所记的是“杞梁之妻”吊唁丈夫的战亡,到西汉后期变化为杞梁之妻为战死的丈夫哭崩城墙,到唐朝则发生了更大的转变。在唐末贯休的《杞梁妻》一诗中,杞梁由齐国人变成了秦朝人,其战死也变成了被筑在长城里。杞梁妻哭夫,一哭而城崩,再哭其夫骸骨出土。此诗总结了“春秋时死于战事的杞梁”的种种传说,而另开了“秦时死于筑城的范郎”的种种传说。到了宋代,杞梁妻也有了自己的名字:孟姜女。顾颉刚认为这一故事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主要原因是唐代时势所造成的。在唐代不断征战和徭役不息的情况下,大家都有一口气哭倒长城的怨气,所以借杞梁妻的故事来渲泻自己心中的不满情绪。

孟姜女故事的研究,表明了顾颉刚对考察和试验故事演变的方法的热心。在其后来为《孟姜女故事研究集》所写的序中,他更是从故事的历史系统、地域系统和研究的结论三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演示和总结。从中可以看出他热衷于故事的研究,其目的就是通过故事的研究演练研究古史的方法。

肯定了指导自己古史研究的进化史观的正确,以及“历史演进的方法”在研究古史传说的经历上的适用,这就为他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古史观点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基础,从而也使他的古史观点得到进一步深入阐述和具体的实践成为可能。

(四)

经过古史讨论和及其后一段时间的故事研究之后,顾颉刚又回到了古史研究上来。借助新的观念和方法,他的古史研究走向了成熟,其古史观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

1926年,顾颉刚先后发表了《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两篇论文,开始实践自己研究古史传说的经历的新路径,证实自己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在这两篇文章中,他考察了统一观念的形成和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等问题。他指出“以为中国汉族所居的十八省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统一”的看法,“是误用了秦汉以后的眼光来定秦汉以前的疆域”的一种误解。秦汉以前的中国只是没有统一的许多小国。这些小国争战吞并的结果,一些小国变成了大国,由此也激发了统一的意志,才有了秦始皇建立四十郡的事业。同样,对世界的想像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疆域日益扩大,见闻日益丰富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他认为,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春秋战国间的历史环境使然。那时的人希望孔子成为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而且,孔子的地位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的: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成了教主,东汉后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为君子了;君子,才是孔子的真相。

通过这两篇文章,顾颉刚论证了不同思想观念的产生与社会历史背景变化之间存在的相一致的关系;藉着统一观念的产生和有关孔子评价的变化,分析了春秋到汉代的政治状况、文化思想。

到了1930年6月,顾颉刚发表在《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上发表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文章通过对“阴阳五行”说这一王权神授原则演变经历和西汉末年出现的《世经》中记载的古史系统二者之间联系目疾欤徊缴羁痰亟沂玖撕捍挝幕⒄沟睦罚约笆比嗽诠攀废低成系脑煳笔率怠U馄笱笫蜓缘穆畚模撬诠攀反档木急娣矫娴囊桓鲋匾髌罚彩撬墓攀费芯看锏降囊桓鲂赂叨取?o:p>

顾颉刚在文章中指出,五行说起于战国后期,其创始人是邹衍。邹衍凭借久已有之的零碎的五行思想造出了一套整齐的五行说,以说明“历代的符应及其为治之宜”。按邹衍的说法,“土、木、金、火、水”五行,按相胜的原理转移,与世间朝代更替有相应的关系。新朝的兴起必因前朝道德的衰落,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这就要求那后来要做成天子的,要在五德中得到符应,才可确实表示其受有天命。邹衍的五德说,到秦始皇时得到了应用,秦朝按着五德说定为水德尚黑,以表秦朝胜于周代的火德。但《世经》记载的古史系统与五德说有了明显的不同。一是《世经》把五德的次序改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从董仲舒的五行次序说);二是把朝代伸展了两倍。原来,邹衍时的古史系统是:天地未生——天地剖判——黄帝——夏——商——周,到秦时刚凑满五德。《世经》记载的古史系统,夏之前被加上了三皇和五帝,以及神农、伏羲等,到周代已是第三次终始了。由于《世经》中的古史系统最完备,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成了正统和权威。

顾颉刚认为,《世经》把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作了彻底的改造,而又为后世所遵用,是有其时代的需要作为动力的。西汉末年国政不纲,皇位动摇,群情浮动。按那时的说法,实应有新受命的天子起来,否则汉室也应再受命。这就有了改造五德说的要求,也就有了《世经》把五德相胜改为相生的五德终始说了。他认为刘歆作《世经》,采用了王莽《自本》上的历史系统,根本改变了古史系统,是建立在王氏代替刘氏这一政治基础之上的。为了给王莽做皇帝在五德中寻找符应,从历史系统中寻找当皇帝的证据,只有对古史系统重新整理,以便为王莽新朝在帝位循环中找好位置。经过创造,一个全史的五德终始说的系统形成了。在这一系统中,新莽排在了第三次终始中的土德位置,与同属土德的黄帝、舜排在了一起。为了这一位置的排定,在原来的排序中进行增补,使夏朝之前出现了完备的“三皇五帝”;并改变了秦的位置,原属水德的秦朝被排成了夹在木与土之间的闰水一德。后来,虽然王莽垮台,但这一根据当时流行的材料编造的古史系统,因能与符合人们的心理,被完整地传了下来,从而成了两千年间大家所信奉的中国上古史。

尽管顾颉刚考证的是秦汉以后人们的“五帝”观,因材料不完全,没有对殷周时的“五帝”观进行考证,在五帝的问题上还没有能得出一个完满的结论,而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信清末今文学家观点的缺陷,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此文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价值。

文章中,顾颉刚通过对“五德终始说”在演变过程中经历的考察,论述了五德说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使人们对这种学说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了较清楚的了解,同时,对两千年来中国人所信奉的古史系统形成的过程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层层剥笋式的解剖,使人们通过汉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背景,看清了古史是如何层累地造成的。顾颉刚在这里运用先秦的材料对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地论证,不仅使人们看到了古史系统被编造而形成的经历,也使人们对编旃攀废低车睦肥贝恼斡胨枷胛幕尘坝辛烁徊降娜鲜丁K目急媸谷嗣歉忧宄厝鲜兜阶魑恢止勰畹墓攀废低车男纬桑衅渖羁痰纳缁嵴挝幕退枷敫矗芷渌κ贝巍⑺枷胛幕闹圃己陀跋臁U庖舱枪蓑「昭芯抗攀反档木胍锏降哪康模赐腹攀反档谋浠私獾酱俪烧庵直浠纳缁嵴巍⑽幕缢住⒀跛枷氡尘啊4诱飧鲆庖迳侠唇玻蓑「赵擞谩袄费萁姆椒ā倍晕宓滤档目急妫泄攀费芯靠倭怂枷胝挝幕⒄故费芯康牧煊颉T诖酥肮攀费芯恐谢姑挥腥擞幸馐兜靥岢稣庵盅芯克悸罚姓庋某⑹浴U庵殖⑹裕蚱屏斯攀费芯恳酝褪仿凼返木窒蓿乜砹搜芯康姆段В欢ǔ潭壬峡宋颐窍衷诶费芯恐凶⒁馍缁崴汲保蜒芯慷韵蠓诺嚼贩⒄沟谋尘爸屑右钥疾煅芯康南群印?SPAN lang=EN-US>

(五)

《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之后,顾颉刚又写作发表了《三皇考》。在这一同样堪称巨篇的论文中,他同样用“历史演进的方法”,以详尽的材料,系统地整理和考证清楚了“三皇”及其传说的演变渊源和经历。此文可以说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姊妹篇。这两篇文章考辨了旧古史系统中的“三皇五帝”,从而使旧的古史系统被彻底打倒。作为充分反映新的古史研究成就的代表作,它们表明顾颉刚在古史传说经历的考辨研究方面已经成熟。

古史系统传说的研究,虽没有能解决古史系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但对古史系统造成的过程和情况却基本搞清楚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靠到这时已成为史学界不争的事实。顾颉刚的中国古史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他希望对真古史的建设作些工作。尽管他一直从事破坏伪古史的工作,但重建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古史系统,这一问题却始终萦绕在他的脑海。

顾颉刚认为,要考辨和否认伪古史系统,可以通过比较各书,也就是各种文献记载的材料来判定,但要确立信史便非有实物材料不可。不能否认,实物材料对于中国上古史建设的作用是极大的。实物材料因其受人为的破坏小,可靠程度大,在信史建设中是相当重要的。特别是20年代前后,罗振玉、王国维运用出土的甲骨金文等实物对古史的考证,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出现,为史学界开辟了一条实物与文献资料二重考证的新途径,为中国上古信史的建设带来了希望和光明。然而,遗憾的是实物材料实在是太少了,考古发掘也很有限。显然,仅仅依靠实物材料研究古史局限性是很大的。

然而,在实物材料缺乏的情况下,能否在有限的文献资料中考出一些史实呢?顾颉刚从自己多年对《尚书》的研究中似乎找到了答案。《尚书》是他在推翻旧古史系统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文献资料。他曾明确指出,《尚书》中的一些内容是可靠的原本,另一些是经过后人改造或纯属杜撰的。50年代起,年届花甲的他决定对《尚书》中那些可靠的篇目加以考证研究,试图从中整理出一些可靠的史实,以在有生之年为建设一部真实的中国古史作些工作。

顾颉刚首先选择《大诰》作为研究的突破口。所以如此,是因为他认为《大诰》是《尚书》中可信的《周书》中的第一篇,也是比较难懂的一篇,但其中对周代初年史事的记载却又十分重要。他从校勘、解释、章句、今译和考证等5个方面,做了两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写了30万字的成稿。他认为,《大诰》一篇牵涉全部西周初年的历史,而这些史料伪的太多,真的太少。为了弄明白当时的情况,只有用“沙里淘金”的苦办法。后来,他把稿子的结论部分尽量压缩,以《〈尚书•大诰〉今译》为题发表在《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从校勘、解释、断句、到今译,对《大诰》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翻译成了通俗的语言。在文章最后的考证部分中,他分列了“三监人物及其疆地”、“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周公执政称王”、“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民族大迁徙”、“东土的新封国”等章,集中了二三千年中前人留下的有关资料,再加上七八百年中学者们争论的成果,组织成了一个历史的系统,清理出了周初的一些史事,希望对周初史事的疏理有所帮助。

对于顾颉刚的这篇文章,著名史学家李平心做过一番评论。他认为,校释和考证《尚书》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尚书》是我国最早结集成编的重要历史文献,研究古代史,古代语言、文字、文学和思想都离不开这部书。但它是一项十分艰巨,难度很大的工作,因为历代的经学家对此书都进行过研究和校释,其研究经历了二千余年,这固然留下了汗牛充栋般的校释、考证著述,也留下了比其它任何古书都要多的未解决的问题。顾颉刚的《〈尚书•大诰〉今译》一文,超出了译述的范围,用校勘、考证、训解、章句和译述的方法,广泛搜求资料,打破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对《尚书》进行了综合的研究;特别是把各种问题的专门探索同《尚书》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以求全面地、具体地弄清楚《尚书》各篇的历史背景和史事脉胳。这是对《尚书》学进行的总结性工作,是对二千余年来《尚书》学做出新的估价的力作。[12]

继《〈尚书•大诰〉今译》后,顾颉刚又与刘起釪合作发表了数篇关于《尚书》的校释译论,如:《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尚书汤誓校释译论》和《西伯勘黎校释译论》等等。他还从《尚书》研究中整理出了周代一些史事,连续发表了《周公东征史实考证》的系列论文共4考8篇,分别考证了“三监”人物及其疆地,周公执政称王,三监及东方诸国的反周军事行动和周公的对策,周公东征和东方各族的迁徙,康王以下的东征和北征,三监的结局,奄和薄姑的南迁,徐和淮夷的迁留等史实,为后人研究周代的历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持续了数十年的《尚书》研究,使顾颉刚在这一研究领域里驾轻驭熟,取得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他的研究性质,虽说是对古代文献的考辨,但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文献史料整理的范围。早在顾颉刚对旧古史系统提出质疑之时,有人认为他的古史研究是破坏多于建设,对他提出建立中国古代信史的要求。他说:“我诚然是专研究古书,诚然是只打倒伪史而不建设真史。”我“岂不知建设真史的事比打倒伪史为重要。我何尝不想研究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唯物史观等等,走在建设的路上。”[13]但是,良好的愿望不能代替科学的研究。旧的古史系统的破坏是可以找到证据加以解决的,但真古史的建设却是很难的,因为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牵涉到许多复杂的问题而难以定论,这是着急不得的。这是他长期坚持的对建设真古史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他的古史研究正是抱着这种态度,认真踏实地做自己所认定的文献史料的考辨工作,并通过对古史传说的考辨,特别是《尚书》研究一点一点地向真古史的建设迈进。

客观的说,对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由于可靠材料的缺乏,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但古史研究是一门科学,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夸张,更不允许任何急燥和急功近利的态度。它需要研究者做扎扎实实的考辨工作,需要耐心细致地搜集或靠资料,或等待可靠材料的发现和发掘。从这个角度说,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表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研究态度。

通过《大诰》等篇的校释和考证,顾颉刚尝试着对古史进行建设性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惜的是,他没有能够为后人留下一部完整的《尚书》研究的成果。但不能因此无视他晚年对建设真古史的追求和他对中国古史研究所做出的贡献。

综观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核心的古史观,是在他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一方面,他的古史研究从怀疑旧的古史系统入手,通过对古史系统传说经历的考察和整理,揭露了旧的古史系统的不可靠,从而推翻了流行近两千年的古史观念,这为新的古史研究扫清了障碍,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他探索了新古史研究的路径。他的新思路体现了对古史研究实际情况的充分了解和尊重。他把历史进化的观念变成一种思想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古史传说的研究中去,用发展的眼光,把整个古史作为一个动态的和立体的研究对象加以研究,取得了超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成果。

新理论新观念所给予的开放眼光,还使他的视野超出了就古史而研究古中的范围。他把民俗学中故事研究的方法用于古史研究,把人类学、地质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成果用来作为古史研究的参考。古史研究在他看来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一门需要与其它一些学科相通而互相借鉴的学科。这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是相当新的意识,它在推动古史研究学科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史学在20世纪初年就兴起了一股强烈的求发展的新史学思潮。这新思潮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史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出路。在新史学思潮中,学者们对传统史学的弊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呼吁建立新的为国民服务的史学,并由此推动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出现在这个转变时期,他的新观念新方法,以及他在古史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对中国古史所有的独特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古史研究体系,一个代表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的古史体系。

顾颉刚的研究虽然侧重于古史观念的演变,其作用更多地在于推翻伪古史,对真古史的建设只起了间接的作用,但他的工作对科学的古史观的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细细体味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会发现许多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有启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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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13-14页。

[2] 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14页。

[3] 顾颉刚:《致王伯祥〈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35页。

[4]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55页。

[5]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6]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60页。

[7]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53页。

[8]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99-101页。

[9]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10]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72页。

[11]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73页。

[12] 李平心:《从〈尚书〉研究论到〈大诰〉校译》,《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第60页。

[13] 顾颉刚:《<古史辨>第3册自序》,朴社1931年版,第6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0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1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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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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