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黻宸(1859~1917),字介石,浙江瑞安人。1878考取生员,1893年考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在考取功名的过程中,他基本上一直以教书为生,考中生员后的次年,他即设塾于家授徒,自1887年后直到1902年他又先后在乐清梅溪书院、平阳龙湖书院、永嘉罗山书院、青山书院、三溪书院、上海速成学堂、时务学堂、杭州养正书塾等处掌教、阅卷以及担任山长、监督 和 教授等职。1902年下半年至1903年初,在上海主编《新世界学报》。1903年中进士后,先后任京师大学堂史学教习、浙学堂总理、两广方言学堂监督等职,1913年后在北京大学 任史学 教授,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陈黻宸不仅是在教育方面成就卓著,在政治方面也颇有建树,1909年浙江咨议局成立后,他当选为正议长。武昌起义后,曾与他人一起组织民团准备响应,后被推举为浙江省民政部长,旋即辞职,转赴上海任世界宗教会会长。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众议院议员。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曾严辞拒绝使北大师生上书劝进,后又弹劾总理段祺瑞,甚有气节。在学术方面,陈黻宸以史学而知名当世,是当时颇有成就的新派史家。其重要史学著作有《经术大同说》、《独史》、《地史原理》等数篇论文,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及《中国通史》等两种专著。其中《中国通史》最为重要。该书撰成于1913年,论次自传说中的黄帝以来迄于清世,全书由春秋、秦、前汉、后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十四部分构成,共二十卷,提纲挈领,间发议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陈黻宸的史学成就。考陈黻宸史著的成书年代,皆在1900年至1917年之间,而此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时代巨子们风头正劲,因而尽管陈黻宸在史学方面颇有建树,但在学界的地位并不显赫。故而当代史家在探讨二十世纪初年的史学发展状况时,多将注意力放在了引领时代潮流的那几个史学大家身上,鲜有关注一般史家者。就陈黻宸而论,近年来虽有学者予以表彰,但论文篇数既少,论述又多流于浮泛,显示出学界对当时一般史家的冷漠。而事实上,在这些一般史家的论著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并且在他们的言行背后往往还蕴含着当时史学发展的真实状况,故而颇有探讨之必要。为此本人打算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黻宸的史学成就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尝试对当时史学发展的一般特征进行把握。


一、“物竞天演之论,虽百世无以易矣”


如所周知,自严复的译著《天演论》在十九世纪未出版以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很快便风行学界。处身于这样一学术背景下,为学一直求新求变的陈黻宸自然也深受影响。如他论及人类发展史时说:“人为进化之动物,由近古观中古,其进亦犹是耳。由中古观上古,其进亦犹是耳。我谓自有生人以降,积耳目之经验,知识之发生,天演之例□物竞之义欤?推而弥大,莫能抑遏,必不至迟之久,迟之又久,而文化稍稍萌芽之迹,乃遥遥然得之数十万年以后。”①[p616]他还具体探讨了人类历史上的优胜劣汰,所谓“自辟为大宇而人类以成。其始也兽化人,其进也人胜兽,其进也人胜人。相维相系,相感相应,相抵相拒,相竞相择,历数十年数百年数千数万年之递相推嬗,递相陶汰,莫不优者胜,劣者败,又莫不多者胜,少者败。”②[p679] 并总结说“物竞天演之论,虽百世无以易矣”。③[p784]从某种意义说,他的这些言论可视为读《天演论》的心得体会。

由于深受进化论学说的影响,所以他常有意识地运用进化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如对于史称自夏代时的诸侯万国发展到春秋时仅一百四十余国的史实,陈黻宸解释为“夫亦强者并弱,众者暴寡,相吞噬而不能自存,社稷不守,而其民弃之。”同时三代之初邦国林立,也与其时社会落后人们缺少联系,朝廷缺乏有效的统治有关。所谓“抑自古山川错处,都邑不相属,画界自立,聚其族而居之,大小众寡无定制。”其后随着时代的发展,朝廷统驭之权得到加强,因而“稍稍得以天子命,赏罚而变置之。”由此总结道“故世愈治,封愈大,而国愈少,其势然也。”③[p725]很显然这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肯定。在论及汉魏以后的历史时,同样贯穿着这种进化思想,所谓“自汉而魏而晋,而南北分立,而隋而唐而五季,而元明,无三百年无革命运,此亦天演之常理,而亦无所左右进退于其时者也,竞争之势哉。”④[p586]他还用进化的观点分析经学历史,认为经学历史就是一个经学不断发展变革的历史,即在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经术“排外之世界”,此后学官竞立,经学成为专家之学,而世世守其说,是为“经术封建之世界”,东汉以后专门之学衰,有识之士往往“网罗众家,折中于一轨”,直到唐朝近千年而不变,是为“经术一统之世界”,至宋儒倡理学,是为“经术专制之世界。”⑤[p530]而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在其中的。所谓“经二千年之馀而更排外者、封建者、一统者、专制者,日转移变革于经术世界间,而其时亦自有若盛若起之势。人以其盛也起也,以是为经术之将行也。然亦知天地之运,必有无数之小盛小起,起而复伏,盛而复衰。积之既厚,而后有其大盛而大起者,因欤?果欤?经术之衰甚矣,经术之伏久矣。夫亦必有二千年将盛而衰,将起而伏之大因,后有二千年不衰而盛、不伏而起之大果。”⑤[p541-542]又说“夫天下必以异而致同。其异焉者,又必有其所以异之之故。各造其极,各附其颠,而后有其所以同之之时,此亦天演之公理通例也。且即有其小异者,而亦有其小同者。”⑤[p543]

很显然陈黻宸在探究历史时,正试图运用刚刚为学界所了解的进化论思想来分析、把握历史。但也正因为他所运用的这个理论方法还是一个刚刚从西方引进过来的新事物,学界对它的了解还相当有限,同时他自身又是一个中过举人、进士,旧学功底深厚的学者,因而在他的叙述中不免又常夹杂着传统史家的陈辞滥调,呈现出一种新旧杂陈的现象。如他称引五德,认为隋代北周是以火德代木德,所谓“木行已谢,火运继兴”。③[p928]宣扬天命,称汤代夏是“天人之所同归,岂汤所能辞而去之哉!”③[p720]北齐皇帝高洋无道,他说“高洋不亡国,而但夺之年,天与高氏何私欤?”③[p923]强调圣人的作用,宣扬英雄史观,所谓“古礼乐政教之盛,至黄帝为大著。……古圣人之明德远矣。”③[p718]战国时六国相继为秦所灭,他认为这是因为“六国无汤、 武之 君,又无桓、文之佐”。③[p839]宣扬退化论,如他说“我观于三代以下文纲益密,上下之等,悬若地天,诈伪相寻,藉行其私。”③[p782]又说“自羸、刘以降,天下宁复有名义之可言哉!”③[p859]鼓吹复古思想,所谓“汉文帝生三代之后,去古未远,制礼作乐之盛,拭目可俟。而谦让未遑,终于王霸杂施,古治不复。汉文帝于此不文矣。”③[p919]


二、“以人事之推迁,探化工之秘钥”


陈黻宸治史宗浙东史学,注重探讨王朝兴衰。时人称其“志趣品行、识解文字皆近黄梨洲”,⑥[p1170]“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⑥[p1171] “讲学尝出入唐陆宣公、白乐天,宋司马温公、叶水心,明顾亭林诸人之间”等等。⑦[p1225]同时他又从西学中汲取到了相当多的营养,如他说“善哉英伦文明史曰:‘天下精微之理,极数千年通人学士,竭虑研思,万方未得其解者,求之日用见闻之间,而其理悉备。’”②[p680]又说“美之统计家曰:‘理乱之循环,盛衰之变态,孰为原因,孰为效果,吾人宜下切实考察工夫,不能以历史偶然之事视为天然之势力’” 等等。④[p586]

由于具有深厚而广博的史学底蕴,因而陈黻宸对史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在他看来通过了解历史可以把握当时的“得失之林,利病之数”,④[p578]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现在,所谓“抑我又未见有知古而不通今者。古者,今之代表物也。”⑤[p552]因此他认为人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分子,要想为增进本国文明做出贡献,就应该对历史有所了解,不了解历史的人是一个不健全的人,所谓“人而弃史,是谓痿人。”⑧[p569]

至于如何把握历史,陈黻宸认为应该“以人事之推迁,探化工之秘钥”,⑤[p540]即从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来探讨。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寻的,如他说“夫文明之阻,必有其所自来,及其兴也,又必有其所自始。”④[p600]又说“一物之始,而必有其理焉;一人之交,而必有其事焉。”而学者治史的目的就是探求此规律,所谓“即物穷理,因人考事,积理为因,积事为果,因果相成,而史乃出。”②[p675]

在对历史的探讨中,由于陈黻宸找到了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寻找原因这一治史利器,因而在剖析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宏论迭出。如他论东汉宦官之祸说:“我谓东汉宦者之祸,非宦者所能为也。自中朝集权之制,为吾国二千年一成不易之局。安帝以后,纲纪大乱,宦者遂因而利用之,以恣行其威虐,无顾忌。将相拱手受成,而州郡望风震慑,相顾愕眙,无敢谁何!”③[p876]论五代时期后汉之衰亡,他说“夫当民不聊生之际,而出以重敛暴征之政,与不学无术之臣,相与论议政治,损下以益其上,虽欲求缓须臾,而幸国家一日之不亡,不可得矣。”③[p966]论北宋之亡,他说“有蒙古亦亡,无蒙古亦亡,天下未有内治不修而能久存者也。”③[p977]论金朝之兴,他说“金之起也,自兄弟伯叔同心协力,勤于辅政,无猜忌之心,故功臣出于宗室者独多,吁,亦盛矣夫!”③[p982~983]

陈黻宸对历史的分析不仅独到,而且有时还相当全面。如对于宋代长期受制于少数民族政权一事,他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宋代鉴于唐末方镇拥兵自重,导致江山屡迁的事实,而采取了削夺武人之权的重内轻外政策,因而导致兵力长期衰弱,是“所矫昔人之枉而过于正者也”;其二,是由于此时的北方少数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已开始摆脱原来各自分立的状况,而趋于统一,其实力已非汉唐可比。所谓 “我谓汉唐之时,诸夷势分而力弱,各部落相角立,以太姓拥兵不相统属者,往往数十数,故必有五单于之争立,而后匈奴降汉,有东西突厥之并峙,而后突利入隋,势之所渐者然也。自唐以降,诸夷之分者渐合,强食弱并,蔚为大国”;其三,辽国占据了有利的战略地带。所谓“扼北方之胜,俯瞰中华,而益以燕云旧土,恣其豕突,门户坐掷,阔然大开,枕榻之侧,皆非我有。”因此曹彬、潘美虽称良将,然皆成败将,是有其必然性的,“非直宋兵之不利也。”③[p969]

陈黻宸在史著中常有总结性的论述,如所谓“夫天下之治乱,由于在上之政治者显,而积于在下之风俗者微。……行修于家,而化成于国……此万世龟鉴之准也。”③[p898]“夫亡天下有二道:曰暴,曰弱。隋与秦皆以暴亡天下者也。”③[p928]“由五代而宋,天下盛衰之一转局也。”③[p968]“夫自古外患内乱之交乘,其来有自”③[p971]等等。同时还试图对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决定性因素这一命题进行探索,而他就这一命题得出的结论是学术。如他称“夫经者,天下万世之公言,”⑤[p530]又说“所以启万世天下之人之智,而逼出其理想精神以用之于其时者也。”⑤[p552]因此“我尝谓中国必亡而后无经,抑中国一日无经,即中国一日必亡。”⑤[p549]并常常把是否提倡学术即经学视为王朝能否兴盛的重要原因,如他认为秦焚书与汉求书这两种行为与秦汉两个王朝的兴亡关系极大,所谓“我观《汉书•艺文志》,辄为之概然兴起曰:‘秦汉之一兴一亡,不亦宜哉!’”③[p865]而东汉末年国势危而未倾也与东汉王朝提倡学术,形成尚气节重操守的世风有关,因而赞同范晔的评价,所谓“桓灵之间,……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③[p898]很明显,这是一种宣扬文化决定政治、决定历史发展的文化史观,是对历史的歪曲。然而其良苦用心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陈黻宸在分析历史现象时,对于他不能理解的现象仍时不时地用一些沉旧的观念加以解释。如他把明代元而兴解释为“盖亦天厌元德,远迩所归。不然,其不至芟夷殓灭,一无遗种者几希矣。”③[p993]在评明代王振祸国,导致土木堡之变发生时,他说“是役也,祸始于王振,而功成于于谦。夫国以一人兴,一人亡,岂不然哉?”③[p997]


三、“天下最可恃者惟民耳”


作为新史学勃兴时期的重要史家之一,与其他史家一样,陈黻宸也反对那种视野狭窄的君史而重视民史,他说“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⑨[p574]又说“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也。”②[p675]而且在他看来,这也正是西方所推崇的,所谓“我观于东西邻之史,于民事独详。”⑧[p562]

由于陈黻宸具有强烈的重民倾向,因此在他的著作中非常注重阐发民众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在他看来民心向背是一个国家成败的关键。众所周知,两晋时期五胡扰乱,北宋末年汴梁失守,然而晋、宋仍能偏安江南,与异族对抗,究其原因,他认为乃在于这两个王朝民心未失之故,所谓“胡羯入关,晋民东徙;金师下汴,宋民南迁。”正是由于有广大民众的支持,使这两个王朝得以延续下去,对此他说“天下最可恃者惟民耳”。③[p839]所谓“国之本在民”,如果失了民心,那么就会国将不国。明末的局势就是如此。他指出如果不是明统治者失了民心,那么“一李自成辈岂能亡明室哉?”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纵使是“出师有功,群憝授首,一自成死而百自成又生,百自成死,而千万亿兆之欲为自成者又起。”明朝最终还是要灭亡的。③[p1007]

由于人民的重要性,所以陈黻宸强调统治者要注意收揽民心。他认为夏朝时期少康复国就是靠的民众的支持,所谓“少康起田一成,起众一旅,与民更始,民卒归夏而弃浞”,以至于他叹息道:“则民讵可欺欤。”③[p720]要求统治者不要忽视了人民。“当阉党乱政之后,岁饥民穷,而朝廷方忧外患,专力一方,征调岁百出,取之于民者多,内治遂不可问。”③[p1006]

对于平民百姓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陈黻宸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五胡十六国时期“干戈之祸,无岁不兴。”陈黻宸对此痛心疾首地说“伊古以来,未闻生民縻烂之惨至于如斯之甚也。”③[p905]明末山西百姓饱受天灾人祸之苦,为了活命,不得已大都去作了盗贼。对此陈黻宸说“呜呼!我闻盗贼满天下,益为欷歔流涕不自禁曰:‘是盗耶非盗耶?’”③[p1007]对于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陈黻宸说“我尝太息流泪于三代以后,天下无二百年无大乱,干戈满地,争者四起,讵复有南巢牧野之师,为天下生民请命者。”③[p848]

对于那些给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的 暴 君污吏,他给予了严厉的抨击。北齐皇帝高洋荒淫无道,陈黻宸说:“综高齐有国二十八年,唯孝昭在位一年馀,稍稍有人道可言,馀皆昏乱无恒度,彼固以盗贼为帝王,非族无伦理之俦,然为鸟兽行,不得自比于人,古未有如高氏之甚者也。”③[p924]对历史上出名的 暴 君如十六国时期的石虎、隋炀帝杨广、五代时期后梁太祖朱温等,他更是视之如禽兽,所谓“我谓自古禽兽无伦之君,至赵石氏、齐高氏极矣,彼固一夷耳!杨广、朱温二人,乃亦 居然人 君也。”③[p962]

他不仅抨击那些残暴的统治者,而且还把是否能为民众做出一定的贡献,作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如他指出在战祸连绵,生灵涂炭的危急关头,如果有人能“争万死于一生之际,与其民相保聚,守一城一邑,以求休养生息,偷性命于须臾,聚父子家人,饮食居处如平时,此亦不世出之大功也。”③[p963]韩建是唐末五代时的官员,在唐时曾诛杀昭宗亲信,胁迫昭宗,然而他任华州刺史时,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却又能够做到督民耕植、安抚百姓。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旧史家从伦理纲常出发,批评其不忠于唐统治者,虽有爱民之举,但也无法弥补他的罪恶。然而陈黻宸却认为韩建的行为是“提赤子于强虎狼之口,而置之慈母怀中者矣,虽谓之不仁,我不信也。”③[p963~964]

陈黻宸对民史之重视还表现在他在他的新史方案中为民众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如他认为“民有恒业,富强之基”,因此应作“平民习业表”记述其所从事的行业;户口的统计对于振兴文化、治理国家意义重大,因此应作“平民户口表”以叙之;⑧[p570]由于各地风俗不一,所谓“中国之民,益非一类,性情嗜好,随地而分,而又以其教之不齐,治之不一,中国之民风歧矣”,故应作“平民风俗表”以记其事;⑧[p571]因认为侠士“亦古百家之一也”,行侠仗义,为海内雄杰,故须作“任侠传”予以发扬光大;有感于“趋舍有时”的民间隐德君子多堙灭无闻,而作“高士传”以显扬之;⑧[p573]有感于女子为社会所作贡献之大,而地位之卑下,故要作“列女传”以表彰之;民众在历史上贡献极大,付出极多,然而“吊荒墟而问故事,无一人知其姓氏者”,因而作“义民传”而褒崇之;强暴者以“以其民为鱼肉,为羊豕”,因此须作“盗贼列传”,“择其尤者而笔诛之”;胥吏乃“民之蠹也,而亦国家之大螫也”,故须给以充分的重视,而作“胥吏列传”。⑧[p574]

陈黻宸对民众给予充分的重视,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的对民史的撰述也仅仅是从道德的角度对一些史实进行重新评判,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其新史方案中虽为民史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但也只是方案而已,并未能付诸实施,究其原因这应该与其时新史学正处于草创时期,学界多在“破”上下工夫,还谈不上“立”,因此可资学者利用的成果有限。事实上,这不仅制约着陈黼宸的撰述活动,而且也对其他史家构成了约束。从而导致当时史家普遍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如张书学等就发现“自从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倡导写“民史”以来,响应者多,而实践者少。”⑩王汎森也指出虽然新派史家早就在提倡所谓的“民史”和“群史”,然而各类新派真正“讲述老百姓故事”的史学论著始终少见。⑪其原因即在于此。很显然,陈黼宸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缺陷乃是当时新派史家们的通病,它显示出要想撰写出真正的新史,要想建立真正的新史学,学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步。但陈黻宸等新派史家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四、“融会中西,贯穿古今”


在建设新史学方面,陈黻宸反对那种妄自菲薄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他指出晚清“通商以来,风气稍移,”受西风东渐之影响,学界出现“转或刍狗《诗》、《书》”的现象,⑫[p511] “矫古自异者,辄复师智自用,为是今非古之谈,以为遐古无可读之书,六经皆欺世之作。”陈黻宸对此甚为不满,称这是“逞臆断不平,适形谬诞。”③[p719]在他看来,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值得人们借鉴和继承的文化因子很多。如他对司马迁和郑樵极为推崇,他说“惟司马子长氏、郑夹漈氏二家,颇能汇众流为一家,约群言而成要。余每读《史记》八书与《通志》二十略,反复沉思,得其概略,未尝不叹今之谈史学者辄谓中国无史之言之过当也。司马氏,郑氏,盖亦深于科学者也。”②[p676]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又主张借鉴西方文化,认为西方各国也是“人各有学,学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毕贯,一事之具,颠末必详。”②[p675]又说:“今泰西学术之盛,夫人而知之矣,盖庶几乎望大同之域,而蹑其影以追之矣。”⑤[p544]因而主张治史应兼容并包,融会中西,贯穿古今。

其一、提倡经世致用。与同时代史家一样,陈黻宸也高标史之经世致用,反对为无用之史学,所谓“然以史家著述自命,日报一纪,夕览一传,评骘是非,声动四座,而问以当时得失之林,利病之数,噤口不能一语,是谓瞽史。” ④[p578]但与同时代史家相比,陈黻宸走得更远。他认识到科学发达是国家强盛必由之路,同时他又认为要想科学发达,首先必须使史学兴盛起来,所谓“不佞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②[p675]、“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③[p767]陈黻宸又认为国家应让史家“有参政之责,议政之任”,直接参与到政治中去。⑧[p568]他还认为史学应为社会发展服务。由于各国社会交往频繁,而风俗文化却大相迥异,这给人们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为此他主张建立一个“万国公吏会”,专门负责解决这方面的问题。⑧[p568]

其二、兼容并包,创新体例。在如何编纂新史方面,陈黻宸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所谓“我以谓史于古今理乱,中外强弱,宜求知其所致此之故,而作一比例以发明之。”为此,他对中外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中国的古史编纂固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纪、传、表、志等史体的优点还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故读史者,于志可识宪令法度之详,于表可明盛衰治乱之故,而一君之贤否,一人之终始,于纪传特见之。”⑧[p561]但对此他不盲目地接受,而是有所扬弃。他认为“太史公作纪传世家,有年可纪曰本纪,有家可述曰世家,无年可纪、无家可述曰列传”,由此他指出“传固非卑,纪亦非尊”,⑧[p561]进而提出“我谓今之作史者,宜效《史记》作帝王年月表,效陈寿《三国志》而去本纪之例。而其君之矫出者与其不德之尤者,效《穆天子传》、《汉武外传》之例,为之作传”⑧[p562]对于西方史学,他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他说“今作史宜效泰西比较史例,而推太史公、郑樵二家之意,作平民表。”⑧[p563]在充分借鉴中西史学体例的前提下,他提出了自己的新史编纂体例,“于是论列故事,据我中国古书,旁及东西邻各史籍,荟萃群言,折衷贵当,创成史例,无假褒讥,疏陋之称,所不敢辞。”⑧[p574]具体而言“自五帝始,下迄于今,条其纲目,为之次第,作表八、录十、传十二。十录、十二列列传,皆先详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行,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⑧[p574]

其三、治史贵独。陈黻宸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家首先应对历史有独到的见解,亦即“独识”,只有这样才能富有创新意识,而创制出与历史事实相配合的体例,亦即“独例”,所谓“史必有独识,而后有独例。” ⑧[p561]然而要想撰写出卓绝一时的史著,单有此二者还远远不够,所谓“夫有独识以成独例,而尤贵有独力以副之。”⑧[p564]同时,撰史者还要有不受统治者约束的自由地撰写史书之权力,亦即“独权”,历史上,因为统治者往往对史著撰述施加强大影响,使史家缺乏“独权”,不能自由地撰述史著,以致于史书中充满了阿谀奉承、虚伪不实之辞,因此他每每为之叹息说,“我念至此,未尝不喟然叹息而起曰:于乎,我中国无史久矣。”⑧[p568]因此要想撰述出真正的史著,就必须有“独权”。但这种“独权”指的并不是史家拥有可以独立地褒贬历史的权力,所谓“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⑧[p567]而是指史家应该拥有独立地撰述历史的权力,因为在陈黻宸看来,史家若能够把历史实事求是地叙述出来,那么善恶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

陈黻宸对史学的诸多见解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应看到他的思想中的一些主张如视史学为一切科学之源,设想史官参与国家大政等等,不免给人以陈义过高、或构思过于理想化之感。同时前已述及由于此时新史学正处于草创时期,史学可资借鉴的成果有限,因此陈黻宸的史学构想只能停在纸面上,而难以实现。例如虽然他对构建中国通史提出了许多设想,但他的《中国通史》却仅是以朝代为纲将历史粗线条地贯穿了下来而已。同时又由于陈黻宸深受传统思想影响,既使得到了他所推崇的所谓“独权”,恐怕在一些方面也难以做到真正秉笔直书,如他对于史书所载的三代以上所谓的圣人们的尚武行为便深致怀疑。所谓“轩辕氏盖古有道人君也,阪泉、涿鹿之师,非黄帝所得已而用之,抑所谓三战然后得其志者,其信然欤?孟子论武成,而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于轩辕氏亦云。”③[p716]“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虽然,此非信史也。”③[p7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二十世纪初期,既便是一般史家也已开始尝试着用“天演”、“进化”、“民史”等新的话语来阐释历史,但由于时人长期受传统史学的影响,虽已知传统史学之非,然而一时却仍无法从中摆脱出来,从而显示要想撰写出真正的新史,要想建立真正的新史学,学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陈黻宸.辟天荒[M] .陈德溥编.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②陈黻宸.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③陈黻宸. 中国通史[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④陈黻宸.地史原理[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⑤陈黻宸. 经术大同说[M] .陈德溥编.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⑥陈谧等. 陈黼宸年谱[M] .陈德溥编.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⑦孙宝瑄.瑞安陈公墓志铭[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⑧陈黻宸.独史[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⑨陈黻宸.伦始[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⑩张书学、王艳丽.《论张荫麟的通史编撰理论与方法》[J] .《山东大学学报》,2003,(1).

⑪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A].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C].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⑫陈黻宸.陈蛰庐孝廉《报国录》序[M] .陈德溥编. 陈黼宸集[Z] .北京:中华书局,1995 .

刊于《史学集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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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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