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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学界誉为“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895~1990年),是一位以研治中国文化而蜚声于世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致力于本民族的文化研究,自觉以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为职志,表现了一位富有高度文化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学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钱穆先生毕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抉发,他的文化思想、文化主张,又是建立在他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力图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以观同察异,并在此基础上去探寻和揭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质和基本精神。换言之,他研究西方文化,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其着眼点仍落在阐扬中国文化上,旨在张扬文化的民族个性,揭橥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


一、观同察异,比较中西文化

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以来,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就一直困扰着整个中国人,特别是富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中国几代知识分子。诚如钱穆所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了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1]怎样看待西学东渐后的西方文化?怎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挑战作出恰当的回应?怎样正确去分析和衡估中西文化的优劣短长?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关注、急需回答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钱穆主张用比较文化学的方法,去客观地、全面地分析中西文化的个性差异,力求在较为深入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恰当的评判。他说:“我常想要东西双方人相互了解其对方之文化,应该把东西双方的思想体系,先作个清晰的比较。”因为只有比较双方的异同,才有资格去评论其是非得失之所在。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应是求其异,而不重在指其同;应着眼于大处,作总体的宏观把握,而不主要作具体的微观研究。即如所言,“这一种比较,应该特别注意他们的相异处,而其相同之点则不妨稍缓。又应该从粗大基本处着眼,从其来源较广、牵涉较广处下手,而专门精细的节目,则不妨暂时搁置。如此始可理出一头绪,作为进一步探讨之预备。”[2]所以他极力强调,“我们总不要随便把西方观念与中国观念混起来,我们也该懂得分析,懂得比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有相异处,我们不要轻下褒贬,不要急切地评判他们的价值高低,我们要先知道他们的相异之点究竟在那里。”[3]基于这一理解,钱穆着重从比较文化学的视角去审视和研究了中西文化的个性差异。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类型的文化,是属于平行发展、交流甚少、互不冲突、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中国文化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化,西方文化则属于地道的滨海商业文化,由此提出了中西文化分途发展的两类型说。

中国文化植根于农村,是在黄河流域这块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由于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胶着而不动,其生活方式是安守田土,依时而行。因此,在农业社会生长的民族,“一向注重向内着”,不求空间之拓展,“惟望时间之绵延”,其文化以固守本土、安定守成、质朴厚重、沉着稳健、崇尚和平为特征,是一种旨在“求安足”(即政治上求“安”,经济上求“足”)而不在求富强的内倾型文化。与以“安足静定”的特征的中国农耕文化相反,西方文化则属于“惟求富强”的外倾型商业文化。这种文化起源于内不足,故需要不断向外寻求、征服,以“吸收外面来营养他自己”。所以,商业文化比较注重空间的拓展和武力的征服,有强烈的战胜欲和克服欲,容易形成流动进取、崇尚竞争、内部团结、富有战斗性、侵略性和财富观念等民族性格,是一种典型的外向性的趋向于富强型(政治上求“强”,经济上求“富”)的“霸道文化”。

由于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因而这两种文化在主体内容上(即文化对象上)也就表现得截然相异: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西方文化以物本为主体。钱穆指出,中国文化以人文为中心,以人生为本位,最富人文意识,最重人文精神,它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本文化,特别注重人与人的相接相处。他说:“中国文化,简言之,乃以人文为中心。人文二字,指的是人群相处的一切现实及理想。中国文化之表现与成就,都围绕着这人文精神作中心。故中国文化体系能融通合一,莫不围绕此中心,而始见其意义与价值。”[4]在钱穆眼中,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亦即中国文化的内倾性,主要表现为道德精神,它注重人的德性修养,旨在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格。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应称为道德的精神。中国历史乃由道德精神所形成,中国文化亦然。这一种道德精神,乃是中国人所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理想标准,乃是中国人所向前积极争取蕲向到达的一种理想人格”[5],所以中国文化的内倾性,主要表现为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比较偏重于道德、人格等精神层面。而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比较“倾向于求外在表现,这种表现主要在物质形象上,这可以说是文化精神之物质形象化”[6],故西方文化重创物、重物理,比较偏重在物质功利方面,不脱自然性。对此钱穆总结道:“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乃在教人怎样做一个人,……西方文化更看重人怎样来创造物。因此,中国文化更重贱行人道,而西方文化则重在追寻物理。”[7]中国文化“可谓之乃一种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称人伦化,乃一种富于生命性之文化。西方则为一种重物轻人之器物化、唯物化,进而为机械化,无生命性,此则其大异处。”[8]故以徳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与以物为本的外倾性商业文化,便构成了中西文化最本质的区别。

中西文化的本质区别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不同,而在这一本质相异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系列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差异。基于这一理解,钱穆又从多方面比较了中西文化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1.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与天人对立、征服自然——中西文化在宇宙人生观上的差别

钱穆认为,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是中西文化在宇宙哲学观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差异,由此他从如下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作了论述。其一,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土地和农业是中华民族生存的命脉所寄。为了在土地上发展生产,就必须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天的关系。因此,长期生活在农业文化氛围中的中国人,常常把人与自然视为和谐的一体,主张人与天地万物融合贯通,由此便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宇宙哲学观。钱穆指出:“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既富自然性,亦富生命性。……人之在天地大自然中,乃得融成为一体。”[9]又说:“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物我一体,曰天人相应,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10]其二,从人的道徳修养上看。钱穆指出,中国人极重“性”、“道”二字,天生万物而赋之以性,人性本善,禀赋自天,即所谓“天命之谓性”;人的向善的天性,通过自我的道德提升,可上通天德,体悟天道,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故遵循本性自然发展的原则而行动便可获“道”,即所谓“率性它谓道”。人生大道根源于人性,道(人文大道)从性(自然天道)生,于是便形成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文的合一。所以钱穆说:“中国传统文化,虽是以人文精神为中心,但其终极理想,则尚有一天人合一之境界。此一境界,乃可于个人之道德修养中达成之”[11],中国文化贵“求循于人以达天,不主先窥天以律人”,认为人“直从已心可以上通天德,与宇宙为一体”[12],故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要特质即在于人能参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合。显然,钱穆所理解的天人合一观或性道合一观,实际上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文的合一,它集中体现为人们对宇宙真理和人生真理两方面的一种最高合一的崇高信仰。在他看来,这种天内在于人、人上通于天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是中国道德精神、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而且也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和主要精髓所在。正是这种天人交贯、物我一体、主客互融的天人和谐思想,构成了中国人的宇宙观,构成了中国文化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

与中国文化求循人以达天、体悟天道的观念相反,西方文化比较偏重于先向外探寻自然,在对外界自然有所认识和了解之后,再回过头来衡量和决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人是超然于自然界之外的,有支配和统治自然界的权力,因而他们看世界时,主体(人)与客体(宇宙)总是处于两体对立的状态,“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13]所以,西方文化在宇宙观上明显表现出天人对立,力主斗争的倾向。

由于中国文化强调天人和谐、统一,由此又形成了顺乎自然、行乎自然的人生观,这集中表现为中国人希望自觉地遵从自然,顺应自然,力主把人生融入自然中,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生息相处。钱穆指出:“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14],“人要能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中国文化中之最高理想,即所谓天人合一,但绝不要反抗自然,战胜自然。亦不是取消世俗,蔑弃世俗。我们所要,乃是要了解自然,发展自然,利用自然,而使世俗亦在自然中走上一条恰好的道路。”[15]所以钱穆认为,中国人的人生观是有情的人生观,它“扣紧人生实际,不主从宇宙大全体探寻其形上真理,再迂回来指导人生”[16],而是直接面对人生实际,指导人生。就儒家言则为道德人生(自然的道德化),道家则言艺术人生(人生的艺术化),皆与近代西方文化表现出来的权力观、功利观迥然有别。这诚如所言:“中国人生彻头彻尾乃人本位,亦即人情本位之一种艺术与道德。儒家居正面,道家转居反面,乃为儒家补偏而救弊。然皆不主张欲,故亦绝不采个人主义之功利观与权力观,此则其大较也。”[17]可见,在钱穆心中,中国文化所讲的自然,是生命化、精神化的自然,人生是自然化、艺术化的人生,自然建立在人生中,人生又包蕴在自然内,表达自然即为表达人生,这样自然出于人文,人文本于自然,两者便融为一体。因此,中国文化演进的趋向和途辙必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艺术化。

由于西方文化强调天人对立,侧重于向外探寻,由此便形成了西方人凭借人的智慧和科学的力量来征服自然、宰制天地的观念,故“西方人生则与自然划离,而求能战胜自然,克服自然”[18],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这种把宇宙自然看成是人类的对立面而加以役使和征服的观念,必然会导致西方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形成外在超越的科学型的文化精神。钱穆指出:“西方文化乃自然本位者(此即指其外倾),故爱从自然世界中来寻求建立人文世界之一切理论与根据。故科学发明,在西方文化体系中必然要引生极大的激动。”[19]而这种役使自然的制天、驭天观念也必然推动西方人对权力的崇拜和对外在物质利益的追求,形成追求物质利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人生信条。因此,“西方文化总会在外面客观化,在外在的物质上表现出它的精神来”[20]。

2.主静重化求同与主动明变求异——中西文化在思维、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中国文化属于内倾性的农耕文化,在这种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农业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种“尚让不尚争,尚退不尚进,尚静不尚动”的思维特征。受这种安足静定的思维方式的制约,便形成了中国文化重因袭守成而轻创新的文化特征。西方追求物质利益的外倾文化则形成了重创造、求进取、重开新的思维特色。所以,中国文化重积累,讲继承,主张据旧开新,而西方文化则主张“赤地开新”,“折旧新建”。钱穆称“中国文化之特别伟大处,并不在于推翻了旧的,再来一套新的,而是在一番新的之后又重来另一番新的,以前的新的不仅不须推翻,而且也不能推翻,而以后仍可有另一番新的,面以后的另一番新的,仍然有价值,仍然是不可推翻旧的。”[21]就中西历史的演进发展言,中国历史的变动隐而在内,常趋向于团结和融和;西方历史的变动则显而在外,常趋向于分裂与斗争。故欧洲历史常于斗争中见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线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的震荡中产生;而中国历史的进展,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钱穆就中西文化“动”、“静”的思维特色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22]

与主静的思维特征相联系,中国文化又形成了重化求常的渐变观。中国人一向在农业文化中生长,他们很早就懂得“变”以“化”为基础,积“化”方能成“变”。农耕民族,必须依据气侯、季节的变化规律来安排农事,绝不能揠苗助长。这种依时而行的生活方式,也促使中国人注重自然的渐变,人文的自化,而不习惯于人为的求变求新。钱穆指出,中国人做事“务求其先后条贯,一向重化不重变”,“中国好言常,而西方好言变。中国则变而不失其常,西方则即变以为常。”[23]由于钱穆主张文化的渐变,人文的自化,所以他反对文化革命,认为“昌言变革”、“惟变惟新”,有悖于中国文化重化求常的精神。

钱穆认为中西文化对“异”、“同”的理解也各具特色。中国文化主张同中见异,变中见常,而西方文化则重在求异求变。他说:“中国人好言同,西方人好言异。中国乃于同中见异,而仍不失其同。西方则求异中得同,故所重则仍在异。”[24]

3.和合会通与分别独立——中西文化在学术上的差别

钱穆认为,中西文化在学术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那就是西方人重具体求知,学术贵分门别类,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皆各自独立发展。比如,近代西方,科学、艺术、宗教分而为三,而宗教与科学则对为两橛。而中国人在学术上则重整体和合,一切学问皆和合会通,融为一体。中国传统学术分经、史、子、集四部,但中国学术并不因学分四部而隔断,而是主张将四部之学相融贯通,“总天下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与此相连,中国传统学术又形成了尚通不尚专的学术精神。中国学术以会通为极致,主张学问先通后专,重通人而不尚专家。故与西方学术相比较,中国传统学术的意义与价值,主要在于“通”而不在于“专”,在其“合”处,而不在其“分”处。对此钱穆分析道:“西方文化乃求合诸体以成体,而此诸体则皆各求发展,不易合成为一体。中国文化则从一体中演出此宗教、哲学、艺术之诸项,凡此诸项,皆不得各自完成一体。……此为中西文化之最大相异处。”[25]在钱穆看来,学术发展的方向应是将各项专门之学加以会通融合,即“仍贵会通以求,不贵分别以观”,所以他说:“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26]

钱们比较中西文化的个性差异并不仅限于以上几点,如就文化的源头言,中国文化为“一脉分张”,西方文化是“诸流竞汇”[27];又如就文化的延续读性言,中西文化如同两种赛跑,中国文化是一人在“作长时间、长距离的跑”,西方文化则表现为一种“接力跑”、“传递跑”;再如就社会意识言,中国文化重群体意识,西方文化则以个体意识为核心。钱穆晚年著作《晚学盲言》,虽共分九十题,多达六十多万言,但“一言蔽之,则仅为比较中西文化异同。”[28]


二、中西文化非“古今之异”——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张扬

通过对中西文化个性差异的比较研究,钱穆认为以德为本的内倾性农耕文化和以物为本的外倾性的商业文化,这是中西文化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由此而导出了中西文化在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学木上等一系列的差异。由此,钱穆得出了“东西文化的人生观意、文化精神和历史大流,有些处是完全各自走了一条路”的结论。[29]

中西文化自成体系,“各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在这里,钱穆敏锐的看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个性差异,由此提了中西文化自成一体、分途发展的两类型说。根据他的理解,中西文化并不是时间上的“古今之异”,而是文化体系、思维路向、人生态度的根本不同。由此他极力强调中西文化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强调这两种文化各自具有其平等的、独特的价值。在钱穆看来,这个世界除了盛极一时的西方文化外,还有许多不同体系、不同传统、各具特色的其他文化的存在。所谓世界文化,无非就是这个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总和,它必须要以承认世界各地区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在此,钱穆极力强调和张扬文化的民族个性,认为文化“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这种强调中西文化的个别性、独特性,揭橥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两者之间绝不能简单替代的观点,使他逻辑地推导出了与“尽废故常”的全盘西化论者完全对立的结论。

基于如上理解,钱穆对主张文化“无分中外,惟别古今”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评,称这种专门从同处着眼,过分强调中西文化发展共同趋向的观点抹杀了文化的个性。对于“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欧洲为终极”的全盘西化论调,钱穆更是大张挞伐,痛加针砭,认为这些主张“皆不符合东西文化之真相,不切合于中国之实情。他们有一共同谬误,即蔑视文化之个性。”[30]中西文化乃“古今之异”的主张,只看到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时代落差,多着眼于文化时代性的比较而忽视了对民族文化个性差异的分析。这种观点无疑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震荡冲击下自卑情结郁发的一种文化心态的反映,它集中体现了对自己固有文化有意识或潜意识的蔑弃和排拒。具有强烈民族文化意识的钱穆对此大加抨击,认定中西文化之异绝不是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是“古”(中国)与“今”(西方)的关系。恰恰相反,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文化类型的不同,在于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相异。换一句话说,中西文化并不是古今之异,而是中外之别,是两种文化体系的不同。既然中西文化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化,它们的渊源和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我们绝不可舍己之田而芸人之地,“袭取他人(西方)之格套,强我以必就其范围”[31]。鉴于此,钱穆多着眼于从中西各自的民族特性来比较中西文化,进而强调世界上各种不同体系的文化各自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价值,这样便肯定了世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民族性以及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殊价值。这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发展的多元论,是对西方文化中心说和全盘西化论的一种回应和反动,旨在以此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

既然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具有不同的价值,那么就决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价值取向、思维行为方式和所经历的道路看成是惟一正常的模式去衡量和评估其他文明。从这种文化发展的多元观出发,钱穆极力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来硬套和强解中国的学术文化,反对以西方文化的一元发展模式来衡定和取合中国文化,力主站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立场上,用中国人自己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中国文化,在中国的文化大流里来认识中国人自己的人生观念和文化精神。他说:“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先应该习得中国人的观点,再循之推寻。否则若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国史和中国文化,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32]中国文化“实自有其独特性,而非可以专凭西方成见以为评骘,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规以资研穷”[33],如果仅仅从“西方人立场回看中国,固不易得中国自己之真相”。这种重视对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研究,反对用削足适履的办法来硬套西方文化模式的观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显然,钱穆强调中西文化是各具特色、自成体系的两大文化系统,旨在揭橥文化的民族性。中西文化分途发展的两类型说的提出并非自钱穆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以来,近代学人就不断有人提及。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但与梁漱溟等人所不同的是,钱穆研究文化采取的是历史考察的方法而非哲学方法。钱穆是历史学家,他是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所以他极力强调文化和历史的同一性。他说:“欲治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主要即在其历史。昧忽其历史实迹,则一切皆落于虚谈。”[34]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35]因此,他主张研究文化,不单要用哲学的眼光,更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在钱穆看来,文化就是全部历史之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文化的真正意义,无非是在历史的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的大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36]基于这一认识,钱穆对近代学人多从哲学着眼去考察和研究文化提出了批评。他说:“近人讨论文化,多从哲学着眼,但哲学亦待历史作解释批评。真要具体认识文化,莫如根据历史。忽略了历史,文化真面目无从认识,而哲学亦成一番空论。”[37]因为在钱穆看来,文化既然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它应当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仅用哲学概念、范畴去概括一个丰富多彩、不断变化的文化实体,往往容易使研究者忽视文化的复杂性、具体性,而陷入抽象的思辨之中。因此钱穆十分注意用历史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从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社会风俗等各个方面来探究中国文化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指陈中国文化的真相。可以说,运用“历史实证”的方法来研究和阐释中国文化,这正是钱穆的文化研究不同于其他学人的一大特色所在。

总之,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钱穆紧紧抓住了文化发展的个性差异问题,极大地凸显了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揭橥和张扬了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这种比较深刻地意识到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与中西文化民族差异性的见解,在当代欧风美雨冲击的文化氛围中,在崇洋蔑己、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代思潮中,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他对民族文化个性特征的过分凸显,又在不同程度上抹杀了人类文化演进的共同趋向,把许多属于时代差异的东西归结于民族差异,从而又无法说明和解释不同文化之间可以互相融通的内在根据。当然,钱穆也并非完全没有认识到文化的时代差异,但问题在于他忽视了文化的两重属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是相互包容、相互涵摄的关系。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执著、厚爱,使他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倾向于理想化,为此他要求人们应全面地认同传统、回归传统,因而对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对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惰缺乏自觉、深刻的理性分析。正因为他过分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过分凸显了文化的民族个性,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对西方文化采取了轻视和排拒的态度。可见,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在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中似乎是对为两极的,对民族文化个性的过分张扬,必然会导致了文化时代性、普遍性的淹没。在反思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上,钱穆的确过多地注意了前者,却因此而忽视了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这种只讲“中外之别”不讲“古今之异”的文化观念导致了他在文化比较研究中走向了片面性。


三、用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解说中西文化的个性差异

在钱穆看来,中西文化之所以分途发展,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中西文化之所以呈现出种种不同的个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西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致。所以,他对中西文化不同特征形成原因的解释又定建立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

钱穆认为,文化精神的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客观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尤其是气候、物产的相异,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引生出种种观念、信仰、兴趣、行为习惯、智力发展方向乃至心理上、性格上的种种不同。由此种种不同,而引发出文化精神的截然相异。中国文化是在北温带黄河两岸的大平原农耕地带发展、生长起来的,它一开始就在一个复杂而广阔的地面上展开,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使中国文化自始即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径。正由于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即在一个广大和协和的环境(平原农耕地带)下产生发展”,由“一大平面向心凝结”而成,因此中国文化始终把文化的根苗寄托在农村。所以,在农业文化氛围中生长的中国人,“一向注重向内看”,“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也正是由于受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使中国文化比较重视内部的谐和,发展出天人合一、内外融通的民族性格,力主人生尽量与天地万物协调共存,顺应自然,追求艺术化的人生。钱穆指出,“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之同化力,主要乃在自然山水之间,更远过于其在都邑城市中。故中国文化乃常与天地大自然融凝一体”[38],甚至断言中国文化之所以持续绵延、历久弥新,也是“得于天地大自然之所赐者独厚”。[39]钱穆在解析西方文化的的特征和成因时,也竭力强调地理环境对西方文化特征形成的直接影响。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罗马,地处海滨及近海各岛屿,由此形成了海洋性的商业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内不足的经济状态促使西方人不断向外寻求,比较注重空间的扩展和向外征服,看世界两体对立,常重冲突和斗争,从而形成征服自然、役使天地的文化观念。正因为中西文化所处的地理环境各不相同,双方的“文化演进遂有分道扬镳,异途并辔之势”。[40]为此,钱穆竭力强调中西文化之所以“各异其趋,乃天地自然之机局,而非一二人之私智所得而操纵”。[41]

为了进一步论证中西文化之异根源于地理环境的不同,钱穆还具体分析了中西文化转动演进的趋向。他认为欧洲文化自古及今的演进图式为希腊→罗马→西、葡、荷、比、英、德、法→苏联,乃是不断由平趋高,由暖转凉,由小地面移向旷大处。由于它逆流而上,所以全部欧洲文化,“乃若精神弥漫,不断有奋进迈上之慨”。[42]而中国文化则由北方黄河流域推拓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再拓展到更南方的珠江流域,呈现出由高寒旷大处滑向低温稠小处的趋势,所以中国文化缺乏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趋向于安定守成。但钱穆又指出,中国疆域广袤,回旋的余地甚大,各地区文化的盛衰兴落,无害于大系统文化的层出翻新。

从地理环境方面来考察和解说中西文化个性差异形成的原因,不无识见。因为各个民族都是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由此便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之上的民族文化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钱穆提出的由地理环境而决定生活方式的不同,由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决定文化精神相异的观点,确有内在合理的因素,它以一种新的视角,拓展了时人解释中西文化之异的思路。但是,把地理环境看成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因素却是片面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类型的形成,并不是由地理环境单独决定的,它还要受各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制约。这即是说,地理环境虽然对文化类型、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是影响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不是外部的地理环境,而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发展。同时,钱穆把中西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相异说成是直接根源于自然环境的差别,也是失之片面的,因为自然环境与民族性格、文化精神的铸造并不是这样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关系。


四、指陈比较中西文化的态度和方法

在比较全面地认识了中西文化个性差异的基础上,钱穆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和比较中西文化的基本方法。

钱穆认为,中西文化是属于自成体系、各有偏重、各具特色的两大文化系统,这两大文化的发展演进并不是直线上升或下降,而是常循波浪式的曲线前进。因此,应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全程中去分析评估,道其优长,切勿横切某一个时期,单就眼前作评判定律。钱穆并不否认近二三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宰世界,执世界文化之牛耳这一事实。但是,在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之前,我们的祖先也曾创造了足以垂诸万世的古代文明,“中西文化之成绩,我固未见绌于彼也”。[43]只有到了19世纪开始以后,西方近代科学突飞猛进,而此时的中国才相形见绌,逐步落后。如果把中西两大文化置放到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衡估,应当说双方各有优劣短长,“有时东方光辉上进,西方暗淡坠落;有时西方光辉上进,东方暗淡坠落。……我们不该横切这短短的两百年来衡量全过程,而说中国文化根本要不得,便该全盘接受西方化。”[44]钱穆由此指出,比较中西文化,我们所持的正确态度和基本方法是“在历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们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们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于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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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学者,他一生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侵略、冲击,面对崇洋蔑己的全盘西化论调,他矢志不遗地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研究,自觉以阐扬中国文化为己任,表现出了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极大关注和缱绻之情。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支配下,促使他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极力张扬文化的个性,揭橥文化民族性,力求在认同中来阐释和肯认中国文化的价值,因而在文化上的民族本位立场显得特别突出和坚定。从钱穆中西文化比较中不难看出,他的文化研究始终贯穿了一条阐扬中国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为主线的爱国思想。这种对奉西化为圭皋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抨击,以及强调民族文化主体性和中国文化自身发展连续性的民族文化观,无疑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当然,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钱穆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宏观把握和总体透视也不无偏颇、片面之处,有的归纳和总结仅仅停宙在中西文化的表层现象上,没有找到他们的根本差异之所在,而他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立场又导致了他对中西文化时代差异的忽视。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应当加以指出的。


注释

[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34页。

[2]钱穆:《灵魂与心》,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第1页。

[3]钱穆:《民族与文化》,台北联合出版中心社,1960年,第56页。

[4]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第331页。

[5][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114页、第147页。

[7]钱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第20页。

[8]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第108页。

[9]钱穆:《晚学盲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第54页。

[1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88年,第2页。

[11]钱穆:《民族与文化》,第31页。

[12]钱穆:《晚学盲言》,第331页。

[1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第5页。

[14]钱穆:《晚学盲言》,第52页。

[15][16]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325页、第151页。

[17][18]钱穆:《晚学盲言》,第622页、第52页。

[19]钱穆《文化学大义》,台湾正中书局,1952年,第73页。

[20]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151页。

[21]钱穆《国史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第131页。

[22]参见《国史大纲》“引论”,第11—12页,上海商务编译馆1947年版。

[23][24]钱穆:《晚学盲言》,第526页。

[25]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25页。

[26]钱穆:《学籥》,香港自印本,1958年8月,第143页。

[27]钱穆:《文化学大义》,第60页。又参见《民族与文化》第49页。钱穆称中国文化如“一树繁花,由生根发脉而老干直上,而枝叶扶疏,而群花烂漫”。西方文化则“如一幅百纳刺绣,一块块地拚缀,要在上面绣出各种花草虫鱼。中国文化重内部生命力之一气贯通,欧洲文化则由多方面组织而成。……换言之,中国文化是一本的,而欧洲文化是多元的。”

[28]《晚学盲言》“序”。

[29]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7页。

[30]钱穆:《文化与教育》,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年,第1页。

[31]钱穆:《政学私言》,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106页。

[3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7页。

[33][34]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第7页、第6页。

[3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

[36]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7页。

[37]钱穆:《中国学术通义》,第133页。

[38][39]钱穆:《晚学盲言》,第143页、,第53页。。

[40][41]钱穆:《文化与教育》,第106页、146页。

[42]钱穆:《政学私言》,第146页。

[43]《国史大纲》,第641页。

[44]《文化学大义》,第62页。

[45]《中国文化史导论》“牟言”,第5页。

【该文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春之卷”(总第3期),第2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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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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