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勇:《史記》所見“胡”與“匈奴”稱謂考 轉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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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中所見“胡”與“匈奴”兩種稱謂,其含義是有明顯差別的。戰國時匈奴及北亞草原各遊牧部落,大多以“胡”為名。“胡”的稱謂泛指或分指“諸胡”,“匈奴”的稱謂則專指匈奴。秦漢之際,匈奴在政治上統一了北亞草原,漢人的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胡”與“匈奴”兩種稱謂頻繁互換,出現了嚴重的混淆。“匈奴 ”的稱謂既指匈奴,也指漢朝北境“諸胡”。而《史記》以“匈奴”指代戰國“諸胡”的做法,正是司馬遷用漢人觀念解釋舊史的結果。

關鍵詞:《史記》、胡、匈奴

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言及匈奴稱謂的變化,謂“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1] 吳榮曾則謂“胡”的含義“隨時代遷移而發生變化”,戰國時為“北方各遊牧族的泛稱”,西漢時則“專指匈奴”。[2]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漢代史家如司馬遷,又以“匈奴”作為北方各遊牧族的泛稱。[3]《史記》中“胡”與“匈奴”兩種稱謂頻繁互換,出現了嚴重的混淆。這一類現象提示我們:對於太史公筆下“ 胡”與“匈奴”的異同,以及兩種稱謂戰國秦漢之際變化的背景,仍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史記》所見戰國時的匈奴稱謂

《史記》有關戰國時“匈奴”故實的記載,分見卷5 《秦本紀》、卷81《廉頗藺相如列傳》、卷86《刺客列傳》及卷110《匈奴列傳》,共計四條,其中《廉頗藺相如列傳》、《刺客列傳》的兩條,又見於《戰國策》卷31《燕三》及《太平御覽》卷294《兵部二十五.示弱》所引《戰國策》。為了界定“匈奴”稱謂出現的時間及其含義,筆者擬對這批材料重新加以排比分析。

1.《史記.秦本紀》載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

後世史家對於文中“匈奴”的真實性,一直存在很大爭議。吳承志說:“此‘匈奴’當從一本作‘獫狁’。此乃《左氏春秋》所謂‘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非《史記.匈奴傳》居於北蠻之匈奴也。”[4] 蒙文通則說:“《本紀》言,‘七年,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于戰國記匈奴為最先。《本紀》言匈奴,即《秦策》言義渠事,參互稽之,匈奴即義渠也。”[5]蒙氏所謂“《秦策》言義渠事”,指《戰國策》卷4《秦二》“義渠君之魏”條。但該條稱義渠君“大敗秦人于李帛之下”,與《史記.秦本紀》五國為秦所敗的敘述不合。《戰國策》該條又云:秦王“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鮑彪釋曰:“是時諸侯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6]據此,則“匈奴即義渠”之說,似乎不能成立。但“諸侯連匈奴”一事,同樣也難以落實。最直接的反證就是:與秦惠文王約略同時的趙武靈王,在其十九年(前307)與樓緩的對話中,歷數趙國北邊各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竟然完全不提匈奴。因而,距此十一年前,惠文王更元七年,韓、魏、趙、楚、燕五國“帥匈奴共攻秦”一事,也就顯得非常可疑了。此處的“匈奴”稱謂,可能是司馬遷的臆斷。

2.《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為約曰:‘匈奴即人盜,急人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人,烽火謹,輒人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人,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人。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簷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邊城。”《太平御覽.兵部》所引《戰國策》文略同。[7]

《廉頗藺相如列傳》緊接此條述李牧拜將、攻燕事,可以確定是在趙悼襄王二年(前243年)。由此上溯“十餘歲”,到趙孝成王十年(前256)前後。李牧在“趙之北邊”與匈奴周旋,應該就在趙孝成王執政的前期。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上引李牧事蹟,也見於《漢書》卷50 《張馮汲鄭傳》,其文略同,有的學者以為是文帝時人的附會。[8]但《說苑》卷1《君道》又載:“燕昭王問于郭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趨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9]劉向這段文字,亦當取自記錄戰國策詞的檔案,而司馬遷、劉向分別在三種不同著作中,發生同樣的筆誤一記下並不存在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聯盟,這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說苑》此條,恰好可以同《太平御覽.兵部》所引《戰國策》佚文,乃至《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見“匈奴”的稱謂互為參證。文中所記“齊人取薊八城”,指燕昭王十六年(前296)齊、燕權之戰,詳見《戰國策.燕一》“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蘇秦死”各條。燕昭王問郭隗事,則可以肯定是在權之戰後不久。燕昭王所謂“匈奴趨馳樓煩之下”云云,大致也是燕昭王十六年前後的情形。

3.《史記.刺客列傳》載:“秦將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鞫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于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于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曰彌久。心恬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于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于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戰國策.燕三》“燕太子丹質于秦”條文略同。

“秦將樊於期”,一說即桓齮。[10]此人於何時“亡秦之燕”,諸史所言不詳。秦王政二十年(前227),荊軻為燕太子丹所遣,持樊於期首級往刺秦王,見《戰國策.燕策》、《史記》卷83《魯仲連鄒陽列傳》及卷86《刺客列傳》。上引鞫武諫燕太子丹事,估計就在此前不久。[11]

這裡要特別指出,據何晉《《戰國策》研究》一書考證,《史記》與《戰國策》內容大致相同的部分,是司馬遷、劉向在各自成書過程中資料的重合,他們同樣採用了漢代留存的戰國策詞。據此可以推測:《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與《太平御覽.兵部》所引《戰國策》、《史記.刺客列傳》與《戰國策.燕三》,這四條有關戰國時“匈奴”的記載,統統錄自戰國檔案的原文。而中原各國確認“匈奴”的存在,應該也不晚于趙孝成王執政的前期。

4. 《史記.匈奴列傳》載:“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漢書》卷94上《匈奴傳上》同。按戰國時秦、趙、燕三國“邊于”樓煩、林胡、東胡諸“胡”,而並非匈奴一“胡”,下引《史記》卷43《趙世家》所言甚明,[12]司馬遷“三國邊於匈奴”云云,用“匈奴”的稱謂概括北方眾多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乃是一種大而化之的表述。

戰國時“匈奴”的稱謂,又見於《逸周書》卷7 《王會解》“伊尹朝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殲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騐、騠、良弓為獻。”該篇一般認為是戰國時期的作品,余太山據以推斷:篇中所列“空同”等十三種,是“戰國時北方遊牧部族的總名單”。[13]此例又可以為《史記》、《戰國策》有關匈奴的記載,提供一項重要的證據:戰國時“匈奴”已在北方塞外崛起,與樓煩、月氏、東胡諸部落或部落聯盟共存,並為中原各國所認知,見於當時史家的記錄。

問題在於,《史記》、《戰國策》有關戰國時北方各遊牧部落活動的文字,幾乎附拾皆是,但其中涉及“匈奴”的內容卻僅有四條,即使加上《逸周書》的一條也不過五條,其原因何在呢? 戰國時代長達兩個半世紀左右,而大量證據顯示,匈奴部落或部落聯盟的活動,並非貫穿于整個戰國時代。如果《史記》關於“匈奴”最早的一則記載,即秦惠文王更元七年五國“帥匈奴”攻秦之事不實,那麼匈奴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形成,乃至其出現在中原各國的文獻之中,究竟又是在什麼年代?就值得進一步考慮了。

《史記.趙世家》趙武靈王十九年正月,召樓緩謀改胡服事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強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

《史記.趙世家》另載趙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並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戰國策》卷19《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條文略同。《史記.趙世家》此條繫於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即趙武靈王二十四年。“參胡”或“三胡”的含義,史家說法各異。《索隱》云:“林胡,樓煩,東胡,是三胡也。”鮑彪《戰國策校注》則謂“參錯居其邊地。《正》曰:‘參’,《史》作‘三’,因音而訛也。據上文,則‘參’當作‘東’,字訛”。

又《戰國策》卷29 《燕一》“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條載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燕文侯在位二十八年,即從前361年至前333年。鮑彪《校注》以為蘇秦說燕文侯事,在燕文公(文侯)二十八年(即周顯王三十五年,前334年)。《戰國策》此篇的真偽,目前難於定讞,但蘇秦對燕“北有林胡、樓煩”的一段描述,與《史記.趙世家》趙“西有林胡、樓煩”之言,可以相互印證,似乎還不能輕易否定。

趙武靈王、蘇秦分析趙、燕兩國北方形勢,列舉相鄰各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估計是不會有重要遺漏的。然而,他們提到林胡、樓煩、東胡,[14]卻完全不提“匈奴”,令人困惑。筆者懷疑:直到趙武靈王時,即公元前4世紀末葉,中原各國尚未使用“匈奴”的稱謂,尚未確認趙、燕兩國北方境外,存在一個獨立的“匈奴”部落或部落聯盟。[15]

另外要說明一點:《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李牧所破匈奴,達“十餘萬騎”之多,一個如此龐大的部落聯盟,其形成是不會一蹴而就的。筆者推測匈奴部落聯盟的出現,就是在趙武靈王二十四年到趙孝成王十年的近四十年間;就是在趙國乃至秦國北部的邊境地區。秦、趙兩國長城一線,戰國晚期匈奴遺物的大量出土,也可以支持筆者的意見。[16]

中原地區使用“胡”的稱謂,遠比“匈奴”稱謂為早。吳榮曾提出:“胡”的稱謂出現於文獻之中,大約在春秋末年或戰國初年。[17] 《史記.匈奴列傳》記晉文公時事云:“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顧炎武《日知錄》卷32“胡”條云:“《史記.匈奴傳》曰: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胡、山戎。蓋必時人因此名戎為胡,是以二國之人而概北方之種,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也。蓋北狄之名胡自此始。”[18]

另據《韓非子.說難第十二》:“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 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例說明春秋前期“胡”的稱謂,已用來指代北方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文中與鄭武公聯姻的“胡君”之“胡”,被鄭人襲取後的命運,並不清楚,但此“胡”指某一部落聯盟,即鄭武公所謂“兄弟之國”,則是顯而易見的。

“ 胡”的稱謂被普遍使用,可信是在“戰國以降”。上引《史記.匈奴列傳》謂秦、燕等國沿北邊設郡、築城,目的在於“拒胡”。有些史家試圖利用這段文字,證明戰國之“胡”為“匈奴”的專稱,前引黃文弼所說即其顯例。但此說其實是有問題的。這裡可以舉出關鍵的反證:戰國時期稱“胡”的部落或部落聯盟,並不限於“ 匈奴”一種。

《史記.匈奴列傳》云:“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並、代以臨胡貉。”文中“胡貉”之“貉”,《索隱》說“即滅也”。“胡貉”之“胡”,司馬貞則未作解說。戰國初年活動在趙國北境的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有些依舊被稱作“胡”,不言而喻。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所謂“胡服”之“胡”,指北方遊牧部落無疑。但此“胡”究竟是某一部落的專名,還是北方各遊牧部落的泛稱,卻有待澄清。

《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間居”條載趙武靈王曰:“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啟于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 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又曰:“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按“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指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並、代以臨胡貉”事。趙武靈王徑言“諸胡”,顯示以“胡”為名的部落不止一個。此例可以證明:司馬貞未作解釋的“胡貉”之“胡”,不是專指一“胡”而是泛指“諸胡”。由此可以設想,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胡”,也不是專指一“胡”而是泛指“諸胡”。有的學者推測:趙人的“胡服”是“從林胡、樓煩那裡學來的”,[19]雖然缺乏直接證據,但思路還是合理的。

《史記.匈奴列傳》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一事下又說:“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秦開“為質于胡”的“胡”,與“歸而襲破走”的“東胡”,應該是同一部落或部落聯盟。[20]“胡”與“東胡”互稱,表明“東胡”也是“胡”的一種。

關於“東胡”稱號的確定,《史記.匈奴列傳》“東胡”條《索隱》引服虔曰:“東胡,烏丸之先,後為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史記》卷102《馮唐列傳》“東胡”條《索隱》引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也,國在匈奴東,故曰東胡也。”當是承襲服說。[21]“匈奴”既然可以作為“東胡”定位乃至取名的參照,自然可以被稱為“胡”。

有的學者推測“胡”與“匈奴”本為一辭,馮家昇說“大抵‘胡’係‘匈奴’之急讀”;[22] 白鳥庫吉又認為“胡”係“匈奴”首音之省略;[23]曹永年則說“胡為匈奴之異寫”。[24]然而,這些說法都是值得推敲的。“林胡”、“東胡”皆以“胡 ”為名,“樓煩”在應劭《風俗通義》中,又稱為“樓煩胡”。[25]《戰國策》、《史記》所言“三胡”、“參胡”,不論其是否為“東胡”之訛,林胡、東胡、樓煩統統屬“胡”的範圍,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另據上引《戰國策.趙二》趙武靈王稱“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論衡》卷64《紀妖篇》則謂“武靈王遂取中山,並胡地”。說明在趙武靈王的時代,“中山”也是被視為“胡”的。

總之,戰國時常見的“胡”的稱謂,泛指或分指北方各遊牧部落,而不是“匈奴”的專名。實際上,《太平御覽》所引《戰國策》“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大破之,煞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數句,《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即作“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余萬騎,滅簷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漢書.張馮汲鄭傳》馮唐又說:“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此處“匈奴”與“簷襤”、“東胡”、“林胡”並舉,表明他們在戰國末年分屬不同的部落或部落聯盟。換言之,當時的“匈奴”,只是“諸胡”之一;“匈奴”的稱謂,並沒有將簷襤、東胡、林胡乃至“諸胡”囊括其中。

二、秦漢之際胡與匈奴稱謂的混淆

在漢初人們的意識中,“胡”與“匈奴”的概念,出現了嚴重混淆,《史記》、《漢書》中其例甚多,如《史記.匈奴列傳》說秦、趙、燕各築長城“以拒胡”,又說“三國邊於匈奴”,已見前引,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另據《史記》、《漢書》所載,漢初賈誼、主父偃、汲黯、王恢等人,屢將“匈奴”與“胡”互稱;[26]《史記》卷10《孝文本紀》、卷30《平准書》、卷93《韓信盧綰列傳》、卷110《匈奴列傳》及卷123《大宛列傳》,同樣將“胡”與“匈奴”互稱,可知漢初之人,包括史家司馬遷,都在用“胡”的稱謂專指“匈奴”。這也許是當時一種流行的觀念。

然而,黃文弼說“凡《史記》、《漢書》所稱之胡人,皆指匈奴而言”,是值得商榷的。因為上面所有的記載,都是漢代以後的情形。[27]前引《戰國策.趙二》及《史記.趙世家》所載趙武靈王語,已證明春秋戰國之“胡”,不是特指“匈奴”部落或部落聯盟,而是北方各遊牧部落的泛稱。“胡”由泛指“諸胡”,變為特指“匈奴”,其實是西漢以後的變化。[28]

如前所述,戰國時代的北亞草原,活躍著許多同屬“胡”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當時常見的“胡”的稱謂有兩種含義,一是統稱秦、趙、燕各國北邊“諸胡”,二是分指其中的林胡、東胡、樓煩、中山或匈奴。

秦漢之際,匈奴冒頓單于憑藉武力征服了周邊“諸胡”,建立起強大的遊牧國家。漢代史籍中“胡”與“匈奴”的混淆,乃至“胡”的稱謂固定地成為“匈奴”的專名,正是反映了北亞草原這種新的政治形勢。

《漢書》卷94 上《匈奴傳上》載:楚漢相爭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冒頓既立……遂東襲擊東胡。……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北亞草原各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在冒頓的軍事打擊之下,相繼被納入匈奴的政治版圖。《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又說匈奴“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國”。這個龐大遊牧帝國的疆域,幾乎覆蓋了整個北亞草原。

在匈奴的統一進程中,匈奴與東胡及樓煩、白羊河南王的關係,尤其值得注意。

《史記》卷19 《惠景間侯者年表》“亞谷侯”條載:“以匈奴東胡王降,故燕王盧綰子侯,千五百戶。”同書《韓信盧綰列傳》載:“(漢十二年)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人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居歲餘,死胡中。……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以東胡王降,封為亞谷侯。”《集解》引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漢書》卷34《韓彭英盧吳傳》文略同。

燕王盧綰在漢高帝死後轉降匈奴,匈奴即以為“東胡盧王”。“盧”取盧綰之姓,“東胡王”則是燕國北方境外舊族王號。盧綰人匈奴,定居之處大約就是東胡故地。所領之眾的成分則較為複雜:綰“將其眾亡人匈奴”,綰所將之“眾”當然是燕人;該地區原有居民的族屬,諸史並未交待。筆者推測:秦漢之際冒頓征服東胡,將其納入匈奴的部落聯盟後,東胡人大多滯留原地,該部落內部的固有結構也未被打破。因而“東胡王”的稱號,才得以長期保留。至於盧綰獲授“東胡王”稱號,不僅是由於其轄區為東胡故地,而且由於其部眾中包含了東胡遺民的緣故。

黃文弼又說:“東胡在冒頓以後與匈奴實已聯合為一,東胡亦冒‘匈奴’之稱,故《史記.匈奴傳》稱秦、趙、燕三國邊於匈奴,實則邊於匈奴者為秦、趙,而燕則邊于東胡。”[29] 東胡與匈奴“聯合為一”,實際上是被冒頓單于的武力所征服,淪為匈奴部落聯盟的依附成員。不過,黃文弼提示東胡從此“亦冒‘匈奴’之稱”,是非常正確的。也就是說,“冒頓以後”的東胡已變為匈奴的東胡部,儘管“東胡王”乃至“東胡”的稱號,並沒有立刻消失,但東胡的匈奴化進程,卻是無可避免地開始了。[30]

另據《史記.匈奴列傳》:“漢兵與項羽相距”之際,匈奴冒頓單于“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同書卷99《劉敬叔孫通列傳》:“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史記.匈奴列傳》又載:元朔二年(前工27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同書卷111《衛將軍驃騎列傳》作“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

按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指匈奴故“河南地”,冒頓“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白羊河南王故地正在此處。樓煩、白羊兩河南王,楚漢相爭時即已為匈奴所吞併,但直到漢武帝元朔年間衛青出兵匈奴之際,他們仍然佔據著“河南地”。太史公所謂“胡之樓煩、白羊王”,正是匈奴之樓煩、白羊王。宋新潮說:“ 實際上所謂‘河南地’,就是在白羊、樓煩王歸降匈奴後,這裡也一直屬白羊、樓煩王的領地。”[31]是可以信從的。筆者也認為:匈奴冒頓單于“南併樓煩、白羊河南王”之後,不僅允許樓煩、白羊河南王留駐其故地,而且允許他們繼續統領舊部。可以進一步推測。匈奴對北方各遊牧族的征服,一般只是將其納入匈奴的部落聯盟,而未打破其部落的內部結構。樓煩、白羊王之稱號及其部落或部落聯盟,秦漢時代得以長期存續的事實,就是一個重要的旁證。

匈奴在東漢中期被漢朝攻滅之後,滯留於北亞草原上的匈奴殘部數十萬人,轉而依附鮮卑,套用黃文弼的說法,這批匈奴從此“亦冒‘鮮卑’之稱”。據前引《史記.匈奴列傳》“東胡”條《索隱》引服虔說,鮮卑本為東胡之種。也就是說,匈奴從此又被納入東胡的部落聯盟。據此,可以獲得一種認識:秦漢四百餘年間,匈奴與東胡的關係,發生了兩次重大變化。第一次是在秦漢之際;第二次是在東漢後期。

秦漢之際匈奴與東胡的第一次結合,前提是匈奴對東胡的武力征服,是北亞草原以冒頓單于為核心的政治統一,這一次部落或部落聯盟重組的結果,是東胡變成了匈奴的一部分,是東胡的匈奴化;東漢後期匈奴與東胡的第二次結合,前提則是鮮卑的崛起,是鮮卑拓跋部對北亞草原東部的政治統一,因而這一次部落或部落聯盟重組的結果,又是匈奴變成鮮卑或東胡的一部分,是匈奴的鮮卑化或東胡化。

事實上,在文化差異或大或小的部落、部落聯盟之間,軍事征服及政治統一乃是雙方得以重組的起點,文化的差異可能從此而縮小,甚至逐漸達到相互認同。在中國古史之中,此類例證舉不勝舉。筆者所解析的匈奴與諸“胡”的關係,只是其中一個典型個案而已。

總之,從冒頓單于時起,以往只是北方“諸胡”之一的“匈奴”部落,躍居北亞草原的統治地位,成為北方“諸胡”唯一的政治代表。戰國時的北方“諸胡”一一林胡、東胡、樓煩、中山與匈奴,到漢初只剩一“胡”一一匈奴及其帝國一一了。此時的“胡”是“匈奴”,“匈奴”也是“胡”,二者的合一,構成北亞草原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徵。中原人們的觀念,也隨之發生變化。賈誼等人及前引《史記》各篇,將“胡”與“匈奴”互稱,就說明漢初“胡”與“匈奴”的界限,已經十分模糊。

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出的問題:《史記》有關戰國時“匈奴”的描述,將“胡”與“匈奴”互稱,同戰國史實嚴重不符,以致後世史家往往被這種現象所迷惑,以為戰國之“胡”就是“匈奴”的專稱,對此又該如何解釋?

《史記》中涉及戰國時匈奴的四條材料,即《秦本紀》韓、趙、魏、燕、齊率匈奴共攻秦,《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將李牧與匈奴長期對峙,《刺客列傳》燕太子丹拒絕將樊於期送往匈奴,以及《匈奴列傳》秦、趙、燕三國皆邊于匈奴諸說,其中《廉頗藺相如列傳》、《刺客列傳》兩條也見於《戰國策》。究竟是《戰國策》抄襲《史記》,還是《史記》抄襲《戰國策》,歷來眾說紛紜。筆者支持前引何晉的意見,主張“《史記》述戰國事時和劉向編錄《戰國策》時所據資料”有所重合,而與《史記》雷同的《戰國策》中的內容,並非“取自《史記》”,司馬遷與劉向其實是各自獨立成書的。

依循這樣的思路,筆者發現一條重要的線索,即不見於《戰國策》的《秦本紀》、《匈奴列傳》的兩條材料,其“匈奴”稱謂的含義都有悖於戰國的實情;而見於《戰國策》的兩條材料,卻沒有出現同樣的問題。而上述《史記》、《戰國策》中內容類似的兩段文字,是司馬遷、劉向分別採用的記錄戰國策詞的同類材料,而且幾乎是“不加改動地予以抄錄”。[32]換句話說,《史記》這兩處的“匈奴”稱謂,之所以能夠體現戰國時的意義,可能是由於直接採納了戰國的檔案,沿用戰國人的觀念。

《史記》中另外兩段不見於《戰國策》的文字,則蘊涵了司馬遷本人的創意。太史公根據漢初人們的觀念,對“胡”與“匈奴”概念重新詮釋,在匈奴征服北亞草原的大背景下,將“胡”與“匈奴”合一的新增含義,融人“胡”與“匈奴”等舊有的稱謂之中。“匈奴”變為北方各遊牧族的統稱,逐漸與“胡”的稱謂混用。[33]故《史記》徑言秦、趙、燕“三國邊於匈奴”。司馬遷用漢人的觀念解讀戰國的現象,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的做法,漢人對此也容易理解,儘管這類文字不免會給後世史家造成誤會。[34]


[1]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3《史林五》,《王國維遺書》第2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版。《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司馬貞《索隱》引應劭《風俗通義》云:“殷時日獯粥,改曰匈奴。”引服虔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引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晉書》卷97《四夷.北狄.匈奴傳》云:“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呂思勉《胡考》說:“胡之名本專指匈奴,後乃貤為北族通稱。”黃文弼《論匈奴族之起源》則說:“匈奴之在北邊者,中原每稱之曰胡。故凡《史記》、《漢書》所稱之胡人,皆指匈奴而言。”以上兩文均載于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中華書局 1983年版。

[2]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

[3]最突出的例子,是《史記.匈奴列傳》既說戰國時秦、趙、燕分築長城以拒“胡”,又說“三國邊於匈奴”,將“胡”與“匈奴”互稱。顯然是用“匈奴”泛指北方各族。

[4]吳承志:《地理今釋》,轉引自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版,第107頁。

[5]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第107頁。

[6] 該條末鮑彪注全文為:“《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鑒》據《年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特詳者,以從長故,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略不書歟?《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歟?修魚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于此連書之,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此說近是。

[7] 鄭良樹:《《戰國策》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75年版)附錄《戰國策》佚文亦收此條。以往史家多以為《戰國策》此條抄自《史記》,何晉:《《戰國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章“今本《戰國策》”逐一列舉,可以參閱。而何書經細緻考證後,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觀點:“司馬遷寫《史記》時曾採用了劉向編錄《戰國策》時所採用的同一類材料,而且司馬遷在採用記錄戰國策詞的這些材料時,有些幾乎是不加改動地予以抄錄。”“司馬遷述荊軻事,固有聞于公孫季功等轉述夏無且語,但還採錄了前代記載荊軻事的材料,這批材料,筆者認為即是《史記》述戰國事時和劉向編錄《戰國策》時所據資料的重合部分。”“不僅《燕策》此章不可能是取自《史記》,與《史記》多相類同的《戰國策》中的其他篇章,也不可能是取自《史記》。”何說持之有據。可以信從。由於司馬遷《史記》、劉向《戰國策》此條,分別取自記錄戰國策詞的材料,其內容幾乎完全相同,所以,可以判斷:《史記》此條,大致就是照搬了記錄戰國時策詞的原文。

[8]參見孫次舟:《匈奴出現中國邊塞的時代》,《西北通訊》第3期,1947年5月。

[9]向宗魯校證本,中華書局2000年版。

[10]見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頁注①。

[11]宋新潮說:“燕太傅鞫武諫太子丹的時間,據《資治通鑒》約當秦始皇十九年,即公元前228年。”見其《匈奴早期地域考辯》(《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大概是不錯的。

[12] 關於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方境外諸族,黃文弼《論匈奴之起源》(載于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謂戰國時“邊於匈奴者為秦、趙,而燕則邊于東胡”。趙儷生《古代西北屯田開發史》則謂秦長城所拒之胡,是“活動於鄂爾多斯地區的樓煩、林胡和甘肅中部以北的月氏”(甘肅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3頁)。儘管說法不盡一致,但戰國時秦、趙、燕三國北方境外活動的部落或部落聯盟,並非匈奴一支,卻是史家的一種共識。

[13]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頁。

[14]趙武靈王所言趙“東有胡”之“胡”,一般以為指東胡,但如果考慮匈奴同時稱“胡”的背景,則此“胡”也有可能是包括匈奴在內的。

[15] 楊寬:《戰國史》第八章《合縱、連橫運動和封建兼併戰爭》第二節《齊聯合韓、魏勝楚攻秦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條,介紹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背景說:“趙國東北同東胡相接,北面同匈奴相鄰,西北又同林胡和樓煩接壤。”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始于趙武靈王十七年,此時匈奴部落或部落聯盟是否已形成,是否已作為一個獨立的部落或部落聯盟而存在,在文獻中尚無證據,楊寬說趙國“北面同匈奴相鄰”,似乎有些籠統。

[16]田廣金:《近年來內蒙古地區的匈奴考古》,《考古學報》1983年第l期。

[17]參見吳榮曾,《戰國胡貉各族考》,《先秦兩漢史研究》。

[18]關於春秋戰國“狄”到“胡”的變化,馬長壽:《北狄與匈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一節《北狄部落和部落聯盟》有相當細緻的考證。

[19]烏恩:《論匈奴考古研究中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90年第4期。

[20]宋新潮《匈奴早期地域考辯》(《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就認為:“此處‘胡’,顯然是指東胡。

[21]《索隱》引《括地志》又云:“東胡,漢初冒頓滅之,余保烏丸山,因號烏丸。又曰,林胡、樓煩即嵐、勝之北也。”

[22]馮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貢》第七卷第五期,1937年5月。

[23][日]白鳥庫吉;《周代①戎狄匯勺了》,《白鳥庫吉全集》第五卷《塞外民族史研究下》,岩波書店。1970年。

[24]曹永年:《關於柔然人的民族成份一一答蒙古族源之新探》,《內蒙古師大學報》1985年第2期。

[25] 《史記.匈奴列傳》“樓煩”條下《索隱》云:“《地理志》‘樓煩’,縣名,屑燕門。應劭云;‘故樓煩胡地。’”《正義》引《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另據《史記.趙世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惠文王二年,主父……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也是“樓煩”稱“胡”的重要旁證。

[26] 如《史記》卷6《秦始皇本紀》卷末太史公引賈誼言:“及至秦王……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 卷112《平津侯主父列傳》云:“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卷120《汲黯列傳》云:“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黯請間,見高門,日:‘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漢書》卷52《竇田灌韓傳》載大行王恢曰:“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

[27]漢代“胡”的稱謂單獨使用的情況,在《史記》中更為多見。而所有這些漢代“胡”的稱謂,統統指的是“匈奴”,無一例外。

[28] 《漢書》卷49《晁錯傳》載晁錯之言:“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按晁錯為景帝時人,他將“降胡”與“匈奴”並舉,意在區別''已降”(塞內)與“未降”(塞外)之“胡”或“匈奴”。因此,晁錯所言“降胡”之“胡”並非是指“匈奴”以外的部族,也並非是在沿用戰國時“胡”的觀念。

[29]黃文弼:《論匈奴族之起源》,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

[30] 匈奴與東胡及諸胡之間文化上的接近,可能是他們最終融合的深層原因。黃文弼《論匈奴族之起源》說東胡“今亦稱‘匈奴’者,其種型無大殊故也,觀冒頓初期與東胡通婚一事可見也。故匈奴種人中有東胡人及漢人血液,亦當為不可否認之事實”。正是著眼於不同部落或部落聯盟的婚姻聯繫,乃至雙方“種型”的接近。田廣金《近年來內蒙古地區的匈奴考古》(《考古學報》1983年第1期)則說:“在河北北部、內蒙古東部發現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遺物與鄂爾多斯青銅器伴出的情況,說明東胡系統文化與匈奴系統文化的交流和影響是深刻的。”又提供了不同部落或部落聯盟文化上接近的實例。

[31]宋新潮:《匈奴早期地域考辯》,《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

[32]何晉:《戰國策研究》第三章《今本《戰國策》》。前引《說苑.君道》“燕昭王問于郭隗”條可為佐證。

[33] 《史記》以漢代新名稱、新概念取代戰國舊名稱、舊概念的做法,另見卷123《大宛列傳》:“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據余太山考證:此條出自元朔三年(前 126)張騫西使大月氏歸漢之際向武帝所作的報告,但敦煌郡的設立在元鼎六年(前111),因此“今天所見張騫關於月氏故地的報告中出現‘敦煌’一名,應該是司馬遷用新名取代舊稱的緣故”。(余太山:《塞種史研究》三《大月氏》條,第53頁)

[34]漢唐之間,匈奴內部及匈奴與北方其他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關係,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匈奴失去對北亞草原的統治地位,“匈奴”的稱謂也不再是北方各遊牧部落或部落聯盟的統稱。司馬光編《通鑒》,將《史記》“三國邊於匈奴”改為“三國邊于戎狄”,原因大概也在這裡。

(資料來源:《民族研究》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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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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