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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化史观的传播,新史学思潮的初步确立,冲击着传统学术史的编纂方式。进入二十世纪后,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体学术史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在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的历程中,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本文主要对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做较为系统的分析,兼顾对其他用新观点写出的学术史著作进行阐释。

关键词:进化史观 《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 章节体学术史

一定的学术是一定社会发展的产物,总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戊戌变法的失败,反映到学术领域就是“采西学新说”以建构中国学术史的新体系,出现了象梁启超著的《论中国学术史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学隐》、《学变》等用新观点、新方法写成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学术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章节体学术史的溯源

中国传统学术史肇始于战国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其中,尤其以《庄子·天下篇》、《韩非子·显学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为代表作。它们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以历史发展的观点总结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学术,考证学术流派的传承关系;三是,采用概论体来总结前人的思想,重视对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实出发,具有鲜明的经世性。但这些篇章记载都很简略,且议论多,分析少,缺乏系统记载一代学术的变迁轨迹,学术内部的构成及其传承情况,且无固定的体例,因此只能算是学术史的发轫期。

西汉中期至隋唐的学术史研究,以总结儒学和释老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传记体、书志体、类传体为主要形式。司马迁的《史记》首开正史为“儒林”立传的先例,班固的《汉书》首开正史为“六艺”立志的先声,它们的设立,旨在记儒家之流派,述经学之源流。从历史编撰学的角度看,都具有独创性。

北宋至明的学术史以总结理学为主要内容,以学案体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山之作,全书以二程为纲,按道统传承的历史线索编修而成,通过辑录二程及二宋间与程氏学术有师友渊源的诸多学者的传记资料,注重理学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统传承的关系,同时注重学术内部师承关系的考证。它所开创的学案体,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先记传主行状,次记传主言论和著述,末附学者对传主的评论,兼有传记体和灯录体二种体例的特点,使记言和记行浑然一体。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由它发凡其例草创的《宋元学案》,是清初总结性学术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国传统学术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学案》凡62卷,17个学案,记载了明代202名学者的生平、学行和思想,实为一部明代理学史。该书以明代理学的发展和演变为线索,记述了明初朱学的统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学的崛起和内部的分合。黄宗羲著述此书兼容并包,不以王学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学术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发凡其例,其子黄伯家续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编订,厘为百卷。这部书对宋元理学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理学家和学术流派,都有论析。

从内容上来看,这二部《学案》系统地论述了宋明理学的全过程,系统清理了宋明理学家的思想脉络,综述了宋明理学史上的重大论争,不愧为总结性学术史著作。就体例而言,《明儒学案》确立了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段式的编纂结构,后经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加以发展,增加《附录》一目,又于其后以学侣、同调、门人、私淑、续传、别传等目为类,用以表明附目中人与案主的学统师承关系,并以“ 序录”说明学术传授关系,起到全书总纲的作用。这样,以理学家的传、著述选辑为主体,又有附录、序录等相配合,构成一个整体,能够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师承关系以及它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从而使学案体学术史臻于完善。

中国传统学术史经过近二千年的演变、发展,到本世纪初出现了转型。转型的原因在于传统学术史历史观的落后以及编撰上的局限。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历史观是一种以“道”为体,以“史”为用的道统历史观。根据道统历史观,历史是“圣道”的体现,是 “圣道”传承的统绪。在道统论看来,“圣道”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所系,它超越时空,贯穿古今,完全不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用这种道统历史观来研究中国学术史,学术史势必变成“圣道”传承的历史,学术史的任务必然局限于为历代学术思想及其流派明统定位,确立“圣道”传承的历史统绪。[i]这种陈旧的历史观同进化论传播带来的进化史观发生尖锐的冲突,它必然让位于先进的历史观。

二、近代学术史体系的建立

作为传统学术史编撰集大成的学案体“或人自为案,或诸家共编,某一学者或学术流派自身的传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对于诸如这一学者或流派出现的背景,其学术的历史地位,不同时期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众多学术门类的消长及交互影响,一代学术的横向、纵向联系,尤其是蕴含于期间的规律如何把握”[ii],则是传统学案体史籍无法解决的。这足以表明学案体史书无法全面反映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西方史学方法论的传入,摆脱由纪传体史书演化而来的学案束缚,编撰崭新的章节体学术史,成为历史编撰学的重要课题。

学术史研究能否开新,取决于社会条件的变化和学术大师思想观念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构成进步知识分子研究传统学术的指导思想。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压迫下,重新估价学术的重要作用,强调“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iii]热切希望振兴中国学术,并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对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隶之学”进行批判。1902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弟子以为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术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iv]梁启超对儒学的正统地位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刘师培在对儒学和西方学术比较之后,批判儒学存在四点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实科也;······三曰有持论而无驳诘也;······四曰执己见而排异说也。 ”揭露了孔学的弊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下,学术史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本世纪初,梁启超突破传统学术史的模式,于1902年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学术论文,它是中国史学界运用进化论哲学观点指导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结出的硕果。

同传统学术史相比,这篇文章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学术史分期法。以往的学术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后为序,宋明以后则以理学家“闻道早晚”为序。梁启超打破常规,提出以学术思想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变化作为学术史分期的标准,将中国学术史划分为七个时期:一,春秋以前为“胚胎时代”;二,春秋末至战国为“全盛时代”;三,二汉为“儒学一统时代”;四,魏晋为“老学时代 ”;五,南北朝迄隋唐为“佛学时代”;六,宋元明为“儒佛混合时代”;七,清代为“衰落时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划分出学术演变、发展的阶段,同它运用西方进化史观的指导密切相关。梁氏对达尔文进化论学术在思想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视,预言进化论学术“将磅礴充塞本世纪而未犹已也。”他希望借进化论学术激发国民发愤图强,争取民族光明的未来,为此他提出以进化论引起人类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v]梁启超对进化史观的接受,为梁氏以新的标准划分学术史奠定了基础。

其二,梁氏对学术思想发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视,力求对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新的解释。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历史家应从人类活动总背景中求得人群进化的真相,总结出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使后人循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无疆”。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梁氏强调近世史家的任务在于“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梁氏将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贯彻到学术史的研究中,《论大势》开宗明义即对“公理公例 ”表示了明确的认识:“生理学之公例,凡二异性相结合,其所得结果必加良······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纪学术思想放大光明。”[vi]并将“公理公例”作为分析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论依据。

梁启超论述“胚胎时代”学术思想的变迁的原因时,指出:“综观此时代之学术思想,实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之源泉。约而论之,约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伦;三曰天人相与之际是也。而其所以能构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于天然者,盖其地理之现象,空界之状态,能使初民对于上天而生出种种之观念也;二曰由于人为者,盖哲王先觉利导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为群利也。”[vii]

在论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时,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然后专门探讨了“学术思想勃兴之原因”,归纳为七项:一,由于前此学术思想蕴蓄之丰富;二,由于社会急剧变动的刺激;三,由于思想学术之自由;四,由于交通之频繁;五,由于人材之见重;六,由于文字之趋简;七,由于讲学之风盛,学术思想得到有效的传播。

在论述“儒学统一”时代儒学之独尊时,他不仅考察其历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结果。梁氏在分析儒学统一的原因时,首先肯定了竞争的作用,他说:“夫进化之与竞争相缘者也。竞争绝则进化亦将与之俱绝,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进化,惟共主一统故;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旨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viii]然后将儒学统一时代的学术与泰西学术相对比,指出泰西学术的进步源于“自力”,儒学一统时代的退步由于“它力”,此实学术发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学统一形成的原因:一是,专制君主之提倡,学术建设的主动力,“非由学者,而由帝王也”,“故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学较之其它诸子学术更能适应专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竞君择,适者生存”,符合“天演学公例”;其三,儒学在“自动力”上,以“用世为目的,以革君为手段”,“实与帝王相依附而不可离者”,其思想体系具有包容性,故“诸道中绝,而惟此为倡也。”对于儒学统一的结果,梁启超列举了“四端”:“一曰名节盛而风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国小康”,“三曰民权狭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进化停滞”。梁氏以学术发展的内因(主动力)、外因(它动力),来分析儒学统一的历史背景,这是 “采西学新说”——因果论以“综论中国古今学术思想变迁之迹”的最初尝试,在学术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对儒学统一后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倾向和辨正因素,既对“其结果之良者”加以论述,对其不良者亦条分缕析,力图全面展示其对古代社会的影响。

其三,深入地论述了学术思想和社会条件的关系,论述不同学派和学者间的互相影响和推动,第一次生动地呈现出学术变迁动态的格局。[ix]关于战国时代学术勃兴的社会条件,梁氏从由于社会急剧变动,思想学术出现自由局面等项进行分析。他指出:“获麟之后,迄于秦始,实为中国社会变动最剧之时代,上自国土政治,下及人心风俗,皆与前此截然划一鸿沟。而其变动之影响,一一皆波及于学术思想界。盖阀阅之阶级一破,前此由贵族世家所垄断之学问,一举而散诸民间,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观。周室之势既微,其所余之虚文仪式之陈言,不足以范围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泻千里之概。”[x]从中可看出时代的急剧变动,造成了学术思想由“学在官府”到出现“百家争鸣”的巨大变化,其论深入中肯,极具见识。再如对明末清初学术风气演变的论述,也紧紧抓住时代条件的影响,梁启超曰:“呜呼!吾论次中国学术史,见夫明末可以变为清初,清初可以变为乾嘉,乾嘉可以变为今日,而叹时势之影响于人心者正锯且创也,而又信乎人事与时势迭相左右也。自明中叶,姚江学派,披靡而下,一代气节,蔚为史光,理想缤纷,度越千古。顾其敝也,摭拾口头禅,转相奖借,谈恭说有,与实际运用益相远,横流恣肆,非直无益于国,而且无以自淑。逮晚明刘蕺山等人一派,已几于王学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学风亦因以一变。”[xi]这里,明确指出了学术变迁的格局同社会变动之间的关系。

其四,叙某家学术,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如他对佛学特色的叙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国不受外学则已,苟受矣,则必能发挥光大,而自现一种特色······中国之佛学,乃中国之佛学,非纯然印度之佛学也。不观日本乎?日本受佛学于我,而其学至今无一毫能出我范围者。······中国之佛学,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后,印度无佛学,其传皆在中国;第二,诸国所传佛学皆小乘,惟中国独传大乘;第三,中国之诸宗派,多由中国自创,非袭印度之吐馀者。第四,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xii]

  其五,梁启超对学术史的考察,并未局限在传统学案体的旧框架内,而是依据学术发展本身的特点,在材料组织上对旧体学术史著作进行了改造和发展。旧体学术史叙事全按学派立案,虽便于对各家学派作细微考察,但也易于使各学派之间相互孤立,难以看清其间的前后演变和相互影响。梁启超此书,首创章节体的学术史新体裁,其主要特点是:以章节为纲,按所要论述的问题性质分章立节,以“论”说“史 ”,以“史”证“论”,史论结合。例如,他将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进程分为七个时期,按时期分章,每章又根据内容不同立如干节,如原因、派别、历史、结果等等,章与节之间联系紧密,脉络分明。再如,他对史论十分重视。全文之首冠以“总论”,表达梁氏对学术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上重要性的认识,表明梁氏撰述学术史意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论述了对于传统学术思想的态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简要地论述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变迁的大势,以及这一时代思想的主要特点、成就和不足,并简要地分析产生这些特点的远因和近因。在每一节中,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作者的观点。因此,读者于其史论中可以明晰梁氏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编撰上的创新,更能展示学术史新体系的思想特色。同时,梁启超还突破旧史学术史著的狭隘格局,扩大了学术的考察面。传统的学术史对儒学以外的学派论述较少。梁启超认为:“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学术史的任务应是反映各时代有代表性的各种学术发展情况。在《论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力戒门户之见,试图把各家学术展现给读者。在《全盛时代》中,特立《论诸家之派别》,作者说:“先秦之学,既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论定,今请先述古籍分类异同之说,而别以鄙见损益之。”[xiii]把先秦时期重要的派别都罗列出来,然后加以分析、评述。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系统地提出了对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程的看法,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评价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中国学术思想。梁先生分中国学术思想史为七个时代,现在看这个阶段,也许不能满意。······但在二十五年前,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 的见解。”[xiv]它为梁启超以后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史学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路标,对于史学近代化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奠基意义。

较之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同时代的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也写出了有关学术史的论著。如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也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史论著。在著述体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学派为中心的旧体例,提出“以学为主”的新的分类方法,将先秦诸子百家纳入近代学科分类框架中。他开列的学科有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哲理学、文字学、文章学、计学等十六科。在著述体例上,将传统的学术史向前推进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书》(重订本)对中国学术史的清理,虽然篇幅不多,但内涵丰富。从现代学术史的意义说,《清儒》是《訄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对清儒在训诂考证方面的成绩评价很高。他认为清代小学、经学繁荣的原因主要由于统治者对思想的禁锢,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毕;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xv]。章太炎承继乾嘉遗风,猛烈批判宋明理学。章太炎还注意到地理民风对学术风气产生的不同影响。清代今古文的分野,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古文学派,对于其特色,章太炎概括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xvi]《学变》,具体分析了西汉以后五百年的学术演变过程,说明了各种学术、思潮的五变“各从其世”,即取决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他首先提出“汉晋间,学术则五变”。章太炎总结思想领域的斗争根源,认为“凡此五变,各从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往往仅详一代,没有对整个学术做通贯的分析,或者虽有分析,但却太简略;著述体例上,有的还是按照传统的学案体来写,有的虽然在体例上有所改进,但是在内容上和结构上存在问题。故本文主要以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重点考察学术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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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ii] 陈祖武:《关于中国学案史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页。
[iii]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页。
[iv] 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79页。
[v]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页。
[v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页。
[vi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
[ix] 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引自《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x]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页。
[x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页。
[x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页。
[xiii]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页。
[xiv] 胡适:《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xv] 章太炎:《訄书·清儒》,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
[xvi] 章太炎:《訄书·清儒》,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1页。
[xvii] 章太炎:《訄书·学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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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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