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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方志编纂史上,全国性志书代有修撰,如隋有《隋区域图志》;唐有《元和郡县图志》;宋有《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元朝的全国性志书正式定名《大元一统志》,部帙达一千卷,明代仿其义例,纂成《大明一统志》;清代则纂有《大清一统志》[1]。《大清一统志》是历代一统志中最好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它曾经先后三次纂修,纂修时间历经康、雍、乾、嘉、道五朝,其中第二次纂修的主要任务是增修《大清一统志》的“西域新疆统部”,这是乾隆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一、《大清一统志》的先后三次纂修

清代最早倡议纂修《一统志》的是康熙年间的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他于康熙十一年(1671)上疏奏请:“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然迄今各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何以襄我皇上兴隆盛治乎?除河南、陕西已经前抚臣贾汉复纂修进呈外,请敕下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2]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各省施行,编纂地方志书。然而,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三藩之乱”起,战云密布,举国震荡,全力平叛为清廷首要之务,纂修《大清一统志》事暂被搁置。这是初修《大清一统志》经历的一大周折。平定“三藩之乱”后,各省又续修地方志书,为《一统志》准备资料。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又下令编纂《一统志》,兹因规模宏大,卷帙浩繁,久而未成。雍正帝继位后,继续督修《一统志》,又历时十余年,至乾隆五年十一月,《大清一统志》342卷告成[3],乾隆八年全书最终刊刻完成。这次编修,名为勒德洪、弘昼、蒋廷锡负责,实际由陈廷敬、徐乾学领其事,著名学者顾祖禹、阎若璩、黄仪、胡渭、齐召南等先后负责予修。

乾隆二十九年,乾隆帝因清廷重新统一新疆地区,特诏命重修《一统志》。此事,缘起于御史曹学闵的上奏。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御史曹学闵奏请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曹学闵奏称:“《大清一统志》……久已颁行海内,近年来平定准噶尔及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实为振古未有之丰功。前命廷臣纂修《西域图志》,并令钦天监臣前往测量各部经纬地度,增入舆图。惟《一统志》尚未议及增修,请饬儒臣查照体例,将西域新疆敬谨增入。再查《一统志》自成书以后,迄今又二十余年,各省府厅州县添设裁并多有不同,亦应查照新定之制逐一刊改。”[4]即是他认为第一次成书的《一统志》内容已经陈旧,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变化,需要重新修订,增补新的内容。乾隆帝采纳了曹学闵的建议,“乃特诏重修”[5]。此外,乾隆帝本人对初修本《一统志》也多有不满意之处,他说:“第念《一统志》自纂修竣事以来。迄今又二十余载,不独郡邑增汰,沿革随时,理宜一一汇订,且其中记载体例、征引详略亦多未协。其尤甚者顺天人物门内竟将国朝诸王载入,于事理更属纰缪。诸王事迹自载《八旗通志》,原不得与隶籍京圻者同日而道。况八旗大臣等功记太常者,则应见昭忠贤良诸祠,其在直省宣猷著绩者,又有各省名宦可入。今乃援亲藩以淆地籍,实为拟不于伦义,甚无谓。若其他考稽失实,与凡挂漏冗复者,谅均在所不免,亟应重加纂辑,以成全书。”[6]于是,乾隆帝决定重修《大清一统志》。

同时,乾隆帝对此次编修《大清一统志》的方法做出了指示:“前此修志之书,必待移取各省通志而后从事,以致旷日持久,艰于集事。此时特就已成之书,酌加厘核,即新疆幅员辽阔,而一切事实又有《西域图志》及《同文志》诸书为之蓝本。馆臣采撮排撰,实为事半功倍。可即令方略馆按照各条,厘订纂辑。一俟纂出稿本,悉照《续文献通考》例随缮随进,候朕裁定。”[7]乾隆二十九年(1764),续修工作正式展开。由领侍卫大臣、文华殿大学士和珅主持纂修,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等负责大量人力进行具体修纂和考订工作。这次续修,为了提高《一统志》的权威性,提高《一统志》的质量,对相关舆地著作以及各省已修好的通志,在续修中加以广泛利用,如《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天下舆地全图》等等,因而提高了纂修质量。又,乾隆四十年,清军“又讨定两金川,开屯列戍,益广幅员。因并载入简编,以昭大同之盛轨”[8]。乾隆四十九年续修完成,乾隆五十四年正式进呈。全书共计424卷。这次续修的主要任务就是将“西域新疆统部”加入《大清一统志》,同时对初修本进行校核。因而,此次纂修《大清一统志》主要是与西北边疆史地有关。是故对此次纂修过程略加详述。
嘉庆年间,方略馆再次奏请重修《一统志》,是为三修《一统志》。三修《大清一统志》工作于嘉庆十六年(1811)正式开始,先后由穆彰阿、李佐贤、泮锡恩、廖鸿荃、龚自珍等主持,历时31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由国史馆总裁、大学士穆彰阿负责全书定稿并正式进呈。全书560卷,加以凡例、目录各1卷,共562卷。因为这次重修始于嘉庆十六年,而本书内容时间下限又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故习惯上称此书为《嘉庆重修一统志》。这次重修,是在旧志基础上的第二次重修,又加之比较充分的利用了《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金川方略》等书,以及各省提供的资料,旁搜博采,征引繁富。因此,此次续修的《一统志》作了较大改动,不但征引较为丰富,而且改订也较为缜密,是故《嘉庆重修一统志》向为研究者所重视。以上,简要介绍了《大清一统志》先后三次纂修的主要过程,其中第二次纂修即乾隆年间对《大清一统志》的续修,主要目的就是增修西域新疆统部的史地状况,因而下文将主要对《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的学术成就进行论析。

二、《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的编纂方式和主要内容

由上文所述可知,乾隆年间,续修《大清一统志》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将刚刚重新统一的新疆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写入《大清一统志》,“以昭大一统之盛”[9]。因此,《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是在乾隆年间《大清一统志》续修中加以修纂的,是该书新增加的内容。

(一)、《大清一统志》[10](西域新疆统部)的编纂方式及其所显示的编纂意旨

乾隆年间,续修《一统志》并没有改变初修本的分门别类的编纂方式,“门目仍其旧,而体例加详”[11],也就是“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者也。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各分二十一门。”[12]在续修本中,专门为新疆地区设立了“西域新疆统部”,这表明新疆地区和内地行省一样都是清中央政权直接统治下的地方政权,而非藩属国或朝贡国。这体现了国家大一统版图的完整,以及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与祖国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从而贯彻了一种国家大一统的纂修宗旨。因此,《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13]中,“统部”之下的门目类别与其它各省的门目类别基本相同,只是根据新疆地区的实际情况有所变更或减少。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清廷修纂《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以此来彰显新疆是祖国大一统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记载的主要内容

《大清一统志》卷414至卷420是“西域新疆统部”,占有7卷的篇幅。篇幅虽然不长,然而记载内容却相对比较丰富,具体记载了新疆各地的历史沿革、山川形胜、人文物产,初步反映了乾隆年间清朝在新疆地区的统治情况,以及当时新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一,记载了新疆地区所属各地的地理方位、建置沿革。书中对新疆各地方位和沿革的记载,首先是从更好经营和管理西域新疆地区的政治实际出发的,同时这也是方志纂修本身的内在要求,因为地理方位、建置沿革是方志内容记载的重要一部分。书中所记载的地理方位和建置沿革是十分详细的,如库尔喀喇乌苏路,其地“在伊犁城东,东至奎屯,接迪化州绥来县界;西至托和木图,接伊犁东路之呼苏图泉台界;北接塔尔巴噶台界;南至天山,接伊犁东南境界。”[14]其地建置沿革为:“汉为乌孙国地;北魏为高车国地;周为突厥地;隋为西突厥铁勒地;唐初为西突厥摄舍提暾部,入唐为双河都督府;元属回鹘;明属卫拉特;本朝初为布尔古特台吉呢玛游牧处,呢玛内附,授职从征,后附阿睦尔撒纳,乾隆二十二年,将军成衮札布等擒诛之,其西地为晶河(今新疆精河县),旧为布尔古特台吉浑齐游牧处,浑齐从贼,乾隆二十三年将军兆惠擒之,其地并入版图。”[15]同时,这些关于地理方位与建置沿革的文字记载还可以与每卷卷首的图表相互对应、相互参照,图文结合,起到了相当好的互证作用,有利于读者的进一步理解。

第二,记载了新疆各地的山川形胜。由于新疆地区山脉众多,河流纵横,多可成为特殊的地区标志,且对经营开发该地区关系密切,因此该书对于新疆地区的山脉河流都予以了一一的记载,并以简明扼要的笔法对这些山脉河流的方位走向予以了记述。仅辟展(今新疆鄯善县)地区就记载了天山、苏巴什山、博克达山、纳林奇喇山、博罗图山、金岭、额得墨克岭、都鲁岭;有齐克塔木河、辟展河、鲁克察克河、洋赫河、土尔番河、招哈河、济木萨河、托克三河、伊拉里克河、博罗图河、塔什海河、塔什库勒、纳呼库勒 [16]等山脉和河流,可见记载之详。且书中对每一山川的方位、走向亦有简要叙述,如“博克达山:在辟展北二百里,天山最高峰也。山脉自乌鲁木齐东南之托克喇山折东北百余里,高峰突起。”“土尔番河:在辟展西,源出金岭,南流经土尔番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南,行数里,入于地,北流踰布拉里克西,折而东至森尼木西,又折而南入玉门口,分为二支:其东支经哈喇和卓城东,为哈喇和卓河,其西支经哈思塔克城西各十数里入于地。”[17]书中对新疆各地的“形势” 的记载,首先就会给人一个初步形象的认识,如对乌什“形势”的论述:“南有黄河,西带葱岭(《北史·西域传》);三面踞山,西面因山为城,南崖陡峻,北带长流,形势绝胜(《皇朝西域图志》)。”[18]这段叙述,文字虽然不多,但文笔优美,简洁明快,给人以美的享受,给读者描绘出了一幅有关乌什地理形胜的画卷。

第三,记载了新疆各地的古迹。对古迹的记载一是可以了解当地的历史沿革,这可以与“建置沿革”以及“列表”的记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二是有利于考古发掘,深入了解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该书对新疆各地的古迹多有记载,如记载伊犁“古迹 ”有古乌孙国、古悦般国、北庭都护府、碎叶城[19]。同时,对每个古迹都有简要介绍,如“北庭都护府:本汉车师后王庭,唐置庭州。《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四年,讨高昌,西突厥惧而来降,以其地置庭州。长安二年,改北庭都护府。’李吉甫《元和志》:‘开元二十一年,改置北庭节度使。’东南至伊州九百七十里,东至西州五百里,西南至焉耆镇一千一百里,北至坚昆牙帐约四千里,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东北至回鹘牙帐三千里。管县三:后庭、蒲类、轮台。”[20]

第四,记载了新疆地区的职官建置、城堡、台站、屯田垦辟、户口田赋等情况,这些记载真实的反映了清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有效管辖,以及清廷统一新疆地区后对新疆地区经营开发的实际情况。乾隆二十四年,清军统一天山南北,新疆地区战乱平息。清廷开始在新疆地区设立官制,实施有效的管辖。乾隆二十七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各新疆地方驻防官兵、遣调事务”[21]。将军之下设立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抚民同知、理事同知等官员,共同统治新疆地区。清军所到之处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建城技术,天山南北一座座崭新的城市开始兴起,“(乾隆)二十九年于伊犁河北建惠远城(今新疆霍城县南),(乾隆)三十年建惠宁城(今新疆伊宁县西境)。先是(乾隆)二十七年于伊犁河北二十里筑宁远城(今新疆伊宁市)”[22],使千里绿洲的容貌顿为改观。而且,清朝开始在新疆地区设置台站,驻兵设防,屯田垦荒,开发边疆。台站的数目,屯田的亩数,户口的多少,田赋的额度,书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如辟展有“户口:回民三千九百三十七户,一万三百七十三名口;田赋:屯田三万三千八百九十一亩,回户民田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亩,额征粮三千四百二十三石二斗,土贡粮三千石。”“台站:辟展底台、苏鲁图台、齐克塔木台、连木齐木台、森尼木台、土鲁番台。 ”[23]《一统志》中记载的这些经过核实的清初全疆维吾尔族居民统计数字,是18世纪我国维吾尔族人口的第一个可靠数据,价值较高。所有这些记载,无疑有着重要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和民族史价值。

第五,记载了新疆各地的风俗和物产。新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域广阔,物产丰饶,风俗独特,书中对此有生动形象的详细记述,如记载哈喇沙尔地方的民俗曰:“焉耆俗事天神(《北史·西域传》);俗尚娱游,二月胐出野祀墓,四月望日游林,七月七日祠生祖(《唐书·西域传》)。”[24]再如记载库车地方的风俗曰:“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晋书·西戎传》);龟兹俗尚音乐(《唐书·西域传》);回部地近天方,本通音律。龟兹乐五旦七均,繁声促节,少舒迟广大之响(《皇朝西域图志》)。”[25]这里简要的记载了哈喇沙尔地区民众信奉天神,俗尚娱游,节日祭祀等风俗,生动的记载了库车地方回部(维吾尔族)人民通晓音律,俗尚音乐的民族风俗,描写了龟兹乐的韵律节奏,给人以生动形象、如临其境之感。书中对新疆地区丰富的物产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哈密就出产“玉石、镔铁、马、橐驼羊、穄米、豌豆、楸子、胡桐律、阴牙角、香枣、瓜”[26]。书中对新疆地区物产风俗的记载,展示了新疆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展现了多彩多姿的新疆民族风情,有重要的民族史和经济史价值。这也是本书编纂者从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有效控驭和经营开发的需要而记载的,同时也是为了提醒清朝统治者要学习和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惯,更好的经营和开发边疆地区,因此这些记载又蕴含着民族团结的意识。

第六,书中载录了许多碑刻资料,且基本都是清军平定准部和回部过程中的勒铭碑文。其中有《御制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文》、《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御制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御制平定回部勒铭叶尔羌碑文》。书中对这些碑刻资料全部予以全文载录,载录这些碑刻的主要目的固然是为了颂扬清朝的赫赫武功,然而这些碑刻的内容也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统一战争的经过,因而有着重要的军事史价值。是书对历史碑刻的记载很少,只在卷417记载了一块唐碑云:“哈密城北往巴里坤军营路必由此,土人名阔石图,谓碑岭也。上有唐碑,文多驳落,尚存侯君集十四万军等字。”[27]缺少历史碑刻的记载,应该说这是该书的一个缺憾。

第七,记载了新疆附近周边的其它少数民族部落情况,包括安集延、塔什罕、拔达克山、博洛尔、布哈尔、爱乌罕、痕都斯坦等,简要地叙述了他们所处的地理方位、建置沿革以及古迹遗存等。如布哈尔,其地理方位“在拔达克山西二千余里,其贡道由回部以达于京师”,其建置沿革:“汉为难兜国,自后无闻。乾隆二十五年回部底平,遣使颁敕部。二十九年,其部……内附”,该地古迹即是难兜国遗址。[28] 这些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文和自然地理状况的记载,不但有着重要的地理学价值,而且还有着重要的民族学价值。 以上简要的叙述了《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其内容丰富,文字简洁,考证精要,对我们了解乾隆年间新疆的历史地理、边疆民族等,都有着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三、《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与《西域图志》之关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的内容与《西域图志》有很密切关系,因为从该书自修纂之初乾隆帝即指示:《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的编纂,应以《西域图志》及《西域同文志》等为之蓝本[29],是故该书所记载的新疆历史沿革、疆域形胜、官制封爵、民情风俗、山川水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西域图志》多所采摭。试举几例,如记辟展的形势云:“北望天山,西北倚金岭,南临沙山,傍崖为城,民居鳞接,商贾辐辏。(《皇朝西域图志》)。”[30]再如记载伊犁的风俗云:“其俗皆逐水草,无城郭,惟所属回人,因其旧俗筑城以居。(《西域图志》)。”[31]这里皆明确的标示了采摭于《西域图志》一书。至于大清一统志对新疆山川水道的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是采自《西域图志》,但我们经过比照,可以发现很多亦多所采摭。如二者对土尔番河的记载。《西域图志》记载云:“土尔番郭勒源发土尔番西,金岭南,流经土尔番城西南,行数里入于地,北流踰布拉里克,西折而东行,至森尼木西,又折而南行入玉门口,分两流,其东流经哈喇和卓城东为哈喇和卓郭勒,西流经阿思塔克城西数十里入于地。 ”[32]而《大清一统志》则记载云:“土尔番河,在辟展西,源出金岭南,流经土尔番城西南,行数里入于地,北流踰布拉里克,西折而东,至森尼木西,又折而南行入玉门口,分为两支,其东支经哈喇和卓城东为哈喇和卓河,其西支经哈思塔克城西各数十里入于地。”[33]可见,二者记载基本相同。《大清一统志》在官制封爵的记载方面也基本采自《西域图志》[34]。但是,还需要指出的是,二者的记载又有很多不同。《西域图志》52卷,可谓卷帙浩繁,分类目记载新疆各地,比较详细。而《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只有7卷的篇幅,是在“西域新疆统部”之下再分门类,记载相对集中,但是比较简略。具体问题的记载上,《大清一统志》也尽可能的搜采了除《西域图志》外的其他史书关于西域的记载,而且在有些实际问题上该书有最新的资料和数据记载,如对辟展垦荒地亩的记载就有很大不同,《西域图志》记载云:辟展“屯田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三亩,乾隆二十四年置一万七百五亩,增二千九百二十八亩。”[35]而《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则云:辟展“屯田三万三千八百九十一亩,回户民田三万四千二百三十二亩,额征粮三千四百二十三石二斗,土贡粮三千石。”[36]可见,《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了辟展地区最新的土地开垦的数目,反映了清朝对新疆地区统治状况的最新情况。因此说,《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仍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值得肯定。

四、乾隆本《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与嘉庆本《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之简要比较

嘉庆本《大清一统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它的“西域新疆统部”是在乾隆本《大清一统志》的基础上重修的,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因此二者之间有着承袭和变异。“嘉庆本”承袭了“乾隆本” [37]的主要结构和内容。下面主要比较一下二者之间的相异之处。

第一,内容主体结构上,乾隆四十九年本《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不包括镇西府和迪化州,因为当时二地隶属于甘肃省,因此归于“甘肃统部”。而《嘉庆重修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已经将二地包括进来,不在隶属“甘肃统部”。

第二,在体例上,“嘉庆本”在承袭“乾隆本”原有体例的基础上增加了“晷度”、“卡伦 ”、“列女”三门。“晷度”一门采自《西域图志》,如记载库车晷度为:“北极高四十一度三十七分,距京师偏西三十三度三十二分。夏至,昼长六十刻二分,夜长三十五刻十三分。冬至,昼长三十五刻十三分,夜长六十刻二分。午正日影,夏至长三尺二寸七分,冬至长二丈一尺五寸四分,春分、秋分长八尺八寸八分(《西域图志》)。”[38]《嘉庆重修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仿效《西域图志》采用“晷度”之法,而不用“分野”之说,说明了他们具有崇尚科学的态度,值得肯定。“卡伦”一门的设置,说明清军在新疆驻防力量的加强。“列女”一门的设置,则说明了中原儒家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和发展。随着清军在这里长期驻扎,开屯垦荒,满汉官兵在这里娶妻生子,不但使新疆经济获得了发展,同时内地的儒家忠孝伦理思想在这里也得到了传播。“列女”一门的设置,反映了这个现实。

第三,在内容上,“嘉庆本”比“乾隆本”内容更加详细、丰富,更加充实。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乾隆本”时间断限在乾隆四十九年,而“嘉庆本”时间断限为嘉庆二十五年。从乾隆四十九年到嘉庆二十五年,又历经了三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有许多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需要增补;二是“嘉庆本”是在“乾隆本”基础上重修的,在材料的占有上要超过“乾隆本”,引征材料就会相对丰富,因此记载内容自然就会更加充实。“乾隆本”记载伊犁地区有城池四座:惠远城(乾隆三十年筑,在今新疆霍城县南),惠宁城(乾隆三十年筑,在今新疆伊宁县西境),宁远城(乾隆二十七年筑,在今新疆伊宁市),绥定城(乾隆二十七年筑,在今新疆霍城县)。[39]而“嘉庆本”则又增加熙春城(乾隆四十五年筑,在今新疆伊宁市西北),塔勒奇城(乾隆三十六年筑,在今新疆霍城县西),瞻德城(乾隆四十五年筑,在今新疆霍城县西北),广仁城(乾隆四十年筑,在今新疆霍城县西北清水河子),拱宸城(乾隆四十五年筑,在今新疆霍城县西北霍城镇)的记载[40]。城池数目的增加,反映了新疆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从而一座座新兴的城市不断崛起的状况。至于“嘉庆本”比之“乾隆本”在征引内容上的增加,我们可以举二者关于空格斯河的记载来说明。“乾隆本”对此记载云:“空格斯河,在伊犁东,源出空格斯东额通古里岭西麓,西北流三百里至都尔伯津,西南会特克斯河、哈什河入于伊犁河。”[41]而“嘉庆本”对此的记载则更为明确和详细,其云:“空格斯河,在伊犁东南,源出空格斯东额通古里岭西麓,西北流三百余里,至都尔伯勒津,西南会特克斯河,又西流三十里,东北会哈什河,西为伊犁河。……《新疆识略》:‘崆吉斯河源在惠远城东七百余里山中,即空格斯河也。’”[42]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嘉庆本”比“乾隆本“表述的更加准确,而且多引征了《新疆识略》的材料。“嘉庆本”内容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通过以上的简要比较,我们可以认为《嘉庆重修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比乾隆二十九年本《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质量上乘,内容丰富。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乾隆二十九年本的学术价值,毕竟“嘉庆本”是在“乾隆本”基础上重修的,“乾隆本”的首创之功值得肯定。综上所述,无论是“乾隆本”还是“嘉庆本”《大清一统志》(西域新疆统部)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都是西北边疆史地学的重要学术成果,反映了当时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术水平,值得我们关注。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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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乔治忠:《〈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载《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
[2] (清)万邦维修:《(康熙)莱阳县志》卷首,《奉上修志敕》引礼部咨文,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53,凤凰出版社2004年影印本。
[3] 《清高宗实录》卷131,乾隆五年十一月甲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下同。
[4] 《清高宗实录》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5]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大清一统志》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下同。
[6] 《清高宗实录》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7] 《清高宗实录》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8]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大清一统志》提要。
[9] 清高宗:《大清一统志序》,载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10。《四库全书》本,总第13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
[10] 此部分所指的《大清一统志》是指乾隆四十九年成书本,即乾隆年间续修本。
[11]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大清一统志》提要。
[12]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大清一统志》提要。
[13] 清初的新疆主要活动着两大民族:维吾尔人与蒙古人。天山南麓各处绿洲是维吾尔人的聚居区,清代称之为回部;玛纳斯河以东天山北麓的广阔草原是蒙古人(主要是准噶尔部)的牧场,清代称之为准部。由于这两个地区的民族不同,加之在统一战争中纳入清中央政权的时间也有迟早的差异,所以今日的新疆在《一统志》中分别见于甘肃省和西域新疆两个不同的专章,而前者又散见于迪化州、镇西府两个相联属的州郡。此处主要探讨《一统志》中的“西域新疆统部”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成就。
[14]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6,《库尔喀喇乌苏路》。《四库全书》本,第48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下同。
[15]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6,《库尔喀喇乌苏路》。
[16]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辟展》。
[17]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辟展》。
[18]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9,《乌什》。
[19]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伊犁》。
[20]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伊犁》。
[21]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4,《西域新疆统部》。
[22]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伊犁》。
[23]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辟展》。
[24]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8,《哈喇沙尔》。
[25]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8,《库车》。
[26]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哈密》。
[27]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哈密》。
[28]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20,《布哈尔》。
[29] 《清高宗实录》卷722,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
[30]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辟展》。(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474-483册,1983年版。下同。
[31]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伊犁》。(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474-483册,1983年版。下同。
[32] (清)傅恒、刘统勋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27,《水四》。
[33]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辟展》。
[34] 详见(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4,《西域新疆统部》“封爵”条,以及(清)傅恒、刘统勋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37、卷38。(台湾)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影印本总第500册,1983年版。下同。
[35] (清)傅恒、刘统勋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33,《屯政二》。
[36]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7,《辟展》。
[37] 此处所说的“乾隆本”,乃专指乾隆四十九年本《大清一统志》;“嘉庆本”,则是指《嘉庆重修一统志》。
[38] (清)穆彰阿等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24,《库车》。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3册,第26170—26171页。
[39]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伊犁》。
[40] (清)穆彰阿等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17,《伊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33册,第26975—26979页。
[41] (清)和珅等修:《钦定大清一统志》卷415,《伊犁》。
[42] (清)穆彰阿等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17,《伊犁》。(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本第33册,第259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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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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