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xzwj/wjlwj/2006-12-22-35396.htm

清初马骕编撰的《绎史》一书,裒集著述旧文,广征博引,熔裁成篇,纂录从“开辟”到“秦亡”之间的史事,排比先后,附以论断,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反映了马骕丰富的史学思想,颇有探讨之必要。

(一)

马骕(1621—1673),字宛斯,一字骢御,山东邹平人。“少孤,事母以孝闻。颖敏强记,于书无不精研”。[1](P23)顺治十六年(1658年)中进士,谒选居京师,举为顺天乡试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设置裁撤,补派为安徽灵壁县知县。马骕为官,“有善政”,时称“廉能”。在淮安府任上,仅三个月就平反冤狱数起。任灵壁知县时,注重民情隐忧,每遇灾荒,辄减免赋税,革除弊政,安辑流民,“岁省民力无算,流亡复业者数千家”。[2]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积劳成疾,卒于灵壁知县任上。马骕为官多年,迄无长物。灵壁士民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于“名宦祠”立位奉祀。

马骕不仅是良吏,更是良史。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绩。他为后世之人所知,也是因为他在学术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马骕酷爱学术,“少习六艺之文,长诵百家之说”,[3](征言)做官之余,手不释卷,博雅嗜古,尤其潜心上古历史的研究,先后撰成《左传事纬》20卷、《绎史》160卷,并辑成《十三代玮书》一部,现仅存目次。由于马骕研究历史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代,且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故时人有“马三代”之誉。

马骕流传至今的两部重要史著《左传事纬》和《绎史》,在撰作上有一定的联系。马氏一生,博涉群籍,但他最喜欢《左传》,自称于《春秋左传》“笃嗜成癖”。他穷思精研,融会贯通,将《左传》的编年体裁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该书20卷,包括《事纬》12卷,分编108篇;附录8卷,即杜预、孔颖达序论及马骕所作《左丘明小传》1卷,《辨例》3卷,《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左传字释》各1卷。马骕从《左传》流水帐式的历史记载中选取108个篇目,以时间先后为序,按事类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具,如“郑叔段之乱”、“齐桓霸业”、“宋襄图霸”、“晋文建霸”、“晋楚鄢陵之战”、“郑子产相国”等等,使人们对春秋时期众多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清晰的了解。由于该书分类得当,条理清晰,图表亦考证精详,故在当时就得到同道“欣赏”。[3](征言)《四库全书总目》在著录该书时亦称其为“专门之学”。今人朱东润在编写《左传选》时,指出《左传选》“在选材的时候,基本上依靠马骕的《左传事纬》,这是一部在研究《左传》时,不可不读的著作”。[4]

《左传事纬》的编撰成功,不仅为马骕积累了编撰经验,而且鼓舞马骕在上古史研究上继续前进。他在编撰《左传事纬》的基础上,“推而广之,取三代以来诸书,汇集周、秦以上事,撰为《绎史》”。和《左传事纬》相比,《绎史》显然扩大了取材范围和记事范围,从更加宏阔的层面上对秦以前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审视。

《绎史》一书,为马骕一生最得意之作。全书分五大部分160卷:一曰太古,记三皇、五帝等传说之事,10卷;二曰三代,记夏、商、周三代之事,20卷;三曰春秋,记鲁十二公之事,70卷;四曰战国,记春秋以后以至秦亡之事,50卷;五曰外录,记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10卷。该书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罗齐备,唐、宋类书中所引已遗佚的古书材料,也适当采择。在体裁上,除继续吸取《左传事纬》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形式之外,还融合了其它各种体裁,颇有创新。诚如本书《征言》所云:“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瞭然具焉。”《绎史》在马骕生前就有刊刻,顾炎武看到此书,认为是“必传之作”。时人还将马骕的《绎史》与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称清初“三大奇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特别垂问《绎史》之事,命大学士张玉书搜集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马氏本籍邹平,以二百两白金买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运抵京师,由内府收藏。

(二)

马骕曾说:“原夫载籍浩博,贵约束以刈其烦;群言异同,宜胪陈以观其备。” [3](征言)这是《绎史》选取资料的总原则。从形式上看,《绎史》带有极浓的资料汇编的意味,很容易让人们看成是一部先秦史的资料集成。实际上,该书在编排资料时,是遵循一定原则来进行的。在资料选取、甄别、整理上有鲜明的特点和可供后人借鉴的经验。

其一,广搜博采,援据浩博。马骕作《绎史》,本着博取详稽的精神,对典籍中有关先秦之记述,竭泽而渔,搜括无遗,汇为一编。除了士子常习的《四书》之外,“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3](征言)只《绎史·征言》中开列的引用书籍就达200余种,如果将注引书目也统算在内的话,竟多达300余种,资料丰富详备堪称先秦诸史之冠。马骕引书,范围至广,除经、史之外,子、集、传、笺、注以至类书、纬书等等,无不涉猎。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形容该书搜罗之富云:“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下,摘抉搜猕,使芒芒坠绪,粲然复著于斯世,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可见,马骕对上古资料的采择,以博为胜。对点滴可用资料,都要搜集,使先秦时期很多湮没之事,粲然复彰。这是《绎史》成功编撰的基础,也是该书受人推重的原因之一。

其二,对不同的史料采用不同的取舍标准。马骕著《绎史》,广收资料,但不是滥收。对于不同的资料,马骕有不同的取舍标准。他把史料分成八类,认真鉴别,区别使用。

1、 “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如《十三经》、《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文子》、《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孙武子》、《司马法》、《楚辞》、《文选》等等。这类文献全书具在,流传比较完整,又比较可靠,“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抄”,使用率最高。

2、“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阴符经》、《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竹书纪年》、《越绝书》等等。这类文献,“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故也要利用。

3、“真赝杂错者,取其强半”。如《鬼谷子》、《尉缭子》、《孔子家语》、《孔丛子》等等。这类文献,“或原有其书而后世增加,或其书脱遗而后人补窜”,真假参半,需要认真鉴别,小心使用。

4、“附托全伪者,仅存要略”。如《三坟》、《六韬》、《亢仓子》、《关尹子》、《子华子》、《于陵子》等等。这类文献,“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言,浅肤不伦”,可信度较小,故只存其一二。

5、 “汉、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如《史记》、《汉书》、《后汉书》、《白虎通》、《风俗通》、《淮南子》、《新书》、《新语》、《说苑》、《春秋繁露》、《论衡》、《新论》、《潜夫论》、《颜氏家训》、《华阳国志》、《拾遗记》、《搜神记》、《博物志》、《法言》、《盐铁论》、《焦氏易林》、《抱朴子》、《文心雕龙》、《高士传》、《列仙传》、《方言》、《释名》等等。这类文献,“去古未远”,虽为后人追述,但仍然保存了多少不等的有关先秦历史的信息,故而“采取详略不同”。

6、“全书阙轶,其名仅见”。如《黄帝内传》、《轩辕本纪》、《太公金匮》、《公孙尼子》、《尸子》、《鲁连子》、《燕丹子》、《金楼子》、《丧服要记》等等。这类文献,或真或伪,有佚有残,对于其中能加以利用者,亦谨慎使用。

7、谶纬之书,亦加搜罗。如《易》之《乾凿度》、《稽览图》、《通卦验》,《诗》之《含神雾》、《推灾度》,《书》之《璇玑钤》、《考灵曜》,《春秋》之《元命苞》、《演孔图》,《礼》之《含文嘉》、《稽命征》,《乐》之《动声仪》、《稽耀嘉》,《孝经》之《援神契》等等。这类文献,“立名诡异,而托诸孔子,起自汉哀、平之际,皆附会也”,但其中也决非一无可取。马骕审慎采择,以补文献不足。

8、 “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如《十三经注疏》、《史记索隐》、《史记正义》、《汉书注》、《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世说新语注》等等。这类笺、注之文,保存有很多远古传说资料,“旁证尚论,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学记》、《艺文类聚》、《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献通考》、《通志》、《玉海》等等“类萃之帙”,“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都在采择之列。

由于马骕能根据资料的不同情况进行合理的取舍,故《绎史》一书,不仅取材宏富,而且运用资料恰当,体现出既“约”又“备”的特点。“约”表明作者对各类史料的价值有清楚的认识,决不不分轻重地滥收;“备”表明作者视野宏阔,决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其三,疑则传疑,考订鉴别。《绎史》汇集诸家记载,加以精心排纂以成书,然诸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文同人异”,在内容上有出入。遇到这种情况,马骕就将诸家记载胪列并陈,“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谓疑则传疑,广见闻也”。[3](征言)甚至诸书用字不同,马氏抄录时也都依原样,不作改动。如同是记载周人杀苌弘,《左传》、《史记》、《韩非子》、《说苑》、《淮南子》、《拾遗记》等文献的说法均不相同,马骕云:“诸言杀苌弘不同,并载之,以备考。”[3](P1819)《绎史》这样处理史料,不仅做到了疑则传疑,而且给后人以考证的余地。

疑则传疑不失为忠实传述历史的好方法,但在《绎史》中,马骕并非事事处处都疑则传疑,对于自己能够进行考订的资料,均进行了考订鉴别。其形式有:1、指出诸种文献记载的歧异。如“雍廪”一词,《左传》与《史记》记载不同,马骕指出:“《左传》以雍廪为人名,此(《史记》)以雍廪(林)为地名。”[3](P1002) 2、对各种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指出正确的或错谬的一种。如关于齐国的世系,马骕在比较了《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的记载之后,指出:“《史》叙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献记载的谬误。如《新序》记载楚国的司马子反与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马骕考订云:“子反、昭奚恤,前后异时人也,此篇所载,不可据以为信。”[3](P2288) 4、对各种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如先秦诸子记述尧、舜之间问答之语,马骕云:“诸子记尧、舜问答之言,未足据信。”[3](P110)又如《高士传》、《古史考》等典籍记述许由之事,马骕云:“尧让(许)由辞,其人其事,俱在有无之间。”[3](P98) 5、考订各种文献的讹、误、衍、倒等文字错误。如《礼记》云:“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会。”马骕考订云:“桓,宣之误。”[3](P2577)又如《韩非子》云:“《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杀菽。”马骕指出:“菽当为草。”[3](P2605)凡此种种,通过马骕的考订,不但增加了《绎史》的可靠性,而且为人们利用这些文献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马骕还时常在所征引的文献之后针对征引文献的叙事、文笔、思想等发表极为简短的议论,也颇能帮助我们了解原著的优劣。

马骕在《绎史》中间作考证的做法,对其后纪事本末体史著影响很大,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都专立“考异”等项目,有明显的考史意味。

其四,征引资料,注明出处。在马骕之前,史料纂辑性的著作有不少,但在引用史料时大多不注明出处,而且时常删改原文。明代这类著述尤甚。章学诚曾言:“比类相从,本非著作,而汇收书籍,不著所出何书,一似己所独得,使人无从征信。”[5](P483)马骕《绎史》避免了这一缺点,所引资料皆一一标明出处,对于部头较大的著述,在引文后又注明了章节。这即节省了后人遍阅群书的劳力,又便于人们去复查原书,为人们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提供了方便。

在资料选择上,《绎史》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亦有不足之处。首先,马骕取材,以博为胜,这就使《绎史》不免有“芜杂”之感。其次,在鉴别史料上,仍有识别不精的缺憾。王利器先生在《绎史·整理说明》中就指出马骕鉴别史料有以不误为误者,有以讹传讹者,有删节未当者,有引书不具备者,有出马氏臆为者五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利用《绎史》时要注意的。但不管怎样,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绎史》)虽其疏漏抵牾,间亦不免,而蒐罗繁复,词必有征,实非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所可及。”[6](P444)

(三)

马骕撰作史书,对纪事本末体非常青睐,早期的《左传事纬》和晚年的《绎史》都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左传事纬》还是一部继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后的纯粹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而《绎史》则有了很大变化,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又融合了各种史书体裁形式,可以说是一部综合各种体裁的新综合体史书。李清在为《绎史》作序时称该书“独胜古人者有四”,其中“体制之别创”,盖指此也。

对于《绎史》的体裁,前人有不少的误解。人们往往把它与罗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纪》、邓元锡的《函史》并提。实际上,《路史》、《皇王大纪》是编年体著作,《函史》则仿郑樵《通志》而作,都与《绎史》的综合题材不同。此外,以上三部著作都有取材芜杂、且多荒诞的特点,与《绎史》“无征不信”占有资料的精神也是不一样的。

《绎史》在纂录资料时,可谓独出心裁。该书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依时间顺序,次第相接,清楚地勾勒出自“开辟原始”至“秦亡”的先秦历史发展之大势。在表现不同的历史内容时,采用了不同的表现方式。它以纪事本末体为中心,如叙述“商汤灭夏”、“武王克殷”、“王子朝之乱”、“三桓弱鲁”等重大历史事件,是明显的纪事本末体。但又熔编年、纪传、典制、学案诸种体裁以及图表于一炉,大胆创新,在历史编纂学上有重大突破。

《绎史》第一部分为“太古部”,描述三代以上较为朦胧的历史情况,因这段历史,文献不足,难以以事命篇,马骕就采用了编年体的方式,撰写《开辟原始》、《皇王异说》、《太暤纪》、《炎帝纪》、《黄帝纪》一直到《有虞纪》,连缀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融编年体形式于纪事本末体之中。在描写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时,《绎史》往往采用纪传体的形式,如《屈原放流》、《宋子罕为政》、《子产相郑》、《晏子相齐》等,内容极似纪传体史籍中专传的规模,显然是将纪事本末与纪传体结合在了一起。对于先秦典制以及名物风俗,则采用了典制体的写法,如《周官之制》、《周礼之制》以及《外录》中所载《天官书》、《律吕通考》、《地理志》、《食货志》、《考工记》、《名物训诂》等,均将纪事本末体与典制体结合在一起。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马骕在表述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情况时,则采用了学案体的形式,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孔门诸子言行》、《杨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言行》、《列庄之学》、《鬼谷纵横之术》、《鶡冠子之言》、《荀子著书》、《韩非刑名之学》等,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学者的生平、学术思想及流派门户等情况,将明清时期新兴的学案体与纪事本末体揉为一体,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思想领域的辉煌成就。在更多的情况下,《绎史》采用的是综合的写法,如《孔子类记》中附载《孔子年谱》,《齐桓公霸业》中插入《管子著书》等,前者将谱牒融入学案体裁,后者则将学案融入纪事之中,在同一篇中融合诸种体例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绎史》还采用表(年表、古今人表)、谱(世系图、诗谱)、图(地理图、天象图、器物图)等各种形式丰富记述内容,图文并茂,表现力很强。最后,马骕还在某些篇章之后,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见解,少则几百言,多则几千言,这在其它纪事本末体史书中也是不多见的。

《绎史》一书在历史编纂方面的创新是显而易见的。马骕不为史书体裁所拘泥,而以全面反映历史内容为目的,他融会贯通诸种史书体裁,大胆创新,用这种综合体裁表现历史,扩大了史书的容量。对此,《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史例六家,古无此式,与袁枢所撰均可谓卓然特创,自为一家之体者矣”。[6](P444)梁启超也充分肯定《绎史》的体例独创,认为该书“稍具文化史的雏形,视魏晋以后史家专详政令者盖有间焉”。[7](P340)马骕著《绎史》,继承袁枢纪事本末体的体式,又突破了袁枢旧体框架,自成一家之体,其体例的独创实际上代表了17世纪以后中国历史编纂的新的发展趋势。

(四)

马骕作《绎史》,并不仅仅是要展现先秦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更重要的是他要探寻治乱兴衰的原因,要研究“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总结历史经验。他在某些篇章之后所发表的议论,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其一,重变通,察民隐,考盛衰。马骕对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演变有深入的考察,他的很多认识值得充分注意。马骕认为,三皇之时,各项制度开始出现。五帝之世,“以公天下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德治国的时期。到了夏、商、周三代,尤其是三代之间的更替,即商汤灭夏、武王伐纣,是符合民心天意的历史活动。马骕认为:“圣人之兴,因乎时会,顺天应人,古今一揆。”[3](P193)商汤代夏与武王伐纣一样,都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最初,商之逐步兴盛与夏之逐步衰落形成鲜明对比,民心所向,全归于汤,所谓“四海归心,民情既有攸系”。商汤之“伐暴以救民”,实际上是“因时会而变通”,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样,由于商王未能认真总结夏亡商兴的经验教训,结果重蹈了夏亡的历史覆辙,被后起的周所灭。对于殷周兴亡,马骕指出:“读《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读《泰誓》、《牧誓》之辞,知周之所以兴。”[3](P317)在马骕看来,殷亡周兴的根本原因是周“世德日积,仁声日著,殷则恶德日增,虐政日闻。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弃而周得之也”,“纣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则天心弗忍,取残救民之责,武王又安所让哉”,“纣之无道,亿兆离心久矣”。殷商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坏长城。周代殷后,开始尚能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但时间一长,逸乐之心又起。马骕在评论周宣王先兴后衰时曾提出一个论点:“从来国家之兴,必起于忧危;其衰也,常由于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于患难,而懈怠恒积于晏安。宣承厉王之乱,恐惧克励,所以兴也。迨其后,天下安宁,深宫晏起,宣王之志荒矣。于是不藉千亩,料民太原,立鲁侯不以适,杀杜伯而非其罪,所为如此,安得而不复衰?幽王继之,不数年而君弑国亡,周遂东迁,一迹不复起矣。”[3](P837)很显然,马骕在三代兴衰治乱的认识上,承认“民心”的作用,承认更替易代的合理性,并指出王朝盛衰要从自身找原因,这些思想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其二,重视人才在历史中的作用,强调人事。先秦时期,诸侯争霸,得人与不得人在国家兴亡中非常关键。马骕在《绎史》中屡次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齐桓公能够称霸,得力于管仲的辅助,“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君子是以知管子之所以贤也,能辅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贤也”。[3](P1149)在马骕看来,“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他在《宋子罕为政》中论述了宋国任用子罕为政前后的巨大变化,指出:“管子之秩,不参于高、国,而齐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于华、向,而宋国赖之以安。故曰:国有贤人,社稷之卫也。”[3](P1446)在评论子产相郑时,马骕罗列子产为政以后,作丘赋、铸刑鼎、杀不法权贵、兴农田水利,使郑国大治、百姓乐业的事迹,指出:“郑小国耳,居南北之冲,自庄、厉以来,晋、楚交躏其地,国之不亡幸矣。乃以五岁即位之简公,国家内乱,疆场外扰,悼、共方争,边吏日警,而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谓非子产之力乎?”并进一步指出:“子产为政,正郑国化弱为强之时也,而子产之贤,足以任之。”在郑国的历史发展中,子产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由此,马骕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国非有强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3](P1553-1554)他充分肯定人才对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巨大作用,重视历史发展中人事的力量,无疑是要给以充分肯定的。

其三,重视“时势”。马骕评论历史,能窥知“时势”之不同,并进而指出不同“时势”之下历史活动的不同。比如,同样是诸侯称霸,齐桓与晋文便有很大差异。齐桓称霸,以管仲为相,进行系列改革,国力强大,威慑诸侯,南方的楚国尚没有完全北上;而晋文称霸时,楚国方令中原,晋楚要相互角力。因此,“召陵之师以不战为武,城濮之战以克敌为威。时势不同,迟速异效,齐桓、晋文之事,所以并著于《春秋》”。[3](P1274)时势不同,称霸方式便有差异,齐国以威,晋国以武,齐国不战而屈人之兵,晋国退避三舍后,仍然要诉诸武力。再如吴、越争霸,亦是时势在起作用,“吴越同域,世为仇敌,非吴有越,越将有吴,势使然也”。[3](P2559)两国处于同一区域,都想强大自己,争霸在所难免。其它如对晏婴相齐、孔子游说等的分析,也都贯彻了重视“时势”的思想。

其四,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马骕作《绎史》,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比如他在论述上古历史演变、人类起源时,就推翻了很多荒诞不经的观点。他认为,对于上古的各种说法,要小心对待,“百世以下,遭秦燔灭之余,而妄称上世之遗事,岂不亦迂诞哉”?他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然则盘古以上,谓无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谓尽可指数乎?吾亦弗敢信也。”他还指出,对于先秦的文献记载,应首先相信《诗》、《书》、《六艺》之文,所谓“舍《诗》、《书》、《六艺》之文,而妄信诸子谶纬之杂说,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远求洪荒以上之氏号,斯好奇者之过也”。也就是说,《诗》、《书》、《六艺》中所记载的上古史事,应该看作是可信的历史,舍此而不用,专门追述洪荒以上之史迹,就不是作史者的态度了。马骕还认为,原始开辟,应注重人本身的出现以及君主的确立,他说:“乾坤定位,万汇繁滋,民生总总,气禀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矣。”[3](P7)他认为,世界上先有了人,然后为了管理社会而出现了君主。马骕的论述并不科学,但却是质朴的,没有荒诞的成分。另外,对于历史上传说黄帝、蚩尤诸人吞云吐雾、铜头铁臂等怪异迷信的说法,马骕也进行了驳斥。

总之,马骕史学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给以充分的揭示,以继承这份思想遗产。当然,马骕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的东西,诸如天人感应思想、忠君思想、封建等级意识等等,这些也是必须要注意的。

钱穆在评价马骕《绎史》一书在清代的影响时这样说:“后此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已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著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8](P172)《绎史》的价值由此可窥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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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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