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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穆的生平与著述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氏早年(20年代初~30年代初)主要研治先秦诸子学,著有《论语文解》、《孟子要略》、《墨子》、《惠施公孙龙》、《国学概论》等著作。真正使钱穆名动学术界的著作,则是1930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七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他以年谱的著作形式详细排列刘向、刘歆父子生卒及任事年月,用具体史实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28处,廓清了清末民初学术界的刘歆媚莽助篡伪造群经说,钱氏因此而名重学界。

1930年秋,由于顾颉刚的推荐,钱穆北上任教燕京大学。翌年又执教北京大学。在北平大学任教的八年中,他除了教授上古史、秦汉史和清代学术史外,又先后出版了他前期史学的两部名作《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诸子系年》是一部考辨先秦诸子生平、著述的考证之作。钱氏认为前人治诸子有三病:各自一家,未能通贯;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依据史籍,不加细勘。钱著力纠前人之失,博征典籍,以子证史,或诸子互证,或以《纪年》与《史记》、《国策》对勘,辑轶掇坠,辨伪发覆,上溯孔子生年,下讫李斯卒岁,上下二百年间的学人生平、师友渊源、学术流变,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实为钱氏早年治诸子之学的系统总结。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源于宋学的卓然之见。全书所叙五十余位学术人物,侧重叙其论学思想体系,指出指学者对于天下治乱之用心所在。该属与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各领风骚,并行于世,为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钱穆随校迁至昆明,任教西南联大。1940年他主要的史学代表作《国史大纲》上下两册出版。该书既是中国传统史学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钱氏通史编纂理论与方法在史学实践中的运用。在卷首的《引论》中,他把中国现代史学分为传统记诵派、科学考订派、宣传革新派三派,批评科学派治史支离破碎,忽视大节;批评革新派史学空言理论,游淡无垠,提出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注重材料的搜集与考订)而达宣传革新之目的”(强调治史通今致用)的史学路向;强调历史应依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翻新改写,主张异中求同,同中见异的历史研究方法,推崇贯通古今的通史研究,论述了编纂为时代所需的新通史的理论与方法。全书共分为8编46章,各章又分为若干节;正文以纲目体行文,每节立一标题,先为提纲,提示大要;说明则另写一段,以提供证据。全书用简洁的笔法驰写了中国历史的“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叙述了从虞夏到民国几千年来的中华全史动态。

30年代末、40年代初,钱穆开始转向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史导论》则为其“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40年代,钱穆对中国文化的见解还见于《文化与教育》、《政学私言》等著作中。1949年春,钱穆离开大陆,旅居香港办学。1967年离港定居台北。居港台时期,其著述始终围绕着阐释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和复兴中华文化、重建儒学传统而展开。其文化著作举其大端者有:《文化学大义》、《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丛谈》、《文化与生活》、《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晚学盲言》等。而就这一时期钱氏的史学研究言,主要从事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精神》、《国史新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史学导言》、《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史学发微》等。

如上可知,钱穆的史学可以1949年为界线划为大陆前期史学和港台后期史学两个时期。而就其学术研究的方向重点言,可以1940年为界线划为两个阶段,1940年以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诚如其言:“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国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1]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拟就他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作一些初步论述和探讨。

二、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历史时间观

钱穆对历史时间的看法主要见于他1943年所写的《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中。钱氏在文章中指出:“历史乃一时间性的学问。”但是他又指出,历史上的时间概念与心理、物理上所言的时间在内涵上有着质的区别。心理、物理上的时间以瞬息变化为特征,“如循钟上针尖,一分一秒历历移转”,刻刻消失。而历史时间则具有持续性、绵延性,它在持续变动发展中有着一种凝然常在的特殊性,因此惟有在时间的持续变动中,才能真正理解历史时间所具有的内涵和特性。所以钱穆指出:“历史所载人事,虽若限于过去、而按实殊不然。人事必有持续性……既有持续,即有变动。当其尚在持续、变动之中,即不得遽目之谓过去。且人事惟其有持续,故方其端绪初升,即有必然之将来随以俱至。严格言之,亦不得尽目今日以下为未来。”[2]在钱氏看来,心理、物理上所说的时间,“只有过去未来,别无现在”,历史时间所言的过去与未来则交织于现在,而现在又具有稳定性,它不以瞬息变化为标志。他说:“人事之现在性,绝非如普遍所想,过去者已过去,未来者尚未来,而现在则在刹那刹那之间刻刻转换,刻刻消失。……事理上之现在必有宽度,其事愈大,持续性愈久,变动性愈多,其现在之宽度亦愈广。”[3]显然在这里,钱穆把历史视为一个上含过去、下含未来的“大现在”,肯定了过去与未来共同凝成为“一个有宽度之现在”的现在时间观。从现在的时间观着眼去观察过去与未来,则“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历史学者当凝合过去未来为一大现在”[4]。所以他说历史上的“过去与未来相互拥抱、相互渗透,而其机括则操之于现在”[5],研究历史“实即研究此一活跃现在之事件”,“必领略此意,乃始于历史研究得有神悟,得有妙契”。

历史具有时间性,它本身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动过程。由于历史时间“自有其起迄”,由此而形成为一历史事件。钱穆认为凡为一事件者,“莫不有其相当之持续性”。这些事件不仅能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还能穿透现在而持续到将来。因此考察历史事件,绝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去作观察,而应当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作具体的动态的分析和把握,即要弄清楚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的存在状态,又要展现这一事件对现在及其未来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事件,应前瞻后顾,左顾右盼,即钱氏所谓“研究此一事件者,势必回瞻数百年之前,远眺数百年之后,乃克胜任”[6]。

基于历史事件能“由过去穿透现在而达将来”的理解,钱穆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包含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方面。从本质上说,过去、现在、未来就是一个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整体,因此对历史的总体考察,决不能仅仅只限于过去之人事,而应从过去、现在而延伸到将来。由此眼光去考察历史,历史便是活的历史,乃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之存在。据此,钱穆提出了“史有生命”的主张。他说历史“有持续,亦有变动,而自有其起迄,而成为一事业,成为一生命。历史正为一大事业,一大生命”。[7]由此去看待历史,历史决不是一堆僵死的遗骸,而是过去生命的延续。为此他强调历史不能“只限于人事之以往”,如果“过去不能包孕未来,不能控制未来,则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8]。据此钱穆又提出了历史可以创造、可以改定,而“决非命定”的观点。他说“若就本乎事为之时间言之,则现在有无限量之宽度,吾侪正可以在此无限量宽度之现在中不断努力,以把握将来而改变过去,以完成其理想与完美之现在。……故凡历史上之事变,扼要言之,乃尽属一种改变过去与改变将来之事业也。若不能改变过去,复不能改变将来,则人类历史将永远如水之流,如花之放,成一自然景象,复何历史可言?”[9]故“谓过去为一成不变者误矣,而谓将来乃茫茫无把握者则亦误。当知将来可以改定过去,而过去亦可以控制将来”[10]。可见,钱穆从历史时间的持续变动着眼,把历史的过去于现在、将来联系起来考察的治史眼光,较之只把历史当成人类过去之陈迹的观点无疑要高明得多,更能反映历史的本质属性。

三、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

如前所述,钱穆提出了史有生命的主张。但是他又指出这种生命,不是自然的生命、物质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生命、精神的生命。这即是说,他之所以把史学视为“生命之学”,就是因为历史在持续绵延的演进中有一股活的精神和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股活的精神力量,才能形成为历史;而历史也正是依循这一精神的辩证法则而前进。在钱穆看来,这种精神、力量不是别的,它就是民族的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钱穆认为,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历史精神是一种影响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而文化精神则为历史精神最本质的内容所在,历史精神这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正是通过民族的文化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所以钱穆又极力强调历史与文化异名同质的同一性。他说:“欲治一国家一民族之文化,主要即在其历史。忽其历史实迹,则一切皆于虚谈。”[11]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治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12]显然,在钱穆看来,文化就是全部历史的整体,历史便是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文化的真正意义,无非就是在历史的整体内来寻求历史的大进程。所以他把历史视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演进过程,历史在不断变动向前,“其中宛然有一种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累积之成绩。”[13]从钱穆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体现民族精神的历史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命脉所载、精神所寄,因此从本质上说,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演化发展过程,历史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研究民族文化精神及其具体表现形式的发展历程。显然,在钱氏的治史理论中,民族的文化精神就是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和核心,“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14]。换言之,历史研究的对象与其说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毋宁说是在研究和追寻历史事实背后的思想和精神。

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钱穆是较早提出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学者之一。在30年代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概念,在《国史大纲》中他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融涵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中,中国历史的真相即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演进,因此应用历史考察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他说:“中国文化问题,实非仅属一哲学问题,而应为一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15]由此他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16],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只表现”[17]。显然,钱穆所提倡的国史研究就是要用“历史实证”的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各方面去具体探究中国文化演进的途辙和价值,以积极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推动之精神所寄。所以,他十分重视把民族文化的研讨融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把对民族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对中国文化永久生命力的阐扬,全部贯穿在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叙述中,这样钱穆的历史学自然而然地便转化成了历史文化学。

  基于历史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的理解,钱穆得出了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的结论。因此,他极力主张以文化学术为中心来考察和分析历史问题,大力凸现学术思想在历史发展变迁中的作用。这里我们以钱穆研究中国传统政治为例,对之作一些分析。钱氏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的政治社会就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演进,其根本原因即在于传统政治受到了学术思想的指导和制约的结果。他说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乃受一种相应于中国之天然地理环境的学术思想之指导,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18]。为此,他具体分析了学术思想在传统政治制度发展变迁中的决定作用。“大体言之,秦代政治的背后,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此项理想,则“渊源于战国之学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 ”[19]故秦汉统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学术思想盛兴后,伸展于现实所应有之现象”[20]。在分析隋唐大统一时,钱穆认为中国虽经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长期战乱,“然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21]。显然,在钱穆眼中,中国历史是一个合理化的过程,是不断再迈向一种理想的境地,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种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22]。换言之,“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和精神”,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23],中国历史正是这种可大可久的“理性精神”的产物。在分析中国传统政治自秦汉以来不断迈向理想的境界时,钱穆用了“精神的力量”、“一种意识”、“合理的观念”、“理性精神”等概念,但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概念所要表达的内涵与学术思想的内容并无二致,它们都是在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强调学术思想可以决定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变迁。这即是说,学术思想才是中国传统政治一步一步走向理想境界的原动力。在分析民族的凝成、国家的创建时,钱穆也极为强调文化学术在其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民族之抟成,国家之创建,胥皆文化演进中之一阶段也。故民族与国家者,皆人类文化之产物。”[24]他把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归咎于太平军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化传统势力之重要,只图激起革命,甚至对于传统文化加以过分的蔑弃”[25]。可见,在钱穆的历史著作中,处处都渗透着这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

钱穆以文化学术思想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和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丝毫也不重视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他曾指出:“当知政治事迹所不当详,然当详于整个时代民族之盛衰起落,不得以一朝一姓之盛衰兴亡为观点。”[26]钱氏也不忽视社会经济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经济关系去说明和解释历史现象。他说:“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若一时代特异之状态在经济,则此项经济状态即为该一时代之特征。”[27]基于这一认识,他在《国史大纲》第19—20章“变相的封建势力下之社会经济”中叙述魏晋六朝则专门着眼于社会经济。在第38—40章“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中,他专列3章叙述从中唐到明代几百年间南北经济的变迁状况,力图联系经济因素去说明和解释南北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吕思勉盛赞钱著“论南北经济一节。又谓书中叙魏晋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调,其间演变,古今治史者,无一人详道其所以然。此书所论诚千载只眼也”[28]。当然,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的是,尽管钱穆也承认社会经济为历史之重要内容,但是由于历史观的限制,使他在研究社会经济时又表现出了某种偏见和失误。他说:“经济情形未尝非历史事项中极重要之一端,然若某一民族之历史,其各时代之变动不在经济而别有所在,则治此民族之历史者,自不得专据经济一项为唯一之着眼点。”[29]钱氏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研究中国经济所得出的结论却又不免失之偏颇。他说:“我觉得中国史之进步,似乎不重在社会经济方面。若论经济状态,中国社会似乎大体上停滞在农业自给的情况之下,由秦汉直到最近,二千多年……看不出中国是在此方面有几多绝可注意之变动与进步。”[30]由于钱穆始终坚持学术思想为历史“最中层之干柱”,它决定着“上层之结顶”的政治制度,远比“下层之基础”的社会经济重要,因而他历史著述的主要的内容,大多是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上层建筑。这种以学术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在钱穆的著作中表现尤为明显和突出。

社会历史观是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看法,是他们从事历史认识活动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观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的,不同的历史观会导致他们对社会历史作出种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由于钱穆用文化史观去考察历史问题,仅仅从文化观念、文化本身去揭示历史发展变迁的原因,就必然会回避对那些文化观念本身产生的原因的分析,必然会回避对引起文化学术思想变迁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及其发展规律的探索。所以,在钱穆的治史理论中,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相反是社会存在依赖社会意识,因此一切问题都应当到社会意识中,特别是到文化学术思想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而不是相反,必须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去寻找文化学术的存在根据。可见,钱穆在否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文化学术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孤立地用观念形态中的精神因素,即所谓的永恒文化精神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从而也就无法看到社会历史发展演进的规律,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实事求是地说,钱穆也曾对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作过比较全面地解释。他说:“我民族国家以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而有生命的历史(即“历史精神”)则能由过去穿透现在直达将来[31],故历史学应“以国家民族大群集体长时期上下古今直及将来为其学问之对象”[32]。无疑,钱氏的这一看法是比较合理的,它突破了传统史学偏重于政治史的格局,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表明他具有比传统史家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可惜钱穆这一主张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特别是在他一系列具体的历史研究和解释中,由于他过分强调了历史便是文化的展开和演进,而他所理解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又主要是指学术思想等精神理念层面的东西,加之他用文化史观来考察和分析历史,单纯把文化学术视为决定国家盛衰、民族兴亡、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势必导致他对社会经济结构和其他方面研究的忽视。他构筑的历史图像不免带有某些浪漫化的理想色彩,因而也就是不能真正正确地揭示和反映历史发展的内容和规律。

四、治史首贵识变的历史渐变论

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他常在变动中发展、进步。基于这一理解,钱穆也极为重视历史之变对于历史的阶段性划分和研究的作用。钱穆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与前一时期不同,其前后之相异处即为“变”。“所谓变者,即某种事态在前一时期未有,而在后一时期中突然出现”[33],而“变”恰恰正是历史时代划分的标志,据此钱穆提出了“无变不成历史,治史学者首贵识有变”[34]的观点,主张历史学家应把各个时期的历史变动放到整个历史发展的全程去分析衡估,从其变动相异处来寻找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大进程。他说:“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动态之畅遂与夭阏,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35]据此钱穆指出,在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和叙述时,不能呆板地、机械地作形式主义图解,而应依据历史实情,抓住各个时期历史现象的不同变化作有阶段的重点研究,“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学术思想(例如战国先秦),我即着眼于当时之学术思想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汉),我即着眼于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为变。若某一时代之变动在社会经济(例如三国魏晋),我即着眼于当时之社会经济而看其如何为变。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36],故研究中国史“必从识得中国史之变动何在”,惟有“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方能称为“客观和科学的新史家”。

由于钱穆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发展过程,因而他主张用连续和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和研究历史,力图从历史的变化发展中去探索历史事件、人物思想演变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轨迹,而不是把历史人物、事件当作一个个孤立的静止的东西去加以研究和分析。因此,与传统的治史理论方法相比,钱氏的这一主张又显示了他自己的特色。传统的治史方法大多侧重于对史料的整理和考证,以求弄清一个一个历史事实的真实,钱穆却力图把传统史家从事考据所揭示的个别事实的真实构成一个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时间序列,力求从时间上把历史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着眼于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统一性上去考察和分析问题。因此在他的研究中,不再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限定在历史上一件一件的事上,而是更多地关注某一事件的发生与否以及他与其它事件的相互关系如何。同时,这种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着眼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无不贯穿在他一系列的史学研究实践中。他在《国史大纲》中研究中国古代的田制赋税,就是把魏晋的屯田,西晋的占田、课田、户调,北魏的均田,到唐初的租庸调,再到中唐的两税法综合为一个发展的整体去加以分析把握,用联系发展的眼光去考察和解释中国古代田制赋税演变的历史变化脉络的。又如,研究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他把自唐中叶以来直到明代几百年间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状况放到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去加以论衡,从连续性着眼去阐释其前后变化的情况。再如,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他把由西周封建到秦汉统一,由军人政府到士人政府,由士族门第到科举竞选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三大进步和转折,从历史的变动演进着眼去探索古代政治制度变化发展的轨迹。而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的统一体,实际上也是基于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而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一切,无不透显了钱氏治史的发展眼光。

虽然钱穆承认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但是他却主张历史的渐变,反对历史发展的飞跃和突变,这必然会导致他对历史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忽视和对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的否定。他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如汉末黄巾,乃至黄巢、张献忠、李自成,全是混乱破坏,只见倒退,无上进。”[37]他把太平天国革命称为“洪杨之乱”,认为“洪杨十余年扰乱,除与国家社会以莫大之创伤外”,无丝毫进步可言。钱穆认为中国史的变动隐而在内,常趋向于团结与融合,故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于变乱中见倒退”。钱穆还否定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的中国是封建社会,认为传统社会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明显的阶级对抗和贫富之别,整个社会是和谐的、流动的。显然,钱穆主张历史的渐变而反对历史的质变、突变,主张点滴进化和保守的改革而反对激进的革命和斗争,忽视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事实,有为发掘传统好的东西而将中国历史理想化的一面。同时钱穆虽然主张历史的发展变化,然而在追求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时,他至多只考察了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却忽视了引起社会发展变化最根本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阶级原因。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对钱穆“ 无变不成历史”的主张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作一些比较分析。进化史观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派反对封建史学的主要思想武器。从表面上看,钱穆的确有反对进化史观的言论,但是我们若把钱氏反对进化论的言论置放到“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去加以考察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他本质上并不反对进化论思想,他所反对得的仅仅是“尽废故常”的西化论者所鼓吹的中西文化乃“古今之异”的主张。“五四”以来的全盘反传统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主张文化 “无分中外,惟古别今”,认为现在的中国只相当于西方的中古时期,若能再进化前进一步,既赶上了现代的西方。钱穆对“一切必以同于欧洲为终极”的西化观点大张挞伐,称之为“文化抹杀论者”、“浅薄的进化史观”。钱穆认为,“五四”以来的革新派史学主张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即处于停滞状态,无进步可言”的观点,乃是“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国史”、“未尝深察中国史之内容而轻率立言”的结果。在钱穆看来,中国与西方各走了他们一段历史路程,决不是中国历史比西方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历史各有其独特性,决非可以专凭西方成见以为评骘,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规以资研寻。由此他极力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术语来图解中国历史,反对用西方一元论发展的历史模式来衡定和取舍中国历史。他说:“我们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我们先应习得中国人的观点,再循之推寻”[38],“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来[39]”。如果硬要舍己之田而芸人之地,“从另一观点来观察和批评中国史与中国文化,则终必有搔不着痛痒之苦。”[40]我们认为钱穆并不反对进化史观,他也有相时通变的历史进化思想。否则的话,我们则很难理解他提出的“研究历史,首当注意变。其实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41]等观点。当然,钱穆强调历史之变,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上着眼去考察和研究历史主要是受了传统的历史变易思想的影响。他从历史变易观出发去考察历史,从而认识到了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因果联系,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前后连贯、有因有果的历史事实,才构成了脉络分明的历史发展的无间序列,由此才形成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因此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就必然会贯穿着这种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连续性上去分析和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

五、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

立足现实,关心现实,强调史学通今致用,为现实服务,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司马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到顾炎武“引古筹今”,章学诚“史学所以经世”,无不体现了历史学家着笔于往古,立足于当今的治史旨趣。钱穆的史学观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经世”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研究不仅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质真实,更应当面向现实、关注现实,满足社会的需要,为现实服务。因此在他的治史理论中,又贯注了强烈的鉴古知今、经世致用的理论主张。钱穆学贵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其一,重视史学的历史借鉴功能,强调史贵“鉴古知今”。钱穆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过去的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死亡,它往往以各种形式遗存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很多现实问题都可以从过往的历史积淀中寻找到它的发展脉络,因此历史学具有以前示后、以古验今的鉴戒功能,总结过往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为现实的变革提供历史的借鉴。对此钱穆强调说:“凡对于以往历史抱有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惟藉过去乃可以认识现在。”[42]可见,以史为鉴的价值观,构成了钱氏史学致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二,立足现实考察历史,强调治史应“求以合之当世”。历史学虽是以研究人类的既往为起点,却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旨。站在现实的高度去考察历史、到溯往古,不仅会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也可进一步加深对现实的认识。由此钱穆极力主张史不能脱离时代,“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从过去时代中找答案”[43],使历史研究能够合之当世,服务于现实。钱穆认为,尽管历史学家面对的客观历史永远不会改变,面对的历史材料也可能不会改变,但是已死的历史遗骸一旦与现实的需要联系了起来,能够契合于当世,那么已成过去的历史就会由死变活,变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活的知识。因此,历史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即在于“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联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44],史家治史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把过去已死的历史遗迹变为与现实有关联的活的东西,应透过过去的历史以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所以,历史研究不仅应博稽远古而穷其源,更应当切证于当世而见其实,治史的最高目的即在于“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45]。据此,钱穆提出史家治史的最高标准就是现实的标准,史家必须应致用于现实,为现实服务。唯有如此,治史才有了最后的归宿,史学也才能发挥它的最高功能,显示出它永久的价值和生命力。所以他说:“史家本求通今,若治史而不通今,此亦失治史之旨,并将无史可治耳。”[46]

其三,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当代史的主张。如前所述,钱穆在其历史时间观中肯定了历史的过去与未来交织于现在的现在时间观,由此他提出了“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历史上之未来非未来而亦俨然现在”的主张,认为研究历史“其最要宗旨,厥为研究此当前活跃现在一大事,直上直下,无过去、无将来而一囊括尽,非此则不足语夫历史研究之终极意义而克胜任愉快”[47]。显然,在这里钱穆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实际上仍存在于现实中,参与着现实生活的创造。从这个意义言,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仍旧活在现实中的过去,过去的历史一旦能契合于当世,就变成了现代史、当代史。可见,钱穆提出的“历史上之过去非过去而依然现在”的观点,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主张不无相同之处,它既表现了钱氏对过去历史的深刻洞察,同时又透显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一句话,就是充分肯定了史学必须应致用于现实的重要性。

“治学本所以致用”,史学乃为“通今之用”之学。在这种学史致用的史学目的论的指导下,钱穆对乾嘉史学以及“五四”以来的学术界盛行的考据学风大加针砭。他称乾嘉学者专事训诂考据,毕生在故纸堆里驰骋心力为“不得大体,而流于琐碎”,“于身无益,于世无用”[48]。批评“五四”以来形成的以考核相尚的“新考据学派”(即钱氏所称的“科学考订派”)治史“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前现实无预”[49]。同时在钱氏的史学实践中,也无不贯彻和体现了这种经世求用的治史之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事变”之后,故在书中“特严夷夏之防”,竭力表彰民族气节和爱国传统。这种结构安排和写法,即寓有他反对日寇侵略的意旨。诚如所言:“斯编初讲,正值九一八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50]时人对此书即有“‘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所见甚正”的评价[51]。而在抗战中出版的《国史大纲》,更是钱穆史学致用理论在史学实践中的具体写照。他本着史学经世的目的,在书中极力推崇宋明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胸襟、报负,力驳指斥注重国家治乱兴衰的“宋学为疏陋,至清始务笃实”的观点,称“自宋以下的学术,一变南北朝隋唐之态度,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52],认为“以天下为己任,此乃宋明以来学者惟一精神所寄”。在《引论》中,他强调撰写为时代所需要的新通史“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 ”,为革新现实提供“必备之参考”,正是钱氏史学经世理论的具体诠释。而在抗战时期,钱穆之所以由历史研究转入文化研究,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其目的也正在于为当时的抗战救国寻找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也正是在学史致用的治史理论指导下,他极力反对详古略今的撰史主张,力倡和推崇近现代和当代史的研究。他说:“史学精神所最该注重的,是现代的历史,不是古代的历史[53]”,“史学应注重近代,在孔子时修史,自然该偏重春秋时代,在后世则不应仍是看重春秋。”[54]

诚然,认识现实,关注现实,为现实服务,是史学的内在要求。但是,强调史学必须应致用于现实,并不是说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意地取舍和改铸历史。如果采取“强史就我”,任情褒贬的方式去猜测、附会历史,那么势必会使历史变为现实的注脚,走向史学致用的反面。钱穆强调立足现实而治史,主张史学应为现实服务,但是他的史学致用观又是建立在历史求真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他的史学价值观又是建立在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自“五四”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力倡中国“古史层累造成”说的古史辨派,还是揭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史料考订派,他们都恪守“薄致用而重求是”的学术精神,主张真用两分,竭力强调纯学术研究的重要性。比如顾颉刚提出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55],傅斯年则认为20~4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基本谬误就在于学人“好谈致用”[56]。与顾颉刚、傅斯年等相同的是,钱穆也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独立性,主张治史应以“持平求是”为务。他说当今的新史家,“尤要者,应自有其客观的独立性,而勿徒为政客名流一种随宜宣传或辩护之工具”[57],主张治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58]。但是与“五四”以来的新考据派所不同的是,新考据派仅强调求真,以求真为治史的最高目的。而钱穆认为史学固然应当致力于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但是求真绝不是治史的最高鹄的。史学不仅应求真求是,更应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于现实。所以,他一方面主张治史应“在客观中求实证”,另一方面又重视史学的致用功能,力主把求真与致用结合起来。

如果说钱穆的史学致用论主要是继承了传统史学的“经世”思想的话,那么揭橥爱国思想、反对外来侵略则是他强调史学致用的现实动因。特别是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抗战时期,钱氏的这一理论主张更透显出了他内在的力量和时代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认为钱穆在求真的基础上更强调致用的史学理论主张,较之当时学术界真用两分的治史主张,识见无疑是更胜一筹。

六、历史客体与史家的主体精神

在三四十年的中国史学界中,钱穆不仅是一位“记诵潇博,考订精审”的考据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比较重视史家主体精神的学者,他不仅重视对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考释,更重视在此基础上对史料作主体性的诠释和解读。所以,钱穆对史学的贡献不单是“史料”的,更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的,他追求的主客互溶、情理合一的史学路向,与排除史家主观理解、追求绝对客观的“史料考订派”(即钱穆所称的“科学考订派”)的治史方法截然异趋。钱穆对史家主体精神的重视主要体现在:

其一、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中,历史、史料、史学这三个概念常常是混而不分的。史料考订派(即钱穆所称的“科学考订派”)的舵手傅斯年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主张,把历史材料等同为客观历史本身,把历史变成了史料考订学,片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钱穆对历史、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和界定。他说:“我民族国家已往全部之活动,是为历史,其经记载流传以迄于今者,只可谓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吾侪所需历史的知识。 ”[59]在钱穆看来,历史是指人类以往的发展演变过程,是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它一经发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更改的既定存在。因此,随时间流逝而一去不返的人类历史,就具有不以人的主体意识为转移的客观性,故“一往而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60]。历史材料(或称历史记载)则是史家认识客观历史的凭借和中介,它来源于客观事实,以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为目的。钱穆认为,“历史记载虽是根据客观事实,但亦寓史家自己的主观见解”[61],它已经渗入了记载者的主观痕迹,故历史记载与客观历史之间总是存在着差距,它仅仅是客观存在历史的部分反映,“决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而历史知识则不同,它是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理解和诠释。由于历史学家是生活在现时代中的人,他认识历史的活动必然会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环境的制约,必然受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直接影响。因此,他们对历史材料的解释,实际上是他们根据现实的感受、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进行的。由于时代不同,人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各异,因而史家应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对积存下来的历史材料进行一番新的解释和分析。而历史材料也惟有经过史家主体的解释和加工,才能转化为时代所需要的历史知识。钱穆指出:“时代即变,古代所留之史料,非经一番解释,即不得成为吾人之知识。”[62],为此他强调说“不要认为学问必是客观的,其中也有做学问人之主观存在”[63],历史“不单是一堆材料”,“该从材料搜集上更深进到见解眼光方面”[64]。显然,在钱穆看来,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即“历史知识”,是经过史家主体加工了的历史,它本质上表现为史家主体借助史料中介对客观历史的重构,故经过史家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够“与时俱变”,可不断翻新改写。诚如其言:“前一时代所积存之历史材料,即无当于后一时期所需要之历史知识,故历史遂不断随时代之迁移而变动改写。”[65]在这里,钱穆对历史作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解释。所谓历史是绝对的,乃是从历史本体而言的,作为随时间流逝而一去不返的人类过去一经发生,就成了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的过去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所谓历史是相对的,可变的,是从史学本体而言的,因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即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知识是主体重构的历史,它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毫不例外地渗入了史家的主观痕迹,是史家主体精神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历史又可以与时俱变,随时翻新。即如钱氏所言:“当知历史诚然是一往不变,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66]可见,钱穆从历史本体与史学本体的角度把客观历史与历史知识区别了开来。

与史料学派“存而不补”、 “证而不疏”的主张相反,钱穆主张历史研究不仅仅在排列和整理史料,更重要的是应对材料进行疏通解释,作价值判断。钱穆认为整理史料、考辨史实,只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作,它只相当传统史学中的“记注”之学,而不是成一家之言的“撰述”。据此他强调,治史不应当以排比、整理史料、考定史料真伪为目的,而应对材料作解释性的研究使之转化为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知识,所以他又力主张把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相区别。他说历史材料“为前人所记录,前人不知后事,故其所记,未必一一有当于后人之所欲知”[67],而历史知识则“贵能鉴古知今”,能“随时代之变迁而与化俱新”[68],故中国“今日所缺,则并非以往积存历史之材料,而为今日所需历史之知识”[69]。

诚然,钱穆与史料考订派都强调史料的整理与考订,但是史料派以考订史料为治史之最高鹄的,而钱穆则更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尽管钱穆强调历史知识的重要主要是针对史料考订派只重材料而忽视理论、只证史而不论史、只辨真伪而不论断是非之弊而发的,但是在这里钱穆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历史认识的本质了。即进入史家视野的历史知识是主体化的历史,因而它具有相对性和可变性。历史知识的获取过程实际上就是史家主体通过对史料中介的解释去认识客观历史实际的过程,而历史知识的获得则标志着历史认识过程的完成。可见,钱穆对历史知识的强调,主张史家主体应依随时代的变化而对历史材料作出新的解释,正是史家主体精神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渗透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二,提出了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钱穆认为历史研究固应从历史材料入手作客观的实证研究,但他并不排斥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因为史家面对的材料总是残缺不全的片断记载,他们凭借这些零碎不全的材料,希望追寻和复原的却是整个历史事实的真实,这就有必要根据有限的材料进行推断,以补充史料的缺漏和不足。因而钱穆也比较重视史家的主观想象、推测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古史之真相为一事,某一时代人对古史之想象为又一事。当知某一时代人一种活泼之想象,亦为研究某一时代之历史者一极端重要之事项也。”[70]可见在这里,钱穆已经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历史认识的形象思维问题了。

当然,史家的主观体验、推想对具体的历史研究不无作用,但这种历史的形象思维方法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往往容易带有明显的主观随意性,难以排除人的主观之见。同时,用推想的方法,虽然可以提出问题,但是问题的最后解决还需要用事实来证明。鉴于此,钱穆又力主把史家的主观推想与历史实证结合起来研究历史。他指出:“考古者贵能寻实证 ”,“不详考情实”,“确据史实”,“约略而推之,强古人以就我,则宜其千里之差矣。”[71]

其三,主张追寻史料的意义应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钱穆认为历史研究不仅应依据材料弄清历史实情,更应探求历史实情背后所具有的意义;治史不仅应注重材料和方法,更应透过材料而把握其活的时代精神。在钱穆看来,历史学应透过材料而追寻意义,这是纯客观的实证研究方法所无法获得的,它还应借助于史家个体生命的体验、直觉感情等其他因素的参与。所以,他强调治史应对本国以往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应像把握生命、认识生命那样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历史。据此他对“五四”以来“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的“科学考订派”大加抨击,认为他们“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即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情”,“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72]为此钱穆主张治史应充满感情,应把主体投入其间,“与古为一”,才能达到对历史的透彻理解,真正把握到治史的真谛。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主要是崇尚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史坛上的主流派——“科学考订派”的治史方法,主要是取出其外的纯客观研究。而钱穆则认为历史虽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同时亦应被史家“主观所考察而认取”。因此,他重视史家主体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主张对史料意义的追寻应诉诸于史家的主观体验,提出了史家的主观推想亦为治史一重要方法,这一切都表明他重视史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过程中的渗透作用。当然,钱穆重视史家的主体精神并不意味着他忽视甚至抹杀历史的客观性,因为他认为史家对历史材料的解释所获取的历史知识并不是史家主体任意的驰骋玄想,它应以真实的历史材料作为解释和研究的前提。换言之,史家的本体应受制于历史的本体,史家主体重构的历史知识应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反映客观的历史实际为目的。诚如所言:“后人欲求历史知识,必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觅取。若蔑视前人史料而空谈史识,则所谓史者非史,而所谓识者无识。”[73]可见,钱穆治史不仅重视史家内在的主观理解在史学研究中作用,而且也重视客观的实证研究,力主把客观的实证与主观的理解结合起来。在三四十年代追求排除史家主观理解的绝对客观的实证方法笼罩下的中国史学界,钱穆提出了主客统一,熔铸一炉的治史主张,从史学本体与历史本体的角度把客观历史与历史知识相区别,应当说这种看法不无见地,是值得人们重视和肯定的。

注释:

[1]钱穆:《纪念张晓峰吾友》,台湾《中外杂志》38卷第6期,1985年12月。
[2][3][4][5][6][7][8][9][10]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原载《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又收入到钱穆《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
[11]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序”,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6页。
[1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版。
[1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上海商务编译馆1947年版,第10页,以下所引皆据此版。
[14]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版,第7页。
[1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5页。
[1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9页。
[17]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17日,署名“未学斋主”。
[18][19][2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7页、第15页、第16页。
[21]钱穆:《国史大纲》,第283页。钱穆在“引论”中也指出:“隋唐统一盛运,乃袭北朝汉化之复兴而起,如此言之,则渊源于晚周先秦,递衍至秦汉隋唐此一派相沿之学术思想。”
[22]钱穆:《国史大纲》,第299页。
[23][24]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3页、第27页。
[25]钱穆:《国史大纲》,第633—634页。
[26]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载《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署名“公沙”。
[27]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17日。
[2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第48页。
[29]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17日。
[30]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原载1937年2月的师大《历史教育》季刊一期,收入《历史与文化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282页。
[31]钱穆曾说:“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精神,才能形成历史。如果过去的真过去了,不能透达到现在,这是无生命的过去,就没有历史意义,没有历史价值了。”参见《中国历史精神》,第6页。
[32]参见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1970年版,第40页。
[3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页。
[34]钱穆:《历史与时代》(1950年),载《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90页。
[35][36][3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9—10页、第10页、第11页。
[38]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7页。
[39]钱穆:《如何研究中国史》,载《历史与文化论丛》,第282页。
[4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7页。
[4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页。
[42]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页。
[4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13页。
[44]钱穆:《国史大纲》,第3页。
[4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46]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634页。
[47]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学与新史学家》,载《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
[48]钱穆:《近百年诸儒论读书》(1935年),载《学籥》,香港自印本1958年,第83页。
[49]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3页。
[5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第4页。
[51]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页。
[52]钱穆:《国史大纲》,第620页。
[53]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19页。
[54]钱穆:《朱子学述评》,《思想与时代》第47期(1947年),第14页。
[55]顾颉刚:《古史辨》(一)“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
[56]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载《傅斯年选集》第1册,台北文星书店1967年版,第29页。
[57]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17日。
[58][59]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0页、第1页。
[60]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17日。
[61]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7页。
[62]钱穆:《关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的讨论•敬答海云先生》,载《大公报》1934年4月21日。
[63][6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3页、第139页。
[65]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6页。
[66]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页。
[67]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页。
[68]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载《中央日报》1937年1月17日。
[69]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1931年3月31日。
[70]钱穆:《崔东壁遗书序》(1935年),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第286页。
[71]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72][7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3页、第1—2页。
(文章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第47~62页;人大复印资料K1《历史学》1994年第9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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