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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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先生安徽桐城羅家嶺人，名德厚[1]字耕望號歸田，以字行[2]，所謂歸田者，取陶野人「歸園田居」之意[3]，可見其心意指歸大抵在於恬淡自然、不與世事，觀其一生治學亦以躬自砥礪、勤耕不輟垂范後世，余英時謂其為史學界的「樸實楷模」[4]，誠然也。先生論著精當，且卷帙煌煌，如《兩漢刺史太守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為現代學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學思想、研究路數從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學三書》，尤以示人治學門徑為己任，綜合數端，先生之史學可概而略述也。

　　據先生自述其幼年對數理之學頗有天賦[5]，又對地理學饒有興趣，後因機緣[6]而轉入史學之門，於民國二十六年進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章實齋有言「學問不可無宗主，但不可有門戶」，詳繹先生所撰《錢賓四先生與我》，可知先生之學實源于賓四先生。雖然耕望先生很早便專心於制度研究，大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即是《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後作為《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編上卷出版，但真正為其日後治學方向做了決定性指導的，當是錢賓四先生來到武大後做的第一次講演：歷史學有兩隻腳，一隻腳是歷史地理，一隻腳便是行政制度[7]。縱覽耕望先生所成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為易簧後及門弟子李啟文所整理）當屬歷史地理；《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兩卷四冊《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當屬後者；其他單篇佳作幾乎無一例外[8]，晚年所編之論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與此同時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幾項研究計畫《唐代人文地理》、《國史人文地理》也是圍繞著歷史地理的方向繼續深入的[9]。對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師友門生也有共識[10]。

　　賓四先生不僅為其點明了治學之路所在，還將一種「通識」的眼光傳授於他：「現在人太注重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一個人無論是讀書或做事，一開始規模就要宏大高遠，否則絕無大的成就」、「中國學術界實在太差勁，學者無大野心，也無大成就，總是幾年便換一批，學問老是過時！」此種「磅薄」的氣象、「通識」的要求，正是所謂國學的精髓所在，近現代學人莫不以此為治學標的[11]，而此種「通識」又是建立在專家之學基礎上的，賓四先生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談到：要先專精某一斷代，然後來看通史，在這一基礎上重新認識此段歷史，續而再挑某一斷代大下力氣，回來再看通史，這樣一段一段延展開來，最終豁然貫通、渾然一體。蒙文通亦有類似的看法[12]。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氣去實踐了，他也是從秦漢入手--這一點頗有賓四先生之風，先生亦曾著有《秦漢史》一書，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對先秦之學未能深下功夫，于賓四先生學歷史必以《左傳》為柱石的觀點[13]稍有不同--寫出了《兩漢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續而又將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寫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後他又著有《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補了漢唐之間的制度研究空白，雖然他沒有寫出通史類的著作但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編）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經體現了一定的通史眼光，從而在宋以前的區域內完成了從斷代到通史再到斷代的研究思路[14]，這些都是大角度、全範圍的研究課題，而鴻篇巨制《唐代交通圖考》更是總結性地發揮了這一「專」與「通」、「精」與「博」的治學特色，寫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說：「蓋餘為學，既詳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廣被於面，嚴密組織，成其系統，特以強毅沉潛，遵行計畫，深思慮、窮追索，不畏難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謂「夫子自道」。其《治史經驗談》第一篇第一節便是談「要『專精』，也要相當『博通』」，可見耕望先生對此是如何的「情有獨鍾」啊。

　　如果前兩者只是治學方向和治學方法的話，賓四先生更將一種治學精神貫穿其身：「我們讀書人，立志要遠大，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這才是第一流的學者」，這是極高的學術境界。耕望先生于此似乎略有所悟而實得不夥。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過程中，耕望先生發現了兩《唐書》的若干問題，曾經有意仿王謙之之於兩《漢書》對二書作重新校注，同時又因搜錄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兩難之下，求教于賓四先生，錢先生意在後者：「把一生精力專注於史籍的補罅考訂，工作實太枯燥，心靈也將僵滯，失去活潑生機，不如講人文地理，可從多方面看問題，發揮自己的心得」[15]，於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圖考》的創寫。但是，細揣賓四先生的意思，大抵在於有了一定的根基後，大可拋開細密考證的路數，從簡單的史學研究上升到對國學全部問題做融會貫通的理解，將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即最高意義上的「春秋筆法」。而耕望先生卻仍然用過去的方法，一條路線一個驛站的綴連史料、考訂過去，耕望先生也意識到了自己未能達到更高的境界：「餘撰為此書，只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16]，故而他也似乎無法欣賞那些具有「有我之境」的上成之作，比如對賓四先生晚年力作《朱子新學案》，他便因不熟悉思想史而不置可否，而對陳寅恪巨著《柳如是別傳》更是不屑：「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發洩一己激憤外，實無多大意義」，「幾乎失去理智地作此無益之事」[17]。在耕望先生看來似乎只有那些可以最後板上釘釘、且具宏大規模的考證類著作才有價值[18]，實在是大有偏見，「人」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朱子新學案》、《柳如是別傳》都是立意於「人」之精神與「史」之精神的探求，剔除了「人」，所謂「客觀」的學問似乎不能算是第一流，故而在其師賓四先生的眼裏，他始終只是一個專家，余英時反駁「他已經不是一個專家」的話[19]，大概只能看成他是幾個方面的專家。似乎是因對「人」學領悟的不深[20]，耕望先生對中文出身之人頗有微辭，他在《治史答問》第十一篇中談到：中文出身者不可能在史學上有大作為，只能搞學術史研究和史籍校訂。如此的說法似乎太狹隘，這和其幼年數理特異而國學功底稍弱大概不無關係 [21]。賓四先生在年輕時便熟讀《文選》等書[22]，其在中學所任之課程都是國文而非歷史[23]，大凡一流學者莫不是文史淹通，陳貽焮先生著《杜甫評傳》不但綜合諸家詩作詳加編系、參合聯串，且於地理、制度無不考訂精審，絕不亞于出身史學之人，而且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入了杜甫的內心世界，從杜甫的眼中回看唐史興衰，這似乎就比耕望先生那種簡單地運用唐詩材料進行純粹的史實考訂要高明不少[24]。他在學術中始終沒有在更高層次上靈動起來，而且也沒有絲毫「要成為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大師」的想法，只是一個矻矻終日藏於「中研院」和港大的學者[25]。雖然業已「格物」而「致知」，在學術的高度上難有比肩者，但是似乎少了一份讀書人對社會的責任，「治國」、「平天下」的認識在耕望先生身上難以尋覓。

　　如此看來，耕望先生似乎只是部分的繼承了賓四先生的學問[26]，但卻有著自己的風格。從他的諸多著作以及《治史三書》中，可以比較清楚地瞭解其所勤勉一生的學術訴求就是「樸實」，而其所獲成就便在於最大可能地復原了某些史實。他在《錢賓四先生與我》中多次談到自己非常愚笨，不夠靈活和機敏，而賓四先生則鼓勵他：「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他於此受益菲淺「除了學術方面的引導與誘發，教我眼光要高遠規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對於我的鼓勵」，在這種激勵下，他根據自身情況摸索出了一套十分樸素的研究方法：

　　其一：堅持用史料說話，「正史、政書及地理書之外，子、集、金石、簡牘、類書、雜著等，諸凡當世或稍後有關之材料無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訂」[27]，不僅如此其對佛藏[28]、筆記、稗官野史也頗為留意[29]。而又尤重正史，所謂「治中國史，正史仍為最重要之史料」[30]，精讀耕望先生諸作，可見其對歷朝正史特別關注，如《兩漢太守刺史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幾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風紛紛唯新材料是求、慨歎可見史料發掘殆盡、不屑於精讀正史的當代[31]，這一做法無疑具有極佳的撥亂作用。在研究過程中耕望先生不但近乎完美地做到了地毯式搜羅材料，他對選題的研究情況也是瞭若指掌，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o 序》中短短幾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況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門，先聞其聲」，這使得研究者在一開始就對該書的研究價值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雖然現在的學術著作和論文都有「學史回顧」的要求，而與之相較，眼光大抵狹隘許多，而在具體的考證過程中，又厘訂和糾查出兩《唐書》和既往研究中的幾千條錯誤[32]，這樣已經不是被動的接受和採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層面理解史料，從而在堅實和靈活兩個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見史料的價值。

　　其二：在細讀文獻過程中，「聚集許多不相干的瑣碎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系統化，講出一個大問題、大結論」[33]。縱觀耕望先生諸著，正可見出這一研究軌跡，如在《唐仆尚丞郎表》中，耕望先生仿照杜佑《通典o職官》的書法，按照官職等級，從「仆射」到「仆丞」、從六部「尚書」到「尚書侍郎」，將各種史傳記載中的人物逐層系於官職之下，又將細密排比後的材料，綴於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一般將有唐一代中央「八座」行政制度的具體情況悉數解開；他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o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如法炮製，先標出一職位如「刺史」，後系若干史料以期說明「刺史」之諸多問題，然後再續說其州府佐僚，並系若干史料來說明「州府佐僚」之問題，這樣如掰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深入進去，並與相關的「都督」問題比較闡發，從而對整個制度做了揭底性的細密研究；在《唐代交通圖考》中他先描述一條交通線，然後結合驛站，一段驛程一段驛程的詳加徵引考訂，再將所考驛程串連成線，極其清晰地揭示出若干鮮為人知的史實，續而再將若干條路線編織起來，形成了一張大網，將一幅生動的唐史畫卷展現開來。耕望先生能夠如此綿密細緻、條分縷析地梳理和排比史料，似乎與其少時尤精數理不無關係，他在具體研究中經常不自覺地使用一些排列組合的方法，如在僑州郡縣與實土諸州郡縣的關係問題時就不厭其煩地列出了幾種可能情況，其在考訂長安洛陽交通線問題時也如是將華、虢、陝州之間的道理排比組合[34]。用如此縝密的思維進行精細全面地考訂，自然收穫豐碩、成果卓著，而且根基牢固，幾乎無懈可擊，如《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35]一文徹底理清了《通典o職官》中模糊誤謬之處，揭示了唐代尚書省與寺監百司之間的關係變化，尚書省內部仆、尚、丞、郎之間的權利演變消長，從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鳥瞰整個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運動發展；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o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發前人未發之覆，揭示出魏晉地方行政制度中，除眾所周知的州、郡、縣三級，另有更高層級的都督區為人所忽視；《唐代交通圖考》更是在精熟材料的基礎上，復原出了唐代交通路線的重要部分；這樣如此輝煌的成果，實堪「大問題、大結論」之稱，怎不令人歎為觀之。
　　其三，持之以恆，至死方休。耕望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腦溢血而病逝，他在歸返道山前三個月寫給友人錢樹棠的信中稱：「我由去年正二月趕寫一篇論文，耗費精神太多。自後頭暈屢發，精神困頓不堪。又患上『百經遜』病，精神更是困頓不堪。近來策仗而行，亦是寸步難移，幾乎隨時可倒下……」[36]，而常日又是「每天工作，從不間斷，故無所謂星期六、日休息」[37]，可見耕望先生確是耕耘到死學方止。回看耕望先生所成諸作，幾乎都是引證浩繁、體大思精，若沒有長期不懈的努力做基礎，沒有持之以恆的毅力做支撐，怎會有如此的成就？余英時在《中國史學界中的楷模》一文中說：「（《唐代交通圖考》）在西方和日本都只能出之於集體實踐之一途，即由計畫的主要執行人指導一、二十個助手分頭進行。現在耕望則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了。」在學術界至為浮躁和腐敗的今天[38]，耕望先生這種學術追求的純粹精神、真理探究的忘我境界無疑對整個學界都是振聾發聵的。

　　上述幾點，只是就大處著眼來看，其他具體的方法門徑，《治史三書》言之詳矣，可哺枵腹。耕望先生雖操勞終身，卻每每不忘提攜後學、解疑示逕[39]，既顯學問淵源有自，又望精藝後繼有人，張載所謂「為往聖續絕學」者，先生是也。

註釋
[1] 參看廖伯源《回憶與懷念》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2] 一般書刊皆言耕望先生字歸田，李啟文撰《回應郭其才君文》對此有所駁正，此文載于香港人文哲學會《人文月刊》1999年8月號（總第68期）。
[3] 參看耕望先生撰《錢賓四先生與我》。
[4] 詳參余英時撰《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5] 參看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6] 參看耕望先生撰《治史答問》第一篇《我研究歷史的興趣是怎樣引發的》、《錢賓四先生與我》。
[7]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
[8] 參看嚴耕望先生編撰《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附錄《著者其他論著目錄》，及李啟文補正《嚴耕望先生著作目錄》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9] 參看《治史答問》第九篇《我今後的撰述計畫》，又《國史人文地理講稿》亦有存篇，詳情見《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o序言》及同集中《唐五代時期之成都》文末附記一。
[10] 參看宋德熹《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o編後記》，及余英時撰《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
[11] 參看卞孝萱先生撰《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o序言》、蒙默編《蒙文通學記》，陳寅恪于諸作中屢屢言及「待通識之人」云云，實際上中國古代所謂大家，如司馬遷、歐陽修、錢大昕又有誰僅是某類專家，而非通才呢。錢賓四先生所論「通識」之重要散見於諸作中，而以《中國史學名著》為夥，上引諸語見於《錢賓四先生與我》。
[12] 參看蒙默編《蒙文通學記》。
[13] 參看錢賓四先生著《中國史學名著》。
[14] 嚴先生對宋以後部分也很關注，曾將《宋史》從頭至尾細讀一遍，而又每每鼓勵後學立意于宋史研究，參看《治史答問》第七篇《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腳的園地》。蒙文通亦以為宋史研究大有可為，見《蒙文通學記》。
[15]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
[16] 參看嚴耕望先生撰《唐代交通圖考o序》。
[17] 參看《治史答問》第十七篇《史學二陳》。
[18] 參看《治史經驗談》第三篇《論題選擇》和第四篇《論著標準》。
[19]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
[20] 耕望先生所著《兩漢刺史太守表》、《唐仆尚丞郎表》皆以眾人系於各種官職之下，雖對眾人史事頗多考訂，然與上述所謂關注「人」學，迥不相類也。又據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一文回憶，耕望先生少時讀《離騷》不禁泣涕滿襟，可見其對古人亦能有惺惺相惜之情，只是未能貫注於學術中而已。
[21] 耕望先生自謂：「如經學、理學、及宋元以下集部，我所知極淺」，殆非謙辭，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
[22] 參看錢賓四先生撰《讀文選》載於《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編》。
[23] 參看錢賓四先生撰《師友雜憶》。
[24] 耕望先生運用唐詩材料的做法詳參《治史答問》第八篇《我對於唐詩史料的利用》，他在此文中盛推陳寅恪「以詩證史」之法，自言：「只是從淺顯處著手，就『詩』的表面意義加以運用，以顯現史實之面目……自不如陳先生之深邃了！」既然如此稱許陳氏卓識，又對《錢柳情事因緣詩釋證稿》（《柳如是別傳》）盛為不屑，令人難以理解，莫非他只是看重陳氏之《元白詩箋證稿》？耕望先生弟子宋德熹舉《杜工部和嚴武軍早秋詩箋證》以明耕望先生亦以達到「詩史互證」之境界，然觀此文，仍是憑藉詩文以考史地，所謂「特就其寫作之地理背景與歷史背景稍加申述」也，依然與探討詩人之文心無涉。
[25] 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這可能是耕望先生對學術價值的肯定要遠遠高過其他，在其行文中屢屢對顧頡剛、胡適等人忙於事務、無法安心治學、成就不高而感到非常惋惜，所以他一生始終堅拒其他雜務，這種純粹的學術追求還是使人欽佩的，而學人耗神于叢脞事務，似亦情非得已，讀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可概見之。
[26] 耕望先生看得也很清楚：「先生門人長於思想史，各有貢獻者甚多，余英時顯最傑出，我只是先生學術的旁支而已」，「賓四師對於我的治學雖有極大影響，但我也未完全遵從先生的意趣，一步一趨的做到」，參看《錢賓四先生與我》。雖然他並未達到賓四先生所企望的治學高度，但就總體成就、學術影響平心而論，迄今為止，耕望先生仍然當之無愧的是錢賓四先生最為傑出的弟子，余英時雖然在思想史方面稟承了賓四先生的衣缽，而對史學「大問題、大結論」的解決遠不如耕望先生，余英時也認為耕望先生是賓四先生最為欣賞的學生（《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耕望先生所言顯然過於自謙了。
[27] 參看《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o序言》。
[28] 參看耕望先生撰《佛藏中世俗史料三?》收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當代學者對佛藏之材料已頗為留意，如王小盾、何劍平編著《漢文佛經中的音樂史料》2002年1月巴蜀書社出版。
[29] 此即陳垣所謂「竭澤而漁」之法，參看李瑚《勵耘書屋受業偶記》收入《勵耘書屋問學記》。
[30] 參看譚宗義《星沉大地--敬悼恩師桐城嚴耕望歸田先生》收入《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
[31] 孟森也極其強調細讀正史，其所著《明清史》大抵以正史為資取苑囿，而陳寅恪諸文亦極少用正史及資治通鑒外之材料，餘嘉錫甚至自題書齋名為「讀己見書齋」以此明志。而尤著者，當推賓四先生僅憑一部《漢書》寫出《劉向劉歆王莽年譜》，一舉廓清康有為偽經謬說，傳為學界之佳話。
[32] 參看《唐仆尚丞郎表o緒論》。耕望先生曾有意在此基礎上，仿王先謙兩《漢書》，為兩《唐書》作校注，後因前揭緣由，未能實踐，從惠益後學的角度來看，實乃大可惜之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上刊載耕望先生《舊唐書奪文拾補》一文，凡校補《舊唐書》奪文凡四十條，可稍窺其校勘之功。
[33] 參看《治史經驗談》第四篇《論著標準》。
[34] 參看《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o行政區劃》、《唐代交通圖考o第一卷》。
[35] 此文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
[36] 參看錢樹棠《紀念嚴耕望學兄》。
[37] 參看廖伯源《回憶與懷念》。
[38] 近年學術腐敗的極至可以「熊良山現象」為代表，詳參邢東田《令人憂慮的「熊良山現象」》載於《學術界》2004年第6期。
[39] 詳參《充實而有光輝--嚴耕望先生紀念集》所收耕望先生弟子們的回憶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