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8-09-35203.htm
这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太贫乏而混乱了，史学方面尤甚。这一方面意义着现实的阴郁，与萧杀，一方面意义着中国目前新史学的理论尚未定型。
一部史学史的写作是相当艰苦，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学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紧的，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变成一本“垃圾堆”的！
在魏应麒氏中国史学史（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未问世以前，别人也曾经出版过三四种中国史学史的书籍，可是总不能使人满意首盲，不是史观的错误，就是史料的不确，最大的缺陷，是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没有把握到。那么，这本中国史学史的编制是怎样的呢？魏氏把全书分为上下二编：上编将中国史学史之特质分价值，中国史籍之地位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作一有系统的总括叙述。下编则分期叙述自远古到民国每一时代发展的情形，注意各种体制的因创，尤注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这体系在表面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但，详细分析后，实仍有不少可商讨的地方，如：关于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问题，关于中国史官的起源问题，关于“历史解释不可囿于一元”的问题，及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等。以上之问题我暂不想在这里多赘，现在仅提出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来和读者商讨。
魏氏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七期：古代——两汉——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这种分期，在我看来，完全以帝王朝代为标准的，或许魏氏以为“惟史之为书，不能不顾及时间”，因此，就依王朝的更替来做史学史的分期准绳，但结果却忽视了史学自身发展各阶段的特殊性，而且他所以如此区分，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的理由来，为什么两汉与三国，两晋，南北朝分开？古代的范围是怎样的？史学怎样在古代发生？类似这些问题的问题，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实在觉得太多了。
依我的意见，中国史学史应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殷周直至春秋以前，以甲骨上及钟鼎上的刻辞，诗经，周易，今文尚书中的一部份材料为代表。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萌芽期”。
第二期：从春秋经战国至汉初，以春秋，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产生期”。
第三期：从汉初至清末，以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和作为学术史的四朝学案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期”，也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定型期。
第四期：从清末到现在，可称为“新史学”时期，（以前三期可称为“旧史学”）新旧史学的转捩点出于“鸦片战争”后的经济社会起了极度的变化，而直接由于经今文学派之文化的动力，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转变期”。
中国史学由“萌芽”，“产生”，“发展”而“转变”，自各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和基础在。
我认为中国史学萌芽于殷周，这是根据最近“小屯文化”的发见。（可参考董作宾帚予说一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据研究的结果，在殷周时，文字已进入形态字的阶段，至今日止考出的字，已有一千五百左右。有了文字以后才能有记载，史学也因为有了记载而发生了。但，把文字刻在骨头上，龟壳上或钟鼎上的辞，我们不能算为史学，只能视为史料；它只是社会发展遗留下来的文字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史料与史家主观的理论合式的统一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直认为史学。其颇如诗经，周易，尚书等也只能视为史料，因为它们只是将当时的社会动态或用诗体，或用散文体把它记录下来而已。（以上所指的书的作成年代及作者问题至今尚未定论，易经之成年及作者可参考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因此，我们只能称为中国史学的“ 萌芽期”。
到春秋一书问世以后，把中国史学由混沌不清的“萌芽期”转到“产生期”。这书最大的特点是在时间观念和史的观点，时间观念的发见以此书为最早，史的观点亦是以此书为最早。在希腊只注意英雄的故事，言论和姿态等，而在孔子时，却已经注意到褒贬。他把时间与史观统一混同起来，表现出他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伦理史观”。他根据自身时代的感觉和思想，来整理大堆的历史，而形成春秋一书中的褒贬的史观。这史观的形成自有其历史的背景的，在这时候，由于封建领主相互兼并的程度之进行与扩大，引起了大批中小领主的灭亡，反之，大领主势力愈强大，对最高领主的周天子的势力愈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小领主的势力之伸张，形成“公室衰微，私家僭越”的现象。封建领主内部的矛盾渐深，不但破坏了封建等级制的尊严，而且动摇了宗法社会的观念，因而使“礼”与“刑”失去了效用。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便是孔丘的拥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哲学。于是，他一方面提出了“正名主义”，企图重新确立封建的等级身分；一方面提出了“伦理主义”，企图把宗法观念系统化。并且，在“礼”与“刑”以外，再加上新的统治工具的“德”。他为了使“乱臣贼子惧”，于是来著（或修）春秋，而用其“正名主义”，“伦理主义”和“德”来做褒贬的标准。所以春秋一书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始祖。
到了汉初，司马迁的史记出，才把中国史学由“产生期”进而为“发展期”。这书所纪的事物甚多。从人物上看：上至帝王，下至狗屠。从时间上看：上至太古，下至太初年间，约三千余年。以本纪，世家，书，表，列传的体裁来写作纪传体的通史，以史记为开山祖，使后代各史家不能出其范围。这部书所以在这时间出现，因为，在秦汉时代是由初期的封建制转至专制封建制的转捩点。在经济上是由封建领主经济让于地主经济；在政治上是由庄园制转化为郡县制，于是在意识上反映出“大一统”的专制主张。因此，主张重新确定封建的等级关系，主张武力统一，排击封建领主的“非攻”与“救守”，提倡土地的利用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增加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这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之下，一切学术制度等都有一纹的必要。于是，在哲学上就有“天人合一”之说，企图把殷周时代的术数迷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学说以及秦汉时代政治社会的理论，融会贯通，作为哲学的重新整顿而一统。在史学上就有史记的出现，把汉以前三千年的历史也做了一番重新整顿而一统的工作。
封建社会在停滞的情形下，逐渐发展下去，遂有二十五史的集成。在史体方面，除了纪传体外，尚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形成，这成了发展期的中国史学体裁的鼎足。此外还有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及作为学术思想史的四朝学案。“旧史学”至此，可谓“蔚然大观”了！
到了清中叶后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大变。于是史学上就由“发展期”进入“转变期”。在鸦片战争以前，女真族入主中国，但不能阻止都市经济对农村之分解作用，小资产者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反映出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小资产者的哲学。同时，农民意识的醒觉，反映出颜元一派的农民哲学。那时，封建地主的渐趋没落。又反映出颜炎武，孙奇逢，李颙等庸俗的保字哲学。三种不同阶级的矛盾，在史学上产生许多不同的史学理论，并且互相攻击非议。史学界在这时候的动态是非常热闹的。这或许是“旧史学”的末运，也可说“旧史学”的回光反照吧！。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小市民经济没有等到他们社会经济因素的成熟，你遭遇到外来资本主义的袭击，把他们室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构成了略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在史学上便反映出复杂混乱的各种各样的史观与史籍。这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以胡适为中心的疑古派，以王国维为中心的考古派，以郭沫若等为中心的释古派，至今为止，中国新史学尚未走上正确的路向。不过，我们在这混乱的局面下，或多或少已经看出中国史学已逐渐走向释古派一途。最近，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册的书版，更指示了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我们在这里，已经逐渐看出了新史学定型的憧景了！
谈到这里，我以为史学史的分期应该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去找根本的原因，同时还要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如果单从王朝的盛衰典替来做史学的准绳，那是会变成记载的叙述的旧史学，而不能称为说明的，新史学的。
【是文原载《文汇报·史地周刊》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智识编辑部据原文移录，原排版错讹处，读者自识。作者原署周光岐，据周予同先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民国三十年元旦起草，一月十六日完成，原载《学林》第四期（一九四一年二月）与《治经与治史》（原载《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三十六号（一九三六年）两文内容可知，周光岐即周予同，光岐为笔名或曾用名。】
这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太贫乏而混乱了，史学方面尤甚。这一方面意义着现实的阴郁，与萧杀，一方面意义着中国目前新史学的理论尚未定型。
一部史学史的写作是相当艰苦，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学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紧的，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变成一本“垃圾堆”的！
在魏应麒氏中国史学史（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未问世以前，别人也曾经出版过三四种中国史学史的书籍，可是总不能使人满意首盲，不是史观的错误，就是史料的不确，最大的缺陷，是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没有把握到。那么，这本中国史学史的编制是怎样的呢？魏氏把全书分为上下二编：上编将中国史学史之特质分价值，中国史籍之地位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作一有系统的总括叙述。下编则分期叙述自远古到民国每一时代发展的情形，注意各种体制的因创，尤注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这体系在表面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但，详细分析后，实仍有不少可商讨的地方，如：关于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问题，关于中国史官的起源问题，关于“历史解释不可囿于一元”的问题，及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等。以上之问题我暂不想在这里多赘，现在仅提出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来和读者商讨。
魏氏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七期：古代——两汉——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这种分期，在我看来，完全以帝王朝代为标准的，或许魏氏以为“惟史之为书，不能不顾及时间”，因此，就依王朝的更替来做史学史的分期准绳，但结果却忽视了史学自身发展各阶段的特殊性，而且他所以如此区分，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的理由来，为什么两汉与三国，两晋，南北朝分开？古代的范围是怎样的？史学怎样在古代发生？类似这些问题的问题，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实在觉得太多了。
依我的意见，中国史学史应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殷周直至春秋以前，以甲骨上及钟鼎上的刻辞，诗经，周易，今文尚书中的一部份材料为代表。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萌芽期”。
第二期：从春秋经战国至汉初，以春秋，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产生期”。
第三期：从汉初至清末，以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和作为学术史的四朝学案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期”，也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定型期。
第四期：从清末到现在，可称为“新史学”时期，（以前三期可称为“旧史学”）新旧史学的转捩点出于“鸦片战争”后的经济社会起了极度的变化，而直接由于经今文学派之文化的动力，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转变期”。
中国史学由“萌芽”，“产生”，“发展”而“转变”，自各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和基础在。
我认为中国史学萌芽于殷周，这是根据最近“小屯文化”的发见。（可参考董作宾帚予说一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据研究的结果，在殷周时，文字已进入形态字的阶段，至今日止考出的字，已有一千五百左右。有了文字以后才能有记载，史学也因为有了记载而发生了。但，把文字刻在骨头上，龟壳上或钟鼎上的辞，我们不能算为史学，只能视为史料；它只是社会发展遗留下来的文字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史料与史家主观的理论合式的统一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直认为史学。其颇如诗经，周易，尚书等也只能视为史料，因为它们只是将当时的社会动态或用诗体，或用散文体把它记录下来而已。（以上所指的书的作成年代及作者问题至今尚未定论，易经之成年及作者可参考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因此，我们只能称为中国史学的“ 萌芽期”。
到春秋一书问世以后，把中国史学由混沌不清的“萌芽期”转到“产生期”。这书最大的特点是在时间观念和史的观点，时间观念的发见以此书为最早，史的观点亦是以此书为最早。在希腊只注意英雄的故事，言论和姿态等，而在孔子时，却已经注意到褒贬。他把时间与史观统一混同起来，表现出他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伦理史观”。他根据自身时代的感觉和思想，来整理大堆的历史，而形成春秋一书中的褒贬的史观。这史观的形成自有其历史的背景的，在这时候，由于封建领主相互兼并的程度之进行与扩大，引起了大批中小领主的灭亡，反之，大领主势力愈强大，对最高领主的周天子的势力愈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小领主的势力之伸张，形成“公室衰微，私家僭越”的现象。封建领主内部的矛盾渐深，不但破坏了封建等级制的尊严，而且动摇了宗法社会的观念，因而使“礼”与“刑”失去了效用。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便是孔丘的拥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哲学。于是，他一方面提出了“正名主义”，企图重新确立封建的等级身分；一方面提出了“伦理主义”，企图把宗法观念系统化。并且，在“礼”与“刑”以外，再加上新的统治工具的“德”。他为了使“乱臣贼子惧”，于是来著（或修）春秋，而用其“正名主义”，“伦理主义”和“德”来做褒贬的标准。所以春秋一书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始祖。
到了汉初，司马迁的史记出，才把中国史学由“产生期”进而为“发展期”。这书所纪的事物甚多。从人物上看：上至帝王，下至狗屠。从时间上看：上至太古，下至太初年间，约三千余年。以本纪，世家，书，表，列传的体裁来写作纪传体的通史，以史记为开山祖，使后代各史家不能出其范围。这部书所以在这时间出现，因为，在秦汉时代是由初期的封建制转至专制封建制的转捩点。在经济上是由封建领主经济让于地主经济；在政治上是由庄园制转化为郡县制，于是在意识上反映出“大一统”的专制主张。因此，主张重新确定封建的等级关系，主张武力统一，排击封建领主的“非攻”与“救守”，提倡土地的利用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增加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这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之下，一切学术制度等都有一纹的必要。于是，在哲学上就有“天人合一”之说，企图把殷周时代的术数迷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学说以及秦汉时代政治社会的理论，融会贯通，作为哲学的重新整顿而一统。在史学上就有史记的出现，把汉以前三千年的历史也做了一番重新整顿而一统的工作。
封建社会在停滞的情形下，逐渐发展下去，遂有二十五史的集成。在史体方面，除了纪传体外，尚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形成，这成了发展期的中国史学体裁的鼎足。此外还有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及作为学术思想史的四朝学案。“旧史学”至此，可谓“蔚然大观”了！
到了清中叶后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大变。于是史学上就由“发展期”进入“转变期”。在鸦片战争以前，女真族入主中国，但不能阻止都市经济对农村之分解作用，小资产者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反映出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小资产者的哲学。同时，农民意识的醒觉，反映出颜元一派的农民哲学。那时，封建地主的渐趋没落。又反映出颜炎武，孙奇逢，李颙等庸俗的保字哲学。三种不同阶级的矛盾，在史学上产生许多不同的史学理论，并且互相攻击非议。史学界在这时候的动态是非常热闹的。这或许是“旧史学”的末运，也可说“旧史学”的回光反照吧！。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小市民经济没有等到他们社会经济因素的成熟，你遭遇到外来资本主义的袭击，把他们室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构成了略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在史学上便反映出复杂混乱的各种各样的史观与史籍。这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以胡适为中心的疑古派，以王国维为中心的考古派，以郭沫若等为中心的释古派，至今为止，中国新史学尚未走上正确的路向。不过，我们在这混乱的局面下，或多或少已经看出中国史学已逐渐走向释古派一途。最近，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册的书版，更指示了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我们在这里，已经逐渐看出了新史学定型的憧景了！
谈到这里，我以为史学史的分期应该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去找根本的原因，同时还要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如果单从王朝的盛衰典替来做史学的准绳，那是会变成记载的叙述的旧史学，而不能称为说明的，新史学的。
【是文原载《文汇报·史地周刊》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智识编辑部据原文移录，原排版错讹处，读者自识。作者原署周光岐，据周予同先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民国三十年元旦起草，一月十六日完成，原载《学林》第四期（一九四一年二月）与《治经与治史》（原载《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三十六号（一九三六年）两文内容可知，周光岐即周予同，光岐为笔名或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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