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8-09-35203.htm

这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实在是太贫乏而混乱了,史学方面尤甚。这一方面意义着现实的阴郁,与萧杀,一方面意义着中国目前新史学的理论尚未定型。

一部史学史的写作是相当艰苦,不但要对过去各史学家的史学方法论有深刻的研究,对史籍有深刻的了解,对时代有深刻的体味,更要紧的,还要对史学自身的整个发展有所认识。否则,会变成一本“垃圾堆”的!

在魏应麒氏中国史学史(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未问世以前,别人也曾经出版过三四种中国史学史的书籍,可是总不能使人满意首盲,不是史观的错误,就是史料的不确,最大的缺陷,是对史学自身的发展没有把握到。那么,这本中国史学史的编制是怎样的呢?魏氏把全书分为上下二编:上编将中国史学史之特质分价值,中国史籍之地位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与职守作一有系统的总括叙述。下编则分期叙述自远古到民国每一时代发展的情形,注意各种体制的因创,尤注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这体系在表面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但,详细分析后,实仍有不少可商讨的地方,如:关于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问题,关于中国史官的起源问题,关于“历史解释不可囿于一元”的问题,及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等。以上之问题我暂不想在这里多赘,现在仅提出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来和读者商讨。

魏氏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七期:古代——两汉——三国,西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这种分期,在我看来,完全以帝王朝代为标准的,或许魏氏以为“惟史之为书,不能不顾及时间”,因此,就依王朝的更替来做史学史的分期准绳,但结果却忽视了史学自身发展各阶段的特殊性,而且他所以如此区分,也没有说出一个所以然的理由来,为什么两汉与三国,两晋,南北朝分开?古代的范围是怎样的?史学怎样在古代发生?类似这些问题的问题,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实在觉得太多了。

依我的意见,中国史学史应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从殷周直至春秋以前,以甲骨上及钟鼎上的刻辞,诗经,周易,今文尚书中的一部份材料为代表。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萌芽期”。

第二期:从春秋经战国至汉初,以春秋,竹书纪年,国语,世本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产生期”。

第三期:从汉初至清末,以纪传体的二十五史,编年体的正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九种纪事本末,以及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和作为学术史的四朝学案等为代表作品,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期”,也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定型期。

第四期:从清末到现在,可称为“新史学”时期,(以前三期可称为“旧史学”)新旧史学的转捩点出于“鸦片战争”后的经济社会起了极度的变化,而直接由于经今文学派之文化的动力,这一期可称为“中国史学的转变期”。

中国史学由“萌芽”,“产生”,“发展”而“转变”,自各有其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背景和基础在。

我认为中国史学萌芽于殷周,这是根据最近“小屯文化”的发见。(可参考董作宾帚予说一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据研究的结果,在殷周时,文字已进入形态字的阶段,至今日止考出的字,已有一千五百左右。有了文字以后才能有记载,史学也因为有了记载而发生了。但,把文字刻在骨头上,龟壳上或钟鼎上的辞,我们不能算为史学,只能视为史料;它只是社会发展遗留下来的文字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史料与史家主观的理论合式的统一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直认为史学。其颇如诗经,周易,尚书等也只能视为史料,因为它们只是将当时的社会动态或用诗体,或用散文体把它记录下来而已。(以上所指的书的作成年代及作者问题至今尚未定论,易经之成年及作者可参考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因此,我们只能称为中国史学的“ 萌芽期”。

到春秋一书问世以后,把中国史学由混沌不清的“萌芽期”转到“产生期”。这书最大的特点是在时间观念和史的观点,时间观念的发见以此书为最早,史的观点亦是以此书为最早。在希腊只注意英雄的故事,言论和姿态等,而在孔子时,却已经注意到褒贬。他把时间与史观统一混同起来,表现出他对历史的看法,形成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伦理史观”。他根据自身时代的感觉和思想,来整理大堆的历史,而形成春秋一书中的褒贬的史观。这史观的形成自有其历史的背景的,在这时候,由于封建领主相互兼并的程度之进行与扩大,引起了大批中小领主的灭亡,反之,大领主势力愈强大,对最高领主的周天子的势力愈削弱。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小领主的势力之伸张,形成“公室衰微,私家僭越”的现象。封建领主内部的矛盾渐深,不但破坏了封建等级制的尊严,而且动摇了宗法社会的观念,因而使“礼”与“刑”失去了效用。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的便是孔丘的拥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哲学。于是,他一方面提出了“正名主义”,企图重新确立封建的等级身分;一方面提出了“伦理主义”,企图把宗法观念系统化。并且,在“礼”与“刑”以外,再加上新的统治工具的“德”。他为了使“乱臣贼子惧”,于是来著(或修)春秋,而用其“正名主义”,“伦理主义”和“德”来做褒贬的标准。所以春秋一书可说是中国史学的始祖。
到了汉初,司马迁的史记出,才把中国史学由“产生期”进而为“发展期”。这书所纪的事物甚多。从人物上看:上至帝王,下至狗屠。从时间上看:上至太古,下至太初年间,约三千余年。以本纪,世家,书,表,列传的体裁来写作纪传体的通史,以史记为开山祖,使后代各史家不能出其范围。这部书所以在这时间出现,因为,在秦汉时代是由初期的封建制转至专制封建制的转捩点。在经济上是由封建领主经济让于地主经济;在政治上是由庄园制转化为郡县制,于是在意识上反映出“大一统”的专制主张。因此,主张重新确定封建的等级关系,主张武力统一,排击封建领主的“非攻”与“救守”,提倡土地的利用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以增加地主阶级的利益。在这大一统的专制主义之下,一切学术制度等都有一纹的必要。于是,在哲学上就有“天人合一”之说,企图把殷周时代的术数迷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学说以及秦汉时代政治社会的理论,融会贯通,作为哲学的重新整顿而一统。在史学上就有史记的出现,把汉以前三千年的历史也做了一番重新整顿而一统的工作。

封建社会在停滞的情形下,逐渐发展下去,遂有二十五史的集成。在史体方面,除了纪传体外,尚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形成,这成了发展期的中国史学体裁的鼎足。此外还有作为政治制度史的十通及作为学术思想史的四朝学案。“旧史学”至此,可谓“蔚然大观”了!

到了清中叶后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大变。于是史学上就由“发展期”进入“转变期”。在鸦片战争以前,女真族入主中国,但不能阻止都市经济对农村之分解作用,小资产者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反映出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等小资产者的哲学。同时,农民意识的醒觉,反映出颜元一派的农民哲学。那时,封建地主的渐趋没落。又反映出颜炎武,孙奇逢,李颙等庸俗的保字哲学。三种不同阶级的矛盾,在史学上产生许多不同的史学理论,并且互相攻击非议。史学界在这时候的动态是非常热闹的。这或许是“旧史学”的末运,也可说“旧史学”的回光反照吧!。但是,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小市民经济没有等到他们社会经济因素的成熟,你遭遇到外来资本主义的袭击,把他们室息在封建社会的母胎里,构成了略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在史学上便反映出复杂混乱的各种各样的史观与史籍。这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以胡适为中心的疑古派,以王国维为中心的考古派,以郭沫若等为中心的释古派,至今为止,中国新史学尚未走上正确的路向。不过,我们在这混乱的局面下,或多或少已经看出中国史学已逐渐走向释古派一途。最近,郭沫若先秦学说述林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册的书版,更指示了中国新史学的方向。我们在这里,已经逐渐看出了新史学定型的憧景了!

谈到这里,我以为史学史的分期应该在人类实际生活中去找根本的原因,同时还要配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如果单从王朝的盛衰典替来做史学的准绳,那是会变成记载的叙述的旧史学,而不能称为说明的,新史学的。

【是文原载《文汇报·史地周刊》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智识编辑部据原文移录,原排版错讹处,读者自识。作者原署周光岐,据周予同先生《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民国三十年元旦起草,一月十六日完成,原载《学林》第四期(一九四一年二月)与《治经与治史》(原载《申报·每周增刊》第一卷三十六号(一九三六年)两文内容可知,周光岐即周予同,光岐为笔名或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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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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