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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北朝史学有自己的特点。与南朝相比,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在重视修撰当代国史方面;在民族史学的研究方面;在直书与曲笔修史方面都表现了与南朝史学的异趣。本文在揭示以上事实的同时,指出这些特点的出现是与北朝政治紧密相联的。北朝纷繁复杂的阶级、民族矛盾严重影响、制约着该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使之带有明显的不同于南朝的政治烙印。

关键词: 北朝史学, 北朝政治, 南朝史学

深入到魏晋南北朝各代内部去研究这一时期史学的状况,是我们准确认识、正确把握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深化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关键。本文尝试从北朝史学与北朝政治的密切关系出发,并与南朝史学进行比较,分析北朝史学的特点,期望加深对这一时期史学内部状况的认识。

一、战争的破坏、资料的流失、政治的需要,使北朝在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方面与南朝大异其趣。

每一朝代开始,史学家们便开始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魏晋时期,研究前代史学及修撰前代史的人很多,著名的就有服虔、韦昭、刘宝、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习凿齿、袁宏、环济等。迄南北对峙,这种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南朝史家依然继承魏晋时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的传统,并做出了更大贡献,而北朝史家对前代史学与前代史的研究与修撰却几乎等于零。

《史记》、《汉书》为我国古代史学巨制,自汉至隋唐,“六百年间共行钻仰”①,影响颇大。但是,我们把北朝与南朝对这两部书的研究比较一下,就会看出其间的差异。据《隋书·经籍志》载,对《史记》的研究,南朝有裴《史记集解》、徐野民《史记音义》、邹诞生《史记音》三家,北朝没有一家。对《汉书》的研究,南朝有刘显《汉书音》、夏侯《汉书音》、陆澄《汉书注》、梁元帝《汉书注》、刘昭《汉书注》、韦《汉书续训》、萧绎《汉书注》、刘孝标《汉书注》、范晔《汉书缵》、姚察《汉书训纂》、《汉书集解》、《定汉书疑》十家十二种,北朝没有一家。《隋志》认为自汉至隋,“《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应指南朝而言,北朝对这两部史著的研究是付诸阙如的。

在对前代史的修撰上,北朝也远远逊于南朝。如东汉史,南朝有范晔、刘义庆、萧子显的《后汉书》及张缅《后汉书略》和王规《续汉书》五家。北朝没有一家。又如两晋史,南朝何法盛、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沈约、刘谦之、王韵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等史家都撰有晋史,或纪传或编年,蔚为大观。北朝则只有北齐时宋绘注过王隐的《晋书》及何法盛的《晋中兴书》②。

北朝何以会出现这种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的衰落局面呢?我们分析,这与北朝的政治生活密切相联。

首先,文献典籍破坏严重,资料严重匮乏。北中国经“五胡乱华”,干戈扰攘,文化典籍惨遭兵祸之毁。史载:“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典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③“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④战乱又使中原地区文化水准较高的世家大族纷纷携策抱卷,渡江南逃,“中朝遗书,稍流江左”⑤。此外,刘裕公元417年北伐,入长安,灭后秦,又一次搜罗经史图籍,使得“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尽归江左”⑥。使北朝“礼乐文章,扫地将尽”⑦。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得不向南齐借书,来充实秘府。尽管北朝各代均注意聚积图书,但收效甚微。在这种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要想研究前代史学、修撰前代史,何其难哉!

其次,北朝各代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入主中原,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确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他们不但要在形式上争正统,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作乐,更主要的是要从深层文化角度——历史的角度说明自己是正统,要求史学家直接从正面说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着力记述本民族的发迹史,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魏太武帝拓跋焘明确指示史官要“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⑧,担心史官不载其克秦陇、攻徐兖、平龙川、灭北凉等功绩。高洋也说:“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⑨对北朝各代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是通过记载自己的功绩,赶紧树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正统形象。至于研究前代史,总结前朝的统治经验,由于朝代更迭太过频繁,他们一时还顾不上。这种民族心理上的因素也导致了北朝对前代史研究的衰落。



二、北朝重视修撰当代国史,但这种重视与严密控制是同步进行的。从崔浩国史案到魏收修《魏书》,史学领域的激烈斗争与统治者的高压使重视修撰当代国史的北朝各代在当代国史修撰上却成绩寥寥。北朝前后期政治矛盾的变化在史学领域也反映了出来。

和南朝相比,北朝不重视修撰前代史和研究前代史学,但却很重视当代国史的修撰。自魏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下诏邓渊撰国史起,到北齐后主武平四年(573年)下诏李德林、魏澹修国史止,约170余年时间里,北魏、西魏、北齐、北周各代帝王下诏修撰国史约20余次bk。他们重视修史,是要把史学当作一种政治工具,为自己弘扬功业,至于史家秉笔直书,记载了不利于当朝的史实,他们则非常敏感,进行残酷打击。北朝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士庶矛盾异常激烈的朝代,这些矛盾在史学领域得到充分反映。自北魏初年出现了“崔浩国史案”以后,北魏曾一度废除史官,直到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才复置,并出现了争夺修史大权的现象。魏孝武帝永熙元年,北魏朝议“国史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bl。其原因就是惧怕汉人史官记载统治者的恶行。并且,自北魏始,封建国家就一直派员干预修史。北魏初年,掌著作者大都是汉人,为便于控制,一直在史馆置翻译。孝文帝时,定起居注制,置起居令史。魏节闵帝普泰元年,别置修史局,设官六人,控制国史修撰。北齐时,又置史馆,开隋唐史馆修史、宰相监修之先河。可以说,北朝各代统治者在重视修撰国史的同时又一直严密控制着史籍的撰修。

在这种严密控制之下,史官修史不敢下笔,唯有敷衍了事。崔光负责魏史撰修,“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阙略尤多”,并心怀戒惧地说:“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bm崔鸿修《十六国春秋》,魏宣武帝让崔鸿每修一卷上奏一卷,崔鸿不敢,原因就是“其书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bn有的史官甚至通过改换体例来应付差事,结果使得北朝“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bo重视修撰国史的背后是对修撰国史的破坏。

剖析崔浩国史案及魏收《魏书》一案,会更加深刻地揭示出这一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及变化。北魏初年,邓渊奉诏撰国史,只编出了年月日,对史事不加裁剪,没有一定的体例,不能令人满意。太武帝在神二年、太延五年两次诏崔浩等人对国史重加修撰。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国史修成,崔浩立石铭于路衢,刊刻国史于其上,由此获罪,被夷三族,“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夷其族”bp,“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bq,构成我国史学史上一大惨案。

尽管史学界对崔浩致诛原因说法不一,但杀崔浩的导火线是修史,是谁也否定不了的。《魏书·崔浩传》说崔浩修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周一良先生详细深入地分析过“备而不典”,极有说服力地揭示出崔浩致诛的原因,一是直笔拓跋氏先世昭成帝什翼犍被苻坚俘至长安、国破家亡之事,并详叙道武帝流放至蜀的经过。二是备书鲜卑贵族先世父死妻母、兄死妻嫂等落后的婚姻风俗br。在鲜卑贵族看来,这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损害了他们的形象,极不利于他们的统治。

其实,隐藏在国史案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民族间的矛盾。北魏是鲜卑拓跋贵族与北方士家大族相联合的政权。拓跋贵族需要利用汉族士族地主的统治经验与文化来治理国家,而“汉人大族亦欲借统治之胡人以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思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bs因此这种联合又充满了矛盾。鲜卑贵族既想利用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修史等文化活动,树立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威信,又想严密控制汉族地主的活动,把一切纳入自己所要求的范围内。而汉族大族则想通过鲜卑贵族,扩大汉文化的影响,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种民族间文化上的差异、观念上的不同、心理上的隔阂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造成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冲突。崔浩国史案实际上就是这种民族矛盾在史学领域中的一种具体反映。

如果说北朝前期在修史上主要表现为民族矛盾的话,那么到后期则主要表现为士庶地主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影响到史学编撰,就出现了魏收《魏书》案。北齐天保五年(554年),魏收所修《魏书》奏上,结果引起舆论大哗,“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所毁。”bt《魏书》受到激烈攻击,被称之为“秽史”。高洋兴狱止谤,也没能制止士家大族的不满,只好“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ck,让魏收修改。孝昭帝高演皇建元年,又下诏魏收研审《魏书》,改正后刊行。但“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cl,武成帝高湛复敕再审,又做了改动。《魏书》经魏收三次修改,把各方面的矛盾进行了折衷,才得以刊行。尽管如此,时人对魏收的仇恨有增无减,致使“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cm

魏收修《魏书》所导致的风波一直被认为是他任情褒贬、曲笔修史的结果。其实,在这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士庶矛盾的激化。北魏后期至北齐,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已逐渐转化,士庶地主之间的矛盾上升。而且,由于军功、庶族地主的势力逐步强大,特别是河阴之变以后,北朝士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危机,便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反抗。当他们看到《魏书》中没有充分为自己或自己先世、家族立佳传时,便纷纷指责魏收修史不实。对魏收攻击最甚的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平王松年、清河崔等都是士家大族,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士庶矛盾中,魏收处于两难境地,作为士族地主,他作史之时,“大征百家谱状”,cn想通过修史维护汉族士族地主和门阀化鲜卑贵族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北齐左仆射杨在当时就觉得《魏书》“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魏收的回答是:“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谍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co很清楚,魏收不惜以家谱志状的形式,在史书中树立屡受打击,摇摇欲坠的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但是,面对鲜卑化的汉人高欢集团的强大压力,魏收又不得不极力维护高欢集团的利益,高澄就曾恫吓魏收:“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cp因此,对这一时期庶族势力上升的事实又不能置之不顾。在这种士庶矛盾、民族矛盾的夹缝中,魏收很难做到秉笔直书,也很难调和这诸多的矛盾。激烈的社会斗争使魏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史书,这种情况在南朝是没有的。

三、和南朝相比,北朝民族史学得到迅速发展,这与北朝各代和十六国各民族政权的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分不开。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北朝史学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民族史学发展较快,先后出现了一些有关十六国史的著作,这些著作现已大部亡佚,但我们仍能考出有以下数种:

封懿《燕书》,记后燕慕容氏史,卷数不详。

姚和都《秦记》,记后秦姚氏史,10卷。

高谦之《凉书》,记北凉沮渠氏史,10卷。

韩显宗《燕志》,记北燕冯氏史,10卷。

崔鸿《十六国春秋》102卷,《纂录》10卷,记十六国史事。

李概《战国春秋》20卷。cq

此外,涉及十六国史事的史书还有:韩显宗《孝友传》10卷,王遵业《三晋记》10卷,李公绪《赵记》8卷,郦道元《水经注》40卷,元晖《科录》270卷,薛《西京记》,卷数不详,李概《左史》6卷,宋孝王《关东风俗传》63卷,阳休之《幽州古今人物志》13卷等等。

这些民族史著作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史载,封懿《燕书》“颇行于世”cr,高谦之《凉书》“行于世”cs,韩显宗《燕志》“颇传于世”ct,崔鸿《十六国春秋》更是“大行于世”dk。说明在当时民族史学的修撰达到了一定水平。

北朝民族史撰述发展如此之快,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一方面,中国北方自晋室南渡以后,先后由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民族建立起一个个割据的政权,此消彼长,连续百余年,对中国历史产生很大影响。而北朝正是承接十六国而来,他们的统治经验、教训,在史学家看来,对统一北方后的北魏及以后的各代更为有用,因此他们乐意写这段历史,正如崔鸿所言:“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竟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会之势,亦足以垂之将来,昭明劝戒。”dl又由于官修国史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因此这些著作多为史家私下修撰,反映的主要是史家个人对这些政权的认识。另一方面,北朝承十六国之后,与十六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北魏初年,许多史官都来自十六国,为北魏撰修十六国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封懿仕慕容宝时,任史官,著国史,归北魏后,以慕容旧事撰成《燕书》。宗钦仕北凉沮渠氏,受命修国史,撰《蒙逊记》1卷,入魏后,拜著作郎,仍修国史。张渊仕姚兴父子时,为灵台令,后仕赫连昌,为太史令,修国史,入魏后仍为太史令,太祖“数见访问”dm。段承根曾仕乞伏炽磐,因“好学,机变有文思”,入魏后崔浩推荐他为著作郎,参修国史,“西秦史事,盖由承根在魏传述”dn。程骏在北凉时师事河西大儒刘,刘曾著有《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程骏入北魏后拜著作郎,时人称“骏实史才,方申直笔。”阚任沮渠蒙逊,为秘书考课郎中,带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并撰有《十三州志》,后入北魏。可见,这些人入北魏,给北朝各代认识十六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资料上的便利,直接促进了北朝民族史学的发展。

四、史学领域内直书与曲笔的对立极其尖锐,这既是统治者高压的结果,也是史学家道德与人格的折光。

魏晋南北朝所修史书,曲笔者很多,后代史家对此多所不满,刘知几在《史通·曲笔中尤其严厉地批评了北朝的魏收。北朝阶级间、民族间、士庶间、士族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是导致曲笔修史的主要原因。但是,就是在这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北朝正直的史家依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使自古以来鉴戒史事、秉笔直书的思想得以流风不泯。

其一,与统治者片面要求史书为自己弘扬功业不同,在北朝史家的眼里,史书的作用在于总结经验,为将来之鉴戒。高允曾说:“夫史籍者,帝王之实录,将来之炯戒;今之所以观往,后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举动,莫不备载,故人君慎焉。”“书朝廷起居之迹,言国家得失之事,此亦为史之大体。”do柳虬也说:“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为鉴戒也。……彰善瘅恶,树以风声,……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dp

其二,与背离史德的史家不同,正直史家坚持秉笔直书,以直书相标榜,对曲笔修史的史学歪风进行了抗争。宗钦曾赠诗高允,举南史、董狐、司马迁等人相勉励。高允答诗说“远思古贤,内寻诸己,仰谢丘明,长揖南史。遐式长存,高踪难拟。”dq柳虬则指出直书是由来已久的史学传统,“南史抗节,表崔杼之罪;董狐书法,明赵盾之愆。是知直笔于朝,其来久矣。”dr北朝史家这种要求直笔的思想,一方面是继承了传统史学中直书的优良传统,并毅然与曲笔相对立;另一方面对唐代刘知几总结直笔理论,有直接的启发。

其三,与统治者只把史官看成他们进行统治的工具不同,北朝史家充分认识到史职的神圣。北魏史官李彪曾说:“史官之达者,大则与日月齐明,小则与四时并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明是也,小者史迁、班固是也。故能声流于无穷,义昭于来裔,是以金石可灭而流风不泯者,其唯载籍乎!”ds这大概也是史家试图摆脱统治者控制,要求独立修史的心声。

北朝史家的这些思想,到唐代时就被刘知几所吸收,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史通》中专门论列。可以说,无论在怎样严酷的政治条件下,中国古代正直的史学家都保持了对史书作用、史家职责、史家修养、史学地位的正确认识,使中国传统史学得以按自己的特点向前发展。

①《史记索隐后序》。

②见《隋书·经籍志》及《宋书》、《梁书》、《南齐书》、《陈书》、《魏书》本传。

③《晋书·苻坚载记》

④⑤《隋书·经籍志》

⑥《隋书·牛弘传》

⑦《魏书·儒林传叙》

⑧bp《魏书·崔浩传》

⑨《北齐书·文宣帝纪》

bk参见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南开出版社1987年3月版

bl《史通·史官建置》

bmbndl《魏书·崔光传附崔鸿传》

bobtckclcmcocp《北史·魏收传》

bqcndk《史通·古今正史》

br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42——350页,中华书局1983年3

bs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

cq李概在北齐时曾修国史。姚振宗《隋志考证》认为“《战国春秋》者,殆即十

cr《魏书·封懿传》

cs《魏书·高谦之传》

ct《魏书·韩显宗传》

dm《魏书·张渊传》

dn《魏书·段承根传》

do《魏书·高允传》

dpdr《周书·柳虬传》

dq《魏书·宗钦传》

ds《魏书·李彪传》

(刊于《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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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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