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sxll/2006-06-26-35149.htm

他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他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1];他超越个人、集团、党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超越个人、集团、党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史学家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1884 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吕思勉先生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中经济拮据而不能延师教学,改由父亲亲自教授。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到二十三岁时,他已经把二十四史通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他说自己“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2]。

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了大量的著述,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著述之丰富,在近现代史学家中是罕见的,海外学者将他与钱穆、陈寅恪、陈垣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3]。吕思勉一生写了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1923)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下册1944),五部断代史:《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9)、《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1933)、《经子解题》(1926)、《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中国制度史》(1985)、《中国民族史》(1934)、《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和《文字学四种》(1985),三部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论学集林》(1987)、《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吕思勉遗文集》(1997),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4],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1957年10月9日,吕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著作,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流传广播,影响深远。

除了历史研究,吕思勉还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1905 年,年仅22岁的吕思勉进入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7-1909)、南通国文专修馆(1910)、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2)、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1922)、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1951)等学校任教。1951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57 年病逝,一生授课执教长达50余年。他讲授的课目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籍文选、孔子大同释义、《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吕先生很善于把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使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他不少学术著作的初稿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强研究,修改讲稿,使逐渐成为高质量的著作。同时,他又把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反馈到教学中去,深入浅出,逐渐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他一生在历史教学上投入的时间、精力甚多。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每周任课十小时;抗战期间,58岁的吕思勉回常州隐居,在乡下游击区的青云、辅华中学任教,开设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国文、本国史等四门课程,每周任课也多达十多个小时。他上课从不设坐椅,虽然都亲自编写了讲义,却从来不按讲义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讲授。上课时总是用浅近明白的文言文在黑板上写一二段提纲,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步边讲说,时有真知灼见、鸿论创见[5]。1954年,71岁高龄的他抱着病躯为毕业班学生开设中国史籍读法,但开学不久终因病倒而停课。课已不能再继续了,吕思勉在家养病,“病闲”中又撰写了数万字的《中国史籍读法》,这是他最后的一部讲稿[6]。



在二十世纪的前期,史学界的主流学风是专门家,而不是通史家。专门家的主要特色是重方法、重材料,尤其推重新出罕见的材料。在治学风格上崇尚仄而专、精而深的专题研究,当时的几位史学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先生的史学研究都有这一种特色。吕思勉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史学家,他的治学风格属于通博周赡一路,追求融会贯通。他曾对青年学者说:研究学术应该眼光要放大,不要拘泥于局部,既要深通,更要通贯,“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势也”[7]。在现代史学家中,吕思勉的治史素以广博恢宏而著称。他的两部通史,都从远古一直写到当代。完成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白话本国史》,起于传说时代,终于民国时代的财政、金融、关税问题。完成于孤岛时期的《吕著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题为:革命途中的中国,写到国民政府的南北统一和华盛顿会议上的《九国公约》,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他的四部断代史,都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半部则对该时代的社会“典章经制”作了全方位的展现,实际上是一部社会文化史,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另外,吕思勉的几部断代史,都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册则对该时代的社会“典章经制”作了全方位的展现,实际上是一部断代制度史或社会文化史。如《秦汉史》的下半部,设有八章四十七个小节:社会组织有昏制、族制、户口增减、人民迁徙、各地风气;社会等级有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人民生计有訾产蠡测、豪富、地权不均、禁奢之政、官私振贷;实业有农业、工业、商业、钱币;人民生活有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政治制度有政体、封建、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学术有学校、文字、儒家之学、百家之学、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宗教有祠祭之礼、诸家方术、五德终始之说、图谶、神仙家、道教之原、佛教东来等等。这种规模广阔的“全方位”研究,真可以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媲美。文史学者徐哲东称吕思勉的治史有顾亭林的“闳雅”、钱晓征的“渊博”、戴东原的“论证”和章实斋的“辩达”[8],严耕望则概括他的治学特色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9]。

史学界的同仁都说吕先生擅长考据、好讲考证,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吕思勉曾说:“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10],他说自己“好谭经世之学,考求历代典章制度,自度终不能为纯儒”[11]。他从早年起就向往“旧时所谓经济之学”[12],这里,他说自己“好谭经世之学,考求历代典章制度,自度终不能为纯儒”。他从早年起就向往“旧时所谓经济之学”,这里所说的经济之学,就是指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总括。旧时没有学科的分类,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读书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目的是经国济民,效力社会,这也是吕思勉从小立下的志向,也是他研究学问的最终归宿。他常说,研究学问的人,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书本里,要肩负社会改革之责,要为现实谋实用。他批评“向者士夫埋头钻研,几谓天下之事,尽于书籍之中,其号称读书,而实不能读书者无论矣,即真能读书者,其学问亦多在纸上,而不在空间。能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为当世效实用”[13]。他又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并认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14]。。他又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并认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

虽然向往“经济之学”,但他自忖自己的性格不适宜做官,对当时的政界风气也很看不惯,所以,最终选择了教授和治学的道路。不过,“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会”。所以,他一生的言论著述,都隐含着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他经常思索着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思索着改革的方法。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倡议社会改革的时论性文章,总计有五、六十万字。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有文官考试方法的改革、救济米荒的对策、改良盐法和田赋征收问题、对平卖的建议、抗战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的经济出路、战后的民食问题、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整理土地和居住问题、根治贪污等问题;涉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有上海的风气、生活的规范、市民饮食习惯的改革、妇女就业和持家问题、等;涉及教学学习方面的,有小学国语教学统一国语问题、职业教育问题、提倡制定草书、中学历史教学问题、学校与考试问题、青年的教育问题、国文教学及教科书的改革、学制改革等等。1927年、1928年及抗战胜利以后,吕思勉三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建议学校厉行改革,讲学校建设和社会改革相结合,希望学校能倡导改革,指导民众,影响社会。如果人人都“蹈常习故”、“玩时愒日”,那么“万事皆隳坏于冥漠之中”。历史学家钱穆读之,“叹为西京贾晁之论”。吕思勉曾评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是长于计划,短于任事的,…不脱书生的本色”[15],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他说自己“与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16]。因此,他总是写文章,发议论,提倡议,谋改革。在现代学术史上,像吕思勉那样全无政治色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学者[17],实在是非常罕见的。,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他说自己“与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因此,他总是写文章,发议论,提倡议,谋改革。在现代学术史上,像吕思勉那样全无政治色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学者,实在是非常罕见的。



中国制度史是吕思勉用力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制度史》和几部断代史中。《中国制度史》的初稿写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原是为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的历史教学而准备的讲稿,初时取名为《国故纲要》、《国故新义》等,一度改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来经过系统的修订扩充,又改名为《中国社会史》。原稿设十八个专题,分别为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其中的国体、政体、宗族、阶级、婚姻五个专题,曾经以《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和《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为书名,于1929年由上海中山书局初版发行。1936年4月,上海龙虎书局将这五种制度小史增订为合订本,改称为《史学丛书》再版发行。1985年5月,书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发行,沿袭已经出版的五种制度小史,书名改为《中国制度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初版《中国制度史》作了较大的删改,全书设十七章,50余万字。删去的部分有:阶级一章,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诸章中近代以后的叙述,以及各专题内的一些分析、评论的段落。《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于1997年9月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诸章中的删余部分,后以《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为题,编入《吕著中国近代史》,也于1997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中国制度史》收入《世纪文库》,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新版横排版。新版《中国制度史》仍为十七章,订正了初版中的不少勘误,但删节部分尚未按原稿订正恢复,书名也没有恢复作者原定的《中国社会史》。

《中国制度史》的编写,主要是为了使读者能系统地了解历史上各种制度的源流和演变,这与当时缺乏这一类历史著述有关。当时通行的通史著述,虽在各个时代夹叙了一些典章制度,但大都缺乏条理,且不能连贯,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历史知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将史事分为理乱兴亡与典章经制两大类,吕先生认为这种见解对今天的史书编撰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理乱兴亡是“动的历史”,典章经制是“静的历史”,这“动”、“静”两个方面,实在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方面,“未免太狭隘”。所以,今日的治史,必须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以容纳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为此,作者选择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一些重要侧面,分成十八个专题,系统而连贯地加以叙述。这些专题看似类似正史的志或通典的门,其实除政制一门外,其余的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比如《婚制》一章,论辈份婚、抢掠婚、买卖婚、娶妻出妻之礼、嫁娶之年、畜妾之习之起源、同姓不婚、嫡庶之别、夫妇关系、贞洁观念、妇女权力及男女平等等问题。《宗族》一章,论母系与女权、宗、族、国、家之差异、宗法与祭祀、姓、氏之差别、谱牒之起源、门第之盛衰、分家析户与聚族而居、立后之法等等。这些内容,旧史都没有专门的记载和叙述,其材料都需要从正史、典志等史籍中钩稽出来,再按照新史规模和要求,以一定的系统加以凝聚组合。尤其是《中国制度史》中对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演变的研究,为后来治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所推崇[18]。



杨宽先生曾概括吕先生的史学特色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19],“ 实事求是”和“融会贯通”确实也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大特色。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但一直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要做到“真有研究”,是极不容易的。吕先生认为,单纯的史实考证,虽然精深,但限于一枝一节,难以“贯串全史,观其会通”;而以新学来解释旧史,如果所依据的史实不正确,那么其所作的综合、概括就有“基础不确实的危险”[20]。要克服这两种毛病,首先是要实事求是地、系统地研读史料、考订史实;然后再在前者的基础上,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中国制度史》的研究和著述就体现了吕思勉的这种思想和方法。

前辈学者在论及史学研究的经验时,大都认为在撰写史书或论文之前,应先学习写史学札记。札记的写作,既是积累材料,又是思考问题,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思考逐渐成熟,就可以开始撰写论文或著述,这也是《中国制度史》的研究和著述的程序。在现代史学家中,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以致传为美谈,而吕思勉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21]。他的治史,以阅读文献和撰写札记为日课,数十年如一日,把经、史、子、集的文献典籍做了全面、系统的研读,将有用的史料辑录下来,进行分类、排比、考证,然后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一百多万字。与乾嘉学者 “多留心于一枝一节”的训诂考据不同,吕思勉的札记写作都是有计划、成系统的,读《中国制度史》,我们可以体会作者是如何由札记的积累进而到专题的著述的。。他的治史,以阅读文献和撰写札记为日课,数十年如一日,把经、史、子、集的文献典籍做了全面、系统的研读,将有用的史料辑录下来,进行分类、排比、考证,然后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一百多万字。与乾嘉学者“多留心于一枝一节”的训诂考据不同,吕思勉的札记写作都是有计划、成系统的,读《中国制度史》,我们可以体会作者是如何由札记的积累进而到专题的著述的。如《婚制》一章,在著述之前,吕先生已经有一系列的札记研究,有考男女之合贵当其年的《合男女爵位必当年德义》、有考嫁娶之年的《昏年考》、有追溯畜妾之习起源的《原妾》、有考同姓不婚由来的《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义》、有考夫妇关系的《释夫妇》等。与吕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一样,《中国制度史》也可以全部拆开当作札记来读,如同赵翼《廿二史札记》、王盛鸣《十七史商榷》,但论内容的博赡丰实,结构的条理系统,则是赵书、王书所不能比拟的[22]。

《中国制度史》所论述的各项制度,大都从远古时代一直叙述到民国时代,也就是叙述到作者生活和写作的“现当代”,具有通贯古今,追溯源流,详其流变的特点。如《官制》一章,从“官之缘起”一直讲到民国时代北京政府的官制;《选举》一章,从先秦的世官制、汉代的郡国选举之制、魏晋中正官人之法、隋唐科举制,一直讲到民国时代的文官考试;《钱币》一章,从殷以前“珠玉金银龟贝粟帛杂用”,一直讲到民国时代中国银行定国币,改金本位等;《刑法》一章,从五帝之世的五刑,一直讲到民国时期为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等问题的中外交涉[23]。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各项制度的溯源流变,吕先生常用精炼的文字、提纲挈领地概括发展流变的大势。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官制演变“当分五期。三代以前为列国之制。秦制多沿列国之旧。而汉因之,以其不宜于统一之世,东汉以后,乃逐渐迁变,至隋唐而整齐之。然其制与隋唐之世又不适合,唐中叶后又生迁变而宋因之。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其治法有与前代不同者。明人顾多沿袭,清又仍明之旧,故此三朝之治,又与唐宋不同。此我国官制之大凡也”。论币制演变也分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渐少,乃代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肈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作者尤其注意历史转折中的一些大关节目。如说“秦汉之际的革易,外观虽同,而其实大异。此役也,实政体转变之关键,不容与其余诸役等量齐观 ”。说科举之法“至王安石而一变”。说古代学术,“今学多传微言大义,古学偏重名物训诂。重名物训诂者,偏于考据,注重实事,迷信自然渐衰也。故东、西汉之间,实古今风气之一大转折也”。总之,系统条理地考史,融会贯通地说史,使得这本著作,史料扎实,考证精确,对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叙述,以及对历史的总体的特征、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的把握上,都能发表出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吕先生的治史平实无华,立论中肯,无华丽铺张的词藻,不作惊世骇俗之论断。但平实不失深刻,简括之语常常包含着作者独特创见,这也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大特色。如论秦亡之后,何以仍行封建之制?吕先生认为,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如此,人心如此,“当时之人,盖视秦之灭六国,为无道之举,而视列国并立,为当然之事。其诋秦曰‘暴’,曰‘五道’,曰‘强虎狼’,非必以其虐民,亦以其尽灭六国,又不封建子弟,为专有前人之功,又背兴灭、继绝之意也。当时六国之人,视六国之后,亦为当然之事”。比如,论汉初政治,吕先生说汉初是“内任外戚,外任宗室”,但其任用宗室外戚,又与后世不同。后世委任宗支,徒成虚语。汉世则诚有“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藩卫天子”之意。所封之同姓,尾大不掉之势,显而易见,然当时并不为虑,因为封建同姓,视为“当然之道”。汉初即有吕后之祸,然元帝以后,任用外戚如故。前汉亡于王莽,而后汉之世,任用外戚如故。不特此也,哀帝去王氏,所以代之者,则外家丁氏及其祖母族付氏也。后汉外戚,殆无善终者。然一外族去,一外族复继之。此何故哉?亦以任用外戚,为当然之道也。凡一制度,未至废弃时,虽或不善,人恒以为行此制者之不善,而不以为此制度之不善。如君主专制之世,去一君必更立一君是也。陈平谓:“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知项氏苟得天下,其封建子弟,任用外戚,亦必无异于刘氏也。此固非一二人之所为,而其时代思想为之也。自魏晋以后,则情势大异矣。虽然如此,但外戚、宗室在汉初天下初定之时,也未尝没有“夹辅之效”。又如,论封邦建国至一君专制之转变,吕先生说:封建之制所以能行者,以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王室制驭之力不及,而列国亦不相接触故也。及其户口日繁,土地日辟,交通日便,……封建至此,遂不能不废矣。而我国地势又便于统一[24]。长年的列国征战,贵族政治之“恶”已经彰显,故“君主削贵族之权,人民实阴相之。遂至举一国之权,而奉诸一人耳”。而且,凡事皆欲定一尊以息纷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想,故孔子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墨子欲使乡长壹同乡之义,国君壹同壹国之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皆欲举治理之权,奉诸一人。以其时分裂之弊方著,专制之害未形也。自秦以来,君权日张,至晚近而其弊大著,故有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之《原君篇》为之矫正,“皆时势使然也”。。长年的列国征战,贵族政治之“恶”已经彰显,故“君主削贵族之权,人民实阴相之。遂至举一国之权,而奉诸一人耳”。而且,凡事皆欲定一尊以息纷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想,故孔子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墨子欲使乡长壹同乡之义,国君壹同壹国之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皆欲举治理之权,奉诸一人。以其时分裂之弊方著,专制之害未形也。自秦以来,君权日张,至晚近而其弊大著,故有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之《原君篇》为之矫正,“皆时势使然也”。

按照学界的行辈来说,吕先生无疑是属于老一辈的史学家,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国学修养深厚,其史学是以传统国学为基础的。但是,吕思勉治史的旨趣并不保守,近代以来西方各门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成果,在他的史学著述中都有反映。读《中国制度史》,常能读到一些精彩议论,实在是得益于他对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它各种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的吸收。比如,有关“同姓不昏”的缘由,吕思勉说得极精彩,他说:根据医学家、遗传学家的研究,近亲婚姻,“初不能致子孙于不肖”,医学上也没有近亲婚姻会“ 致疾之说”。但是,自古以来的“同姓不昏”,“果何自来邪?同姓为昏之禁,何由持之甚严邪?”吕先生认为:“古者同姓不昏,实如《郊特牲》所言,以附远厚别为义;而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则后来所附益也。何则?群之患莫大于争,争则乱。妃色,人之所欲也。争色,致乱之由也。同姓为昏则必争,争则戈起骨肉间矣。《晋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故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乱灾也’。此为同姓不昏最重之意。古人所以谨男女之别于家庭之中者以此。……同姓不昏,则必昏于异姓。昏于异姓,既可坊同姓之黩,又可收亲附异姓之功,此则一举而两得矣。此附远厚别,所以为同姓不昏之真实义也”。但是,为什么会有“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呢?吕先生解释说:“子孙之盛昌,人之所欲也。凋落,人之所恶也。身,人之所爱也。疾,人之所惧也。以其所甚恶,甚惧,夺其所甚欲,此主同姓不昏之说者之苦心。抑同姓为昏之禁,传之既久,求其说而不得,乃附会之于此,……此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所以能夺人好色之心,而禁其乱于族也邪?抑子孙之蕃衍,恃乎宗族之盛昌。宗族之盛昌,恃乎族人之辑睦。因争色致乱,夫固足以招亡”。经过吕先生的这一番辨析申说,文献中的“附远厚别之义”得到了全新的阐述,这就是现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说的,上古时代人类的婚姻禁忌主要出于一种群体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25],想不到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吕先生在八十年前所写的书里已有这样的看法了。又如,近年来,史学界对远古时代是否必然地存在着母权社会提出了疑义,特别是批评许多著述简单地把“女系”等同于“女权”。读《中国制度史》的《宗族》一章,知先生对此也早有所察觉,认为:“女权与女系异义。女系时代,事权不必皆在女子手中。特是时女子之权力,总较后世为优耳”。这实在也是得益于他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在借助西方的理论方法来说明中国历史时,并没有全盘搬来外来的概念、术语,如讲社会阶层分野,用的还是国人、野人、君子、贵族、平民、奴婢、豪族、游侠、门阀士族等名词术语概念;叙述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使用的也是氏族、部落、封邦建国等“老术语”,即使是运用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史实,也无生硬牵强的感觉,王家范先生称吕先生“实在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26],当非过誉也。

在现代史学家中,像吕思勉先生那样,对二十四史等传统典籍化大功夫做过系统研读的,恐怕没有第二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为“吕思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题词”中曰: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篡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27]。正是由于作者熟读古籍,精于疏理,对制度源流及演变,体会真切;对成败得失的评说,平正公允,几十年来,《中国制度史》。正是由于作者熟读古籍,精于疏理,对制度源流及演变,体会真切;对成败得失的评说,平正公允,几十年来,《中国制度史》一直是学习和研究制度史的必读之书。与吕先生的其他学术著述一样,它是一本指导青年学生学习历史的“门径”书,读者诸君如能按此门径,循此阶梯,庶几可以登堂入室,走上治学的道路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身著作,泽及后人。

刊于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述》(四),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


[1]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大陆杂志》第六十八卷第一期(1984年)。
[2]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3]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3月版,第2页。
[4] ,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按出版先后有:《国耻小史》(中华书局1917 年2月初版),《中国地理大势》(中华书局1917年初版),《关岳合传》(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苏秦张仪》(中华书局1915年8月初版),《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1924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新唐书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年初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初版),《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年1935年初版),《古史家传记文选》(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4月初版),《初中本国史》(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初版)、《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初版)等。
[5] ,参见叶百丰:《忆诚之先生》,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刊于《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
[6] ,《中国史籍读法》现已收入《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 ,《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8页。
[8]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第260页。
[9]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10]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10页
[11] ,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40页。
[12]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5页。
[13] ,《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上海《时事新报》,1918,3,15。
[14]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12页。
[15] ,《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遗文集》(上),第392页。
[16] ,《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48页
[17]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338页。
[18] ,参见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刊于《光明日报》1984,5,2。
[19]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3。
[20] ,《吕著史学与史籍》,第35页。
[21] ,黄永年先生曾回忆说:“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七遍,……但我曾试算过一笔帐,……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学林漫录》第四集,1981年。)
[22]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23] ,《选举》、《官制》、《刑法》等章节的清末民国时期的叙述都有删节,删去部分请参见《吕氏中国近代史》。
[24] ,当代学者常从地理环境来讨论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原因,但各有角度不同,有的侧重气象地理,如风向、雨量;有的侧重气温、黄土的性质;与吕先生侧重“地势”上的考量,实在是形同而实异。
[25] ,参见何睿思著,于嘉云译:《我类,我们是谁?从那里来?往何处去?》,(台湾)时代文化出版社1994年。
[26]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27]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357页。
創作者介紹

《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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