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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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他是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1]；他超越个人、集团、党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超越个人、集团、党派的利益，以全部的学术生命，关注社会、关注文化、关注人生；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一

史学家吕思勉，字诚之，笔名驽牛、企、程芸、芸等。1884 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甲申二月初一）诞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吕思勉先生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中经济拮据而不能延师教学，改由父亲亲自教授。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到二十三岁时，他已经把二十四史通读了一遍，并立下了研究历史的志向。他说自己“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2]。

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工作，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了大量的著述，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治学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著述之丰富，在近现代史学家中是罕见的，海外学者将他与钱穆、陈寅恪、陈垣合称为现代“史学四大家”[3]。吕思勉一生写了两部通史：《白话本国史》（1923）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下册1944），五部断代史：《先秦史》（1941）、《秦汉史》（1947）、《两晋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9）、《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八部专史：《先秦学术概论》（1933）、《经子解题》（1926）、《理学纲要》（1931）、《宋代文学》（1931）、《中国制度史》（1985）、《中国民族史》（1934）、《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和《文字学四种》（1985），三部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论学集林》（1987）、《吕思勉读史札记》（1982）、《吕思勉遗文集》（1997），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4]，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1957年10月9日，吕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时至今日，他的这些著作，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流传广播，影响深远。

除了历史研究，吕思勉还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1905 年，年仅22岁的吕思勉进入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教书，从此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7－1909）、南通国文专修馆（1910）、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2）、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1922）、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1951）等学校任教。1951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1957 年病逝，一生授课执教长达50余年。他讲授的课目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国文、中国文化史、中国社会史、文字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籍文选、孔子大同释义、《史通》选读、《文史通义》研究、《史记》研究、《汉书》研究等。吕先生很善于把历史教学和史学研究结合起来，使科研与教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他不少学术著作的初稿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不断加强研究，修改讲稿，使逐渐成为高质量的著作。同时，他又把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反馈到教学中去，深入浅出，逐渐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他一生在历史教学上投入的时间、精力甚多。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每周任课十小时；抗战期间，58岁的吕思勉回常州隐居，在乡下游击区的青云、辅华中学任教，开设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国文、本国史等四门课程，每周任课也多达十多个小时。他上课从不设坐椅，虽然都亲自编写了讲义，却从来不按讲义照本宣科，而是按照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来讲授。上课时总是用浅近明白的文言文在黑板上写一二段提纲，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步边讲说，时有真知灼见、鸿论创见[5]。1954年，71岁高龄的他抱着病躯为毕业班学生开设中国史籍读法，但开学不久终因病倒而停课。课已不能再继续了，吕思勉在家养病，“病闲”中又撰写了数万字的《中国史籍读法》，这是他最后的一部讲稿[6]。

二

在二十世纪的前期，史学界的主流学风是专门家，而不是通史家。专门家的主要特色是重方法、重材料，尤其推重新出罕见的材料。在治学风格上崇尚仄而专、精而深的专题研究，当时的几位史学大家，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先生的史学研究都有这一种特色。吕思勉先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史学家，他的治学风格属于通博周赡一路，追求融会贯通。他曾对青年学者说：研究学术应该眼光要放大，不要拘泥于局部，既要深通，更要通贯，“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此则今日史学之趋势也”[7]。在现代史学家中，吕思勉的治史素以广博恢宏而著称。他的两部通史，都从远古一直写到当代。完成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的《白话本国史》，起于传说时代，终于民国时代的财政、金融、关税问题。完成于孤岛时期的《吕著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题为：革命途中的中国，写到国民政府的南北统一和华盛顿会议上的《九国公约》，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他的四部断代史，都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半部则对该时代的社会“典章经制”作了全方位的展现，实际上是一部社会文化史，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另外，吕思勉的几部断代史，都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册则对该时代的社会“典章经制”作了全方位的展现，实际上是一部断代制度史或社会文化史。如《秦汉史》的下半部，设有八章四十七个小节：社会组织有昏制、族制、户口增减、人民迁徙、各地风气；社会等级有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人民生计有訾产蠡测、豪富、地权不均、禁奢之政、官私振贷；实业有农业、工业、商业、钱币；人民生活有饮食、仓储、漕运、籴粜、衣服、宫室、葬埋、交通；政治制度有政体、封建、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学术有学校、文字、儒家之学、百家之学、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经籍；宗教有祠祭之礼、诸家方术、五德终始之说、图谶、神仙家、道教之原、佛教东来等等。这种规模广阔的“全方位”研究，真可以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媲美。文史学者徐哲东称吕思勉的治史有顾亭林的“闳雅”、钱晓征的“渊博”、戴东原的“论证”和章实斋的“辩达”[8]，严耕望则概括他的治学特色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9]。

史学界的同仁都说吕先生擅长考据、好讲考证，其实这样的看法并不全面。吕思勉曾说：“人家都说我治史喜欢讲考据，其实我是喜欢讲政治和社会各问题的”[10]，他说自己“好谭经世之学，考求历代典章制度，自度终不能为纯儒”[11]。他从早年起就向往“旧时所谓经济之学”[12]，这里，他说自己“好谭经世之学，考求历代典章制度，自度终不能为纯儒”。他从早年起就向往“旧时所谓经济之学”，这里所说的经济之学，就是指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总括。旧时没有学科的分类，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问题，读书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目的是经国济民，效力社会，这也是吕思勉从小立下的志向，也是他研究学问的最终归宿。他常说，研究学问的人，不能将自己的眼光局限于书本里，要肩负社会改革之责，要为现实谋实用。他批评“向者士夫埋头钻研，几谓天下之事，尽于书籍之中，其号称读书，而实不能读书者无论矣，即真能读书者，其学问亦多在纸上，而不在空间。能为古人作忠臣，而不能为当世效实用”[13]。他又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并认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14]。。他又说：“大凡一个读书的人，对于现实社会，总是觉得不满足的，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所以对于现状不满，乃是治学问尤其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的动机”,并认为“此等愿望，诚然是社会进步的根源”。

虽然向往“经济之学”，但他自忖自己的性格不适宜做官，对当时的政界风气也很看不惯，所以，最终选择了教授和治学的道路。不过，“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会”。所以，他一生的言论著述，都隐含着这样的愿望和目的。他经常思索着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思索着改革的方法。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倡议社会改革的时论性文章，总计有五、六十万字。涉及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有文官考试方法的改革、救济米荒的对策、改良盐法和田赋征收问题、对平卖的建议、抗战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的经济出路、战后的民食问题、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整理土地和居住问题、根治贪污等问题；涉及日常生活方面的，有上海的风气、生活的规范、市民饮食习惯的改革、妇女就业和持家问题、等；涉及教学学习方面的，有小学国语教学统一国语问题、职业教育问题、提倡制定草书、中学历史教学问题、学校与考试问题、青年的教育问题、国文教学及教科书的改革、学制改革等等。1927年、1928年及抗战胜利以后，吕思勉三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建议学校厉行改革，讲学校建设和社会改革相结合，希望学校能倡导改革，指导民众，影响社会。如果人人都“蹈常习故”、“玩时愒日”，那么“万事皆隳坏于冥漠之中”。历史学家钱穆读之，“叹为西京贾晁之论”。吕思勉曾评说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是长于计划，短于任事的，…不脱书生的本色”[15]，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他说自己“与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16]。因此，他总是写文章，发议论，提倡议，谋改革。在现代学术史上，像吕思勉那样全无政治色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学者[17]，实在是非常罕见的。，这实际上也是他的自我写照，他说自己“与趋事赴功，宁以言论自见，设遇机会，可作幕僚而不可作官。作幕僚或曰无机会，言论不能云无……”。因此，他总是写文章，发议论，提倡议，谋改革。在现代学术史上，像吕思勉那样全无政治色彩、“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学者，实在是非常罕见的。

三

中国制度史是吕思勉用力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他的《中国制度史》和几部断代史中。《中国制度史》的初稿写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原是为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的历史教学而准备的讲稿，初时取名为《国故纲要》、《国故新义》等，一度改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来经过系统的修订扩充，又改名为《中国社会史》。原稿设十八个专题，分别为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其中的国体、政体、宗族、阶级、婚姻五个专题，曾经以《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和《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为书名，于1929年由上海中山书局初版发行。1936年4月，上海龙虎书局将这五种制度小史增订为合订本，改称为《史学丛书》再版发行。1985年5月，书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初版发行，沿袭已经出版的五种制度小史，书名改为《中国制度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初版《中国制度史》作了较大的删改，全书设十七章，50余万字。删去的部分有：阶级一章，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诸章中近代以后的叙述，以及各专题内的一些分析、评论的段落。《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于1997年9月收入《吕思勉遗文集》（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诸章中的删余部分，后以《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为题，编入《吕著中国近代史》，也于1997年9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9月，《中国制度史》收入《世纪文库》，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新版横排版。新版《中国制度史》仍为十七章，订正了初版中的不少勘误，但删节部分尚未按原稿订正恢复，书名也没有恢复作者原定的《中国社会史》。

《中国制度史》的编写，主要是为了使读者能系统地了解历史上各种制度的源流和演变，这与当时缺乏这一类历史著述有关。当时通行的通史著述，虽在各个时代夹叙了一些典章制度，但大都缺乏条理，且不能连贯，不能给人以系统的历史知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里将史事分为理乱兴亡与典章经制两大类，吕先生认为这种见解对今天的史书编撰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理乱兴亡是“动的历史”，典章经制是“静的历史”,这“动”、“静”两个方面，实在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但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政治方面，“未免太狭隘”。所以，今日的治史，必须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以容纳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为此，作者选择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一些重要侧面，分成十八个专题，系统而连贯地加以叙述。这些专题看似类似正史的志或通典的门，其实除政制一门外，其余的多无所凭藉，无所因袭。比如《婚制》一章，论辈份婚、抢掠婚、买卖婚、娶妻出妻之礼、嫁娶之年、畜妾之习之起源、同姓不婚、嫡庶之别、夫妇关系、贞洁观念、妇女权力及男女平等等问题。《宗族》一章，论母系与女权、宗、族、国、家之差异、宗法与祭祀、姓、氏之差别、谱牒之起源、门第之盛衰、分家析户与聚族而居、立后之法等等。这些内容，旧史都没有专门的记载和叙述，其材料都需要从正史、典志等史籍中钩稽出来，再按照新史规模和要求，以一定的系统加以凝聚组合。尤其是《中国制度史》中对社会生活方式及其演变的研究，为后来治社会史、文化史的学者所推崇[18]。

四

杨宽先生曾概括吕先生的史学特色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19]，“ 实事求是”和“融会贯通”确实也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大特色。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但一直缺乏全面而系统的整理，要做到“真有研究”，是极不容易的。吕先生认为，单纯的史实考证，虽然精深，但限于一枝一节，难以“贯串全史，观其会通”；而以新学来解释旧史，如果所依据的史实不正确，那么其所作的综合、概括就有“基础不确实的危险”[20]。要克服这两种毛病，首先是要实事求是地、系统地研读史料、考订史实；然后再在前者的基础上，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中国制度史》的研究和著述就体现了吕思勉的这种思想和方法。

前辈学者在论及史学研究的经验时，大都认为在撰写史书或论文之前，应先学习写史学札记。札记的写作，既是积累材料，又是思考问题，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思考逐渐成熟，就可以开始撰写论文或著述，这也是《中国制度史》的研究和著述的程序。在现代史学家中，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以致传为美谈，而吕思勉则是公认的读过遍数最多的一位[21]。他的治史，以阅读文献和撰写札记为日课，数十年如一日，把经、史、子、集的文献典籍做了全面、系统的研读，将有用的史料辑录下来，进行分类、排比、考证，然后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一百多万字。与乾嘉学者 “多留心于一枝一节”的训诂考据不同，吕思勉的札记写作都是有计划、成系统的，读《中国制度史》，我们可以体会作者是如何由札记的积累进而到专题的著述的。。他的治史，以阅读文献和撰写札记为日课，数十年如一日，把经、史、子、集的文献典籍做了全面、系统的研读，将有用的史料辑录下来，进行分类、排比、考证，然后写成一条条札记。这些札记或是对史实的考证，或是对文献资料的订误，更多的是对史事的分析研究。经过长期的积累，札记的总数达一百多万字。与乾嘉学者“多留心于一枝一节”的训诂考据不同，吕思勉的札记写作都是有计划、成系统的，读《中国制度史》，我们可以体会作者是如何由札记的积累进而到专题的著述的。如《婚制》一章，在著述之前，吕先生已经有一系列的札记研究，有考男女之合贵当其年的《合男女爵位必当年德义》、有考嫁娶之年的《昏年考》、有追溯畜妾之习起源的《原妾》、有考同姓不婚由来的《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义》、有考夫妇关系的《释夫妇》等。与吕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一样，《中国制度史》也可以全部拆开当作札记来读，如同赵翼《廿二史札记》、王盛鸣《十七史商榷》，但论内容的博赡丰实，结构的条理系统，则是赵书、王书所不能比拟的[22]。

《中国制度史》所论述的各项制度，大都从远古时代一直叙述到民国时代，也就是叙述到作者生活和写作的“现当代”，具有通贯古今，追溯源流，详其流变的特点。如《官制》一章，从“官之缘起”一直讲到民国时代北京政府的官制；《选举》一章，从先秦的世官制、汉代的郡国选举之制、魏晋中正官人之法、隋唐科举制，一直讲到民国时代的文官考试；《钱币》一章，从殷以前“珠玉金银龟贝粟帛杂用”，一直讲到民国时代中国银行定国币，改金本位等；《刑法》一章，从五帝之世的五刑，一直讲到民国时期为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等问题的中外交涉[23]。为了便于读者掌握各项制度的溯源流变，吕先生常用精炼的文字、提纲挈领地概括发展流变的大势。比如，作者认为，中国官制演变“当分五期。三代以前为列国之制。秦制多沿列国之旧。而汉因之，以其不宜于统一之世，东汉以后，乃逐渐迁变，至隋唐而整齐之。然其制与隋唐之世又不适合，唐中叶后又生迁变而宋因之。元以蒙古族入主中原，其治法有与前代不同者。明人顾多沿袭，清又仍明之旧，故此三朝之治，又与唐宋不同。此我国官制之大凡也”。论币制演变也分五期，“自殷以前，盖珠玉金银龟贝粟帛杂用，此为第一期。周代渐开金铜并用之端，至秦汉而大定，此为第二期。南北朝以降，黄金渐少，乃代之以帛，此为第三期。及宋而纸币兴，金人效之，元明沿焉，至宣宗宣德三年而废，此为第四期。纸币既已极弊，铜钱又不足，用银乃乘之而起，肈于金之末造，盛于明，废纸币以后，以迄于今，此为第五期”。作者尤其注意历史转折中的一些大关节目。如说“秦汉之际的革易，外观虽同，而其实大异。此役也，实政体转变之关键，不容与其余诸役等量齐观 ”。说科举之法“至王安石而一变”。说古代学术，“今学多传微言大义，古学偏重名物训诂。重名物训诂者，偏于考据，注重实事，迷信自然渐衰也。故东、西汉之间，实古今风气之一大转折也”。总之，系统条理地考史，融会贯通地说史，使得这本著作，史料扎实，考证精确，对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的叙述，以及对历史的总体的特征、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的把握上，都能发表出独到而精辟的见解。

五

吕先生的治史平实无华，立论中肯，无华丽铺张的词藻，不作惊世骇俗之论断。但平实不失深刻，简括之语常常包含着作者独特创见，这也是《中国制度史》的一大特色。如论秦亡之后，何以仍行封建之制？吕先生认为，这也是当时社会思想如此，人心如此，“当时之人，盖视秦之灭六国，为无道之举，而视列国并立，为当然之事。其诋秦曰‘暴’，曰‘五道’，曰‘强虎狼’，非必以其虐民，亦以其尽灭六国，又不封建子弟，为专有前人之功，又背兴灭、继绝之意也。当时六国之人，视六国之后，亦为当然之事”。比如，论汉初政治，吕先生说汉初是“内任外戚，外任宗室”，但其任用宗室外戚，又与后世不同。后世委任宗支，徒成虚语。汉世则诚有“广疆庶孽，以镇抚四海，藩卫天子”之意。所封之同姓，尾大不掉之势，显而易见，然当时并不为虑，因为封建同姓，视为“当然之道”。汉初即有吕后之祸，然元帝以后，任用外戚如故。前汉亡于王莽，而后汉之世，任用外戚如故。不特此也，哀帝去王氏，所以代之者，则外家丁氏及其祖母族付氏也。后汉外戚，殆无善终者。然一外族去，一外族复继之。此何故哉？亦以任用外戚，为当然之道也。凡一制度，未至废弃时，虽或不善，人恒以为行此制者之不善，而不以为此制度之不善。如君主专制之世，去一君必更立一君是也。陈平谓：“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知项氏苟得天下，其封建子弟，任用外戚，亦必无异于刘氏也。此固非一二人之所为，而其时代思想为之也。自魏晋以后，则情势大异矣。虽然如此，但外戚、宗室在汉初天下初定之时，也未尝没有“夹辅之效”。又如，论封邦建国至一君专制之转变，吕先生说：封建之制所以能行者，以其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王室制驭之力不及，而列国亦不相接触故也。及其户口日繁，土地日辟，交通日便，……封建至此，遂不能不废矣。而我国地势又便于统一[24]。长年的列国征战，贵族政治之“恶”已经彰显，故“君主削贵族之权，人民实阴相之。遂至举一国之权，而奉诸一人耳”。而且，凡事皆欲定一尊以息纷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想，故孔子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墨子欲使乡长壹同乡之义，国君壹同壹国之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皆欲举治理之权，奉诸一人。以其时分裂之弊方著，专制之害未形也。自秦以来，君权日张，至晚近而其弊大著，故有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之《原君篇》为之矫正，“皆时势使然也”。。长年的列国征战，贵族政治之“恶”已经彰显，故“君主削贵族之权，人民实阴相之。遂至举一国之权，而奉诸一人耳”。而且，凡事皆欲定一尊以息纷争，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想，故孔子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墨子欲使乡长壹同乡之义，国君壹同壹国之义，天子壹同天下之义。皆欲举治理之权，奉诸一人。以其时分裂之弊方著，专制之害未形也。自秦以来，君权日张，至晚近而其弊大著，故有黄梨洲著《明夷待访录》之《原君篇》为之矫正，“皆时势使然也”。

按照学界的行辈来说，吕先生无疑是属于老一辈的史学家，他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国学修养深厚，其史学是以传统国学为基础的。但是，吕思勉治史的旨趣并不保守，近代以来西方各门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其成果，在他的史学著述中都有反映。读《中国制度史》，常能读到一些精彩议论，实在是得益于他对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其它各种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新知识的吸收。比如，有关“同姓不昏”的缘由，吕思勉说得极精彩，他说：根据医学家、遗传学家的研究，近亲婚姻，“初不能致子孙于不肖”，医学上也没有近亲婚姻会“ 致疾之说”。但是，自古以来的“同姓不昏”，“果何自来邪？同姓为昏之禁，何由持之甚严邪？”吕先生认为：“古者同姓不昏，实如《郊特牲》所言，以附远厚别为义；而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则后来所附益也。何则？群之患莫大于争，争则乱。妃色，人之所欲也。争色，致乱之由也。同姓为昏则必争，争则戈起骨肉间矣。《晋语》：‘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故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故娶妻避同姓，畏乱灾也’。此为同姓不昏最重之意。古人所以谨男女之别于家庭之中者以此。……同姓不昏，则必昏于异姓。昏于异姓，既可坊同姓之黩，又可收亲附异姓之功，此则一举而两得矣。此附远厚别，所以为同姓不昏之真实义也”。但是，为什么会有“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呢？吕先生解释说：“子孙之盛昌，人之所欲也。凋落，人之所恶也。身，人之所爱也。疾，人之所惧也。以其所甚恶，甚惧，夺其所甚欲，此主同姓不昏之说者之苦心。抑同姓为昏之禁，传之既久，求其说而不得，乃附会之于此，……此其生不蕃，则相生疾诸说，所以能夺人好色之心，而禁其乱于族也邪？抑子孙之蕃衍，恃乎宗族之盛昌。宗族之盛昌，恃乎族人之辑睦。因争色致乱，夫固足以招亡”。经过吕先生的这一番辨析申说，文献中的“附远厚别之义”得到了全新的阐述，这就是现今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说的，上古时代人类的婚姻禁忌主要出于一种群体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25]，想不到当代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所提出的理论解释，吕先生在八十年前所写的书里已有这样的看法了。又如，近年来，史学界对远古时代是否必然地存在着母权社会提出了疑义，特别是批评许多著述简单地把“女系”等同于“女权”。读《中国制度史》的《宗族》一章，知先生对此也早有所察觉，认为：“女权与女系异义。女系时代，事权不必皆在女子手中。特是时女子之权力，总较后世为优耳”。这实在也是得益于他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在借助西方的理论方法来说明中国历史时，并没有全盘搬来外来的概念、术语，如讲社会阶层分野，用的还是国人、野人、君子、贵族、平民、奴婢、豪族、游侠、门阀士族等名词术语概念；叙述中国历史演进历程，使用的也是氏族、部落、封邦建国等“老术语”，即使是运用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具体史实，也无生硬牵强的感觉，王家范先生称吕先生“实在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26]，当非过誉也。

在现代史学家中，像吕思勉先生那样，对二十四史等传统典籍化大功夫做过系统研读的，恐怕没有第二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为“吕思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题词”中曰：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篡辑成编，能如先生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27]。正是由于作者熟读古籍，精于疏理，对制度源流及演变，体会真切；对成败得失的评说，平正公允，几十年来，《中国制度史》。正是由于作者熟读古籍，精于疏理，对制度源流及演变，体会真切；对成败得失的评说，平正公允，几十年来，《中国制度史》一直是学习和研究制度史的必读之书。与吕先生的其他学术著述一样，它是一本指导青年学生学习历史的“门径”书，读者诸君如能按此门径，循此阶梯，庶几可以登堂入室，走上治学的道路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等身著作，泽及后人。

刊于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述》（四），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


[1]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大陆杂志》第六十八卷第一期（1984年）。
[2]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6页。
[3]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3月版，第2页。
[4] ，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按出版先后有：《国耻小史》（中华书局1917 年2月初版），《中国地理大势》（中华书局1917年初版），《关岳合传》（中华书局1916年初版），《苏秦张仪》（中华书局1915年8月初版），《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1924初版），《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24年初版），《新唐书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8年初版），《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初版），《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年1935年初版），《古史家传记文选》（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4月初版），《初中本国史》（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初版）、《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初版）等。
[5] ，参见叶百丰：《忆诚之先生》，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刊于《蒿庐问学记》，三联书店1996年版。
[6] ，《中国史籍读法》现已收入《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7] ，《吕著史学与史籍》，第68页。
[8]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年出版，第260页。
[9]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10]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10页
[11] ，吕思勉：《文字学四种》，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40页。
[12] ，《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35页。
[13] ，《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上海《时事新报》，1918，3，15。
[14]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12页。
[15] ，《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遗文集》（上），第392页。
[16] ，《自述》（原名《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遗文集》（上），第448页
[17]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338页。
[18] ，参见王玉波：《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刊于《光明日报》1984，5，2。
[19] ，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1982，3。
[20] ，《吕著史学与史籍》，第35页。
[21] ，黄永年先生曾回忆说：“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七遍，……但我曾试算过一笔帐，……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学林漫录》第四集，1981年。）
[22]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23] ，《选举》、《官制》、《刑法》等章节的清末民国时期的叙述都有删节，删去部分请参见《吕氏中国近代史》。
[24] ，当代学者常从地理环境来讨论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原因，但各有角度不同，有的侧重气象地理，如风向、雨量；有的侧重气温、黄土的性质；与吕先生侧重“地势”上的考量，实在是形同而实异。
[25] ，参见何睿思著，于嘉云译：《我类，我们是谁？从那里来？往何处去？》，（台湾）时代文化出版社1994年。
[26]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8页。
[27]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