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18-35072.htm
边城冬日，北风苦寒，岁暮鲜欢。友人见我落寞，借与我一册沈卫威先生的新著《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我欣然持归，翻读不辍，又随手记下读书心得，聊作书评。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百年来聚讼纷纭的文化史现象，历史似乎提供了某种契机，让人们有可能心平气和地重新估量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脉络。然而，梳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向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课题：其一，前人较少涉猎，或者说不屑于此，至今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一系列正反价值二元互斥的对立思维模式；其二，从杜亚泉、林纾、梁氏父子，到“学衡派”、“甲寅派”，不仅人数众多，各为派系。若想面面俱到而又摆脱成见，难度之大，恰如作者所言“因对象的丰富、复杂，而难以运作”。于是，作者缩小范围，将研究对象具体化、个案化，着重探讨“学衡派”。应当说，这一思路体现了本书作者沈卫威独特的学术眼光和良好的学风。
记得是在九年前，北大乐黛云先生 “ 重估《学衡》”的迫切呼喊，其实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人们虽然也把学衡派纳入思想史、学术史的反思范围内，但认识难免朦胧浮泛，不甚了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对学衡派的无知。我以为，首先应当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中“文言、白话之争”的历史真相，并给予它恰如其分的创造性的阐释。如若不能，我们很难对学衡派的范围、代表人物、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较深层次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更谈不上学术新领域的开拓。
作为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胡适的专家，沈卫威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对学衡派的个案研究，见解精当，持论公允，丝毫没有所谓的“门户之见”。本书详人之所略，有人之所无，凡涉及学衡派的历史背景、作者群体、个体命运、域外资源等方面，都有较为平实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在过去很少有人触及的领域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如吴芳吉对“八不主义”与文学历史进化观的批判，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之争等等，不一而足，重新评价了《学衡》人物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可贵努力。
另外，他对学衡派三位核心人物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的个体研究也颇具特色。作为胡适在美留学的好友，梅光迪秉承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旨，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反对“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主张在传统基础上温和地改进。1915年夏，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因此和梅光迪发生了深刻的分歧与争论，直至胡适被“逼上梁山”。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正是得因于这样一种异质的思维才得以区分、提出和形成的，因此，胡适后来在回顾文学革命的发生时，对他的对手梅光迪的描述成了必要的一环。作者首次利用了胡适档案中的书信资料，细致清理了这一思想转变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有根有据，令人信服。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史料价值。
诗人胡先骕不仅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植物学家，作者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来概括他的一生，我以为非常恰当，这启发我们注意到，在狂飙突起的“科学”与“民主”浪潮中，作为一个文化的人、社会的人、个体的人，并不存在人文和科学的尖锐对立，后人理应对唯科学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流行保持相当的警惕。
在《学衡》三位核心人物中，吴宓恐怕是最难诠释的一位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作者仅用了一部《吴宓日记》来解读他的“内在矛盾、冲突”，不肤浅，不武断，也不粉饰，可又不乏“同情的了解”，确乎高出一般谈士。
作为主流文化的反面或补充与制衡，可以说，学衡派是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尽管学衡派不愿卷入非学术的无谓之争，但是，实质上学衡派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每一场论争，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进展与转变是与学衡派的思想线索相始终的。
实际上，“学衡派”绝非一个单纯的文学派别。《学衡》杂志所载，内容涉及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方面面，博大精深，眼光独具。但可惜的是，由于知识语境和自身的专业局限，作者没能就柳诒征、汤用彤、陈寅恪等人从史学方面否定新文化运动展开研究，尤其是柳诒征与古史辨派之间所谓“信古”与“疑古”之争，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篇章。这一忽略，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不小的缺憾。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作者了。
先哲有言，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一个不那么可爱的民族；一个不进行反思的时代，将是一个后继无人的时代。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们由反思“文革”，进而反思“五四”，再到如何重新评价“五四精神”。所有的对五四精神的一再反思，其实都源于对“文革”反思的再反思。今天，我们大多数学者已倾向于肯定新文化运动的解放思想意义，但也不掩饰它的消极影响。因而对新文化运动中在处理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简单化，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有所指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王元化先生就认为，至少在这几点上，我们是不应该继承“五四”传统的。
恐怕正是出于对“五四”、“文革”的双重反思和对历史负责的追问中，世纪回眸，我们才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口号。令人吃惊的是，“重写”的声音最早来自历史考古学界。近二十年来，随着大量先秦、秦汉简帛古籍的出土，儒家经典“倒”而复“起”，古书古史“失”而复“得”，我们这才发现：原来“科学方法”不“ 科学”，时髦的理论竟如此容易过时。1992年《中国文化》秋季号上，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一文。显示了一种新的话语的凝结，以及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的形成。他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在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中，他提出了学术史要重写。然而，学术史的重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今天，当我们豪迈的宣称要“重写学术史”的同时，到底能够从“学衡派”的遭遇中汲取些什么呢？这恐怕是一个既迫切现实，也最难说清楚的话题。不管怎样，二十世纪中国人所遭遇的事不能也无法忘却，选择和判断过于匆忙毕竟不是好事，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也许人人都得等待，当然不止于等待。
目前，关于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的人格风范和学术成果，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吴宓与陈寅恪之间数十年生死不逾的友情尤被人津津乐道，而作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术团体的“学衡派”，研究才刚刚起步，资料的匮乏当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知识群体的急功近利，出版业的惟利是图，都不同程度阻碍了人们了解真实历史的脚步。我们假如能够稍微静下心来看看这本不足二十万字、明显带有散论性质的“工作小结”，那种自以为是的喧嚣和歧义也许会少一点。
如果说，“重写”工作需要诸多新鲜的大判断、小结论来支撑的话。那么，我以为《回眸“学衡派”》一书，必将为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重写”提供若干“大判断”和有益的“小结论”。当然书中也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2000-12-20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全本。作者邮箱：fhxwx@netease.com）
(《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沈卫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边城冬日，北风苦寒，岁暮鲜欢。友人见我落寞，借与我一册沈卫威先生的新著《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系人民文学出版社“猫头鹰学术文丛”之一。我欣然持归，翻读不辍，又随手记下读书心得，聊作书评。
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面对百年来聚讼纷纭的文化史现象，历史似乎提供了某种契机，让人们有可能心平气和地重新估量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脉络。然而，梳理“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向是个出力不讨好的课题：其一，前人较少涉猎，或者说不屑于此，至今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一系列正反价值二元互斥的对立思维模式；其二，从杜亚泉、林纾、梁氏父子，到“学衡派”、“甲寅派”，不仅人数众多，各为派系。若想面面俱到而又摆脱成见，难度之大，恰如作者所言“因对象的丰富、复杂，而难以运作”。于是，作者缩小范围，将研究对象具体化、个案化，着重探讨“学衡派”。应当说，这一思路体现了本书作者沈卫威独特的学术眼光和良好的学风。
记得是在九年前，北大乐黛云先生 “ 重估《学衡》”的迫切呼喊，其实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人们虽然也把学衡派纳入思想史、学术史的反思范围内，但认识难免朦胧浮泛，不甚了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对学衡派的无知。我以为，首先应当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中“文言、白话之争”的历史真相，并给予它恰如其分的创造性的阐释。如若不能，我们很难对学衡派的范围、代表人物、思想特征、历史评价等较深层次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更谈不上学术新领域的开拓。
作为研究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胡适的专家，沈卫威一贯以治学严谨著称，他对学衡派的个案研究，见解精当，持论公允，丝毫没有所谓的“门户之见”。本书详人之所略，有人之所无，凡涉及学衡派的历史背景、作者群体、个体命运、域外资源等方面，都有较为平实的历史叙述，尤其是在过去很少有人触及的领域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探讨，如吴芳吉对“八不主义”与文学历史进化观的批判，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之争等等，不一而足，重新评价了《学衡》人物反对新文学运动的可贵努力。
另外，他对学衡派三位核心人物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的个体研究也颇具特色。作为胡适在美留学的好友，梅光迪秉承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旨，重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继承性，反对“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主张在传统基础上温和地改进。1915年夏，胡适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并因此和梅光迪发生了深刻的分歧与争论，直至胡适被“逼上梁山”。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正是得因于这样一种异质的思维才得以区分、提出和形成的，因此，胡适后来在回顾文学革命的发生时，对他的对手梅光迪的描述成了必要的一环。作者首次利用了胡适档案中的书信资料，细致清理了这一思想转变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有根有据，令人信服。而在过去，人们往往忽略了它们的史料价值。
诗人胡先骕不仅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同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植物学家，作者用“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来概括他的一生，我以为非常恰当，这启发我们注意到，在狂飙突起的“科学”与“民主”浪潮中，作为一个文化的人、社会的人、个体的人，并不存在人文和科学的尖锐对立，后人理应对唯科学主义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流行保持相当的警惕。
在《学衡》三位核心人物中，吴宓恐怕是最难诠释的一位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作者仅用了一部《吴宓日记》来解读他的“内在矛盾、冲突”，不肤浅，不武断，也不粉饰，可又不乏“同情的了解”，确乎高出一般谈士。
作为主流文化的反面或补充与制衡，可以说，学衡派是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尽管学衡派不愿卷入非学术的无谓之争，但是，实质上学衡派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每一场论争，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进展与转变是与学衡派的思想线索相始终的。
实际上，“学衡派”绝非一个单纯的文学派别。《学衡》杂志所载，内容涉及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方面面，博大精深，眼光独具。但可惜的是，由于知识语境和自身的专业局限，作者没能就柳诒征、汤用彤、陈寅恪等人从史学方面否定新文化运动展开研究，尤其是柳诒征与古史辨派之间所谓“信古”与“疑古”之争，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重要篇章。这一忽略，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不小的缺憾。当然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作者了。
先哲有言，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一个不那么可爱的民族；一个不进行反思的时代，将是一个后继无人的时代。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我们由反思“文革”，进而反思“五四”，再到如何重新评价“五四精神”。所有的对五四精神的一再反思，其实都源于对“文革”反思的再反思。今天，我们大多数学者已倾向于肯定新文化运动的解放思想意义，但也不掩饰它的消极影响。因而对新文化运动中在处理东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简单化，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有所指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王元化先生就认为，至少在这几点上，我们是不应该继承“五四”传统的。
恐怕正是出于对“五四”、“文革”的双重反思和对历史负责的追问中，世纪回眸，我们才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口号。令人吃惊的是，“重写”的声音最早来自历史考古学界。近二十年来，随着大量先秦、秦汉简帛古籍的出土，儒家经典“倒”而复“起”，古书古史“失”而复“得”，我们这才发现：原来“科学方法”不“ 科学”，时髦的理论竟如此容易过时。1992年《中国文化》秋季号上，李学勤的《走出“疑古时代”》一文。显示了一种新的话语的凝结，以及一种新的学术思潮的形成。他说：“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在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中，他提出了学术史要重写。然而，学术史的重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今天，当我们豪迈的宣称要“重写学术史”的同时，到底能够从“学衡派”的遭遇中汲取些什么呢？这恐怕是一个既迫切现实，也最难说清楚的话题。不管怎样，二十世纪中国人所遭遇的事不能也无法忘却，选择和判断过于匆忙毕竟不是好事，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也许人人都得等待，当然不止于等待。
目前，关于史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的人格风范和学术成果，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吴宓与陈寅恪之间数十年生死不逾的友情尤被人津津乐道，而作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学术团体的“学衡派”，研究才刚刚起步，资料的匮乏当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但另一方面，知识群体的急功近利，出版业的惟利是图，都不同程度阻碍了人们了解真实历史的脚步。我们假如能够稍微静下心来看看这本不足二十万字、明显带有散论性质的“工作小结”，那种自以为是的喧嚣和歧义也许会少一点。
如果说，“重写”工作需要诸多新鲜的大判断、小结论来支撑的话。那么，我以为《回眸“学衡派”》一书，必将为文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重写”提供若干“大判断”和有益的“小结论”。当然书中也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2000-12-20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全本。作者邮箱：fhxwx@netease.com）
(《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沈卫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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