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5-14-35061.htm

20 世纪初,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 'Historiography',俄文'Историоrрафuа',法文'Historiographie',德文 'Historiographie'”(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10月号)。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见俞旦初:《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4期)。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第一、二节述“史之界说”和“中国史之范围”,又在《新民丛报》刊发《新史学》,第一、二章论“中国之旧史学”和“新史学之界说”。1922年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第一章简略论述了“史这意义及其范围”之后,于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扼要地概述了200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以及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途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史学著述的开始。以后他又撰《补编》,界定“史学史”学科概念,就史学史有关内容作了简明而系统的论述,并将史学史列为学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学术史“最少要分四部:子、道术史——即哲学史;丑、史学史;寅、自然科学史;卯、社会科学史 ”,进一步提出“史学史做法”,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由此开创了“史学史编纂学”的新纪元。

20世纪初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门著作,姚名达于1925年曾欲撰《中国史学史》,用力二年,但未成书。有关史学史的论述,多与编译介绍日本和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批判封建旧史学、探讨中国历史撰著体例等内容结合在一起。有关著述,除了梁启超之外,还有横阳翼天氏编《中国历史·首编》(1903年),吕瑞庭、赵征璧编《新体中国历史·叙论》(1907年),曹佐熙著《史学通论》(1909年)等。曹氏《通论》自称“究心史道,探颐索隐,原始要终,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学”。书凡七篇,目次为:史学之源流、史学之经纬、史学之繁难、史学之关系、史学之研究、史学之旁通、史学之未来,在诸家史论中较为系统(参阅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还有卢绍稷、罗元鲲、胡哲敷等,亦都在其史学“通论”、“概论”中,论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综观所有论著,在思想和方法上,大多袭用了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与浮田和民的著作。

自1930年6月世界书局出版了曹聚仁的《中国史学ABC》一书,史学史著作的编撰步入了专门学科的轨道,同时许多大学历史系亦开设了中国史学史及相关课程。如卫聚贤在暨南大学、持志书院,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赵万里在西南联大,金毓黻在金陵大学,蒙文通在四川大学分别讲授“中国史学史”。还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史学通论”,范文澜在辅仁大学讲授“正史概念”,吕思勉在光华大学讲授《史通》,张尔田在燕京大学讲《文史通义》,陈垣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名著评论”、“史源学实习”,刘文典在清华讲授“ 校勘学”,傅振伦在北平女高师讲授“方志学”,等等。教学促进了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撰著,编成数部讲义,如卫聚贤的《中国史学史》(铅印本2种:持志书院 1932年刊本,暨南大学1933年刊本),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四川大学铅印本,年月不详)等。此外,朱谦之撰《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刊于《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1934年)。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撰著呈现出兴盛气象,先后有9部专著问世,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4年)、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论》(史学书局1944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方壮猷《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社公司1947 年)、何炳松《中国史学史》(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杨翼骧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吴泽在华东师范大学,刘节在中山大学,各主讲席。有关著作与研究更加深入,金毓黻在旧作的基础上,重加修订,与商务印书馆于1957年 12月再版。刘节晚年醉心于史学史,进一步扩充讲义,撰成《中国史料学与史学史》,1978年由曾庆鉴等整理成《中国史学史稿》,中州书画社1982年出版。至此,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两大力作,几被史学史工作者奉为经典。此外,还有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白寿彝《中国古代史学史教本》(上),北京师范大学铅印本。等等。1978年以后,史学史研究迎来第二个春天,各类著述层出不穷,论古代者则有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孟伦《中国史学史》上、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1986年),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陶懋炳《中国古代史学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等。述近代者则有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高国抗、杨燕起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马金科、洪京陵《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等。贯通古代、近代者则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宋衍申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施丁《中国史学史纲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年),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中华书局1997年),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等等。论文集则有杜维运编《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台北·华世出版社1976年),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年)。大型专门工具书则有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还有多卷本和大部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亦正在编纂中,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多卷本,第一册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杜维运《中国史学史》(共4册,已出版第一、二册,台北三民书局 1993、1998年),杨翼骧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共4册,已出版1至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1994、1999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国史学史断代与专题研究的著作不断增多,诸如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吴怀祺《宋代史学思想史》(黄山书社1992年)和《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1996年)、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许兆昌《周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论文1995年)、姜胜利《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牛润珍《汉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变》(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汤勤福《朱熹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0年)、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等。台湾出版的有关著作有逯耀东《魏晋南北朝史学》、杜维运《清代史家与史学》、张荣芳《唐代的史馆与史官》、陈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席静涵《周代史官研究》、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等。

从中国史学史专著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看,20世纪上半叶基本上有四种情况:

第一,依据梁启超的“做法”,在其划定的范围内展开论述。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设五章:为史官、史籍名著述评、史体、历史哲学、史学之新趋势。魏应麒《中国史学史》分上下编,上编三章曰:中国史学之特质与价值、中国史籍之位置与类别、中国史官之建置和职守;下编十章曰:古代之史学、两汉之史学、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史学、隋唐之史学、刘知几、五代宋之史学、郑樵、元朝清之史学、章学诚、民国以来之史学,书末两节,专门介绍新史学与梁启超。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列九章,目次为:导言、古代史官概述、古代史家与史籍、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汉以后之史官制度、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清代史家之成就。就此,还有曹聚仁《中国史学ABC》,于“绪论”论史之起源、史臣与史官、史体流变、史籍类别、史学,然后分章介绍古史、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及其他诸史、刘知几与《史通》、郑樵与《通志》、清初浙东史学、章学诚与《文史通义》、史学界之新曙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以“历史的起源及演出、史学的分类及目录、正史及史目、历代的史官、历代的史学家”的诸篇架构,亦是沿循了梁启超的“思路”,在这类著作中,以金毓黻的书最为精湛,可以说是具体而完整地实践了梁任公的史学史编纂思想,以之为代表,形成了20世纪前半叶史学史撰著的主流。

第二,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探讨史学的起源和发展,此以方壮猷《中国史学史概要》为代表,全书七章,曰:中国史学之起源、纪传史上、纪传史下、编年史、纪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与家谱。

第三,从学术史的角度论述史学史。如蒙文通《中国史学史》(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书社1995年版),以“晚周至汉、六朝至唐、中唐两宋、明清”为目,分设四章,首述晚周文、史、哲三时段与史学三派系及其历史哲学,三派系即北方功利派(法家)、南方神怪派(道家)、东方圣智派(儒家墨家),还有东方前期文化与史学、鲁国史籍与诸国史籍,杂家学说与司马迁等;继述魏晋学术、江左清谈、六代文与史学,史例之进步,史体之发达,南学、北学与古史学、唐修晋书五史与汉书学等;再述天宝后之文哲与史学,新学、洛学与史学,经制、义理、事功诸派学说,三派末派与官修宋辽金元各史;最后是正德嘉靖以后之学术与史学,义理、考据诸派之史学,道咸学术与史学再兴,最近史学之动向等,这部讲义在内容和编撰方法上均有特点。

第四,史论式的著述。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第一部分“中国史学之起源”,论述“ 史”字本谊,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书记官云史、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追记伪托之史,历史之萌芽;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分述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与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书后附录《太史公解》、《汉十二世著纪考》两文。书名“通论”,内容实为史学史专题研究。以“史学通论”阐述史学史者,还有陈汉章、赵吟秋、周容、杨鸿烈等人的著作。从后三种情况的著述看,尽管各有特点,但在许多方面仍然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没有走出梁氏设定的圈子。怎样突破梁启超的“做法”,开辟中国史学史著作的新道路,这是20世纪后半叶学人思考与探索的主要问题。

50-60年代,刘节于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在讲义基础上修订成书的《中国史学史稿》,虽然在体例结构方面仍依据了梁氏的“做法”,但在各个断代史学“概观”中,注意摸索、归纳史学发展的规律,并注意各代学术思想的论述,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相比,内容识见都显示了新的风格。遗憾的是这部书未经作者生前最后校定,不免瑕疵。1964年,白寿彝发表了《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指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阐明我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在阐明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白寿彝学术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95至597页)以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为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与内容。吴泽、杨翼骧、尹达、仓修良等学者都试图通过研究实践,探索新的道路。80年代以后,一大批论著问世,或按照社会形态,或列序断代,论述史学的发展过程。尤其是杨翼骧先生以勤苦、扎实的功力,推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为本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还有杜维运试图从世界史学的角度阐释中国史学史,撰出融贯中西的著作。至此,中国史学史著作突破了梁启超的范式,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综观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述,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梁启超的时代,代表作为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在内容与方法上为前后两个时期的过渡作出了贡献。后期以白寿彝等老一辈学者为代表,由于他们的努力与探索,为中国史学史创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史著作的情况大体有三:

第一,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叙述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如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这一写法虽然照顾了史学史与通史的关系,使读者能够了解各社会形态下史学的的变化情况,而实际上,史学的发展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通史,各社会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奴隶社会史学与封建社会史学是否也有本质的区别还很难说,因此,史学自身发展的真相就难以表述清楚。

第二,以1840年为界,将史学分为古代、近代,断代分册撰写,如仓修良等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等。这一写法较之第一种情况,便于进一步在宏观方面把握史学的发展,由于照搬通史断代,将完整的封建史学发展过程打断,使人无法窥见其前后演变,而且不能得到对其会通的认识。

第三,突破条块分割,采用贯通方法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如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是书分导论和九章,导论为全书核心,综论对史学的认识;九章内容依次为:史学的兴起——先秦史学,正史的创立——秦汉史学,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历史意识与史学意识的深化——宋辽金史学,多民族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元代史学,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前期史学,史学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分化——清后期的史学。书后附录《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百年史学断想》两文。此书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一)从总体结构和内容上讲,弥补了已有著述的不足,以一个新的角度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了会通考察。已有史学史著述,由于受任公“做法”和中国通史写法的影响,大多先切块,后断代,成系统的内容往往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如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其发展线索本来较为清晰,但被断代肢解得模模糊糊,一事前后分在数章,难以领略其来龙去脉。而《中国史学史纲》则采用了独到处理,设“导论”,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史学史的基本问题,包括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的性质和任务、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等。然后再按史学的发展进程,分列九章,从史学的兴起、创立、多途发展、转折与创新、意识深化、多民族化、走向社会深层到总结与嬗变、分化,进行系统考察,总结成果与阐明规律相得益彰。(二)中国史学史与中国通史之关系的正确处理。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全过程不能抛开中国通史的线索,但中国通史的线索与史学史不尽相合,因为史学的波动与社会历史的波动不完全一致。传统史学有两个系统:一为民间,一为官方。当社会不稳定时,往往是民间史学活跃的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宋元之际、明清之际;当社会趋于稳定时,又是官方史学兴起的时候,而官方史学兴盛的前奏多是政治剧变,如高平陵事件后,王沉撰《魏书》;北齐禅代东魏后,魏收修《魏书》;玄武门之变后,又出现了贞观修史的盛况,等等。史学的发展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它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地发展、总结,再发展、再总结,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按中国通史的线索去套,其自身的特点就很难显示出来;如果完全按照史学本身发展过程,撰著中国史学史,抛开通史的线索,则很难让大多数读者所接受,尤其是史学史专业以外的读者。因此,《中国史学史纲》以史学发展线索为主导,以通史断代作参照,来阐明史学史,一改过去著述“先秦史学”、“秦汉史学”等等之胪列,这样处理,不仅科学,亦使读者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三)关于史学史的分期,在已有的著述中,或将史学划分为奴隶社会史学、封建社会史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学,实际上,就传统史学讲,这三个社会阶段的史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先秦人用编年纪事,汉晋唐宋元明人亦用编年纪事,同样用编年纪事,我们岂能因社会形态不同而将他们武断地划分为奴隶、封建?《中国史学史纲》则将传统史学作会通考察,探讨其在各时代的变化,自然质朴,实事求是,没有任何俗套,是一部实实在在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四)注重史学理论的阐述。理论的不发达历来是中国史学的一项缺憾,已有的史学史著述,介绍与总结成果有余,而在理论上阐明规律则不足。近 20年来,史学史研究虽呈兴盛局面,但具有重大突破的成果较少,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理论滞后,中国史学本身理论不足,外来的理论又不能很好地与中国史学接轨,这就严重地困扰了史学史的发展。《中国史学史纲》试图突破这一困扰,强调理论的建树,特别是“导论”部分,约8万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史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表明了作者在史学史这一学科的基本看法,既是全书的纲领、核心,又是作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理论贡献。同样在正文九章中,每章之前都有概括总结,指明各个时期史学的变化及特点,并从理论上解释其发展及原因。作者的这一研究方向亦代表了当今史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中国史学史纲》是20世纪出版的最后一部史学史专著,这部书实践了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的编纂思想,表明了作者20多年学术探讨的成就,代表了新时期史学史研究的新水平,同时也向学术界昭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条新的道路。

(参考文献略,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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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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