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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浙东学术不同于传统浙东学术。传统浙东学人,因交通等因素,多在浙东活动;而近现代浙东学人,则多到外面活动,地域概念弱化了,学派观念也弱化了。不过,浙东学术的治学精神还保存着,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浙东学人。后代浙东学人,时不时会以浙东学人后继者自居。今天,在以宁波为首的浙东崛起全国之时,打捞浙东文化资源,自然也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史学一向是浙东学人的强项,这在20世纪中国同样有所体现。《现代浙东史学成就述略》拟选取已经过世的几位宁波籍史家,逐一向读者作介绍。张其昀是20世纪浙东最著名的学人之一,列入浙江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本文初撰于1998年,据《张其昀先生文集》诸材料而成,为市社联《浙东学术史专题研究》成果之一。今年上半年,笔者到台北作学术交流,得张其昀儿子、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境湖先生的接见,获赠张其昀著作一箱,大开眼界。现应本刊之邀,乃增补成此文,以饗读者。

            一、生平与著作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宁波人。近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出身一个书香之家,曾祖张默人、祖张朴园,均是晚清举人。按科举时代习俗,举人之家,门前有举人旗杆,作为标帜,张家因有世代簪缨、鄞县望族之称。自祖父开始,居鄞县西杨村(今属鄞州区石碶镇)。张氏后在宁波城里也置有房产。据张境湖先生,如今,乡下、城里故居,均无遗留。

  张氏前半生读书、当教授。1919年入南京高师(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史地部学习,受柳诒徵(1880~1956)、竺可桢(1890~1974)影响较大。宋晞称张氏得柳氏教泽最多者有三,一是方志学,二是图谱学,三是史料学(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104页)。1923年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和高中地理教科书,凡四年。他的《高中中国地理》,为当时全国高中标准地理课本。1927年,北伐胜利后,得柳师的推荐,回中央大学(其时,东南大学已并入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自讲师而副教授、教授,前后十年。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延聘张其昀创办史地学系。从此,他来到杭州,创办浙大史地系。史地系“一套班子四块牌子”,实际上包括了四个单位。由于编制、经费充裕,教授人数也多,所以在浙大各系中,是颇为兴旺的。史地系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的史学、地学人才。后还出任浙大训导长,应邀赴美国访学。回国后,出任文学院院长。1936-1949年,张其昀在浙大呆了12年。史地合系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独树一帜,这与张其昀史地结合的学术思想有关。史地分组合系既是融贯史地的新学风,又体现了专与博,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相统一的教育理想;史地合系对促进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史地合系的缺陷是随着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隶属于文学院的史地系无法满足深入学习数理学科的需要,因而浙大史地系内多年存在着史地分与合的不同意见(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宋晞《张其昀教授与浙江大学史地系所》,见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张氏后半生追随蒋介石,屡屡出任要职,为蒋氏红人之一。“蒋公为余之恩师,公之晚年,余得亲炙者二十五年之久,经常可接光颜,随时得闻明教。”(《文集》第21册《吴经熊总统蒋公精神生活序》)张氏和蒋氏相识于40年代的重庆时期。他们的相识,既有同乡关系,更主要的还是张氏的才华。张氏曾撰《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深得蒋氏赏识,亲签书眉,同时还要他编纂《中国历代军事史略》一书。1949年夏,应蒋介石邀请,到台湾出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常随蒋氏出访。1954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对台湾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台湾的各个大学,几乎都是在他任教育部长时恢复或创立的。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有张氏的一份功劳。1959年开始,又主持了国防研究院工作。1962年,得一华侨资助,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基础上,办了中国文化学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大学。晚年的张氏,谈起自己的一生贡献,有三句话:华岗学府的创始人,中华五千年史的著作者,全神教的信仰者(张氏生平,详参宋晞《传略》,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一册;也见吴斯仁《学兼中西,布衣显贵――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史学家张其昀》,戴光中主编《文化群星──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从学术角度来看,张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据《华岗学园张创办人其昀著作目录》统计,共有各种著作2045种。单篇文章集,有《张其昀先生文集》(1987~1998年出版)25册,凡地学、史学、政论、文教、序跋函札五大类,共1286篇,近千万字。《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1995年出版)3册,161篇。《张其昀先生文集三编》(2001年出版)1册,50篇。三者相加,共有1497篇。从其数量来看,张氏实是一个多产学者。

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华五千年史》、《中国军事史略》、《中国民族志》、《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又名《党史概要》)、《中国国民党史简编》、《台湾史纲》(后改《中国民国史纲》)、《中华民国创立史》、《国史上的伟大人物》等。在地理方面,有《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地理学研究》、《中国区域志》、《高中中国地理》、《人生地理》(初中地理教材)、《浙江省史地纪要》,主持《中华民国地理志》、《中华民国地图集》等。张其昀是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在近代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详参韩光辉《张其昀先生的生平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2000年)。总的说来,1949年以前,以地理著作为主;1949年到台湾以后,以历史著作为主(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99页)。

  浙江大学西迁期间,他还率领史学系师生编纂了《遵义新志》。此志有两个首创,一是中国最早的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研究,二是此志的学术研究方法及编纂的科学规范性,属专家修志,值得今天修志工作者学习(王永太《张其昀与<遵义新志>》,《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马先醒《<遵义新志>与<汉居延志>》,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

         二、治学特点

   张氏治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古为今用。他大的治学范围虽不出史地,而具体的课题面则十分广泛。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他的思考,进而写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写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结合现实需要而写的。经世思想的本质是为国家所用、为政府所用、为民族所用。个人只有在为国家、政府、民族集体所用中,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特色。“他一生为国家效忠”,晚年“阐扬领袖革命学”,从政治立场来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但从历史立场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张氏治学是从治浙东学派开始的。张氏之重乡献精神,源于其父亲。其父张兆林生平最留意于宋以后宁波地方志,家中藏书也多乡献。1928 年,他入中央大学任教后写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学风》。《宋代四明之学风》是一篇长文章,全文分六章,实际上是一小册子。这六章是:遗传与学风之关系、环境与学风之关系、时势与学风之关系、学业上之成就、社会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将浙东学术精神概括为五点:求智──乐学,求仁──宽厚,守礼 ──自爱,守义──廉洁,信实──致用。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东学派的文章。稍后,陈训慈也写浙东学派研究文章,且只写清代,可能和张氏有关。浙东学派的经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他后来撰的《孙诒让之政治思想》称“浙东学术的主旨,在继承中原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以国事为己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见,他对浙东学术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张氏也继承了浙东学术中的兼容博采精神,这在宗教观上最为明显。他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文集》第10册《七十自述》)。他主张五教并立,即世界上的释、道、回、天主、基督五大宗教可以互通声气,不必拘泥于一方。他创一全神教说。“全神教者,并非别创一宗教,乃以中国儒家学说为中心,对世界四大宗教融会贯通,一视同仁,达成真正信仰自由之宏旨”。“于各大宗教之精义,兼收并蓄,容纳众流,笃信实践,贵于力行”(《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

  强调通才教育。1943年,张其昀对美国作了考察,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他说:“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统一与分工,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而为同根之树木。通才教育为其根干,专才教育乃其枝叶。其根干愈强固者,则其枝叶亦愈繁茂。学河之道亦然,通与专,就业与做人,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即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语其功用,一为了解自己,一为了解他人,一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与知天,而成为心之训练,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表达力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健全之公民。”(张其昀的《旅美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33页)这一思想,体现了现代教育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思想。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肯定。

  史地兼治。1949年以前,张氏兼治史、地,而尤以地理学为主。张氏受法国学者白吕纳影响很深,兼重史地。白氏曾说:“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张氏说:“盖一为时间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文集》第 21册《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序》)。浙江大学史地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办的。“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

  提倡国学研究。1950年后,张氏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张氏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国民党高层官僚,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任期内,做了不少文化工作。需要提出的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共产党执政大陆后,推行简化汉字,后来还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么做是毁灭传统文化,所以,他要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复兴文化也即搞文化战,“反共圣战为思想战,亦为文化战”。“余自民国四十三年任职于教育部,即有志于中国文艺复兴之大业。以为一国之国防,以民族精神为其首要,经济与军事,从而左右羽翼之。自国民学校以至大学研究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实为发扬民族精神最基本之工作。持此信念,而作远虑,有中文大辞典之创议,以为国文科之根本;历代正史之整理,以为历史科之泉源;与国家地图集之编纂,以为地理学科之基石。”(《文集》第21册《大学字典序》)在教育部长任内,他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地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字、国史、地图之整理工作。他牵头新刊了《清史》、《明史》、《元史》、《宋史》、《金史》、《辽史》。又编了《中文大辞典》40册。还编了《中华民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此三种重要工作,为针对共匪毁灭文字、伪乱国史、变乱版图之文化战与思想战。”(《文集》第20册《中文大辞典重版序》)此外,他晚年还撰了《东西文化》、《民族思想》、《中国文化新论》、《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化》、《孔子新传》、《民主宪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华五千年史》等。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也是他复兴中国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华岗兴学,以中国之文艺复兴为理想。文艺复兴,以中国文字之整理为首要之图”(《文集》第21册《国民字典序》)。

  张其昀是被认为20世纪中国的学衡派或南方学派主角之一。自五四以来,陈独秀、胡适诸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新文化运动;而柳诒徵、张其昀诸人,则以南高师为中心,以《学衡》为阵地,提供国学研究,从而形成南北两派。到台湾以后,张其昀借其得老蒋势之机,极力推崇南高师创办的《学衡》杂志,屡屡提到南高师是“中国儒学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以后,有中流砥柱之气概”。这自有贬低北京大学《新青年》之嫌,为此引起台湾“北大派”的不满,他们特地将胡适从美国请回来。胡适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怕这个位置落在张其昀手里。

                三、国史编纂成就

  张氏史学以修中国通史为己任。自言“余一生精力,集中于中国通史之研究,盖欲‘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遗书》)他称:“《中华五千年史》之撰述,其宗旨为欲阐述孔子学说、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之渊源、脉络。所谓‘究末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里面有哲学、有史学,也有文学,纳思想、事实、文采于一编,期能成为中国文化一最大之宝藏,俾供今后国人之精神食粮”(《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民国成立以来,以新史学眼光来编撰的通史很多,而拙著《中华五千年史》,则是一部富于时代精神的通史。二十世纪是三民主义世纪,著者以民生史观为重心,来弘扬中国五千年的史迹,阐释儒学,融贯古今,启导新意,伸民族之大义,发潜德之幽光,抱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为唤醒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之通史作者”(《文集》第21册《中国之文化复兴序》)。

  1960年开始,他仿效孔子修《春秋》为中华民族建立大是大非准则精神,动手写作《中华五千年史》。原计划写32册,十年成稿。张氏观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可分五大段落。先秦以前为上古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战争,宋辽金元明清为近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为近代史,民国为现代史”(《文集》第21册《中国之文化复兴序》)。惜因政务与校务,断断续续,至1982年,只出了9册。从远古写到了西汉。东汉只成了一半,遗令学生宋晞撰著(也许是考虑过重,宋晞并没有实现张氏之愿。笔者在台期间,无暇问及此中原因)。

  张氏写史,重视以“思想”驾驭史料。称:“思想创造了历史,所以思想史是一部历史的核心。”又说:“本人著作《中华五千年史》,以文化史为中心,文化史又以思想为核心。”他是思想史派,修史的指导思想是文化系谱。“人类全部的历史,都是心力之所创造。有思想才会有行动,有理想才会有实事,有耕耘才会有收获。所以穷本探源地讲,那些创造历史、旋转乾坤的大人物,乃是古来第一流的思想家、理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万世师表,也是全人类所公认的一位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理想家和教育家。”所以,写孔子事迹思想的《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春秋史后编》“是全部中华五千年史的核心,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春秋后编卷头语)。“人类的特性,在于有思想。有思想才有行动、有作为、有事业。思想创造了历史,所以思想史是一部历史的核心。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孔子学说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不明孔子学说,则不能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由来、发展与其前途。春秋时代是孔子世纪,故作者撰述《中华五千年史》,特将春秋史分为三册,中册是孔子新传,本册是孔学今义,便是要解释孔子学说的时代意义,俾对中国新文化的远景,作一展望,以期迈往前进。”(《中华五千年史第五册孔学今义自序》)

讲到战国时期,称“战国时代历时两世纪有半,为中华民族建国史上空前之创造时代,奠定了中国现代化之规模……孟子学说代表著时代的精神,民族的心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可称之为‘孟荀世纪’。”(《中华五千年史第六册战国史·序言》)又说“战国时代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争奇斗妍,有如春花怒放,极一时之盛。中国自古及今,至高深之哲理,至精彩之政论,至优美之文章,并在其中。综观战国学术实为一最辉煌,最有朝气,最富于创造力的大时代。各家学说其最有贡献而先适合于当今民生实用与世界前途发展者,有下列各点”(《中华五千年史第七册战国学术序言》)。

  讲到秦,称“秦代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史到了秦代,首次真正统一,开始有了大规模统一政府的出现。秦代是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五千年史之一大关键。”(《中华五千年史第八册秦代史序言》)

于汉朝,称“西汉自高祖始有一个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西汉时代,国势隆盛,文德武功,不但照耀于中国本土内,且远及四裔,创下甚多开化工作。这是中国史是最光明、最灿烂的一段,也可说是我国政治上的黄金时代。‘ 振大汉的天声’,汉代的历史,是世界性的,我国文化与西方接触也以汉代开始最为频繁。汉代声威远播异域,汉族之称,至今不替。”(《中华五千年史第九册西汉史自序》)

他以宋代为近代史的开始。“研究中国史学者,通常以宋代为近代史之开始,因宋代史实有四个特色,值得予以注意。一为文艺复兴,……二为教育发达,……三为科学发明,……四为海运昌盛,……以宋代为中国近代史之开幕,对于西方历史,诚有形影相随之形势。”(《文集》第21册《新刊本宋史序》)

  在中国文化的系谱上,他将孔子至孙中山、蒋介石列为一系。他研究历史人物,最多的就是孔子、孙中山、蒋介石。“中华五千年史之撰述,其宗旨为欲阐明孔子学说、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之渊源脉络。……此书取精用宏,内容繁富,而条理秩然,文笔爽朗,期能形成为中国文化一最大之宝藏。……全书当有廿余册,每一册,每一页,每一章节,均为上述著书宗旨之所贯注,不潦草,不沉闷,使读者确具开卷有益之快感。”(《文集》第21册《上蒋总统书》)邓景衡称 “《中华五千年史》以时空为经纬,思想史为重心,世界史为背景,综罗史料,取精用宏,内容繁富而别开体例,条理秩然,以清新和畅的笔调,说明中国在世界所居的地位及对世界人类的重要贡献,而对历史地理之究明,尤为本书之重大贡献”(《张晓峰先生之地理学思想》,《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华岗学会编印,1982年)。宋晞对张氏国史研究有一总结,称:“他对国史之研究,注重地理学之知识,时空并重;注重文化史,尤以思想史为重心;重视世界史,以研究中国史,必须兼及世界史;国文并茂,藉增读者对史实之了解”。(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这是一生追随张氏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家之言,观察自然是准确的。这部通史体现了史地结合,宏观视野,文史结合,图文并茂诸优点,确可称为 “新史学”。这也可以说是张氏从写《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1922)起长期崇拜通史家的结果。

(原载《浙东文化研究集刊》2005年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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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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