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xzwj/qmwwj/2006-03-19-34883.htm
现代浙东学术不同于传统浙东学术。传统浙东学人，因交通等因素，多在浙东活动；而近现代浙东学人，则多到外面活动，地域概念弱化了，学派观念也弱化了。不过，浙东学术的治学精神还保存着，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浙东学人。后代浙东学人，时不时会以浙东学人后继者自居。今天，在以宁波为首的浙东崛起全国之时，打捞浙东文化资源，自然也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史学一向是浙东学人的强项，这在20世纪中国同样有所体现。《现代浙东史学成就述略》拟选取已经过世的几位宁波籍史家，逐一向读者作介绍。张其昀是20世纪浙东最著名的学人之一，列入浙江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本文初撰于1998年，据《张其昀先生文集》诸材料而成，为市社联《浙东学术史专题研究》成果之一。今年上半年，笔者到台北作学术交流，得张其昀儿子、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境湖先生的接见，获赠张其昀著作一箱，大开眼界。现应本刊之邀，乃增补成此文，以饗读者。
一、生平与著作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宁波人。近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出身一个书香之家，曾祖张默人、祖张朴园，均是晚清举人。按科举时代习俗，举人之家，门前有举人旗杆，作为标帜，张家因有世代簪缨、鄞县望族之称。自祖父开始，居鄞县西杨村（今属鄞州区石碶镇）。张氏后在宁波城里也置有房产。据张境湖先生，如今，乡下、城里故居，均无遗留。
张氏前半生读书、当教授。1919年入南京高师（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史地部学习，受柳诒徵（1880～1956）、竺可桢（1890～1974）影响较大。宋晞称张氏得柳氏教泽最多者有三，一是方志学，二是图谱学，三是史料学（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104页）。1923年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和高中地理教科书，凡四年。他的《高中中国地理》，为当时全国高中标准地理课本。1927年，北伐胜利后，得柳师的推荐，回中央大学（其时，东南大学已并入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自讲师而副教授、教授，前后十年。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延聘张其昀创办史地学系。从此，他来到杭州，创办浙大史地系。史地系“一套班子四块牌子”，实际上包括了四个单位。由于编制、经费充裕，教授人数也多，所以在浙大各系中，是颇为兴旺的。史地系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的史学、地学人才。后还出任浙大训导长，应邀赴美国访学。回国后，出任文学院院长。1936－1949年，张其昀在浙大呆了12年。史地合系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独树一帜，这与张其昀史地结合的学术思想有关。史地分组合系既是融贯史地的新学风，又体现了专与博，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相统一的教育理想；史地合系对促进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史地合系的缺陷是随着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隶属于文学院的史地系无法满足深入学习数理学科的需要，因而浙大史地系内多年存在着史地分与合的不同意见（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宋晞《张其昀教授与浙江大学史地系所》，见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张氏后半生追随蒋介石，屡屡出任要职，为蒋氏红人之一。“蒋公为余之恩师，公之晚年，余得亲炙者二十五年之久，经常可接光颜，随时得闻明教。”（《文集》第21册《吴经熊总统蒋公精神生活序》）张氏和蒋氏相识于40年代的重庆时期。他们的相识，既有同乡关系，更主要的还是张氏的才华。张氏曾撰《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深得蒋氏赏识，亲签书眉，同时还要他编纂《中国历代军事史略》一书。1949年夏，应蒋介石邀请，到台湾出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常随蒋氏出访。1954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对台湾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台湾的各个大学，几乎都是在他任教育部长时恢复或创立的。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有张氏的一份功劳。1959年开始，又主持了国防研究院工作。1962年，得一华侨资助，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基础上，办了中国文化学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大学。晚年的张氏，谈起自己的一生贡献，有三句话：华岗学府的创始人，中华五千年史的著作者，全神教的信仰者（张氏生平，详参宋晞《传略》，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一册；也见吴斯仁《学兼中西，布衣显贵――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史学家张其昀》，戴光中主编《文化群星──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从学术角度来看，张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据《华岗学园张创办人其昀著作目录》统计，共有各种著作2045种。单篇文章集，有《张其昀先生文集》（1987～1998年出版）25册，凡地学、史学、政论、文教、序跋函札五大类，共1286篇，近千万字。《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1995年出版）3册，161篇。《张其昀先生文集三编》（2001年出版）1册，50篇。三者相加，共有1497篇。从其数量来看，张氏实是一个多产学者。
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华五千年史》、《中国军事史略》、《中国民族志》、《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又名《党史概要》）、《中国国民党史简编》、《台湾史纲》（后改《中国民国史纲》）、《中华民国创立史》、《国史上的伟大人物》等。在地理方面，有《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地理学研究》、《中国区域志》、《高中中国地理》、《人生地理》（初中地理教材）、《浙江省史地纪要》，主持《中华民国地理志》、《中华民国地图集》等。张其昀是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在近代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详参韩光辉《张其昀先生的生平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2000年）。总的说来，1949年以前，以地理著作为主；1949年到台湾以后，以历史著作为主（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99页）。
浙江大学西迁期间，他还率领史学系师生编纂了《遵义新志》。此志有两个首创，一是中国最早的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研究，二是此志的学术研究方法及编纂的科学规范性，属专家修志，值得今天修志工作者学习（王永太《张其昀与<遵义新志>》，《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马先醒《<遵义新志>与<汉居延志>》，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
二、治学特点
张氏治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古为今用。他大的治学范围虽不出史地，而具体的课题面则十分广泛。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他的思考，进而写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写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结合现实需要而写的。经世思想的本质是为国家所用、为政府所用、为民族所用。个人只有在为国家、政府、民族集体所用中，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特色。“他一生为国家效忠”，晚年“阐扬领袖革命学”，从政治立场来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但从历史立场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张氏治学是从治浙东学派开始的。张氏之重乡献精神，源于其父亲。其父张兆林生平最留意于宋以后宁波地方志，家中藏书也多乡献。1928 年，他入中央大学任教后写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学风》。《宋代四明之学风》是一篇长文章，全文分六章，实际上是一小册子。这六章是：遗传与学风之关系、环境与学风之关系、时势与学风之关系、学业上之成就、社会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将浙东学术精神概括为五点：求智──乐学，求仁──宽厚，守礼 ──自爱，守义──廉洁，信实──致用。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东学派的文章。稍后，陈训慈也写浙东学派研究文章，且只写清代，可能和张氏有关。浙东学派的经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他后来撰的《孙诒让之政治思想》称“浙东学术的主旨，在继承中原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以国事为己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见，他对浙东学术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张氏也继承了浙东学术中的兼容博采精神，这在宗教观上最为明显。他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文集》第10册《七十自述》）。他主张五教并立，即世界上的释、道、回、天主、基督五大宗教可以互通声气，不必拘泥于一方。他创一全神教说。“全神教者，并非别创一宗教，乃以中国儒家学说为中心，对世界四大宗教融会贯通，一视同仁，达成真正信仰自由之宏旨”。“于各大宗教之精义，兼收并蓄，容纳众流，笃信实践，贵于力行”（《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
强调通才教育。1943年，张其昀对美国作了考察，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他说：“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统一与分工，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而为同根之树木。通才教育为其根干，专才教育乃其枝叶。其根干愈强固者，则其枝叶亦愈繁茂。学河之道亦然，通与专，就业与做人，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即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语其功用，一为了解自己，一为了解他人，一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与知天，而成为心之训练，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表达力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健全之公民。”（张其昀的《旅美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33页）这一思想，体现了现代教育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思想。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肯定。
史地兼治。1949年以前，张氏兼治史、地，而尤以地理学为主。张氏受法国学者白吕纳影响很深，兼重史地。白氏曾说：“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张氏说：“盖一为时间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文集》第 21册《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序》）。浙江大学史地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办的。“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
提倡国学研究。1950年后，张氏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张氏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国民党高层官僚，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任期内，做了不少文化工作。需要提出的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共产党执政大陆后，推行简化汉字，后来还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么做是毁灭传统文化，所以，他要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复兴文化也即搞文化战，“反共圣战为思想战，亦为文化战”。“余自民国四十三年任职于教育部，即有志于中国文艺复兴之大业。以为一国之国防，以民族精神为其首要，经济与军事，从而左右羽翼之。自国民学校以至大学研究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实为发扬民族精神最基本之工作。持此信念，而作远虑，有中文大辞典之创议，以为国文科之根本；历代正史之整理，以为历史科之泉源；与国家地图集之编纂，以为地理学科之基石。”（《文集》第21册《大学字典序》）在教育部长任内，他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地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字、国史、地图之整理工作。他牵头新刊了《清史》、《明史》、《元史》、《宋史》、《金史》、《辽史》。又编了《中文大辞典》40册。还编了《中华民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此三种重要工作，为针对共匪毁灭文字、伪乱国史、变乱版图之文化战与思想战。”（《文集》第20册《中文大辞典重版序》）此外，他晚年还撰了《东西文化》、《民族思想》、《中国文化新论》、《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化》、《孔子新传》、《民主宪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华五千年史》等。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也是他复兴中国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华岗兴学，以中国之文艺复兴为理想。文艺复兴，以中国文字之整理为首要之图”（《文集》第21册《国民字典序》）。
张其昀是被认为20世纪中国的学衡派或南方学派主角之一。自五四以来，陈独秀、胡适诸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新文化运动；而柳诒徵、张其昀诸人，则以南高师为中心，以《学衡》为阵地，提供国学研究，从而形成南北两派。到台湾以后，张其昀借其得老蒋势之机，极力推崇南高师创办的《学衡》杂志，屡屡提到南高师是“中国儒学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以后，有中流砥柱之气概”。这自有贬低北京大学《新青年》之嫌，为此引起台湾“北大派”的不满，他们特地将胡适从美国请回来。胡适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怕这个位置落在张其昀手里。
三、国史编纂成就
张氏史学以修中国通史为己任。自言“余一生精力，集中于中国通史之研究，盖欲‘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遗书》）他称：“《中华五千年史》之撰述，其宗旨为欲阐述孔子学说、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之渊源、脉络。所谓‘究末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里面有哲学、有史学，也有文学，纳思想、事实、文采于一编，期能成为中国文化一最大之宝藏，俾供今后国人之精神食粮”（《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民国成立以来，以新史学眼光来编撰的通史很多，而拙著《中华五千年史》，则是一部富于时代精神的通史。二十世纪是三民主义世纪，著者以民生史观为重心，来弘扬中国五千年的史迹，阐释儒学，融贯古今，启导新意，伸民族之大义，发潜德之幽光，抱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为唤醒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之通史作者”（《文集》第21册《中国之文化复兴序》）。
1960年开始，他仿效孔子修《春秋》为中华民族建立大是大非准则精神，动手写作《中华五千年史》。原计划写32册，十年成稿。张氏观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可分五大段落。先秦以前为上古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战争，宋辽金元明清为近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为近代史，民国为现代史”（《文集》第21册《中国之文化复兴序》）。惜因政务与校务，断断续续，至1982年，只出了9册。从远古写到了西汉。东汉只成了一半，遗令学生宋晞撰著（也许是考虑过重，宋晞并没有实现张氏之愿。笔者在台期间，无暇问及此中原因）。
张氏写史，重视以“思想”驾驭史料。称：“思想创造了历史，所以思想史是一部历史的核心。”又说：“本人著作《中华五千年史》，以文化史为中心，文化史又以思想为核心。”他是思想史派，修史的指导思想是文化系谱。“人类全部的历史，都是心力之所创造。有思想才会有行动，有理想才会有实事，有耕耘才会有收获。所以穷本探源地讲，那些创造历史、旋转乾坤的大人物，乃是古来第一流的思想家、理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万世师表，也是全人类所公认的一位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理想家和教育家。”所以，写孔子事迹思想的《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春秋史后编》“是全部中华五千年史的核心，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春秋后编卷头语）。“人类的特性，在于有思想。有思想才有行动、有作为、有事业。思想创造了历史，所以思想史是一部历史的核心。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孔子学说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不明孔子学说，则不能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由来、发展与其前途。春秋时代是孔子世纪，故作者撰述《中华五千年史》，特将春秋史分为三册，中册是孔子新传，本册是孔学今义，便是要解释孔子学说的时代意义，俾对中国新文化的远景，作一展望，以期迈往前进。”（《中华五千年史第五册孔学今义自序》）
讲到战国时期，称“战国时代历时两世纪有半，为中华民族建国史上空前之创造时代，奠定了中国现代化之规模……孟子学说代表著时代的精神，民族的心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可称之为‘孟荀世纪’。”（《中华五千年史第六册战国史·序言》）又说“战国时代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争奇斗妍，有如春花怒放，极一时之盛。中国自古及今，至高深之哲理，至精彩之政论，至优美之文章，并在其中。综观战国学术实为一最辉煌，最有朝气，最富于创造力的大时代。各家学说其最有贡献而先适合于当今民生实用与世界前途发展者，有下列各点”（《中华五千年史第七册战国学术序言》）。
讲到秦，称“秦代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史到了秦代，首次真正统一，开始有了大规模统一政府的出现。秦代是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五千年史之一大关键。”（《中华五千年史第八册秦代史序言》）
于汉朝，称“西汉自高祖始有一个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西汉时代，国势隆盛，文德武功，不但照耀于中国本土内，且远及四裔，创下甚多开化工作。这是中国史是最光明、最灿烂的一段，也可说是我国政治上的黄金时代。‘ 振大汉的天声’，汉代的历史，是世界性的，我国文化与西方接触也以汉代开始最为频繁。汉代声威远播异域，汉族之称，至今不替。”（《中华五千年史第九册西汉史自序》）
他以宋代为近代史的开始。“研究中国史学者，通常以宋代为近代史之开始，因宋代史实有四个特色，值得予以注意。一为文艺复兴，……二为教育发达，……三为科学发明，……四为海运昌盛，……以宋代为中国近代史之开幕，对于西方历史，诚有形影相随之形势。”（《文集》第21册《新刊本宋史序》）
在中国文化的系谱上，他将孔子至孙中山、蒋介石列为一系。他研究历史人物，最多的就是孔子、孙中山、蒋介石。“中华五千年史之撰述，其宗旨为欲阐明孔子学说、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之渊源脉络。……此书取精用宏，内容繁富，而条理秩然，文笔爽朗，期能形成为中国文化一最大之宝藏。……全书当有廿余册，每一册，每一页，每一章节，均为上述著书宗旨之所贯注，不潦草，不沉闷，使读者确具开卷有益之快感。”（《文集》第21册《上蒋总统书》）邓景衡称 “《中华五千年史》以时空为经纬，思想史为重心，世界史为背景，综罗史料，取精用宏，内容繁富而别开体例，条理秩然，以清新和畅的笔调，说明中国在世界所居的地位及对世界人类的重要贡献，而对历史地理之究明，尤为本书之重大贡献”（《张晓峰先生之地理学思想》，《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华岗学会编印，1982年）。宋晞对张氏国史研究有一总结，称：“他对国史之研究，注重地理学之知识，时空并重；注重文化史，尤以思想史为重心；重视世界史，以研究中国史，必须兼及世界史；国文并茂，藉增读者对史实之了解”。（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这是一生追随张氏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家之言，观察自然是准确的。这部通史体现了史地结合，宏观视野，文史结合，图文并茂诸优点，确可称为 “新史学”。这也可以说是张氏从写《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1922）起长期崇拜通史家的结果。
（原载《浙东文化研究集刊》2005年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现代浙东学术不同于传统浙东学术。传统浙东学人，因交通等因素，多在浙东活动；而近现代浙东学人，则多到外面活动，地域概念弱化了，学派观念也弱化了。不过，浙东学术的治学精神还保存着，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浙东学人。后代浙东学人，时不时会以浙东学人后继者自居。今天，在以宁波为首的浙东崛起全国之时，打捞浙东文化资源，自然也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史学一向是浙东学人的强项，这在20世纪中国同样有所体现。《现代浙东史学成就述略》拟选取已经过世的几位宁波籍史家，逐一向读者作介绍。张其昀是20世纪浙东最著名的学人之一，列入浙江省重大文化建设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本文初撰于1998年，据《张其昀先生文集》诸材料而成，为市社联《浙东学术史专题研究》成果之一。今年上半年，笔者到台北作学术交流，得张其昀儿子、中国文化大学董事长张境湖先生的接见，获赠张其昀著作一箱，大开眼界。现应本刊之邀，乃增补成此文，以饗读者。
一、生平与著作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宁波人。近代著名的史地学家、教育家。出身一个书香之家，曾祖张默人、祖张朴园，均是晚清举人。按科举时代习俗，举人之家，门前有举人旗杆，作为标帜，张家因有世代簪缨、鄞县望族之称。自祖父开始，居鄞县西杨村（今属鄞州区石碶镇）。张氏后在宁波城里也置有房产。据张境湖先生，如今，乡下、城里故居，均无遗留。
张氏前半生读书、当教授。1919年入南京高师（1920年改为东南大学）史地部学习，受柳诒徵（1880～1956）、竺可桢（1890～1974）影响较大。宋晞称张氏得柳氏教泽最多者有三，一是方志学，二是图谱学，三是史料学（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104页）。1923年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初中和高中地理教科书，凡四年。他的《高中中国地理》，为当时全国高中标准地理课本。1927年，北伐胜利后，得柳师的推荐，回中央大学（其时，东南大学已并入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自讲师而副教授、教授，前后十年。1936年，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延聘张其昀创办史地学系。从此，他来到杭州，创办浙大史地系。史地系“一套班子四块牌子”，实际上包括了四个单位。由于编制、经费充裕，教授人数也多，所以在浙大各系中，是颇为兴旺的。史地系为我国培养了不少的史学、地学人才。后还出任浙大训导长，应邀赴美国访学。回国后，出任文学院院长。1936－1949年，张其昀在浙大呆了12年。史地合系在当时国内的大学里独树一帜，这与张其昀史地结合的学术思想有关。史地分组合系既是融贯史地的新学风，又体现了专与博，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相结合、相统一的教育理想；史地合系对促进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及历史地理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史地合系的缺陷是随着自然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隶属于文学院的史地系无法满足深入学习数理学科的需要，因而浙大史地系内多年存在着史地分与合的不同意见（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宋晞《张其昀教授与浙江大学史地系所》，见阙维民主编《史地新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张氏后半生追随蒋介石，屡屡出任要职，为蒋氏红人之一。“蒋公为余之恩师，公之晚年，余得亲炙者二十五年之久，经常可接光颜，随时得闻明教。”（《文集》第21册《吴经熊总统蒋公精神生活序》）张氏和蒋氏相识于40年代的重庆时期。他们的相识，既有同乡关系，更主要的还是张氏的才华。张氏曾撰《中国历代教育家史略》一书，深得蒋氏赏识，亲签书眉，同时还要他编纂《中国历代军事史略》一书。1949年夏，应蒋介石邀请，到台湾出任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以后，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常随蒋氏出访。1954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对台湾的教育事业贡献很大。台湾的各个大学，几乎都是在他任教育部长时恢复或创立的。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有张氏的一份功劳。1959年开始，又主持了国防研究院工作。1962年，得一华侨资助，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基础上，办了中国文化学院。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大学。晚年的张氏，谈起自己的一生贡献，有三句话：华岗学府的创始人，中华五千年史的著作者，全神教的信仰者（张氏生平，详参宋晞《传略》，见《张其昀先生文集》第一册；也见吴斯仁《学兼中西，布衣显贵――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史学家张其昀》，戴光中主编《文化群星──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从学术角度来看，张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据《华岗学园张创办人其昀著作目录》统计，共有各种著作2045种。单篇文章集，有《张其昀先生文集》（1987～1998年出版）25册，凡地学、史学、政论、文教、序跋函札五大类，共1286篇，近千万字。《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1995年出版）3册，161篇。《张其昀先生文集三编》（2001年出版）1册，50篇。三者相加，共有1497篇。从其数量来看，张氏实是一个多产学者。
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中华五千年史》、《中国军事史略》、《中国民族志》、《近八十年中国革命史》（又名《党史概要》）、《中国国民党史简编》、《台湾史纲》（后改《中国民国史纲》）、《中华民国创立史》、《国史上的伟大人物》等。在地理方面，有《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地理学研究》、《中国区域志》、《高中中国地理》、《人生地理》（初中地理教材）、《浙江省史地纪要》，主持《中华民国地理志》、《中华民国地图集》等。张其昀是继张相文、竺可桢之后，在近代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详参韩光辉《张其昀先生的生平及其历史地理学贡献》，刘盛佳《张其昀的地理思想和学术成就》，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国文化大学，2000年）。总的说来，1949年以前，以地理著作为主；1949年到台湾以后，以历史著作为主（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99页）。
浙江大学西迁期间，他还率领史学系师生编纂了《遵义新志》。此志有两个首创，一是中国最早的土地利用调查工作和相对高度研究，二是此志的学术研究方法及编纂的科学规范性，属专家修志，值得今天修志工作者学习（王永太《张其昀与<遵义新志>》，《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马先醒《<遵义新志>与<汉居延志>》，见《张其昀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
二、治学特点
张氏治学的特点是经世致用，古为今用。他大的治学范围虽不出史地，而具体的课题面则十分广泛。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问题，都可能引发他的思考，进而写成文章、著作。他一生中写就的著作文章，都是结合现实需要而写的。经世思想的本质是为国家所用、为政府所用、为民族所用。个人只有在为国家、政府、民族集体所用中，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的国家主义特色。“他一生为国家效忠”，晚年“阐扬领袖革命学”，从政治立场来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但从历史立场来说，是值得肯定的。
张氏治学是从治浙东学派开始的。张氏之重乡献精神，源于其父亲。其父张兆林生平最留意于宋以后宁波地方志，家中藏书也多乡献。1928 年，他入中央大学任教后写的文章，便是《宋代四明之学风》。《宋代四明之学风》是一篇长文章，全文分六章，实际上是一小册子。这六章是：遗传与学风之关系、环境与学风之关系、时势与学风之关系、学业上之成就、社会上之成就、政治上之成就。他将浙东学术精神概括为五点：求智──乐学，求仁──宽厚，守礼 ──自爱，守义──廉洁，信实──致用。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研究浙东学派的文章。稍后，陈训慈也写浙东学派研究文章，且只写清代，可能和张氏有关。浙东学派的经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旨趣。他后来撰的《孙诒让之政治思想》称“浙东学术的主旨，在继承中原文献之传，融合经义与治道，以国事为己任，通今学古，以期施于世用”。可见，他对浙东学术精神的理解是很透彻的。
张氏也继承了浙东学术中的兼容博采精神，这在宗教观上最为明显。他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文集》第10册《七十自述》）。他主张五教并立，即世界上的释、道、回、天主、基督五大宗教可以互通声气，不必拘泥于一方。他创一全神教说。“全神教者，并非别创一宗教，乃以中国儒家学说为中心，对世界四大宗教融会贯通，一视同仁，达成真正信仰自由之宏旨”。“于各大宗教之精义，兼收并蓄，容纳众流，笃信实践，贵于力行”（《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
强调通才教育。1943年，张其昀对美国作了考察，特别赞赏美国的通才教育。他说：“教育必须兼顾通才与专才两方面，保持平衡，不使偏枯。专才教育之目的为分工，通才教育之目的为统一，统一与分工，为自由社会所不容偏废者。顾两者之关系非为并行之双轨，而为同根之树木。通才教育为其根干，专才教育乃其枝叶。其根干愈强固者，则其枝叶亦愈繁茂。学河之道亦然，通与专，就业与做人，两者必须兼备于一身。通才教育可分为三部分，即人文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皆人类之精神遗产。语其功用，一为了解自己，一为了解他人，一为了解宇宙。合知己知人与知天，而成为心之训练，其目的在于养成学生思考力表达力判断力及辨别各种价值之能力，有通才教育以训练人心，复有专才教育经训练耳目手足，如是方可期为健全之社会健全之公民。”（张其昀的《旅美见闻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初版，1947年3月再版，33页）这一思想，体现了现代教育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思想。即便在今天，仍值得肯定。
史地兼治。1949年以前，张氏兼治史、地，而尤以地理学为主。张氏受法国学者白吕纳影响很深，兼重史地。白氏曾说：“二十世纪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史学精神与地学精神的综合”。张氏说：“盖一为时间演变原则，一为空间的分布原则，两者相合，方足以明时空之真谛，识造化之本原”（《文集》第 21册《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集序》）。浙江大学史地系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办的。“综合是我们的目的，分工是我们的方法”。
提倡国学研究。1950年后，张氏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张氏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国民党高层官僚，长期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任期内，做了不少文化工作。需要提出的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围绕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共产党执政大陆后，推行简化汉字，后来还搞了文化大革命。他认为这么做是毁灭传统文化，所以，他要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复兴文化也即搞文化战，“反共圣战为思想战，亦为文化战”。“余自民国四十三年任职于教育部，即有志于中国文艺复兴之大业。以为一国之国防，以民族精神为其首要，经济与军事，从而左右羽翼之。自国民学校以至大学研究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实为发扬民族精神最基本之工作。持此信念，而作远虑，有中文大辞典之创议，以为国文科之根本；历代正史之整理，以为历史科之泉源；与国家地图集之编纂，以为地理学科之基石。”（《文集》第21册《大学字典序》）在教育部长任内，他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地学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从事文字、国史、地图之整理工作。他牵头新刊了《清史》、《明史》、《元史》、《宋史》、《金史》、《辽史》。又编了《中文大辞典》40册。还编了《中华民国地图集》、《世界地图集》。“此三种重要工作，为针对共匪毁灭文字、伪乱国史、变乱版图之文化战与思想战。”（《文集》第20册《中文大辞典重版序》）此外，他晚年还撰了《东西文化》、《民族思想》、《中国文化新论》、《孔子学说与现代文化》、《孔子新传》、《民主宪政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华五千年史》等。创办中国文化大学，也是他复兴中国文化工作的一部分，“华岗兴学，以中国之文艺复兴为理想。文艺复兴，以中国文字之整理为首要之图”（《文集》第21册《国民字典序》）。
张其昀是被认为20世纪中国的学衡派或南方学派主角之一。自五四以来，陈独秀、胡适诸人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为阵地，提倡新文化运动；而柳诒徵、张其昀诸人，则以南高师为中心，以《学衡》为阵地，提供国学研究，从而形成南北两派。到台湾以后，张其昀借其得老蒋势之机，极力推崇南高师创办的《学衡》杂志，屡屡提到南高师是“中国儒学复兴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以后，有中流砥柱之气概”。这自有贬低北京大学《新青年》之嫌，为此引起台湾“北大派”的不满，他们特地将胡适从美国请回来。胡适回台湾做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是怕这个位置落在张其昀手里。
三、国史编纂成就
张氏史学以修中国通史为己任。自言“余一生精力，集中于中国通史之研究，盖欲‘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遗书》）他称：“《中华五千年史》之撰述，其宗旨为欲阐述孔子学说、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之渊源、脉络。所谓‘究末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里面有哲学、有史学，也有文学，纳思想、事实、文采于一编，期能成为中国文化一最大之宝藏，俾供今后国人之精神食粮”（《文集》第10册《三种愿望》）。“民国成立以来，以新史学眼光来编撰的通史很多，而拙著《中华五千年史》，则是一部富于时代精神的通史。二十世纪是三民主义世纪，著者以民生史观为重心，来弘扬中国五千年的史迹，阐释儒学，融贯古今，启导新意，伸民族之大义，发潜德之幽光，抱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为唤醒民族灵魂，振奋民族精神之通史作者”（《文集》第21册《中国之文化复兴序》）。
1960年开始，他仿效孔子修《春秋》为中华民族建立大是大非准则精神，动手写作《中华五千年史》。原计划写32册，十年成稿。张氏观点，“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可分五大段落。先秦以前为上古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为中古战争，宋辽金元明清为近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为近代史，民国为现代史”（《文集》第21册《中国之文化复兴序》）。惜因政务与校务，断断续续，至1982年，只出了9册。从远古写到了西汉。东汉只成了一半，遗令学生宋晞撰著（也许是考虑过重，宋晞并没有实现张氏之愿。笔者在台期间，无暇问及此中原因）。
张氏写史，重视以“思想”驾驭史料。称：“思想创造了历史，所以思想史是一部历史的核心。”又说：“本人著作《中华五千年史》，以文化史为中心，文化史又以思想为核心。”他是思想史派，修史的指导思想是文化系谱。“人类全部的历史，都是心力之所创造。有思想才会有行动，有理想才会有实事，有耕耘才会有收获。所以穷本探源地讲，那些创造历史、旋转乾坤的大人物，乃是古来第一流的思想家、理想家和教育家。孔子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万世师表，也是全人类所公认的一位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理想家和教育家。”所以，写孔子事迹思想的《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春秋史后编》“是全部中华五千年史的核心，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华五千年史》第四册春秋后编卷头语）。“人类的特性，在于有思想。有思想才有行动、有作为、有事业。思想创造了历史，所以思想史是一部历史的核心。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孔子学说是承前启后的枢纽。不明孔子学说，则不能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的由来、发展与其前途。春秋时代是孔子世纪，故作者撰述《中华五千年史》，特将春秋史分为三册，中册是孔子新传，本册是孔学今义，便是要解释孔子学说的时代意义，俾对中国新文化的远景，作一展望，以期迈往前进。”（《中华五千年史第五册孔学今义自序》）
讲到战国时期，称“战国时代历时两世纪有半，为中华民族建国史上空前之创造时代，奠定了中国现代化之规模……孟子学说代表著时代的精神，民族的心声。……战国时代在精神上可称之为‘孟荀世纪’。”（《中华五千年史第六册战国史·序言》）又说“战国时代为中国思想上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的学说，争奇斗妍，有如春花怒放，极一时之盛。中国自古及今，至高深之哲理，至精彩之政论，至优美之文章，并在其中。综观战国学术实为一最辉煌，最有朝气，最富于创造力的大时代。各家学说其最有贡献而先适合于当今民生实用与世界前途发展者，有下列各点”（《中华五千年史第七册战国学术序言》）。
讲到秦，称“秦代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中国史到了秦代，首次真正统一，开始有了大规模统一政府的出现。秦代是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五千年史之一大关键。”（《中华五千年史第八册秦代史序言》）
于汉朝，称“西汉自高祖始有一个平民的统一政府。武帝以后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政府。中华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西汉时代，国势隆盛，文德武功，不但照耀于中国本土内，且远及四裔，创下甚多开化工作。这是中国史是最光明、最灿烂的一段，也可说是我国政治上的黄金时代。‘ 振大汉的天声’，汉代的历史，是世界性的，我国文化与西方接触也以汉代开始最为频繁。汉代声威远播异域，汉族之称，至今不替。”（《中华五千年史第九册西汉史自序》）
他以宋代为近代史的开始。“研究中国史学者，通常以宋代为近代史之开始，因宋代史实有四个特色，值得予以注意。一为文艺复兴，……二为教育发达，……三为科学发明，……四为海运昌盛，……以宋代为中国近代史之开幕，对于西方历史，诚有形影相随之形势。”（《文集》第21册《新刊本宋史序》）
在中国文化的系谱上，他将孔子至孙中山、蒋介石列为一系。他研究历史人物，最多的就是孔子、孙中山、蒋介石。“中华五千年史之撰述，其宗旨为欲阐明孔子学说、中国文化与三民主义之渊源脉络。……此书取精用宏，内容繁富，而条理秩然，文笔爽朗，期能形成为中国文化一最大之宝藏。……全书当有廿余册，每一册，每一页，每一章节，均为上述著书宗旨之所贯注，不潦草，不沉闷，使读者确具开卷有益之快感。”（《文集》第21册《上蒋总统书》）邓景衡称 “《中华五千年史》以时空为经纬，思想史为重心，世界史为背景，综罗史料，取精用宏，内容繁富而别开体例，条理秩然，以清新和畅的笔调，说明中国在世界所居的地位及对世界人类的重要贡献，而对历史地理之究明，尤为本书之重大贡献”（《张晓峰先生之地理学思想》，《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华岗学会编印，1982年）。宋晞对张氏国史研究有一总结，称：“他对国史之研究，注重地理学之知识，时空并重；注重文化史，尤以思想史为重心；重视世界史，以研究中国史，必须兼及世界史；国文并茂，藉增读者对史实之了解”。（宋晞《张其昀先生对国史研究的贡献》，见氏著《张其昀先生传略》，中国文化大学印行，2000年）这是一生追随张氏的得意门生、著名史家之言，观察自然是准确的。这部通史体现了史地结合，宏观视野，文史结合，图文并茂诸优点，确可称为 “新史学”。这也可以说是张氏从写《刘知几与章实斋之史学》（1922）起长期崇拜通史家的结果。
（原载《浙东文化研究集刊》2005年2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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