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20-34885.htm

五十、六十年代的客观形势,使得台湾史学界很难在正常情况下开展活动,所以成就不明显,六十、七十年代受美国社会科学方法、结构主义史学的影响,遂从社会组织、社会结构探讨中国历史、社会史,杜正胜述及这段研究史,认为社会史学没有正确对待学科外的理论和方法,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又将理论与史料对立起来,以前者为主,后者为仆,这种主仆颠倒,形不成社会史本身的理论,所以是“社会科学方法的贫乏”。他同时认为,虽无“显著成绩,但并不减低个人的成就 ”,如毛汉光、邢义田、何启民等人的研究专著的问世[1]。似乎可以认为这个时期是台湾新史学的酝酿期。

2002年8月,中研院近史所吕芳上在关于女性口述史的座谈会上说,当前台湾史学倾向,集中在研究台湾史和文化史(新文化史),并转述他的同事张玉法的话,认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仍应研究,不要被现时的主流思潮所掩盖[1]。这给我们明确的信息是,当前台湾史学界出现台湾史和新文化史研究热,而女性史被视为新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台湾学者一般不讲社会史,而将新的史学研究视为“ 新史学”,女性史在大陆是归入社会史范畴的,台湾则纳进文化史,这类概念的有所不同,是我们在论及台湾社会史、新史学时应当注意到的问题。台湾史的研究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仅就新文化史而言,它的研究热潮,反映的是八十年代以来台湾新史学的崛起,并有了长足发展,取得颇多成绩。这样说是否有事实的根据呢?笔者拟从研究机构的方向转变、新的研究群体、研究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诸方面作出了解和说明。

一、方向的转换和有组织地进行某些社会史专题研究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学术机构,以杰出的贡献享誉史坛。她在相当长时期以研究先秦史、断代史及文献学、考古学著称,1980年以来研究方向转到历史人类学的社会与文化范围。这种转变及其研究的具体方向,该所是这样说明的:

1980年以来,新进一批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及研究范畴上均有新的发展,其研究的重点为利用历史材料以及田野工作所搜集当代民间材料,从事社会史、民族史、宗教史、医疗史,以及生活礼俗史之研究大抵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范围,而总归于社会和文化。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结构的探讨更进一层研究生活礼俗的演变,从关注人群生命而及于医疗疾病与文化的关系,以及生死观等思想心态的课题。宗教史,主要探讨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包括古代宗教、道教、佛教、与近现代之民间宗教,以探索基层社会人群之心灵层次的关怀为主。民族史,主要探讨对象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习俗,也包括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相互交往的历程,结合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古代民族的形成。至于妇女史研究,主要著重妇女在历史上各项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还旁及生命医疗[1]。

该所与这种研究方向相适应,设立了文化思想史、法律史、礼俗宗教、生命医疗史等研究室。该所的历史学家“是以广义的社会史占最大多数”[1]。由此不难了解到,这个富有传统的历史研究所,在人员上、机构上、研究方向上,均从政治史、人类学和文献学为主的研究转到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方面来。这种转变,从生命医疗史的研究的确定更能显示出来。

为开辟人群生命史的研讨,于1992年成立“疾病、医疗与文化”专题小组,除所内人员参加,还吸收所外同好和青年学生。小组规定每年度大约举办十次讨论会,每次基本上由一个人作报告,到1997年六月已举行48次讨论,57人次作报告,在《新史学》杂志上出版了《疾病·医疗与文化专号》研究专辑。还于1997年六月举办《医疗·社会与文化研讨会》[1]。这个小组后来建设为刚刚提到的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如此有影响的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的更新,标志着台湾史学研究的转向新史学,或者说转向社会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现在要说的一个事例,支持我们台湾史学研究与史语所同样转向的说法。九十年代台北艺术大学有计划地进行台湾老照片的搜集与研究,它的“台湾老照片数位博物馆”于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台湾老照片,三年后收集近三万张,按内容分成十二类,设馆展出,其“台湾原味:生活馆”,含有台湾人的生活空间、台湾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写真四个展厅;“方园台湾:地理资讯馆”,展示大稻埕风华,有“去河边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么戏”等单元[1]。可见老照片利用到说明历史上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相一致。搜集老照片,在1999年南投县的大地震后,人们更感到灾害会毁灭历史的资料,不作有意识地收集保存将会丧失历史,故而拨专款组织人员进行专题搜集与研究。

用群体的方式有意识地进行专题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方向选择的准确和富有创意,“医疗· 社会与文化”专题的提出,富有学术前瞻性,是新史学的开创性方向,它的被提倡,实属难能可贵。将老照片作为史料来运用,是近年学术界开展的事情,为新史学开辟了新的史料来源。上述二例表明,这种有组织的研究,充分表现台湾史学界开创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是新史学起步的新气象。

二、出现热心于新史学研究的群体及其刊物《新史学》杂志

十几年前一些中青年史学家锐意进行新史学研究,汇聚在一起,编辑出版同仁刊物——《新史学》,该刊认为“一个时代必有一个时代的史学,新的时代往往蕴育出新的史学”[1],并以此自期,希望由他们之手诞育出新的史学。他们所讲史学革新,实际是向传统史学的挑战。该刊自1990年创办,每季度一期,坚持出到如今。所登载的论文,多系新方向的研究成果,且非草率之作,故引起史学同行的瞩目。吕端在《介绍台湾一份历史刊物〈新史学〉》文中认为它已经“显现高雅的学术气质”[1]。就笔者的感觉,每当阅览它的目录辄有一种新鲜感,而文章则扎实有新意。中研院史语所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集七十多年的历史,向有盛誉,然《新史学》杂志的影响,将可与其并驾齐驱。《新史学》之所以硕果累累,乃因它有以“新史学”为研究方向的作者群。

三、研究领域广阔,新方向不断出现

研究范围广阔,除了较常见的婚姻、妇女、家族、身分、移民、会党、宗教、都市、社区,并对社会救济、福利、民间文化给予较多的关注,特别是新开辟的生态环境史和人群生命史的研究,已做出一些成绩。下面就几个研究较多的领域作分别的说明。

(一) 生态环境史

就目前的研究情形来看,生态环境史可能与经济史、农业史、生物学、地理学、气象学的关系更密切,但同社会史亦不疏远。中研院经济所的学者于十几年前开展研究工作,与澳大利亚的澳洲大学太平洋研究学院合作,于1993年在香港召开《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后由该所刘翠溶等主编出版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内容区分为九类:比较的观点、对自然环境的诠释、人类的聚落、边疆地区、水文与水利、气候、疾病、环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态、文学的和通俗的感受)、环境与近代经济发展。分类中已显出社会史的内容[1]。此书是关于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开山之作。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继续进行,2002年十一月中研院台湾所召开“环境史国际研讨会”,讨论水文环境的变迁、产业与环境、环境变迁的检讨、土地利用与环境变迁、族群与环境、疾病与环境、灾害与重建、生态环境与政策等专题,蔡采秀提出《环境、生态现代化与集体意识》论文,大陆学者李伯重提交《低投入、高产出: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论文。

有关论著陆续问世。邱仲麟的《人口增长、森林砍伐与明代北京生活燃料的转变》[1],笔者虽未见到,想来是论述明代北京薪炭的应用与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

(二)人群生命史

梁其姿率先于1987年发表《明清预防天花之演变》、《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二文[1]。杜正胜撰文介绍他们的医疗史研究工作时,强调他们的研究与传统的医学史不同,是以“社会”和“文化”做为重心,以人群的生命历程为核心。他将这种研究归为“探索社会全史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如何命名呢?他没有说,不过文章中有个子目,为“医疗与社会的交集--人群生命史 ”[1],我想不妨将“人群生命史”权作这种研究的代称。专著出现多种,黄金麟的《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身体的形成(1895-1937)》[1],“身体有历史”吗?黄金麟在《自序》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将身体放在历史与国家之间具有深意,是要讨论身体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而成为今天的样子;身体发展状况隐含了何种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永恒的、普遍的模式来看待,取决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学者的研究。作者具体讲到政治、军国民与公民、礼法、钟点时间、游移与影响身体。他提出的问题和研究非常有意思。中研院近史所于2002年出版《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林士富将注意力放在道士与医疗史方面,撰写《中国早期道士的医疗活动及其医术考释——以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记’资料为主的初步探讨》[1]。李建民对身体史的研究相当投入,进入中医学史范畴,如作《<本草纲目·火部>考释》,讲述李时珍将火区分为天、地、人三类,人火是讲人体外的火热之气,有内在化倾向,认为李时珍的理论受金元医学的影响[1]。割股疗亲的历史现象,最早为日人桑原騭藏所注意。邱仲麟连发二文,颇有见地。文为《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的医疗观念》,叙述割股的内涵与割股者的动机,割股的行动及其救护,割股与国家政令,割股与儒家孝道伦理,割股疗亲对人部药的实践与扩展,割股疗亲行为中的血气观念诸问题。指出历史上子女为给父母治病,割股做煎药的引子,将中医本草人部药进行实践,并加以扩展,发生“变异”与“膨胀”,这在观念上是相信“同类相补”、“血气相补”、“血气相连”,以其做药,还有排他性,所以割股疗亲是一种带有亲族性的民俗医疗行为[1]。有人论述脚气病的历史及其影响,引起反弹,有人提问难道这就是历史吗?笔者以为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有利于对身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不过脚气病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应该是可以研究的。

中研院台湾所于2002年十月下旬举办“医疗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有李丰楙的《收惊:一个从“异常”返“常”的法术医疗现象》,林淑蓉的《各种疾病、药物与身体疾病》,罗纪琼的《文化对医疗影响——以剖腹产为例》,颜学诚的《内丹身体的知觉:兼论几个身体研究的取向》,余德慧等的《中国人生死的育化的探讨》,余舜德的《冷与热的身体感》等。

此外与医疗社会有关的育婴生育史研究的成果也在这里说明

熊秉真的《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是育婴扶幼文化的开创性专著,作者没有将它纳入人群生命史范畴,而笔者以为多少有点关系,这一研究自然属于新史学范围,也同社会史有关,作者是这样认识的:“这个新的领域,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史,生活史,乃至科学史、经济史、文化思想史,都有了一番崭新的体会。”又说“育婴史之知识,对中国历史人口学之阐释,助益尤多”[1] 。熊秉真另撰著《童年记忆:中国孩子的历史》,继续她的幼儿史研究[1]。她还正在写作《明清江南育婴扶幼文化之物质基础》。
刘静贞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宋人有着损子坏胎因果报应的恐惧心理,可是又不生子或生子溺毙的矛盾现象,此书就是回答为什么不举子?为什么不能不举子?从生育过程的产育之难,经济原因及性别选择作出探讨[1]。

(三)宗教史

台湾有一些佛学院,如佛光山在高雄和宜兰设立两间大学,嘉义有南华大学,新竹有玄奘人文社会学院;也有道教学院,它们建有各自的宗教研究所,在一些高等学校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如台湾大学设有宗教研究中心,台南成功大学则是道教史研究中心。所以台湾对宗教史有一群研究力量,有刊物发表他们的学术文论,如《中华佛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玄奘学报》、《慈济》以及《生死学通讯》,其他的杂志、学报也会刊登宗教及宗教史文章,如台北《当代》173期开辟《人间佛教的当代对话》专栏[1]。在佛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教义、历史的和当代的人物,僧尼的生活,如刘淑芬的《‘三月十’——中古后期的断屠与斋戒》,所说“年三月”,指佛教的每年正、五、九三个斋月,“十”指道教十斋日,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下令在这些日子里禁止屠宰,刘淑芬认为这是大事,这时不得执行死刑,并影响于朝鲜、日本;道教的十斋日后来成为佛教斋日[1]。此外周群的《论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和陈信甫等的《中国禅风对日本庭园风格之影响――以京都地区为例》[1],陈美华的《个人、历史与宗教――印顺法师、‘人间佛教’、与其思想源流》,胡文和的《对大足宝顶<父母恩重经变>重新研究》[1],廖肇亨《明末清初丛林论诗风尚探析》[1]均可留意。台湾佛教史及当代佛教亦为学者所关注,江灿腾的《徘徊在殖民化与去殖民化之间――台湾本土佛教近百年来的变革沧桑史》,针对日本殖民文化论说台湾佛教史[1]。陈美华的《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提出研究的三个脉络,为台湾汉人父系、父权社会,佛教传统,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新潮流;三个切入点,即身分、形象和身体;不满于过往的运用西方理论的研究[1]。

1991年,傅作勋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为生死学探讨之滥觞,并于1997年正式提出这门学问。南华大学成立生死学研究所,编辑《生死学通讯》杂志。研究所于2001年10月召开“现代生死学理论建构”研讨会,由医学、教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临终关怀、民俗医疗、风水文化切入探讨生死学理论,与会250人。惠开的《‘生死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内容》,从‘养生’到‘送死’为范畴,议题有生命的实相,生命哲学,生命及生死、死亡教育,什么伦理,两性关系,生命周期,生死关怀,临终精神医学,悲伤辅导,现代科技与生死问题,另类医疗,养生技艺,生命礼仪、生死民俗与世界各国死亡文化,生死与艺术表现,生死与医疗之公共政策与法规,生死相关服务事业,风水研究,命理研究,微观生死学,生命语汇研究,生命的安顿与死亡的超克。探索生死学的进路,包括史学在内的各学科[1]。生死学与社会史关系密切,应当引起注意。

关于道教史,成功大学历史系设有道教研究室,开设中国道教史、华南地区道教发展史研究等课程,培养大学士和研究生。该研究室与台南市道教会、道教总庙三清宫合作编辑出版《道教学探微》。他们希望以关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寻找复兴道教的途径,以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伦理建设。笔者见到1987年12月的该刊创刊号至1992年12月的第六号,盖为每年一辑,披露道教史研究论文和译著。在台北出版的《当代》175期开设“道教专辑”,载有李丰楙的《末世与济度》,謝宗荣的《台湾道教艺术》,李丰楙的《升游与謫凡――道教文学中的永恒主题》。诸文论述到:东汉以前为古道教,后为新道教,影响后世;道教隐而不显,农民革命常用之;韩国道教可娶妻,接近天师道,著白色衣,日本神道教受中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 [1]。李丰楙在台北汉学研究中心于2002年十月召开的“地方文献学术研讨会”上提交《制度与扩散:台湾道教史研究的两个面向》论文,是他的最先研究成果[1]。

(四)女性史

前述陈美华在《另类典范:当代台湾比丘尼的社会实践》文中,认为妇女史自60年代研究以来,经历:女性主义(重政治)――妇女――性别三个阶段[1],体现了对女性史研究方法论的关注。

有一部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值得特别绍述,就是费思言撰著的《由典范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1],所谓“典范”,指典型,系倡导的产物;’规范”,系指法令的或社会的规则,需要执行。书的构成含有:引论:明代的贞节烈女,由“现实”到“记载”,由“记载”到“现实”;结论:意义与诠释。作者认为明代烈女的出现,不仅是倡导的产物,而是规范的结果,同时从典范到规范,也是女性自觉接受的表现。作者分析先前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例证式的质性研究,个人主体性研究,以统计为基础的量性研究。她的研究法,是区别实际的贞节烈女与被纪录的贞节烈女;分析烈女产生的社会机制。从三个层面理解贞节烈女:特定的行为模式,守节、殉节;妇女的道德实践,对婚姻关系的信守、三从;维系父系社会的功能,家庭的延续,父系血脉的纯正。指明烈女行为有其自身取向,其认知有其社会性,所谓“礼教吃人”,揭示礼教社会作用的一个方面,受害者被支配性,而忽视被吃者的自愿性。

蒋竹山的《女体与战争——明清厌炮之术“阴门阵”再探》[1]的研究,叙述明清时期的一些战争,如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女性被强迫赤裸身体,驱赶到前线,令对方士兵因看到女阴而觉得晦气,厌战,通过心态分析,对阴门阵作出富有说服力的说明。林麗月的《孝道与妇道:明代孝妇的文化史考察》,指明孝妇的主要表现及其以至奇至苦的常人难于做到的行为,而当守节时甚至不惜违抗舅姑再嫁之命以全贞洁观念。另一篇《从〈杜骗新书〉看晚明妇女生活的侧面》,发现《杜骗新书》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史料价值,揭示部分女子利用女性的弱点行骗,女棍、牙婆、卖婆使妇女 “商品化”,被卫道之士视为世风日下[1]。此外有钟慧玲的《清代女诗人研究》[1],向淑云的《唐代婚姻法与婚姻实态》[1]。鲍家麟编辑的《中国妇女史论集》[1],陈瑛珣的《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经济活动》[1]。等女性史研究成果。

关于女性口述史,游鉴明著有《倾听她们的声音――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1],讨论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意在为研究社会下层的历史提供资料。为了开展口述史研究,王芝芝翻译美国人唐诺·里齐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1],为台湾学者从事口述史学提供借鉴。2002年八月台北“女书店”特意召开女性口述史学座谈会,有益于推动女性史的研究[1]。

中研院近史所致力于妇女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每年一辑,到 2002年已经梓刻到第十期。每期既有学术专论,还有学术讨论,报导研究动态,书评,有关史料介绍。以第十期为例,论文有王正华的《女人、物品与感官:欲望陈洪绶晚期人物画中江南文化的呈现》,许慧琦的《去性化的“娜拉”:五四新女性形象的论述策略》;讲座有叶文心的《历史圈套与文化困境——中西对话之下对“中国妇女”的建构;学术讨论有李玉珍的《佛教的女性,女性的佛教:近二十年来中英文的佛教妇女研究》;研究动态有程郁的《近二十年中国大陆清代女性史研究综述》;史料介绍有林维红的《无言的女眷——〈曾国藩日记〉女眷生活辑录》等。可见其文论之一斑,也可见它对推动妇女史研究助力价值。

(五)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民间文化史,或者说俗文化史的研讨状况表明,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热是一点不假的,诚如王尔敏于2000年所说:“此类庶民文化问题三十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近以愈见形成学风,有不少专家学者,群趣此一庞大领域”[1]。俗文化所讨论内容体现在下述诸多方面。

(甲)关于生活百科的研究

明清时期社会上流行日用生活百科全书——《万宝全书》,种类繁多,不断更新,反映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吴蕙芳将《万宝全书》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台北、北京、香港、东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时期民间日用类书,比勘合校,详细注释,说明其史料内涵、价值,撰成《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实录》一书[1],王尔敏为之作序,赞扬她将《万宝全书》这类“俗鄙史料,排进高深研究殿堂”[1]。她进行的是社会生活史料的研究,客观上告诉读者明清时代人们生活中笃信风水、算命、巫术、食疗、保健、育婴、养老、丧葬、出行、交游等等日常生活情形。王尔敏本人是最早将这种民间日用类书用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领域研究的,他在《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一书中已广泛利用这类资料,尤其是涉及四礼规范、书信写作、契约帖式等专科性民间日用类书,并首先引用《万宝全书》的资料[1]。王尔敏收入《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的文字,有不少是利用民间日用类书资料讨论平民的生活情节、记诵之学、文字游戏[1]。

(乙)通俗文化、民间信仰被纳入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专著问世,如1988年出版的林富士的《汉代的巫者》,1989年蔡相辉的《台湾的王爷与马祖》,1990年祝平一的《汉代相人术》。康豹撰《台湾的王爷信仰》,王爷信仰是我国东南地区和台湾普遍流行的民间信仰之一,康豹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又有博士论文的基础,才作成此书。他探讨王爷是何种神明,政治信仰的仪式及其社会功能、涵义[1]。

(丙)关于物怪观念传播的研究

物怪观念流传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内容,关于它的古文献的记载很多,然而似乎没有人研究过。杜正胜的《古代物怪之研究:一种心态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上),由近代残存的物怪观念上溯,论古代的山川物怪,推测“物”的语源,进而讨论古代与物密切相关的“德”的概念,此二概念与古代统治关系[1]。
(丁)社会群体与社会生活文化研究

梁其姿著《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作者在《导言》中说明她的研究是要“透过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历史,看社会经济改变与价值观改变的关系。”注意于“老百姓的价值观”[1]。她进行的可谓民间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社会史综合研究。

(戊)物质文化与生活礼俗研究

中研院史语所2002年12月14日-15日举办“物质文化的历史研究”,讨论物质与人类行为互动关系,系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之间对话,论人对物质使用方式、过程、出版、意义、变迁、人在其中形成的自我定位,涉及建筑、家具、服饰、乐器、灯烛、浴室、铁器、医药、轿子、图象,从生活礼俗、视觉文化、博物馆藏的认识。
日常生活史方面的著作、论文颇多,前述王尔敏的两部专著引人注目,其一是《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论述民间文化八个重点方面,即多神信仰、日常生活节奏、饮食医药与养生益寿法、日常礼仪规矩、应世规矩与关禁契约、玄理术数之信从、游乐才艺、风月调教。作者不写服制、屋宇、舟车,乃因这方面有制度,平民与绅衿官吏在某些方面不易区分,可知作者是写纯粹的平民文化生活[1]。王尔敏还著有《明清社会文化生态》一书[1]。在论文方面,发人深思的颇有一些。王鸿泰撰文:《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酒楼与茶馆》,认为明清时代人们去酒楼原是为饮食消费,成为一种消费空间,而后人们再去酒楼、茶馆,不仅是饮食,还将那种地方当作娱乐场所,向高消费方向发展,使它们变成一种空间消费,因此从酒楼到茶馆,显示休闲性的趋于日常化、普及化,它反映城市生活的发展变化,是城市公共空间日渐扩张的过程[1]。中研院史语所、暨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于2002年10月在纽约举办‘明清日常生活’研讨会,这是三方面按合作研究计划进行的专题讨论,相信是会富有成果的,期待阅览他们的论文。

(六)社会文化史、礼制与礼俗

張寿安的《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1],给人的直观感觉是论述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是表述凌廷堪礼制思想的,诚然如此,但是书中讨论了清代中叶礼学思想的兴起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礼学思想的社会实践,涉及到恤党赒里、约乡正俗、尊祖收族的民间礼俗,启发读者认识礼制思想在向民间灌输,影响俗礼的演变。张寿安随后撰著《十八世纪理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继续礼学与社会实践关系的探讨[1]。

熊秉真、吕妙芬汇编研讨会的论文,成《礼教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一书[1],收有王鸿泰、張寿安、刘詠聪、叶汉明、汪荣祖、熊秉真等人的论文,文章论述到礼制与人情,* 与文人,华南特殊婚俗,幼学发展与儿童关怀等专题历史。

(七)城市史

對於城市史的研究,据台湾暨南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陈怡行的考察,学者不是從社會史的角度切入,便是從經濟史的角度切入,而對“城市”這個實體空間的研究較少。他综合学者对明清時期城市的研究,认为经历了三次巨大變化,轉化成為我們今日所熟識且生活其中的城市。第一次的變化發生於明朝中期以後,第二次發生於清代初期,第三次出现於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1]。台湾学者对于城市史研究有着明显的加强趋势。中研院史语所与暨南大学于2001年12月19日-21日合办“中国的城市社会:十四-二十世纪”研讨会,探讨生活史、城市史研究潜力。台湾大学、暨南大学徐泓于2000年到天津南开大学讲演,题目为《明代南京国子监的空间布局》。王鴻泰著《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討公眾場域的開展》,对明清城市生活的特点作出著力的描述[1]。其他论著有:張玫玫的《住屋形式與文化》[1];夏鑄九、王志弘的《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1],漢寶德的《建築、社會與文化》[1]。王明賢撰文《城市的歷史與特徵:城市研究新動態》[1],对于了解城市史研究动态应当是有益的,惜于笔者未能阅览。

四、新史学的研究特点

多年前,定宜庄对于台湾的社会史(实际是指台湾学者所说的“新史学”)研究作过如下的评述:“台湾学者对于社会史的研究,起步既早,起点也相对较高,在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对有关问题探讨的深度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今天我们再看上述的种种具体研究,不难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史学研究可以说进入新史学的阶段,以“新史学”为旗帜,大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发掘认识深度,此外还有新的进展,就笔者认识到有:

其一、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医疗社会史)、新文化史。这些都不是历史学所单独能够很好完成的,都是各种学科联合进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交叉进行,至少也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进行。如前述刘翠溶等主编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一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的学术背景就清楚地表示出来。作者中有麦克尼尔,是比较环境史学家;墨菲,历史地理学家和都市史家;贺子诺,植物学家;孟泽思,林业学家和森林史家;思鉴,考古学家;苏宁浒,水力学家;张宜霞,实验微生物学家;陆云,农业经济学家;董安琪,经济学家;刘翠溶,经济史家和历史人口学家;魏丕信政治史和经济史家;兰克,水利史家和分析地理学家;斯波义信,经济史家;马立博,社会经济史家;李伯重,经济史家;刘翠溶,历史地图学家和水力学家;程恺礼,公共卫生史家;费克光思想史家和疾病史家;安东篱,妇女及性别史家;桑保罗,哲学史家;邓海伦,疾病史和经济史;等等。这个作者群里,包括了(狭义)历史学家以外的历史地理学家、农业学家、林业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家、哲学史家、水力学家、历史人口学家,拥有自然科学家或具有专门自然科学知识的社会科学学者,这才能胜任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作出象样的成果。但是目前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自从学科出发开展的,尚未达到有计划的合作境地。

其二、新领域的继续拓展。大的研究范围来讲是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的开拓,在一些固有的领域里,许多新课题是别开生面的,如性别史中阴门阵,医疗社会史中的割股疗亲,心态史中的物怪,群体史中的慈善救济史,人口史的育婴、幼儿史,城市史和生活史中的消费空间与空间消费,宗教史与生死学的关系,民间日用类书的进入研究视野,均给人非常新鲜的感觉。这些新方向的拓延,表明新史学的探索精神、开放精神和研究的活力。

其三、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所谓文化史是新文化史,并非传统的文学艺术史、哲学思想史,而是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史,诸如过去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意识、民间宗教和“怪力乱神”的意识。学者在研究中注意观察文化与生活的联系,考察的是生活中的文化因素,文化所反映的生活,意识受生活的影响及其反作用。社会史于文化史的合作,是历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从对人类社会的现象的描述进到追寻人们为什么会制造那种生活,提高理性的认识。

其四、研究细致扎实。做学问本来就是老老实实的行当,应有认真负责的态度,不能浮躁,哗众取宠。观看新史学的著述,大多是资料翔实的,文必有物的,对新的研究者具有参考的价值。

五、新史学研究与西方史学及本土化讨论

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学术研究的开展,必须借助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经验、理论,但是如何借鉴则关系巨大,会影响到学术道路的平坦与曲折,学术研究成绩的多与少,台湾史学界因而重视这一问题的探讨。

(一)介绍年鉴运动及西方新史学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年鉴运动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到了下半叶情况大变,台湾学者留心于年鉴运动和西方新史学研究的动向,并有意识地从事介绍。七十年代末台湾学者召开关于史学方法论的研讨会,有的学者论述年鉴运动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劳岱尔等人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台湾大学黄俊杰收编在会议论文集中[1]。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何威编辑《年鉴史学论文集》,选编年鉴学派三代史家的八篇代表性论文,意图反映年鉴史学的进程和特点,中研院梁其姿等将它翻译出版[1]。年鉴运动的重要学者勒高夫等著《法国当代新史学》,台北远流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它的中译本。《新史学》几乎每期均有对西方新史学专著的介绍,或研究情况简介,帮助读者了解西方新史学研究动向,汲取养料。

年鉴运动及当代西方新史学致力于推动史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话,开展史学研究,令史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努力使史学研究全面的整体的历史,台湾学者接受西方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新史学的方向和实践,正好与它的提倡相合拍,可知受到它的影响。

后现代的理论也影响到台湾学者,前述费思言的研究思路,辨析记载中的贞节烈女与真实的贞节烈女,就有着西方文本主义观念的痕迹。在全球化的今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思潮,人们不会没有接触,而会有所呼应。

(二)讨论本土化的问题

二十世纪下半叶殖民主义解体,多元文化和本土化成为世界性的思潮。所谓“本土化”,与本位文化相对应,是说将西方主流文化运用到本民族时,不要生搬硬套,而应充分考虑到本位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予以接受。台湾学者陈其南在《家族与社会》表述了本土化的见解,他不满意于先前对西方学术理论的亦步亦趋的屈从,指出它的无济于事,而应致力于从本土文化中找出研究理论[1]。前述杜正胜描述台湾史学的历程即有盲从西方的阶段,故而研究成就不足,而后走了出来。近期讨论本土化的文章增多,信息对本土化的实践会大有好处。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撰文《社会科学本土化的深层课题》[1],认为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时空特定性,知识社群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普世皆同的模式,故而对西方观念必须“本土化”;还应认识到欧美学者的中国研究考虑到成果的认同,屈从于西方主流观念,所以常用功利主义的模型,以为政治人物都是追求最大权力,并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因此他认为本土化就要经常反省西方文化为本位的问题,要寻找反映中国人本位的观念。当然本土化不是封闭心灵与排他情绪,而是设身处地理解、尊重其他文化的学术观点。台湾大学政治系石之瑜作文《从东方主义批判到社会科学本土化》[1],分析了本土化中出现的各种不同认识,如说本土化是为本土利益进行研究;或云学习西方知识后,才有资格讨论本土化问题;或云社会科学本土化是为本土而进行的社会科学研究;或者是主流社会观念的抗拒,是有身分的人的事。提供给学术界讨论。

(是文原载于《社会史研究通讯》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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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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