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xzwj/fxlwj/2006-03-13-34846.htm
摘 要：晚清以降，受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潮和国内变革要求的双重冲击，不合时宜的传统史学日暮途穷。在梁启超首倡下，新史学逐渐成长并不断完善，到五四时期，基本完成了史学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为观念层面和物化层面的巨大变化，前者的标志是由最初对西方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盲目信奉，变为择善而从，再到独立创造；后者的标志是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化为多种流派，以及新史学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备。
关键词：传统史学；新史学；转型
历史学在我国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自孔子笔削《春秋》以还，名家辈出，杰作接踵。然因汉武帝独尊儒术，加之学术分类不明，故在汉代，史学只能曲附于六艺之列。魏晋之际，海内鼎沸，经学卤灭诸学并兴，史书数量激增，史学遂由附庸蔚为大国不但摆脱经学获得独立，且由丙部升为乙部，奠定了经史子集顺序，渐成显学。迨至唐代，刘知幾作《史通》，为中国史学发展作一总结。“六家二体”之论不但对此前的史著体裁作了高度概括，也使此后史书基本不出纪传、编年畛域，即有变化，亦甚有限。史学繁华历代不绝，使史家沉醉于已有成就，守成有馀，创造不够，更毋庸说认识其不足了。其实，传统史著存在严重缺陷，最突出的一点为仅注重政治，于民生、文化、风俗、宗教等多所忽略，即使史林双璧——《史记》、《通鉴》也概莫能外。究其原因，除了如吕思勉所说与作者系士大夫有关外，更主要的是符合以“资治”为旨归的封建社会的需求。到了近代，中西思想文化碰撞造成的剧烈动荡和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中国传统史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难以为继，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或如经学般被抛弃，或脱胎换骨以求新生。
冲决传统史学的要求，首先是受外部影响。晚清以降，西方先进思想不断传入，尤其是 1898年《天演论》出版后，进化思想风靡一时，对传统学术形成巨大冲击，而史学首当其冲。其次，内部的变革要求。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权辱国的现状，要求史学关注现实，关注外部世界，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以及对外国史研究的重视，无不反映这种变化。不合时宜的传统史学在内外夹击下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全面重估传统史学并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学者中，影响最巨者当推梁启超。早在1902 年，他就在长文《新史学》中，从史学目的、功用、研究对象、编纂法等角度对传统史学作了猛烈而系统的批判，指斥传统史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撰史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遂造成三大恶果：难读，即卷帙浩繁，难以卒读；难别择，即不知其内容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即不能激励爱国心，不能团结国民。因此，传统史著都是为帝王而作，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为此，他大声疾呼进行史界革命”，甚至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要求以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寻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史学主张。尽管他的某些论断难免矫枉过正之处，但当传统史学于末路彷徨之际，奋起当头棒喝，不啻醍醐灌顶。
梁启超“史界革命”口号提出后，马君武、邓实、陈黻宸等人群起响应。邓实说：“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但这时只是“新史学”的初起阶段，着重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破坏远大于建设，影响也限于学术圈内。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缺少犀利的思想武器、相应的社会氛围及必需的专业理论。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民主与科学观念被普遍接受，思想上的樊篱已不复存在，即使以前会激起巨澜的惊世骇俗的观点也只能略起微波，宽松的环境为学术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多数史学家不再信奉唯古是尚或一治一乱的传统史观，进化史观在历史学界已成为主流。’1920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的发刊辞中曾描述当时情况：“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日新月异，而要以进化二字为宗。”即使以持文化守成主义观点著称的柳诒徵等人也认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说他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动机是“求人类演进之通则”及“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陈训慈则说：“史学为理知的事业，常在不断变进之中，而以说明人类进化为要务”。由于大批留学生的回国和外国学者来华执教、讲学，不但西方史学理论输入的规模空前、译著与原著初版时间相去不远，而且由于直接译自欧美原著，避免了此前某些论著从日文转译造成的误解和隔膜，使中外史学的碰撞与交流比以前更为激烈和深入。史学界不再限于泛泛的历史观的讨论，而着重于践行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利用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具体研究，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此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从破坏为主转而以建设为主，为史学的科学化、学科化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另外，在新史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一大批后起之秀也开始崭露头角，形成了人数日众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要之，中国史学的转型始于清末，完成于五四时期。这可以从观念层面和物化层面两个方面的巨变来说明，前者的标志是：在扬弃旧史学的同时，对西方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经过了盲目信奉到择善而从再到创造的不同阶段；后者的标志是，形成了庞大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分化为众多的流派，以及促成史学转型的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备。
一、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及创造
五四时期，西方学说汹涌而入。举其要者，有德国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英国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国鲁滨孙的综合史观、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及唯物史观等等。杜威、罗素等人并曾来华巡回演讲，《东方杂志》、《民铎》、《学艺》等杂志还以专题、甚至专号介绍这些学说，一时影响很大，连梁启超都因受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影响，从进化论立场倒退。对这些新学说的接受虽然存在生吞活剥、朝秦暮楚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对我国史学的转型，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史学理论类著作的大量翻译、编译或撰写出版。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就有：何炳松译美国鲁滨孙著《新史学》、李思纯译法国朗格罗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陈石孚译美国塞利格曼著《经济史观》、黎东方译法国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向达译美国班兹著《史学》、薛澄清译美国弗领著《历史方法概论》、王造时等译德国黑格尔著《历史哲学》、陈韬译德国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等等。其中，《史学方法论》与《史学原论》被认为是“集历代史家学说之大成”及“最新学说的精华”的两本名著。此时期国内学者这方面的著作数量激增，梁启超、朱谦之、何炳松、卢绍稷、李则纲、胡哲敷、杨鸿烈等均有撰述，甚至有一人数种者。其中一些还被用作大学教材。截至20世纪30年代，此类书籍已不下数十种，足见史学界对专业理论的重视。
外来学说虽然众多，但大多昙花一现，影响最大且经久不衰的当数因胡适大力提倡实验主义而形成的实证史学。实验主义包括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等内容，但胡适独强调方法论，他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后者是以历史的态度“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即“ 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由于实证方法与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在某些方面相同因此容易被不同类型的史家所接受，这也是其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其实，实证方法兼具逻辑、归纳两种方法，并且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因此，它与以归纳法为特征的朴学相去甚远，且更周赡严密。在胡适倡导下，史学界从注重史观、探讨治史目的及史学功用等问题转而注重方法，这也与当时王国维等人正在探索用新方法解决很多悬疑问题有关是新史学建设中注重实践的要求，也是史学转型中的必经阶段。受胡适影响，傅斯年、顾颉刚在继有创获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 ——“史学派”—“疑古派”；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柳诒徵为代表的“信古派”，王国维为代表的“释古派”等等。他们虽然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都积极参与了新史学的建设。
傅斯年指出，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不是为了“提倡所谓固有学术”，而是 “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的缘故，因此，他要求“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从此观点出发，傅斯年再三强调：史学本是史料学。他提出了极其细密的八种比较史料的方法，以用于“科学的研究”，即直接研究材料，而不是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的东西及其成果。他要求只做好材料的整理工作，“照着材料出货物”，不越出史料一步，反对掺以己意的疏通方法。傅斯年及其领导下的史语所同人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只从事断代史研究，这一点虽然颇受诟病，但这种主专精而非博通的做法与现代科学分工日益细密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现代史学的专业化要求。
以何炳松为代表的综合史观派则认为，数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方法虽有裨史学，但都不足以说明历史全貌，原因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只有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成果，尤其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从文化、风俗、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何炳松认为社会演化的“真因”是“人类内心之动机所以特别重视心理方法。朱希祖受德国史学家朗普勒希特的影响，亦曾持相近的观点。何炳松的矛盾在于：理论上虽然力图综合各种方法，尽量不偏不倚，但最终仍归依于难免主观的心理方法；在具体研究中，虽然极力主张新式通史，但又 “不敢唱变更纪传体例之高论，”致使理论与实践均陷于自相矛盾。越全面的方法越难践行，这也许是新史学派未能光大的重要原因。
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派从怀疑古书到怀疑古史，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并作了较全面的论证，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观念，破坏了原有的古史系统。他们认为文献记载的古史与客观的古史是不同的，前者有撰写者的主观因素在内。这种通过考查作者撰写动机以辨古书真伪的实证主义的内考证方法，成为疑古派的锐利武器，收到了很大成效。
信古派以东南大学同人为主，以《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他们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认为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史学研究中虽然要使用科学方法，但不必非得冠以“科学”二字。陈训慈说：“盖史之近于科学之点，既因研究而益明，吾人但明此同异之理，以治史学，自能无损于史，其名为科学与否，正复无关轻重。且十数年来，各学科之本不以科学名者，今多以其应用科学方法而戴科学之冠。则‘科学’一字，范围已甚宽广，如是而目史为科学庸有何伤？若必以狭义释‘科学’，则吾人宁不畀以科学之名，以示别于自然科学。”他又强调：“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惟详考其性质，最近学者皆确信其与自然科学迥异。故纵多以科学相称者，亦必申明其非自然科学之意。然则史学之所包含者广，吾人但求其实际之裨益，初无须以为必成科学，而后足见史学之伟大也。”在对待古史的态度上，他们笃信儒家经典和正史记载，反对诬古轻疑，要求像顾炎武那样细心读书，信古阙疑。
疑古、信古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治学方法的优劣。疑古派将先进的方法运用于古史研究，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但其不足在于破坏远大于建设；信古派拘泥文献，甚至“考信于六艺”，不愿正视考古学等新学科对史学研究的作用，在这点上甚至还不如以顽固排斥考古材料闻名的黄侃，其不足在于抱残守缺；两派的共同不足在于，都是以文献决史实，因此，即使合理的解释也往往因为材料来源相同而无法说服对方。释古派独出侪辈之处在于，既不盲目信古，又批评疑古之过，将地下材料与文献相印证，孤证不信，从史源上消除了争议，王国维创造的文献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此成为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在外来学说中，对我国史学界的未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是李大钊。他于 1919至 1920年间，先后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等文章，详细考察了唯物史观的形成、新旧历史观的区别，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还在北大、北京女高师、北高师等校讲授过“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此外，蔡和森、李达、瞿秋白、陈望道等人都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过贡献。此后，迭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广为人知并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 新史学家群体形成及成就
所谓新史学家，指在史学思想或方法上迥异于传统史家的学人，包括耆儒宿学和后学新进，其中多数人在五四时期已名扬学界或崭露头角。胪列要者，有章太炎、罗振玉、梁启超、王国维、李大钊、胡适、陈垣、何炳松、朱希祖、马衡、陈寅恪、李济、顾颉刚、傅斯年等等，其中不同学派各有传人，如东南大学的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刘掞藜等；清华研究院一系的姚名达、徐中舒、吴其昌、谢国祯、姜亮夫等，史语所成员董作宾、劳干、夏鼐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家群体。他们绝大多数能做到商量旧学，涵养新知，尤善以新理论和新方法进行研究，不但在传统课题上有不少新突破，而且开拓了很多新领域。
清末民初是史料大发现的时期。甲骨文字、汉晋简牍、敦煌文卷、内阁大档、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的发现，为史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条件。罗振玉审释出甲骨文中20多个殷帝王名号，并实地考察，考证出小屯为殷墟，直接导致了史语所对殷墟的 15次发掘，从而发现殷商、龙山、仰韶文化之间清晰的地层关系，以铁的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王国维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古文献，重新整理殷世系，改正了《史记·殷本纪》等的窜乱，将我国的信史前推了整整一个朝代，重建了古史系统；同时，通过证实《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基本可靠，纠正了疑古史学造成的怀疑一切的流弊。以致郭沫若说，要论中国的古学，要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必须以罗、王业绩为出发点。其中王国维的贡献更是空前绝后。除古史外，他还利用简牍、敦煌文卷等进行西北史地和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累累。他不但参与创立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兴学科，还创造了二重证据法、甲骨缀合法等新方法，并被广泛用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如对信件的缀合），泽被后学。陈寅恪独具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多种学科、经眼域外大量珍贵艺术品的优势，以诗证史、以内典证史，多方面突破陈说。例如，他从民族学视角解释唐代藩镇割据现象，认为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问题的关键是种族文化之关系：由于河北地区实际上早已胡化，因此蕃将势力强盛，与中央政府离心，“虽为一朝，实系二国”。近年毗邻河北地区的山西一带出土的瓷质皮囊形贮水器具，以实物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又如，寥寥数百字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一文，举重若轻地考证出此变文的出典，解决了悬疑已久的问题。作为另一种风格的学者，陈垣系统总结了校勘学、史讳学、年代学等传统学问，他归纳的“校勘四法”受到胡适高度评价，认为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新史学的另一巨大成就，是中外学术界的成功合作。如李济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合作；北京学术界派徐炳昶、黄文弼等人与瑞典斯文·赫定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等等。除了各种具体的收获外，这种合作的最重要成果是促使现* 古学的诞生，为史学的进步提供了又一利器。
三、 外部机制的形成
外部机制主要指史学制度建设，包括大学普遍设立史学系或史地系、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各地专业学会的成立、专业杂志的创办，以及专项基金支持等等。
首先，各大学普遍设立史学系。自北京大学1917年成立中国史学门后的10馀年间，一些比较重要的公私立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系或史地系，如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其次，历史课程设置较前完善。五四以前，历史专业的课程不多，甚至没有固定的课程。如北大中国史学门起初仅有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等不到十门专业课。1928年，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阅读德国史学家朗普勒希特《近代历史学》后，对“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的观点深为嘉许，于是“ 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综合研究，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学的发展”，还开设了历史研究法等课程。经过不断充实，到五四之后，北大史学系的专业课程设置已经相当完备，计有史学概论、历史地理学、中国通史和中国古代、中古、近代等断代史，西洋通史和世界古代、中古、近代等断代史，以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民族史等各种专门史，还有与史学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约与北大同时或稍晚，北京高师、南开大学、武昌高师和南京高师等高校也完成了历史系课程的设置。如1928年春缪凤林执教中央大学时，历史系尚无系统的专业课程设置。缪凤林为之拟定了《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分国史、西史、东洋史及其他、通论及其他四类课程，共30种。其中由雷海宗拟定西史类 %! 种，缪凤林拟定其馀18种，包括国史要略、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中国文化史、东洋通史、日本朝鲜史、印度及南方诸国、中西交通史、中国外交史、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历史哲学、史学史、史籍考、考古学、史学研究、毕业论文，还规定可以酌设特别讲座等。上述课程中，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中国文化史、东洋通史、史学通论、史学研究和毕业论文为主系必修课程，国史要略为预科必修课程，其馀为选修课程。后来，又对课程作了较大的扩充，设中国民族史、风俗史、历史地理、外交史、蒙古史、西藏史、人类学、人生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原理、经济史、政治原理、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等供必修或选修，这些课程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新水准”。
再次，各地普遍成立史学会或史地学会。专业学会是衡量学科是否独立及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学会数量则是衡量该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1922年，陈训慈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中要求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并指出它有四个积极作用：一、促进实学之研究，使知识界空气由浮虚趋于笃实。二、表白中国文化。以史学会为中心，研究并畀中国文化以正当地位。三、增加与保存史料。四、“研究史之教法，利用史学以为他学之取用，乃至间接裨助社会，其重要者尤有不可胜言者”。他还为史学会拟定了六项具体工作：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参预近史，包括促进清史编订，发行年鉴，搜集无人注意的现代史料。一年后，陈训慈又将成立史学会的紧迫性提到中国急需开展一场史学运动的高度，并设计了它的运作。 (无独有偶，何炳松稍后也提出了要重视收集现代史料的观点。1924年他在致姚名达的信中说：“今人究史，每重古而轻今。数十年后之人必且责吾人只知有前而不知有后矣。——甚望其有此慎搜现代史料这一种工作也。” 次年，又批评“现今整理国故之说，甚嚣尘上，而对于现代事迹，未尝注意及之” 的现象。(这种史学要直面现实、要重视现当代史的认识反映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在陈训慈倡导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前后，北高师史地部成立了史地学会，南京高师成立了史地研究会，武昌高师成立了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改名文史地学会；北京大学成立了史学读书会；稍后成立的还有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北平史学会和清华大学历史学会等专业史学会。这些史学会都有各自特色的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陈训慈一再强调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紧迫性，实是缘于客观条件的成熟。
在上述学会中，南高师史地研究会组织结构比较完备，成就显著。它实行总干事负责制，并设立指导员，先后聘请柳诒徴、竺可桢、徐则陵、梁启超、白眉初、陈衡哲、杜景辉、萧叔絅等人为指导员，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和会员演讲，并进行实地考察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会员中有很多人后来蜚声中国史坛或其他学术领域，如张其昀、陈训慈、向达、郑鹤声、缪凤林、刘掞藜、束世澂、王玉璋、王庸、胡焕庸、范希曾等等。
各大学的历史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杂志。如北高师史地学会有《史地丛刊》、南高史地研究会有《史地学报》、武昌高师文史地学会有《文史地杂志》、中国史地学会有《史学与地学》、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有《史学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有《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有《史学年报》，等等。这些专业刊物的创办，使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有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事实上，这些杂志刊登的绝大多数论文也确实是由会员撰写的，其中很多是学生们的习作，而那些治学严谨的大家们的文章，则起了示后学以轨辙的作用。后来，深受熏陶的年轻史学工作者中，涌现了一批研精覃思，严守学术矩矱的英才。吕思勉曾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当时各种史学刊物所起的作用。
一种刊物往往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如柳诒徵等人创办的《史学与地学》，注重扎实的史料功夫，讲究学有根基。他们的办刊宗旨，吸引了一批同气相求的学者，如梁启超、何炳松、张星烺、张荫麟、孟森、陈守实、蒙文通、钱穆等人。他们的一些重要学术论著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连载8期，另外还有何炳松的《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蒙文通的《古史甄微》，钱穆的《刘向刘歆王莽年谱自序》、《诸子系年考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略钞》等。这些论著的刊载，不但有利于不同风格的学术交流，而且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又如，吴宓、柳诒徵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极其尊重传统文化和文献记载，同时介绍西学，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进行全面的中西比较研究。由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主张不偏不倚治学，具有学术本位、会通特色的“学衡派”，亦称“东南学派”。
在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基金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欧美各国退赔的庚款和美国的赫尔基金。在美、英、法、俄、比、荷等国退还的庚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庚款。由此退款而使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进而成立清华学堂，最终发展为蜚声国内外的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才。通过庚款留学而成为我国各学科翘楚者比比皆是，如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姜立夫等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有留美经历者，占了很大的比例。美国退还庚款的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还设立了研究讲座专任教授职位及研究助学金，资助个人研究项目，后来成为著名宋史专家的邓广铭就曾获得过资助。另外，甚至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的经费也主要来自美国退赔的庚款。
赫尔基金的海外资助计划，则直接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并通过它对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等六所教会学校的国学研究作了重点资助，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学校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成立的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在洪业主持下，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出版了64种索引，可以快速查阅很多卷帧浩繁的古代重要典籍内容的出处，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无心之柳，编制索引蔚为风气，稍后又有徐炳昶领导的中法研究所编制的多种索引，个人编制的更比比皆是。而且这种工作长期坚持，迄今未辍，范围也从古籍扩展到报刊杂志、出土材料、档案文卷；形式则从纸质发展到电子版、网络版，省却无数翻检时间，堪称功德无量。
其实，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关注史学转型问题。1941年，周予同发表《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一文，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为“萌芽期”、“产生期”、“发展期”和“转变期”，认为前三期为旧史学，而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四期则“可称为新史学 ”，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 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则将中国史学分为五期，其中第五期为“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 革新期’，亦即现代三四十年间之史学也”，认为这一时期中西史学交流呈不可阻遏之势，学者治学也已迥异往时。此外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有类似的相关论述近若干年来，这方面的文章甚多，无论在讨论问题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前贤有了很大的推进。
需要指出的是，史学转型涉及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史家群体、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问题复杂。仅举一事为例：在巨大的转折中，即使同一阵营的学者也存在不少差异，如新史学家中既有信奉进化论者，也有怀疑进化论者，或先信后疑、先疑后信，甚至自相矛盾者，梁启超、何炳松等皆如此，像胡适那样始终坚守实验主义的学者殊不多见。这种歧异既反映了史学家们认识的多样性和阶段性，也反映了面对不绝涌入的各种西方新学说的不懈探索和慎重选择，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这种情况对界定某一学者总的倾向却造成了歧异。因此，关于史学转型问题的探讨，尚具极大的空间，绝非一书一文所能囊括或条理。
（原文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四期，注释请参原文。》
摘 要：晚清以降，受进化论等西方先进思潮和国内变革要求的双重冲击，不合时宜的传统史学日暮途穷。在梁启超首倡下，新史学逐渐成长并不断完善，到五四时期，基本完成了史学的转型。这种转型表现为观念层面和物化层面的巨大变化，前者的标志是由最初对西方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的盲目信奉，变为择善而从，再到独立创造；后者的标志是形成规模庞大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化为多种流派，以及新史学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备。
关键词：传统史学；新史学；转型
历史学在我国是一门源远流长的学问。自孔子笔削《春秋》以还，名家辈出，杰作接踵。然因汉武帝独尊儒术，加之学术分类不明，故在汉代，史学只能曲附于六艺之列。魏晋之际，海内鼎沸，经学卤灭诸学并兴，史书数量激增，史学遂由附庸蔚为大国不但摆脱经学获得独立，且由丙部升为乙部，奠定了经史子集顺序，渐成显学。迨至唐代，刘知幾作《史通》，为中国史学发展作一总结。“六家二体”之论不但对此前的史著体裁作了高度概括，也使此后史书基本不出纪传、编年畛域，即有变化，亦甚有限。史学繁华历代不绝，使史家沉醉于已有成就，守成有馀，创造不够，更毋庸说认识其不足了。其实，传统史著存在严重缺陷，最突出的一点为仅注重政治，于民生、文化、风俗、宗教等多所忽略，即使史林双璧——《史记》、《通鉴》也概莫能外。究其原因，除了如吕思勉所说与作者系士大夫有关外，更主要的是符合以“资治”为旨归的封建社会的需求。到了近代，中西思想文化碰撞造成的剧烈动荡和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使中国传统史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难以为继，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或如经学般被抛弃，或脱胎换骨以求新生。
冲决传统史学的要求，首先是受外部影响。晚清以降，西方先进思想不断传入，尤其是 1898年《天演论》出版后，进化思想风靡一时，对传统学术形成巨大冲击，而史学首当其冲。其次，内部的变革要求。鸦片战争以来不断丧权辱国的现状，要求史学关注现实，关注外部世界，晚清西北史地研究的兴起以及对外国史研究的重视，无不反映这种变化。不合时宜的传统史学在内外夹击下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全面重估传统史学并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学者中，影响最巨者当推梁启超。早在1902 年，他就在长文《新史学》中，从史学目的、功用、研究对象、编纂法等角度对传统史学作了猛烈而系统的批判，指斥传统史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撰史书“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遂造成三大恶果：难读，即卷帙浩繁，难以卒读；难别择，即不知其内容何为有用，何为无用；无感触，即不能激励爱国心，不能团结国民。因此，传统史著都是为帝王而作，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姓之家谱。为此，他大声疾呼进行史界革命”，甚至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他要求以进化的观点研究历史，寻求历史发展的公理公例，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史学主张。尽管他的某些论断难免矫枉过正之处，但当传统史学于末路彷徨之际，奋起当头棒喝，不啻醍醐灌顶。
梁启超“史界革命”口号提出后，马君武、邓实、陈黻宸等人群起响应。邓实说：“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但这时只是“新史学”的初起阶段，着重于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破坏远大于建设，影响也限于学术圈内。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缺少犀利的思想武器、相应的社会氛围及必需的专业理论。这种情况到五四时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民主与科学观念被普遍接受，思想上的樊篱已不复存在，即使以前会激起巨澜的惊世骇俗的观点也只能略起微波，宽松的环境为学术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多数史学家不再信奉唯古是尚或一治一乱的传统史观，进化史观在历史学界已成为主流。’1920年何炳松在《史地丛刊》的发刊辞中曾描述当时情况：“自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科学，日新月异，而要以进化二字为宗。”即使以持文化守成主义观点著称的柳诒徵等人也认为：“历史之学，最重因果”，说他撰写《中国文化史》的动机是“求人类演进之通则”及“明吾民独造之真际”；陈训慈则说：“史学为理知的事业，常在不断变进之中，而以说明人类进化为要务”。由于大批留学生的回国和外国学者来华执教、讲学，不但西方史学理论输入的规模空前、译著与原著初版时间相去不远，而且由于直接译自欧美原著，避免了此前某些论著从日文转译造成的误解和隔膜，使中外史学的碰撞与交流比以前更为激烈和深入。史学界不再限于泛泛的历史观的讨论，而着重于践行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开始利用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进行广泛的具体研究，进而创造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此时期的最大特点是从破坏为主转而以建设为主，为史学的科学化、学科化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的转变。另外，在新史学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学贯中西的史学家，一大批后起之秀也开始崭露头角，形成了人数日众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要之，中国史学的转型始于清末，完成于五四时期。这可以从观念层面和物化层面两个方面的巨变来说明，前者的标志是：在扬弃旧史学的同时，对西方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经过了盲目信奉到择善而从再到创造的不同阶段；后者的标志是，形成了庞大的新史学家群体，并分化为众多的流派，以及促成史学转型的运作机制的逐步完备。
一、 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及创造
五四时期，西方学说汹涌而入。举其要者，有德国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英国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美国鲁滨孙的综合史观、杜威的实验主义，以及唯物史观等等。杜威、罗素等人并曾来华巡回演讲，《东方杂志》、《民铎》、《学艺》等杂志还以专题、甚至专号介绍这些学说，一时影响很大，连梁启超都因受新康德主义等学说影响，从进化论立场倒退。对这些新学说的接受虽然存在生吞活剥、朝秦暮楚的现象，但总体而言，对我国史学的转型，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史学理论类著作的大量翻译、编译或撰写出版。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就有：何炳松译美国鲁滨孙著《新史学》、李思纯译法国朗格罗瓦、瑟诺博斯合著《史学原论》、陈石孚译美国塞利格曼著《经济史观》、黎东方译法国施亨利著《历史之科学与哲学》、向达译美国班兹著《史学》、薛澄清译美国弗领著《历史方法概论》、王造时等译德国黑格尔著《历史哲学》、陈韬译德国伯伦汉著《史学方法论》等等。其中，《史学方法论》与《史学原论》被认为是“集历代史家学说之大成”及“最新学说的精华”的两本名著。此时期国内学者这方面的著作数量激增，梁启超、朱谦之、何炳松、卢绍稷、李则纲、胡哲敷、杨鸿烈等均有撰述，甚至有一人数种者。其中一些还被用作大学教材。截至20世纪30年代，此类书籍已不下数十种，足见史学界对专业理论的重视。
外来学说虽然众多，但大多昙花一现，影响最大且经久不衰的当数因胡适大力提倡实验主义而形成的实证史学。实验主义包括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等内容，但胡适独强调方法论，他说：“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包括“实验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前者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后者是以历史的态度“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即“ 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孤立东西”。由于实证方法与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在某些方面相同因此容易被不同类型的史家所接受，这也是其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其实，实证方法兼具逻辑、归纳两种方法，并且是“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因此，它与以归纳法为特征的朴学相去甚远，且更周赡严密。在胡适倡导下，史学界从注重史观、探讨治史目的及史学功用等问题转而注重方法，这也与当时王国维等人正在探索用新方法解决很多悬疑问题有关是新史学建设中注重实践的要求，也是史学转型中的必经阶段。受胡适影响，傅斯年、顾颉刚在继有创获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 ——“史学派”—“疑古派”；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柳诒徵为代表的“信古派”，王国维为代表的“释古派”等等。他们虽然观点各异，甚至针锋相对，但都积极参与了新史学的建设。
傅斯年指出，在中央研究院中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不是为了“提倡所谓固有学术”，而是 “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的缘故，因此，他要求“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从此观点出发，傅斯年再三强调：史学本是史料学。他提出了极其细密的八种比较史料的方法，以用于“科学的研究”，即直接研究材料，而不是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的东西及其成果。他要求只做好材料的整理工作，“照着材料出货物”，不越出史料一步，反对掺以己意的疏通方法。傅斯年及其领导下的史语所同人治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只从事断代史研究，这一点虽然颇受诟病，但这种主专精而非博通的做法与现代科学分工日益细密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现代史学的专业化要求。
以何炳松为代表的综合史观派则认为，数学、生物学、心理学、逻辑学、经济学等方法虽有裨史学，但都不足以说明历史全貌，原因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只有综合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成果，尤其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从文化、风俗、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历史。何炳松认为社会演化的“真因”是“人类内心之动机所以特别重视心理方法。朱希祖受德国史学家朗普勒希特的影响，亦曾持相近的观点。何炳松的矛盾在于：理论上虽然力图综合各种方法，尽量不偏不倚，但最终仍归依于难免主观的心理方法；在具体研究中，虽然极力主张新式通史，但又 “不敢唱变更纪传体例之高论，”致使理论与实践均陷于自相矛盾。越全面的方法越难践行，这也许是新史学派未能光大的重要原因。
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派从怀疑古书到怀疑古史，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并作了较全面的论证，有力地冲击了传统观念，破坏了原有的古史系统。他们认为文献记载的古史与客观的古史是不同的，前者有撰写者的主观因素在内。这种通过考查作者撰写动机以辨古书真伪的实证主义的内考证方法，成为疑古派的锐利武器，收到了很大成效。
信古派以东南大学同人为主，以《学衡》杂志为主要阵地。他们崇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认为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史学研究中虽然要使用科学方法，但不必非得冠以“科学”二字。陈训慈说：“盖史之近于科学之点，既因研究而益明，吾人但明此同异之理，以治史学，自能无损于史，其名为科学与否，正复无关轻重。且十数年来，各学科之本不以科学名者，今多以其应用科学方法而戴科学之冠。则‘科学’一字，范围已甚宽广，如是而目史为科学庸有何伤？若必以狭义释‘科学’，则吾人宁不畀以科学之名，以示别于自然科学。”他又强调：“史学当有条件的采用科学方法，已为必然之趋势。惟详考其性质，最近学者皆确信其与自然科学迥异。故纵多以科学相称者，亦必申明其非自然科学之意。然则史学之所包含者广，吾人但求其实际之裨益，初无须以为必成科学，而后足见史学之伟大也。”在对待古史的态度上，他们笃信儒家经典和正史记载，反对诬古轻疑，要求像顾炎武那样细心读书，信古阙疑。
疑古、信古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映了治学方法的优劣。疑古派将先进的方法运用于古史研究，在论战中占据上风，但其不足在于破坏远大于建设；信古派拘泥文献，甚至“考信于六艺”，不愿正视考古学等新学科对史学研究的作用，在这点上甚至还不如以顽固排斥考古材料闻名的黄侃，其不足在于抱残守缺；两派的共同不足在于，都是以文献决史实，因此，即使合理的解释也往往因为材料来源相同而无法说服对方。释古派独出侪辈之处在于，既不盲目信古，又批评疑古之过，将地下材料与文献相印证，孤证不信，从史源上消除了争议，王国维创造的文献与地下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从此成为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在外来学说中，对我国史学界的未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是李大钊。他于 1919至 1920年间，先后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等文章，详细考察了唯物史观的形成、新旧历史观的区别，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还在北大、北京女高师、北高师等校讲授过“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此外，蔡和森、李达、瞿秋白、陈望道等人都为唯物史观的传播作出过贡献。此后，迭经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的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广为人知并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 新史学家群体形成及成就
所谓新史学家，指在史学思想或方法上迥异于传统史家的学人，包括耆儒宿学和后学新进，其中多数人在五四时期已名扬学界或崭露头角。胪列要者，有章太炎、罗振玉、梁启超、王国维、李大钊、胡适、陈垣、何炳松、朱希祖、马衡、陈寅恪、李济、顾颉刚、傅斯年等等，其中不同学派各有传人，如东南大学的缪凤林、张其昀、陈训慈、郑鹤声、刘掞藜等；清华研究院一系的姚名达、徐中舒、吴其昌、谢国祯、姜亮夫等，史语所成员董作宾、劳干、夏鼐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史家群体。他们绝大多数能做到商量旧学，涵养新知，尤善以新理论和新方法进行研究，不但在传统课题上有不少新突破，而且开拓了很多新领域。
清末民初是史料大发现的时期。甲骨文字、汉晋简牍、敦煌文卷、内阁大档、中国境内古外族遗文的发现，为史学研究的突破提供了条件。罗振玉审释出甲骨文中20多个殷帝王名号，并实地考察，考证出小屯为殷墟，直接导致了史语所对殷墟的 15次发掘，从而发现殷商、龙山、仰韶文化之间清晰的地层关系，以铁的证据说明中华文明渊源有自；王国维在此基础上结合大量古文献，重新整理殷世系，改正了《史记·殷本纪》等的窜乱，将我国的信史前推了整整一个朝代，重建了古史系统；同时，通过证实《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基本可靠，纠正了疑古史学造成的怀疑一切的流弊。以致郭沫若说，要论中国的古学，要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必须以罗、王业绩为出发点。其中王国维的贡献更是空前绝后。除古史外，他还利用简牍、敦煌文卷等进行西北史地和蒙元史的研究，成果累累。他不但参与创立了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新兴学科，还创造了二重证据法、甲骨缀合法等新方法，并被广泛用于史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如对信件的缀合），泽被后学。陈寅恪独具精通多国语言，熟悉多种学科、经眼域外大量珍贵艺术品的优势，以诗证史、以内典证史，多方面突破陈说。例如，他从民族学视角解释唐代藩镇割据现象，认为安史之乱后的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问题的关键是种族文化之关系：由于河北地区实际上早已胡化，因此蕃将势力强盛，与中央政府离心，“虽为一朝，实系二国”。近年毗邻河北地区的山西一带出土的瓷质皮囊形贮水器具，以实物证明了他的判断正确。又如，寥寥数百字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一文，举重若轻地考证出此变文的出典，解决了悬疑已久的问题。作为另一种风格的学者，陈垣系统总结了校勘学、史讳学、年代学等传统学问，他归纳的“校勘四法”受到胡适高度评价，认为使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
新史学的另一巨大成就，是中外学术界的成功合作。如李济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合作；北京学术界派徐炳昶、黄文弼等人与瑞典斯文·赫定合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等等。除了各种具体的收获外，这种合作的最重要成果是促使现* 古学的诞生，为史学的进步提供了又一利器。
三、 外部机制的形成
外部机制主要指史学制度建设，包括大学普遍设立史学系或史地系、比较完整的历史专业课程的设置、各地专业学会的成立、专业杂志的创办，以及专项基金支持等等。
首先，各大学普遍设立史学系。自北京大学1917年成立中国史学门后的10馀年间，一些比较重要的公私立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系或史地系，如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南开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等。
其次，历史课程设置较前完善。五四以前，历史专业的课程不多，甚至没有固定的课程。如北大中国史学门起初仅有中国通史、历史学原理、法制史、经济史、学术史等不到十门专业课。1928年，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在阅读德国史学家朗普勒希特《近代历史学》后，对“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的观点深为嘉许，于是“ 把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级，先把社会科学学习，做一种基础——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等——再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特别注重的，就推社会心理学。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综合研究，希望我们中国也有史学的发展”，还开设了历史研究法等课程。经过不断充实，到五四之后，北大史学系的专业课程设置已经相当完备，计有史学概论、历史地理学、中国通史和中国古代、中古、近代等断代史，西洋通史和世界古代、中古、近代等断代史，以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民族史等各种专门史，还有与史学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约与北大同时或稍晚，北京高师、南开大学、武昌高师和南京高师等高校也完成了历史系课程的设置。如1928年春缪凤林执教中央大学时，历史系尚无系统的专业课程设置。缪凤林为之拟定了《中央大学历史系课程规例说明草案要删》，分国史、西史、东洋史及其他、通论及其他四类课程，共30种。其中由雷海宗拟定西史类 %! 种，缪凤林拟定其馀18种，包括国史要略、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中国文化史、东洋通史、日本朝鲜史、印度及南方诸国、中西交通史、中国外交史、史学通论、历史研究法、历史哲学、史学史、史籍考、考古学、史学研究、毕业论文，还规定可以酌设特别讲座等。上述课程中，上古史、中古史、近世史、中国文化史、东洋通史、史学通论、史学研究和毕业论文为主系必修课程，国史要略为预科必修课程，其馀为选修课程。后来，又对课程作了较大的扩充，设中国民族史、风俗史、历史地理、外交史、蒙古史、西藏史、人类学、人生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原理、经济史、政治原理、政治思想史、社会史等供必修或选修，这些课程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现代史学专业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方面所达到的新水准”。
再次，各地普遍成立史学会或史地学会。专业学会是衡量学科是否独立及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学会数量则是衡量该学科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1922年，陈训慈在《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一文中要求立即成立全国性的史学会，并指出它有四个积极作用：一、促进实学之研究，使知识界空气由浮虚趋于笃实。二、表白中国文化。以史学会为中心，研究并畀中国文化以正当地位。三、增加与保存史料。四、“研究史之教法，利用史学以为他学之取用，乃至间接裨助社会，其重要者尤有不可胜言者”。他还为史学会拟定了六项具体工作：整理旧史、编订新书、探险考察、保存古物、组织图书馆博览室、参预近史，包括促进清史编订，发行年鉴，搜集无人注意的现代史料。一年后，陈训慈又将成立史学会的紧迫性提到中国急需开展一场史学运动的高度，并设计了它的运作。 (无独有偶，何炳松稍后也提出了要重视收集现代史料的观点。1924年他在致姚名达的信中说：“今人究史，每重古而轻今。数十年后之人必且责吾人只知有前而不知有后矣。——甚望其有此慎搜现代史料这一种工作也。” 次年，又批评“现今整理国故之说，甚嚣尘上，而对于现代事迹，未尝注意及之” 的现象。(这种史学要直面现实、要重视现当代史的认识反映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在陈训慈倡导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前后，北高师史地部成立了史地学会，南京高师成立了史地研究会，武昌高师成立了国文历史地理学会，后改名文史地学会；北京大学成立了史学读书会；稍后成立的还有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北平史学会和清华大学历史学会等专业史学会。这些史学会都有各自特色的活动，取得了不少成绩。陈训慈一再强调成立全国性史学会的紧迫性，实是缘于客观条件的成熟。
在上述学会中，南高师史地研究会组织结构比较完备，成就显著。它实行总干事负责制，并设立指导员，先后聘请柳诒徴、竺可桢、徐则陵、梁启超、白眉初、陈衡哲、杜景辉、萧叔絅等人为指导员，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和会员演讲，并进行实地考察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会员中有很多人后来蜚声中国史坛或其他学术领域，如张其昀、陈训慈、向达、郑鹤声、缪凤林、刘掞藜、束世澂、王玉璋、王庸、胡焕庸、范希曾等等。
各大学的历史学会一般都有自己的专业杂志。如北高师史地学会有《史地丛刊》、南高史地研究会有《史地学报》、武昌高师文史地学会有《文史地杂志》、中国史地学会有《史学与地学》、成都大学史学研究会有《史学杂志》、南京中国史学会有《史学杂志》、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有《史学年报》，等等。这些专业刊物的创办，使史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有了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事实上，这些杂志刊登的绝大多数论文也确实是由会员撰写的，其中很多是学生们的习作，而那些治学严谨的大家们的文章，则起了示后学以轨辙的作用。后来，深受熏陶的年轻史学工作者中，涌现了一批研精覃思，严守学术矩矱的英才。吕思勉曾说：“北京大学的几种杂志一出，若干种的书籍一经印行，而全国的风气，为之幡然一变。从此以后，研究学术的人，才渐有开口的余地。专门的高深的研究，才不为众所讥评，而反为其所称道。后生小子，也知道专讲肤浅的记诵，混饭吃的技术，不足以语于学术，而慨然有志于上进了。”(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当时各种史学刊物所起的作用。
一种刊物往往代表了一种学术倾向，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如柳诒徵等人创办的《史学与地学》，注重扎实的史料功夫，讲究学有根基。他们的办刊宗旨，吸引了一批同气相求的学者，如梁启超、何炳松、张星烺、张荫麟、孟森、陈守实、蒙文通、钱穆等人。他们的一些重要学术论著都曾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连载8期，另外还有何炳松的《历史上之演化问题及其研究法》，蒙文通的《古史甄微》，钱穆的《刘向刘歆王莽年谱自序》、《诸子系年考略》、《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略钞》等。这些论著的刊载，不但有利于不同风格的学术交流，而且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又如，吴宓、柳诒徵等人创办的《学衡》杂志，极其尊重传统文化和文献记载，同时介绍西学，在文学、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进行全面的中西比较研究。由于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主张不偏不倚治学，具有学术本位、会通特色的“学衡派”，亦称“东南学派”。
在史学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基金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尤其是欧美各国退赔的庚款和美国的赫尔基金。在美、英、法、俄、比、荷等国退还的庚款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庚款。由此退款而使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进而成立清华学堂，最终发展为蜚声国内外的清华大学，培养了大批人才。通过庚款留学而成为我国各学科翘楚者比比皆是，如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任鸿隽、竺可桢、姜立夫等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中，有留美经历者，占了很大的比例。美国退还庚款的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还设立了研究讲座专任教授职位及研究助学金，资助个人研究项目，后来成为著名宋史专家的邓广铭就曾获得过资助。另外，甚至中央研究院成立初期的经费也主要来自美国退赔的庚款。
赫尔基金的海外资助计划，则直接促成了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并通过它对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等六所教会学校的国学研究作了重点资助，极大地提升了这些学校的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燕京大学成立的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在洪业主持下，经过多年的辛勤劳动，出版了64种索引，可以快速查阅很多卷帧浩繁的古代重要典籍内容的出处，为学术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无心之柳，编制索引蔚为风气，稍后又有徐炳昶领导的中法研究所编制的多种索引，个人编制的更比比皆是。而且这种工作长期坚持，迄今未辍，范围也从古籍扩展到报刊杂志、出土材料、档案文卷；形式则从纸质发展到电子版、网络版，省却无数翻检时间，堪称功德无量。
其实，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关注史学转型问题。1941年，周予同发表《五十年来的中国新史学》一文，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为“萌芽期”、“产生期”、“发展期”和“转变期”，认为前三期为旧史学，而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四期则“可称为新史学 ”，在这一时期内，史学的著作虽还没有形成另一种定型，但与第三期的史学著作，无论就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论方面，也就是章学诚所谓‘史意’、‘史识’、‘ 史学’、‘史法’各方面，已逐渐不同，实无容否认或讳言的事。”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则将中国史学分为五期，其中第五期为“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 革新期’，亦即现代三四十年间之史学也”，认为这一时期中西史学交流呈不可阻遏之势，学者治学也已迥异往时。此外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也有类似的相关论述近若干年来，这方面的文章甚多，无论在讨论问题的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比前贤有了很大的推进。
需要指出的是，史学转型涉及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范围、史家群体、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问题复杂。仅举一事为例：在巨大的转折中，即使同一阵营的学者也存在不少差异，如新史学家中既有信奉进化论者，也有怀疑进化论者，或先信后疑、先疑后信，甚至自相矛盾者，梁启超、何炳松等皆如此，像胡适那样始终坚守实验主义的学者殊不多见。这种歧异既反映了史学家们认识的多样性和阶段性，也反映了面对不绝涌入的各种西方新学说的不懈探索和慎重选择，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这种情况对界定某一学者总的倾向却造成了歧异。因此，关于史学转型问题的探讨，尚具极大的空间，绝非一书一文所能囊括或条理。
（原文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四期，注释请参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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