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zisi.net/htm/ztzl/zgsxs/2006-03-16-34860.htm
摘要：本文主要是對1950年以來海峽兩岸三地，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進行全面性的回顧。除了詳閱各家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相關論述外，筆者還參酌張榮芳、陳識仁、謝保成、朱仲玉等先進的研究回顧論著，從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兩個方面，檢視195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二）史官、史家與史籍；（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研究集團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大陸地區以《史學史研究》期刊、白壽彝為中心引導，臺灣地區則以1985年以來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耀東、雷家驥等學者的研究為最顯著。
1949年以來由於政治因素，雖造成兩岸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隔閡與差異，但隨1987年臺灣地區的解嚴，兩岸的史學史研究也開始產生交流。兩岸三地史學史研究由分道揚鑣到相互交流，正顯示歷史學研究是與時代並行並進，史學史研究趨勢更是時代發展息息相關。兩岸三地學者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雖有觀點上的差異，但筆者相信經由各個研究者對史料深度的分析，加上兩岸對峙局面的漸趨消融、網際網路的普及發達等，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情況應會有更全面且確切的論述。
關鍵字：研究回顧、史學史、魏晉南北朝、兩岸三地
目錄：
一、前言
二、研究課題
三、重要研究機構與刊物
四、未來展望
一、前言
作為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經驗基礎，史學史的研究長久以來受到歷史學界的重視，而從事中國史的研究者，對於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流變更需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職是之故，日本內藤湖南氏於1914、1915年左右在京都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1]，中國方面則由梁啟超於1922年春在北京清華學校以〈五千年史勢鳥瞰〉為講題，首揭傳統中國史學發展之概要，此講稿後收入《中國歷史研究法》之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而後1926、1927左右梁啟超在講授《歷史研究法補編》時，更進一步提出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並主張中國史學有四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即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與發展，以及最近史學的趨勢。此後，大多中國史學史的專書與論著，深受梁氏論點的影響，不脫史官、史家、史籍、史學與史料五者[2]。
史學和史家是分不開，而史家又深受時代的影響[3]，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亦與時代變遷密切相關。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自1960年代起，即有長達近三十年的各自不同趨勢的發展軌跡，直至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隨著報禁、黨禁的解除，以及大陸地區的探親與旅遊的開放，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也開始相互交流，先是論著的流通，近幾年專題研討會的交流也日趨頻繁[4]。是以，本文研究回顧討論的論著，時間上以1950年為上限。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除西晉短暫統一外，是一個長期處於政權分立對峙的時代。《隋書．經籍志》所顯示出此時期史書的大量增加，使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自1920年代以來，即受梁啟超[5]、鄭鶴聲[6]等的肯定。此後，有關於中國史學史的專著中，不論是1949年以後或以後，臺灣或大陸地區出版者，其或專篇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或與兩漢、隋唐並而闡述者，大都給予魏晉南北朝相當正面的評論[7]。是以，本文對1950年以來兩岸三地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回顧，即以魏晉南北朝為主要的斷限。
就筆者所搜集的相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論述，以及參酌有關研究成果的概況論述[8]，本文將從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這兩方面，檢視195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成果。研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二）史官、史家與史籍；（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研究集團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大陸地區以《史學史研究》期刊、白壽彝為中心引導，臺灣地區則以1985年以來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耀東、雷家驥等學者的研究為最顯著。
二、研究課題
如同前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于六項課題。以下分項論述之：
（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
在各家中國史學史論著中，提及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概況，雖多以介紹此時期著名的史書、史家為具體面相，然在分述各史書、史家之前，學者仍會先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一評論。首先，就時代分期言，各家中國史學史專著或相關單篇論文，有單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為專篇討論者[9]，有上溯與兩漢，甚至是戰國時代為一發展階段闡述者[10]，或下延至隋唐五代時期為一階段[11]。學界在為魏晉南北朝的史學發展定位與評論時，臺灣方面就因沈剛伯氏于〈史學與世變〉一文中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進步的肯定，而有魏晉南北朝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之說（逯耀東，2000：29），或如呂謙舉氏稱為「狂飆時代」（1976：353），杜維運亦雲「魏晉南北朝雖是一個衰亂的時代，卻是一個史學極盛的時代」（2000：3），羅運治亦稱此時期的史學「似黃金燦爛般的蓬勃發展」（2000：45），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至於大陸方面的評語與臺灣相較之下雖稍嫌平淡，但也都承認此時期的史學，在中國史學史上是處於一個繼承兩漢史學成就的向上發展期或是高峰期[12]。
就如同杜維運氏在《中國史學史》第二冊中雲：「衰亂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史學發展至極盛，其原因所在，近代史學家紛紛提出解釋。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上的大問題。」（2000：28）職是，所有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相關的論述，大多對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的緣由提出解釋，近十餘年甚至出現相當多單篇論文，以「魏晉南北朝史學興盛之原因」為主題[13]。綜合各家所論，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極盛的原因可歸納如下：
1.經學的急劇衰微：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應是金毓黻氏（1957），萬繩楠氏也以經學急劇衰落為魏晉南北朝史學得以長足發展的原因之一，但萬氏以為金毓黻氏並未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衰微的源頭，亦即經學的衰微乃是因儒學失去了兩漢時期獨尊的地位，而人們因為不再受到經學的束縛（萬繩楠，2000：283），是以文學、玄學、藝術等都得以發展，尤其是史學更是脫離經學而逐漸走向獨立。呂謙舉（1961）、逯耀東（1975）、雷家驥（1990：336）、高敏（1993：61）、卜憲群、張南（1994：102）、瞿林東（1999：86）、羅運治（2000：46）等人也都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的衰微與史學的勃興有因果關係。
2.史官制度的完備與「史官失其常守」：這兩點乍見似是相互矛盾，然史官制度的完備與「史官失其常守」皆同時存在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是史官制度發展到魏晉時期，終於以著史為專職，曹魏設置著作郎，北朝設著作局與修史局等，都顯示此時期統治階級對於修史的重視，史學因此而發達；另一方面又因魏晉南北朝長期政局的動亂，使統治階級對於禁制私史撰修的控制力減弱，加上九品中正制對於士族仕宦的維護，「上車不落則黃門，體中何如則秘書」，是以「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紛紛「各記聞見，以備遺忘」，私人修史遂成風氣，作者甚眾，史書大量增加，史學繁榮的局面也就因此出現了。追本溯源，以魏晉南北朝史官制度完備，促進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極盛，最早應是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提出，而以「史官失其常守」為促成魏晉南北朝史學繁榮的原因，則是《隋書．經籍志》對東漢以降，對史書大量增加原因之解釋。民國以降，梁啟超認為史官制度的完備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的原因（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鄭鶴聲則以《隋書．經籍志》中的「史官失其常守」駁斥梁氏看法（1924：4485），其實兩人都是各持己見，偏執一端。贊成梁氏看法者有呂謙舉（1961）、潘德深（1994：94-95）、高敏（1993：60）、羅運治（2000：54-55）等；以鄭鶴聲論點為是者則有金毓黻（1957）、蔔憲群、張南（1994：102）、萬繩楠（2000：285-286）等。而能將兩者融合闡述完備者則是瞿林東（1999：223-225）。
3.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魏晉南北朝史學的被受重視，不僅是統治者設置史官設、設立「史學」，歷史的尊嚴與威嚴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與意識，形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一潛在因素（潘德深（1994：95）、杜維運（1996：55-58）、王淑嫻（1998：91）、萬繩楠（2000：287-289）、羅運治（2000：50-55））。
4.政治、社會、經濟等大環境變動的刺激：首先提出此看法的應是沈剛伯氏，即所謂「世變愈急，則史家發展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1968），也就因為沈剛伯氏的這項論點，肯定了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的地位，而影響杜維運、逯耀東氏等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杜維運氏甚至另著〈憂患與史學〉一文回應沈剛伯氏的論點（1991），雖然後來杜氏以「世變」、「憂患」不足以解釋魏晉南北學史學的極盛（1996：53），但政權的嬗遞頻仍，對於歷史經驗總結的追求，仍是此時期史學發展鼎盛的動力，故瞿林東（1999：46）、羅運治（2000：47-48）仍以時代動亂變遷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有促進之功。
5.政治社會的安定繁榮：與上述原因相對的是，杜維運早期雖接受沈剛伯氏的「世變」為促進史學進步之動力的看法，但經過深思並可能參酌某些大陸史家唯物史觀的看法，認為史學有其富貴性，短期的動盪固然可刺激史學的發展，但卻祇有長期的安定才能使史料有積累、史學有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以南朝政治的安定、北朝某一時期的經濟繁榮，其實才是促進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原因（杜維運，1996：53-54），羅運治（2000-48）也認同此論點。評述十六國史學產生背景的吳振清，也以「北方廣大地區長期積累的雄厚生產實力和物質基礎，長期形成的文化素質」，成為十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根基（1989：31）。
6.紙筆等文化工具的進步，使傳抄收藏便利：最早提出纖維紙的普及有助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者，應是梁啟超（1922），而高敏（1993：61）、潘德深（1994：94）、羅運治（2000：61-62）等也都認為紙的普及與盛行，對學術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史學的興盛提供了物質方面的條件。
7.對《史記》、《漢書》的仿效與研究：《史記》、《漢書》紀傳體的美善，引起史家的效仿，尤其是《漢書》斷代史的特色，一方面既為魏晉南北朝修史者撰史之典範，一方面又符合統治階級對歷史經驗吸取的要求，故一直受到統治者大力提倡和利用，因而從事《漢書》研究和教學者也就愈來愈多，這對魏晉南北朝史學風氣的盛行也有一定促進的作用。首先以此為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原因的是梁啟超（1922），近年有類似看法者則為高敏（1993：60）、潘德深（1994：95）。
8.豪門世族需要史學為之服務：由於九品官人法的倡行，士族對於史學有應用之需要，應此需要，譜系之書、家史、別傳等史書體裁大為盛行，史學當然也就因士族的需要而蓬勃發展。以九品中正制推行所造成對譜學需要，而帶動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學者，有高敏（1993：61）、羅運治（2000：55-57），至於逯耀東更將魏晉南北朝計程車族與九品中正制視為魏晉史學發展的社會基礎（1975）。
另外，還有杜維運氏提出當時「以史懲勸」、「以史制君」觀念的普遍，也是促使魏晉南北朝史學極盛的原因（1996：58-64），筆者以為這兩點可以歸納至「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專案中，而不必別列專案陳述。
（二）史官、史家與史籍
就如金毓黻氏所稱：「史學寄於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1957），史學、史籍、史官、史家四者是彼此相關密切，也因金毓黻氏如此的揭示，長期以來中國史學史的專著，即便是一些強調闡述史學思想、史學流派等演變規律的專著，仍多以介紹著名史家與史籍，來呈現中國史學史上每一階段的發展，職是之故，金毓黻氏論述魏晉南北朝史學概況，即以介紹各家後漢史、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朝史、北朝史等史籍與史家的方式呈現，而李宗侗、劉節、潘德深、王樹民、杜維運、瞿林東等諸家中國史學史專著都是如此，即使不一一列舉各家史書，也必簡介二十五史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完成的「正史」，如《三國志》、《後漢書》、《宋書》、《南齊書》、《魏書》等。就連以探討史學思想的專著，也多以舉史家、史書為例證的方式，來陳述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的趨勢與發展軌跡，如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都是如此。
在此筆者不欲逐件列舉各版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對於各史家、史家的介紹與評論，而專就以史官、史籍與史書為課題的單篇論文，來檢視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趨勢。就數量而言，魏晉南北朝史家、史書中研究論述最多者以正史及其史家為多，尤其是享有美名的《三國志注》與其作者裴松之，逯耀東[14]、蔡瑄瑾[15]、崔凡芝[16]、張子俠[17]等皆有專論研究，其中尤以逯氏研究成果最為可觀，蔡瑄瑾的碩士論文《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也是經由逯耀東氏的指導而完成。魏晉南北朝眾史家最引人關注者則是以國史案而株連甚廣的崔浩，按陳識仁氏的搜集整理，自1930年以來的崔浩案[18]研究，對《魏書．崔浩傳》中所謂「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因修史而獲罪的說法，都一致認為只是導火線，而非主因。故此，諸文多將論述放在深究此案的「真正原因」，探究的重心基本上集中於幾個方面：（一）民族矛盾與衝突，（二）佛、道宗教的衝突，（三）社會階級的衝突（陳識仁，1999：118）。
除了裴松之、崔浩外，另闡述陳壽與《三國志》有繆鉞、李純跤、孫紹華、範家偉等人研究論述[19]，範曄與《後漢書》則有藍文征、束世澄等[20]，袁宏與《後漢紀》之論著則以錢穆、董文武為代表[21]，他家後漢書研究則有吉書時[22]，論述傅玄之史學者有劉治立[23]，討論習鑿齒《漢晉春秋》之影響者為張承宗[24]，專論幹寶《晉紀》與其史學思想者則先有李穎科[25]，後則陳俊強[26]，討論蕭子顯與《南齊書》者為周春元、鄧仕梁、高國抗、詹秀惠、丁福林、王淑嫻[27]等，探討魏收與《魏史》體例與評價者則有週一良、孫同勳、瞿林東、向燕南[28]等，檢視《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則以劉重來、劉固盛[29]為代表，另外杜預[30]、王隱[31]、孫盛[32]、沈約[33]、酈道元與《水經注》[34]等亦都有專文論著。
總之，以量而言，史家與史籍的研究應是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大宗；以研究者言，大陸學者從事史家與史籍探討的情形較臺灣地區為熱烈；就研究物件分析，由眾人熟悉的史家轉向較為後人所貶抑，或因其史著亡佚而漸被遺忘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幹寶、袁宏與其他七家後漢書的研究，在1980年代後期取得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這其間演變的趨勢，乃是因大陸地區自1980年左右開始對歷史文獻進行輯佚與標注的工作，如此一來，使得原本許多散佚不全或難以句讀的文獻史料，解讀分析更為便利，有助於史學研究工作的推展。以幹寶所著的《晉紀》與《搜神記》為例，自1979年以來陸續出版今人對《搜神記》及《晉紀》的校注，先是1979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汪紹楹校刊的《搜神記》，使得《搜神記》終於出現了一個較可信的版本；1991年黃滌明氏更在汪氏的基礎上對《搜神記》作成全譯（《搜神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至於《晉紀》方面，學界也在清人的既有成績上作出進一步的整理：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喬治忠氏校注的《眾家編年體晉史》，其中包括了幹寶《晉紀》等編年體晉史。此外，楊朝明氏又對何法盛《晉中興書》等九家紀傳體晉史作了一番校補，成《九家舊晉書輯本》一書（1991，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而眾家後漢書也在清人輯佚的基礎上，198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天遊氏校勘的《七家後漢書》，再加上北京中華書局對於二十五史進行點校的工作，凡此種種都有助對魏晉南北朝各史家與史籍的探討與分析。而這一種對史料進行整理的工作，應是受白壽彝氏於198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歷史文獻學研究的影響，並與大陸學者尋求突破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框架有關。
最後，還需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史家與史籍的學者，可能因研究之深入，而不免對其研究物件產生溫情主義，致使此類研究幾乎全成為翻案式研究，例如逯耀東對於裴松之，即給予高度評價；王淑嫻則以同情立場態度看蕭子顯之修撰《南齊書》，認為蕭子顯尷尬的立場，在許多地方仍能見其力存實錄的史家氣度，為難能可貴之處（王淑嫻，1998：172）；陳俊強對於幹寶史學思想的研究，則以為奠定東晉南朝編年史體盛況是幹寶，而非荀悅、袁宏等（1995：75-76）。此一溫情立場，致使魏晉南北朝的史學史研究難有準則，但透過整合諸位學者對於眾史家的研究，應能產生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發展更全面的認識。
（三）史學思想
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思想研究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就史學思想本身，另一是魏晉南北朝史學與其他學術相互關係的研究。就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本身而言，因為三國鼎立、南北朝分裂對峙，對於「正統」觀念的爭論，也就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的主要課題。依呂謙舉、饒宗頤的論述，「正統論」原就是中國史學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民初梁啟超以西洋史學的立場，駁斥中國史學的正統論，認為「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論正統者。」（《飲冰室文集》卷三，歷史類），實是苛責太過（呂謙舉，1965：1086）。實際上，「正統論」不僅是中國史學的特點，亦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且影響中國歷史解釋與史書撰寫的形式。1970年冬，饒宗頤在耶魯大學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時，受Arthur F. Wright 教授之邀，參與比較史學研討會，其中主題，頗涉各國歷史之「正統」觀念，饒氏乃發為專篇，前後歷時五載而成。饒氏從文字學與各史料整理，論述中國史學上，「統」、「道統」、「正統」等概念的形成、演變與影響。此書出版後，影響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最深刻者，應是雷家驥氏的《中古史學觀念史》一書（臺北：學生書局，1990）。雷家驥氏以「天意史觀」、「實證史學」、「實錄史學」、「正統論」與政治力量的交叉影響，而在魏晉時代產生史學經世、「以史制君」、「史不可亡意識」與正史等概念為主軸，論述秦漢以迄隋唐時期史學思想的演變的軌跡；其中「以史制君」的概念，影響近十年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可謂相當普遍。杜維運（1996：60）、羅運治（2000：59-60）等在探討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鼎盛原因時，都引用「以史制君」的論點來加以闡述；甚至大陸學者也以雷家驥氏的論點可取而引用之，如龐天佑（1995：125）。
再者，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經學、玄學、文學等各學術的相互關係，則是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史的另一重要課題。如同前文所述，魏晉時期經學的衰微的確有助於史學脫離經學束縛而勃興。至於玄學與史學兩者的關係，龐天佑則結合對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玄學的考察，認為魏晉史學的發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晉史家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史家研究的領域及人物評價、魏晉時期史著體例的發展以及史著的內容與史學思想等等，都與玄學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考察玄學與魏晉史學的關係，從中可以瞭解魏晉史學的時代特點和發展特色，進而認識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1999：125）。至於史學與文學的關係，魏晉南北朝史學脫離經學逐漸獨立的同時，卻與經學發生千絲萬縷的牽扯，是以先產生「經史」並稱，後「史學」又與「文學」，而形成「文史」合稱的現象。關於經史分途發展的情形、玄學對於史學的影響、文學與史學的合流等現象，逯耀東氏分別以史評、別傳或雜傳、《世說新語》等具體史書體例或作品為例證，論述期間發展變化[35]。另外，中國首部文學理論專書《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總結，則又是另一重要的研究論點[36]。
最末，須特別提出的是，因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是以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必須重視其與時代的關係，亦即史學思想史研究只能是一種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而無法是單單著重思想與思想間關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此在正統論的研究上，特別顯明。雷家驥的研究論點是與時代背景與變遷作交互分析，而即使是著重正統論在各朝代演變的饒宗頤，其論述也無法全然忽略時代對於正統論的影響。
（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
魏晉南北朝的史書的編撰，除了仿效《史記》、《漢書》等「紀傳體」，以及《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外，因應時代的需要，也產生了史注、史評、方志、家史、別傳、雜傳、典制史等各式史書體例，臺灣方面逯耀東氏依據沈剛伯在〈史學與世變〉一文中所揭示：世變激蕩魏晉史學的發展，魏晉史學的發展結果最主要表現在史書體例的大量增加（1968），是以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特殊的史書體例進行探討分析，如別傳、雜傳、家史、方志、史注等，應可窺知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脈絡，在逯耀東與其弟子的研究推動下，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經由對別傳、雜傳與《世說新語》的探究，逯氏推論別傳、雜傳等體裁的出現與《世說新語》品評人物新標準的出現，都驗證了魏晉時代經學衰微，非儒家價值體系的抬頭[37]。以《三國志注》中史注、史評等的來源，分析其在中國史注、史評的地位，並由其中窺得魏晉以迄隋唐的史學發展變化[38]。
大陸地區自1980年代在白壽彝氏的推動下，以「歷史編纂學」統稱對各種史書體例的研究（1983：109-110），然相對於臺灣研究的成績斐然，大陸地區對於魏晉南北朝史書體例的研究則難與臺灣相抗衡。比較通論性的論著是黎子耀、李穎科對魏晉南北朝整個時期「歷史編纂學」，進行較為全面的闡述[39]。
（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
所謂目錄學的討論是指透過《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七略》、《七志》、《七錄》等其中書目分類的比對與討論，探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部門的逐漸形成與發展情形。與前述「史書體例與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動態有些許類似的是，臺灣方面對於目錄學研究較有成果仍是逯耀東氏與其弟子[40]。
而大陸方面研究仍是白壽彝氏自1980年以來對於史學研究的呼籲，宣告要詳細地「佔有史料」，是以要從事歷史文獻的研究，亦即歷史文獻學。就白壽彝氏的定義，歷史文獻學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等的內容（白壽彝，1983：102），亦即目錄學不過是歷史文獻學中的一個內容而已，與逯耀東氏相同的是，白壽彝氏也以《隋書．經籍志》是歷史文獻研究發展中的一個標誌，是以1980年代以後大陸地區所出版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專著，也都和逯耀東氏一樣都進行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漢書．藝文志》，經《中經新簿》、《七志》、《七錄》等，最終到《隋書．經籍志》，其中史部分類類別的轉變與史學發展的關係。總之，大陸地區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先經白壽彝氏的大力疾呼，最後於1980年代末期開花結果，曾貽芬、崔文印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史》（1988）、楊燕起、高國抗合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等兩本專著即為代表論著。
（六）史學傳承
就中國史學發展史言，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鼎盛時代，以中國教育史角度，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時期[41]。與史學發展類似的是，魏晉南北朝的教育也因儒家思想的衰微，而走向了多元發展。政治動盪與經學衰蔽，雖造成官學時興時廢，教育成效不彰，卻也促成其他非儒家價值的領域，如同上述的文學、史學、玄學、科技、藝術等，也有其發展的空間，甚至成為教育的學科之一。以史學教育言，先有後趙石勒於東晉元帝大興二年（319）設立了經學、律學、史學、門臣四祭酒[42]，後則是宋文帝於元嘉十五年（438）建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等四學[43]，是以中國首度「史學」專門學校出現在魏晉南北朝。而且不僅是官學，在士族的私學、家學方面的傳承，也是相當的鼎盛，諸位先進的論述也有相當的成果。以傳承途徑言，已有瞿林東論述此時期史學的「家學」傳統（瞿林東，1981），其他史家的個案研究者，如裴松之[44]、蕭子顯[45]等，也多兼論其家學淵源；以教材方面言，或以漢晉《漢書》學為討論中心（張榮芳，1991：289-311），或以魏晉時期「史注」的出現是因應史學教學的需要（逯耀東，2000.02：15）。總之，不論是官學、私學或是家學，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教育皆有相當的進展，直至唐朝將史書列為考試科目[46]，「史學」這一學科的教育價值終於獲得正式的肯定，可謂「義與經配」。
三、重要研究機構與刊物
綜合前述，1950年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的分流與匯合，實與時代變遷同軌行進。1949年國共內戰，臺灣與大陸在1950年初期都因為政局動盪，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皆未有顯著的成果，反而是處於兩岸之間的香港，因為錢穆、呂謙舉等在港從事講學，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史進行紮根的工作，錢穆、呂謙舉在1950、1960年代於香港所發表的論述與講座[47]，後都在1976年時由杜維運、黃進興收入《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中，對日後臺灣地區中國史學史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皆有所啟蒙。
1960年代初期，由於政治因素，兩地的史學史研究開始分道揚鑣。大陸地區金毓黻氏《中國史學史》雖於1957年出版刊行，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主要以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導[48]。值得注意的是彙集大量史學史研究論文的期刊《史學史研究》，創刊於1961年6月，其前身是《中國史學史資料》、《史學史資料》。1981年，改名《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研究》在白壽彝氏的帶領下，先是對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促成風氣，後則與國外交流，其影響力更遠及於海外。
至於臺灣地區的史學史研究，1960年代的史學史研究是在李宗侗氏對於史書與史籍的考訂，以及沈剛伯氏強調「世變」對於史學的激蕩作用發展起來的，逯耀東氏於1970年完成的《論魏晉史學轉變及其特色》之博士論文，就是李宗侗與沈剛伯二人共同指導與影響的成果。逯耀東氏也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對博士論文的各論題進行深度的研究，經過近三十年的筆耕，可謂著作等身，成績斐然。基於對歷史學研究法的基礎需要，杜維運氏、黃進興氏著手收錄清末以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相關論著，編集為《中國史學史研究論集（一）、（二）》。史學史研究的需要與風氣的形成，也促使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在1985、1987與1990年連續舉辦三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並將論文集結出版[49]。由與會學者分析，三次史學史研討會深具國際色彩，可惜都未有大陸學者的參與，然在第三屆的「史學史研討會」中，其雖未有大陸學者與會，但因解嚴之故，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逐漸在台普及，許多發表論文者已開始于文章中明白指出其參考大陸學者的論點[50]，兩岸的史學史研究又開始彼此交流與相互影響。
1980年代左右，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以「詳細佔據史料」為目的，進行對各種史料的點校工作，近二十年來成果豐碩，對於較不著名史家與史書的研究，如謝承、袁宏、幹寶等有促進之功。此外，如同前述，1987年「解嚴」使兩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交流更趨頻繁，剛開始僅有文獻的交流，近年則更有兩岸學者往來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積極參與研討會的交流，如1998年在台中中興大學所舉辦的「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的瞿林東氏即來台參與研討。
四、未來展望
綜上所述，歷史學研究是與時代並行並進，史學史研究更是如此。未來海峽兩岸的史學史研究，應會隨著對峙局面的漸趨消融、網際網路的普及發達，以及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的頻繁，其研究成果與論題都能更有擴展。
就前揭的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六個論題，並透過史料的「佔領」與深度解析，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應該還有許多討論與發展的空間。以史學發展情況言，其與經學的關係，究竟是脫離其束縛而獨立發展，抑或回歸到「五經」群書皆為史學的原點，則有待析論。史學與文學的關係，亦是一個重要課題，史學、經學、文學、玄學四者之間的交會與各自發展都仍有研究空間。史家與史籍的研究，就魏晉南北朝史書與史家數量的繁多，也都還有許多仍待研究的個案，筆者雖以研究個案的溫情，會使結論失之客觀，而深感憂心，但亦期待更多個案研究結果的彙集，有助於更全面的瞭解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發展。
對於史書體例的研究，可以透過具體例證掌握史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與社會交互作用；透過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則更能掌握、佔領史料，讓史學史研究論點更貼近真相；史學傳承的研究取徑，則可以讓我們透過教育史的角度，看到史學的如何傳播，以及如何對社會發生作用與影響。而在總結這些論點的研究後，也就能對魏晉南北朝在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作出更明確的定意，並對其發展的軌跡，作出更確切的敍述。
（是文原載《景女學報》（二），請以原文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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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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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中國史研究指南Ⅱ－－魏晉南北朝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在《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中對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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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6，〈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因素的探討〉，《淡江史學》，10：4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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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玄學與魏晉史學〉，《中州學刊》（鄭州），1999年第2期：12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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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77：上海）。
[1] 內藤氏於京都大學講授的中國史學史課程，其講稿經多次講授修正後，即出版為《支那史學史》一書（東京：弘文堂，1953年）。
[2] 關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影響，張榮芳氏在〈民國以來的中國中古史學史研究〉（《中國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7年：頁593-608）一文中，已有相當扼要的論述，然筆者以梁啟超首次揭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乃於1922年於清華學堂講〈五千年史勢鳥瞰〉時，就已對中國自古以來史學發展有所反省與回顧，尤其是對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等的重視，稱「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也早於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輯錄成書時，而非遲至1926、1927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出版時，才開始反省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
[3] 關於史學、史家與時代三者的關係，朱際鎰、余英時等皆已闡釋，本文不再贅述。參閱朱際鎰〈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朱際鎰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歷史與歷史教育》，台北：學生書局，1993年：頁57-64），及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阮芝生等編，《中國史學
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頁85-109）。
[4] 關於1949年以後臺灣地區史學研究或是大陸地區史學研究的趨勢演變，李東華、王晴佳兩人的分期雖有差異，但都一致肯定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對於海峽兩岸史學研究相互交流的促進。參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叢書（台北：聯經，1988），65-83；及王晴佳，〈台灣史學的「變」與「不變」：
一九四九~一九九九年〉，《台大歷史學報》，24（1999），329-374。
[5] 梁啟超於《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云：「兩晉六朝，百學無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讀《隋書經籍志》及清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志》可見也。故吾常謂晉代玄學之外，惟有史學；而我國史學界，亦有以晉為全盛時代。」（頁25）。
[6] 鄭鶴聲在〈漢隋間之史學〉一文亦稱漢隋之間時期為中國史學的「昌盛時代」（《學衡》，33，1924年，頁4466）。
[7] 關於各版中國史學史專著對於魏晉南北朝的分期與評論，另於後文專節討論。
[8] 本文所參酌的相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回顧之論著有張榮芳：前揭文；周樑楷，1991，〈史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綜合討論〉，《大陸雜誌》，83.3：1-4；陳識仁，1999，〈北魏崔浩案的研究與討論〉，《史原》，21：111-145；謝保成，1987，〈史學史研究概述〉，收入中國史研究部編，《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淮陰：江蘇古籍出版社，頁474-511；朱仲玉，1981.06，〈中國史學史書錄〉，《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期、1997.12，〈中國史學史書錄續篇〉，《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4期：21-28等文。
[9] 如：李宗侗（1979：41-75）、劉節（1982：71-137）、張孟倫（1983）、鄒賢俊（1989）、潘德深（1994：93-152）、瞿林東（1999：223-290）等的中國史學史，都以一~四章的篇幅來介紹魏晉南北朝的史學。
[10] 倉修良、魏得良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將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分為四期，其第二期為「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漢魏六朝史學」（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高國抗的《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亦分為四期，秦至南北朝的史學亦為第二期，稱為「古代史學的確立與發展」；王樹民則稱戰國到南北朝之末為「史書體例成熟時期」（《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頁6、45-87）。
[11] 金毓黻是以「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為一階段分述各史書（1973：59-91）；白壽彝習慣將中國古代史學分為五期：先秦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1986：45-89）；陶懋炳也是分五期，魏晉至唐前期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期」（1987）等。另外瞿林東的單篇論述史學發展趨勢的論文，也多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為討論中心，如〈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1991）、〈魏晉至隋唐的歷史文獻學〉（2000），應是受到白壽彝的影響。
[12] 如前註的陶懋炳對於魏晉至唐前期的評價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期」（1987）萬繩楠亦稱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是「取得過重大的發展」、「在史學史上，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2000：83）；高敏稱「繼承紀傳體史書的傳統並把它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的時期，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1993：55）；瞿林東則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中表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也是中國史學成長起來以後走向發展的時期。」（1991：35），相似之語繁多不及備載。
[13] 大陸方面有蔣家驊，1989，〈魏晉南北朝史學興盛及其原因〉，《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高敏，1993，〈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興盛及其特徵和原因〉，《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3期：55-61；石榮倫，1994，〈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特點及其成因〉，《江海學刊》，1994年第1期；李穎科，1994，〈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原因新探〉，《人文雜誌》，1994年第4期等文。臺灣則有杜維運1996.12，〈魏晉南北朝的衰亂與史學的極盛〉，《國史館館刊》，復刊21：47-68；羅運治（2000.06，〈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因素的探討〉，《淡江史學》，10：45-62為代表。
[14]逯耀東對裴松之與其《三國志注》的研究相關論著有：1974.05，〈《裴松之與《三國志》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3.1；1974.05，〈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雜傳集釋〉，《台灣大學歷史學報》，1；1982，〈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研究〉，《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杜維運、陳錦忠編），台北：華世出版社；1985，〈《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1985，〈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評論〉，《食貨月刊（復刊）》，15.3、15.4；1997.12，〈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臺大歷史學報》，21：125-145；逯耀東氏將這些關於裴松之的研究論述彙集成書，終成《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變遷》專著（台北：東大圖書，1998）。
[15] 參見蔡瑄瑾，1994，《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16] 參閱崔凡芝，1994，〈裴注的史學意義〉，《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4期：42-48。
[17] 詳見張子俠，2000.06，〈《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74-79。
[18]就陳識仁氏所蒐集的論著，諸家研究崔浩者有谷霽光、呂思勉、牟潤孫、陳寅恪、周一良、王伊同、王曾才、孫同勛、逯耀東、陳漢平、陳漢玉、莫久愚、呂一飛、許殿璽、何茲全、陳明、劉偉航、宋德喜等，詳見文後所附之參考書目。
[19]繆鉞，1963，〈陳壽與《三國志》〉，原載於《歷史教學》第2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313-346；李純跤，1989.09，〈陳壽行年鉤沈〉，《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3期：58-62；孫紹華，1997，〈《三國志》和陳壽的史識〉，《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2期：28-32；范家偉，1998，〈陳壽對《三國志》分行與並行的處理〉，《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1 期：39-42、1998.09，〈陳壽與《晉書》限斷爭議〉，《大陸雜誌》，97.3：1-13。
[20] 藍文徵，1953，〈范蔚宗的史學〉，《香港民主評論》，4.12，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304-310；束世澂，1961，〈范曄與《後漢書》〉，原載於《歷史教學》，1961年11、12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300-312。。
[21]錢穆，1955，〈袁宏政論與史學〉，《香港民主評論》，6.22，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 288-303；董文武，1999，〈《後漢紀》對《後漢書》的校勘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長春），1999年第3期：43-48。。
[22]吉書時，1989.09，〈七家《後漢書》佚文可補范書之缺〉，《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3期：54-57。
[23]劉治立，1998，〈傅玄及其史學〉，《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2期：38-44。
[24]張承宗，1996.06，〈《漢晉春秋》在史學上的影響〉，《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35-40。
[25]李穎科，1987.09，〈論干寶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49-57。
[26] 陳俊強，1995.06，〈試論干寶與《晉紀》－－兼論東晉的史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3：59-95。
[27] 其論著資料如下：周春元，1985.03，〈蕭子顯〉，《中國史學家評傳》，河南：中洲古籍出版社；鄧仕樑，1987，〈蕭子顯的文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8；高國抗，1989，〈蕭子顯－－宗室身份和史家職責的矛盾〉，收入何茲全、趙儷生等著，《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12）；詹秀惠，1994.11，《蕭子顯與其文學批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丁福林，1996，〈《南齊書．文學傳論》對文壇三派的評價〉，《遼寧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王淑嫻，1998.07，《蕭子顯與《南齊書》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南齊書》體裁結構及相關評價之析論〉，《中正歷史學刊》（嘉義）：59-90。
[28] 周一良，1935，〈魏收之史學〉，原載於《燕京學報》第18期，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另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書局，1976），頁311-347；孫同勛，1961，〈穢史辯誣〉，《幼獅學誌》，4.1、2；瞿林東，1985，〈說《魏書》非「穢史」〉，《江漢論壇》，1985年第5期；向燕南，1993，〈《魏書．釋老志》的史學價值〉，《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2期：57-61。。
[29] 劉重來，1984.12，〈《華陽國志》中詩歌諺語的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4期：35-38；劉固勝，1997，〈《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2期：46-51。
[30] 陳恩林，1999，〈評杜預《春秋左氏傳》的「三體五例」問題〉，《史學集刊》（長春），1999年第3期：64-69。
[31]曹書杰，1995，〈王隱家世及其《晉書》〉，《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23-30。
[32] 喬治忠，1995，〈孫盛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32-40。
[33]顏尚文，1982.06，〈沈約的《宋書》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10；盧建榮，1994.06，〈沈約(四四一至五一三)的思想--結合歷史評論與社會評論〉，《師大歷史學報》，22：15-29。
[34]曹爾琴，1978，〈酈道元和《水經注》〉，原載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3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347-360。
[35] 逯耀東氏以史評、史注、雜傳、別傳與《世說新語》等具體史書體例來論述魏晉史學的發展與其他學術思想的交互關係，可參看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該書匯集了上述史書體例的討論，以及該史書體例反映出的史學思想。
[36] 杜維運，1997.05，〈文心雕龍與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4：1-6；；黃東陽，1998.09，〈經學、文學、史學的結合－－「文心雕龍‧史傳」篇初探〉，《孔孟月刊》，37.1：38-42。
[37] 參見1974.06，〈別傳在魏晉史學中的地位〉，《幼獅學誌》，12.1：1-38；1981，〈魏晉別傳的時代性格〉，《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98.06，〈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以列傳和別傳為範圍所作的討論〉，《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未出版；1998.12，〈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以列傳和別傳為範圍所作的討論〉，《臺大歷史學報》，22：1-15等文。
[38] 同註14。
[39] 黎子耀，1981，〈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編纂學〉，《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李穎科，1993，〈魏晉南北朝歷史編纂學簡論〉，《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李穎科，1993，〈魏晉南北朝歷史編纂學簡論〉，《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40] 逯耀東，1970.09，〈《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的分析〉，輔仁大學《人文學報》，1：325-360；1973.05，〈《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5；1980.07，〈從《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的形成論魏晉史學轉變的歷程〉，《食貨月刊（復刊）》，10.4：頁121-142。李廣建1998，〈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與《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為分析對象〉，《結網編》（黃清連主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06，〈南朝簿錄與隋唐之間的目錄編纂－－以《七林》和《隋書‧經籍志》為討論中心〉，《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未出版。
[41] 關於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目前海峽兩岸的看法雖有相當大的差異，但至少都肯定魏晉南北朝的教育是處於「蛻變」階段，如伍振鷟（1999，〈中國教育史〉，《教育學入門》：頁62），或是正面肯定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承先啟後」的地位與作用，如張瑞璠（1994，〈序〉，《玄儒佛道教育理論比較研究》：頁1）。
[42] 雖然這四祭酒所擔負的可能僅是學術研究的任務，而非教育職責，但卻也顯現「史學」開始脫離經學或是儒家發展的端倪。其事參見《晉書》（北京：中華書局）卷105，〈石勒載記〉：2735-2736。
[43] 元嘉十五年設學之事載於《宋書》（北京：中華書局），卷93，〈隱逸傳‧ 雷次宗〉：2293、《南史》（北京：中華書局），卷75，〈隱逸傳‧ 雷次宗〉：1868、《南史》（北京：中華書局），卷2，〈宋本紀‧ 文帝〉：45-46等處。這次所建立的四學講座中的「史學」，在史書中雖未明確說明其教學內容為何，然就曾於「儒學」講座門下受學的齊高帝蕭道成的治學內容為《禮》及《左氏春秋》推論，當時「史學」講座內容應比較偏於當時所謂的「三史」，至於「三史」內容為何，則待將來另撰文分析。
[44] 如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評論〉等文，皆收錄於《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書中，另有蔡瑄瑾《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
[45] 如王淑嫻，1998.07，《蕭子顯與《南齊書》研究》，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29-39。
[46] 唐朝將史書列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有一史、三史兩科與明經、進士等並存，其事載於《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44，〈選舉志上〉：1161-1162；甚至是弘文、崇文兩館的入館標準之一也以史書為依據。
[47] 其中包括錢穆，1952.10，〈經學與史學〉，原載於《香港民主評論》，3.20；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120-137、1955.11，〈袁宏政論與史學〉，原載於《香港民主評論》，6.22；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288-303、1958.11，〈中國史學之特點〉，原載於《新亞生活雙週刊》，1.15；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1098-1108等文；以及呂謙舉1961.10，〈兩晉六朝的史學〉，原文載於《香港人生半月刊》第263期，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台北：華世出版社，頁348-362、1965.2，〈兩晉六朝的史學〉，原文載於《香港人生半月刊》第342期，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頁1075-1097。
[48] 如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07），於〈編者說明〉即指出，本書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逐步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索和總結；確切地劃分其發展階段，闡明各階段史學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繫；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我國豐富的史學遺產進行批判、總結，重點放在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上。」
[49] 按張氏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編出版的有《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86）、《（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87）、《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91），三集中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論文達三十篇。另1998年6月又有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在臺中舉行。
[50]如張榮芳即於〈魏晉至唐時期的《漢書》學〉一文中，明白指出其參考大陸學者論點之處，收入《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02）。
摘要：本文主要是對1950年以來海峽兩岸三地，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進行全面性的回顧。除了詳閱各家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相關論述外，筆者還參酌張榮芳、陳識仁、謝保成、朱仲玉等先進的研究回顧論著，從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兩個方面，檢視195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二）史官、史家與史籍；（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研究集團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大陸地區以《史學史研究》期刊、白壽彝為中心引導，臺灣地區則以1985年以來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耀東、雷家驥等學者的研究為最顯著。
1949年以來由於政治因素，雖造成兩岸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隔閡與差異，但隨1987年臺灣地區的解嚴，兩岸的史學史研究也開始產生交流。兩岸三地史學史研究由分道揚鑣到相互交流，正顯示歷史學研究是與時代並行並進，史學史研究趨勢更是時代發展息息相關。兩岸三地學者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雖有觀點上的差異，但筆者相信經由各個研究者對史料深度的分析，加上兩岸對峙局面的漸趨消融、網際網路的普及發達等，學界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情況應會有更全面且確切的論述。
關鍵字：研究回顧、史學史、魏晉南北朝、兩岸三地
目錄：
一、前言
二、研究課題
三、重要研究機構與刊物
四、未來展望
一、前言
作為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經驗基礎，史學史的研究長久以來受到歷史學界的重視，而從事中國史的研究者，對於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流變更需有相當程度的認識。職是之故，日本內藤湖南氏於1914、1915年左右在京都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課程[1]，中國方面則由梁啟超於1922年春在北京清華學校以〈五千年史勢鳥瞰〉為講題，首揭傳統中國史學發展之概要，此講稿後收入《中國歷史研究法》之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而後1926、1927左右梁啟超在講授《歷史研究法補編》時，更進一步提出史學史研究的重要性，並主張中國史學有四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即史官、史家、史學的成立與發展，以及最近史學的趨勢。此後，大多中國史學史的專書與論著，深受梁氏論點的影響，不脫史官、史家、史籍、史學與史料五者[2]。
史學和史家是分不開，而史家又深受時代的影響[3]，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亦與時代變遷密切相關。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自1960年代起，即有長達近三十年的各自不同趨勢的發展軌跡，直至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隨著報禁、黨禁的解除，以及大陸地區的探親與旅遊的開放，海峽兩岸的史學研究也開始相互交流，先是論著的流通，近幾年專題研討會的交流也日趨頻繁[4]。是以，本文研究回顧討論的論著，時間上以1950年為上限。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除西晉短暫統一外，是一個長期處於政權分立對峙的時代。《隋書．經籍志》所顯示出此時期史書的大量增加，使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自1920年代以來，即受梁啟超[5]、鄭鶴聲[6]等的肯定。此後，有關於中國史學史的專著中，不論是1949年以後或以後，臺灣或大陸地區出版者，其或專篇論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或與兩漢、隋唐並而闡述者，大都給予魏晉南北朝相當正面的評論[7]。是以，本文對1950年以來兩岸三地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回顧，即以魏晉南北朝為主要的斷限。
就筆者所搜集的相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論述，以及參酌有關研究成果的概況論述[8]，本文將從研究課題與研究集團這兩方面，檢視195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成果。研究課題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於：（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二）史官、史家與史籍；（三）史學思想：含史學本身，以及史學與其他學術的相互關係；（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六）史學傳承等六項課題。研究集團方面，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大陸地區以《史學史研究》期刊、白壽彝為中心引導，臺灣地區則以1985年以來中興大學歷史系所主辦的共四屆「史學史研討會」，以及李宗侗、沈剛伯、杜維運、逯耀東、雷家驥等學者的研究為最顯著。
二、研究課題
如同前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集中于六項課題。以下分項論述之：
（一）中國史學史上魏晉南北朝的地位與其史學蓬勃發展的原因
在各家中國史學史論著中，提及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概況，雖多以介紹此時期著名的史書、史家為具體面相，然在分述各史書、史家之前，學者仍會先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作一評論。首先，就時代分期言，各家中國史學史專著或相關單篇論文，有單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為專篇討論者[9]，有上溯與兩漢，甚至是戰國時代為一發展階段闡述者[10]，或下延至隋唐五代時期為一階段[11]。學界在為魏晉南北朝的史學發展定位與評論時，臺灣方面就因沈剛伯氏于〈史學與世變〉一文中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進步的肯定，而有魏晉南北朝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黃金時代之說（逯耀東，2000：29），或如呂謙舉氏稱為「狂飆時代」（1976：353），杜維運亦雲「魏晉南北朝雖是一個衰亂的時代，卻是一個史學極盛的時代」（2000：3），羅運治亦稱此時期的史學「似黃金燦爛般的蓬勃發展」（2000：45），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至於大陸方面的評語與臺灣相較之下雖稍嫌平淡，但也都承認此時期的史學，在中國史學史上是處於一個繼承兩漢史學成就的向上發展期或是高峰期[12]。
就如同杜維運氏在《中國史學史》第二冊中雲：「衰亂的魏晉南北朝時代，史學發展至極盛，其原因所在，近代史學家紛紛提出解釋。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上的大問題。」（2000：28）職是，所有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相關的論述，大多對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的緣由提出解釋，近十餘年甚至出現相當多單篇論文，以「魏晉南北朝史學興盛之原因」為主題[13]。綜合各家所論，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極盛的原因可歸納如下：
1.經學的急劇衰微：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應是金毓黻氏（1957），萬繩楠氏也以經學急劇衰落為魏晉南北朝史學得以長足發展的原因之一，但萬氏以為金毓黻氏並未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衰微的源頭，亦即經學的衰微乃是因儒學失去了兩漢時期獨尊的地位，而人們因為不再受到經學的束縛（萬繩楠，2000：283），是以文學、玄學、藝術等都得以發展，尤其是史學更是脫離經學而逐漸走向獨立。呂謙舉（1961）、逯耀東（1975）、雷家驥（1990：336）、高敏（1993：61）、卜憲群、張南（1994：102）、瞿林東（1999：86）、羅運治（2000：46）等人也都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的衰微與史學的勃興有因果關係。
2.史官制度的完備與「史官失其常守」：這兩點乍見似是相互矛盾，然史官制度的完備與「史官失其常守」皆同時存在于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方面是史官制度發展到魏晉時期，終於以著史為專職，曹魏設置著作郎，北朝設著作局與修史局等，都顯示此時期統治階級對於修史的重視，史學因此而發達；另一方面又因魏晉南北朝長期政局的動亂，使統治階級對於禁制私史撰修的控制力減弱，加上九品中正制對於士族仕宦的維護，「上車不落則黃門，體中何如則秘書」，是以「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紛紛「各記聞見，以備遺忘」，私人修史遂成風氣，作者甚眾，史書大量增加，史學繁榮的局面也就因此出現了。追本溯源，以魏晉南北朝史官制度完備，促進魏晉南北朝史學的極盛，最早應是劉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提出，而以「史官失其常守」為促成魏晉南北朝史學繁榮的原因，則是《隋書．經籍志》對東漢以降，對史書大量增加原因之解釋。民國以降，梁啟超認為史官制度的完備是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的原因（1922，《中國歷史研究法》），鄭鶴聲則以《隋書．經籍志》中的「史官失其常守」駁斥梁氏看法（1924：4485），其實兩人都是各持己見，偏執一端。贊成梁氏看法者有呂謙舉（1961）、潘德深（1994：94-95）、高敏（1993：60）、羅運治（2000：54-55）等；以鄭鶴聲論點為是者則有金毓黻（1957）、蔔憲群、張南（1994：102）、萬繩楠（2000：285-286）等。而能將兩者融合闡述完備者則是瞿林東（1999：223-225）。
3.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魏晉南北朝史學的被受重視，不僅是統治者設置史官設、設立「史學」，歷史的尊嚴與威嚴已成為一種社會風氣與意識，形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一潛在因素（潘德深（1994：95）、杜維運（1996：55-58）、王淑嫻（1998：91）、萬繩楠（2000：287-289）、羅運治（2000：50-55））。
4.政治、社會、經濟等大環境變動的刺激：首先提出此看法的應是沈剛伯氏，即所謂「世變愈急，則史家發展愈快，世變愈大、則史學變得愈新」（1968），也就因為沈剛伯氏的這項論點，肯定了魏晉南北朝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的地位，而影響杜維運、逯耀東氏等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杜維運氏甚至另著〈憂患與史學〉一文回應沈剛伯氏的論點（1991），雖然後來杜氏以「世變」、「憂患」不足以解釋魏晉南北學史學的極盛（1996：53），但政權的嬗遞頻仍，對於歷史經驗總結的追求，仍是此時期史學發展鼎盛的動力，故瞿林東（1999：46）、羅運治（2000：47-48）仍以時代動亂變遷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有促進之功。
5.政治社會的安定繁榮：與上述原因相對的是，杜維運早期雖接受沈剛伯氏的「世變」為促進史學進步之動力的看法，但經過深思並可能參酌某些大陸史家唯物史觀的看法，認為史學有其富貴性，短期的動盪固然可刺激史學的發展，但卻祇有長期的安定才能使史料有積累、史學有發展的物質基礎，是以南朝政治的安定、北朝某一時期的經濟繁榮，其實才是促進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原因（杜維運，1996：53-54），羅運治（2000-48）也認同此論點。評述十六國史學產生背景的吳振清，也以「北方廣大地區長期積累的雄厚生產實力和物質基礎，長期形成的文化素質」，成為十六國史學發展的歷史根基（1989：31）。
6.紙筆等文化工具的進步，使傳抄收藏便利：最早提出纖維紙的普及有助於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者，應是梁啟超（1922），而高敏（1993：61）、潘德深（1994：94）、羅運治（2000：61-62）等也都認為紙的普及與盛行，對學術文化的傳播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史學的興盛提供了物質方面的條件。
7.對《史記》、《漢書》的仿效與研究：《史記》、《漢書》紀傳體的美善，引起史家的效仿，尤其是《漢書》斷代史的特色，一方面既為魏晉南北朝修史者撰史之典範，一方面又符合統治階級對歷史經驗吸取的要求，故一直受到統治者大力提倡和利用，因而從事《漢書》研究和教學者也就愈來愈多，這對魏晉南北朝史學風氣的盛行也有一定促進的作用。首先以此為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原因的是梁啟超（1922），近年有類似看法者則為高敏（1993：60）、潘德深（1994：95）。
8.豪門世族需要史學為之服務：由於九品官人法的倡行，士族對於史學有應用之需要，應此需要，譜系之書、家史、別傳等史書體裁大為盛行，史學當然也就因士族的需要而蓬勃發展。以九品中正制推行所造成對譜學需要，而帶動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學者，有高敏（1993：61）、羅運治（2000：55-57），至於逯耀東更將魏晉南北朝計程車族與九品中正制視為魏晉史學發展的社會基礎（1975）。
另外，還有杜維運氏提出當時「以史懲勸」、「以史制君」觀念的普遍，也是促使魏晉南北朝史學極盛的原因（1996：58-64），筆者以為這兩點可以歸納至「史學、史家與史書撰修的受重視」專案中，而不必別列專案陳述。
（二）史官、史家與史籍
就如金毓黻氏所稱：「史學寄於史籍，史籍撰自史官、史家」（1957），史學、史籍、史官、史家四者是彼此相關密切，也因金毓黻氏如此的揭示，長期以來中國史學史的專著，即便是一些強調闡述史學思想、史學流派等演變規律的專著，仍多以介紹著名史家與史籍，來呈現中國史學史上每一階段的發展，職是之故，金毓黻氏論述魏晉南北朝史學概況，即以介紹各家後漢史、三國史、晉史、十六國史、南朝史、北朝史等史籍與史家的方式呈現，而李宗侗、劉節、潘德深、王樹民、杜維運、瞿林東等諸家中國史學史專著都是如此，即使不一一列舉各家史書，也必簡介二十五史中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所完成的「正史」，如《三國志》、《後漢書》、《宋書》、《南齊書》、《魏書》等。就連以探討史學思想的專著，也多以舉史家、史書為例證的方式，來陳述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的趨勢與發展軌跡，如雷家驥《中古史學觀念史》（臺北：學生書局，1990）、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都是如此。
在此筆者不欲逐件列舉各版中國史學史專著中，對於各史家、史家的介紹與評論，而專就以史官、史籍與史書為課題的單篇論文，來檢視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趨勢。就數量而言，魏晉南北朝史家、史書中研究論述最多者以正史及其史家為多，尤其是享有美名的《三國志注》與其作者裴松之，逯耀東[14]、蔡瑄瑾[15]、崔凡芝[16]、張子俠[17]等皆有專論研究，其中尤以逯氏研究成果最為可觀，蔡瑄瑾的碩士論文《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也是經由逯耀東氏的指導而完成。魏晉南北朝眾史家最引人關注者則是以國史案而株連甚廣的崔浩，按陳識仁氏的搜集整理，自1930年以來的崔浩案[18]研究，對《魏書．崔浩傳》中所謂「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因修史而獲罪的說法，都一致認為只是導火線，而非主因。故此，諸文多將論述放在深究此案的「真正原因」，探究的重心基本上集中於幾個方面：（一）民族矛盾與衝突，（二）佛、道宗教的衝突，（三）社會階級的衝突（陳識仁，1999：118）。
除了裴松之、崔浩外，另闡述陳壽與《三國志》有繆鉞、李純跤、孫紹華、範家偉等人研究論述[19]，範曄與《後漢書》則有藍文征、束世澄等[20]，袁宏與《後漢紀》之論著則以錢穆、董文武為代表[21]，他家後漢書研究則有吉書時[22]，論述傅玄之史學者有劉治立[23]，討論習鑿齒《漢晉春秋》之影響者為張承宗[24]，專論幹寶《晉紀》與其史學思想者則先有李穎科[25]，後則陳俊強[26]，討論蕭子顯與《南齊書》者為周春元、鄧仕梁、高國抗、詹秀惠、丁福林、王淑嫻[27]等，探討魏收與《魏史》體例與評價者則有週一良、孫同勳、瞿林東、向燕南[28]等，檢視《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則以劉重來、劉固盛[29]為代表，另外杜預[30]、王隱[31]、孫盛[32]、沈約[33]、酈道元與《水經注》[34]等亦都有專文論著。
總之，以量而言，史家與史籍的研究應是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大宗；以研究者言，大陸學者從事史家與史籍探討的情形較臺灣地區為熱烈；就研究物件分析，由眾人熟悉的史家轉向較為後人所貶抑，或因其史著亡佚而漸被遺忘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幹寶、袁宏與其他七家後漢書的研究，在1980年代後期取得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這其間演變的趨勢，乃是因大陸地區自1980年左右開始對歷史文獻進行輯佚與標注的工作，如此一來，使得原本許多散佚不全或難以句讀的文獻史料，解讀分析更為便利，有助於史學研究工作的推展。以幹寶所著的《晉紀》與《搜神記》為例，自1979年以來陸續出版今人對《搜神記》及《晉紀》的校注，先是1979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汪紹楹校刊的《搜神記》，使得《搜神記》終於出現了一個較可信的版本；1991年黃滌明氏更在汪氏的基礎上對《搜神記》作成全譯（《搜神記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至於《晉紀》方面，學界也在清人的既有成績上作出進一步的整理：1989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喬治忠氏校注的《眾家編年體晉史》，其中包括了幹寶《晉紀》等編年體晉史。此外，楊朝明氏又對何法盛《晉中興書》等九家紀傳體晉史作了一番校補，成《九家舊晉書輯本》一書（1991，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而眾家後漢書也在清人輯佚的基礎上，198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天遊氏校勘的《七家後漢書》，再加上北京中華書局對於二十五史進行點校的工作，凡此種種都有助對魏晉南北朝各史家與史籍的探討與分析。而這一種對史料進行整理的工作，應是受白壽彝氏於1980年代初期開始推動歷史文獻學研究的影響，並與大陸學者尋求突破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框架有關。
最後，還需注意的是這些研究史家與史籍的學者，可能因研究之深入，而不免對其研究物件產生溫情主義，致使此類研究幾乎全成為翻案式研究，例如逯耀東對於裴松之，即給予高度評價；王淑嫻則以同情立場態度看蕭子顯之修撰《南齊書》，認為蕭子顯尷尬的立場，在許多地方仍能見其力存實錄的史家氣度，為難能可貴之處（王淑嫻，1998：172）；陳俊強對於幹寶史學思想的研究，則以為奠定東晉南朝編年史體盛況是幹寶，而非荀悅、袁宏等（1995：75-76）。此一溫情立場，致使魏晉南北朝的史學史研究難有準則，但透過整合諸位學者對於眾史家的研究，應能產生對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發展更全面的認識。
（三）史學思想
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思想研究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就史學思想本身，另一是魏晉南北朝史學與其他學術相互關係的研究。就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本身而言，因為三國鼎立、南北朝分裂對峙，對於「正統」觀念的爭論，也就成為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的主要課題。依呂謙舉、饒宗頤的論述，「正統論」原就是中國史學最重要的特點之一，民初梁啟超以西洋史學的立場，駁斥中國史學的正統論，認為「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論正統者。」（《飲冰室文集》卷三，歷史類），實是苛責太過（呂謙舉，1965：1086）。實際上，「正統論」不僅是中國史學的特點，亦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且影響中國歷史解釋與史書撰寫的形式。1970年冬，饒宗頤在耶魯大學研究院任客座教授時，受Arthur F. Wright 教授之邀，參與比較史學研討會，其中主題，頗涉各國歷史之「正統」觀念，饒氏乃發為專篇，前後歷時五載而成。饒氏從文字學與各史料整理，論述中國史學上，「統」、「道統」、「正統」等概念的形成、演變與影響。此書出版後，影響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最深刻者，應是雷家驥氏的《中古史學觀念史》一書（臺北：學生書局，1990）。雷家驥氏以「天意史觀」、「實證史學」、「實錄史學」、「正統論」與政治力量的交叉影響，而在魏晉時代產生史學經世、「以史制君」、「史不可亡意識」與正史等概念為主軸，論述秦漢以迄隋唐時期史學思想的演變的軌跡；其中「以史制君」的概念，影響近十年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可謂相當普遍。杜維運（1996：60）、羅運治（2000：59-60）等在探討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鼎盛原因時，都引用「以史制君」的論點來加以闡述；甚至大陸學者也以雷家驥氏的論點可取而引用之，如龐天佑（1995：125）。
再者，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經學、玄學、文學等各學術的相互關係，則是魏晉南北朝史學思想史的另一重要課題。如同前文所述，魏晉時期經學的衰微的確有助於史學脫離經學束縛而勃興。至於玄學與史學兩者的關係，龐天佑則結合對魏晉南北朝史學與玄學的考察，認為魏晉史學的發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晉史家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史家研究的領域及人物評價、魏晉時期史著體例的發展以及史著的內容與史學思想等等，都與玄學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考察玄學與魏晉史學的關係，從中可以瞭解魏晉史學的時代特點和發展特色，進而認識其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1999：125）。至於史學與文學的關係，魏晉南北朝史學脫離經學逐漸獨立的同時，卻與經學發生千絲萬縷的牽扯，是以先產生「經史」並稱，後「史學」又與「文學」，而形成「文史」合稱的現象。關於經史分途發展的情形、玄學對於史學的影響、文學與史學的合流等現象，逯耀東氏分別以史評、別傳或雜傳、《世說新語》等具體史書體例或作品為例證，論述期間發展變化[35]。另外，中國首部文學理論專書《文心雕龍‧史傳篇》中對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總結，則又是另一重要的研究論點[36]。
最末，須特別提出的是，因史學發展與時代變遷息息相關，是以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必須重視其與時代的關係，亦即史學思想史研究只能是一種思想史研究（Intellectual History），而無法是單單著重思想與思想間關係的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此在正統論的研究上，特別顯明。雷家驥的研究論點是與時代背景與變遷作交互分析，而即使是著重正統論在各朝代演變的饒宗頤，其論述也無法全然忽略時代對於正統論的影響。
（四）史書體例和歷史編纂學的討論：
魏晉南北朝的史書的編撰，除了仿效《史記》、《漢書》等「紀傳體」，以及《春秋》、《左傳》的「編年體」外，因應時代的需要，也產生了史注、史評、方志、家史、別傳、雜傳、典制史等各式史書體例，臺灣方面逯耀東氏依據沈剛伯在〈史學與世變〉一文中所揭示：世變激蕩魏晉史學的發展，魏晉史學的發展結果最主要表現在史書體例的大量增加（1968），是以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各種特殊的史書體例進行探討分析，如別傳、雜傳、家史、方志、史注等，應可窺知魏晉南北朝史學發展的脈絡，在逯耀東與其弟子的研究推動下，取得相當豐碩的成果。經由對別傳、雜傳與《世說新語》的探究，逯氏推論別傳、雜傳等體裁的出現與《世說新語》品評人物新標準的出現，都驗證了魏晉時代經學衰微，非儒家價值體系的抬頭[37]。以《三國志注》中史注、史評等的來源，分析其在中國史注、史評的地位，並由其中窺得魏晉以迄隋唐的史學發展變化[38]。
大陸地區自1980年代在白壽彝氏的推動下，以「歷史編纂學」統稱對各種史書體例的研究（1983：109-110），然相對於臺灣研究的成績斐然，大陸地區對於魏晉南北朝史書體例的研究則難與臺灣相抗衡。比較通論性的論著是黎子耀、李穎科對魏晉南北朝整個時期「歷史編纂學」，進行較為全面的闡述[39]。
（五）目錄學與歷史文獻學的討論
所謂目錄學的討論是指透過《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七略》、《七志》、《七錄》等其中書目分類的比對與討論，探討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部門的逐漸形成與發展情形。與前述「史書體例與歷史編纂學」的研究動態有些許類似的是，臺灣方面對於目錄學研究較有成果仍是逯耀東氏與其弟子[40]。
而大陸方面研究仍是白壽彝氏自1980年以來對於史學研究的呼籲，宣告要詳細地「佔有史料」，是以要從事歷史文獻的研究，亦即歷史文獻學。就白壽彝氏的定義，歷史文獻學包括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偽學、古漢語、古民族語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學、歷史地理學等等的內容（白壽彝，1983：102），亦即目錄學不過是歷史文獻學中的一個內容而已，與逯耀東氏相同的是，白壽彝氏也以《隋書．經籍志》是歷史文獻研究發展中的一個標誌，是以1980年代以後大陸地區所出版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專著，也都和逯耀東氏一樣都進行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漢書．藝文志》，經《中經新簿》、《七志》、《七錄》等，最終到《隋書．經籍志》，其中史部分類類別的轉變與史學發展的關係。總之，大陸地區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先經白壽彝氏的大力疾呼，最後於1980年代末期開花結果，曾貽芬、崔文印的《中國歷史文獻學史》（1988）、楊燕起、高國抗合編，《中國歷史文獻學》，（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等兩本專著即為代表論著。
（六）史學傳承
就中國史學發展史言，魏晉南北朝是中國史學史上的鼎盛時代，以中國教育史角度，魏晉南北朝也是一個重要的關鍵時期[41]。與史學發展類似的是，魏晉南北朝的教育也因儒家思想的衰微，而走向了多元發展。政治動盪與經學衰蔽，雖造成官學時興時廢，教育成效不彰，卻也促成其他非儒家價值的領域，如同上述的文學、史學、玄學、科技、藝術等，也有其發展的空間，甚至成為教育的學科之一。以史學教育言，先有後趙石勒於東晉元帝大興二年（319）設立了經學、律學、史學、門臣四祭酒[42]，後則是宋文帝於元嘉十五年（438）建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等四學[43]，是以中國首度「史學」專門學校出現在魏晉南北朝。而且不僅是官學，在士族的私學、家學方面的傳承，也是相當的鼎盛，諸位先進的論述也有相當的成果。以傳承途徑言，已有瞿林東論述此時期史學的「家學」傳統（瞿林東，1981），其他史家的個案研究者，如裴松之[44]、蕭子顯[45]等，也多兼論其家學淵源；以教材方面言，或以漢晉《漢書》學為討論中心（張榮芳，1991：289-311），或以魏晉時期「史注」的出現是因應史學教學的需要（逯耀東，2000.02：15）。總之，不論是官學、私學或是家學，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教育皆有相當的進展，直至唐朝將史書列為考試科目[46]，「史學」這一學科的教育價值終於獲得正式的肯定，可謂「義與經配」。
三、重要研究機構與刊物
綜合前述，1950年以來兩岸三地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趨勢的分流與匯合，實與時代變遷同軌行進。1949年國共內戰，臺灣與大陸在1950年初期都因為政局動盪，有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皆未有顯著的成果，反而是處於兩岸之間的香港，因為錢穆、呂謙舉等在港從事講學，對於魏晉南北朝史學史進行紮根的工作，錢穆、呂謙舉在1950、1960年代於香港所發表的論述與講座[47]，後都在1976年時由杜維運、黃進興收入《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中，對日後臺灣地區中國史學史與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皆有所啟蒙。
1960年代初期，由於政治因素，兩地的史學史研究開始分道揚鑣。大陸地區金毓黻氏《中國史學史》雖於1957年出版刊行，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主要以馬克思唯物史觀指導[48]。值得注意的是彙集大量史學史研究論文的期刊《史學史研究》，創刊於1961年6月，其前身是《中國史學史資料》、《史學史資料》。1981年，改名《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研究》在白壽彝氏的帶領下，先是對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促成風氣，後則與國外交流，其影響力更遠及於海外。
至於臺灣地區的史學史研究，1960年代的史學史研究是在李宗侗氏對於史書與史籍的考訂，以及沈剛伯氏強調「世變」對於史學的激蕩作用發展起來的，逯耀東氏於1970年完成的《論魏晉史學轉變及其特色》之博士論文，就是李宗侗與沈剛伯二人共同指導與影響的成果。逯耀東氏也在取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對博士論文的各論題進行深度的研究，經過近三十年的筆耕，可謂著作等身，成績斐然。基於對歷史學研究法的基礎需要，杜維運氏、黃進興氏著手收錄清末以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相關論著，編集為《中國史學史研究論集（一）、（二）》。史學史研究的需要與風氣的形成，也促使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在1985、1987與1990年連續舉辦三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並將論文集結出版[49]。由與會學者分析，三次史學史研討會深具國際色彩，可惜都未有大陸學者的參與，然在第三屆的「史學史研討會」中，其雖未有大陸學者與會，但因解嚴之故，大陸地區的研究成果逐漸在台普及，許多發表論文者已開始于文章中明白指出其參考大陸學者的論點[50]，兩岸的史學史研究又開始彼此交流與相互影響。
1980年代左右，大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以「詳細佔據史料」為目的，進行對各種史料的點校工作，近二十年來成果豐碩，對於較不著名史家與史書的研究，如謝承、袁宏、幹寶等有促進之功。此外，如同前述，1987年「解嚴」使兩岸地區的史學史研究交流更趨頻繁，剛開始僅有文獻的交流，近年則更有兩岸學者往來大陸、香港、臺灣三地，積極參與研討會的交流，如1998年在台中中興大學所舉辦的「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在北京師範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的瞿林東氏即來台參與研討。
四、未來展望
綜上所述，歷史學研究是與時代並行並進，史學史研究更是如此。未來海峽兩岸的史學史研究，應會隨著對峙局面的漸趨消融、網際網路的普及發達，以及兩岸民間文化交流的頻繁，其研究成果與論題都能更有擴展。
就前揭的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的六個論題，並透過史料的「佔領」與深度解析，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研究應該還有許多討論與發展的空間。以史學發展情況言，其與經學的關係，究竟是脫離其束縛而獨立發展，抑或回歸到「五經」群書皆為史學的原點，則有待析論。史學與文學的關係，亦是一個重要課題，史學、經學、文學、玄學四者之間的交會與各自發展都仍有研究空間。史家與史籍的研究，就魏晉南北朝史書與史家數量的繁多，也都還有許多仍待研究的個案，筆者雖以研究個案的溫情，會使結論失之客觀，而深感憂心，但亦期待更多個案研究結果的彙集，有助於更全面的瞭解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的發展。
對於史書體例的研究，可以透過具體例證掌握史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與社會交互作用；透過歷史文獻學的研究，則更能掌握、佔領史料，讓史學史研究論點更貼近真相；史學傳承的研究取徑，則可以讓我們透過教育史的角度，看到史學的如何傳播，以及如何對社會發生作用與影響。而在總結這些論點的研究後，也就能對魏晉南北朝在史學發展史上的地位，作出更明確的定意，並對其發展的軌跡，作出更確切的敍述。
（是文原載《景女學報》（二），請以原文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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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魏晉至隋唐的歷史文獻學〉，《學術研究》（廣州），2000年第1期：92-98。
羅運治
2000.06，〈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因素的探討〉，《淡江史學》，10：45-62。
龐天佑
1999，〈玄學與魏晉史學〉，《中州學刊》（鄭州），1999年第2期：122-126。
饒宗穎
1996，《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77：上海）。
[1] 內藤氏於京都大學講授的中國史學史課程，其講稿經多次講授修正後，即出版為《支那史學史》一書（東京：弘文堂，1953年）。
[2] 關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影響，張榮芳氏在〈民國以來的中國中古史學史研究〉（《中國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7年：頁593-608）一文中，已有相當扼要的論述，然筆者以梁啟超首次揭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乃於1922年於清華學堂講〈五千年史勢鳥瞰〉時，就已對中國自古以來史學發展有所反省與回顧，尤其是對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等的重視，稱「自有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然後中國始有史學矣」，也早於1922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輯錄成書時，而非遲至1926、1927年《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出版時，才開始反省傳統中國史學的發展。
[3] 關於史學、史家與時代三者的關係，朱際鎰、余英時等皆已闡釋，本文不再贅述。參閱朱際鎰〈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朱際鎰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歷史與歷史教育》，台北：學生書局，1993年：頁57-64），及余英時〈史學、史家與時代〉（收入阮芝生等編，《中國史學
論文選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頁85-109）。
[4] 關於1949年以後臺灣地區史學研究或是大陸地區史學研究的趨勢演變，李東華、王晴佳兩人的分期雖有差異，但都一致肯定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對於海峽兩岸史學研究相互交流的促進。參看李東華，〈一九四九年以後中華民國歷史學研究的發展〉，《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中國論壇叢書（台北：聯經，1988），65-83；及王晴佳，〈台灣史學的「變」與「不變」：
一九四九~一九九九年〉，《台大歷史學報》，24（1999），329-374。
[5] 梁啟超於《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云：「兩晉六朝，百學無穢；而治史者獨盛，在晉尤著。讀《隋書經籍志》及清丁國鈞之《補晉書藝文志》可見也。故吾常謂晉代玄學之外，惟有史學；而我國史學界，亦有以晉為全盛時代。」（頁25）。
[6] 鄭鶴聲在〈漢隋間之史學〉一文亦稱漢隋之間時期為中國史學的「昌盛時代」（《學衡》，33，1924年，頁4466）。
[7] 關於各版中國史學史專著對於魏晉南北朝的分期與評論，另於後文專節討論。
[8] 本文所參酌的相關魏晉南北朝史學史研究回顧之論著有張榮芳：前揭文；周樑楷，1991，〈史學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綜合討論〉，《大陸雜誌》，83.3：1-4；陳識仁，1999，〈北魏崔浩案的研究與討論〉，《史原》，21：111-145；謝保成，1987，〈史學史研究概述〉，收入中國史研究部編，《中國古代史研究概述》，淮陰：江蘇古籍出版社，頁474-511；朱仲玉，1981.06，〈中國史學史書錄〉，《史學史研究》，1981年第2期、1997.12，〈中國史學史書錄續篇〉，《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4期：21-28等文。
[9] 如：李宗侗（1979：41-75）、劉節（1982：71-137）、張孟倫（1983）、鄒賢俊（1989）、潘德深（1994：93-152）、瞿林東（1999：223-290）等的中國史學史，都以一~四章的篇幅來介紹魏晉南北朝的史學。
[10] 倉修良、魏得良的《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將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分為四期，其第二期為「以人物傳記為中心的漢魏六朝史學」（1983，黑龍江人民出版社）；高國抗的《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亦分為四期，秦至南北朝的史學亦為第二期，稱為「古代史學的確立與發展」；王樹民則稱戰國到南北朝之末為「史書體例成熟時期」（《中國史學史綱要》，北京：中華書局，頁6、45-87）。
[11] 金毓黻是以「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為一階段分述各史書（1973：59-91）；白壽彝習慣將中國古代史學分為五期：先秦時期、秦漢時期、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宋元時期、明清時期（1986：45-89）；陶懋炳也是分五期，魏晉至唐前期為「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期」（1987）等。另外瞿林東的單篇論述史學發展趨勢的論文，也多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為討論中心，如〈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1991）、〈魏晉至隋唐的歷史文獻學〉（2000），應是受到白壽彝的影響。
[12] 如前註的陶懋炳對於魏晉至唐前期的評價是「中國古代史學發展期」（1987）萬繩楠亦稱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是「取得過重大的發展」、「在史學史上，形成一種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2000：83）；高敏稱「繼承紀傳體史書的傳統並把它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的時期，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1993：55）；瞿林東則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學的發展〉中表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時期，也是中國史學成長起來以後走向發展的時期。」（1991：35），相似之語繁多不及備載。
[13] 大陸方面有蔣家驊，1989，〈魏晉南北朝史學興盛及其原因〉，《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高敏，1993，〈試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的興盛及其特徵和原因〉，《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3期：55-61；石榮倫，1994，〈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特點及其成因〉，《江海學刊》，1994年第1期；李穎科，1994，〈魏晉南北朝史學發達原因新探〉，《人文雜誌》，1994年第4期等文。臺灣則有杜維運1996.12，〈魏晉南北朝的衰亂與史學的極盛〉，《國史館館刊》，復刊21：47-68；羅運治（2000.06，〈魏晉南北朝史學蓬勃發展因素的探討〉，《淡江史學》，10：45-62為代表。
[14]逯耀東對裴松之與其《三國志注》的研究相關論著有：1974.05，〈《裴松之與《三國志》研究》〉，《國立編譯館館刊》，3.1；1974.05，〈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雜傳集釋〉，《台灣大學歷史學報》，1；1982，〈裴松之與《三國志注》研究〉，《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三）》（杜維運、陳錦忠編），台北：華世出版社；1985，〈《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1985，〈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評論〉，《食貨月刊（復刊）》，15.3、15.4；1997.12，〈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臺大歷史學報》，21：125-145；逯耀東氏將這些關於裴松之的研究論述彙集成書，終成《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變遷》專著（台北：東大圖書，1998）。
[15] 參見蔡瑄瑾，1994，《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16] 參閱崔凡芝，1994，〈裴注的史學意義〉，《史學史研究》，1994年第4期：42-48。
[17] 詳見張子俠，2000.06，〈《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74-79。
[18]就陳識仁氏所蒐集的論著，諸家研究崔浩者有谷霽光、呂思勉、牟潤孫、陳寅恪、周一良、王伊同、王曾才、孫同勛、逯耀東、陳漢平、陳漢玉、莫久愚、呂一飛、許殿璽、何茲全、陳明、劉偉航、宋德喜等，詳見文後所附之參考書目。
[19]繆鉞，1963，〈陳壽與《三國志》〉，原載於《歷史教學》第2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 313-346；李純跤，1989.09，〈陳壽行年鉤沈〉，《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3期：58-62；孫紹華，1997，〈《三國志》和陳壽的史識〉，《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2期：28-32；范家偉，1998，〈陳壽對《三國志》分行與並行的處理〉，《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1 期：39-42、1998.09，〈陳壽與《晉書》限斷爭議〉，《大陸雜誌》，97.3：1-13。
[20] 藍文徵，1953，〈范蔚宗的史學〉，《香港民主評論》，4.12，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304-310；束世澂，1961，〈范曄與《後漢書》〉，原載於《歷史教學》，1961年11、12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300-312。。
[21]錢穆，1955，〈袁宏政論與史學〉，《香港民主評論》，6.22，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 288-303；董文武，1999，〈《後漢紀》對《後漢書》的校勘價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長春），1999年第3期：43-48。。
[22]吉書時，1989.09，〈七家《後漢書》佚文可補范書之缺〉，《史學史研究》，1989年第3期：54-57。
[23]劉治立，1998，〈傅玄及其史學〉，《史學史研究》，1998年第2期：38-44。
[24]張承宗，1996.06，〈《漢晉春秋》在史學上的影響〉，《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35-40。
[25]李穎科，1987.09，〈論干寶的史學思想〉，《史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49-57。
[26] 陳俊強，1995.06，〈試論干寶與《晉紀》－－兼論東晉的史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23：59-95。
[27] 其論著資料如下：周春元，1985.03，〈蕭子顯〉，《中國史學家評傳》，河南：中洲古籍出版社；鄧仕樑，1987，〈蕭子顯的文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8；高國抗，1989，〈蕭子顯－－宗室身份和史家職責的矛盾〉，收入何茲全、趙儷生等著，《中國古代史學人物（上）》，（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12）；詹秀惠，1994.11，《蕭子顯與其文學批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丁福林，1996，〈《南齊書．文學傳論》對文壇三派的評價〉，《遼寧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王淑嫻，1998.07，《蕭子顯與《南齊書》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南齊書》體裁結構及相關評價之析論〉，《中正歷史學刊》（嘉義）：59-90。
[28] 周一良，1935，〈魏收之史學〉，原載於《燕京學報》第18期，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63）；另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書局，1976），頁311-347；孫同勛，1961，〈穢史辯誣〉，《幼獅學誌》，4.1、2；瞿林東，1985，〈說《魏書》非「穢史」〉，《江漢論壇》，1985年第5期；向燕南，1993，〈《魏書．釋老志》的史學價值〉，《史學史研究》，1993年第2期：57-61。。
[29] 劉重來，1984.12，〈《華陽國志》中詩歌諺語的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4期：35-38；劉固勝，1997，〈《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史學史研究》，1997年第2期：46-51。
[30] 陳恩林，1999，〈評杜預《春秋左氏傳》的「三體五例」問題〉，《史學集刊》（長春），1999年第3期：64-69。
[31]曹書杰，1995，〈王隱家世及其《晉書》〉，《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23-30。
[32] 喬治忠，1995，〈孫盛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32-40。
[33]顏尚文，1982.06，〈沈約的《宋書》與史學〉，《師大歷史學報》，10；盧建榮，1994.06，〈沈約(四四一至五一三)的思想--結合歷史評論與社會評論〉，《師大歷史學報》，22：15-29。
[34]曹爾琴，1978，〈酈道元和《水經注》〉，原載於《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3期，後收入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347-360。
[35] 逯耀東氏以史評、史注、雜傳、別傳與《世說新語》等具體史書體例來論述魏晉史學的發展與其他學術思想的交互關係，可參看氏著《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該書匯集了上述史書體例的討論，以及該史書體例反映出的史學思想。
[36] 杜維運，1997.05，〈文心雕龍與史學〉，《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4：1-6；；黃東陽，1998.09，〈經學、文學、史學的結合－－「文心雕龍‧史傳」篇初探〉，《孔孟月刊》，37.1：38-42。
[37] 參見1974.06，〈別傳在魏晉史學中的地位〉，《幼獅學誌》，12.1：1-38；1981，〈魏晉別傳的時代性格〉，《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98.06，〈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以列傳和別傳為範圍所作的討論〉，《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未出版；1998.12，〈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以列傳和別傳為範圍所作的討論〉，《臺大歷史學報》，22：1-15等文。
[38] 同註14。
[39] 黎子耀，1981，〈魏晉南北朝的歷史編纂學〉，《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1期；李穎科，1993，〈魏晉南北朝歷史編纂學簡論〉，《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李穎科，1993，〈魏晉南北朝歷史編纂學簡論〉，《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
[40] 逯耀東，1970.09，〈《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類的分析〉，輔仁大學《人文學報》，1：325-360；1973.05，〈《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5；1980.07，〈從《隋書‧經籍志‧史部‧雜傳》的形成論魏晉史學轉變的歷程〉，《食貨月刊（復刊）》，10.4：頁121-142。李廣建1998，〈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與《隋書‧經籍志‧史部》的形成－－以《隋書‧經籍志‧史部》為分析對象〉，《結網編》（黃清連主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06，〈南朝簿錄與隋唐之間的目錄編纂－－以《七林》和《隋書‧經籍志》為討論中心〉，《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未出版。
[41] 關於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目前海峽兩岸的看法雖有相當大的差異，但至少都肯定魏晉南北朝的教育是處於「蛻變」階段，如伍振鷟（1999，〈中國教育史〉，《教育學入門》：頁62），或是正面肯定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承先啟後」的地位與作用，如張瑞璠（1994，〈序〉，《玄儒佛道教育理論比較研究》：頁1）。
[42] 雖然這四祭酒所擔負的可能僅是學術研究的任務，而非教育職責，但卻也顯現「史學」開始脫離經學或是儒家發展的端倪。其事參見《晉書》（北京：中華書局）卷105，〈石勒載記〉：2735-2736。
[43] 元嘉十五年設學之事載於《宋書》（北京：中華書局），卷93，〈隱逸傳‧ 雷次宗〉：2293、《南史》（北京：中華書局），卷75，〈隱逸傳‧ 雷次宗〉：1868、《南史》（北京：中華書局），卷2，〈宋本紀‧ 文帝〉：45-46等處。這次所建立的四學講座中的「史學」，在史書中雖未明確說明其教學內容為何，然就曾於「儒學」講座門下受學的齊高帝蕭道成的治學內容為《禮》及《左氏春秋》推論，當時「史學」講座內容應比較偏於當時所謂的「三史」，至於「三史」內容為何，則待將來另撰文分析。
[44] 如逯耀東〈裴松之與《三國志注》〉、〈裴松之《三國志注》的自注〉、〈裴松之與魏晉史學評論〉等文，皆收錄於《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一書中，另有蔡瑄瑾《裴松之家學傳承及六朝史學的演變》（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4）。
[45] 如王淑嫻，1998.07，《蕭子顯與《南齊書》研究》，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頁29-39。
[46] 唐朝將史書列為科舉考試的科目，有一史、三史兩科與明經、進士等並存，其事載於《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44，〈選舉志上〉：1161-1162；甚至是弘文、崇文兩館的入館標準之一也以史書為依據。
[47] 其中包括錢穆，1952.10，〈經學與史學〉，原載於《香港民主評論》，3.20；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120-137、1955.11，〈袁宏政論與史學〉，原載於《香港民主評論》，6.22；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288-303、1958.11，〈中國史學之特點〉，原載於《新亞生活雙週刊》，1.15；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1976），頁1098-1108等文；以及呂謙舉1961.10，〈兩晉六朝的史學〉，原文載於《香港人生半月刊》第263期，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一）》，台北：華世出版社，頁348-362、1965.2，〈兩晉六朝的史學〉，原文載於《香港人生半月刊》第342期，後收入杜維運、黃進興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二）》，台北：華世出版社，頁1075-1097。
[48] 如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07），於〈編者說明〉即指出，本書主要任務是：「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逐步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索和總結；確切地劃分其發展階段，闡明各階段史學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繫；運用馬克思主義對我國豐富的史學遺產進行批判、總結，重點放在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上。」
[49] 按張氏註，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主編出版的有《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86）、《（第二屆）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87）、《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1991），三集中有關中國史學史的論文達三十篇。另1998年6月又有第四屆史學史研討會在臺中舉行。
[50]如張榮芳即於〈魏晉至唐時期的《漢書》學〉一文中，明白指出其參考大陸學者論點之處，收入《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台中：青峰出版社，1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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