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次的閱讀,讓我稍微瞭解到司馬遷對於撰寫〈伯夷列傳〉的苦心。此次的報告形式希望以札記來呈現自己對於「伯夷怨或不怨」的議題上。在此,就以我自己讀〈伯夷列傳〉的心得來一一說明。初看此篇文章,感覺上像是探討體例的問題,因瀧川龜太郎的註引用近代各家對於伯夷是否可列於傳首,而司馬遷在書中也大量引用孔子與自己的說法下去佐證對於伯夷、叔齊的問題上。另外,司馬遷在文中引用「怨」字,除了替伯夷、叔齊說明他們可貴的德行,另舉出「天道」之意,在此文中,司馬遷一直以「天道觀」來敘說伯夷、叔齊、盜蹠、顏回等人的功過,並闡明自己對於伯夷、叔齊的看法。首先就以伯夷、叔齊是否真餓於首陽山來說,司馬遷認為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並隱居於首陽山,且在首陽山食采薇最後因此而死。但村尾元融有提出自己的考證:

「義不食周之粟,謂不仕周而食其祿也;非謂不食周地所生之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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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尾元融對於此的看法,我認為是有其可討論的空間存在的,因為司馬遷是以實地去首陽山後,看待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的。但是村尾元融是以《史記》來看待此事,難免會有是否真是如此的看法。此事我認為可疑也可不疑,可疑在於從前文伯夷、叔齊跟隨許由、務光的事蹟倣效之,最後是否真餓死於首陽山?那在實行此一動作時的心境為何?如果從這幾點下去探討,村尾元融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不疑的地方是司馬遷寫伯夷、叔齊時有引用孔子對於「聖賢說」的觀點,所以會理所當然不疑,因為司馬遷是站在前人的角度來看待伯夷、叔齊與盜蹠、顏回等人的。當然,在此的解說還是不夠充分,也可能是個人的解釋面相還不夠全面,還需要多一點的資料加以補充。若從司馬遷的文意下去推論,那與後面所要談的就息息相關了。由於有「隱於首陽山」加上「義不食周粟」,最後「遂餓死於首陽山」,司馬遷都以這些是「聖賢」才會做到的事情來鋪程最後所要說的「聖人作而萬物觀」。在此,我認為司馬遷是以主觀的看法與其經歷來述說此事,且其中還引用「說者曰」、「其傳曰」、「孔子曰」、「賈子曰」等等的著述者,除了要與以佐證外,並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思維,並藉由前人的話語來支撐自己的看法;就好像在寫一篇文章時,大量引用前人的話語,目的就是在支撐自己的看法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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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對於司馬遷所說的「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和司馬遷引用孔子的「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這兩句有所感觸。「天道」是向天學習,「人道」是向人學習,那中國的史學著重的是大自然的運行與循環,是否就跟章學誠所說的「因事命篇」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於司馬遷所寫與引用的這兩句,感覺脫離不了中國史學獨有的傳統,而這個傳統是史家對於自身,甚或當世的一種詮釋。就像司馬遷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又要如何才能貫徹這兩種學問呢?談「古今」對於史家來說是容易之事,但是「天人」如何能通曉?如果說「天人觀」是遵循大自然的腳步走,那麼從上古就有此傳統與思維模式了,因為早先史官便以祭祀為主,所以自然而然會有此思維,也因為如此才有記注的意味存在其中,而史官的精神也就傳承下來。若以上的推論可成,那麼司馬遷寫伯夷、叔齊「怨乎不怨」其實也已顯明其中了。但這是我主觀的認為,是否真是如此,還要查找相關資料才能明白。但是,後面所提到的問題,是可以深思的。但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是因為對此產生混雜之感,而是希望能藉此釐清「天人」與「古今」之感,雖然現代對此的相關論述繁多,且也把二種學問作一個分隔,但還是有此疑問,希望能從司馬遷的《史記》中找出以上的問題來。


歷史系 程俐雪 三年級 96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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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與《漢書》,文獻探討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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