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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據《漢書‧張衡傳》，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複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案：後漢東觀、蘭台為國家書府並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
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後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准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 “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據《漢書‧張衡傳》，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複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案：後漢東觀、蘭台為國家書府並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
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後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准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據《漢書‧張衡傳》，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複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案：後漢東觀、蘭台為國家書府並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
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後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准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
司馬遷的《太史公書》在完成之後的處置情況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均有交待。《自序》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報任安書》曰：“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兩名互文見義。前者稱“藏”，即藏本，後者則應是傳本。《報任安書》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案：“通邑大都”指京師），正與《自序》“副在京師”相互發明。又，“在京師”者既稱 “副”本，“藏名山”者則應是正本。可見《太史公書》原有正、副兩本，正本“藏之名山”，秘而不宣；“副（本）在京師”，以俟 “傳之其人”（顏師古曰“能行其書之人”）。這兩種本子俱百三十篇完帙，為作者生前寫定，且親手作了上述藏、傳安排。此事當無疑義。
對《自序》“藏之名山”一語，前賢有不同的解釋。司馬貞《索隱》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於群玉之山，河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注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司馬貞認為《自序》此言“名山”是用《穆天子傳》“群玉之山”的典故，指“古帝王藏策之府”，因謂司馬遷書“正本藏之書府”（《史記‧自序‧索隱》）。近人陳直另有一說：“所謂名山，即是藏於家。太史公卒後，正本當傳到楊敞家中，副本當在天祿閣或石渠閣”（《漢晉人對〈史記〉的傳播及其評價》）。當今，陳說廣為傳佈，而司馬貞說反而不顯。筆者以為，陳說可商之處有二：其一，將“名山”解釋為“藏於家”，不明所據，無從徵信。其二，司馬遷女婿楊敞家確有《太史公書》，漢宣帝時楊惲“宣佈”者即是。該本既已傳至楊惲，又由他公諸於世，可謂“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但分明是“副在京師”本。陳氏恰好把司馬遷書正、副兩本之藏、傳說錯位。而司馬貞說“正本藏之書府”倒是甚有理據，問題是此“書府”究竟是何處呢？
考西漢書府，初有天祿閣、石渠閣等，係蕭何所造，以閣秘書。惠帝廢“挾書律”，民間漸有《詩》、《書》流行。及至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劉歆《七略》），“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迄諸子傳說，皆允秘府”（《漢志‧總序》）。司馬遷《自序》有兩處提到漢廷書府：一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曰“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前一句的“石室金匱”乃泛言西漢書府，除天祿、石渠閣外，《七略》稱“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廷閣、廣內、秘室之府”。劉歆此言內、外秘府是否俱武帝所置，今不詳；但所謂“太史之藏”，即作為國家書府的“太史公（府）”，東漢衛宏《漢舊儀》則明指為“武帝置”，又稱太史公 “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云云。衛宏此說向有爭議，尚可繼續討論，但他所說武帝所置太史公的職掌並非無稽之談。司馬遷《報任安書》自稱太史公掌“文史星曆”。文，指的是典司篇籍，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 是其證。史，指記事述史。桓譚說“太史公不掌書記，則不能條悉古今”（嚴可均輯《全漢文》卷三十）和王充說太史公“有領掌書記之職”（《論衡‧定賢篇》）俱其佐證。太史公既畢集“天下遺文古事”，又受“天下計書”，其庋藏之富，可以想見。它當是一所大型綜合性國家書府，為武帝“建藏書之策”的一項重大文化建置。司馬遷為太史公，領掌這所書府並在此“條悉古今”，著述歷史，可知太史公府乃國家書府兼史官著述之所，“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隋志‧序》）。後漢史官亦沿其制，東觀、蘭台即為著名書府。劉珍等校書東觀，修撰《漢記》；班固典校蘭台，著述《漢書》。故劉知幾曰：“斯蘭台之職，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以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紀》，相繼在乎其中，而都謂為作，競無它稱”（《史通‧史官建置》），所言甚是。
據《漢書‧張衡傳》，曾兩度出任太史的學者張衡稱：“蓬萊，太史秘府”。《竇融傳》附《竇章傳》曰：“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注：“老子為守藏史，複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為秘府，幽經秘錄並皆在焉。”案：後漢東觀、蘭台為國家書府並史官著述之所，蓋承先漢太史公舊制；而當時學者將“太史秘府”稱作道家名山蓬萊，亦當所來有自。由此推知，司馬遷《自序》所言“名山”，指他曾供職的太史公府，《太史公書》正本所“藏之名山”實為國家書府——太史公府。
又，司馬遷遭“李陵之禍”入獄，受腐刑，出獄後為中書令。他雖不再擔任史官，但他的著述事業仍在繼續進行。按漢時制度，如果武帝沒有准許，司馬遷就不可能自行其事。書成，仍名曰“太史公書”，亦可推知司馬遷的著述行為得到了武帝的允許。因此，司馬遷將其書正本藏入太史公府也就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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